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560/2016號
上訴人：檢察院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檢察院控告嫌犯A：
在判給「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的行為中：
嫌犯為直接正犯，以連續犯及既遂方式觸犯：
- 一項「濫用職權罪」（根據《刑法典》第347條之規定處罰之）；
- 一項「違反保密罪」（根據《刑法典》第348條第1款之規定處罰之）。
在判給「鄭家大屋電力及基本照明和監控設施設置工程」的行為中：
嫌犯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
- 一項「濫用職權罪」（根據《刑法典》第347條之規定處罰之）；
此外，嫌犯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
- 兩項「資料不正確罪」（根據第11/2003號法律第27條第2款之規定配合《刑法典》第323條第1款之規定處罰之）；及
- 一項「財產來源不明罪」（根據第11/2003號法律第28條第1款之規定處罰之）。
並請求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1-15-0312-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 嫌犯被控觸犯《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之兩項「濫用職權罪」、《刑法典》第34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違反保密罪」及第11/2003號法律第2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財產來源不明罪」，均獲判處無罪。
- 嫌犯以直接正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第11/2003號法律第27條第2款配合《刑法典》第323條第1款所規定處罰之兩項「資料不正確罪」，每項判處120日罰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210日罰金，罰金的日額為澳門幣2,000元，合共罰金澳門幣420,000元，若不繳交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將處140日徒刑。
檢察院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其內容如下：
1. 原審法院未能證實「B是XX工程的合作經營者」是源於被上訴裁判中「事實之判斷」第四段的內容［見第2393頁］：
1) 證人C在庭上否認與B合伙經營「XX工程」；
2) 證人C與B相熟，B可以調動「XX工程」戶口內資金；
3) B為工程師，屬不按月獲發工資，且有不定額花紅，故其工資狀況沒有記錄在「XX工程」的員工工資檔案中；
4) 內地「####」兩個不動產單位均屬證人C所有，其中一個僅以B名義登記。
2. 換言之，就「XX工程」的實際經營者是誰的問題上，顯然原審法院是採信了C在庭上的版本［其在庭上堅稱B只是「XX工程」的高級員工］，但就此而認定為「未證事實」是存有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
3. 首先，證人C在庭審上的聲明內容與其在檢察院所作之聲明存有矛盾［見2268頁背頁及第2269頁之庭審紀錄］故此，原審法院在庭上宣讀了C於檢察院內所確認之廉政公署內的聲明［即第392頁背頁最後一段至393頁第二段］中以下的部分：
「證人表示雖然該不動產登記在B名下，但實際上是B與證人合作的各占一半之投資。證人表示因本身XX所賺取的利益，是由證人與B對分，故兩人利用XX戶口資金購買房地產作投資所得的回報，亦會由證人與B對分。證人表示兩人並沒有針對該不動產簽定任何協議書。證人表示亦有中國工商銀行拱北支行的銀行帳戶。
證人表示目前並沒有理會上述兩個物業的使用情況，全由B管理。證人表示上述兩個物業日後亦是與B一人一單位對分。」
