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715/2014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判決書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第CR3-12-0072-PCC號案中，上訴人A觸犯《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g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加重盜竊罪，合共被判處四年三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另須支付司法費及各項訴訟負擔。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並且已於2014年9月21日服滿了2/3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154-12-1-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14年9月19日作出批示，否決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對此，上訴人A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且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1. 由於，被上訴的批示中已經清楚指出上訴人毫無疑問地是符合了所需的形式前提，上訴人在此不再複述。
2. 面對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所作出的上述批示，上訴人未能表示認同。為此，上訴人將在本上訴內集中針對假釋所需要的實質要件作出討論，從而去分析上訴人的情況是否已具備立法者為假釋所設定之必須前提。
在特別預防方面：
3. 首先，必須再次指出上訴人在獄中有以下的良好表現，亦獲刑事起訴法庭法官的肯定：
- 上訴人為初犯，亦是首次入獄，屬信任類；
- 上訴人在獄中參與多個課程，包括2012年參與暑期廣東話班、2012-2013年度小學回歸教育課程的中文班、數學班，2012年參與舞蹈班，似及2012年至今參與佛教班，2012年及2013年參與餐飲業中、西服務基礎課程，並取得出席證書；
- 上訴人亦曾於2013年12月5日暫代女倉樓層清潔職訓；
- 上訴人已繳納訟訴費用；
- 上訴人與家人一直保持良好關係，丈夫和胞妹都會定期到訪，給予其精神及物質上的支持及鼓勵；
- 上訴人如獲得假釋，將會與國內家人同住，並計劃出獄後在長沙凱超機械設備租貨有限公司擔任公司出納員一職。
4. 以上種種情節，都能印證上訴人人格正朝著正確的方面發展，更說明刑罰對上訴人產生了更新的作用。
5. 在批示中，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之所以認定上訴人未能符合特別預防的要件，主要是因為上訴人曾經觸犯獄規。
6. 然而，上訴人懇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再次翻閱本卷宗第33至35頁的報告書，事件的經過主要是由於囚犯B偷取同倉另一名囚犯C的肥皂而引起的。
7. 上述事件的簡要經過是：上訴人發現囚犯B正要偷取同倉另一名囚犯C的肥皂，故上訴人叫囚犯B停手和不讓其繼續該偷取行為。其後，當囚犯C返回監倉後，囚犯B否認曾試圖要偷取囚犯C的肥皂，故上訴人便與囚犯B爭吵起來，並在氣憤間不經意地拍打了床邊數下。
8. 縱觀上述事件的整個發展過程，上訴人的目的只是為了阻止囚犯B偷取囚犯C的肥皂。
9. 上訴人是因為觸犯「加重盜竊罪」而被判處入獄。
10. 所以上訴人清楚的意識到偷竊是錯誤和嚴重違反秩序的行為，這使得上訴人無法對該偷竊行為視而不見，見而不究。
11. 也許，上許人在處理手法上是欠缺妥當，上訴人本應及時通告獄方人員和轉交獄方人員處理，而不是由囚犯們私下爭論。
12. 但上訴人已因此事件被獄方施以公開申戒和暫停了女倉樓層清潔職訓的處罰，顯然足以抵銷上訴人欠缺妥當處理的過失。
13. 反觀上述的違規事件，我們可以看到，上訴人盡力嘗試阻止不法行為的發生，對囚犯B有錯不承認的態度感到憤憤不平，這都是上訴人人格有著積極改變和守法意識提升的表現示。
14. 可見，上訴人絕不如被上訴判決所指的“守法意識仍屬薄弱”。
15. 恰恰相反，按此情況而言，上訴人已從被判處的徒刑中汲取教訓和真正悔悟，並且在監獄這個小型社會中建立起應有的守法意識。
16. 再者，接近3年的囹圄生涯中，上訴人沒有自暴自棄，因一時貪婪和誤交朋友而犯下罪行，致使換來失去自由的牢獄生涯和不能與遠方家人共聚天倫的沉重代價。
17. 上訴人已撤底意識到觸犯刑事法的嚴重性，且為自己過往所作的罪行感到相當後悔，並學會日後做任何事情也要顧及後果。
18. 自2011年入獄後，上訴人經家人不離不棄地支持和勉勵。
19. 在玻璃的的另一端，眼歷遠居於中國湖南的丈夫和胞妹不辭勞苦地奔波，這樣的經歷和教訓更深刻地烙在上訴人的心上，叫上訴人誓必安份守己、踏實地生活在社會當中。
20. 上訴人亦清楚意識到犯罪行為對自己的前程和家庭帶來了具大的破壞。
21. 由於須在獄中受刑，上訴人無法目送父親的最後一面，無法在三名子女的重要成長過程中相伴，也無法向獨力承擔家庭開支的丈夫給予援助。
22. 因此，為了重建幸福的家庭，在服刑期間上訴人亦善用在在獄中的分秒積極過進修，期待能在重返社會時能盡力回饋社會，重新樹立作為母親的良好榜樣，對摯親彌補以往所造成的缺失。
23. 尚須指出，自案件發生後的，上訴人始終坦白承認對被害人作出的損害行為，在庭審時也坦白認錯，主動的承擔犯罪行為帶來的責任。
24. 此外，上訴人亦會出獄後將會返回中國內地居住，並不會在澳門逗留。
25. 這樣，即使無須更長的觀察時間，仍足以從上訴人的行為得能守法地生活的有利預測，提前釋放將不影響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的維護和不會再次犯罪。
26. 基於此，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不應單純基於上訴人曾觸犯獄規而否決申請，更應注重客觀的事實，包括上訴人踴躍學習的態度、積極勞動的表現和社工報告給予的正面意見，這些都已指出上訴人是符合特別預防的要求，故應給予假釋。
