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偽造文件罪 - 詐騙罪 - 實際競合 - 連續犯 - 量刑 - 特別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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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案第304/2014號
日期：2014年7月17日

主題： - 偽造文件罪
- 詐騙罪
- 實際競合
- 連續犯
- 量刑
- 特別減輕
- 《刑法典》第20條

摘要
1. 罪狀就是受刑事法律層面非價的行為的羅列，每一罪狀的背後皆對應著在刑法層面上應受保護的價值或利益。因此，判斷行為應以一罪還是數罪處罰，須考慮被行為人所觸犯的罪狀背後所保護的是同一法益還是不同法益。倘罪狀欲保護的法益不同，則行為人應就每一被觸犯的罪狀獨立地受刑事上的負面評價，也就是數罪的方式處罰。
2. 上訴人所實施的偽造有價值文件也好，偽造一般文件也好，雖然是為了實施詐騙的行為，但是此行為侵犯了法律賦予文件的公信力，此法益為法律以獨立歸罪方式予以保護。
3. 以連續犯論處犯罪人的真正前提，是奠基於在具體案情內，存在一個可在相當程度上，使行為人在重複犯罪時感到便利、和因此可相當減輕（亦即以遞減方式逐次減輕）其在每次重複犯罪時的罪過程度的外在情況。
4. 從已證事實可以明顯看到，上訴人對三組不同的受害人做出了詐騙的行為，雖然詐騙的手法相同，但是犯罪的決意，對受害人是否陷入錯誤或者受騙的詭計的障礙也明顯不可能雷同，故沒有任何一個外在誘因驅使下，引致上訴人不得已地進行續後的多次犯罪，而未能體現出任何屬於符合“連續犯”的要件。
5.《刑法典》通過第220條准用的第201條所規定了特別減輕，其中，第一款所規定的減輕是法定的減輕，一旦確認了所規定的條件，法院必須使用特別的減輕。而第二款的情況，法院才可以決定酌情予以特別的減輕。
6. 上訴人向被害人作出的所謂賠償，乃源於另外的被害人的資金，這個是條文中所規定的對第三人造成了不正當損失，不符合《刑法典》第201條第1款特別減輕的規定。
7. 依照《刑法典》第65條規定的量刑標準，法律賦予法院有在法定的刑幅之內選擇一認為比較合適的刑罰的自由，此量刑只有在存在明顯的刑罪不符或者刑罰明顯不合適的情況下，上訴法院才有介入的空間。
裁判書製作人
蔡武彬

第304/2014號上訴案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刑事起訴法庭起訴以下嫌犯，並遞交予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程序進行審判：
1. 嫌犯A作為共同正犯，以及嫌犯B作為從犯，兩人之既遂行為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
2. 嫌犯A作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還單獨觸犯：
- 《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規定及處罰的兩項相當巨額詐騙罪；
- 《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a)項及b)項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
- 《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b)項規定及處罰的四項偽造文件罪。

兩名輔助人C和D對兩名嫌犯提出民事請求，請求判處案中第一民事被請求人A和第二民事被請求人B以連帶方式向彼等支付損害賠償澳門幣一百五十四萬八千元（$1,548,000.00），另加自傳喚日起計至支付為止的法定延遲利息（參閱卷宗第1234頁至1243頁民事請求書狀）。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4-13-0235-PCC號普通刑事案中，經過庭審，最後作出了如下判決：
1. 本案宣告刑事起訴法庭起訴第二嫌犯B以從犯和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的起訴理由不成立，並就該一起訴罪名開釋嫌犯B。
2. 對第一嫌犯A以直接正犯和既遂的方式針對兩名受害人C及D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規定和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判處六年徒刑；
3. 對第一嫌犯A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針對被害人E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的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判處五年三個月徒刑；
4. 對第一嫌犯A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針對兩名被害人F和G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判處五年九個月徒刑；
5. 對第一嫌犯A針對被害人E簽發的支票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和第245條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具特別價值的文件罪，判處一年九個月徒刑；
6. 對第一嫌犯A針對兩名被害人C和D交出的支票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的項和第245條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具特別價值的文件罪，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
7. 對第一嫌犯A針對兩名被害人F和G假冒業主I簽名簽署“臨時買賣合約”致以直接正犯和既遂的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b)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一年徒刑；
8. 對第一嫌犯A針對兩名被害人C和D簽署相關合約以直接正犯、既遂和連續犯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和b)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9. 對第一嫌犯A七罪競合處罰，合共判處九年九個月徒刑。
10. 本案對第一嫌犯A判處的刑罰與第CR4-12-0001-PCC號卷宗判處的刑罰競合處罰，合共判處十年徒刑。
11. 本案駁回兩名民事請求人C和D針對民事被請求人B的民事賠償請求。
12. 本案判處第一嫌犯A向兩名受害人C及D支付相當於港幣一百伍拾萬元（HK$l,500,000.00）的澳門幣一百五拾四萬七千二百五十元（MOP$1,547,250.00，以滙率1.0315計算）的損害賠償，另加該等數額自傳喚日起計至付清的法定延遲利息。

上訴人A不服初級法院之判決而向本院提起上訴。1

檢察院就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上訴人沒有對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提出異議，但認為原審法院在下列事宜的法律適用方面出現錯誤：
I. 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之間的關係；
II. 連續犯；
III. 特別減輕；
IV. 量刑。
2. 上訴人指，其在本案中作出的偽造文件行為是其騙取各名被害人的財產的必要手段，沒有偽造文件，詐騙便不能成就，因此，上訴人認為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為吸收關係的表面競合，應僅以詐騙罪論處。
3. 對此問題，不僅澳門司法見解採納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之間為實際競合關係的主張，葡萄牙最高法院就此問題作出的統一司法見解也採納這一主張。
4. 《刑法典》第29條第1款規定：“罪數係以實際實現之罪狀個數，或以行為人之行為符合同一罪狀之次數確定。”罪狀就是受刑事法律層面非價的行為的羅列，每一罪狀的背後皆對應著在刑法層面上應受保護的價值或利益。因此，判斷行為應以一罪還是數罪處罰，須考慮被行為人所觸犯的罪狀背後所保護的是同一法益還是不同法益。倘罪狀欲保護的法益不同，則行為人應就每一被觸犯的罪狀獨立地受刑事上的負面評價，也就是數罪的方式處罰。
