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
第四刑事法庭
獨任庭普通刑事案第CR4-15-0314-PCS號
判 決 書
1. 概述 (Relatório):
澳門檢察院以獨任庭普通訴訟程序對下列嫌犯提起控訴﹕
第一嫌犯：甲，男，19XX年XX月XX日在中國廣東出生，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為XXXXXXX(X)，已婚，髮型師，父名乙，母名丙，居於[地址(1)]，電話：XXXXXXXX。
第二嫌犯：丁，女，19XX年XX月XX日在澳門出生，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為XXXXXXX(X)，未婚，護士，父名戊，母名己，居於[地址(2)]，電話：XXXXXXXX。
第三嫌犯：庚，女，19XX年X月XX日在中國福建出生，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為XXXXXXX(X)，已婚，家庭主婦，父名辛，母名壬，居於[地址(3)]，電話：XXXXXXXX。
第四嫌犯：癸，男，19XX年X月XX日在廣東省出生，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為XXXXXXX(X)，已婚，司機，父名甲甲，母名甲乙，居於[地址(4)]，電話：XXXXXXXX或XXXXXXXX。
第五嫌犯：甲丙，男，19XX年XX月XX日在中國福建出生，持澳門非永久居民身份證，編號為XXXXXXX(X)，已婚，莊荷，父名甲丁，母名甲戊，居於[地址(5)]，電話：XXXXXXXX。
第六嫌犯：甲己，男，19XX年X月XX日在中國廣東出生，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為XXXXXXX(X)，已婚，監場主任，父名甲庚，母名甲辛，居於[地址(6)]，電話：XXXXXXXX 。
第七嫌犯：甲壬，男，19XX年XX月X日在中國廣東出生，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為XXXXXXX(X)，已婚，經商，居於[地址(3)]，電話：XXXXXXXX或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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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訴事實(Acusação):
2014年4月10日晚上約8時，土地工務運輸局代表在澳門沙梨頭坊眾學校就大廈「善豐花園」出現結構安全一事與多名相關業主講解調查報告。
直到晚上約8時20分，在場業主因不滿調查結果而情緒激動不停叫囂，導致會議中斷。
隨後，包括七名嫌犯在内的部分業主走到善豐花園門外的馬路，即沙梨頭海邊街處聚集，並以盤坐或站立的方式佔據著由十六浦往紅街市方向的整條車行道，導致交通完全阻塞。
期間，警方多次提醒在場人士正參與非法集會，並勸喻他們離開馬路，否則觸犯加重違令罪，但不果。
延至翌日凌晨約1時8分，警方決定進行清場，行動期間，上述七名嫌犯依舊拒絕離開並躺在馬路中，最後由警員強行帶離現場。
包括七名嫌犯在内的在埸人士之上述行為，並沒有根據法律規定，預先讓行政當局知悉。
上述各嫌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其為犯法，會受法律制裁。
綜上所述，上述七名嫌犯甲、丁、庚、癸、甲丙、甲己、甲壬各為直接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第2/93/M號法律第14條第1 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和處罰的1項加重違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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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辯狀 (Contestação):
第三嫌犯庚提出答辯，不接受控訴書所述內容，主要認為當日只是站在善豐花園門外的行人道上，以及警方進行清場時，由於嫌犯看見警方將其丈夫強行拉上警車，於是跑出馬路欲查問警方帶走其丈夫的原因，但警方沒有說明帶走其丈夫原因，且強行將嫌犯拉上車（載於第215頁至第216頁，現為一切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第二嫌犯丁提出答辯，主要認為倘若經過庭審認為有罪，請求考慮嫌犯現為一名“護士長”，行為依據第27/96/M號法令第27條第1款的規定，不將有罪判決轉錄於刑事紀錄證明書內（載於第227頁至第228頁，現為一切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第六嫌犯甲己提出答辯，主要認為嫌犯並沒有觸犯被指控的控罪，集會是自發的，主要是對特區政府沒有在善豐居民遷離善豐花園的事件上採取具體措施，以刑責方式對有關人士問責，從而引致嫌犯情緒激動、情況混亂，即使當局曾向嫌犯告誡要離開現場否則構成違令，但基於現場混亂、情緒激動，嫌犯未必知悉有關命令。此外，亦提到嫌犯的行為符合《刑法典》第30條第2款a及b項及第32條所規定的情況。最後，亦請求考慮依據第27/96/M號法令第27條第1款的規定，不將有罪判決轉錄於刑事紀錄證明書內。1
其他嫌犯沒有提出答辯或單純作出形式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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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聽證 (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已確定的訴訟前提條件維持不變，隨後以符合法律所要求的有關程序進行審判，在各嫌犯出席的情況下進行審訊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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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由說明 (Fundamentação)
