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
--- 日期：31/03/2017 ---------------------------------------------------------------------------------------
--- 裁判書製作法官：蔡武彬法官 ----------------------------------------------------------------------
刑事 用ong fei yong ﷽﷽﷽﷽﷽﷽﷽﷽﷽﷽﷽﷽﷽ 上訴案第253/2017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嫌犯A為直接正犯（共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協助罪」；
- 第6/2004號法律第15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五項「收留罪」；
並請求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1-16-0223-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嫌犯A，以直接共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協助罪」，判處五年六個月徒刑；及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5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收留罪」（由第6/2004號法律第15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五項「收留罪」改判），判處三年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六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上訴人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了上訴，在其上訴理由中作了以下的簡要陳述：
1. 根據原審法庭之判決內容，其認定上訴人是為賺取不法利益而作案；
2. 但該判決中之已證事實僅能證明上訴人曾作出“協助罪”以及“收容罪”之犯罪行為；
3. 原審判決中之已證事實所依據之事實判斷僅為嫌犯曾於海關所錄取之訊問筆錄；
4. 案中亦未能證明其若成功運載該些非法入境者進入或離開澳門，其至少可獲得人民幣500元的報酬；
5. 由於僅存在嫌犯個人於海關曾作出之聲明，然而，嫌犯於庭審作供時已清楚表明其並沒有於本案中收取任何報酬；
6. 案中所有證人之證言，包括警員之供詞以及一眾偷渡者之供未來備忘錄聲明，均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能證明其是否從本次運載之行為中收取任何報酬；
7. 同時，案中亦未能搜獲任何書面證據，甚至電話紀錄以證明嫌犯曾協商或已獲得任何報酬；
8. 因此，除給予應有尊重外，上訴人不能認同原審法庭之判決，從已證事實上僅能得出上訴人只是觸犯了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1款以及15條第1款之一項協助罪及收容罪；
9. 基於案中之獲證明之事實並沒有足夠之證據予以支持，根據“無罪推定原則”及“存疑無罪原則”，應撤銷上訴人被指控之一項“協助罪”以及“收容罪”之加重情節；
10. 綜上所述，本案中原審法庭之判決違反了澳門《刑事訴訟法典》400條第2款c項，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以及第15條2款之規定。
11. 此外，除了給予應有尊重外，上訴人不能認同有關原審法庭之判決中量刑及刑罰競合之決定；
12. 本案中，上訴人為初犯，且其有固定工作及收入；
13. 同時，上訴人於本案中僅僅是提供協助，其參與犯罪之程度較低，且其犯罪所流露之惡性亦不高；
14. 但原審法庭沒有考慮到上述對上訴人有利之情況，並判處六年六個月之徒刑明顯過重，不利於上訴人改過自新、重新融入社會；
15. 根據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2款之規定，“協助罪”之抽象刑幅為五年至八年之徒刑，以及根據第15條2款之規定，“收容罪”之抽象刑幅為二年至八年徒刑；
16. 因此，考慮到上述有利之情況，判處上訴人五年六個月以及三年之徒刑明顯過高，應判處五年三個月以及二年三個月或以下最為適合；
17. 倘若尊敬的法官 閣下不認同上述觀點時，那麼，原審判決違反了刑法典第71條之規定。
18. 原審法庭在將二罪競合之刑幅訂定偏高；
19. 針對上訴人的刑幅，其於本案中分別被判處五年六個月徒刑及三年徒刑；
20. 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及司法見解，二罪競合刑幅為五年六個月至六年之徒刑；
21. 但原審法庭在訂定六年六個月的刑幅相對地較高；
22. 從上訴人所犯之事實及情節，並結合其於案中犯罪行為所處地位，其不應被判徒刑達六年六個月之久，明顯不適度；
23. 因此，判決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第65條及第71條之規定；
24. 針對上訴人之刑幅應訂定為五年十個月或以下最為合適。
綜上所述及有賴尊敬的合議庭的高見，本上訴應視為理由成立而被判得直，並請求作出如下判決：
