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編號: 183/2014 合議庭裁判書日期: 2014年9月25日
主題：
嫌犯
上訴判決無效的爭辯機制
上訴裁判的依據
兩審終審制
《刑事訴訟法典》第390條第1款f項
裁判書內容摘要
一、 嫌犯不得利用上訴判決無效的爭辯機制，來質疑上訴庭就其提出的上訴已發表的審判結果。
二、 嫌犯有權不接納上訴裁判的依據，但就不得在適用於本刑事案的兩審終審制度下，奢望上訴庭可應其無理的爭辯請求，推翻之前已作出的屬終審的上訴判決（見《刑事訴訟法典》第390條第1款f項的規定）。
裁判書製作人
陳廣勝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第183/2014號
（關於嫌犯就2014年7月24日上訴判決而提出的無效情事之裁決）
一、 案情敘述
澳門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第CR2-13-0050-PCC號案的嫌犯A，在本中級法院於2014年7月24日裁定其就該法庭的判罪裁決而提起的上訴的理由不成立之後，今透過辯護人就該上訴判決向本院實質提出下列其所謂無效情事的爭辯主張（詳見卷宗第273至第279頁的葡文爭辯請求書內容）：
嫌犯本人曾在當初提交的上訴狀內，對初級法院就事實審而作出的裁判表示質疑，並特別是就下述原審既證事實提出質疑：「嫌犯之行為意圖損害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真確性和公信力，影響本地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就嫌犯本人的上述質疑，上訴庭在上訴判決書內發表了下述看法：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一如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內所指，原審法庭在庭審上詢問了警員證人有關調查工作的過程和內容，並就一般生活經驗和邏輯上的問題詢問了警員的意見，警員並非轉述上訴人過往所作聲明的內容，原審法庭也從未以警員證人引述上訴人的聲明內容作為判罪依據，故此，在本案內並不存在原審庭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5、第116和第337條規定的情況。
嫌犯又指原審判決帶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瑕疵。但本院認為，由於從原審判決書的內容來看，原審庭已對案中所有爭議事實悉數作出調查，原審判決書是無從患有上述條文第2款a項所指的毛病」。
然而，上訴庭卻未有交代案中哪一項證據材料可證明到上述原審「既證事實」。
如此，嫌犯本人便無從得知其被判罪的理由，上訴判決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的規定，因不具備同一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要求必須具備的判案理由說明、而被宣告為無效。
在另一方面，嫌犯本人在上訴狀內亦有提出原審法庭不應把現行《刑法典》適用於在法典生效前已發生的事實，因此舉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
然而，上訴庭卻在上訴判決書內，以《刑法典》第111條第2款b項的條文來認定原審庭的上述做法是合法的（見上訴判決書內的下列內容：「的確，原審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是包含了一些在現行《刑法典》生效之前的事實。然而，由於嫌犯是以連續犯身份被裁定一項偽造文件既遂罪罪名成立，且從《刑法典》第111條第2款b項的條文可見，在連續犯的情況下所作出的罪行應被視為在「作出最後行為之日」既遂，所以原審庭在引用現行《刑法典》的相關入罪條文下，而作出的有罪判決並沒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嫌犯本人認為，從《刑法典》第111條的規定並不能得出有關可把現行刑法適用於在其生效之前已發生的事實之結論。的確，第111條第2款b項並無指出，針對能構成連續犯罪的每一個由犯罪人所作的行為，應適用哪一項法律。
一如嫌犯在上訴狀內所指，基於現行《刑法典》第2條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其本人在1979年10月12日至1995年12月31日間作出的行為，必須經在當時已生效的法律（亦即1886年《刑法典》）預先明文指出為屬違法的行為之情況下，才可被認定為屬違法行為。
由於上訴庭贊同了原審庭可把現行《刑法典》適用於嫌犯在上述期間所作出的行為，此舉無疑是違反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9條所已確立的與現行《刑法典》第2條一致的罪刑法定根本原則，所以上訴庭此種違法判決即使並不屬《刑事訴訟法典》第105條和續後各條文所指的涉及訴訟法層面的違法情況，但仍因觸犯了罪刑法定的憲制性根本原則而導致上訴判決本身應被宣告為無效。
換言之，嫌犯本人應被改判為無罪，或至少被改判為其就於1996年1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為並非犯罪行為、並因而應獲改判較輕的刑罰。
駐本院的助理檢察長就嫌犯提出的上述爭辯主張發表意見，認為「嫌犯不過是以被爭議的合議庭裁判存在無效為名，實則質疑該裁判適用法律方面的決定，質疑法院對案件的實質問題作出的裁定，不過是通過本爭辯令到不能通過平常上訴的事宜再一次進入法院審查的範圍」，故上訴庭理應否決嫌犯的要求（詳見卷宗第281頁至第281頁背面的內容）。
本合議庭現須對嫌犯是次爭辯請求作出裁決。
二、 本裁判書的事實依據說明
為審理嫌犯所提出的爭辯情事，須回顧下列載於卷宗內的資料：
（一） 本合議庭於2014年7月24日在卷宗第255頁至第261頁背面發表內容如下的上訴裁判書：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第183/2014號
上訴人︰ 嫌犯A
原審法庭： 澳門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
案件在原審法庭的編號： CR2-13-0050-PCC
一、案情敘述
