Processo n.º 341/2019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penal)
Relator: Fong Man Chong
Data : 1 de Julho de 2021
Assuntos:
- Crime continuado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SUMÁRIO:
I – O pressuposto da continuação criminosa é a existência de uma relação que, de fora, e de maneira considerável, facilitou a repetição da actividade criminosa, tornando cada vez menos exigível ao agente que se comporte de maneira diferente, isto é, de acordo com o direito.
II - Considerando a factualidade apurada, é de oncluir-se que o Recorrente/arguido não tomou, em momentos distintos, a correspondente resolução diferente, tendo escolhido o método mais adequado para o conseguir fazer, pelo que há única resolução criminosa. Como estamos perante a realização plúrima do mesmo tipo de crime e verificam-se os aludidos pressupostos do crime continuado, desde logo, a existência de uma situação exterior que tenha facilitado a execução dos factos imputados, por isso, diminua consideravelmente a culpa do arguido, pois não foi o arguido que “criou” as condições necessárias à realização de cada um dos ilícitos, mas, “foi obrigado” a apresentar tais documentos e ele “aproveitou”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para manter a versão uniforme de “casado” (em vez de divorciado), impõe-se, por isso, a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sob forma continuada.
O Relator,
_______________
Fong Man Chong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編號：第341/2019號1
上 訴 人 ：A
上 訴 標的：第一審有罪判決
日 期：2021年7月1日
*
一、 案情敘述
2019年2月1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17-0231-PCC號卷宗)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8月2日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偽造文件罪，各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
嫌犯A不服判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理據如下（結論部分）：
1. 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以直接正犯身份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8月2日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偽造文件罪，各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2. 然而，除了給予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不認同有關裁判，並認為有關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以及第400條第1款規定之法律解釋錯誤的瑕疵。
3. 本案中，除了卷宗書證外，在庭上只有上訴人的聲明，以及兩名證人H及C的陳述。
4. 就上訴人對於在2011年11月28日辦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時填報為已婚及簽署了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的行為，在庭審中，上訴人在庭審上作出聲明：
(1) “我們當時結婚時，當時有點家務事，我太太當時生了孩子，有了產後抑鬱症，她也不上班，她在家畫畫，她是畫畫的，然後就沒有理由的開始鬧，然後一氣之下，她就說要離婚，我說不離，孩子還是要扶養，她就一氣之下自己遞了給朝陽法院申請離婚，就調解了一下，沒有調解成，當時就做了個離婚調解書，當時在法庭簽了一套離婚協議財產分割的文件，這文件是我們在法庭上簽字，在朝陽法院備檔了我們財產分割的協議。我們之間沒有跟任何人說，包括她的母親，我的家人、我們的孩子，就說我們還在一起生活，因為孩子還小，對外也沒有公開，一直還在一起生活，住在一個屋簷下，我想也許她過去後悔了，經過修復後我們便能復婚了，而她也表達當時很衝動，慢慢慢慢我們便在一起，都覺得可以”。(參見Recorded on 30-Oct-2018 at 11.44.35 (2IW09RKW03320121).wav 5:55-7:49)
(2)“我們(上訴人及B)還在一起生活”(參見Recorded on 30-Oct-2018 at 11.44.35(2IW09RKW03320121).wav 8:03-8:07)
(3)“我們(上訴人及B)有事實婚姻在裏面，我們都在一起生活，包括也有夫妻生活”(參見Recorded on 30-Oct-2018 at 11.44.35(2IW09RKW03320121).wav 19:33-19:40)
5. 就辯護人向證人H的提問“你回想一下，他們(上訴人及B)2010年至2013年的關係是怎樣的？”證人回應“應該還在一起，去他們家吃飯都是一起的。”辯護人再問“一三年的時候還在?”證人回應“是的”(參見Recorded on 30-Nov-2018 at 10.55.53(2JW)NT0G03320121)_join.wav 5:15-5:33)證人H更確認：“一三年我們經常去他家食飯，他們還是住在一起”。(參見Recorded on 30-Nov-2018 at 10.55.53(2JW)NT0G03320121)_join.wav 10:22-10:37)
6. 辯護人問證人C“你知他們何時離婚？”，證人C回應：“離婚時我不知道，我是2013年2、3月時我還經常去他們家，他們還在在一起生活，還一起住。那時公司有應酬，我作為司機，因為我是參加了宴會，我不喝酒給他們開車。完了我送他回家，早上起得早，還要去公司，公司又離家裏遠。”辯護人問：“所以說你送完他後會待在他家?”證人C回覆：“是的。”(參見Recorded on 30-Nov-2018 at 10.55.53(2JW)NT0G03320121)_join.wav 15:32-16:49)
7. 從上述上訴人在庭上作出的聲明及兩名證人的證言，均能清楚顯示出雖然上訴人於2010年8月2日在內地透過法院調解辦理離婚手續，但至少直至2013年上訴人與B仍一直同居生活，且上訴人已清楚表示有夫妻生活，證人H都有與他們一起食飯，及證人C都有親眼目睹上訴人與B有維持同居夫妻生活，甚至上訴人都表示有與B復婚的打算。
8. 換言之，上訴人至少至2013年仍維持著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情況，且第三人都認為上訴人與B是夫妻關係。這符合《民法典》第1471條規定的事實婚概念，即兩人自願在類似夫妻狀況下生活者，其相互關係即為事實婚關係。
9. 因此，在卷宗第13頁之“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中載明“本人A，持有中國護照編號為…，檔案編號2507/2006，聲明至今仍與B，持有中國護照，編號為…維持夫妻/事實婚關係。現本人保護上述聲明屬實，絕無虛假；如發現與事實不符，本人願承擔相應之法律責任”。(粗體及底線為本文所加)