判定原審判決違反了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以及第15條2款之規定，以及違反了刑法典第48條、第40條、第64條、第65條及第71條之規定，撤銷該裁判並判定上訴人一項“協助罪”及“收容罪”之加重罪名不成立，僅以普通協助罪及收容罪予以替代，或應以一量刑較輕之裁判予以替代。
檢察院就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之判決違反了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認為被上訴之裁判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請求中級法院撤銷原審法院合議庭判決並判處上訴人一項“協助罪”及“收容罪”之加重罪名不成立，僅以普通協助罪及收容罪予以替代。
2. 上訴人還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之判決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第65條及第71條關於量刑之規定；上訴人認為對於量刑方面原審法庭判定上訴人觸犯之一項“協助罪”以及“收容罪”，從而判處上訴人五年六個月以及三年之徒刑明顯過高，應判處五年三個月以及二年三個月或以下最為適合；上訴人又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在將兩罪競合之刑罰訂定偏高，應訂定為五年十個月或以下最為合適。
3. 對此，本院未能予以認同。
4. 從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及第15條第2款的規定可以看出，證明實施協助（偷渡）罪的行為人直接或透過居中人為行為人本人取得財產利益作為實施犯罪之報酬固然符合上述罪狀；此外，證明行為人直接或透過居中人為第三人取得財產利益作為實施犯罪之報酬亦同樣符合上述犯罪之罪狀。這是因為與協助偷渡犯罪有關的行為人、居中人及第三人均屬共同正犯，他們皆存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只是他們在犯罪行為中分工不同，但是透過他們的分工合作及共同合力，才能把偷渡或收留的共同計劃完成。由於各種原因，作為共犯的居中人及第三人可能未被捕獲，但只要證明這些居中人及第三人獲得了財產利益，即已構成涉及收取財產利益或物質利益作為報酬之協助罪或收留罪。
5. 上訴人在庭審聽證中否認收取任何報酬，鑑於上訴人在庭上的聲明與其在刑事起訴法庭所作的聲明前後矛盾，故原審法院合議庭主席宣讀了上訴人在刑事起訴法庭所作的首次司法訊問筆錄及該筆錄所確認的澳門海關所作的訊問筆錄，該等筆錄記載了上訴人承認為賺取不法利益而實施協助他人偷渡之行為。雖然於庭審中上訴人聲稱駕船接載他人偷渡前沒有與“朋友”談及報酬，但顯而易見，根據一般經驗判斷，上訴人之前在刑事起訴法庭上供稱是為了賺取不法利益（即“酬金則返回後再商議給付”）的內容應更為可信。
6. 本案另一關鍵事實是，六名乘坐上訴人所駕駛的機動木舢舨進入及離開澳門的中國內地居民（證人B、C、D、E、F及G）在他們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中講述了偷渡進入及離開澳門的經過及所支付的偷渡費用，足以證明有關偷渡活動的居中人或第三人已收取了財產利益。
7. 經分析本案在審判聽證中調查所得的證據，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在認定事實方面沒有違反必須遵守的證據規則及一般的經驗法則，故被上訴之裁判沒有違反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問題。
8. 關於上訴人認為量刑過重方面，參照澳門《刑法典》所規定的刑罰之目的、量刑的原則及應考慮的情節因素，檢察院認為原審判決在對上訴人確定刑罰及量刑時並沒有違反任何法律規範，不存在適用法律方面的瑕疵。
9. 事實上，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已經全面衡量了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的相關因素，在被上訴的判決中已清楚地指出了量刑的依據及具體情節的考量。
10. 在一般預防方面，上訴人所觸犯的協助罪及收留罪對本澳社會秩序帶來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本澳長期以來一直面對非法入境者在澳門從事各種犯罪活動所帶來的嚴峻挑戰，而另一方面偷渡離境則幫助不法分子逃離澳門，同樣破壞及危害澳門出入境的法律制度。非法出入境問題對澳門執法當局維護社會治安帶來相當的困難，對社會安寧亦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因此，在本澳對打擊及懲治非法偷渡的一般預防要求亦需相應提高。
11. 在特別預防方面，上訴人為中國內地居民，特意從事中國內地與澳門之間的協助他人偷渡活動，其故意程度甚高。而本案唯一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似乎是其在本澳為初犯，但是事實上，上訴人在庭審回答有關其本人的犯罪紀錄問題時，聲稱曾於2008年在內地因觸犯搶劫罪而被判處兩年六個月實際徒刑（參見卷宗第663頁背面）。因此，嚴格而言，上訴人並非初犯，其之前在中國內地曾實施過搶劫類之暴力犯罪，故特別預防的要求也應相應提高。