在一般預防方面：
27. 假釋制度所要堅持的是從犯罪的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兩者之間找出平衡點，不能片面強調一方面的功能和需要，尤其須充分考慮案件的特殊性，犯罪事實以及情節與上引案件的事實及情節的差異。
28. 對於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實質要件中的一般預防方面，刑庭法官閣下亦不予支持。
29. 無可否認，「加重盜竊罪」屬現時本澳常見的犯罪類型，相關罪行對社會安寧帶來了負面影響。
30. 但這並不能當然地認為將假釋機會給予這一樣類型的犯罪行為人，就必定會引起消極的社會效果，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負面的衝擊等。
31. 因為尚應重視犯罪行為人的人格調查，尤其須考慮由於經歷、家庭、所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徵等的不同，不應一概排除假釋的適用。
32. 上訴人本為一名盡責的妻子和母親，在入獄前人際關係良好，閒時在家照顧孩子和與家人為伴，只是染上了賭博的惡習，無法償還債款，才會一時衝動作出犯罪行為。
33. 上訴人從沒有與他人組織成立犯罪集團的意圖，正如其在CV3-12-0072-PCC卷宗內的“嫌犯訊問筆錄”和“首次司法訊問筆錄”中所述，上訴人是因為欠下賭債無力償還，且不想為家人帶來麻煩，才會在第三人威迫利誘下實施違法行為，上訴人在數次協助盜竊的行為均沒有收取任何利益或報酬。（詳見該卷宗第56-57及89-90頁）
34. 可見，上訴人的道德觀念正常，過去無任何犯罪前科，只是由於一時失去理智才會促成本案中的犯罪行為。
35. 相對其它有計劃、有預謀地實施同類型罪行的行為人而言，上訴人的惡性顯然是較微弱的。
36. 這樣，可以合理地相信，當公眾面對的是一個人的道德觀念正常，過去的無任何犯罪前科，其犯罪行為系由於某種社生活困擾而引起的，這種因失去理智而生的犯罪行為是可以獲得寬恕的。
37. 須知道，公眾的觀感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38. 因為，必須理性的承認在數十載的人生路途上，任何人都不免會犯錯，雖犯罪事實是無法抹去的，但隨著上訴人人格的良好演變，肯定會抵銷公眾難以承受之感官，皆因“知錯能改，善莫大矣”是人所認同的價值準則。
39. 而且，由案發至今，這種損害肯定隨時間的推移已經慢慢被淡化了，加上上訴人事後的行為表現，也相對減輕了對一般預防的要求。
40. 給予真正省悟的受刑人一個重返社會的機會，相信這不單對受刑人改過自新的鼓勵，同時也是社會發揮包容心的展現。
41. 基於此，面對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所作出的否決假釋批示，上訴人未能表示認同，並認為法是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
42. 請求法官 閣下重新考慮有關上訴人的一切有利情節，並給予假釋的機會。
綜上所述，和依賴 法官閣下之高見：
- 應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繼而廢止被上訴之批示，因該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並且
- 應根據《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給予上訴人假釋。
檢察院對上訴人提出的上訴作出了反駁，其內容如下：
1. 本檢察院之前在建議書中已表明反對批准給予囚犯假釋之立場（參見卷宗第64頁），在此本檢察院予以維持。
2. 此外，本檢察院再強調指出，本假釋案中囚犯之情況僅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第1款中所規定之給予假釋之形式要件，即囚犯已服滿其被判處刑期之三分之二。
3. 但是，囚犯之情況尚未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第1款中所規定的給予假釋之實質要件，即a)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b）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持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
4.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56條第1款，當囚犯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同時符合相同法典第56條第1款a)及b)項所規定的條件，法院才會批准給予囚犯假釋。也就是說，當囚犯之情況同時符合了假釋之形式及實質要件時，法院才給予囚犯假釋。
5. 我們雖然亦同意囚犯之辯護律師在上訴書中所說的某些觀點比如，在囚犯服刑期間積極參與學習活動、被劃定為信任類，等等，這些情況在檢察院之建議書中也曾提起，並無異議。
6. 但是，囚犯在服刑期間之整體表現只屬“一般”，曾違反監規而受公開申誡之紀律處分。由此可見，囚犯之獄中表現尚未達到起碼的“良好”評價。故此，澳門監獄獄長亦認為對囚犯之假釋個案尚需觀察，不同意給予其假釋（參見卷宗第7頁）。
7. 另一方面，從本案之具體犯罪及情節來看，囚犯是與他人有組織地共同犯下三項加重盜竊罪，可見其犯罪的故意程度很高及情節很嚴重，實已嚴重損害了本澳之法律秩序及社會秩序。因此，考慮到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或目的，現時給予囚犯假釋亦不利於維護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
8. 需強調的是，假釋作為法律規定的一種給予囚犯提前釋放的優惠制度，並不是到期即有及自動取得的，而是一種有條件的優惠制度。只有滿足澳門《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所有條件，並結合囚犯個案之所有事實情節，同時考慮刑罰之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目的，當確實證明囚犯在服刑期表現良好、人格狀況獲極大改善，並將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時，才可批准給予囚犯假釋之優惠。
