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編號：647/2016
日期: 2017年07月06日
關健詞: 司法上訴期間、說明理由
摘要：
- 倘司法上訴人不在澳門居住，應適用《行政訴訟法典》第25條第2款b)項之規定，提起司法上訴的期間為60日。
-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14條第1款c)項之規定，當作出與利害關係人所提出之要求或反對全部或部分相反之決定之行政行為，須說明理由。
- 而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15條第1款之規定，說明理由應透過扼要闡述有關決定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以明示方式作出；說明理由亦得僅透過表示贊成先前所作之意見書、報告或建議之依據而作出，在此情況下，該意見書、報告或建議成為有關行為之組成部分。
裁判書製作人
何偉寧
司法上訴裁判書
卷宗編號: 647/2016
日期: 2017年07月06日
司法上訴人: A
被訴實體: 澳門保安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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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司法上訴人A，詳細身份資料載於卷宗內，不服澳門保安司司長於2016年06月28日維持廢止其以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之決定，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詳載於卷宗第2至10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1。
被訴實體就有關上訴作出答覆並提出抗辯，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24至30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司法上訴人就被訴實體提出之抗辯作出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35至37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司法上訴人提出非強制性陳述，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48至55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檢察院認為應判處上訴理由不成立，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57至59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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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訴訟前提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或其他先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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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實
根據卷宗及附隨之行政卷宗的資料，本院認定以下事實：
1. 司法上訴人為菲律賓籍人士，持有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編號XXX。
2. 司法上訴人於2015年08月03日下午約4時，打算在中國銀行板樟堂支行的自動提款機查閱戶口結餘，並查看是否已發薪金。
3. 司法上訴人把提款卡插入提款機時並不成功，機器螢幕表示尚有現金未提取，因此不能插入提款卡。
4. 其後，司法上訴人發現自動提款機現金出口處有一疊現金，約共澳門幣14,000.00元。
5. 司法上訴人將上述金錢取走並據為己有。
6. 被害人於同年08月04日向警方報案。
7. 警方透過偵查，鎖定司法上訴人為取去金錢之人。
8. 於2015年12月31日，警方在機場將從菲律賓回澳的司法上訴人攔截。
9. 司法上訴人其後向警方承認取去有關金錢。
10. 司法上訴人於2016年01月18日對案中的被害人作出賠償澳門幣14,000元及向澳門同善堂作出澳門幣6,000元的捐款，而被害人則撤回對司法上訴人的一項對拾得物之不正當據為己有罪之告訴，以及捨棄相關的民事賠償請求。
11. 於2016年04月12日，澳門治安警察局人員提起報告書編號MIG.004/2016/TNR，有關內容如下：
“...
一、 關於外地僱員A涉嫌觸犯“在添附情況下或對拾得物、發現物之不正當據為己有”罪一事，本警司處繕寫了第MIG.004/2016/TNR號報告書，建議廢止其以僱員身份逗留的許可。
二、 於2016年1月4日，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94條的規定，本警司處以“書面聽證”形式將報告書擬定的行為正式通知了利害關係人A，而其可在收到通知書後的10天內，對聽證內容以書面表達意見；此外，亦透過公函把可能廢止僱員身份的許可之情況通知了其僱主。
三、 於2016年1月14日，利害關係人之代表律師在上述所規定之10天內提交書面意見(後於2016年1月22日提交檢察院對有偵查卷宗的歸檔通知)，內容撮要如下，詳情請參閱附件:
1) 案發當天，利害關係人於提款機取走現金後，在銀行門口等待，希望把現金歸還被害人，等待半小時後，便自行離去；
2) 利害關係人並不知道所作的行為屬犯罪行為，事後亦對犯下的錯誤感到非常後悔，已透過律師聯絡銀行及檢察院，希望對被害人作出賠償；
3) 利害關係人已於18/01/2016向被害人作出賠償，而被害人已作出告訴之撤回聲明；
4) 檢察院於19/01/2016對利害關係人涉及之案卷(偵查案件編號: 9752/2015)作出歸檔批示(附件二)；