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審理了第CR2-13-0050-PCC號刑事案，對案中嫌犯A一審判決如下：
「......本合議庭現裁定控訴因事實獲證明屬實而控訴理由成立，並判處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以連續犯方式實施了1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配合同一法典第245條及第29條第2款所規定和處罰之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處以1年6個月徒刑，徒刑暫緩執行，為期2年。緩刑條件是嫌犯須於本判決確定後30日內向本特區作出澳門幣3,000元之給付。
本卷宗經與第CR4-12-0153-PCC卷宗作司法競合，處以嫌犯2年9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刑法典》第71條及第72條）。徒刑暫緩執行，為期3年。緩刑條件是嫌犯須於本判決確定後30日內向本特區作出澳門幣3,000元之給付。
判處嫌犯禁止進入本澳任何的賭博場地，為期2年。
上述徒刑暫緩執行以及禁止嫌犯進入賭博場地的附加刑自第CR4-12-0153-PCC號卷宗轉為判決確定後起計算。
......」（見卷宗第156頁背面至第157頁的判決書的主文）。
嫌犯A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上訴，力指（詳見卷宗第206至第230頁的葡文上訴狀內容）：
（一）原審法庭根據自1996年才生效的現行《刑法典》的相關入罪條文去懲處嫌犯在此之前作出的行為，此種判決實在是違反了《刑法典》第1條所指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則，因此嫌犯不應為之前作出的行為負上刑責，上訴庭因而理應把原審判出的刑期調低；
（二）原審判決因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而應被宣告為無效，原審既證事實也未完全滿足偽造文件罪罪狀所要求的所有要件，嫌犯應獲改判無罪；
（三）原審判決除了奠基於被錯誤審判的事實（且因而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15、第116和第337條的規定）之外，還帶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瑕疵。
就嫌犯的上訴，駐原審法院的檢察官認為上訴無理（詳見卷宗第232至第240頁的上訴答覆書內容）。
案件經上呈後，駐本上訴法院的助理檢察長在對卷宗作出檢閱後，發表意見書，亦主張應維持原判（詳見卷宗第249至第251頁的意見書內容）。
之後，裁判書製作人對卷宗進行初步審查，同時組成本上訴合議庭的兩名助審法官亦相繼檢閱了卷宗。
合議庭現須對上訴作出裁決。
二、 上訴裁判書的事實依據說明
本院經審查卷宗後，為判斷嫌犯的上訴理由是否成立，須在此回顧一審判決的下列內容：
「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法官判決：
1. 案件叙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向初級法院以普通訴訟程序及合議庭形式控告嫌犯：
A，男性，......，19......年......月......日在......出生，父親......，母親......，......，持編號為......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居於......，電話......。
–
指控內容：
一、
嫌犯A在廣東出生，於1979年申請來澳居住。
二、
1979年10月12日，嫌犯向治安警察廳申請領取身份證；當時，嫌犯向該政府部門不實申報其父親姓名為B，母親姓名為C，並在領取身份證申請書上簽署及蓋上指模，對上述不實的身份資料予以確認（參閱卷宗第56背頁）。
三、
嫌犯分別於1982年9月13日，1984年6月2日及1987年7月24日向治安警察廳申請更換身份證。當時，嫌犯向該政府部門不實申報其父親姓名為B，母親姓名為C，並在領取身份證申請書上簽署及蓋上指模，對上述不實的身份資料予以確認（參閱卷宗第55至56頁）。
四、
1993年2月1日及1997年1月8日，嫌犯再向前澳門身份證明司申請更換澳門居民身份證。當時，嫌犯向該政府部門不實申報其父親姓名為B，母親姓名為C，並在澳門居民身份證申請書上簽署及蓋上指模，對上述不實的身份資料予以確認（參閱卷宗第53背頁及54頁）。
五、
前澳門身份證明司受瞞騙下，向嫌犯簽發一張編號為7/XXXXX4/3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在證件上載有由嫌犯提供的上述不實身份資料。
六、
2001年4月17日，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請更換身份證；當時嫌犯仍然向該政府部門不實申報其父親姓名為B，母親姓名為C，並在澳門居民身份證申請書上簽署及蓋上指模，對上述不實的身份資料予以確認（參閱卷宗第53頁）。
七、
澳門身份證明局受瞞騙下，向嫌犯發出了一張簽發日期為2001年4月17日、編號為7/XXXXX4/3之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參閱卷宗第51頁），該證內繼續載有由嫌犯提供的上述不實身份資料。
八、
2005年5月16日，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請換領身份證。當時，嫌犯仍然向該政府部門不實申報其父親姓名為B，母親姓名為C，並在澳門居民身份證申請書上簽署及蓋上指模，對上述不實的身份資料予以確認（參閱卷宗第51頁）。
九、
澳門身份證明局其後向嫌犯發出了一張簽發日期為2005年5月16日、編號為7XXXXX4(3)之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參閱卷宗第17頁）。
十、
嫌犯一直以上述不實的身份資料在澳門生活多年，直至司法警察局發現嫌犯於2002年11月12日向該局所提供的身份資料與嫌犯於2008年8月25日所提供的不符，從而揭發有關事實。
十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公證處所發出的出生公證書，證實嫌犯的父親為D，母親為E（參閱卷宗第60頁）。