4. 第二，證人C在庭上表示忘記了如何訂定2008年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工程的報價價格［見第2269頁之庭審紀錄第二段］，故此，檢察院要求宣讀法院宣讀C在檢察院所確認之廉政公署內的口供［即第393頁第五及六段］，而法庭亦扼要宣讀了其中以下的部份：
「證人表示，在2008年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工程的招標過程中，B曾提供一報價予證人，證人認為該價格可接受，所以最終XX便以該價格入標，最後中標。證人表示不知道B所提供的報價從何而來，B亦沒有向人提及報價的來源。
證人表示XX工程公司的公司章及支票簿，主要由證人管理使用。」
5. 可見，證人C在庭上及在檢察院／廉政公署的口供互相矛盾！
6. 但是，只要按照一般經驗法則，也可判斷哪一個版本更為真實：試想想如果C不是和B一起合作經營「XX工程」，那麼，C怎會願意將XX工程的利潤拿出來投資內地的兩個不動產單位，然後將其中一個記在B名下（該單位價值人民幣1,096,998元，見附件G第1冊第35頁）？！而且，C更承諾投資不動產的回報會由自己及B均分！如果B只是一個高級職員，其充其量只會獲得花紅，而花紅的金額不可能有公司利潤之半。
7. 當時，現在A被揭發涉嫌濫用職權使「XX工程」取得文化局的服務批給，作為既得利益者的C，為保護「XX工程」，自然不會在庭審中承認B是「XX工程」的合作經營者，否則一旦A罪成，「XX工程」亦可能要負上其他法律責任；所以，C才會在庭上表示自行經營「XX工程」，以及指出內地不動產單位均屬於自己，而B只是名義上的所有人。
8. 然而，C及B一直關係良好［這一點C在庭上也沒有否認］，則C更無動機及理由在廉署內虛構一個對其本人及B更為不利的事實版本。
9. 而且，就「XX工程」的實際經營者屬誰，本案的證據並非只有C的口供，其中卷宗附件K［即CR1-15-0312-PCC-K］第10冊第1、2及第3頁的文件是由廉署從「XX工程」的辦公室中搜出，該文件為「員工工資收據」［見第1頁］，而當中的工作人員更包括D［C的父親，月收入12,000］及E［C的兄弟，月收入18,000］，但是卻沒有載明B及C自己的任何人工資料！雖然C在庭上表示B的資料另在他處，更說B沒有固定人工及年尾時才有花紅，但是這只是C的口頭說法，而廉署在搜索時並沒有發現可以印證其說法的文件，而C及B至今亦沒有向法庭提供這些文件［如果這些文件存在，則對嫌犯A極為有利，作為其弟弟B及有利害關係的C，怎麼不向法庭出示？］；另外，單憑C連每個普通員工的人工都會列表記錄的做法［該第10冊共有465頁］、而且更會保留每個員工「支付報酬單據」［如該第10冊第8頁］、員工的證件影印本、「周假及政府假期工作協議書」［見該第10冊第378-400頁］，每項工程中各各員工的工作日數記錄［見該第10冊第402-465頁］，則如此謹慎及穩妥之人又怎麼會對B的人工及工作內容完全沒有作任何記錄。
10. 反之，正因B與C是合伙經營人，所以根本不存在B的月收入文件，自然無法向法庭及廉署出示；由於B與C不是「XX工程」員工，他們二人不會固定支薪，所以二人的名字不會記錄在附件K第10冊有關「員工工資檔案」內。
11. 另外，本案亦有「XX工程」的銀行戶口記錄作為證明，卷宗附件I［即CR1-15-0312-PCC-I第1冊顯示「XX工程」的主要利用大西洋銀行的帳戶［編號9005......］處理公司的資金，其中第12-33頁顯示該戶口不定期將不定額的資金存入B的大西洋戶口內［分別編號為90017......和9003......］；
12. 經分析2008年1月至2009年2月之戶口紀錄［見本上訴第4及5頁之圖表］，B大約每個月都能從「XX工程」的戶口中獲得不少於澳門幣20,000元的收入，有時候「XX工程」會每2至3個月支付B的酬金［故數目為４萬或6萬］，而當文化局向「XX工程」支付工程貨款的月份，B更能因此獲得額外金錢，在短短一年間，B的收入已達894,900.00元［即平均月入為74,575元］，試問一個小型工程公司的高級職員的收入又怎會如此豐厚？相反，「XX工程」支付金錢予B的此一模式，恰能證實B就是「XX工程」的合伙人，除了有固定金額的支薪外，還能取用文化局的工程的利潤。