10. 根據卷宗第167至171頁之文件顯示，B是以家團成員的身份申請來澳定居的。為獲得投資居留澳門的資格，只要符合了資產性要件，根據第3/2005號行政法規第5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不論上訴人及B是婚姻關係或事實婚，B都符合申請來澳定居的條件。(參見卷宗第167至171頁)
11. 故此，不論上訴人在辦理居留許可續期時申報是已婚抑或如同卷宗第13頁之“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中所載維持事實婚關係，都不影響B來澳定居的資格。(參見卷宗第13頁)
12. 於2012年4月17日簽訂之買賣公證書中上訴人聲明已婚，除了基於上述所指仍維持同居關係之外，根據卷宗第483頁至486頁在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備檔的文件顯示，在澳門用作投資移民的位於氹仔...X樓X單位歸上訴人與B所有。上訴人在庭上作出聲明時，“因為當時在離婚協議中有寫是一人一半，所以我認為是屬於夫妻財產，而且我們又在一起生活，這個我不寫反而我有利，但我們在離婚協議都寫了有這個澳門的財產房屋一人一半，所以當時問我財產是否個人的，還是夫妻共有的，我便回答了是夫妻共有的”。(參見Recorded on 30-Oct-2018 at 11.44.35(2IW09RKW03320121).wav 26:18-27:24)
13. 易言之，上訴人在卷宗第44至47頁之公證書中聲明已婚，更大程度是基於其深信財產是屬於自己及B的，故此才會聲明是夫妻共有的。
14. 事實上，不論B是否屬卷宗第44至47頁公證書所載物業之所有人，都不會影響B以家團成員來澳定居的申請。
15. 上訴人在簽訂卷宗第44至47頁之買賣公證書時，根本不存在為B取得投資移民澳門身份的特定意圖，反而只是單純因只有其一人簽署該公證書，根據卷宗第483頁至486頁在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備檔的文件顯示該物業屬於共同財產，且仍維持事實婚關係，上訴人才會作出有關聲明，以便符合離婚協議所載之規定。
16. 倘若上訴人確有待定意圖為B取得澳門定居的資格，其根本不會向貿促局作出卷宗第103頁通知其與B已離婚的聲明。(參見卷宗第103頁)
17. 上訴人在向貿促局作出卷宗第103頁的身份狀況聲明及提交卷宗第104至105頁之文件時，上訴人及B均仍未連續通常居住滿7年，貿促局亦因此在卷宗第108頁向上訴人要求提交書面聽證，因為貿促局是可以廢止上訴人的居留許可的。貿促局是在充分考慮了上訴人所提交之文件，才會在最後審核後，發出上訴人及B已連續居住滿7年的確認信，否則B根本不會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而這正是因為上訴人有向貿促局作出有關申報，貿促局才能對上訴人及B的申請個案進行最全面的審查。
18. 至少上訴人有自願向貿促局申報有關情況，即使逾期提出，但根據第3/2005號行政法規第18條第4款後果為可導致臨時居留許可被取消，不應以此認為上訴人具有為B取得在澳門居留的資格。
19. 上訴人在庭審中就2014年8月18日作出的聲明之動機解釋為：“當時我們確實不在一起生活了，她從家裏搬走了，而且我跟現任妻子已結婚，我覺得應該那段婚姻沒有了”。(參見Recorded on 30-Oct-2018 at 11.44.35(2IW09RKW03320121).wav 16:22-16:49)當辯護人問：“為什麼你14年8月突然跟貿促局說你們是離婚呢?”上訴人回應：“因為我們快要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而我確實那時無再跟前妻在一起了，有新的妻子了，所以我覺得便應該通告(貿促局)。”(參見Recorded on 30-Oct-2018 at 11.44.35(2IW09RKW03320121).wav 33:08-33:27)
20. 從上述所指之證人證言、上訴人的聲明、卷宗書證及一般經驗法則，均可以得出結論上訴人不具有獲證實事實第13條所指之為自己及其家人取得在本澳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的特定意圖。
21.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規定之偽造文件罪，需要有特定為取得來澳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之意圖，唯本案中上訴人根本不存在該特定的故意要素。故此，被上訴判決不應視控訴書第9條及第13條事實為已證事實。
22. 而且，上訴人在卷宗第1頁、第13頁及第45頁之文件中聲明是已婚，是因為其認為與妻子仍同居，並維持事實婚關係，才會作出已婚的聲明，且其作出的聲明不會對B是否取得定居澳門的資格造成影響，畢竟不論屬已婚抑或事實婚，B同樣都能以家團成員的成分來澳定居，這更顯示出上訴人具有為B不正當得利的意圖。因此，亦不應視控訴書第14條為獲證實事實。
23. 原審法院認定控訴書第9、13及14條事實為已證事實致使被上訴裁判沾有審查證據明顯錯誤的瑕疵。
24. 從上述可見，經過庭審獲得的證據根本不足以證明上訴人存在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偽造文件罪之特定意圖，且即使不如此認為，亦應認定上訴人是存在對事實要素認知上的錯誤，才作出屬“已婚”的聲明，基於錯誤而妨礙了上訴人作出守法行為的自由意願。只有在行為人對於犯罪的事實情節存在完整正確的認識時，仍然決意實施犯罪行為才構成故意犯罪。在對事實情節認識錯誤的場合，行為人實際上是沒有認識到犯罪全部事實情節(不知自己的行為已屬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就故意的組成而言，上訴人缺乏認識要素(存在認識瑕疵)，更談不上意志要素，因而根據《刑法典》第15條之規定，有關錯誤是阻卻故意的。
25. 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偽造文件罪必須以故意作出，過失不構成偽造文件罪。因此，上訴人被判處之兩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三項偽造文件罪應被開釋。
26. 否則，由於不存在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規定之特定意圖，應僅以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規定之偽造文件罪及第245條規定之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處罰上訴人。
倘若不如此認為(純粹假設)，並認為上訴人具有觸犯偽造文件罪的意圖，則為著履行訴訟代理人的謹慎，現繼續陳述如下：
27. 由於上訴人具有的意圖是為進行在澳門的投資移民，其餘作出的提交續期申請及簽訂買賣公證書的行為均涉及同一犯罪計劃，具有同一犯罪故意，因此，應視有關犯罪為一罪而同樣僅判處上訴人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
28. 即使不如此認為，上訴人的買賣公證署簽訂後是要提交予貿促局以證明符合投資居留的資產性要件，既然他在2011年11月28日辦理續期申請時已申報了要維持婚姻關係，其達至同一取得投資移民澳門之目的，其在公證書中便同樣需要聲明與B是已婚，否則便無法繼續“隱瞞”沒有向貿促局申報已離婚的情況，直接影響B的投資移民的家團成員申請。
29. 根據《刑法典》第29條第2款之規定，數次實現同一罪狀及基本人保護同一法益之不同罪狀，而實行之方式本質上相同，且係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外在情況誘發下實行者，僅構成一連續犯。
30. 由於上訴人是以相同作出聲明的方式而使錯誤的婚姻狀況載於文件上，且尤其後續簽訂公證書的犯罪是要掩飾其前述辦理續期時已作出的聲明，否則其投資移民申請將受到影響，這使上訴人可自由選擇是否犯罪的自由意志降低，故此，上訴人作出的偽造文件行為應視為一連續犯，如認為存在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規定之特定意圖，根據《刑法典》第73條之規定，應以一罪處罰。
31. 倘若認定不存在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規定之特定意圖，則應僅以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規定之偽造文件罪，及第245條規定之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處罰。
32. 在量刑方面，根據被上訴判決的已證事實，當中載明“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嫌犯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如下：嫌犯為商人，月入平均人民幣30,000元。需供養父親、妻子及二名未成年子女。學歷為大專畢業”。