5. 考慮到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保護的法益並不相同，上訴人應就其所觸犯三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兩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及兩偽造文件罪承擔相應的處罰，各項犯罪之間為實質競合而非表面競合的關係。
6. 對於連續犯的問題，本院不認同上訴人的見解，因為上訴人首次詐騙行為的成功並沒有為上訴人作出第二和第三次詐騙行為提供便利或為其提供可以輕易作出其後的犯罪行為的有利條件。對於第二次及第三次詐騙行為，上訴人需要另行創造可使其犯罪行為成功實行的空間，上訴人作出的三次詐騙行為之間皆互相獨立，首次犯罪行為並不構成使其後作出的犯罪的罪過程度逐次遞減的外在誘因，不符合《刑法典》第29條第2款規定以連續犯處罰的前提條件。
7. 關於特別減輕方面，上訴人作出第二次詐騙行為的不法性沒有因其向被害人F及G作出的所謂賠償而有所減低，因為其用以賠償或返還的資金源自於第三人（被害人C及D）的不正當損失，因此，不符合《刑法典》第201條第1款特別減輕的規定。
8. 對於被害人E，的確，上訴人在第一審之審判聽證開始前已向該名被害人歸還全數騙款，雖然本院對於上訴人所歸還的款項來源是否合法或是否源自於第三人的不正當損失存有疑問，但考慮到已證事實中沒有顯示資金來源是從不正當途徑獲得，即使存有疑問，也應以對被告有利的方式處理。基於此，本院認為上訴人向被害人E歸還全數騙款的行為符合《刑法典》第221條結合第201條第1款因返還而特別減輕的情況。
9. 本院認為，除了上訴人對被害人E所觸犯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因符合特別減輕的規定而應重新量刑外，對於本案的其餘各項犯罪，原審法院的量刑不存在過重之處。
10. 根據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於本案中觸犯的七項犯罪的具體量刑，以及第 CR4-12-0001-PCC號卷宗對上訴人觸犯的一項犯罪的判刑，八項犯罪的刑罰進行競合後，刑幅為六年至二十四年四個月之間，原審法院最終判處上訴人合共十年徒刑的單一刑罰，刑罰只比刑幅下限稍高四年，屬於一個相對較輕的刑罰。因此，就算對其中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根據特別減輕的規定重新量刑，競合後的刑罰降低的幅度亦有限。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除了上訴人對被害人E所觸犯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因符合特別減輕的規定而應重新量刑外，上訴人提出的其他上訴理由應被裁定不成立。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了法律意見書，認同檢察官在其上訴答覆的見解，認為詐騙罪和偽造文件罪之間不存在想像競合的關係，應以數罪作出處罰，另一方面卻認為上訴人的行為是《刑法典》第29條第2款所規定的能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的連續犯的典型情況，而應根據《刑法典》第73條的規定進行競合處罰，量刑應以被侵害的最高金額作為有關犯罪行為中最嚴重者，並加以處罰。故提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的意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經庭審聽證，本庭認為控訴書中控訴的以下事實得以證實：
- 2009年，嫌犯A在XXX舖開設XXX地產有限公司，從事樓宇及商舖的買賣及出租；2011年10月，嫌犯A又在同一地址開設XXX有限公司（XXX時裝店），以售賣成衣為主，並繼續從事地產業務。
- 2012年下旬，嫌犯A計劃透過查詢物業登記獲取資料，假冒某一物業的業主或業主的代表，虛構出售物業，偽造買賣合約等文件和以假冒業主簽名的方式與買家簽定買賣合約，藉以騙取買家的定金。
- 2012年9月下旬，嫌犯A未獲授權但謊稱代理澳門XXXX單位的出售事宜，但是，該單位的業主H當時並無任何售賣意願。
- 當時，另一地產中介即被害人E接洽嫌犯稱有一買家願意購買，為此，2012年10月3日上午約10時，被害人E將一張由其本人簽名、編號XXX，祈付人為H的金額港幣叁拾萬元的中國銀行劃線支票交給嫌犯A，以轉交業主作為購買上述單位的定金（見卷宗第368頁）。
- 收到支票後，嫌犯A將支票憑票祈付一欄所載的“H”內容改為“XXX Property Ltd.”，即其經營的XXX地產的英文名稱，並在旁邊冒充被害人E進行糾錯簽名，為此，嫌犯成功將相關款項全數轉入其經營的“XXX地產有限公司”的XXX號帳戶（參見卷宗第448至473頁筆跡辨認筆錄和第474頁支票扣押筆錄）。
- 2012年10月5日，被害人E致電業主，當時，業主表示從無出售上述單位的意願且無收取任何支票，為此，被害人E即向銀行查詢並得知相關支票已被兌現，且支票所載款項已全數轉入嫌犯A的賬戶，為此，被害人E報案。
- 至2012年10月11日之前，嫌犯A先後分兩次向被害人E歸還全數款項（見卷宗第409頁被害人受款書面聲明）。
- 筆跡鑑定指出，上述支票憑票祈付一欄的“XXX Property Ltd.”及旁邊的“E”簽名由嫌犯A而非被害人E書寫（見卷宗第448至473頁筆跡辨認筆錄）。
- I為嫌犯A的舅母，其曾委託嫌犯A將其名下位於澳門XXX的廠房出租，然而，嫌犯A向地產界同行發放虛假消息，謊稱XXX的廠房業主欲以港幣陸佰伍拾萬元將之出售。
- 2012年11月上旬，得到消息的“XXX地產”中介人J信以為真並告知兩名被害人即其胞姐F和表姐G，兩名被害人均表示有興趣購買。
- 2012年11月5日，嫌犯A帶領F、G及J察看上述廠房，當時，兩名被害人F及G認為價格合適並決定合資購買，彼等委託J代為處理上述廠房的買賣事宜。
- 2012年11月12日，在明知業主I並無出售廠房意願的情況下，嫌犯A與J簽訂由後者製作的“臨時買賣合約”。
- 在代表兩名被害人F及G先行簽署合約後，J將兩名被害人提供的一張編號XXXX、金額港幣伍拾萬元且簽署人為K的大豐銀行支票交給嫌犯A作為購買上述廠房的定金。
- 收取支票後，嫌犯A謊稱要將“臨時買賣合約”交給業主簽名而將該合約取走，之後，嫌犯私下冒充業主I 在該“臨時買賣合約”上簽名（見卷宗第312頁臨時合約副本內容）。
- 隨即，嫌犯A將上述支票兌現並將支票載有的港幣伍拾萬元全數轉入其XXXX號賬戶（參見卷宗第1041頁銀行交易憑條副本）。
- 2012年12月上旬，隨著“臨時買賣合約”規定的期限逐漸接近，嫌犯A謊稱業主欲將售價提高至港幣玖佰叁拾萬元，為此，兩名被害人F及G商議後認為售價過高而放棄買賣。
- 當時，為拖延時間被揭穿騙局，嫌犯A表示業主願意返還雙倍定金以及兩名被害人已繳交的印花稅作為賠償。
- 其後，嫌犯A明知其名下的“XXX地產有限公司”的XXX號賬戶並無足夠存款，但是，嫌犯仍於2013年1月16日及1月24日先後簽發三張金額均為港幣壹佰壹拾肆萬叁仟伍佰捌拾伍元，編號分別為XXX、XXX及XXX的中國銀行支票，並通過J交給兩名被害人F及G以作賠償。
- 兩名被害人F及G分別三次將上述支票提示銀行付款，但均遭銀行退票（參見卷宗第315至325頁支票交兌記錄，以及第344至345頁三張支票的扣押筆錄）。
- 為免揭穿騙局，嫌犯A急於籌集金錢以交還兩名被害人F及G，為此，其決定再次使用類似的手法行騙。
- 其時，透過澳門物業登記局關於XXXX地下B座商鋪的物業登記資料，嫌犯A得知相關業主為L及M兩人。
- 為此，嫌犯A透過未能查明的方式編造載有L及M兩人姓名和相片但其他身份資料並非真實的澳門居民身份證複印本；該等居民身份證複印本現扣押在案，並經檢驗證實為虛假澳門居民身份證複印本（參見卷宗第1079頁搜索及扣押筆錄附件，以及第1099至1102頁的分析報告）。
- 然後，嫌犯A向地產界同行訛稱其獲代理出售上述B座店舖。
- 當時，“XX地產”經紀N信以為真，其將相關情況通知熟客即輔助人C。
- 經一同察看上述店舖，C與其朋友即輔助人D有意合資購買並通過N與嫌犯A多次商討價格，最終，嫌犯A謊稱業主“L”同意以港幣貳仟貳佰陸拾萬元連租約出售，並要求先行收取港幣壹佰伍拾萬元作為定金。
- 經核實業主姓名及實地查看，兩名輔助人C及D信以為真並同意以上述價格及購買條件，為此，按嫌犯A要求，輔助人C透過N向嫌犯A轉交一張編號XXXX、金額為港幣壹佰伍拾萬元的大豐銀行支票，該支票的祈付對象為L，出票人為輔助人C的丈夫O。
- 2013年1月29日，在嫌犯A位於XXXX舖的店舖內，N將輔助人C交出的支票提交嫌犯A以轉交業主“L”。
- 收取支票後，嫌犯A以業主代表的身份在N製作的“臨時買賣合約”上簽名；同時，為取得對方信任，嫌犯尚提供偽造的“L”及“M”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影印本（參見卷宗第1045合約副本、第1085頁收據副本、第1105和1106頁扣押筆錄副本）。