5) 當事人沒有任何犯罪記錄，擁有固定工作及收入;
6) 於2010年在XXX店工作至今，一直表現良好，獲得僱主及客人認同，未曾犯錯(附件3)
7) 當事人為家庭的經濟之柱，留澳工作對家庭及當事人來說非常重要;
8) 由於利害關係人涉嫌的罪行屬半公罪，在審判前均可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及撤訴，案件將作歸檔；
9) 當事人若繼續留澳工作，並不會對本澳的公共安全或秩序造成影響；
10) 廢止利害關係人之僱員逗留許可違反適當原則。
四、 經綜合分析案情及利害關係人提交之書面意見後，本警司處認為:
- 根據第一警務警司處編號7134/2015/C1報告及偵查警司處編號1670/2015/C.INQ通知內容，指出利害關係人承認曾將被害人遺下的金錢據為己有;以及根據偵查警司處編號1290/CIDPM/2016P便函，經查看有關卷宗之觀看錄影光碟筆錄之相片後，確認利害關係人曾實施有關犯罪行為;因此存有強烈跡象顯示其涉嫌觸犯“在添附情況下或對拾得物、發現物之不正當據為己有”罪。
- 雖然其聲稱已於18/01/2016與被害人簽署和解及撤訴文件，但距案發日期(03/08/2015 )已逾5個月，而聽證文件內的電郵資料顯示利害關係人於08/01/2016才主動聯絡有關銀行處理賠償(附件1)，意味著其在案發後並無打算歸還款項予被害人，即其故意實施上述犯罪行為。
- 有關之提起廢止以僱員身份逗留的許可的程序是符合第4/2003號法律第4條第2款3項，結合第8/2010號行政法規第15條第1款的規定的法定前提。
- “拾獲他人現金”此類犯罪行為較為普遍，對本澳市民的影響較大，有需要採取措施阻止。若不廢止其以僱員身份逗留的許可，將會增加本地區的公共秩序及安全的整體性受到破壞的風險，亦嚴重侵害該廢止逗留許可的行政行為在具體情況下所謀求的公共利益。
五、 綜上所述，案件雖已因受害人撤回對利害關係人的刑事告訴權而歸檔，但基於利害關係人存有強烈跡象涉嫌觸犯《刑法典》第20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在添附情況下或對拾得物、發現物之不正當據為己有”罪，故維持原來之建議，廢止其以僱員身份逗留的許可。…”。
12. 於2016年04月15日，澳門治安警察局局長作出批示，決定廢止司法上訴人以僱員逗留的許可。
13. 司法上訴人就上述決定向澳門保安司司長提起必要訴願。
14. 澳門保安司司長於2016年06月28日作出以下批示：
“...利害關係人針對治安警察局局長廢止其以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提起本訴願。
同意治安警察局局長於2016年6月20日報告書內所作之分析，內容在此予以完全轉載。
鑑於，被訴願的決定合法及適當，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61條1款之規定，決定予以維持，但以下列內容作出替換:
“利害關係人於2015年8月3日將他人遺忘在提款機上的現金據為己有，直至2016年1月被警察截獲並向檢察院作出檢舉後才向被害人返還不當據有的金錢，其行為對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現決定根據第8/2010號行政法規第15條1款及第6/2004號法律第11條1款3項，廢止利害關係人以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
15. 司法上訴人於2016年07月14日接獲上述決定之通知。
16. 司法上訴人於2016年09月06日提起本司法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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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理由陳述
被訴實體提起之抗辯：
被訴實體在答辯狀中指司法上訴人的訴權已失效，理由在於司法上訴人雖為菲律賓籍，但在澳門居住，因此提起司法上訴的期間應為30日，由2016年07月14日接獲被訴行為的通知起計算。
現就有關問題作出審理。
在本個案中，司法上訴人於2016年07月14日接獲通知澳門保安司司長於2016年06月28日否決其訴願，維持廢止其外地僱員的逗留許可的決定。
司法上訴人亦被告知在被廢止其外地僱員的身份後，必須於10日內離開澳門。
沒有跡象顯示司法上訴人違反有關決定，繼續在澳逗留。
《行政訴訟法典》第25條規定如下：
一、 對無效或在法律上不存在之行為提起司法上訴之權利不會失效，得隨時行使。
二、 對可撤銷之行為提起司法上訴之權利在下列期間經過後即告失效：
a) 三十日，如司法上訴人於澳門居住；
b) 六十日，如司法上訴人於澳門以外地方居住；
c) 三百六十五日，如司法上訴人為檢察院，又或屬默示駁回之情況。
三、 《行政程序法典》之規定，適用於上款所指期間之計算。
雖然司法上訴人由2010年起以外地僱員的身份在澳門逗留，但於2016年07月14日被澳門保安司司長否決其訴願後，須於10日內離開澳門。
申言之，在法律規定的司法上訴期間內，司法上訴人不在澳門居住，故應適用《行政訴訟法典》第25條第2款b)項之規定，提起司法上訴的期間為60日(即由2016年07月15日至09月13日)。
本司法上訴於2016年09月06日提起，故仍在法定期限之內。
基於此，被訴實體提起之抗辯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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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問題：
司法上訴人認為被訴行為欠缺理由說明、存有事實前提錯誤及違反合法性原則，應予以撤銷。
且讓我們逐一審理有關理由是否成立。
1. 就欠缺說明理由方面：
上訴人認為被訴行為沒有履行說明理由之義務，存有形式上之違法瑕疵。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14條第1款c)項之規定，當作出與利害關係人所提出之要求或反對全部或部分相反之決定之行政行為，須說明理由。
而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15條第1款之規定，說明理由應透過扼要闡述有關決定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以明示方式作出；說明理由亦得僅透過表示贊成先前所作之意見書、報告或建議之依據而作出，在此情況下，該意見書、報告或建議成為有關行為之組成部分。