33. 既然獲證實事實第12條顯示上訴人2014年8月向貿促局作出已離婚的申報通知，可見上訴人存有悔意，使貿促局在審閱其個案時能以當時最真實的情況作考慮，此很程度地將消滅其基於偽造文件之行為而可能獲得澳門永久性居民的利益，此顯示出嫌犯存有悔意的事實屬上訴人再社會化的好徵兆。
34. 而且，上訴人故意程度不高，並是基於其對所處之婚姻狀態的誤解，才會觸犯相應犯罪，且不法性不高，亦沒有造成嚴重後果。上訴人在內地有正當及穩定之工作，又有供養父親及子女的生活的需要，這些外在因素均顯示出上訴人積極重新適應社會的具體表現，不再犯罪的利好因素。
35. 而且，正如被上訴裁判所載，兩名證人均就上訴人生活狀況及人格特徵作出了聲明，並表示上訴人的行為良好及守法。
36. 故此，根據《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及第65條之量刑標準，如判處上訴人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規定之偽造文件罪，及第245條規定之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經競合後，應判處不高於1年8個月之徒刑最為合適。如判處上訴人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處罰之一項偽造文件罪，應判處不高於2年的徒刑。
37. 原審法院對上訴人處以3年6個月的徒刑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及第65條之規定，使被上訴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c)項之法律解釋錯誤的瑕疵。
38. 此外，為著決定是否准予緩刑，需符合《刑法典》第48條所訂定之前提要件，在上訴人被判處的徒刑符合了該條訂定之不超逾3年徒刑之形式前提下，倘對上訴人以監禁作威嚇已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時，便應給予上訴人暫緩執行徒刑的機會。
39. 事實上，考慮到上訴人的實際情況，尤其是其已顯示出重返社會之好徵兆以及存在對家庭所承擔之責任，有關的判刑已能使上訴人吸取教訓，使上訴人獲得警惕，可合理期望上訴人不會再犯罪，從而達至重新納入社會之目的。在一般預防方面，原審法院根據《刑法典》第64條以及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之規定而判處上訴人徒刑，這已足以使公罪恢復對法律秩序有效性的期望與信心，亦能遏止其他人犯罪。
40. 有鑑於此，即使給予上訴人緩刑的機會亦足以達至上述刑罰一般預防之目的。上訴人的情況已完全符合《刑法典》第48條第1款訂定之形式及實質要件。即使對上訴人處以徒刑，亦應給予上訴人緩刑的機會，以更有利於上訴人的再社會化。
41. 倘若法官 閣下認為對實現處罰之目的為合宜及適當，亦不排除法官 閣下在准予緩刑的同時，根據《刑法典》第48條第2款設定上訴人需於一段較長的期間內履行某些嚴厲的義務或遵守某些行為規則或附隨考驗制度。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
1. 以被上訴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之審查證據明顯錯誤的瑕疵為由，廢止被上訴裁判，開釋上訴人被指控之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規定及處罰之全部偽造文件罪；
2. 如不認同，則補充請求以被上訴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之審查證據明顯錯誤及第1款規定之法律解釋錯誤之瑕疵為由，廢止被上訴裁判，認定上訴人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規定之偽造文件罪及一項第245條規定之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判處上訴人，並經犯罪競合後，判處上訴人不高於1年8個月的徒刑，且給予上訴人暫緩執行徒刑的機會；
3. 如仍不認同，則再次補充請求以被上訴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之審查證據明顯錯誤及第1款規定之法律解釋錯誤之瑕疵為由，廢止被上訴裁判，認定上訴人以連續犯方式觸犯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規定及處罰之偽造文件罪，並判處上訴人不高於兩年的徒刑，並給予上訴人暫緩執行徒刑的機會。
*
檢察院對上訴人A的上訴作出答覆，理據如下（結論部分）：
1. 根據上訴人與B於2010年8月2日所簽署的離婚協議書所示(參見卷宗第484至485頁)，上訴人負責撫育子女，B有隨時隨地探望子女的權利。由此可見，兩人協議離婚後，上訴人與前妻B是實際處於分居的狀態，否則，如果兩人仍然共同在一起生活，協議書上没有必要寫上“B有隨時隨地探望子女的權利。＂由此可見，上訴人以其協議離婚後仍然與前妻維持所謂“事實婚＂的同居關係的辯解純屬藉口狡辯，不可採信。
2. 上訴人作為一名受過較好教育的商人，不可能不知道透過法院調解而協議離婚的效力與判決離婚的效力相同，不可能不知道離婚後父母對子女撫養及探視是其權利及義務，但這種經常的探視而與前妻相見或相處並不能產生“事實婚＂的法律效力。因此，上訴人提出其主觀上存在《刑法典》第15條的“對事實情節之錯誤＂顯然亦是毫無道理的。
3. 上訴人所涉及偽造之文件為公文書或與公文書具同等效力之文件，屬於具特別價值之文件，該等偽造行為同時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45條所規定之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及第6/2006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之偽造文件罪，這種情況明顯屬於法條競合，法理上應從一重罪處罰。因此原審判決將上訴人之行為定性為觸犯第6/2006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之偽造文件罪並無不妥，因為後者的法定刑（最高8年徒刑）明顯高於前者的法定刑(最高5年徒刑)。
4. 上訴人於2011年11月28日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辦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及於2012年4月27日在私人公證員辦理樓宇買賣合同公證書時聲稱其為“已婚”的兩次行為事實，雖然兩次侵犯刑法所保護之法益，但是所侵犯之法益在本質上相同，而且均是在同一外在客觀情況下實施的，其行為之意圖或目的均是為了不影響其前妻B的投資移民申請，故該兩次偽造文件的行為符合《刑法典》第29條第2款所規定的連續犯之要件。
5. 根據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之規定，偽造文件罪可被科處2至8年徒刑，故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就該罪應判處不高於2年徒刑的訴求明顯缺乏法理依據，而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2年6個月徒刑，僅略高於該罪抽象法定刑幅的下限，絕不過重。
6. 考慮到上訴人在實施本案的犯罪行為時為初犯，其所實施的犯罪事實之嚴重性及罪過之程度，以及上訴人再次實施犯罪之危險性尚未達至很高程度。也就是說，科處於上訴人的有關徒刑尚未達至必須實際執行的嚴峻程度。如果對未至達到必須收監服刑之嚴重程度之上訴人予以實際收監執行徒刑，顯然與刑罰之目的不符。
7. 因此，檢察院認為，結合本案之案情並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已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符合《刑法典》第48條第1款所規定之暫緩執行徒刑之前提條件，應可考慮給予上訴人緩刑。
8. 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請求及理由屬部分成立，亦即檢察院認同不應判處上訴人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偽造文件罪，而應改判上訴人以連續犯之方式觸犯一項上述偽造文件罪及判處2年6個月徒刑。
9. 最後，根據本案的具體案情及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檢察院認為上訴人之情況符合《刑法典》第48條第1款所規定的適用緩刑的前提條件，應可考慮給予上訴人緩刑。