- 隨後，嫌犯A在支票的憑票祈付對象一欄加載其“A”名字，並於2013年1月31日在大豐銀行葡京分行將支票提示付款，當時，該嫌犯將支票金額港幣壹佰伍拾萬元全數取走（參見卷宗第237頁支票提款記錄副本）。
- 為掩飾對F及G兩名被害人實施的騙局，嫌犯將其中的港幣壹佰壹拾肆萬肆仟元存人該兩名被害人的賬戶（見卷宗第315頁存款記錄及第1171頁銀行函覆內容）。
- 按照與兩名輔助人C及D所簽“臨時買賣合約”的規定，雙方須於2013年2月22日前前往律師樓簽署買賣合同，為此，隨著該期限的臨近，嫌犯A向兩名輔助人謊稱業主因與租客未能就店舖的加租問題達成協議，為此要求將簽約期延至該月26日，如屆時問題仍無法解決，業主將返還定金及賠償。
- 兩名輔助人C及D同意，但要求業主“L”及“M”親自前往輔助人C的寫字樓簽署“補充合同”，為此，嫌犯A於2013年2月22日謊稱業主因急事無法前來，並將“補充合同”取走，隨後，其私下冒充業主簽上“XXXX”的簽名（參見卷宗第238頁補充合同附件內容）。
- 2013年2月26日，嫌犯A聲稱因業主“L”與租客無法就加租問題達成共識，故取消與兩名輔助人C及D的買賣協議；當晚在C的辦公室，嫌犯A稱按業主所托進行退訂及賠償，將一張以“XXX地產有限公司”名義簽發的金額港幣叁佰萬元、編號XXX和簽發日期為2013年2月27日的中國銀行支票交給輔助人C（參見卷宗第1095頁支票附件和第12頁與13頁扣押筆錄）。
- 當時，兩名輔助人C及D再三要求業主親自前來簽署取消交易的文件，當時，嫌犯A聲稱待“L”駕車經過C辦公室附近時再將文件交其簽署。
- 稍後，嫌犯A稱“L”已到達附近但無法找到停車位，於是，嫌犯A帶著文件與N一同下樓；至樓下之時，嫌犯A謊稱“L”已抵達附近的商業中心辦公室，為此，其要求N在原地等候，由其本人自行尋找“L”簽署；隨後，嫌犯A冒充業主在“撻訂協議書”簽上“XXX”的簽名（見卷宗第240頁協議書副本內容）。
- 翠日上午，輔助人C堅決要求與“L”見面洽談舖位的問題，為免被揭穿騙局，嫌犯A致電要求同行即嫌犯B協助假扮業主“L”勸說買家（即C）繼續維持買賣，並增加定金，當時，嫌犯B同意協助。
- 2013年2月7日下午約4時，輔助人C繼續要求與“L”見面，為此，嫌犯A撥通嫌犯B的XXXX號手提電話，其聲稱對方是業主“L”並將電話交給輔助人C接聽；當時，嫌犯B按嫌犯A之請求，在電話中自稱為業主，其聲稱相關店舖的租金問題已經解決，可將商舖賣與輔助人C，同時，其亦要求輔助人C繼續支付港幣壹佰伍拾萬元的定金。
- 2013年2月27日，輔助人C將嫌犯A交出的中國銀行支票提示付款，當時，銀行表示脹戶存款不足而無法兌現（見卷宗第239頁支票兌換記錄副本）。
- 為拖延時間以應付輔助人C的不斷追問，嫌犯A分別再簽發並交給輔助人C兩張編號分別為XXX及XXX的金額港幣叁佰萬元但簽名不同的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支票；然而，在C將兩張匯豐銀行支票向銀行提示付款時，兩張支票均無法兌現（見卷宗第1105頁扣押筆錄和1108頁支票副本）。
- 至2013年2月28日下午4時40分，在一張載有其表弟P簽名的XXX號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支票之內，嫌犯A填寫港幣叁佰萬元金額並將之轉入輔助人C的匯豐銀行賬戶，同時，該嫌犯隨即以電話將相關銀行交易通知書拍攝並傳送給C，以爭取C的信任；2013年3月1日，該張以香港為簽發地的支票被銀行退票（見卷宗第718及719頁支票兌換記錄副本）。
- 事後，輔助人C與N前往XXXX地下B座店舖瞭解情況，彼等從店舖負責人Q處得知業主L為香港人，無澳門居民身份證且無出售店舖的意願。
- 經向大豐銀行查詢，輔助人C得知其交予嫌犯A的支票已憑票祈付一欄加載“A”的名字且支票已被兌現；至此，輔助人C懷疑嫌犯A詐騙並立即告知輔助人D，隨即，輔助人D報案。
- 嫌犯A意圖為其本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以詭計使被害人E、F和G以及C和D誤信其有權代表相關業主出售涉案的不動產，令該等被害人分別在三宗交易向其支付數額屬相當巨額的相應定金。
- 嫌犯A明知其銀行帳戶無足夠存款餘額，但是，其仍向兩名輔助人C及D簽發金額屬相當巨額的空頭支票。
- 嫌犯A意圖造成他人損失並為其本人獲取不正當利益，在他人委託其向相關業主交付定金的支票之上濫用他人簽名或在祈付對象一欄擅加其本人姓名，致重要的法律事實不實載於具特別價值的支票文件之內。
- 嫌犯A意圖造成他人損失及為其本人獲取不正當利益，在與兩名被害人F和G簽署的一份“臨時買賣合約”、一份“補充合同”及一份“撻訂協議書”上假冒有關業主簽名，使重要的法律事實不實登載於該等文件之內。
- 嫌犯A和嫌犯B自由、自願及有意識地實施上述行為。
- 嫌犯A清楚知道有關行為屬違法，且受法律制裁。
民事請求書和答辯狀內之獲證事實：
- 除與起訴書的獲證事實相符之事實視為獲得證明之外，民事請求書和答辯書之內列明的以下事實亦視為得以證實：
1. 2013年1月31日在澳門葡京酒店的大豐銀行分行，第一民事被請求人A向該行職員R要求提款，並成功取得支票載有的相關款項（參見卷宗第1171頁及第1172頁銀行覆函內容）。
2. 兩名受害人F及G曾就有關物業的臨時買賣合同向澳門財政局支付交易印花稅，金額為澳門幣$147,893.00（見卷宗第313頁文件內容）。
3. 兩名受害人F及G已收回相關款項（見卷宗第315頁文件內容）。
4. 該金額包含下列名義及相關款項：
- 本金（定金）：F及G為購入XXXX支付的定金港幣$500,000.00；
- 賠償金：:根據相關《物業臨時買賣合約》規定的賠償金港幣1500,000.00；
- 印花稅金額：因此項交易而支付財政局澳門幣$147,893.00元，以相等於港幣$144,000.00計算。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1.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第一嫌犯A並非初犯，因觸犯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於2013年4月12日被初級法院第CR4-12-0001-PCC號卷宗判處七個月徒刑，緩刑兩年；其後，中級法院於2013年9月19日駁回輔助人的上訴。
2. 刑事記錄證明顯示，第二嫌犯B為初犯。
未證事實：
　　第一，經庭審聽證，刑事起訴法庭起訴書描述的以下事實未能得以證明：
1. 2012年下旬，嫌犯A因生意經營不善而出現財務困難。
2. 在被害人E報案前，嫌犯A先以現金方式退還該被害人E款項的數目為港幣捌萬玖仟元。
3. 嫌犯A將L及M兩人的姓名提供給內地的偽造證件人士，著該等人士替其偽造載有L及M兩人姓名和相片（其他身份資料均為杜撰）的澳門居民身份證複印本。
4. 將輔助人C提交的支票提交兌現並以該等款項歸還兩名被害人F及G的款項之後，嫌犯A將餘下的款項用作還債及填補其所經營店舖的虧損。
5. 嫌犯A在與兩名被害人C和D簽署的“臨時買賣合約”上假冒有關業主簽名。
6. 嫌犯B明知嫌犯A進行虛假交易，但仍同意協助之。
民事請求書和答辯書的未證事實：
　　經庭審聽證，合議庭認為，民事請求書和答辯書之內與本案獲證事實不符的所有相關事實均視為未能得以證明或與案件標的無重要關係。
事實之分析判斷：
- 庭審聽證時，嫌犯B聲稱案發時，其不知悉嫌犯A欺騙他人的計劃，其聲稱嫌犯A當時向其求助，稱某一鋪位因買家要求鋪位須有租約才可成交，但當時相關租約因租金出現問題，為此，嫌犯A要求該嫌犯假扮業主，向買家聲稱租約問題已獲解決以便可以進行買賣，當時，其出於協助嫌犯A可作成生意的目的，在嫌犯A要求之下，在電話假扮業主，向買家聲稱相關租約問題已經解決，買賣可以繼續；但是，該嫌犯堅稱其並無向買家提出追加定金一百五十萬港幣的要求。
- 庭審聽證時，證人E就案情經過發表陳述，其陳述內容與起訴書與其相關的事實相符合；同時，該證人聲稱其在本案已再無損失。
- 庭審聽證時，兩名證人F和G分別就案件與彼等相關的問題發表陳述，其中，證人F聲稱主要由證人F安排相關工業大廈的購買事宜；證人F聲稱主要由其弟即證人J安排相關工業大廈的購買手續，同時，證人F聲稱，在嫌犯A交出的三張支票之中，僅有第三張才可兌現。
- 庭審聽證時，證人J聲稱案發時其為地產業從業員，當時，其在互聯網得知嫌犯A代理相關工業大廈的出售事宜，為此，其將相關消息告知其姐F，之後，F和G委託其安排購買相關工業大廈的手續；證人J的聲明內容與起訴書之內與其相關的事實相符合。
- 庭審聽證時，輔助人D就案件經過發表陳述，其聲稱案發時由友人即輔助人C透過地產商人N安排購買商鋪，當時，其與C曾視察相關商鋪並查核相關商鋪的物業登記書面報告（俗稱“查屋紙”）內容，同時，其亦看過相關男業主的身份證複印本，但是，對於女性業主的身份證副本是否看過，該名輔助人D聲稱並無記憶：之後，該輔助人要求C核實相關“查屋紙”與業主的身份證資料，並隨後開始購買相關商鋪的手續，其中，該輔助人與C每人各出七十五萬港幣，合共籌集一百五十萬港元的定金以支票方式交予嫌犯A，其後，因嫌犯A無法安排相關買賣的進行且無法退回定金致揭發該案騙局；該輔助人的聲明與案中起訴書與其相關的內容相符。