12. 根據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之規定，涉及財產利益或物質利益的協助罪可被科處五年至八年徒刑，而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協助罪判處五年六個月徒刑，略高於該罪法定刑幅的下限，很明顯是偏向從輕的；根據第6/2004號法律第15條第2款之規定，涉及財產利益或物質利益的收留罪可被科處二年至八年徒刑，而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收留罪判處三年徒刑，該罪的判刑亦不為重。根據澳門《刑法典》第71條之規定，犯罪競合可科處之刑罰之最高限度為具體科處於各罪之刑罰之總和，而可科處之刑罰之最低限度則為具體科處於各罪之刑罰中最重者，即上訴人可被判處五年六個月至八年六個月徒刑。上述兩罪競合後，原審法院合共判處上訴人六年六個月實際徒刑。很明顯此兩罪競合後所選定的單一刑罰在法定的幅度內已是從輕量的結果。
13. 考慮到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需要，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判處的徒刑，以其罪過的嚴重程度及情節的嚴重性而言，並不為重，故原審法院的判決沒有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第65條及第71條關於量刑之規定，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瑕疵。
14. 綜上所述，檢察院認為原審合議庭判決沒有違反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同時亦沒有違反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第65條及第71條關於量刑之規定，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瑕疵，故應駁回上訴人有關之上訴請求。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1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 於未能查明的日子，嫌犯A與一不知名男子達成協議，嫌犯負責駕駛船隻接載一些不具合法證件進入及逗留澳門的中國內地人士，以協助他們在不經中國及澳門出入邊境檢查站的情況下進入或離開澳門，藉此為彼此獲取財產利益。
- 2015年11月2至7日期間，五名中國內地人士C、D、E、F及G先後透過不同途徑在珠海偷渡進入本澳，五人在澳門一直處於非法逗留狀態。
- 及後，五人分別從不同途徑與嫌犯之同伙取得聯繫，並獲安排於2015年11月11日凌晨3時許離開本澳。
- 2015年11月11日凌晨時分，嫌犯之同伙先後安排C、D、E、F及G在氹仔XX大馬路的XX食店內等待，隨後再駕駛一輛黑色七人車在氹仔接載他們前往澳門XX大馬路近XX大橋橋底的XX附近，並在該處的一個公廁內等待嫌犯所駕駛的機動木舢舨到來，以便接載他們返回中國內地。
- 為此，C、D、E、F及G已分別將人民幣7,000元、人民幣5,000元、人民幣5,000元、港幣7,500元及人民幣8,500元交予嫌犯之同伙作為是次協助他們返回中國內地的費用。
- 2015年11月11日凌晨約1時30分，中國內地人士B欲前來本澳賭博，但其不持有進入及逗留澳門的合法證件，故與鎌犯之同伙“H”取得聯繫。隨後，B由嫌犯之另一同伙“I”以私家車接送至珠海XX某菜市場，以便等待嫌犯以船隻接載其偷渡進入澳門。
- 同日凌晨約3時30分，嫌犯駕駛一艘機動木舢舨到達上址以便接載B偷渡進入澳門。B向“I”支付偷渡費用人民幣6,000元後，被安排登上嫌犯的機動木舢舨上（現扣押在案，詳見卷宗第8頁的扣押筆錄）從珠海某邊出發前往澳門。
- 經過約半小時的海上航程，嫌犯將其機動木舢舨駛至澳門XX大橋橋底XX附近的淺攤上，B上岸後，C、D、E、F及G便登上嫌犯所駕駛的機動木舢舨上。
- 同日凌晨約4時，兩名關員J及K在澳門XX大馬路近XX大橋橋底XX附近的公廁將B截停調查，同時兩名關員發現嫌犯所駕駛的機動木舢舨正駛離岸邊，往十字門的方向駛去，故以無線電通知在附近執勤的海關快艇立即進行追截。
- 未幾，關員L在澳門XX對開的澳門習慣管理水域上將嫌犯所駕駛的機動木舢舨截停，當場截獲嫌犯及五名不具合法證件進入及逗留澳門的中國內地人士C、D、E、F及G。
- 嫌犯倘若成功將上述中國內地人士B、C、D、E、F及G運載進入或離開澳門，可獲得報酬。
-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實施上述行為。
- 嫌犯意圖為其本人及他人取得金錢利益，明知B不持有進入及逗留澳門的合法證件，仍伙同他人共同合意及彼此分工地作出上述行為，由嫌犯的同伙安排B前往指定地點等待嫌犯接載並收取偷渡費用後，再由嫌犯透過機動木舢舨由珠海運載B不經中國及澳門出入邊境檢查站進入澳門。
- 嫌犯意圖為其本人及他人取得金錢利益，明知C、D、E、F及G於本澳處於非法入境及逗留狀態，仍伙同他人共同合意及彼此分工地收容及安置他們乘坐其所駕駛的機動木舢舨，且該五人已支付金錢作為嫌犯等人作出上述行為的報酬。
-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觸犯本澳法律，且會受法律制裁。
-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嫌犯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如下：
- 嫌犯被羈押前為採購員，月入平均人民幣6,500元。
- 需供養父親。
- 學歷為初中一年級。
- 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控訴書內的其他事實，尤其：