*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中級法院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嫌犯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並應以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的偽造文件罪，及一項《刑法典》第244條及第245條所規定的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兩罪實際競合的狀況來作出歸罪，並在具體量刑上作出：
應維持原審法院就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決定的2年6個月徒刑，而就另一項《刑法典》第245條方面，應把刑罰設定於1年6個月，最後在兩罪競合後，應合共判處3年徒刑。另外，基於本案中的事實所反映的狀況，我們認為透過刑罰暫緩執行，基本上也可達到預防犯罪的目標。因此，應設定不低於3年的暫緩執行期間，並考慮設定附加《刑法典》第49條第1款c)項的行為義務，向本地社會機構捐獻不低於澳門幣10萬元以作為緩刑條件。
*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依法定程序檢閱卷宗，並作出評議及表決。
* * *
二、事實方面
經庭審後原審法庭確認下列事實為既證事實：
1. 2006年10月24日，嫌犯A以購買不動產為由向貿易投資促進局申請臨時居留許可，惠及其本人及三名家團成員，即其配偶B、女兒D及兒子E，並在有關申請書上簽署確實(見卷宗第167至173頁)。
2. 嫌犯簽署上述申請書時已清楚知悉“申請人與申請人各家團成員之身份關係，在申請後如有任何變動，需向貿促局申報，否則需承擔一切法律責任”，而離婚為一種身份狀況的變更(見卷宗第170頁)。
3. 2007年9月17日，嫌犯、B、D及E獲批給臨時居留許可(見卷宗第317頁)。
4. 12月26日，嫌犯、B、D及E憑上述臨時居留許可獲身份證明局發出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見卷宗第117至118頁、124至125頁、135至136頁及140至141頁)。
5. 2008年9月16日，嫌犯向貿促局辦理彼等臨時居留許可續期(見卷宗第109至115頁)，並於2009年12月16日獲批准(見卷宗第166頁)。
6. 2010年8月2日，嫌犯與B在內地透過法院調解辦理離婚手續(見卷宗第103至104頁)。
7. 2011年11月28日，嫌犯再向貿促局辦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時，在申請書上仍填報為已婚並簽署確認(見卷宗第2至8頁)。
8. 嫌犯在辦理上述續期手續時，同時向該局填寫、簽署及提交了一份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聲明仍與B維持夫妻關係(見卷宗第13頁)。
9. 事實上，嫌犯簽署上述相關文件時已清楚知悉其與B已離婚。
10. 2012年4月27日，嫌犯在XXX私人公證員辦理樓宇買賣合同之公證書時，聲稱其為已婚並簽署確實(見卷宗第410至412頁之樓宇買賣公證書證明書)。
11. 8月15日，嫌犯的上述續期手續獲批准(見卷宗第102頁)。
12. 直至2014年8月18日，嫌犯才向貿促局表示已與B於2010年8月2日離婚及遞交相關文件(見卷宗第105頁)。
13. 嫌犯意圖為自己及其家人取得在本澳許可居留所需之法定文件，明知早已與B結束婚姻關係，但沒有及時如實通知貿易投資促進局，反之作出上述身份資料之虛假聲明，從而獲批出臨時居留許可續期。
14. 嫌犯清楚知悉其購買不動產時已離婚，仍向公證員聲稱其為已婚，將不實的資料記載於公證書上及簽署確實，意圖為其本人或他人獲取不正當利益及令本地區有所損失。
15. 嫌犯之上述行為也損害了該類文件的公信力，影響到該類文件所載資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危害到了本特區和第三者的利益。
16. 嫌犯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17.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會受法律之相應制裁。
*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嫌犯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如下：
嫌犯為商人，月入平均人民幣30,000元。
需供養父親、妻子及二名未成年子女。
學歷為大專畢業。
* * *
三、法律理據
Como o presente recurso tem por objecto 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do TJB importa ver o que o Tribunal recorrido decidiu. Este fundamentou a sua decisão nos seguintes termos:
判 決 書
(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對嫌犯：
嫌犯A，男，…年…月…日在中國天津出生，父親F，母親G，已婚，商人，持第…號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居於中國…及澳門氹…，電話…。
*
提出指控以下事實及罪名：
一、
2006年10月24日，嫌犯A以購買不動產為由向貿易投資促進局申請臨時居留許可，惠及其本人及三名家團成員，即其配偶B、女兒D及兒子E，並在有關申請書上簽署確實(見卷宗第167至173頁)。
二、
嫌犯簽署上述申請書時已清楚知悉“申請人與申請人各家團成員之身份關係，在申請後如有任何變動，需向貿促局申報，否則需承擔一切法律責任”，而離婚為一種身份狀況的變更(見卷宗第170頁)。
三、
2007年9月17日，嫌犯、B、D及E獲批給臨時居留許可(見卷宗第317頁)。
四、
12月26日，嫌犯、B、D及E憑上述臨時居留許可獲身份證明局發出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見卷宗第117至118頁、124至125頁、135至136頁及140至141頁)。
五、
2008年9月16日，嫌犯向貿促局辦理彼等臨時居留許可續期(見卷宗第109至115頁)，並於2009年12月16日獲批准(見卷宗第166頁)。
六、
2010年8月2日，嫌犯與B在內地透過法院調解辦理離婚手續(見卷宗第103至104頁)。
七、
2011年11月28日，嫌犯再向貿促局辦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時，在申請書上仍填報為已婚並簽署確認(見卷宗第2至8頁)。
八、
嫌犯在辦理上述續期手續時，同時向該局填寫、簽署及提交了一份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聲明仍與B維持夫妻關係(見卷宗第13頁)。
九、
事實上，嫌犯簽署上述相關文件時已清楚知悉其與B已離婚。
十、
2012年4月27日，嫌犯在XXX私人公證員辦理樓宇買賣合同之公證書時，聲稱其為已婚並簽署確實(見卷宗第410至412頁之樓宇買賣公證書證明書)。
十一、
8月15日，嫌犯的上述續期手續獲批准(見卷宗第102頁)。
十二、
直至2014年8月18日，嫌犯才向貿促局表示已與B於2010年8月2日離婚及遞交相關文件(見卷宗第105頁)。
十三、
嫌犯意圖為自己及其家人取得在本澳許可居留所需之法定文件，明知早已與B結束婚姻關係，但沒有及時如實通知貿易投資促進局，反之作出上述身份資料之虛假聲明，從而獲批出臨時居留許可續期。
十四、
嫌犯清楚知悉其購買不動產時已離婚，仍向公證員聲稱其為已婚，將不實的資料記載於公證書上及簽署確實，意圖為其本人或他人獲取不正當利益及令本地區有所損失。
十五、
嫌犯之上述行為也損害了該類文件的公信力，影響到該類文件所載資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危害到了本特區和第三者的利益。
十六、
嫌犯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十七、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會受法律之相應制裁。
*
綜上所述，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了8月2日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偽造文件罪。
* *
答辯狀：嫌犯向本庭提交的答辯狀載於第442至444頁，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 *
(二)
審判聽證：訴訟前提維持不變。審判聽證按照適當程序在嫌犯出席的情況下進行。
*
本法院依法由合議庭對本案進行公開審理，經查明下列之事實：
(......)