案件經辯論後查明下列已證事實 (Discutida a causa, provaram-se os seguintes factos)﹕
2014年4月10日晚上約8時，土地工務運輸局代表在澳門沙梨頭坊眾學校就大廈「善豐花園」出現結構安全一事與多名相關業主講解調查報告。
直到晚上約8時半左右，在場業主因不滿調查結果而情緒激動不停叫囂，導致會議中斷。
隨後，包括七名嫌犯在内的部分業主走到善豐花園門外的馬路，即沙梨頭海邊街處聚集，並以盤坐或站立的方式佔據著由十六浦往紅街市方向的整條車行道，導致交通完全阻塞。
期間，警方從晚上九時起，多次以揚聲器提醒在場人士正參與非法集會，並勸喻他們離開馬路，否則觸犯加重違令罪，但不果。
延至翌日凌晨約1時8分，警方決定進行清場，行動期間，上述第一、二、四、五、六及七名嫌犯依舊拒絕離開並躺在馬路中央，最後由警員強行帶離現場。
包括七名嫌犯在内的在埸人士在善豐花園對開馬路集結時，並沒有根據法律規定，預先讓行政當局知悉。
上述各嫌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其為犯法，會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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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證明下列事實 (Mais se provou)﹕
現場有多人嘗試強行打開大廈停車場門閘及從該門閘進入大廈。現場還有多個帳篷及在善豐花園對開擺放“歸家無期”的紙牌道具。
是次集會並未有向當局作出預告。
為抵禦警方清場，第一、二、四、五、六及七名嫌犯以手牽手盤坐方式坐在馬路中央位置，在警方開始清場之時更以身體躺在地下，防礙警方將其抬走。
第三嫌犯沒有與其他人士一起盤坐在馬路中央位置，只是站在一旁觀看情況，但在警方抬走其丈夫後，第三嫌犯衝向警方前線意圖阻礙警方抬走其丈夫。
警方繼續對第三嫌犯作多番勸喻後，第三嫌犯依然不願意離開，於是警方將第三嫌犯也一起帶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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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一嫌犯為初犯。
第一嫌犯在庭上聲稱現為髮型師，月入澳門幣$15,000元，具初中學歷，須供養一個外孫、母親及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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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二嫌犯為初犯。
第二嫌犯在庭上聲稱現為護士，月入澳門幣$50,000元，具大專學歷，須供養九十九歲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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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三嫌犯為初犯。
第三嫌犯在庭上聲稱現為家庭主婦，具初一學歷，須供養二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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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四嫌犯為初犯。
第四嫌犯在庭上聲稱現為司機，月入澳門幣$13,000元，具初中學歷，須供養母親及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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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五嫌犯為初犯。
第五嫌犯在庭上聲稱現為莊荷，月入澳門幣$17,000元，具高中學歷，須供養兩名子女及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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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六嫌犯為初犯。
第六嫌犯在庭上聲稱現為監場主任，月入澳門幣$28,400元，具大學學歷，須供養太太及一名兒子。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七嫌犯為初犯。
第七嫌犯在庭上聲稱現為商人，月入澳門幣$20,000元，具初中二學歷，須供養兩名子女及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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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證明之事實(Factos não provados)﹕
其他載於控訴書內但與已證事實不相符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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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對事實作出認定的依據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baseou-se em)：
第一嫌犯甲稱，當晚曾前往坊眾學校參加會議，但遲到，到達時相關人員已經離開了，於是約於晚上九時便前往善豐花園附近了解情況。在現場有很多警察，警方曾呼喻在場人士離開。