十二、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使不實的父母親身份資料載於澳門當局向其發出的澳門居民身份證上。
十三、
嫌犯之行為損害了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真確性和公信力，影響了本特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十四、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且會受法律制裁。
–
基於此，檢察院指控嫌犯A為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以連續犯方式觸犯了1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配合同一法典第245條所規定和處罰之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
–
沒有任何書面答辯。
–
已確定的訴訟前提條件維持不變，隨後以符合法律所要求的有關程序進行審判。
在審訊聽證期間，尤其是在聽取司法警察局偵查員F所作之證言時，得出結果，使人有依據懷疑發生一些事實，其係在控訴書中未有描述的，而該等事實對控訴書中所描述的事實構成實質變更，故此，便將該等事實告知檢察院代表。
經聽取檢察院代表及嫌犯的辯護人後，雙方均同意就新的事實繼續進行審訊，而嫌犯的辯護人亦聲明放棄需作準備辯護的期間。
因此，在控訴書內加插了如下事實：《嫌犯之行為意圖損害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真確性和公信力，影響本特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
2. 理由說明：
完成對整個案件的分析後，現把以下對裁決具重要性的事實列為已證事實：
嫌犯A在廣東出生，於1979年申請來澳居住。
1979年10月12日，嫌犯向治安警察廳申請領取身份證；當時，嫌犯向該政府部門不實申報其父親姓名為B，母親姓名為C，並在領取身份證申請書上簽署及蓋上指模，對上述不實的身份資料予以確認。
嫌犯分別於1982年9月13日，1984年6月2日及1987年7月24日向治安警察廳申請更換身份證。當時，嫌犯向該政府部門不實申報其父親姓名為B，母親姓名為C，並在領取身份證申請書上簽署及蓋上指模，對上述不實的身份資料予以確認。
1993年2月1日及1997年1月8日，嫌犯再向前澳門身份證明司申請更換澳門居民身份證。當時，嫌犯向該政府部門不實申報其父親姓名為B，母親姓名為C，並在澳門居民身份證申請書上簽署及蓋上指模，對上述不實的身份資料予以確認。
前澳門身份證明司受瞞騙下，向嫌犯簽發一張編號為7/XXXXX4/3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在證件上載有由嫌犯提供的上述不實身份資料。
2001年4月17日，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請更換身份證；當時嫌犯仍然向該政府部門不實申報其父親姓名為B，母親姓名為C，並在澳門居民身份證申請書上簽署及蓋上指模，對上述不實的身份資料予以確認。
澳門身份證明局受瞞騙下，向嫌犯發出了一張簽發日期為2001年4月17日、編號為7/XXXXX4/3之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該證內繼續載有由嫌犯提供的上述不實身份資料。
2005年5月16日，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請換領身份證。當時，嫌犯仍然向該政府部門不實申報其父親姓名為B，母親姓名為C，並在澳門居民身份證申請書上簽署及蓋上指模，對上述不實的身份資料予以確認。
澳門身份證明局其後向嫌犯發出了一張簽發日期為2005年5月16日、編號為7XXXXX4(3)之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嫌犯一直以上述不實的身份資料在澳門生活多年，直至司法警察局發現嫌犯於2002年11月12日向該局所提供的身份資料與嫌犯於2008年8月25日所提供的不符，從而揭發有關事實。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公證處所發出的出生公證書，證實嫌犯的父親為D，母親為E。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使不實的父母親身份資料載於澳門當局向其發出的澳門居民身份證上。
嫌犯之行為意圖損害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真確性和公信力，影響本特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且會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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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證實如下事實：
嫌犯是建築工人，每月收入約為澳門幣7,000元至8,000元。
具有小學學歷程度，需供養1名兒子。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並非初犯。
在卷宗第CR4-12-0153-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訴訟程序中，嫌犯因觸犯1項7月22日第8/96/M號法律第14條配合同一法律第13條及《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為賭博之高利貸並以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於2012年11月23日被判處2年3個月徒刑，徒刑暫緩執行，為期2年以及判處嫌犯禁止進入賭博場地的附加刑，為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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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證實之事實：