*
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答辯狀內與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
事實之判斷：
嫌犯在審判聽證中就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及其個人及家庭狀況作出了聲明；稱其不是故意虛報其婚姻狀況，因其前妻於2010年單方申請離婚，其本人雖不願意，但最終還是離婚了，由於其想復婚及不想讓其家人知道，故其與前妻仍繼續一起居住；續稱為本澳房子做契時，其考慮到雙方一起生活，故仍向律師稱其為“已婚”，希望藉此能與其前妻共同擁有該物業。
證人H及C(嫌犯的朋友及外甥)在審判聽證中就嫌犯的生活狀況及人格特徵作出了聲明；均稱嫌犯的行為良好及守法，強調嫌犯離婚後仍與前妻一起同住。
-
經過庭審，雖然嫌犯表示不是故意虛報其婚姻狀況並作出有關的解釋，然而，嫌犯與B確實已於2010年8月2日在中國內地辦理離婚，作為一名受過教育的成年人，嫌犯不可能將“事實婚”與“共同居住”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而且，嫌犯明知其於2011年11月28日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辦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及於2012年4月27日在私人公證員辦理樓宇買賣合同公證書時聲稱其為“已婚”，將會使其前妻B在法律上得益，但嫌犯仍這樣為之，並最終使B在本澳的臨時居留許可獲得續期，因此，本院認為已具備充分的證據以印證控訴書內所載的全部犯罪事實。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嫌犯所作的聲明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後，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 * *
(三)
刑法定性：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規定如下：
『一、意圖妨礙本法律產生效力，以《刑法典》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款a及b項所指任一手段，偽造身份證或其他證明身份的公文書，偽造護照、其他旅行證件及有關簽證，或任何其他進入或逗留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法定文件，又或偽造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的證明文件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二、意圖取得任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或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而以上款所指手段，偽造公文書、經認證的文書或私文書，又或作出關於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身份資料的虛假聲明者，處相同刑罰。
三、使用或占有以上兩款所指偽造文件者，處最高三年徒刑。』
*
定罪與量刑：
定罪：
根據已證事實，嫌犯為了使自己及其家人取得在本澳許可居留所需之法定文件，明知其已於2010年8月2日與B結束婚姻關係，不但沒有及時如實通知貿易投資促進局，反而於2011年11月28日向貿促局辦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時，在申請書上填報為“已婚”並提交了一份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聲明仍與B維持夫妻關係，最終於2012年8月15日成功獲批出臨時居留許可續期；嫌犯之上述行為既損害了該類文件的公信力，亦影響到該類文件所載資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並危害到本特區和第三者的利益；基於此，嫌犯已觸犯了控訴書所指控的偽造文件罪。
鑑於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須與臨時居留申請書一併提交，前者的犯罪行為純粹是後者的延繼而欠缺獨立性，故兩者不應同時成立，前者應被後者吸收，因此，本合議庭認為嫌犯僅觸犯一項偽造文件罪。
-
同時，嫌犯意圖為其本人或他人獲取不正當利益，清楚知悉其購買不動產時已離婚，但仍向公證員聲稱其為“已婚”及簽署確實，將不實的資料記載於公證書上，令本特區有所損失；嫌犯之上述行為既損害了該類文件的公信力，亦影響到該類文件所載資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並危害到本特區和第三者的利益；基於此，嫌犯已觸犯了控訴書所指控的一項偽造文件罪。
*
量刑：
量刑須根據《刑法典》第40及65條之規定。
具體刑罰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時，亦須考慮犯罪行為之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犯罪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故意之嚴重程度、所表露之情感、嫌犯之動機、嫌犯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
按照上述的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在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嫌犯為初犯且其犯罪行為沒有造成嚴重後果，但其犯罪故意程度高；本合議庭認為嫌犯觸犯8月2日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偽造文件罪，各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三年六個月徒刑最為適合。
* * *
(四)
判決：
綜合所述，本合議庭現裁定控訴事實獲證明屬實，判決如下：
嫌犯A，以直接正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8月2日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偽造文件罪，各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
根據1998年8月17日第6/98/M號法律第24條第2款的規定，判處嫌犯須向法務公庫繳納澳門幣700元的捐獻。
嫌犯須承擔有關訴訟費用和繳納五個計算單位(5UC)的司法費。
*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98條第1款d項之規定，判決確定後，本案對嫌犯所實施的強制措施消滅。
判決確定後，對嫌犯發出拘留命令狀以便執行徒刑。
*
移送嫌犯的刑事紀錄登記表予身份證明局。
判決確定後，將本判決知會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將本判決通知各相關人仕。
如不服本判決，可於二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上訴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 * *
公元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於澳門
Quid Juris?
Dispõe o artigo 402.º do CPPM que a motivação enuncia especificamente os fundamentos do recurso e termina pela formulação de conclusões, deduzidas por artigos, em que o Recorrente resume as razões do pedido.
Constitui entendimento constante e pacífico que o âmbito dos recursos é definido pelas conclusões formuladas na motivação, as quais delimitam as questões que o tribunal ad quem tem de apreciar, sem prejuízo das que sejam de conhecimento oficioso.
Atentas as conclusões apresentadas, que traduzem de forma condensada as razões de divergência do Recorrente com a decisão impugnada, são as seguintes as questões a decidir:
1) -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incorrecta decisão proferida sobre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constantes dos artigos 9º. 13º e 14º (factos provados);
2) - Incorrect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as condutas do Recorrente/arguido.
*
Comecemos pela primeira questão.
