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590/2015號
上訴人：A（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判決書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第CR2-10-0192-PCC號案中，上訴人A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38條c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因而被判處2年3個月的實際徒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並且已於2015年5月8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207-13-1-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15年5月8日作出批示，否決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對此，上訴人A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且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1. 上訴人所服刑期已經達到《刑法典》56條所規定的給予假釋的時間，即已經滿足可給予假釋的形式方面的條件；
2. 上訴人得到監獄技術員及監獄獄長的正面評價，建議及同意給予其假釋之機會。
3. 在執行刑罰期間，上訴人一直行為良好。根據監獄的紀錄，上訴人屬信任類，且從未違反任何監獄制度，監獄對上訴人在服刑期間行為的總評價為「良」。
4. 雖然上訴人目前已屆62歲之齡，但其仍在獄中選擇參與學習課程。根據監獄假釋報告所述，上訴人在學習上沒有問題，亦沒有無故曠課。
5. 上訴人由於年紀稍大，身體機能已逐漸退化，其本身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需要於獄中定期覆診與服藥以控制病情。
6. 亦因為身體狀況不佳，故此上訴人於獄中一直以運動來鍛鍊身體，希望能有良好的體魄，準備在出獄後能夠重投社會。
7. 其正面之服刑態度，顯示其一直積極為重返社會作出準備，應予以肯定。
8. 上訴人的家人包括妻子及女兒均有定期到獄中探訪，為其提供日常所需並給予其支援和鼓勵。
9. 上訴人已找到出獄後之工作。某公司之負責人已作出書面承諾，在上訴人出獄後將會聘請其於該公司任職。（參見卷宗第17頁）
10. 從卷宗資料顯示，上訴人出獄後將與家人同住，住所有足夠空間讓其與家人同住。
11. 雖然因為上訴人入獄而使家人生活陷入困境，但上訴人之家人並沒因此而離棄他，反而還定期採望並給予其精神上之支援，以及為其提供日常所需。
12. 因此，上訴人亦十分盼望能於出獄後以積極之生活方式回報家人。
13. 可是，上訴人於近月，被醫生確診患上了腸癌，並已進行了手術，目前尚處於羈留病房之中，並需定時接受化療療程。
14. 再加上其本身患有多種之長期疾病，亦需定時服藥及覆診。由此可以預見上訴人於倘獲釋後，亦只能安分守己的社會生活，並定時出席各種的治療活動以保持生命健康。
15. 因為被一時之不忿及仇怨所蒙蔽，其作出了後悔莫及的錯誤行為。不僅為其帶來了牢獄之苦，現在更可能因此賠上了與家人最後之相處時光。
16. 經過了年多之牢獄生涯，上訴人現已對其所作所為作出了自我反省並感到真誠覺悟。
17. 上訴人亦於信函中以及與辯護人會面時表示，種種經歷已令其覺醒悔悟，其承諾必定會吸取本次深刻的教訓，將會以此時刻警惕自己，決不會再做違法的事情。
18. 因為上訴人已醒覺到倘其本次不能獲得假釋，其便必須服完餘下八個月之刑期方能獲釋。
19. 八個月對一名癌症患者來說，很可能是其人生最後餘下之時光。
20. 這意味著，對於上訴人來說，倘上訴人喪失此次假釋之機會，很可能將使其永遠喪失重返社會、以及與家人再次重聚之機會，而成為其一生之遺憾。
21. 從上訴人之信函及其在獄中之積極表現與及目前之健康狀況，再結合客觀條件上來看，相信上訴人已對其行為作出了深切悔悟，亦能推定其必定能以負責任及安份守己的態度在社會中生活。
22. 另上訴人已獲僱主承諾聘請，加上上訴人仍有一名在學之兒子，倘其之身體狀況許可，上訴人亦必需負起供養兒子之責任，繼續工作以負起家庭重擔。
23. 上訴人將於出獄後與家人同住，其亦得到家人的諒解及支持，為其提供了十分強大的心理及情緒上之支援。
24. 申言之，特別預防之條件已得已滿足。
25. 倘 法官閣下不這樣理解，相信亦很難在其他假釋申請案中得出被判刑人的人格已取得非常積極和足夠的正面改變的結論，因為根本不存在一個法律上或客觀上可循的標準。
26. 另一方面，上訴人已毫無疑問地完全滿足了給予其假釋之「形式上」的要件；
27. 除「形式上」的要件外，同時須考慮及應具備「實質上」的要件，尤其《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和b項所規定者，即每一個案之案件情節特別是囚犯之個人生活狀況、人格以及其重新納入社會之程度和是否會影響法律秩序社會安寧等問題以決定是否給予囚犯假釋；這其中蘊含了刑罰之目的：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
28. 上訴人所犯罪行情節嚴重，已被判處實際徒刑，向社會上的人展示了犯罪受罰的結果，繼而抑壓犯罪動機，故已有效達到了阻嚇犯罪的一般預防效果；
29. 在《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要求：「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
30. 「這一法定實質前提要求法官基於上述條文所列舉的各種考慮因素，對服刑人即時獲釋後在社會上自由生活時的行為舉止作出前瞻的預測，倘預見行為人獲得提前釋放後，能守法地在社會生活，則可結論對服判刑人的假釋具有利的預測，反之則為不利的預測。」（參見中級法院判決編號715/2009號）
31. 而上訴人於服刑期間所表現出之積極之人格修正、對社會人士的阻嚇作用及常人均能理解的教訓，可以肯定，提前釋放上訴人將不會損害社群一般成員對法律有效性的認同和不會影響社會成員恢復因犯罪而對法律規範被動搖的信心。
32. 加上案發時間至今已歷經7年之時間，可以推定於現時釋放上訴人，對公眾心理之負面影響及社會秩序之衝擊亦屬十分有限。