沒有，鑒於控訴書內所有重要事實已獲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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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之判斷：
合議庭對事實之判斷主要建基於所有於審判聽證中提供之證據進行整體之積極分析及比較後而得出。尤其是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F之證言以及在庭上對載於本卷宗內所有書證之審閱。
經分析已獲證實的事實，毫無疑問地嫌犯是清楚知道由其向有權限當局所提供的資料並非屬實，而將該等資料不實地載於其澳門居民身份證內，其清楚知道該行為正損害該等證件的公信力，並因此損害了本特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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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部份：
履行事實的分析從而決定所適用的法律。
根據《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之規定：“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而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3年徒刑或科罰金：
ａ）製造虛假文件，偽造或更改文件，又或濫用他人之簽名以製作虛假文件；
ｂ）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或
ｃ）使用由他人製造、偽造或更改之以上兩項所指之文件＂。
另外，根據《刑法典》第245條之規定：“如上條第一款所指事實之對象，係公文書或具同等效力之文件、身分證明文件、認別須登記之動產之根本文件、密封遺囑、郵政匯票、匯票、支票，或可背書移轉之其他商業文件，又或係任何不屬第257條第1款ａ項所指之債權證券，行為人處1年至5年徒刑。＂。
以及根據同一法典第243條c項之規定：“身分證明文件：居民身分證或其他用作證明身分之公文書、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及有關簽證、進入澳門或在澳門逗留所需之任何文件或證明獲許可居留之文件，以及由法律賦予證明人之狀況或職業狀況之效力之任何文件，由此係可產生某些權利或利益，尤其係與維持生活、住宿、遷徙、扶助、衛生、謀生方法或改善生活水平之方法等有關之權利或利益＂。
根據已證事實，毫無疑問地嫌犯是在有意識，自由及故意之情況下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以連續犯方式實施上述所述之犯罪行為且完全符合由上述法規規定的罪狀中所有主觀及客觀上均可予以歸責之要件之1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配合同一法典第245條及第29條第2款所規定和處罰之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
根據《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在確定具體的刑罰的時候應考慮行為人的過錯及刑事預防目的之要求，此外還有不法的程度，實施的方式，相關後果的嚴重性，有關應負義務的違反程度，故意的程度，犯罪時所表露的情感，及犯罪的動機，其個人及經濟條件狀況，行為之前後比較及更多經查明的具體情況後，因此本合議庭認為應判處嫌犯1年6個月徒刑。
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後，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者，法院得將科處不超逾3年之徒刑暫緩執行，因此，合議庭認為應將嫌犯被判處之徒刑暫緩執行，為期2年。緩刑條件是嫌犯應於本判決確定後30日內向本特區作出澳門幣3,000元之給付。
根據《刑法典》第71條及第72條之規定，本卷宗應與第CR4-12-0153-PCC號卷宗作司法競合，並判處嫌犯2年9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徒刑暫緩執行，為期3年。緩刑條件是嫌犯應於本判決確定後30日內向本特區作出澳門幣3,000元之給付。
還須禁止嫌犯進入本澳任何的賭博場地，為期2年。
上述徒刑暫緩執行以及禁止嫌犯進入賭博場地的附加刑應自第CR4-12-0153-PCC號卷宗轉為判決確定後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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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現裁定控訴因事實獲證明屬實而控訴理由成立，並判處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以連續犯方式實施了1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配合同一法典第245條及第29條第2款所規定和處罰之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處以1年6個月徒刑，徒刑暫緩執行，為期2年。緩刑條件是嫌犯須於本判決確定後30日內向本特區作出澳門幣3,000元之給付。
本卷宗經與第CR4-12-0153-PCC卷宗作司法競合，處以嫌犯2年9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刑法典》第71條及第72條）。徒刑暫緩執行，為期3年。緩刑條件是嫌犯須於本判決確定後30日內向本特區作出澳門幣3,000元之給付。
判處嫌犯禁止進入本澳任何的賭博場地，為期2年。