在本個案中，澳門保安司司長於2016年06月28日作出以下批示：
“...利害關係人針對治安警察局局長廢止其以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提起本訴願。
同意治安警察局局長於2016年6月20日報告書內所作之分析，內在在此予以完全轉載。
鑑於，被訴願的決定合法及適當，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61條1款之規定，決定予以維持，但以下列內容作出替換:
“利害關係人於2015年8月3日將他人遺忘在提款機上的現金據為己有，直至2016年1月被警察截獲並向檢察院作們檢舉後才向被害人返還不當據有的金錢，其行為對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現決定根據第8/2010號行政法規第15條1款及第6/2004號法律第11條1款3項，廢止利害關係人以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
從上可見，相信任何一個普通人，均能清楚明白有關駁回訴願之決定是基於什麼理由而作出的，就是司法上訴人將他人遺忘在提款機上的現金據為己有，在被害人報案後並直至被警察攔截後才向被害人返還有關的金錢，其行為對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構成危險，從而廢止其以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
申言之，此部份之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就存有事實前提之錯誤方面：
司法上訴人認為其已向被害人作出賠償，而檢察院亦已將案件歸檔，故被訴實體錯誤認定其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
我們對此並不認同。
司法上訴人於2015年08月03日將他人遺忘在提款機上的現金據為己有，直至被警察截獲後才向被害人返還不當據有的金錢。
由此可見，若司法上訴人沒有被截獲，其根本沒有意欲歸還有關款項，故認定其行為對本地區的公共秩序及安全構成危險並沒有任何錯誤。
基於此，這一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3. 就違反合法性原則方面：
司法上訴人認為其沒有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並不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11條第1款3項所規定的前提要件。
第6/2004號法律第11條第1款3項規定如下：
一、在下列情況下，透過行政長官批示可廢止非本地居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逗留許可，但不妨礙其應負的刑事責任及接受法律規定的其他處罰：
… …
（三）有關人士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尤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犯罪或預備實施犯罪者。
我們不能因有關刑事訴訟程序因被害人撤訴而被歸檔，便必須認定其行為不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
如上所述，司法上訴人將不屬其所有的款項據為己有，直至差不多半年後，若不是被警方截獲，害怕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也不會把款項歸還被害人。
基於此，有關上訴理由同樣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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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決定
綜上所述，裁判本司法上訴不成立，維持被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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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費用由司法上訴人承擔，司法費定為8UC。
作出適當通知及採取適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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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7月06日
何偉寧
簡德道
唐曉峰
Fui presente
Mai Man Ieng
1 司法上訴人的上訴結論如下:
1. 司法上訴人於2015年8月3日下午約4時，發現自動提款機現金出口處有一疊現金，約共澳門幣14,000.00元。
2. 司法上訴人站在門口等待了半小時，直至下午4時30分，前手提款者沒有出現，因此司法上訴人便先行離去。
3. 司法上訴人已於2016年1月18日對案中的被害人作出賠償澳門幣14,000元及向澳門同善堂作出澳門幣6,000元的捐款，而被害人亦已作聲明撤回對司法上訴人的一項對拾得物之不正當據為己有罪的告訴權，以及捨棄相關的民事請求。檢察院亦已將有關案件歸檔。
4. 根據治安警察局於2016年7月11日參照編號為MIG.004/2016/TNR/R之通知書後頁由被訴實體所作之批示，其轉錄有關卷宗內之內容及作出替換內容作被訴行為的依據。
5.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14條及第115條之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決定時有說明理由之義務，並且根據同一法典第115條第1款之規定，「說明理由應透過扼要闡述有關決定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以明示方式作出；說明理由亦得僅透過表示贊成先前所作之意見書、報告或建議之依據而作出，在此情況下，該意見書、報告或建議成為有關行為之組成部份」。