1) -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incorrecta decisão proferida sobre a matéria de facto constante dos artigos 9º. 13º e 14º (factos provados):
Como é sabido, a decisão sobre a matéria de facto é susceptível de ser sindicad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do CPPM.
No presente caso, o Recorrente faz assentar a sua posição no normativo citado, ao invocar que a decisão quanto à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nferma do vício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2-c) do CPPM e ao impugnar factualidade provada que no seu entendimento não é sustentada pela prova produzida nos autos e que indica na motivação do recurso que interpôs.
Estão em causa os seguintes factos considerados provado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9 - 事實上，嫌犯簽署上述相關文件時已清楚知悉其與B已離婚。
13 - 嫌犯意圖為自己及其家人取得在本澳許可居留所需之法定文件，明知早已與B結束婚姻關係，但沒有及時如實通知貿易投資促進局，反之作出上述身份資料之虛假聲明，從而獲批出臨時居留許可續期。
14 - 嫌犯清楚知悉其購買不動產時已離婚，仍向公證員聲稱其為已婚，將不實的資料記載於公證書上及簽署確實，意圖為其本人或他人獲取不正當利益及令本地區有所損失。
Tal como os restantes vícios elencados no citado normativo,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deve resultar do texto da decisão recorrida, por si ou conjugada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não podendo, pois, estender-se a outros elementos, nomeadamente que resultem do processo, mas que não façam parte da decisão (C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op. cit., pág.324, e Simas Santos e Leal-Henriques, op. cit., págs.84-85).
Neste contexto, conforme se assinala no Acórdão do STJ de 20-04-2006, citado aqui em nome do Direito Comparado,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a alínea c) do referido normativo “consiste em o tribunal ter dado como provado ou não provado determinado facto, quando a conclusão deveria manifestamente ter sido a contrária, já por força de uma incongruência lógica, já por ofender princípios ou leis formulados cientificamente, nomeadamente das ciências da natureza e das ciências físicas, ou contrariar princípios gerais da experiência comum das pessoas, já por se ter violado ou postergado um princípio ou regra fundamental em matéria de prova”.2
No vício do erro notório está em causa, não o conteúdo da prova em si, nomeadamente o que foi dito no depoimento ou n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cujo teor se aceita, mas a utilização que foi dada à prova objecto de apreciação, no sentido de a mesma suportar a demonstração de um determinado facto.
In casu, o Recorrente/arguido sustenta que o Tribunal a quo incorreu no referido erro quando deu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constantes dos artigos 9º, 13º e 14º dos Factos Assentes da sentença recorrida, por ser notório que, face à prova testemunhal produzida e aos docu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existe uma claríssima dúvida razoável de que aquele praticou a conduta de que foi acusado pela qual foi condenado, consubstanciada na emissão de falsas declarações sobre o seu estado civil (casado, em vez de divorciado), sendo que tal factualidade devia considerar-se como não provada, na óptica do Recorrente/arguido, ou pelo menos, justificada.
Para tanto transcreve os segmentos dos depoimentos produzidos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no seu entendimento, sustentam o desacerto da decisão tomada quanto à matéria de facto, sendo tal prova a base para a verificação do vício decisório que diz existir relativamente à factualidade dos dos artigos 9º, 13º e 14º dos Factos Assentes da sentença recorrida.
Verifica-se, pois, que ao suscitar o aponta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 Recorrente se ancora, no essencial, em fundamentos que extravasam os limites da sindicância prevista no citado artigo 400.º do CPPM, remetendo para um juízo sobre a valoração d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feita pela 1.ª instância.
Ainda assim, sempre se dirá que da análise do texto da decisão recorrida, em conjugação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não se detecta qualquer erro ostensivo que evidencie o desacerto da opção tomada quanto à matéria que o tribunal considerou provada.
Com efeito, na fundamentação quanto à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assente, acima transcrita, o Tribunal a quo elencou as razões da valoração que efectuou, identificando a prova testemunhal que relevou na formação da sua convicção e indicando os aspectos de tal prova que conjugadamente o levaram a concluir no sentido de considerar demonstrada a factualidade impugnada, bem como assinalando de forma lógica e racional os fundamentos que, no seu entendimento, justificam a credibilidade reconhecida a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e retiram relevância probatória a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ouvidas em audiência e aos documentos juntos.
É de realçar que a prova essencial é a documental no caso dos autos.
Perante um documento autêntico, passado pela autoridade competente do interior da China que certifica o estado de divórcio do Recorrente/arguido, dele não se pode retirar uma conclusão contrária pelo simples depoimento das testemunhas.
Se o arguido tivesse de apresentar mais documentos sobre esta matéria ele teria de adoptar a mesma posição, mantendo a declaração de “casado”!
Por isso, a credibilidade e o valor que a 1.ª instância atribuiu a certas declarações, depoimentos e provas documentais, na medida em que se inscrevem num resultado de imediação sujeito à livre apreciação, só deverão ser objecto de censura pelo Tribunal de recurso, quando ficar demonstrado que a opção tomada viola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ou seja, que exprimem o que sucede na maior parte dos casos sendo, mais precisamente, regras extraída de casos semelhantes) consideradas válidas e legítimas dentro de um determinado contexto histórico e jurídico e, portanto, dotadas de razoabilidade.
Temos, assim, que, do quadro descrito na motivação quanto à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do teor global d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se verifica qualquer erro na valoração probatória resultante da violação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que seja patente aos olhos de qualquer observador que lê a decisão, pelo que forçoso se torna concluir que a sentença recorrida não padece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invocado pelo Recorrente.
Pelo expendido, julga-se improcedente a impugnação da matéria em causa, mantendo-se a versão factual fixad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improcedente igualmente a argumentação da existência de erro na apreciação de provas.
*
Passemos a ver a segunda questão.
2) –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as condutas imputadas ao Recorrente/arguido:
Uma outra questão suscitada prende-se com 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s factos: os factos imputados ao arguido devem ser subsumidos ao artigo 18º/2 da Lei nº 6/2004, de 2 de Agosto? Ou no artigo 244º e 245º do CPM?
O artigo 18º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da citada Lei estipula:
1. Quem, com a intenção de frustrar os efeitos da presente lei, por qualquer dos meios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b) do n.º 1 do artigo 244.º do Código Penal, falsificar bilhete de identidade ou outro documento autêntico que sirva para certificar a identidade, passaporte ou outros documentos de viagem e respectivos vistos, bem como qualquer dos documentos legalmente exigidos para a entrada e permanência ou os que certificam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AEM,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de 2 a 8 anos.