上述徒刑暫緩執行以及禁止嫌犯進入賭博場地的附加刑自第CR4-12-0153-PCC號卷宗轉為判決確定後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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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嫌犯繳付5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及承擔其他負擔。
另外，根據1998年8月17日第6/98/M號法律第24條第2款的規定，判處嫌犯須向法務公庫作出澳門幣500元的給付。
通知身份證明局作刑事記錄登記。
繕立本判決證明書並送交第CR4-12-0153-PCC號卷宗以便作適當處理。
告知博彩監察暨協調局執行上述禁止嫌犯A進入賭博場地的附加刑罰。
......」（見卷宗第153頁至第163頁背面的判決書內的中文原文內容）。
三、 上訴裁判的法律依據說明
本院須指出，上訴庭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事項外，祇須解決上訴人在上訴狀總結部份所具體提出和框劃的問題，而無需分析上訴人在提出這些問題時所主張的每項理由（此一見解可見於本中級法院第47/2002號案2002年7月25日合議庭裁判書、第63/2001號案2001年5月17日合議庭裁判書、第18/2001號案2001年5月3日合議庭裁判書、第130/2000號案2000年12月7日合議庭裁判書，和第1220號案2000年1月27日合議庭裁判書內）。
基於事物的邏輯關係，現須首先審理嫌犯所主張的涉及原審判決無效的上訴問題。
本院經閱讀已於上文全文轉載的原審判決書內容後，認為它已滿足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要求應有的內容，故原審判決非屬無效的判決。至於該判決書內所指的既證事實是否完全符合偽造文件罪罪狀的所有入罪要件，此問題已屬法律審的範疇，而非涉及上述刑事訴訟條文的要求。
上訴人又力指原審法庭在審議案中證據時出錯。
本院得指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換言之，法官在對構成訴訟標的的具爭議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事先規定的情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的所有證據材料，從而判斷哪些事實屬實、哪些不屬實。
當法官對事實審的最終判斷結果尤其違反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時，便是在審議證據上犯下明顯錯誤。
故除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經驗法則既是自由心證的指引明燈，也是自由心證的一個不可衝破的限制。脫離一般經驗法則的自由心證，實為法所不容。
正是這緣故，中級法院在過往多個刑事上訴案（而較近期的案例可見於中級法院第789/2011號刑事上訴案2012年3月15日的合議庭裁判書）中，均一致認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述及的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方面出現錯誤，亦即被法院視為認定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在案件中應被認定或不應被認定的事實不相符，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出於相同理由，《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另亦明確規定，上訴得以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祇要這涉及事實審的瑕疵係單純出自卷宗所載之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再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本院經分析原審法庭就其對事實審的結果所發表的判案理由說明及其內提到的證據材料（詳見已於上文照原文轉載的內容），認為對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均會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認為原審的事實審結果並非明顯不合理。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一如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內所指，原審法庭在庭審上詢問了警員證人有關調查工作的過程和內容，並就一般生活經驗和邏輯上的問題詢問了警員的意見，警員並非轉述上訴人過往所作聲明的內容，原審法庭也從未以警員證人引述上訴人的聲明內容作為判罪依據，故此，在本案內並不存在原審庭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5、第116和第337條規定的情況。
嫌犯又指原審判決帶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瑕疵。但本院認為，由於從原審判決書的內容來看，原審庭已對案中所有爭議事實悉數作出調查，原審判決書是無從患有上述條文第2款a項所指的毛病。
現是時候去審理涉及罪刑法定的上訴問題。
的確，原審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是包含了一些在現行《刑法典》生效之前的事實。然而，由於嫌犯是以連續犯身份被裁定一項偽造文件既遂罪罪名成立，且從《刑法典》第111條第2款b項的條文可見，在連續犯的情況下所作出的罪行應被視為在「作出最後行為之日」既遂，所以原審庭在引用現行《刑法典》的相關入罪條文下，而作出的有罪判決並沒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至於原審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是否已滿足了嫌犯被控的偽造文件罪罪狀的所有要件，本院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為印證此點，祇須細心閱讀原審的既證事實和相關入罪條文便可。