- 庭審聽證時，輔助人C就案件經過發表陳述，其聲稱案發時透過地產商人N泰安排購買涉案商鋪，期間，其與另一輔助人D曾視察相關商鋪並核對相關商鋪的物業登記書面報告（俗稱“查屋紙”）與相關業主夫婦的身份證複印本資料，之後，該輔助人與D每人各出七十五萬港幣，合共籌集一百五十萬港元的定金由輔助人C的丈夫開出支票交予嫌犯A；其中，輔助人C具體描述與第二嫌犯B的電話交談過聽其聲稱當時第二嫌犯自稱為涉案商鋪的業主並同意繼續買賣手續，同時，第二嫌犯當時尚要求其增加定金一百五十萬港幣；該輔助人聲稱之後因嫌犯A無法安排相關買賣的進行且無法退回定金致揭發該案的騙局；庭審過程中，該輔助人的聲明與案中起訴書的相關內容相符。
- 庭審聽證時，證人N就其介紹兩名輔助人C和D購買涉案商鋪的經過發表陳述，其中，該證人具體描述案發期間第二嫌犯帶有前往尋找所謂業主“L”以簽署取消交易文件（所謂“撻訂協議書”）的過程，該證人的聲明與案中起訴書的相關內容相符。
- 庭審聽證時，證人即嫌犯A的表弟S就案件與其相關的事宜發表聲明，其中，該證人聲稱從無聽過其母親I提過要將家中所有的涉案工業大廈單位出售且其母親從無提過收取相關單位的出售定金，但是，其聽母親曾提過要將該一單位出租；同時，該證人亦聲稱，其在嫌犯在A經營時裝鋪時，曾按該嫌犯的要求將數張其本人已簽名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空白支票交予嫌犯A使用。
- 庭審聽證時，證人L就案件與其相關的事項發表陳述，其聲稱與太太從無委託他人將涉案商鋪出售，同時，其本人與太太均為香港人，兩人均不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
- 庭審聽證時，證人即大豐銀行職員R就卷宗第1173頁載有的、由案中輔助人C交手嫌犯A作為樓宇買賣定金的港幣一百五十萬元的大豐銀行支票的提現過程發表陳述，該證人指出，在相關支票提現之時，支票祈付人一欄已附有A的名字，且相關金額提現後均存入A的銀行戶口。
- 庭審聽證時，四名警員證人U、V、W和X分別就彼等參與的案件偵查措施發表陳述。
- 庭審聽證時，三名證人亦為地產從業員的Y、Z和T分別就嫌犯B的工作和生活狀況發表陳述，其中，證人Z和T更分別解釋在地產業的實際運作中，部份地產從業員曾按交易需要為其他同行作出假扮業主以介入房地產買賣的事例。
- 庭審聽證時，證人即輔助人C的丈夫O發表陳述，其聲稱曾按太太C的要求，先行以其私人戶口為兩名輔助人C與D發出購買樓宇單位定金支票，之後，兩名輔助人已向其交還支票涉及的一百五十萬港幣。
- 為此，案中認定事實，由法庭依據經驗法則，對庭審嫌犯B的聲明、案中各證人證言以及卷宗內的有關文件證明，尤其是案中包含的相關樓宇的承諾買賣合同、筆跡鑑定報告、相關支票的提現記錄和相應的付款文件等證據方式進行邏輯分析並加以認定，獲證事實證據充分，足以認定。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在上訴中提出了以下的法律問題：
（一）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之間存在想象競合的關係；
（二）上訴人的行為符合連續犯的條件；
（三）在量刑上首先應該對上訴人適用特別減輕，然後在上述的理由成立的基礎上再判處較輕的刑罰。
讓我們逐一看看

（一）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之間的競合關係
上訴人在這個問題上主張，由於偽造文件的目的是詐騙，如果沒有偽造文件，詐騙罪不可能完成既遂，故其之間存在的關係是想象的競合關係，由詐騙罪吸收偽造文件罪。
上訴人被判處：
- 3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相當巨額詐騙罪」，各罪分別判以9年徒刑、5年3個月徒刑及5年9個月徒刑；
- 2項同一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之「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各罪分別判以1年9個月、2年6個月徒刑；
- 2項同一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偽造文件罪」，各罪分別判以1年及1年6個月徒刑。
- 七罪競合，共判處9年9個月徒刑。
- 初級法院第CR4-12-0001-PCC號卷宗競合處罰，處以10年徒刑之單一刑罰。
我們知道，《刑法典》第29條第1款規定：“罪數係以實際實現之罪狀個數，或以行為人之行為符合同一罪狀之次數確定。” 正如我們一直以來的司法見解，罪狀就是受刑事法律層面非價的行為的羅列，每一罪狀的背後皆對應著在刑法層面上應受保護的價值或利益。因此，判斷行為應以一罪還是數罪處罰，須考慮被行為人所觸犯的罪狀背後所保護的是同一法益還是不同法益。倘罪狀欲保護的法益不同，則行為人應就每一被觸犯的罪狀獨立地受刑事上的負面評價，也就是數罪的方式處罰。
很明顯，上訴人所實施的偽造有價值文件也好，偽造一般文件也好，雖然是為了實施詐騙的行為，但是此行為侵犯了法律賦予文件的公信力，此法益為法律以獨立歸罪方式予以保護。此問題的中心在於上訴人實際實施了符合兩個獨立罪狀的行為。
應該承認，在葡國也有像上訴人的理解一樣的司法見解。認為只要偽造行為包括於詐騙罪中作構成其犯罪客觀要素的使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的詭計的一部分就只有想象的競合（最高法院1988年2月24日的判決，在BMJ374-222）；也有認為目的行為的罪行吸收手段行為的罪行（葡萄牙里斯本中級法院1990年5月9日判決，在BMJ397-950）。但是這些不是主流的也不是最新的見解，以侵犯的法益異同作標準已經成為主要的區分標準。2
因此，基於所保護的法益不一樣而應對上訴人的行為定為實質競合，以數罪作出處罰，上訴人此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

（二）連續犯
根據《刑法典》第29條第2款對連續犯作出了規定：“數次實現同一罪狀或基本上保護同一法益之不同罪狀，而實行之方式本質上相同，且係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外在情況誘發下實行者，僅構成一連續犯。”
中級法院於2011年3月17日第913/201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指出：
“而在對這條文的第二款作出準確的法律解釋前，必須重溫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已故刑事法律教授EDUARDO CORREIA先生就連續犯這概念所主張、並得到澳門現行《刑法典》第29條第2款行文實質吸納的權威學說（詳見其書名為‘DIREITO CRIMINAL’的刑法教程，第二冊，科英布拉Almedina書局，1992年再版，第208頁及續後各頁的內容)。
根據這學說，以連續犯論處犯罪人的真正前提，是奠基於在具體案情內，存在一個可在相當程度上，使行為人在重複犯罪時感到便利、和因此可相當減輕（亦即以遞減方式逐次減輕）其在每次重複犯罪時的罪過程度的外在情況。
該位著名刑事法律教授在上述刑法教程第二冊第210頁中，就列舉了四個典型範例，以確定何謂“外在情況”：
一、如針對1886年葡國《刑法典》所指的通姦罪行，倘姦夫甲與情婦乙在實施第一次通姦行為後，兩人同意將來繼續通姦，則針對這兩人的第一次和續後的通姦行為，得以連續犯論處；
二、甲首次發現某住宅有一虛掩暗門，遂決定透過此門入內偷竊。在得手後，日後仍發現該住宅的暗門仍存在，故再以相同手法，多次利用該扇虛門入屋內偷竊；
三、某曾在過去製造假錢幣的技師，被要求再利用在首次鑄假幣時製造的假幣鑄造模具，去再次實施鑄假幣的罪行；
四、某盜賊原祇想入屋盜取特定珠寶，但在完成實施這犯罪計劃後，卻同時發現屋內還有現金，因此臨時決定擴大原先偷竊活動的範圍，把現金也偷去。
在上述四個範例中，行為人在第二次的犯罪行為的過錯程度均在相應的“外在情況”出現下，得到相當的減輕，故基於實質公平原則和過錯原則，應以連續犯論處。
由此可見，現行《刑法典》有關連續犯概念方面的第29條上述行文，是深受該權威學說的影響。
另須強調的是，在決定是否以本屬數罪並罰的法定例外處罰機制的連續犯懲罰制度去論處犯罪行為人時，是祇從其過錯層面（或罪狀的主觀要素方面）去考慮（註：而這亦是實質公平原則和過錯原則所使然），而不會考慮犯罪人在第二次和倘有的續後各次重複犯罪中所造成的犯罪後果，因涉及諸如犯罪後果等的客觀情節，祇會在適用澳門《刑法典》第73條所指的連續犯法定刑幅內作具體量刑時，才加以考慮。」”
從已證事實可以明顯看到，上訴人對三組不同的受害人做出了詐騙的行為，雖然詐騙的手法相同，但是犯罪的決意，對受害人是否陷入錯誤或者受騙的詭計的障礙也明顯不可能雷同，故沒有任何一個外在誘因驅使下，引致上訴人不得已地進行續後的多次犯罪，而未能體現出任何屬於符合“連續犯”的要件。
相反，事實表明上訴人在第一次犯案後，不斷產生新的犯罪決意並加以實施，顯示出犯罪故意不斷壯大，罪過程度可謂有增無減。所以，我們認為應獨立地看待上訴人三次詐騙的犯罪行為，三次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
上訴人此部份上訴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三）量刑和特別減輕情節