6. 首先，在被訴實體對治安警察局局長所作之批示作出替換，卻僅是含糊地作出替換，沒有清晰指出其替換之內容。
7. 再者，根據治安警察局於2016年4月19日參照編號為MIG.004/2016/TNR之通知書所述，其僅以「鑑於有關陳述理由不充分，根據第4/2003號法律第4條2款3項，結合第8/2010號行政法規第15條1款的規定，建議廢止利害關係人以僱員身份逗留的許可」作為理由，而被訴實體亦維持治安警察局局長所作出之決定。
8. 根據被訴實體所作之批示，僅指出「被訴願的決定合法及適當」。
9. 不論是被訴實體所作之批示或其轉錄之治安警察局局長之報告及意見，均沒有說明為何司法上訴人所提出之書面陳述及必要訴願之內容及理由不充分，被訴實體亦僅以「被訴願的決定合法及適當」為理由，均具結論性質。
10. 被訴實體的理由說明明顯不充分亦不合理，明顯地，其未能具體解釋作出廢止司法上訴人外地僱員身份逗留許可的理由及駁回司法上訴人必要訴願之理由。
11.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15條第2款之規定，「採納含糊、矛盾或不充分之依據，而未能具體解釋作出該行為之理由，等同於無說明理由」。
12. 由於被訴實體所作之批示內容含糊，既沒有指出替換內容為何，亦沒有指出針對駁回司法上訴人外地僱員身份逗留許可的理由，因此，其行政行為存有欠缺說明理由的瑕疵，為可撤銷行為。
13. 治安警察局局長在通知書內指出， 「...存有強烈跡象顯示利害關係人涉嫌觸犯《刑法典》第200條所規定及處罰之“在添附情況下或對拾得物、發現物之不正當據為己有”罪....」。
14. 司法上訴人已於2016年1月18日向被害人作出賠償，而檢察院亦已將案件歸檔，並未對司法上訴人作出正式控訴。
15. 根據第6/2004號法律第11條1款3項， 「(三) 有關人士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尤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犯罪或預備實施犯罪者」，結合第8/2010號行政法規第15條l款，「一、如出現法律規定的拒絶或禁止非本地居民入境或廢止有關逗留許可的前提，須拒發或廢止以僱員身份逗留的許可」。
16. 根據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則，誰主張誰舉證，然而，利害關係人僅需為其所主張之權利或利益之事實進行舉證，而不負有舉證對其不利之事實之責任。
17. 根據本澳法律，檢察院領導刑事偵查，而刑事警察機關是在檢察院的領導下進行調查，檢察院在偵查期間作出歸檔的情況下(不管其歸檔理由為何)，我們看不到司法上訴人存在任何符合“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的情況。
18. 再加上被害人已經放棄對司法上訴人的一項在添附情況下或對拾得物、發現物之不正當據為己有罪的告訴權，以及放棄相關的民事請求，因此，可以合理預期檢察院將不會針對司法上訴人作出控訴。
19. 在本案中，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司法上訴人對本澳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的情況，被訴實體亦沒有清楚解釋司法上訴人的行為與對本澳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構成危險之間的關係，只作了一個含糊的解釋。
20. 在確定司法上訴人是否會對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構成危險，必須透過具體的事實去分析是否存在一個危險，而非草草指出司法上訴人構成危險。
21. 被訴實體單方面認定司法上訴人涉嫌觸犯在添附情況下或對拾得物、發現物之不正當據為己有罪而廢止司法上訴人獲發以僱員身份逗留的許可的決定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
22. 因此，被訴實體錯誤認定司法上訴人“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違反了第6/2004號法律第11條1款3項所適用的事實前提。
23. 根據第6/2004號法律第11條l款3項，「(三) 有關人士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尤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犯罪或預備實施犯罪者」，結合第8/2010號行政法規第15條l款，「一、如出現法律規定的拒絶或禁止非本地居民入境或廢止有關逗留許可的前提，須拒發或廢止僱員身份逗留的許可」。
24. 綜觀上述所有事實因素，司法上訴人沒有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並不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11條1款3項所規定的前提要件。
25. 然而，被訴實體廢止其外地僱員身份，此行為明顯地違反了第6/2004號法律第11條 1款3項及第8/2010號行政法規第15條1款之規定。
26. 被訴實體之行為違反了《行政程序法典》第3條所規定的合法性原則。
27.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4條的規定，被訴行為為可撤銷行為。
28.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5條第2款規定，請求撤銷被訴行為。
2 檢察院之意見如下:
Na petição inicial e nas alegações facultativas de fls.48 a 55 dos autos, a recorrente pediu a anulação do despacho em escrutínio, arrogando 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o erro n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e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e legalidade por ofensa das disposições legais na alínea 3) do n.º1 do art.11º da Lei n.º6/2004 e no n.º1 do art.15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8/2010.