第二嫌犯丁稱，當晚曾前往坊眾學校參加會議，約晚上八時半已不見官員在場了。之後就前往善豐花園附近了解情況，由於在該處逗留時間很長，感到疲倦，於是坐在馬路休息。曾聽到警員叫在場人士離開，但認為其本人及其他在場人士只是想返回自己家園而已。
第三嫌犯庚稱，當晚大約9時左右到達會場，但不知何故已散會，於是直接前往善豐花園大廈門口，約凌晨一時零八分，當警車開始清場時，看見丈夫（即本案第七嫌犯甲壬）被警方抓捕了，於是上前了解情況，但一同被警方帶走。
第四嫌犯癸稱，當晚到過善豐花園現場，約晚上九時許聽到警方開始呼喻在場人士離開，但眼見各人都不願離開，所以其本人也沒有離開，繼續留守現場，後來約凌晨一時許警方展開清場行動，之後就被警方帶走。
第五嫌犯甲丙稱，當晚在現場聚集的人士很多，起初人群比較安靜，但後來情況比較亂。曾聽到警方要求在場人士離開，但沒有人願意離開現場。
第六嫌犯甲己稱，其本人約晚上八時十分到達現場，場面非常吵鬧，曾聽到有人發出口號叫在場人士一起手牽手形成人鏈。
第七嫌犯甲壬稱，其本人並沒有到坊眾學校參加會議，直接前往善豐花園。曾聽到警方要求在場人士離開。
警方證人甲癸在庭上表示，鑒於當晚有多人堵塞道路，阻礙現場交通通行，所以警方約9時起開始封路。當辯方律師問到為何現場有那麼多人，但警方只逮捕案中七名嫌犯時，該名證人表示當警方決定開始清場時，經警方多方勸告後，其他人士已紛紛散開，唯獨本案七名嫌犯繼續在前方阻擾，於是將他們帶回警局調查。
警方證人乙甲在庭上清楚描述了當晚警方採取行動的經過，表示警方多番勸喻並告知在場人士正參與非法集會，要求他們離開現場，但未見在場人士離開的跡象，約凌晨一時許，警方以五至六人為一組，將不願離開的現場人士抬上警車。當晚約有三十名警員在前排執勤，逮捕時眾嫌犯身處馬路中央。當時，除有人手牽手坐在馬路中央外，在警方開始逮捕時也有人向前朝著警方方向推撞。
警方證人乙乙表示，當晚七時許已在現場維持秩序，在坊眾學校舉行的會議約八時許已完結，之後就有很多人拿著標語到善豐花園對開地點集結。
經法院展示載於卷宗第12頁的標語後，證人確認就是在現場豎立的標語。
不久，集結人數開始增加，由於善豐花園正門有警員把守，所以有人嘗試打開停車場門閘進入大廈，此時，現場情緒開始激動。
當警方軍裝人員開始採取行動後，其他人士開始散開和離開現場，剩下本案七名嫌犯繼續糾纏不下。
警方證人乙丙表示，據其了解，約凌晨一時許，當警方開始將不願離開現場的人士抬走之際，第三嫌犯庚從後排走到前方表示要找丈夫，但經多番勸喻後也不離開現場，於是警方將第三嫌犯也一起帶走。
辯方證人乙丁表示，2014年4月10日晚上曾到過在坊眾學校舉行的會議，也到過善豐花園對開馬路，現場有很多街坊、警察以及議員職員等人。在警方清場前見到甲壬太（即本案第三嫌犯庚）站在路邊，由於第三嫌犯不知其丈夫去向，所以就上前去找丈夫。
辯方證人乙戊表示，整晚其本人都在現場，據其觀察現場有數百人，當晚大部份時間均與甲壬太（即本案第三嫌犯庚）一起站在善豐花園門口不遠處聊天，但不時離開現場片刻。
辯方證人乙己表示現場人士均在等待政府官員來臨解釋，其本人是透過Whatsapp被召集到現場以便了解最近情況。
辯方證人乙庚表示，與第五嫌犯甲丙是鄰居，在現場聽到警方呼喻叫在場人士離開，而現場約有一千人。
辯方證人乙辛表示曾到過會議現場，由於會議場內非常噪吵，過了不久政府官員也離開了現場，之後各人紛紛前往善豐花園現場。在善豐花園現場聽到警員呼喻在場人士離開，但由於聽說有政府官員會到現場，於是各人均不甘離開，而在場人士的情緒非常激動。
辯方證人乙壬表示他也是善豐居民，當日也曾到過會議現場。在善豐花園對開各人均在交頭接耳，在現場見過第三嫌犯庚及第七嫌犯甲壬兩夫婦以及第五嫌犯甲丙。在現場聽過警方要求在場人士離開，但各人均留守現場，希望有官員到來交代事件。
卷宗第35頁至第41頁載有警方在現場拍攝的錄影圖片，可見多人嘗試強行打開大廈停車場門閘及從該門閘進入大廈（第36頁）。現場還有多個帳篷及在善豐花園對開擺放“歸家無期”的紙牌道具（第37頁）。從第38頁至第40頁所載圖片可見警方由晚上九時起開始以揚聲器相在場人士呼喻離開。
在庭上曾出示卷宗第41頁圖片，並要求在場各嫌犯在圖片上指出當晚各自身處之位置（見第41頁上圖），該圖清晰顯示各嫌犯（除第三嫌犯外）手牽手形成人鏈坐在馬路中央。而第三嫌犯則站在路邊觀看情景。從第41頁下圖可見，在警方開始清場前，各嫌犯（除第三嫌犯外）不僅手牽手而且更以身體躺在地下，防礙警方將他們抬走。
卷宗第12頁還有當時出現在現場的標語，當中寫有﹕“重建善豐，還我家園!”。
卷宗第110頁至第111頁載有當時警方合力將第一嫌犯甲、第四嫌犯癸第五嫌犯甲丙、第六嫌犯甲己及第七嫌犯甲壬搬離現場的圖片，從上述圖片可見上述嫌犯作出極力反抗。
卷宗內有社會人士、議員及善豐其他居民為本案七名嫌犯撰寫的求情信，主要內容指出眾嫌犯在發生善豐花園爆柱事件發生後，事隔多時未有解決方案，因情緒激動表達訴求而觸犯法律，現已深感後悔，以及在主觀上並無觸犯法律之意圖，希望法院酌情處理（見第273頁、第274頁至第284頁及第299頁至第312頁）。
從本案各嫌犯在庭審上所作聲明以及各證人的證言，尤其乙庚、乙壬等證人的證言以及警方證人的證言，可認定當晚警方曾多番使用揚聲器勸喻在場人士離開現場，而各嫌犯亦清楚聽到並知悉警方要求他們離開現場的呼喻。
透過警方證人乙丙在庭上的證言，再結合第三嫌犯於卷宗第215頁答辯狀所述關於其被警方拉上警車的經過，可認定當警方開始將不願離開現場的人士抬走之際，第三嫌犯庚從後排走到前方了解丈夫被帶走情況，但經多番勸喻後還不離開現場，於是警方將第三嫌犯也一起帶走。
法院根據各嫌犯的聲明及上述證人的證言，以及在庭上審閱本卷宗的書證而對事實作出判斷後，根據經驗法則對事實作出判斷，因此，上述事實，證據充份，足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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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適用(Aplicação do Direito):
經7月22日第7/96/M 號法律及第16/2008 號法律修改第2/93/M號法律第14條第1款規定：
“一、違反本法規之規定舉行集會或示威者，處為加重違令罪而定之刑罰。
二、當局在法定條件以外，阻止或企圖阻止自由行使集會權或示威權者，處《刑法典》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之刑罰，並被提起紀律程序。
三、干預集會或示威，與示威者對抗及阻止他們行使其權利者，按脅迫罪所規定的刑罰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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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
