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
詐騙罪
起訴批示
“充分跡象”
摘要
無論1929年《刑事訴訟法典》第349條，還是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265條，“充分跡象”一詞指互相聯繫和結合後使人相信，足以並適當指控嫌犯作出某項犯罪，並可以認定非常可能對其判罪的事實要素整體。
這一“結論”意味著嚴格評估及衡量所搜集的證據資料，從而使人確信嫌犯觸犯被調查的犯罪並因犯罪將被判刑。
2004年2月19日合議庭裁判書
第31/2004號案件
裁判書製作法官：José M. Dias Azedo（司徒民正）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概述
一、嫌犯甲，身份資料載於卷宗，獲通知刑事預審法官作出的批示，批示中起訴其作為直接正犯觸犯1886年《刑法典》第451條第3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欺詐罪，或者在對其有利的情形中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針對該批示向本中級法院提起上訴，理由闡述結論如下：
“1.僅認為卷宗中不存在充分跡象顯示嫌犯承諾受害人在山頂醫院入職。
2.在澳門衛生局或山頂醫院中沒有這方面的熟人。
3.卷宗所指的現金是嫌犯以受害人借款的名義收取的。
4.只有當存在充分跡象顯示，嫌犯作出據以被判處的合理的可能性之事實，方可作出起訴。
5.違反了1886年《刑法典》第451條第3款以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1929年《刑事訴訟法典》第349條，第362條及第365條。
6.按照這項上訴陳述的本體所解釋，被上訴的批示中沒有正確地適用前述規範，應當按照本結論第1-4點主張的內容解釋及適用之”；（參閱第336頁至第340頁）。
助理檢察長適時答覆，主張維持原判；（參閱第342頁至第344頁）。
在本院，在檢閱範疇內，檢察院代表在意見書中表示上訴理由不成立；（參閱第351頁至第355頁）。
助審法官檢閱已畢，茲予裁判。
理由說明
二、經分析嫌犯作出的上訴理由闡述內容，認為在本上訴範疇內提出的唯一問題與是否存在被起訴的詐騙罪的“充分跡象”有關。
嫌犯認為卷宗中不存在“充分跡象”，因此，不應當被起訴。
檢察院認為嫌犯被正確地起訴，主張維持被上訴的批示。
我們現在看看哪一方有理。
按照有關批示，對嫌犯起訴如下：
“1.1994年8月某日，乙（受害人，身份資料見第291頁），透過傳呼機與嫌犯甲聯絡。
2.嫌犯收到資訊後，前往受害人工作的鏡湖醫院。
3.在交談中，嫌犯對受害人說曾經幫人在山頂醫院找到護士的工作。
4.因此，受害人對於在山頂醫院工作有興趣。
5.隨後，嫌犯給受害人一份已經填好的人員入職表格，受害人將該表格交給醫院人事部。
6.1994年10月3日，嫌犯再次前往鏡湖醫院，要求受害人支付澳門幣5萬元作為在山頂醫院找到工作的報酬。
7.受害人同意並在該日以XXX號支票支付2萬澳門元（見第16頁）。
8.1994年10月7日，受害人以XXX號支票再支付3萬澳門元（見第16頁）。
9.嫌犯承諾受害人入職手續在二十天期間內完成。
10.但嫌犯至今沒有履行諾言。
11.受害人向當時的反貪汙及行政違法性高級專員公署投訴，於1995年11月20日訊問嫌犯。隨後，嫌犯於1995年11月30日向受害人退還澳門幣12,000元，於1995年3月21日退還1萬澳門元，1996年4月17日退還澳門幣28,000元，假裝受害人向嫌犯交出的前述款項只是借款。
12.嫌犯自由、自願及蓄意作出行為。
13.造成受害人作出造成損失的行為。
14.運用了以承諾公職創造的詭計及信任。
15.明知沒有能力使受害人被山頂醫院錄用為護士。
16.意圖將屬於受害人的現金據為己有。
17.明知其行為是法律禁止及處罰的。
綜上所述，嫌犯以直接正犯及既遂形式觸犯：
— 1886年《刑法典》第451條第3款，第421條第4款獨一段規定及處罰的欺詐罪，或者在更有利的情形中，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第196條a項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
[…]”；（參閱第329頁及第325頁）。
嫌犯反對該起訴，堅稱不存在起訴之充分跡象。作為這一見解之論據，嫌犯提出了自“首次訊問以來”一直否認作出所謂的詐騙罪，述稱沒有對受害人作出任何承諾（此人在工務部門工作），不認識衛生局內可以協助安排工作的人。
還述稱起訴書所指的澳門幣5萬元是受害人以借款的名義交給他，而不是用於（欺詐性地）取得就業，還堅稱面對著“受害人的說法抵觸嫌犯的說法”的情況。
經全面分析卷宗，我們認為本上訴標的／裁判具無可爭議的妥善性。
我們具體闡述這一見解的理由。
正如所知，人們一向認為，無論1929年《刑事訴訟法典》第349條，還是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265條，“充分跡象”一詞指互相聯係和結合後使人相信，足以並適當指控嫌犯作出某項犯罪，並可以認定非常對其判罪的事實要素整體。
這一“結論”意味著嚴格評估及衡量所搜集的證據資料，從而使人確信嫌犯觸犯被調查的犯罪並因犯罪將被判刑。
因此，肯定的是，該跡象並不等同於審判階段固有“確定判斷”，我們認為在本案中，鑑於卷宗中所搜集的資料並正如所載，應當認為具備述稱的“充分跡象”。
事實上，儘管堅稱本卷宗中有“兩個版本”，必須考慮到受害人的聲明：（幾乎）全部敍述了起訴批示中描述的事實，鑑於經驗法則，應當得到原審法官給予的采信。
事實上，我們認為這符合獲證實之澳門幣5萬元金額交付（第16頁），而上訴人關於該金額是借款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
正如檢察院在其意見書中謹慎強調，關於所謂的借款根本未獲澄清。關於其理由闡述支付的形式或期間也然，卷宗中無資料可資認定（嫌犯也未澄清）嫌犯與受害人之間存在著“信任關係”，或認定至少在當下這種關係是可能存在的，並相應地不采信受害人之說法。
因此，經考慮卷宗中存在的資料。我們認為存在著必要的“跡象”— 正如被上訴的批示所裁判 — 將嫌犯／上訴人送交審判。在審判中（直接性乃該階段之特徵）來評估被上訴的起訴批示之適當性。
因此，我們認為被上訴的批示無可非議，本上訴理由不成立。
決定
三、據上所述並以此為據，在評議會中作出合議庭裁判，判上訴理由不成立，全部維持被上訴的批示。
嫌犯／上訴人繳納司法費3個計算單位。
公設辯護人服務費定為澳門幣1,200元，由上訴人承擔。
José M. Dias Azedo（司徒民正）（裁判書製作法官）— 陳廣勝 — 賴健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