上訴人主張，在已證事實中顯示，在初級法院開庭之前已經將受害人E、F和G受騙的款項全數交還受害人，應該符合《刑法典》通過第220條准用的第201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
《刑法典》第201條規定：
“一、如在第一審之審判聽證開始前，返還盜竊或不正當據為己有之物，又或行為人彌補所造成之損失，且未對第三人構成不正當之損害者，則特別減輕刑罰。
二、如返還部分或彌補部分者，得特別減輕刑罰。”
可以見到，第一款所規定的減輕是法定的減輕，一旦確認了所規定的條件，法院必須使用特別的減輕。而第二款的情況，法院才可以決定酌情予以特別的減輕。
當然，特別的減輕乃依照《刑法典》第67條的規定的標準進行。
事實上，上訴人向被害人F及G好作出的所謂賠償，乃源於被害人C及D資金，這個是條文中所規定的對第三人造成了不正當損失，因此，不符合《刑法典》第201條第1款特別減輕的規定。
而對於被害人E，上訴人的確在第一審的審判聽證開始前已向該名被害人歸還全數騙款。但是沒有事實顯示上訴人所歸還的款項來源於第三人的不正當損失，足以認定上訴人向被害人E歸還全數騙款的行為符合《刑法典》第221條結合第201條第1款因返還而特別減輕的情況。
然而，原審法院沒有對此作出任何的決定和解釋，應該予以更正，這將體現在具體的量刑之中。
我們先看看上訴人所提出的量刑過重的問題。雖然上訴人提出量刑方面的理由是基於其關於想像競合、連續犯的主張，但是這些理由的不成立也不妨在看看這方面的理由成不成立，何況關於特別減輕的理由部分成立。
正如上文所敘述的，原審法院對第一嫌犯的具體量刑是這樣的：
－針對兩名受害人C及D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規定和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判處六年徒刑；
－針對被害人E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的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判處五年三個月徒刑；
－針對兩名被害人F和G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判處五年九個月徒刑；
－針對被害人E簽發的支票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和第245條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具特別價值的文件罪，判處一年九個月徒刑；
－針對兩名被害人C和D交出的支票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的項和第245條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具特別價值的文件罪，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
－針對兩名被害人F和G假冒業主I簽名簽署“臨時買賣合約”致以直接正犯和既遂的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b)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一年徒刑；
－針對兩名被害人C和D簽署相關合約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和b)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原審法院還考慮了上訴人在初級法院第CR4-12-0001-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被判處七個月徒刑，緩刑兩年，並進行了並罰。
首先，我們要做的就是，上訴人對被害人E所觸犯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因符合特別減輕的規定而應重新量刑。
根據《刑法典》第67條第一款a、b項的規定，由於所判的罪屬於2至10年的徒刑，其特別減輕的做法是：徒刑之最高限度減三分之一，而徒刑之最低限度減為法定之最低限度，那麼，其刑幅就變為一個月至6年8個月。
而依照《刑法典》第65條規定的量刑標準，結合本案的現實的具體情節，原審法院所採用的量刑標準，我們認為選擇2年實際徒刑比較合適。
而其他的量刑，沒有能夠具備特別減輕的情節，正如我們一直堅持的見解，法律賦予法院有在法定的刑幅之內選擇一認為比較合適的刑罰的自由，此量刑只有在存在明顯的刑罪不符或者刑罰明顯不合適的情況下，上訴法院才有介入的空間。
原審法院所選擇的刑罰均是在刑幅之內偏低的範圍，沒有明顯的罪刑不符和刑罰不當的情況，我們沒有介入的空間。上訴人這方面的理由不能成立。
現在，餘下的就是決定數罪並罰了。
我們不得不強調，原審法院在作出數罪並罰的時候採用的標準明顯與其在單罪的量刑是採用的標準不同，並罰後的單一刑罰明顯偏輕。而現在，在重新對其中一個罪名作出量刑後，七罪以及在初級法院第CR4-12-0001-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被判處七個月徒刑，緩刑兩年的刑罰並罰，我們認為，在總體刑幅介於6年至20年7個月之間選擇10年徒刑也是偏低的。不過，基於上訴不加刑以及本法院已經作出了其中一罪的特別減輕，我們認為選擇9年6個月的徒刑為合適。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在維持原審法院的定罪的基礎上，作出以下的改判：
－針對被害人E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的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改判處2年徒刑；
－維持其他所有的罪名的具體判刑；
－上訴人所判的7項罪名，加上之前在初級法院第CR4-12 -0001-PCC號卷宗內的判刑，選擇9年6個月的單一刑罰。
－維持其他的決定。
　　　上訴人需要支付3/4的訴訟費，以及6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4年7月17日
蔡武彬
José Maria Dias Azedo
陳廣勝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presente recurso vem interposto do Acórdão proferido nos vertentes autos, que condenou a 1ª Arguida, or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em autoria material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3 crimes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p. pela alínea a) do n.º 4 do art. 211º do Código Penal, e 2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e especial valor nos termos conjugados da alínea a) do nº 1 do art. 244º e art. 245º e 2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pelas alíneas a) e b) do n.º 1 do art. 244º do Código Penal na pena de prisão de 9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efectiva, que em virtude do cúmulo jurídico operado com a pena de 7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elo período de 2 anos que havia sido aplicada à Arguida ora Recorrente por decisão proferida no dia 19 de Setembro de 2013 no âmbito do processo n.º CR4-12-0001-PCC e, passou a ser de 10 anos de prisão.
2. E, bem assim, no pagamento de uma indemnização às ofendidas C e D no valor de HKD1.500.000,00 equivalentes a MOP$1.547.250,00, calculado à taxa de câmbio de 1,0315, acrescida dos juros legais moratórias a calcular desde a data de citação até ao pagamento integral.