- 2015年11月初，嫌犯A透過網絡通訊軟件與一名化名為“M”之男子達成協議，以協助他人在不經中國及澳門出入邊境檢查站的情況下進入或離開澳門。
- 嫌犯倘若成功將B、C、D、E、F及G運載進入或離開澳門，至少可獲得人民幣500元的報酬。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的判決在沒有證據證明認定上訴人是為賺取不法利益而作案的情況下裁定上訴人觸犯的一項“協助罪”及一項“收容罪”的加重情節成立，陷入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於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的瑕疵，還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的量刑過重。
上訴人明顯沒有理由，不然我們看看。
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述及的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這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方面出現錯誤，亦即被法院視為認定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在案件中應被認定或不應被認定的事實不相符，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如果上訴人所要質疑的是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沒有充分的證據，那麼這顯然是在質疑法院的自由心證，是明顯不能成立的上訴理由，因為法律賦予法院自由審理證據並形成自由的心證，在法院並非基於無中生有的證據或者明顯違反證據規則的情況下認定事實，這個決定是不可對抗的。
而如果上訴人的主張是認為原審法院沒有認定上訴人收取經濟利益的前提下實施犯罪行為的話，那麼這卻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就是缺少一個確定嫌犯有罪的構成要素而應該予以開釋的問題，並不是存在於事實的認定層面的問題。
我們看到，原審法院是以直接共犯的身份判處嫌犯上訴人的，根據刑法典第27條所規定的對共同犯罪的處罰原則，其他沒有被羈拿歸案的共犯的收取利益的行為當然可以認為是構成上訴人的犯罪的客觀要素之一。
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顯示：
一方面，“2015年11月11日凌晨時分，嫌犯之同伙先後安排C、D、E、F及G在氹仔XX大馬路的XX食店內等待，隨後再駕駛一輛黑色七人車在氹仔接載他們前往澳門XX大馬路近XX大橋橋底的XX附近，並在該處的一個公廁內等待嫌犯所駕駛的機動木舢舨到來，以便接載他們返回中國內地。為此，C、D、E、F及G已分別將人民幣7,000元、人民幣5,000元、人民幣5,000元、港幣7,500元及人民幣8,500元交予嫌犯之同伙作為是次協助他們返回中國內地的費用”；
另一方面，“同日（2015年11月11日）凌晨約3時30分，嫌犯駕駛一艘機動木舢舨到達上址以便接載B偷渡進入澳門。B向“I”支付偷渡費用人民幣6,000元後，被安排登上嫌犯的機動木舢舨上從珠海某邊出發前往澳門”，
面對此等事實，上訴人在沒有對檢察院控告其一直接共犯的方式觸犯協助罪以及收留罪而提出辯護的情況下，主張沒有收取任何利益而實施協助和收留的犯罪行為的理由是明顯不能成立的。
最後，關於量刑的問題，我們一再強調，法院在量刑時，有從法定的刑幅之間選擇一合適的刑罰的自由，上級法院只有在原審法院的量刑明顯違反罪刑不相符或者刑罰明顯不合適的情況下才有介入的空間。
上訴人被判處的罪名的刑幅以及判刑分別為：
- 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規定的協助罪可被科處五年至八年徒刑，而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協助罪判處五年六個月徒刑，略高於該罪法定刑幅的下限；
- 第6/2004號法律第15條第2款的規定的收留罪可被科處二年至八年徒刑，而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收留罪判處三年徒刑，在同一個犯意的前提下收留的人數眾多的情況下，所科刑罰毫無過重之夷。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71條所規定的數罪並罰，可科處的刑罰為五年六個月至八年六個月徒刑，原審法院合共判處上訴人六年六個月實際徒刑，也是毫無過重之夷，而上訴人所主張的改判5年10個月才是罪刑明顯不相稱。
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予以駁回。