Ressalvando elevad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e atendendo às razões aduzidas na contestação (vide. fls.26 a 30 dos autos), inclinamos a entender que o recurso em apreço não merece provi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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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art.115º do CPA podem-se extrair os seguintes requisitos cumulativos da fundamentação: a)- a explicitude que se traduz na declaração expressa dos fundamentos de facto e de direito; b)- a contextualidade no sentido de constar da mesma forma em que se exterioriza a decisão tomada; c)- a clareza; d)- a congruência e, e)- a suficiência (Lino Ribeiro e José Cândido de Pinh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de Macau – Anotado e Comentado, pp.637 a 642). Pois, o n.º2 deste normativo prevê peremptoriamente que a obscuridade, contradição ou insuficiência equivale à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A prudente jurisprudência adverte (Acórdão do STA de 10/03/1999, no processo n.º44302): A fundamentação é um conceito relativo que depende do tipo legal do acto, dos seus termos e das circunstâncias em que foi proferido, devendo dar a conhecer ao seu destinatário as razões de facto e de direito em que se baseou o seu autor para decidir nesse sentido e não noutro, não se podendo abstrair da situação específica daquele e da sua possibilidade, face às circunstâncias pessoais concretas, de se aperceber ou de apreender as referidas razões, mormente que intervém n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impulsionando o itinerário cognoscitivo da autoridade decidente.
No caso sub iudice, sucede que para além de outras passagens, o próprio acto recorrido deu a seguinte criteriosa explicação: «利害關係人於2015年8月3日將他人遺忘在提款機上的現金據為己有，直至2016年1月被警察截獲並向檢察院作出檢舉後才向被害人返還不當據有的金錢，其行為對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現決定根據第8/2010號行政法規第15條第1款及第6/2004號法律第11條第1款3項，廢止利害關係人以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
Em esteira da doutrina e jurisprudência atrás citadas, temos por certo que o despacho em causa está devidamente fundamentado, e não pode deixar de ser insubsistente a arguição d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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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sede do invocado erro n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a recorrente alegou que cabia à Administração o ónus de prova, o M.º P.º ordenara já o arquivamento do inquérito em vez da acusação e, em consequência, não existia o perigo para a segurança ou ordem públicas da RAEM.