3. Os presentes autos versam sobre a prática de factos que envolvem três circunstancialismos que em volveram, i) os factos ocorridos entre Setembro e Outubro de 2012 - fracção autónoma, para habitação, sita em Macau, Edifício XXXX ii) os factos ocorridos entre Novembro de 2012 e 16 de Janeiro de 2013 - fracção autónoma, para indústria, sita em Macau, na XXXX e iii) os factos ocorridos entre 29 de Janeiro e 1 de Março de 2013 - fracção autónoma, para comércio, sita em Macau, XXXX.
4. Não pode a Recorrente concordar com o acórdão recorrido, por entender que a decisão se encontra ferida pelo vício de erro de interpretação e de aplicação de direito previsto no n.º 1 do art. 40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m virtude da violação das normas penais vertidas nos artigos 29°, 40°, 65°, 221°, 201°, 71° e 67° todos do Código Penal.
5. Isto porque, entende a Recorrente, sempre ressalvando o devido respeito por opinião diversa, terem sido violadas: i) quer as regras do concurso aparente das normas que regem o crime de burla e 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e especial valor vertidas nos art. 244°, 245°, 211°, 29° e 71° todos do Código Penal, ii) quer as regras do crime continuado vertidas no art. 29° e 71° ambos do Código Penal, iii) quer as regras d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s penas vertidas no art. 221°, 201° e 67° todos do Código Penal, iv) quer as regras da disometria das penas vertidas no art. 65° e 40º ambos do Código Penal.
6. O crime de burla, sendo um crime complexo, incorpora não apenas a actividade burlosa em si, mas todas as actividades que representam um meio para a realização do enriquecimento ilegítimo e bem a ocultação desse enriquecimento, ou seja, situações existem em que a falsificação mais não é do que o meio para alcançar a burla como fim.
7. A conduta da Recorrente até pode ter preenchido formalmente as previsões do crime de burla e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mas, por via de interpretação, quer dos preceitos legais, quer da sua conduta, conclui-se que o conteúdo dessa conduta é exclusiva e totalmente abrangido por um só dos tipos violados - ou seja, pela burla - devendo assim recuar (e consumir) a falsificação.
8. Tal qual resulta dos factos, não fosse a falsificação dos documentos e não teria sido consumado o crime de burla, já que a obtenção dos benefícios só foi possível com a aludida falsificação, ou seja, o crime de burla apenas foi alcançado por intermédio da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tendo a Arguida lançado ainda mão da falsificação apenas e tão-somente para ocultar essa mesma burla.
9. Uma leitura atenta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permite com facilidade concluir que não foi quando a recebeu o cheque das mãos de E que o crime de burla se consumou, porquanto nesse momento não houve nem empobrecimento do Ofendido nem tão pouco enriquecimento da Arguida.
10. Só quando aditou no cheque o nome da agência imobiliária por si explorada e que a Arguido logrou apropriar-se do referido sinal, ou seja, somente por via da falsificação do cheque logrou consumar-se o crime de burla, sendo por isso a aludida falsificação um dos actos da burla.
11. Também não foi no momento que a Arguida recebeu o cheque no valor de HKD500.000.00 das mãos de F e de G que se preencheram os elementos do tipo legal de crime de burla porquanto nesse momento não se verifica nem o benefício do agente do crime nem o correlativo prejuízo, somente após ter incluído o seu nome no cheque que recebeu foi possível desconta-lo.
12. Mais uma vez, também neste caso, a falsificação apenas serviu o propósito da burla, tendo assim sido um dos factos essenciais para o preenchimento deste tipo legal de crime.
13. Os mesmo tendo sucedido quando a Arguida aditou o seu nome no cheque de HKD1.500.000.00 emitido por C e D. Antes disso nenhum prejuízo havia ocorrido.