至於嫌犯的行為意圖問題，原審庭已查明嫌犯意圖損害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真確性和公信力，並影響本特區的利益。此實已符合《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主文中所要求的其中一個入罪要素。這是因為凡向本特區政府發證機關虛報父母姓名之人，其此種行徑當然是會損害發證機關根據此等不實資料而發出的證件的內容的真確性和公信力，因而亦自然損害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利益。
最後，就量刑方面，本院經綜合衡量凡不涉及現行《刑法典》生效之前的種種既證情節，當中特別考慮到嫌犯已有犯罪判刑前科，認為根據《刑法典》第40條第1、第2款和第65條第1、第2款所定的量刑準則，原審庭所判出的所有刑罰刑期實在已是輕無可輕了。
四、 判決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刑事合議庭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上訴人須支付上訴訴訟費，包括拾個訴訟費用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和其辯護人應得的澳門幣肆仟元上訴服務費。
澳門，2014年7月24日。
......』
（二） 嫌犯今提交的爭辯請求書的葡文原文如下（見卷宗第273至第279頁的內容，而其主要內容已在本裁判書的案情敘述部份有所提及）：
『Processo n.º 183/2014
Recurso Penal
Exmos. Senhores
Drs. Juízes de Direito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A, mais bem identificado nos autos à margem cotados, em que é Recorrente, tendo sido notificado do teor do Acórdão de fls._, de 24 de Julho de 2014, vem, por este meio, mui respeitosamente, junto de V. Exas., porque em tempo e com legitimidade,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107º, 355º e 36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xpor e requerer o que segue:
a) Da nulidade do Acórdão por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1. Na motivação do recurso apresentado, o ora Requerente impugnou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quanto à matéria de facto, em particular quanto ao seguinte facto dado como provado:
“O arguido praticou os factos descritos com a intenção de colocar em causa a veracidade e a fé pública do BIRM, prejudicando os interesses do Território e de terceiros. ”
(Fim de citação)
2. Fê-lo, por um lado, pelo facto de não resultar fundamentada a decisão quanto a esse ponto e, por outro lado, porque da única prova que foi produzida nos autos quanto a essa matéria, nada resultou que permitisse assentar tal conclusão.
3. Para o efeito, o ora Requerente citou o trecho do depoimento em que tal questão foi abordada, precisamente para fazer notar a falta de prova quanto a tal questão.
4. O Acórdão supra referida trata da questão nos seguintes termos:
Vale notar que, tal como indicado pelo Procurador-Adjunto no seu parecer, o Tribunal recorrido inquiriu a testemunha, agente da Polícia, no julgamento em audiência, sobre o processo e teor dos trabalhos de investigação, tendo também pedido as opiniões do mesmo em relação às questões da lógica e da experiência comum da vida quotidiana. O agente não transmitiu simplesmente o que consta da declaração anteriormente indicada pelo recorrente nem o Tribunal recorrido tinha como fundamento o teor da declaração a que a testemunha fez referência. Por isso, não se verificou no caso em apreço a violação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115º, 116º e 337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por parte do Tribunal recorrido.