Em bom rigor, a argumentação da recorrente é confusa – confundindo o facto com o conceito jurídico. Pois bem, como conceito (jurídico) indeterminado – o que é como se sabe, a tese assente das jurisprudências dos venerandos TSI e TUI, o «perigo para a segurança ou ordem públicas da RAEM» é o juízo prognóstico sobre certo facto objectivo, nomeadamente sobre certa conduta voluntária de determinado indivíduo.
No caso sub iudice, embora o inquérito fosse arquivado em virtude da desistência da ofendida (cfr. fls.52 do P.A.), o que é plenamente provado e incontestável é o facto aludido pelo no despacho em crise, a saber «利害關係人於2015年8月3日將他人遺忘在提款機上的現金據為己有，直至2016年1月被警察截獲並向檢察院作出檢舉後才向被害人返還不當據有的金錢».
Sendo assim, não se divisa, pela nossa parte, o arrogado erro n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Então, resta indagar se a sua conduta intencional supra descrita puder ou não ser subsumida na previsão na alínea 3) do n.º1 do art.11º da Lei n.º6/2004? no fundo, se tal conduta sua constituir ou não perigo para a segurança ou ordem públicas da RA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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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 termos da apontada alínea 3), a autorização da permanência pode ser revogada quando a pessoa não residente constitua perigo para a segurança ou ordem públicas, nomeadamente pela prática de crimes, ou sua preparação, na RAEM. Bem, o legislador não exige perigo efectivo ou condenação, bastando a “preparação” da prática de crimes.
Para devidos efeitos, subscrevemos a prudente jurisprudência que assevera: «A autoridade administrativa é livre de retirar as consequências de uma condenação, ainda que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e decorrido já o período de suspensão, bem como de uma investigação criminal, ainda que arquivada por prescrição, para avaliação de uma personalidade em vista dos fins perspectivados, sendo de relevar os interesses referentes à defesa da segurança e ordem públicas.»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315/2004)
E, seguimos à seguinte jurisprudência uniforme dos TUI e TSI: a reabilitação, judicial ou ipso iure, não impede a Administração de recusar os pedidos de autorização de permanência ou residência em Macau com fundamento em antecedentes criminais. O que nos dão a conta os doutos arestos do Venerando TUI nos processos n.º36/2006, n.º76/2012 e n.º123/2014, do Alto TSI nomeadamente nos seus processos n.º305/2005, n.º741/2007, n.º766/2011, n.º394/2012, n.º340/2013 e n.º827/2014.
Alerta ainda a sensata jurisprudência que a decisão judicial de não transcrição d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no certificado do registo criminal bem como a não revogação da suspensão de execução da pena não obsta à valorização de antecedentes criminais pela Administração para negar pedidos de autorização de permanência ou residência em Macau.
De qualquer modo, vale ter sempre presente que «第4/2003號法律第九條規定行政長官或經授權的司長得批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的許可，且規定批給時應考慮各種因素，當中包括申請人的犯罪前科，即使上訴人的犯罪已逾若干年數，且判刑亦未見嚴厲，但該犯罪記錄仍不失為一犯罪前科，並可作為批准外地人居留澳門的考慮因素的事實性質。»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244/2012)
A nosso ver, as orientações jurisprudenciais atrás citadas aplicam-se a arquivamento dum inquérito por desistência do ofendido. Quer isto dizer que o arquivamento por desistência da pessoa legítima não tem virtude de destruir, neutralizar ou apagar indícios do perigo para a segurança ou ordem públicas, desde que os quais transpareçam objectiva e razoávelmente a prática de crimes ou a sua preparação na RAEM.
Nesta linha de perspectiva, entendemos que o despacho em exame não infringe as disposições legais na alínea 3) do n.º1 do art.11º da Lei n.º6/2004 e no n.º1 do art.15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8/2010, e mostra inatacável e cristalina a preocupação da entidade recorrida com o perigo da recorrente para a segurança e ordem públicas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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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propendemos pela im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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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