“如有法律規定，告誡在該情況下係以加重違令罪予以處罰者，則刑罰最高為二年徒刑或二百四十日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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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述法律第3條及第4條對集會地點及時間作出了限制，當中規定﹕“不容許非法佔用公眾的、向公眾開放的、或私人的地方舉行集會或示威”（見第3條）﹔以及 “不容許在零時三十分至七時三十分內舉行集會或示威，但舉行地點屬封閉場地，劇院，無住戶的樓宇，或有住戶的樓宇而住戶係發起人或已作出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則不在此限”（見第4條）。
從上述法律規定可見立法者將“非法佔用公眾的、向公眾開放的、或私人的地方”列為不容許舉行集會的地點，以及將“零時三十分至七時三十分”列為不容許舉行集會或示威的時段，主要是基於公共安全及保障其他市民的基本權利的考慮（其他市民依法享有在該段路面通行的權利，以及依法享有正常作息的權利）。
António Francisco de Sousa在其著作“Direito de Reunião e de Manifestação （《集會權及示威權》）一書中提到，“集會及示威的自由並非無限制的……集會及示威的自由無權強加他人接受本身意念，以及不得妨礙第三人行使通行權（例如堵塞交通的情況），又或妨礙第三人進行合法活動”2，當然也指集會及示威亦不得妨礙第三人行使法律賦予的基本權利。
根據《基本法》第40條的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澳門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
澳門作為一個文明的法治地區，人民的集會及示威權得到充分保障。然而，居民必須正當以及適當地行使該等權利。如在行使集會及示威權期間，過份侵犯他人依法享有的基本權利，有關的集會及示威即屬違法。
終審法院第21/2010號裁判亦曾指出，“原則上，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可在公眾的或向公眾開放的地方行使集會或示威權。如果在進行集會或示威活動的過程中，出現違反法律的行為，從而偏離原有之目的，或出現嚴重和實際地妨礙公共安全或個人權利的自由行使的情況時，警察機關有權根據第2/93/M號法律第11條第1款c項的規定中止有關活動”。
可見，警方為維護公共安全以及捍衛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時，必須介入並中止有關活動。
本案中，七名嫌犯至少於本案事件發生當日晚上八時半已經集結在善豐花園對開馬路處，情緒激動，現場所發出的聲響也難以令人入睡，而且場面混亂，直至警方於凌晨一時許開始清場之時依然繼續留守現場，不願散離，他們的行為除堵塞現場交通、妨礙其他居民駕車通行該路段外，更嚴重影響正常居民的作息。
從證人乙己證言中得知有部份在場人士是經Whatsapp被召集到現場參加集會。雖然在本案中未能得悉誰是集會的發起人，即使如第六嫌犯辯護人在其答辯中提到集會是自發的，但集會者也應遵守法律規定。
第六嫌犯辯護人認為，嫌犯的行為屬《刑法典》第30條第2款所規定的情況。《刑法典》第30條規定﹕“一、從法律秩序之整體加以考慮，認為事實之不法性為法律秩序所阻卻者，該事實不予處罰。二、尤其在下列情況下作出之事實，非屬不法：
ａ）正當防衛；ｂ）行使權利；……”。
嫌犯主觀認為他們是為表達訴求，正在行使法律賦予的集會和示威權。正如上文提到，法律依法保障居民的集會及示威自由，但該自由並非不受限制的。嫌犯由晚上八時半一直到凌晨一時許警方清場時都不願意散離，而警方於晚上9時開始呼喻在場人士離開，在長達4小時的時間，相信嫌犯的訴求經已得到充分表達，但在凌晨時分，依然堵塞公共道路，繼續在馬路中央集結，更以手牽手方式對抗，其行為已嚴重偏離正常行使集會及示威權的界限，這亦是法律以至整體法律秩序所不能容忍的。
在對律師應有的尊重下，我們看不到嫌犯的行為如何能夠符合阻卻不法性的情況。
警方為維護社會秩序、確保公共道路不被堵塞，捍衛一般市民的基本權利不再受到威脅及破壞，勸告在場人士包括本案所有嫌犯在內散離，而且勸告時間長達數小時之久，本院認為警方的做法並無不妥。相反，本案七名嫌犯在獲悉警方以揚聲器作廣播而傳送的散離現場的信息後，依然繼續留守，而且更以手牽手築起人鏈抵禦警方的拘捕行動，可見本案嫌犯當時正在極力反抗警方依法發出的命令。
第三嫌犯庚力指其本人當時並沒有盤坐在馬路中央，只是在旁邊站立，因此，並沒有觸犯法律。
雖然從卷宗第41頁之圖片顯示第三嫌犯庚未有盤坐在馬路中央位置，只是在旁邊站立著。但是，第三嫌犯庚在發現其丈夫（即本案第七嫌犯甲壬被警方抬走後，衝向警方前線意圖阻礙警方抬走其丈夫，經警方多番勸告後依然不甘離開，其行為亦違反了警方發出的正當命令。而且她整晚都在現場聲援，有份參與當晚的集會及示威，明知警方勸喻在場人士離開，但依然留守現場。
本案各嫌犯因痛失家園有所訴求，是值得同情及理解的。但是眾嫌犯在表達訴求以及行使集會及示威權時，也應在合法和適度範圍內作出，這才不會影響和破壞社會和諧和秩序，引致不必要的動亂。
如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息犧牲他人利益，這是一種自私自利、破壞社會和諧的舉動。眾嫌犯痛失家園，無法與家人在同一屋簷下繼續相聚，值得同情及憐憫。但是在任何情況下，亦不得為達到目的不息破壞社會秩序和和諧以及侵犯其他市民的基本權利。況且，即使眾嫌犯繼續在現場留守，對真正解決問題（“善豐問題”）亦沒有實質幫助。
本院亦明白到眾嫌犯是因為無法平息心中怒火而繼續堅持留守現場，違抗警方正當命令，但是，澳門作為一個法治之區亦不能夠任由這種破壞社會秩序及安寧的情況繼續下去。
綜上，眾嫌犯在凌晨一時許還為表達訴求而在公共街頭集結，其行為明顯屬於第2/93/M號法律第3條及第4條所指的不容許集會及示威的情況。而同一法律第14條第1款則規定對上述違反者處以「加重違令罪」的處罰。
雖然第六嫌犯辯護人曾指出，基於集會及示威屬自發的，而且警方的呼喻未必為嫌犯所知悉，極其量也只觸犯了《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普通違令罪」。