14. Atendendo à doutrina maioritária e a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resulta evidente que a falsificação dos cheques apenas constituiu um meio necessário para 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pois só foi possível obter os montantes titulados nesses cheques à custa da referida falsificação.
15. Aliás, sempre que o agente falsificar um dos documentos previstos na parte final do artigo 245° do Código Penal - quais sejam, vale do correio, letra de câmbio, cheque ou outro documento comercial transmissível por endosso, ou a qualquer outro título de crédito não compreendido na alínea a) do n.º 1 do artigo 257.° - como meio para atingir o crime de burla o agente deverá apenas e tão só ser punido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burla, não sendo de admitir que possa a ora Recorrente vir a ser condenada pela prática de dois crimes pelos mesmos factos.
16. Por sua vez, a assinatura dos contratos que versaram sobre a fracção autónoma sita no XXXX representa o ardil necessário para o pagamento do respectivo sinal.
17. Do mesmo modo que a assinatura nos contratos de promessa da fracção a loja XXXX do edifício XXXX, serviram apenas e tão só para encobrir o destino do sinal pago no valor de HKD1.500.000.00, o que aliás resulta da decisão recorrida.
18. A falsificação dos sobreditos documentos apenas serviu o exclusivo propósito da burla. E é precisamente o que se presencia nestes autos, nos quais as falsificações apenas ocorrem como parte integrante de um único iter criminis. As falsificações foram o caminho usado para a burla.
19. Resulta evidente, quer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quer mesmo d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recorrida, que as condutas típicas da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apenas foram queridas com a intenção de executar e encobrir o crime de burla não podendo assim a Arguida ser condenada de forma autónoma pela prática de ambos os crimes.
20. O A falsificação constitui, pois, uma parte do ilícito da burla, motivo pelo qual a sua autonomização significaria uma dupla valoração do mesmo substrato factual enquanto crime “meio”,”pois serviu apenas o propósito da burla, esgotando ai o seu sentido e os seus efeitos.
21. A falsificação não poderá ser punida em concurso efectivo com aquele, sendo apenas possível configurar-se uma situação de concurso aparente, numa relação de consumpção.
22. Entender de outro modo será admitir uma dupla valoração e aceitar que esses os factos dados por provados ora serviriam para preencher o crime de burla, ora para preencher 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valoração essa que é legalmente inadmissível.
23. Em conclusão, e pelas razões supra descritas somos de afirmar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ao entender que há concurso real e efectivo entre os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e de burla, e por via disso condenar a aqui recorrente pela pratica de 3 crimes de burla e 4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quando na realidade o que se verifica é uma clara situação de concurso aparente numa relação de consumpção, violou o preceituado nos artigos 244°, 245° e 211° quando conjugados com o disposto no artigo 29° e 71° todos do Código Penal.
24. Motivo pelo qual deverá ser a mesma revogada e substituída por outra que decida absolver 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os sobredito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or estarem os mesmos numa relação de concurso aparente sob a forma da consumpção.
25. Acresce que, o conceito de crime continuado é definido como a realização plúrima do mesmo tipo ou de vários tipos de crime que fundamentalmente protejam o mesmo bem jurídico, executada por forma essencialmente homogénea e no quadro da solicitação de uma mesma situação exterior que diminua consideravelmente a culpa do agente.
26. Sendo que de acordo como art. 29°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são seus pressupostos os seguintes requisitos: a. realização plúrima do mesmo tipo de crime; b. homogeneidade da forma de execução; c. lesão do mesmo bem jurídico; d. unidade do dolo; e. persistência de uma situação exterior que facilita a execução e que diminui consideravelmente a culpa do agente.
27. No crime continuado encontramo-nos diante de uma pluralidade de factos aos que, por força da lei, corresponde uma unidade de acção e portanto o tratamento como um único crime.
28. Na figura do crime continuado consideram-se os casos de pluralidade de acções homogéneas que, apesar de enquadrar cada uma delas no mesmo tipo penal ou em tipos penais com igual núcleo típico, uma vez realizada a primeira, as posteriores se apreciam como a sua continuação, apresentando assim uma dependência ou vinculação em virtude da qual se submetem a um único desvalor normativo, que as reduz a uma unidade delitual.
29. O cerne do crime continuado, o seu traço distintivo, à luz do qual todos os outros omitam parece situar-se na existência de uma circunstância exterior que diminua consideravelmente a culpa do agente. O quid essencial está em saber em que medida a solicitação externa diminui a censura que determinada(s) conduta(s) merece(m).
30. Sendo que só ocorrerá diminuição sensível da culpa do agente, tradutora de uma menor exigibilidade para que o agente actue de forma conforme ao direito, quando essa tal circunstância exógena se lhe apresenta, nas palavras impressivas de Eduardo Correia, de fora, não sendo o agente o veículo através do qual a oportunidade criminosa se encontra de novo à sua mercê.
31. Sempre que as circunstâncias exógenas ou exteriores não surgem por acaso, em. termos de facilitarem ou arrastarem o agente para a reiteração da sua conduta criminosa é de concluir pela existência de concurso real de crimes.
32. No caso em concreto as circunstâncias que incorporam o crime de burla têm uma sequência factual necessariamente contínua e dependente umas das outras, porquanto cada um dos episódios supra descritos está intrinsecamente relacionado e vem no seguimento do anterior, ou seja, foi na sequência dos factos praticados pela Recorrente numa 1ª vez que esta se viu “empurrada” para a prática dos factos que a envolvem pela 2ª vez e 3ª vez em circunstância que consubstanciam o crime de burla.
33. Donde que se diga que nos presentes autos assiste-se à realização plúrima do mesmo tipo de crime, protegendo o mesmo bem jurídico, existindo, inequivocamente, a solicitação exterior facilitadora da prática desses ilícitos, decorrente da situação profissional da Recorrente e bem assim da sua posição funcional que a habilita ao fácil acesso às informações das negociações imobiliárias.
34. Verificando-se também que, embora para cada uma das três circunstâncias criadas nos presentes autos a Recorrente tivesse que negociar novos contratos promessa de compra e venda de imóveis, não deixou de haver uma forma homogénea nessa prática não existindo inovações em cada uma delas.
35. Sendo que o tempo decorrido entre a primeira e a última dessas práticas, se alguma coisa atesta é precisamente a permanência, impune, de "ambiência" facilitadora das práticas delituosas, a permitir a conclusão da diminuição, de forma decrescente, da culpa do agente em cada prática sucessiva.
36. Pois recorde-se que da factualidade dada como provada resulta que os três episódios supra descritos ocorreram num período de cinco meses e meio, o que abona em prol da continuidade.
37. Desta forma, e pelas razões supra descritas facialmente se conclui que estão verificados os elementos caracterizados como o “núcleo duro” da continuação criminosa na diminuição considerável da culpa do agente afigura-se nos, de facto, estarmos perante uma situação subsumível à continuação criminosa e por via disso condenar a aqui recorrente pela pratica de 3 crimes de burla, quando na realidade o que se verifica é uma clara situação crime continuado, violou o preceituado na alínea a) do n.º 4 do art. 211°, quando conjugados com o disposto no artigo 29° e 71° todos do Código Penal.
38. Motivo pelo qual deverá ser a decisão recorrida revogada e substituída por outra que decida condenar 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e 1 crime de burla em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na forma continuada nos termos conjugados da alínea a) do n.º 4 do art. 211° artigo 29° e 71° todos do Código Penal.