13. 而從2009年3月至2010年3月間，B能從「XX工程」獲得414,900的收入［平均月入34575元］，從2010年4月至2011年3月間，B能從「XX工程」獲得382,000的收入［平均月入31833元］。如果B只是C口中的高級員工，為什麼B於2008年度及2009/2010年度的收入有如此大差異［B的收入減半］？！
14. 遺憾的是，即使廉署人員在庭審上解釋了B從「XX工程」中所得不是一個員工應有的收入，而是作為合伙人的利潤所得，而庭審上也宣讀了C承認「XX工程」的利潤會與B均分的口供內容，但原審法院依然不相信上述文件及人證之證據，反而相信C在庭審上的口供，但他在庭上的說法根本沒有文件作證［例如其指出B曾墊支，故向B返還金額，及B為高級員工的講法等，作為一所企業的經營者，又怎會沒有設立或保全單據以證實B為其員工呢？］，則原審法院未能證實「B是XX工程的合作經營者」此一控訴事實是存有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
15. 原審法院因未能證實「B是XX工程的合作經營者」，故此，自然也不會證實「嫌犯A明知B是的實際經營者。」，這是原審法院按邏輯下所作的判斷，但此一認定亦存有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
16. 由於嫌犯A在庭上否認曾告知其弟B關於中央圖書館維修及保養之投標的任何資料，故此，法庭依法宣讀了第564頁該嫌犯於檢察院所作的訊問筆錄中第4段及第6段至第10段的內容［見第2293頁之第一段內容］
「嫌犯表示曾在中央圖書館的日常保養的工程中，向其親弟B透露當時在試行階段時，已承接圖書館日常維修保養的公司的報價。」［第4段的行文］
「此後，文件局就有關維修服務進行諮詢標，當時有3間公司競投，在第一次接受標書並進行開標程序後，由於發現所提交的投標價比試行期間的公司提供服務費用為高，超出了文化局的預算，原因是因為文化局所作的標書內容不清悉，導致投標公司出現誤解，因此文化局終止有關的投標判給。
約一個月後，文化局完善了標書後，再次邀請3間公司進行投標。
嫌犯表示由於在第一次開標後，發現投標額比預期的高，於是其便在第二次開標前與B討論過B工作的公司的投標價，並向B表示過上次的投標額過高，且將當時試行費用告知B。
嫌犯解釋將有關的情況告知B，並不是為了要令B任職的公司在該投標項目中中標。
嫌犯表示將紙是將試行的費用訊息告知了弟。」［第6段至第10段行文］
17. 根據附件CR1-15-0312-PCC-F第1冊第2頁的目錄，上述聲明中的「試行計劃」便是2008年4月至9月的澳門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之判給，因為這是文化局首次嘗試將有關服務以諮詢標方式判給。
18. 根據第9頁的會議記錄，該次共有三間公司［建築商F、XX工程、G］入標，每月價格［第10頁］分別為22,000、44,000、68,000，最後按第11頁之評分標準，建築商F以最低之價格取得該項判給。
19. 也就是說，在2008年10月至12月的澳門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的第二次投標期間，嫌犯A將建築商F的前次投標額［澳門幣22,000元］告訴了其弟B。
20. 如果嫌犯A只是知道弟弟B是「XX工程」的普通員工，而B是沒有能力去更改「XX工程」的投標價，那麼他們之間就沒有討論投標會的必要；相反，就是因為嫌犯知道B是「XX工程」的實際合伙人，且將來也會由B負責該項目，嫌犯才有動機將試行價格告知，以令「XX工程」順利中選，而B事後亦將此價格告知C，致令C修改入標價，由第一次投檟的36,000元［見第47頁］下降至20,000元［見第70頁］，更低於2008年4月至9月的試行價。
21. 故此，2008年9月就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之判給程序期間，嫌犯A已經知道B是「XX工程」的合伙經營者。
22. 基於該兩項未證事實的瑕疵是源於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時發出明顯錯誤所致，可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1款的規定發還重審，或僅需將之認定為「已證事實」，再根據新的「已證事實」內容作出判處嫌犯A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濫用職權罪」罪名成立。