2. A mesma pena é aplicada à falsificação, pelos meios referidos no número anterior, de documento autêntico, autenticado ou particular, bem como às falsas declarações sobre elementos de identificação do agente ou de terceiro, com intenção de obter qualquer dos documentos legalmente exigidos para a entrada, permanência ou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AEM.
3. Quem usar ou possuir qualquer dos documentos falsos referidos nos números anteriores,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até 3 anos.
Ora, conforme os factos assentes, o que o Recorrente/arguido fez foi precisamente tentar obter a competente autorização (renovada) de fix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AEM através da aquisição de imóveis sitos em Macau, uma das formas de investimento à luz da política na altura vigente. Daí que todos os documentos pelo Recorrente/arguido apresentados visam um objectivo comum e singular: obter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Ora, no caso, o arguido declarou que mantinha casado com a sua ex-mulher na altura, aquando da apresentação da declaração no IPIM e fez o mesmo aquando da outorga da escritura pública da aquisição de um imóvel perante o notário privado, com vista a demonstrar que estava a reunir os pressupostos necessários à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em Macau.
Nesta óptica, tendo em conta o carácter especial (pelo conteúdo que disciplina) da Lei nº 6/2004, de 2 de Agosto, deve prevalecer-se esta em relação aos mesmos crimes previstos e puníveis pelo CPM (artigo 244º e 245º). Neste aspecto, 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citada Lei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não merece censura.
O mesmo já não se diga em relação ao número das infracções penais quantificada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Não entendemos que se trata de dois crimes autónomos, mas sim deve entender-se que o arguido cometeu apenas um crime tendo em conta a intenção criminosa foi una e singular, tratando-se, assim, de uma situação de crime continuado.
Estipula o artigo 29º do CPM, no seu nº 2, que “Constitui um só crime continuado a realização plúrima do mesmo tipo de crime ou de vários tipos de crime que fundamentalmente protejam o mesmo bem jurídico, executado de forma essencialmente homogénea e no quadro da solicitação de uma mesma situação exterior que diminua consideravelmente a culpa do agente”.
Visto o texto legal, impõe-se começar por anotar que existe total sintonia nos autos quanto à caracterização do crime continuado, sendo pacífico, ao que cremos, que o crime continuado consiste na aglutinação de uma pluralidade de infracções, que fundamentalmente protegem o mesmo bem jurídico e às quais presidiu uma pluralidade de resoluções, na medida em que, mercê da exógena predisposição das coisas para o facto, revelam uma considerável diminuição da culpa do arguido.
Cientes, pois, de que o fundamento desta diminuição da culpa emerge desse momento exterior da conduta, não deverá esquecer-se que “…pressuposto da continuação criminosa será, verdadeiramente, a existência de uma relação que, de fora, e de maneira considerável, facilitou a repetição da actividade criminosa, tornando cada vez menos exigível ao agente que se comporte de maneira diferente, isto é, de acordo com o direito”, sem esquecer ainda que “…deve existir uma conexão interior entre os diversos actos, derivada de a motivação de cada um estar ligada à dos outros”, pelo que “…a conexão de espaço e tempo só poderá ter relevância na medida em que afaste aquela conexão interior”3.
A jurisprudência dá-nos conta de que é esta teoria teleológica que Eduardo Correia transportou para o artigo 30º do CP de Portugal que corresponde ao artigo 25º do CPM, e que permite distinguir entre unidade e pluralidade de infracções, ao mesmo tempo que clarifica que “Existe unidade de resolução criminosa, quando, segundo o senso comum sobre a normalidade dos fenómenos psicológicos, se puder concluir que os vários actos são o resultado de um só processo de deliberação, sem serem determinados por nova motivação. Por outro lado, desde que haja uma única resolução a presidir a toda esta actuação, não existe crime continuado, mas um só crime”4.
Sempre nesta senda interpretativa, convirá anotar ainda que “A diminuição considerável da culpa do agente deve radicar em solicitações de uma mesma situação exterior que o arrastam para o crime, e não em razões de carácter endógeno”5. Ou, agora na versão de 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 “A diminuição sensível da culpa só tem lugar quando a ocasião favorável à prática do crime se repete sem que o agente tenha contribuído para essa repetição. Isto é, quando a ocasião se proporciona ao agente e não quando ele activamente a provoca”6.
Clarificados que ficam os conceitos, e descendo à decisão recorrida, constata-se que, adentro de adequado enquadramento interpretativo, o tribunal não chegou a esclarecer por que razão é que se defende a ideia de dois crimes autónomos, sem atender aos factores exógenos inerentes à prática dos factos pelo Recorrente/arguido, tendo este sempre uma única resolução que abarcasse todas as acções ilícitas acima descritas.
De resto, considerando a factualidade apurada, pode-se concluir que o Recorrente/arguido não tomou, em momentos distintos, a correspondente resolução diferente, tendo escolhido o método mais adequado para o conseguir fazer, pelo que há única resolução criminosa.
Por outro lado, como estamos perante a realização plúrima do mesmo tipo de crime e verificam-se os aludidos pressupostos do crime continuado, desde logo, a existência de uma situação exterior que tenha facilitado a execução dos factos imputados, por isso, diminua consideravelmente a culpa do arguido, pois não foi o arguido que “criou” as condições necessárias à realização de cada um dos ilícitos, mas, “foi obrigado” a apresentar tais documentos e ele “aproveitou”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para manter a versão uniforme de “casado”.
Impõe-se, por isso, a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sob forma continuada.
*
Chegada a esta fase, é momento oportuno de determinar a pena concreta que cabe no caso em análise.
Nesta matéria os artigos 64º e 65º do CPM mandam:
Artigo 64.º
(Critério de escolha da pena)
Se ao crime forem aplicáveis, em alternativa, pena privativa e pena não privativa da liberdade, o tribunal dá preferência à segunda sempre que esta realizar de forma adequada e suficiente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Artigo 65.º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1.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dentro dos limites definidos na lei, é feita em função da culpa do agente e d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criminal.
2. N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o tribunal atende a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que, não fazendo parte do tipo de crime, depuserem a favor do agente ou contra ele, considerando nomeadamente:
a) O grau de ilicitude do facto, o modo de execução deste e a gravidade das suas consequências, bem como o grau de violação dos deveres impostos ao agente;
b) A intensidade do dolo ou da negligência;
c) Os sentimentos manifestados no cometimento do crime e os fins ou motivos que o determinaram;
d) As condições pessoais do agente e a sua situação económica;
e) A conduta anterior ao facto e a posterior a este, especialmente quando esta seja destinada a reparar as consequências do crime;
f) A falta de preparação para manter uma conduta lícita, manifestada no facto, quando essa falta deva ser censurada através da aplicação da pena.