39. Ainda que venha a ser entendido por V. Exa., Juízes desse Venerando Tribunal, que não é de vingar a tese do concurso aparente entre o crime de burla e 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nem tão pouco a tese do crime continuado, e que por via disso, não será de pôr em crise o decido pelo douto Tribunal a quo, o que apenas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se concede, sempre se diga que andou mal aquele Tribunal de Primeira Instância ao olvidar a aplicação do preceituado no artigo 221° do Código Penal.
40. Conforme resulta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antes da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dos presentes autos 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devolveu ao Ofendido E o montante de HKD300,OOO.00 e, bem assim devolveu aos ofendidos F e H o montante de HKD1,000,000.00.
41. Tanto assim que nenhum destes veio aos autos deduzir qualquer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nem foi oficiosamente arbitrado pelo Tribunal qualquer compensação, e assim foi, porquanto a ora Recorrente restituiu tais montantes aos ofendidos, mais os ressarcindo dos prejuízos causados, o que fez através do pagamento do sinal em dobro e do imposto de selo.
42. Porém, não obstante a reparação integral do prejuízo causado aos aludidos ofendidos, não foi a pena aplicada à ora Recorrente atenuada, o que se impunha, por via do preceituado nos artigos 201º ex vi artigo 221º do Código Penal.
43. Conforme resulta das disposições conjugadas dos artigos 201º e 221º do Código Penal quando o prejuízo for reparado ate ao iníci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m primeira instância, a pena terá sempre de ser especialmente atenuada.
44. Verificados que sejam os pressupostos do n.º 1 do artigo 201º do CP deverá desencadear-se de forma obrigatória e automática a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ali prevista, ou seja, o juiz atenua especialmente a pena nos precisos termos do previsto no artigo 67º do Código Penal.
45. Ao decidir como decidiu o douto Tribunal a quo violou o disposto no artigo 201º ex vi artigo 221º do Código Penal, motivo pelo qual, caso venham a entender que as condutas da ora Recorrente não são enquadráveis na figura do crime continuado - o que apenas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se concede - deverão V. Exas., Juízes desse Venerando Tribunal, revogar a decisão recorrida na parte em que condena a Arguida à pena parcelar de 5 anos e 3 meses pela prática de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em relação ao Ofendido E e à pena de 5 anos e 9 meses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em relação às Ofendidas F e G, substituindo-a por outra que dê cumprimento ao preceituado no artigo 201° ex vi artigo 221° do Código Penal.
46. Caso V. Exas. sejam do entendimento de que nenhuma das argumentações supra aduzidas deverá proceder, o que apenas se concede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sempre se dirá que a pena de 9 anos e 9 meses aplicada à Recorrente por referência à pática de 3 crimes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p. pela alínea a) do n.º 4 do art. 211°, 2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e especial valor nos termos conjugados da alínea a) do n.º 1 do art. 244° e art. 245° do Código Penal e 2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no art. 244° nº 1 alínea a) e b) do Código Penal, é excessiva e não teve em consideração os princípios da proporcionalidade e adequação que nitidamente se patenteiam em todo o texto legal dos n.ºs 1 e 2 do art. 65° do Código Penal.
47. Porquanto, a pena aplicada à Recorrente revela-se desproporcional, desadequada e excessiva pelo que desta forma, falha na ponderação das sobreditas circunstâncias atinentes aos princípios da proporcionalidade e adequação, a que está vinculada, não só, pelo disposto no n.º 1 e 2 do art. 40° como também pelo artº 65° do Código Penal.
48. De acordo com o artigo 40.°, n.º 1 do CPM, a finalidade de punição consiste não apenas na qualificação do crime e na determinação da pena, mas também na salvaguarda dos bens jurídicos da sociedade e do agente, incluindo os interesses públicos, a segurança social e a paz social, ou seja, não só determinar a pena concreta em função do grau e gravidade do crime, mas também, e o mais importante, educar o próprio criminoso para o mesmo não voltar a cometer crimes e no futuro poder reinserir-se na sociedade.
49. Pelo que uma pena de prisão de longa duração será desfavorável à reintegração do Recorrente, e por consequente não poderá realizar a finalidade de punição, violando assim o disposto nos n.º s 1 e 2 do artigo 40.º do CPM, isto é, o objectivo de reinserção do Recorrente e o princípio de que em qualquer das situações a pena não pode ultrapassar o grau de culpa.
50.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e pena prevista no artigo 65.º do CPM é a reflexão do princípio de que a pena não pode ultrapassar a culpa, conjugado com o espírito do artigo 40.º, nº 2 do CPM, ou seja, quando houver circunstâncias concretas que mostrarem mais favoráveis ao Recorrente, devem as mesmas ser atendidas, e só assim é que se pode reflectir e garantir os bens jurídicos do agente.
51. É verdade que a Arguida não é primária, contudo, o seu registo criminal não está marcado por uma cadeia sequencial de crimes de sangue ou tráfico de produtos estupefacientes! Mas sim pela pratica de um único crime de emissão de um cheque sem previsão, ou seja, o chamado “crime de colarinho branco”.
52. Os presentes autos versam sobre factos que alegadamente consubstanciam a prática de 3 crimes de burla e 4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cujos bens jurídicos protegidos são essencialmente patrimoniais não estamos a falar de crimes cujos bens jurídicos protegidos sejam a vida humana, não se percebendo porque razão foi a Arguida condenada numa pena superior aquelas que são normalmente aplicadas aos crimes de tráfico quer de produtos estupefacientes quer de tráfico humano.
53. Importará não perder de vista que a Recorrente, a bem ou a mal, ressarciu devidamente dois dos Ofendidos os quais não sofreram assim quaisquer prejuízos com a sua conduta e ainda assim, foram-lhe aplicadas as seguintes penas parcelares: (i) 6 anos (quando o valor em causa foi de HKD1.500.000.00); (ii) 5 anos e 3 meses (quando os Ofendidos foram ressarcidos pelos prejuízos por si sofridos) e (iii) 5 anos e 9 meses (quando os ofendidos foram devidamente ressarcidos).
54. Revelando-se assim exorbitantes - tendo em conta os valores envolvidos, o ressarcimento dos prejuízos e todo o percurso criminal em causa nestes autos - as penas parcelares de 6 anos, 5 anos e 3 meses e 5 anos e 9 meses aplicadas à Arguida.
55. A Arguida é uma jovem, que em virtude da disometria da pena que lhe foi aplicada, arrisca-se a passar 10 anos da sua vida dentro de uma prisão.
56. Sendo que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siderar que a Arguida está perto de completar 35 anos de idade e 10 anos presa significa mais do que uma lição de vida… significa perder a possibilidade de constituir uma família e até mesmo de poder ter filhos.
57. Se Arguida sair da prisão aos 45 anos de idade, marcada pela rudeza de uma pena de 10 anos de prisão, que prevenção especial foi essa a cumprida pela pena aplicada à Arguida!
58. Por todo o exposto, e por se entender que efectivamente a pena aplicada à Arguida viola o disposto artigo 65.° o qual reflecte o princípio de que a pena não pode ultrapassar a culpa, e bem assim viola artigo 40.°, n.° 2 ambos do Código Penal, deverá ser a decisão recorrida revogada e substituída por outra que decida condenar a Recorrente de acordo com os princípios da proporcionalidade adequação e justeza da escolha das penas.
2 參見如葡萄牙最高法院1995年3月2日在第47633號的判決持相同見解的判決有最高法院1995年11月2日，第47422號案件；1997年7月9日第1179/96號案件；1998年12月3日第788/98號案件；1999年6月16日第577/99號案件；2000年6月6日公佈於《ACS. STJ VIII 》第2的判決；2004年11月10日第2794/04-3ª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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