33. 而且，被上訴批示中以上訴人所犯罪行之情節嚴重及危害性而推定其提前釋放將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十分嚴重之負面影響，這種推定亦與假釋制度及《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之精神相違背。
34. 相反，只要上訴人已服了三分之二徒刑，應推定其已受到教育且有能力重返社會（見Manuel Lopes Maia Gonçalves，《Código Penal Português》，第六次修訂版（1982年，第259頁）。
35. 我們知道，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讓其能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往往比讓罪犯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利。（參見中級法院判決編號319/2010、751/2010、1019/2010及777/2012號）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其本人已具備獲得假釋的法定條件，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駁回上訴人假釋申請的批示因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和40條之規定，請求中級法院依法予以撤銷並同時給予上訴人假釋，同時請求中級法院免除上訴人支付司法訴訟費用及法院代理費等。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反駁，其理據如下：
1. 假釋的批准除了必須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形式前提外，還必須符合其實質要件，即該條文第1款a項及b項之規定。
2. 考慮本個案的實際情況及上訴人指使他人毆打被害人及對其潑灑硫酸，可見其犯罪行為對本澳的法律秩序帶來極大的沖擊及對社會安寧帶來負面的影響。
3. 上訴人未能坦然承認其犯罪行為且歸咎於誤交損友及一時衝動。
4. 但從卷宗的資料顯示，上訴人是有計劃作出上指的犯罪行為。
5. 故從刑罰的一般及特別預防作考慮，若在現階段對上訴人給予假釋會為社會帶來極大的反響及不利於上訴人人格的發展。
6. 本院認為上訴人尚不具備澳門《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之給予假釋之實質條件，故此，該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原決定。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以下法律意見（全文載於案卷第83-85頁，此處視為全文轉錄）1。
本院接受A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審閱了案卷，並召開了評議會，經表決，合議庭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第CR2-10-0192-PCC號案中，上訴人A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38條c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因而被判處2年3個月的實際徒刑。
- 上訴人將於2016年2月8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5年5月8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15年3月16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接受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15年5月8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讓我們分析這些上訴理由。
我們知道，《刑法典》所規定的假釋制度是基於1886年《刑法典》所沿襲的十九世紀中期從歐洲發展起來的刑事法律制度。2 它體現了實現刑罰的目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尤其是在預防犯罪方面的功能起到積極作用。今天的假釋制度亦從單純考慮特別預防發展到具有綜合特別及一般預防的要求的相對完整的制度。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3
那麼，我們看看。
從其獄中的表現來看，上訴人入獄後，行為表現合作，對自己的行為反思，在獄中報讀了中文學習課程及普通話課程，平時亦以做運動作為消閒活動。在獄中沒有違規記錄，在獄中的行為也被評定為“良”。
我們同意，並不存在不可假釋的犯罪，但是也不存在必須獲得假釋的囚犯。假釋並不是囚犯的權利，而是這個社會在一定條件下提前接受其重返的一種“恩惠”。
我們知道，上訴人因己行為而造成與家人共同生活的中斷和家庭的破碎的結果也只能是由其本人承擔，而非這個社會的法律秩序。而刑事法律所要考慮首要的怎麼修復其犯罪行為所帶來的傷害，尤其是對受害人和對這個社會帶來的傷害。所以從上訴人在獄中的表現，考慮到其所實施的犯罪的嚴重性（因報復而用硫酸潑撒他人身體而致使受害人嚴重燒傷），雖然監獄方面給出建議提前釋放的意見，但是我們同意原審法院的否決理由，囚犯仍未認識到其行為受到嚴重懲罰的關鍵所在，具備適應誠實生活的能力及意志，因此對其一旦提早獲釋能以負責任的態度在社會安份地生活並不再犯罪方面仍沒有充足信心，故上訴人在人格塑造方面的因素並沒有給其重返社會創造有利的條件。
另外一方面，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由於上訴人的犯罪對受害人所造成的不可逆轉的嚴重傷害，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提前釋放只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同樣地，在本案中我們也支持原審法院所堅持的這種避免因上訴人的提前釋放而再次對公眾在心理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的難於接受的衝擊理解，這就決定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尤其是在犯罪的一般預防以及在維護澳門法律秩序方面沒有顯示有利的因素，否決假釋的決定應予以維持，而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決定。