除對應有的尊重外，本院不予認同。第2/93/M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明確規定對違反法律規定舉行集會或示威者，處為加重違令罪而定之處罰。因此，處以加重違令罪並不取決於警方是否清晰告誡嫌犯會觸犯加重違令罪，而取決於嫌犯當時集會及示威的情況是否為法律所容許者。
如上所指，眾嫌犯的行為已屬於第2/93/M號法律第3條及第4條所規定的在地點及時間限制方面法律不容許舉行集會及示威的情況。因此，眾嫌犯的行為應按照同一法律第14條所指的「加重違令罪」論處。
況且，也正如上文提到，警方持續數小時以揚聲器作出呼喻，從一般經驗法則，一個在現場逗留超過四小時的人，絕不可能聽不到警方的呼喻。
綜上所述，根據卷宗調查所得的證據，綜合已獲證明的事實，上述各嫌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於凌晨時分在公共道路集結，清楚知道其為犯法，會受法律制裁，但在警方作出多番呼喻後，依然不願散離，其行為是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屬於了第2/93/M號法律第3條、第4條、第14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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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 (Medida concreta)﹕
當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已能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或將能保護有關的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的情況下，法院須在剝奪自由的刑罰與非剝奪自由的刑罰中先選取非剝奪自由的刑罰（《刑法典》第64條及第40條的規定）。
在本案中，各嫌都是初犯，因“善豐事件”痛失家園，值得社會同情。但在表達訴求時也應遵守法律，在是次事件中明顯超越法律所容許的界限，行為值得譴責。
經過是次教訓相信各嫌犯亦會明白到如何在合理及適度範圍內表達訴求，因此本院認為各嫌犯的再犯機會不高，非剝奪自由的刑罰已適當及足以實現刑罰的目的，因此決定以罰金作出處罰。
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具體量刑須按照行為人的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時，亦須考慮犯罪的不法程度、實施方式、犯罪事實所造成後果的嚴重性、對有關強制義務的違反程度、犯罪的故意程度、犯罪時行為人的情緒狀態、犯罪目的或動機、嫌犯的個人及經濟狀況、犯罪前後的表現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等。
整體考慮上述因素及情節後，尤其各嫌犯在庭上對是次事件的表述，以及考量各嫌犯的經濟狀況後，法院認為針對各嫌犯以既遂方式觸犯第2/93/M號法律第14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判處九十（90）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澳門幣一百元（MOP$100），合共澳門幣九千元（MOP$9,000），若不繳付上述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則須監禁六十 （60）日最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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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紀錄不轉錄的要求( pedido de não transcrição do registo criminal)
第二嫌犯丁、第五嫌犯甲丙及第六嫌犯甲己分別在卷宗第227頁、第264頁及第267頁提出要求，依據第27/96/M號法令第27條第1款的規定，不將各人的有罪判決轉錄於其刑事紀錄證明書內。
根據第27/96/M號法令第21條e項的規定，對初犯人士所作判處不超過六個月徒刑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之判罪，不會轉載按該條規定而申請或要求之證明書內。
在本案中，各嫌犯都是初犯，而且在本案均被判處非剝奪自由的罰金之刑罰，按上述法律規定，其在本案被判處的刑罰不會轉錄在按上述法律第21條而申請或要求發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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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決定(Decisão)﹕
綜上所述，現根據以上闡述的理由及依據，法院認為控訴全部成立，判處如下﹕
- 判處第一嫌犯甲以直接正犯及既遂形式觸犯第2/93/M號法律第14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罪名成立，判處九十（90）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澳門幣一百元（MOP$100），合共澳門幣九千元（MOP$9,000），若不繳付上述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則須監禁六十（60）日。
- 判處第二嫌犯丁以直接正犯及既遂形式觸犯第2/93/M號法律第14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罪名成立，判處九十（90）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澳門幣一百元（MOP$100），合共澳門幣九千元（MOP$9,000），若不繳付上述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則須監禁六十（60）日。