本案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應繳納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以及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三款所規定相同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上訴人還須支付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7年3月31日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Na Motivação de fls. 698 a 701 dos autos, o recorrente assacou, ao douto Acórdão sob sindicância,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e prova por não haver nos autos suficiente prova da recompensa ou pagamento, bem como a severidade excessiva das penas aplicadas pelo Tribunal a quo no mesmo Acórdão, e a consequente ofensa das disposições nos arts. 48º, 40º, 64º, 65º e 71º do Código Penal.
Antes de mais, subscrevemos inteiramente as criteriosas explanações do ilustre colega na douta Resposta (cfr. fls. 703 a 709 dos autos), no sentido de não provimento do presente recurso. E, com efeito, não temos nada, de relevante, a acrescentar-lhes.
1. 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e prova.
No que respeite ao《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e prova》prescrito na c) do nº 2 do art. 400º do CPP, é pacífica e constante, no actual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a seguinte jurisprudência:《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xiste quando se dão como provados factos incompatíveis entre si, isto é, que o que se teve como provado ou não provado está em desconformidade com o que realmente se provou ou não provou, ou que se retirou de um facto tido como provado uma conclusão logicamente inaceitável. O erro existe também quando se violam as regras sobre o valor da prova vinculada ou as legis artis. Tem de ser um erro ostensivo, de tal modo evidente que não passa despercebido ao comum dos observadores, ou seja, quando o homem de formação média facilmente dele se dá conta.》(cfr. a título meramente exemplificativo, arestos do Venerando TUI nos seus Processos nº 17/2000, nº 16/2003, nº 46/2008, nº 22/2009, nº 52/2010, nº 29/2013 e nº 4/2014)
Por sua banda, o douto TSI consolida a orientação jurisprudencial de que comete o crime de auxílio qualificado p. e p. pelo nº 2 do art. 14º da Lei nº 6/2004, o arguido que transporta pessoas indocumentadas para Macau a troco de pagamento de quantias monetárias acordadas, ainda que este pagamento seja, num primeiro momento, efectuado a terceiros e não directamente ao arguido. (vide. arestos nos processos nº 528/2010, nº 913/2012 e nº 412/2013)
Em esteira destas prudentes jurisprudências, temos por indiscutível que não se verifica, no caso sub iudice,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e prova, visto todas as seis testemunhas afirmarem, nas declarações para memória futura, que tinham pago numerário a indivíduos com os quais o recorrente reconheceu ter “negócio” e relacionamento.