3. Na sentença são expressamente referidos os fundamentos da determinação da pena.
Posto isto, importa determinar 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a aplicar ao arguido/Recorrente, pena essa que é limitada pela sua culpa revelada nos factos (cfr. artigo 39°, n° 2, do CPM), e terá de se mostrar adequada a assegurar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e especi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39°, n° 1 e 40°, n° 1 do CPM.
Culpa e prevenção são, pois, os dois termos do binómio com auxílio do qual se há- de construir a medida da pena.
A culpa jurídico-penal vem traduzir-se num juízo de censura que funciona, ao mesmo tempo, como um fundamento e limite inultrapassável da medida da pena (cfr. Prof. Figueiredo Dias,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D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pág. 215), sendo tal princípio expressamente afirmado no n° 2 do artigo 40° do CPM.
Com recurso à prevenção geral procurou dar-se satisfação à necessidade comunitária da punição do caso concreto, tendo-se em consideração, de igual modo, a premência da tutela dos respectivos bens jurídicos (Ac. do STJ, de 04/07/1996, in CJ-STJ, Ano IV, t. 2, pág. 225).
Com o recurso à vertente da prevenção especial almeja-se responder às exigências de socialização do agente, com vista à sua integração na comunidade (cfr. Ac. do STJ supra citado).
Dando concretização aos mencionados vectores, o n° 2 do artigo 70° enumera, exemplificativamente, uma série de circunstâncias atendíveis para a graduação da pena, que, não fazendo parte do tipo de crime, deponham a favor ou contra o agente.
Com vista à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a aplicar ao arguido pelos crimes por ele cometido, importa, assim, valorar as seguintes circunstâncias:
O grau de ilicitude dos factos afigura-se-nos não muito elevado em relação ao crime perpetrado pelo arguido, tendo em conta, designadamente, os seguintes factores:
- É um crime sem “ofendido directo”;
- Foram praticados os factos criminosos sem violência;
- Os factos cometidos reportam-se a 9 anos antes.
A forma singular da prática de factos atenua a ilicitude e diminui de forma acentuada a culpa.
As consequências das condutas do arguido não assumem igualmente especial e acentuada gravidade: documento contem um conteúdo inverídico.
O dolo directo do arguido, apresentando-se, em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com pouca intensidade, sendo a sua actuação reveladora de uma atitude casuística, tendo o arguido actuado com uma causa “compreensível” que excluísse a culpa ou a diminuísse por qualquer forma.
As condições pessoais do arguido que resultaram provadas e que aqui se dão por reproduzidas.
Milita a favor do arguido a circunstância de não ter antecedentes criminais e de manter hábitos de trabalho e encontrar-se familiarmente inserido.
Relativamente à confissão, pode ter um valor atenuativo, por um lado, não foi uma confissão integral e, por outro lado, relevância assumiu na descoberta da verdade, tanta e tão inequívoca foi a prova produzida em julgamento, que nenhuma dúvida suscitou ao Tribunal quer na fixação dos factos objectivos dados como provados, quer nos factos subjectivos, nomeadamente quanto à personalidade e intenção munida.
O arguido admitiu parcialmente a prática dos factos, e apresentou um discurso desculpabilizante.
Há ainda que ponderar 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sendo as de prevenção especial elevadas porquanto, pese embora o arguido seja primário e as circunstâncias que rodearam a prática dos factos a que se reportam os autos encontrarem-se, à partida, ligeiramente atenuadas, por outro lado, apresentou um discurso desculpabilizante.
Quanto à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revelam-se prementes, atenta a objectiva gravidade jurídica do ilícito cometido pelo arguido e a necessidade de defesa da sociedade perante este tipo de criminalidade, que não é frequente, mas merece o alarme da sociedade.
Ponderando todas as referidas circunstâncias e as demais ocorrentes, com destaque para a primariedade do arguido, julgamos adequada aplicar ao arguido:
- Uma pena de 2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Por outro lado, tendo em conta a personalidade do agente, as suas condições de vida, a conduta anterior e posterior aos factos puníveis e as circunstancias destes, e ainda que tudo permita chegar à conclusão de que a simples censura dos factos e a ameaça da pena bastam para afastar o delinquente da criminalidade e para satisfazer as necessidades de reprovação e prevenção dos crimes, decidiu-se suspender-se a execução da pena por um prazo de 2 anos e 6 meses, considerando todos os factores acima elencados.
*
Síntese conclusiva:
I – O pressuposto da continuação criminosa é a existência de uma relação que, de fora, e de maneira considerável, facilitou a repetição da actividade criminosa, tornando cada vez menos exigível ao agente que se comporte de maneira diferente, isto é, de acordo com o direito.
II - Considerando a factualidade apurada, é de oncluir-se que o Recorrente/arguido não tomou, em momentos distintos, a correspondente resolução diferente, tendo escolhido o método mais adequado para o conseguir fazer, pelo que há única resolução criminosa. Como estamos perante a realização plúrima do mesmo tipo de crime e verificam-se os aludidos pressupostos do crime continuado, desde logo, a existência de uma situação exterior que tenha facilitado a execução dos factos imputados, por isso, diminua consideravelmente a culpa do arguido, pois não foi o arguido que “criou” as condições necessárias à realização de cada um dos ilícitos, mas, “foi obrigado” a apresentar tais documentos e ele “aproveitou”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para manter a versão uniforme de “casado” (em vez de divorciado), impõe-se, por isso, a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sob forma continuada.
*
Tudo visto e ponderado, resta decidir.
* * *
四、裁決
據上論結，中級法院合議庭法官裁決如下：
上訴人/嫌犯之部份上訴理由成立，改判如下：
1) – 判嫌犯以直接正犯、連續犯及既遂方式觸犯8月2日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定及處罰之一項「偽造文件罪」，罪名成立，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
*
2) – 上述刑期緩期兩年六個月執行。
*
3) – 關於其他事項，維持第一審之判決。
*
4) - 判處上訴人繳付3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部份敗訴)。
*
5) - 依法作出通知及登錄。
2021年7月1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馮文莊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 Por deliberação (nº 251) do Conselho dos Magistrados Judiciais de 14/05/2021, o signatário/Relator foi designado para relatar, em acumulação de serviço, os processos-crime redistribuídos nos termos fixados pela referida deliberação.
2 Aresto proferido no processo n.º 06P363 e disponível na Internet em .
3 Cfr. Eduardo Correia, Direito Criminal I, pág. 280 e seguintes.
4 Idem, pág.290.
5 Idem pág. 314.
6 Cfr. Direito Penal, pág. 300.
---------------
------------------------------------------------------------
---------------
------------------------------------------------------------
1
341/2019-qualificação-crime p.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