- 判處第三嫌犯庚以直接正犯及既遂形式觸犯第2/93/M號法律第14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罪名成立，判處九十（90）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澳門幣一百元（MOP$100），合共澳門幣九千元（MOP$9,000），若不繳付上述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則須監禁六十（60）日。
- 判處第四嫌犯癸以直接正犯及既遂形式觸犯第2/93/M號法律第14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罪名成立，判處九十（90）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澳門幣一百元（MOP$100），合共澳門幣九千元（MOP$9,000），若不繳付上述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則須監禁六十（60）日。
- 判處第五嫌犯甲丙以直接正犯及既遂形式觸犯第2/93/M號法律第14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罪名成立，判處九十（90）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澳門幣一百元（MOP$100），合共澳門幣九千元（MOP$9,000），若不繳付上述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則須監禁六十（60）日。
- 判處第六嫌犯甲己以直接正犯及既遂形式觸犯第2/93/M號法律第14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罪名成立，判處九十（90）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澳門幣一百元（MOP$100），合共澳門幣九千元（MOP$9,000），若不繳付上述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則須監禁六十（60）日。
- 判處第七嫌犯甲壬以直接正犯及既遂形式觸犯第2/93/M號法律第14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罪名成立，判處九十（90）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澳門幣一百元（MOP$100），合共澳門幣九千元（MOP$9,000），若不繳付上述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則須監禁六十（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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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各嫌犯各兩(2)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及連帶承擔本卷宗的所有訴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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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八月十七日第6/98/M號法律第24條第2款的規定，判處各嫌犯各自須向法務公庫繳交澳門幣五百元(MOP$500)作為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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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通知及移送刑事紀錄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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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將扣押於本案無經濟價值之物銷毀（卷宗第168頁所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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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通知雙方如不服本判決，則自有關判決存放於辦事處之翌日起計二十(20)日內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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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
法官
陳曉疇
1 具體答辯狀內容節錄如下﹕ “Em 10 de Outubro 2012, como é do conhecimento público, e facto notório, pela divulgação que ao caso foi dado pelos vários meios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da R.A.E.M., verificou-se a evacuação de todos os residentes do edifício “SIN FONG GRADEN” devido a graves problemas estruturais, que punham em sério risco a segurança das pessoas que nele habitavam, uma vez que o prédio ameaçava ruir.