O arguido apontou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tem o vício referido na alínea a)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No entanto, o Tribunal julga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mostra que o Tribunal a quo realizou investigações sobre todos os factos controvertidos no caso em apreço, pelo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padece do vício referido na alínea a) do artigo supra mencionado.
(fim de citação – traduç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o ora Requerente)
5. Não obstante negar provimento ao recurso apresentado pelo ora Recorrente, designadamente por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o Acórdão supra referido fá-lo incorrendo no mesmo vício.
Na verdade, o Acórdão proferido por V. Exas nada diz quanto a qual seja, afinal, o meio de prova com base no qual aquele facto foi dado como provado. Se não foi nas declarações do agente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então, foi com base em que prova? Ou se não foi com base nas declarações transcritas, foi com base em que declarações?
Como tal, o ora Requerente não se pode conformar com que possa vir a ser condenado sem que sejam devidamente explicadas as razões da sua condenação. Trata-se de um princípio basilar em que assenta a legitimação das decisões dos Tribunais e que permite aferir da sua vinculação ao Direito, afastando todo o espectro de arbitrariedade.
6. O que está em causa é perceber qual o iter decisório que levou à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em particular, no que diz respeito ao porquê d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quanto ao ponto da matéria de facto acima indicado.
E esse, com o devido respeito, não está exposto em lado algum: nem no Acórdão proferido pelo Tribunal a quo, nem no Acórdão proferido por este Venerando Tribunal, o que o torna nulo,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360º, nº 1, al a) e 355º, nº 2, ambos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b) Da nulidade do Acórdão por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criminal:
7. Com o devido respeito, a decisão proferida – ressalva feita ao douto voto de vencido – é profundamente frustrante. Frustrante porque revela um entendimento crassamente errado, quer da matéria de Direito – designadamente d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criminal matéria de Direito – designadamente d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criminal e do tipo de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 quer das questões processuais suscitadas.
8. Porém, no que a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criminal, o Acórdão recorrido incorre num erro particularmente grave e que deverá determinar a respectiva nulidade.
Na motivação de recurso, o ora Requerente alegou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criminal pelo facto de o Tribunal recorrido ter aplicado o actual Código Penal a factos ocorridos antes da sua entrada em vigor.
9. E o acórdão proferido por V. Exas. vem agora “validar” tal aplicação invocando, para o efeito, o artigo 111º, nº 2, al. b) do Código Penal! Cita-se para mera facilidade de referência o trecho relevante do Acórdão para facilidade de referência por V. Exas:
Cumpre agora conhecer da questão de recurso quanto ao princípio de legalidade.
Com efeito, nos factos provados verificados pelo Tribunal a quo estão incluídos alguns factos ocorridos antes da entrada em vigor da lei vigente, o [actual] Código Penal. Entretanto, o arguido foi julgado como autor de um crime continuado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e nos termos da alínea b) do n.º 2 do artigo 111º do Código Penal, nos crimes continuados o crime deve ser considerado consumado [no dia da prática do último acto], assim sendo, 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que o Tribunal a quo proferiu à base das disposições do vigente Código Penal não se encontra em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Fim de citação – traduç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o ora Requerente)
10. Com todo o respeito, o artigo 111º do Código Penal diz respeito à questão da prescrição e da sua aplicação (analógica?!) não pode resultar a aplicação da lei penal a factos ocorridos antes da sua entrada em vigor, sob pena de violação do própri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criminal (lex stricta).
11. Na verdade, a única coisa que o artigo 111º, nº 2, al. b) diz é que o prazo de prescrição nos crimes continuados apenas começa a contar da data da prática do último acto. O mesmo nada diz quanto a qual a lei aplicável a cada um dos actos que integra o crime continuado. Essa questão é regulada pelo artigo 1º do Código Penal.
12. E aí se diz, como o ora Requerente já o disse na sua motivação de recurso, que (sic) só pode ser punido criminalmente o facto descrito e declarado passível de pena por lei anterior ao momento da sua prática. Dito de outro modo, tal significa que os factos praticados pelo ora Requerente entre 12 de Outubro de 1979 e 31 de Dezembro de 1995 apenas serão crime se a lei vigente nessa data – Código Penal Português de 1886 – os declarar como tal.