9. 而在本個案中，囚犯之案情情節、獄中服刑表現及人格演變情況等，尚不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之假釋的實質要件。因此，檢察院認為，刑事起訴法庭法官否決給予囚犯假釋之裁定是合法、適當及正確的，應予以維持。
綜上所述，囚犯（上訴人）在上訴書中所提出的理據並不足以支持其結論和請求，應予以駁回。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本院接受A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審閱了案卷，並召開了評議會，經表決，合議庭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第CR3-12-0072-PCC號案中，上訴人A觸犯《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g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加重盜竊罪，合共被判處四年三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另須支付司法費及各項訴訟負擔。
- 上訴人將於2016年2月21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4年9月21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14年8月6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接受假釋。
- 上訴人A第一次申請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14年9月19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讓我們分析這些上訴理由。
我們知道，《刑法典》所規定的假釋制度是基於1886年《刑法典》所沿襲的十九世紀中期從歐洲發展起來的刑事法律制度。2 它體現了實現刑罰的目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尤其是在預防犯罪方面的功能起到積極作用。今天的假釋制度亦從單純考慮特別預防發展到具有綜合特別及一般預防的要求的相對完整的制度。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3
那麼，我們看看。
上訴人為初犯，上訴人入獄後，對自己的行為反思，閒時在倉內自習英語、練字及做運動。上訴人曾於暫代女倉樓層清潔職訓，其後因為違規事件而被停職。在獄內雖然屬信任類囚犯，但從其獄中的表現來看，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行為表現僅被評定為“一般”。
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雖然上訴人力陳其被判處的紀律處分乃起本人“見義勇為”之舉而造成的，但是我們不得不說，法院並沒有權力審查監獄方的決定的對錯，我們只能在囚犯受到紀律處分的事實上來分析囚犯的人格的重新塑造。那麼，面對囚犯在獄中的表現被評定為一般，而且監獄獄長給出假釋不利的意見的情況下，法院很難做出相反的結論，並相信有關囚犯具有良好的行為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更何況，在犯罪一般預防方面，對於一個以依賴旅遊業發展的澳門就有著更高、更嚴格的要求，也就是說對此類以旅遊身份來到澳門而進行加重盜竊的犯罪活動的行為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提前釋放只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這就決定了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
因此，我們認為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而否決假釋的決定應予以維持。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決定。
本案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應繳納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4年11月6日
蔡武彬
José Maria Dias Azedo
陳廣勝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à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e pressupostos de natureza formal e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pesar de a recorrente satisfazer em absoluto o pressuposto natureza formal, tendo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não vemos uma conclusão paralela em relação ao pressuposto material previsto no art.º 56 n.º 1 do C.P.M.. Duvidamos assim da possibilidade da compatibilidade da ordem jurídica com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antecipada.