Num relatório preliminar sobre este caso, apresentado pela Universidade de Hong Kong, 8 (oito) dias depois, afirmava-se que o problema se devia a uma insuficiência de cimento, no pilar nº 9, cuja mistura era somente de 1/3 (um terço) da quantidade de cimento que devia ter…
Seis(6) meses depois, em 21 de Abril de 2013, começaram as obras de reforço dos pilares e,
Em 26 desse mesmo mês, o Governo da R.A.E.M. tornava público o relatório dos danos estruturais do edifício “SIN FONG GRADEN”, elaborado por uma comissão independente de peritos da Universidade Hong Kong,
No qual se afirmava terem esses danos estruturais resultado de um mistura de cimento inferior à que devia ter sido usada, e de inexistência de inspecção adequada que tivesse prevenido, atempadamente, os danos estruturais, ocorridos.
Posta a questão numa linguagem muito mais directa:
i) alguém “poupou” na percentagem de cimento a usar na construção dos pilares do edifício (usando somente 1/3 do cimento que era necessário…);
ii) os engenheiros que deviam acompanhar a execução da construção foram incompetentes ou, mais provavelmente, convenientes com essa fraude; e
iii) os serviços de inspecção de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Obras Públicas foram incompetentes ou, mais provavelmente, coniventes com essa actividade criminosa.
Certo é que, em 18 de Junho desse mesmo ano (2013), 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Obras Públicas, pela voz do se director, “recomendava” aos proprietários das fracções do edifício “SIN FONG GRADEN” que recorressem aos Tribunais para obterem uma indemnização pelos prejuízos sofridos,
Sendo que recomendação similar lhes era feita pelo grupo interdepartamental entretanto criado para acompanhar esta matéria…
Em Outubro de 2013, aliás, numa reunião entre o Chefe do Executivo da R.A.E.M. e a comissão representativa dos proprietários do edifício “SIN FONG GRADEN”, foi sugerido a estes últimos que, paralelamente com o processo judicial para oberem indemnização pelos prejuízos sofridos, se desse início à reconstrução do edifício…
Dois (2) meses depois, em 3 de Dezembro de 2013, o grupo de peritos nomeado pelo Governo recolheu amostras de cimento em alguns apartamentos de edifício com vista a exames complementares…
Em 23 de Fevereiro de 2014, 10 elementos que integravam o grupo representativo dos proprietários do edifício “SIN FONG GRADEN”, encarregado das negociações com o Governo para que se encontrasse uma solução justa para o problema, tomara a decisão de se demitir, uma vez que o Governo se recusava a aceitar as responsabilidades que lhe cabiam nesta matéria (por via de falta de inspecção adequada por parte da D.S.S.O.P.T.).
Em 23 de Março de 2014, após uma reunião em que foram informados que o Governo não iria assumir as suas responsabilidades nesta matéria, e com o objectivo de manifestar o seu desagrado pela maneira como o Governo da R.AE.M. vinha conduzindo esta questão, os moradores do edifício “SIN FONG GRADEN” espontaneamente decidiram manifestar-se junto do referido prédio,
Manifestação essa que está na base dos presentes autos, e da imputação aos arguidos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desobediência qualificada, nos termos constantes da acusação deduzida.
Retenha-se, como é também do domínio público (face à cobertura que tem vindo a ser dada pelos diferentes órgãos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que, desde 10 de Outubro de 2012 até à presente data - em vésperas de se completarem 3 (três) anos - os proprietários das fracções autónomas do edifício “SIN FONG GRADEN” não voltaram a poder habitá-las, pelo que o seu alojamento tem tido natureza (definitivamente?) provisória ...
Desconhecendo, de igual forma, quando poderá o ora contestante ver este problema resolvido, ignorando, igualmente, a quanto ascenderão os enormes prejuízos que esta situação lhe provocou, e que com a passagem do tempo tenderão a aumentar. Com efeito,
In casu, o ora contestante adquiriu o seu apartamento há mais de 13 anos, através de empréstimo bancário, garantido por hipoteca, de valor ligeiramente superior a mop$300.000,00 (trezentas mil patacas), empréstimo cujo pagamento termina este ano ...