13. O crime continuado é uma ficção jurídica: como dispõe o artigo 29º, nº 2 do Código Penal, tal figura traduz-se verdadeiramente (sic) “na realização plúrima do mesmo tipo de crime ou de vários tipos de crime que fundamentalmente protejam o mesmo bem jurídico”. Não se trata, como é bom de ver, de um tipo de crime especial, mas apenas da prática de múltiplos crimes em circunstâncias que diminuem sensivelmente a culpa do agente, fazendo com que, para efeitos de punição, sejam tratados como um só.
14. Como tal, para que se verifique se o agente realizou múltiplas vezes o mesmo tipo de crime (ou vários tipos de crime que fundamentalmente protejam o mesmo bem jurídico), é necessário que cada um dos actos do agente constitua crime à luz da lei vigente no momento da sua prática.
15. E a lei vigente no momento da prática dos factos descritos entre 12 de Outubro de 1979 e 31 de Dezembro de 1995 não era o actual Código Penal.
Só depois de concluir se tais factos eram crime à luz da lei vigente – o que não foi feito nos presentes autos –, se poderá formular o juízo sobre qual a lei mais favorável, nos termos do artigo 2º do Código Penal.
16. 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criminal constitui um princípio fundamental de um qualquer Estado de Direito, de tal modo que encontra consagração constitucional n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artigo 29º da Lei Básica), pelo que a sua violação não pode senão ter como consequência a nulidade.
17. A tal não obsta o disposto nos artigos 105º e seguintes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porquanto estes tratam apenas das consequências da violação da lei processual penal.
18.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criminal representa uma condenação sem lei que o permita, ou seja, um vício material de lei (fundamental), pelo que a sua sanção não pode ser inferior àquela que resulta da violação mais grave da lei de processo.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em Direito consentido que vós, Venerandos Juízes, muito doutamente suprireis, se requer seja julgada procedente a presente arguição de nulidade do Acórdão de 24 de Julho de 2014 e, em consequência do seu suprimento, seja o mesmo revogado e substituído por outro que absolva o ora Recorrente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que vem acusado, ou, no caso em que assim se não entenda, seja declarada a absolvição do ora Recorrente relativamente a todos os factos praticados em data anterior a 1 de Janeiro de 1996 e, seja, consequentemente revista a pena aplicada ao arguido.』
三、 本裁判書的法律依據說明
嫌犯在是次提交的爭辯書中，首先力指本院在2014年7月24日發表的上訴裁判書並未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判決書應具備的內容的要求。
然而，嫌犯在提出此項指責時，明顯忽略了上訴判決書內特別是載有以下判決依據：「至於嫌犯的行為意圖問題，......凡向本特區政府發證機關虛報父母姓名之人，其此種行徑當然是會損害發證機關根據此等不實資料而發出的證件的內容的真確性和公信力，因而亦自然損害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利益」。
換言之，本院正是基於上述看法而亦認同原審庭在涉及嫌犯的行為意圖的事實審結果。
而凡能閱讀本院上訴裁判書的人士，在閱讀其內容後，必會認為本院已交代了所有判案的依據。
本院的上訴判決並未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故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的規定便無從適用於該判決上。
至於嫌犯在爭辯書內的其餘主張，明顯是針對著本院在審理其上訴時所發表的法律觀點和審判結果。
但一如助理檢察長所指，嫌犯是不得利用是次有關其所謂的上訴判決無效的爭辯機制，來質疑本院已就其當初提出的上訴所發表的審判結果。嫌犯有權不接納本院的上訴裁判依據，但就不得在適用於本刑事案的兩審終審制度下，奢望本院可應其上述無理的爭辯請求，推翻2014年7月24日已作出的終審判決（見《刑事訴訟法典》第390條第1款f項的規定）。
四、 判決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刑事合議庭裁定嫌犯是次就其對2014年7月24日上訴判決而提出的所謂無效情事並不成立。
嫌犯是次爭辯請求所引致的全部訴訟費（當中包括陸個訴訟費用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將由他支付。
澳門，2014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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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書製作人
陳廣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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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助審法官
譚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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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助審法官
蔡武彬
(維持表決聲明的立場)
第183/2014號（刑事上訴）案 第26頁/共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