Bem,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os depoimentos das seis testemunhas fazem crer que a declaração do recorrente nos Serviços de Alfândega é mais razoável que a sua negação da recompensa durante 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O que nos aconselha a entender que é exacto e racional o juízo conclusivo a que chegou o Tribunal a quo, no sentido de que:《……嫌犯於海關作供時已清楚表明有關酬金於接任返回內地後再與涉案的陌生男子商議給付，可見嫌犯是為了賺取不法利益而作案。》
2. Quando a graduação da pena
Note-se que as duas penas parcelares impostas em razão ao crime de auxílio e ao de acolhimento, respectivamente de 5 anos e 6 meses e 3 anos, são muito próximas dos limites mínimos consagrados nos nº 2 do art. 14º e nº 2 do art. 15º da Lei nº 6/2004, e a pena única que se deriva do cúmulo jurídico não atinge à média aritmética.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vale recordar as proficientes advertências do ilustre colega no que respeitem a culpabilidade do recorrente:《在特別預防方面，上訴人為中國內地居民，特意從事中國內地與澳門之間的協助他人偷渡活動，其故意程度甚高。而本案唯一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似乎是其在本澳為初犯，但是事實上，上訴人在庭審回答有關其本人的犯罪紀錄問題時，聲稱曾於2008年在內地因觸犯搶劫罪而被判處兩年六個月實際徒刑（參見卷宗第663頁背面）。因此，嚴格而言，上訴人並非初犯，其之前在中國內地曾實施過搶劫類之暴力犯罪，故特別預防的要求也應相應提高。》(com sublinhas nossas)
Nestes termos, colhemos tranquilamente que as penas parcelares e a única são benevolentes e necessárias para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não se verificam, neste caso, nem a severidade excessiva das penas aplicadas pelo Tribunal a quo, nem a arrogada ofensa das disposições nos arts. 48º, 40º, 64º, 65º e 71º do Código Penal. Daí decorre, com efeito, o inevitável descabimento do pedido de redução destas penas.
2. Do número do crime de acolhimento
Ora bem,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o Acórdão posto em crise no presente recurso mostra firmemente que cinco indivíduos indocumentados encontraram acolhidos pelo recorrente, e por isso ele foi acusado por ter praticados cinco crimes de acolhimento.
Sucede que o Tribunal a quo condenou o recorrente em praticar um crime de acolhimento, argumentando que《雖然上述「收留罪」涉及五名非法入境本澳的人士，但從已證事實可見，嫌犯欲以涉案的機動木舢舨一次性將該五人載回中國內地，以逃避澳門特區執法當局對於非法入境人士的監控，此顯示嫌犯僅有一個犯罪意決，因此，本合議庭認為應視嫌犯僅觸犯一項「收留罪」。》
Com todo o respeito pela doutíssima posição do Tribunal a quo neste sentido, parece-nos que é mais conforme com a mens legis do art. 15º da Lei nº 6/2004 e eficaz para a tutela do interesse público em jogo a tese de que há tantos crimes de acolhimento quantas as pessoas em situação clandestina acolhidas, independentemente do momento e do local do acolhimento das mesmas. (arestos do TSI nos Processos nº 326/2004 e nº 476/2015)
Nesta linha de consideração, e ressalvada a obediência ao princípio da proibição de reformatio in pejus, e só a propósito de alcançar a coerente aplicação do Direito, afigura-se-nos melhor e oportuna que o Venerando TSI operará a convolação do Acórdão recorrido quanto aos números do crime de acolhimento, indo condenar o recorrente em ter praticado cinco crimes de acolhimento.
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propendemos pela improcedência do recurso em apre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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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253/2017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