Uma vez que o seu vencimento mensal é de mop$28.430,00, conforme bem resulta da certidão emitida pela respectiva entidade patronal que se junta e aqui se dá, para todos os devidos e legais efeitos,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a (doc. 1),
Atendendo ao valor astronómico que, por via da descontrolada especulação imobiliária o preço dos imóveis atingiu (o custo actual de um apartamento similar ao do ora contestante não será inferior a hkd$4.000.000,00 (quatro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Questiona-se o ora contestante se poderá aspirar a poder voltar a comprar uma fracção autónoma, ainda que modesta e, mesmo, menor do que aquela de era proprietário no edifício “SIN FONG GRADEN”, atentos os valores do mercado da propriedade imobiliária ...
A situação que, embora em traços gerais se acaba de descrever, não deixa de ser profundamente irónica ... Com efeito,
Sente-se o ora contestante injustiçado ao realizar que a nenhum dos intervenientes - responsáveis por esta situação - foi exigida qualquer qualquer responsabilidade. Na realidade,
Não se averiguou, e muito menos se responsabilizou, quem (dono da obra? empreiteiro?) aproveitou a criminosa actuação de reduzir, para 1/3, a quantidade de cimento que era necessário (metendo ao bolso o valor correspondente aos 2/3 do cimento que não foram usados na mistura, para que a construção fosse segura ... ) ...
Não se pediram explicações, e muito menos responsabilidades, aos engenheiros civis que tinham a obrigação de acompanhar a obra ...
Não se averiguou porque razões, nem se responsabilizaram, os inspectores da D.S.S.O.P.T. por não terem cumprido o seu dever de inspeccionar - com rigor - se as regras estavam ou não a ser respeitadas ...
Mas de imediato se instaurou um processo-crime contra quem, espontâneamente e em desespero de causa, manifestou o seu repúdio pela forma como todo o processo tem vindo a ser conduzido, e para os avultados prejuízos daí emergentes ...
Entende o ora contestante não ter cometido o ilícito penal que lhe é imputado. Com efeito,
A referência da acusação constante a uma violação do nº 1 do art° 14° da Lei nº 3/93/M, de 17 de Maio, é imprecisa, pois não refere qual, especificamente, a disposição legal violada (v.g., falta de aviso prévio, fim contrário à lei. .. ).
Retenha-se, conforme se referiu já, que a manifestação surgiu espontaneamente, como reacção à falta de medidas que ao Governo da R.A.E.M. competia tomar no caso concreto, por via de que acima se deixou expresso, designadamente da responsabilidade criminal subjacente às razões que determinaram a evacuação dos residentes do edifício “SIN FONG GARDEN”.
Quando muito, restará da acusação a imputação da violação ao artº. 312º do Código Penal mas, mesmo neste caso, por mera referência ao seu nº. 1, que não ao nº2.
De qualquer forma, perante a confusão geral que se gerou, o elevado grau de emocionalidade dos presentes, e o intenso sentimento de frustração e revolta dos residentes do edifício “SIN FONG GARDEN” ali presentes.
Se alguma cominação foi feita pelas autoridades no sentido de abandonar o local, sob pena de desobediência (cfr. artº 312º, nº 1, alínea b), a mesma não foi perceptível para o ora contestante e, crê-se, para qualquer dos residentes do edifício “SIN FONG GARDEN” que ali se encontravam, tal era a ambiente de confusão e excitação.
Face ao exposto, deve o ora contestante ser absolvido por não ter cometido qualquer ilícito penal.
Caso assim se não entendesse, o que se equaciona sem se sufragar, sempare haverá que tomar em linha de conta o disposto nos artº 30º, nº2, alíneas a) e b), e nº 2 do artº 32º do Código Penal.
Em qualquer caso, o arguido é empregado do Resorts, exercendo o cargo de supervisor da divisão de jogos, pelo que qualquer registo criminal pode repercutir-se negativamente na sua carreia profissional, conquanto seja, ele mesmo, uma vítima de factos a cuja autoria é totalmente alheio, pelo que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º nº 27º do Decreto-Lei nº 27/96/M, de 3 de Junho, considerando as circunstâncias, especiais, nomeadamente a ocasionalidade, a fraca relevância das consequências sociais, falta de possibilidade da reincidência no mesmo tipo de crime, vem requere, se condenatória, a não transcrição de decisão no âmbito deste processo.”。”
2 見上述作者，同上書，第59頁及第60頁。葡文原文如下﹕ “A liberdade de reunião e de manifestação não é ilimitada….a liberdade de reunião e de manifestação não compreende o direito de impor aos outros as próprias ideias, tal como não permite impedir a liberdade de ir e vir de terceiros (por exemplo, bloquear o trânsito) ou impedir terceiros de exercerem a sua actividade líc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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