23. 即使上級法院不認同以上的理解，被上訴裁判亦沾有以下的瑕疵：
24. 被上訴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瑕疵，即對《刑法典》第347條及第348條的法律解釋中存有錯誤。
25. 澳門《刑法典》第347條「濫用職權罪」的構成要件：
1) 公務員濫用其職務上之權力、或違反其職務之義務。
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正當利益，或造成他人有所損失。
26. 澳門《刑法典》第348條「違反保密罪」的構成要件：
1) 在未經許可下洩露「秘密」［無論是因擔任職務時知悉、因被信任而被告知，因擔任職位之便而知悉］。
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正當利益，或造成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有所損失。
27. 《刑法典》第347條「濫用職權罪」與第348條「違反保密罪」的關係為吸收關係（concurso aparante）。
28. 原審法院對「保密之義務」、「迴避的義務」及「無私的義務」的法律理解錯誤；尤其認為「嫌犯A告知B關於試行階段的費用及上次的投標價過高」此一行為沒有違反義務。
29. 針對2008年9月就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之判給程序，根據第2394頁背頁之被上訴裁判的內容，嫌犯A曾在第二次開標前向其弟弟透露了兩項事實一
第一項：B的公司「XX工程」的第一次投標價過高［即每月澳門幣36,000元，見附件CR1-15-0312-PCC-F第1冊第47頁］；
第二項：先前試行階段的費用［］即建築商F於2008年4月至9月取得之判給之價格為每月澳門幣22,000元，見附件CR1-15-0312-PCC-F第1冊第11頁］
30. 按原審法院的理解，只要嫌犯沒有透露是次建築商F的報價［澳門幣27,000元］，便不構成犯罪。那麼，即使行為人透露了其他重要的資料也不構成犯罪？
31. 我們試假設自己是B，當得到以上資料後，將會對「XX工程」的第二次投標價產生什麼影響：
32. 首先，B必然要降低第二次的投標價，否則便價輸給其他的投標者［建築商F］，而B降低的幅度便參考了先前的試行價格［澳門幣22,000元］，故此將之下調至20,000元；即使B不知道建築商F的第一次投標價，但按常理推斷，建築商F是次的投標價亦會與前次相約，故此，只要B的出價是低於試行價格，且建築商F對嫌犯A的行為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建築商F只會維持著澳門幣27,500元的投標價，這就造就了B的「XX工程」取得2008年9月12月的服務判給！
33. 由此可見！嫌犯A所透露的資料是「XX工程」勝出批給的關建所在，如果不是嫌犯A的幫助，B的「XX工程」的第二次投標價有可能會比建築商F的投標價低？
34. 即使是一般市民，也知道嫌犯A的行為已嚴重使是次的投標變得不公平，便何況是當時身為副局長的嫌犯？嫌犯A具有大學學歷，擔任副局長已有一段不短的時間，難道還會不知道自己不應將該等資訊透露予任何人？以及透露後所產生的必然後果嗎？如果不是「XX工程」有份競投，嫌犯A還會告訴其弟這些訊息嗎？這肯定不會，因為其透露的動機是為使B的「XX工程」取得判給，正如嫌犯A從未想過將上述訊息透露予另外被邀請的投標者「G」般，可見嫌犯A已經違反了其公正及無私的義務。
35. 嫌犯A透露資訊的行為已是違反了保密的義務：無論B是「XX工程」合伙人時，或只是高級員工／管理層／普通員工，但只要其有能力改變「XX工程」的出價，作為副局長的A理應迴避，以免市民大眾及其他投標者產生錯覺；雖然嫌犯口口聲聲表示按法律其不用迴避，但是，法律也沒有明示委員會成員可將該等資料告知任何人，那為什麼嫌犯A在此時又不按法律為之？可見嫌犯A之言僅為自己的行為開脫，但作為文化局的高層卻只有如此的素養，其行為實在令公眾失望。
36. 為了維護投標判給的結果及公正，一般的公務員都懂得在判給過程中守口如瓶，無論是面對投標者或不相干的其他人的私下詢問，都不會將判給程序的敏感及機密的資訊私下透露予任何人，而在透露任何資訊前亦應收集整個委員會及法律意見，透露時亦應顧及公平原則。