In casu, face ao comportamento e à vida prisional da recorrente, não lhe foi merecido parecer favorável pelo Director do E.P.M., por ter em conta o seu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irregular e o seu modo de vida anterior que revela hábitos de jogo nos casinos. Pois,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siderar, igualmente, a avaliação global prisional de grau “Regular” e o registo de punição disciplinar que à recorrente foi imputado no dia 15/07/2013, cujo registo foi feito bem recentemente em 16/04/2014.
Bem salientou a decisão recorrida, na qual nos opinou, considerações cautelares, no âmbit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uma vez que a recorrente ainda não está preparada para a sua reintegração social (cfr. fls. 66 a 67v.).
Por outro lado, analisados os autos, foi a recorrente, não residente de Macau, condenado, na pena de 4 anos e 3 meses pela prática de três crimes de furto qualificado, de elevada gravidade, perturbando seriamente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sendo local dos factos lojas de marca, de vários hotéis, afectando gravemente com a sua conduta ilícita a imagem de Macau que tem a sua economia assente nos sectores do turismo e do jogo.
Em referência à natureza e à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do crime de furto qualificado, são evidentes a gravidade do crime, o prejuízo para a ordem da economia e a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tudo consequência do acto ilícito praticado pela recorrente.
A gravidade dos crimes e o demais cirunstancialismo envolvente, deve ser projectado no sentido de apurar se 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da recorrente irá por em causa a confiança da comunidade no sistema jurídico, com o consequente impacto social negativo, isto na perspectiva de Macau como cidade de turismo, moderna e internacional.
É, assim, relevante a exigência de prevenção geral dessa criminalidade que se constituem como riscos sérios para a economia e a paz social.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 o acerto d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consegui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à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vermos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a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ncontrem eco no disposto n.º art.º 56 n.º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dada improcedência ao recurso interposto da recorrente.
2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 531; 參見馬克昌主編《刑罰通論》，武漢出版社，2000年，第636-638頁。
3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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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715/2014 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