本案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應繳納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
上訴人還須支付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5年7月2日
(裁判書製作法官)
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陳廣勝
1 其全文內容如下：
Inconformado com a decisão do indeferiment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xarado pela Mtmª. J.I.C., datado de 8/5/2015, o recluso A vem recorrer para o Tribunal da 2ª. Instância, invocando a violação do art.º 56 do C.P.M..
Entendemos que, em sintonia com a douta resposta à motivação do Digno Magistrado do M.P.,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de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nalisados os autos, foi o recorrente, condenado na pena de 2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de em autoria, 1 crime de ofensa qualificada à integridade física, causando ao ofendido queimaduras químicas em várias partes do corpo em 15% e 2º grau em termos de profundida, perturbando seriamente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Apesar do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ou seja, d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até o Sr. Director do Estabelecimento Prisional formulou um parecer de prognose social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No entanto, parecer este, não concordado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cfr. fls. 44 a 46.)
Além do mais, não podemos deixar de ter em conta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uma vez que são sempre partes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In casu, tendo em conta a análise de todos as circunstâncias fácticas do caso concreto e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temos por certo que é muito grave o crime cometido pelo recorrente, constituem-se como riscos sérios para a segurança física e a paz social relevando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relativamente a este tipo de actividade ilícita.
E, tendo em conta razões de prevenção geral, concluímos que existem razões para crer que 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irá por em causa a confiança da comunidade no sistema jurídico e, consequentemente, provocar impacto social negativo.
Tudo ponderado, é de considerar não estar verificado o requisito previsto no nº 1, do Art° 56°, do C.P.M., não devendo conceder-se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Termos em que deve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2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 531;
參見馬克昌主編《刑罰通論》，武漢出版社，2000年，第636-638頁。
3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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