37. 曾任多次主席的嫌犯A，又豈會不明白以上的道理？但是，嫌犯見利忘義，為了使其弟得到不正當的利益，仍然妄顧其應遵之規則，私下聯絡與投標者「XX工程」有重大利益關係的B，而其透露的訊息內容的重要性不下於建築商F的投標價，此等行為等同「私相授受」。
38. 正如委員會成員私下地透露他人的投標價便會構成「違反保密罪」及「濫用職業罪」中「違反固有義務」的要件，則當公務員透露了其他同樣重要的訊息時亦會有違反保密之義務，如其洩密之目的是為了使他人取得優勢，則該公務員亦會違反無私之義務，為此，請設想以下的情況：
假設在第一次的招聘人員的程序中由於沾有程序上的瑕疵被撤銷，故此，政府部門依法再進行第二次的招聘程序，其中第一次程序的考題未被公開，則第二次的考官將該考題題目私下給予一名朋友，而該朋友將題目告知了一名有份投考的親戚，根據原審法院的理解，只要第二次的考題內容與第一次的考題不同，哪怕只有少少的不同，該考官的行為都是合法？皆因其沒有違反任何義務？
39. 總的來說，嫌犯A的行為構成公務員違反其職務之義務，尤其違反了《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279條第2款a)及第3款及第7款之規定之「無私及保密義務」、《行政程序法典》第50條［自行迴避及聲請迴避之依據］第1款d)項的規定之「迴避義務」。
40. 作為副局長的嫌犯A，其應清楚知道上述法律條文及內部守則的存在，其亦清楚知道自己作為判給委員會主席的權力及義務範圍，其中包括：
迴避之義務--作為委員會主席，在得知投標者的身份後，倘發現投標者與自己，或自己的親朋好友有利害關係時，不論是敵對或友好關係，為免利益衝突，亦為免令大眾市民及其他投標者懷疑其有可能偏私時，應主動向上級申請迴避此程序，或至少向上級解釋情況，由上級決定是否應迴避。
無私之義務--無論投標者是誰，嫌犯都應公平地及統一地對待所有投標者，並要致力維護各位投標者之間的平等，其不能偏私於任何一方，不能透過手中的批給權力為自己或其他人謀取不正當的利益。
保密的義務--無論是因參與是次批給程序而知道的資訊內容，抑或之前曾參與過類似批給程序而知悉的資訊內容，嫌犯都不應公開之，亦不可私下向個別人士透露。
41. 但是，嫌犯A在中央圖書館的維修及保養服務中，卻完全漠視及違反三項義務，尤其明知其弟為「XX工程」人員時，其至少應向局長提出迴避或作出解釋，但是，嫌犯卻沒有向任何委員會成員或上級提出其弟的身份，這是違反了「迴避」義務；及後，在第二次投標期間，嫌犯私下向弟弟B透露其公司的第一次投標價過高及試行價格，使其弟弟按照以上資訊去議定第二次的投標策略及價錢，致令C採納了B所建議的價格去投標，這已是違反了「保密」之義務；而嫌犯而亦因為B與其為兄弟關係而選擇性透露資訊，使「XX工程」在投標價格上存有絕對的優勢，這對其他被邀投標者［建築商F及G］極不公平，明顯地偏私於親人，而且，嫌犯更向其他被邀投標者及委員會成員隱瞞其與B的談話內容，可見嫌犯已將「無私」之義務置之不理。
42. 只要B與「XX工程」具有利害關係，而不論B在「XX工程」內角色的輕重，考慮到A的意圖是使B得益，其所用之手段已是違反了「無私」的義務：
如果B是「XX工程」的合伙人，嫌犯的行為便會令「XX工程」獲得金錢，而B亦會因此獲得一半的利益；
如果B是「XX工程」的高級員工／領導層，嫌犯的行為亦會令B在「XX工程」內的地位更為穩固；
即使B只是「XX工程」的普通員工，只要B將價格告知C，嫌犯的行為亦會提高B在「XX工程」內的地位，因為B會這個應保密的資訊告知了C，C便利用了這個優勢去勝出判給。
43. 無可否認，嫌犯透露的訊息與「XX工程」勝出投標具有直接關係，除了造成其他投標者的損失外，亦令「XX工程」獲得到直接的利益，而這利益最終也會反映在B身上，這也是嫌犯利用手中的權力欲達到之目的。
44. 原審法院對「保密之義務」、「迴避的義務」及「無私的義務」的法律理解錯誤所導致的後果；
45. 原審法院只是簡單地將以下第12點及第21點之控訴事實完全視為「未證事實」--
「12.
在上述甄選會議後，嫌犯A某日在父母家中吃午飯時，向B透露「建築商F」之報價約為澳門幣兩萬多，比「XX工程」之報價低，表示倘若B希望投得是次服務，需將報價調低。」
「21.
嫌犯A身為公務員，在明知其胞弟B為「XX工程」的實際經營者而不作出任何迴避，出任甄選委員會主席，同時明知公務員有保密義務，不可將其執行職務期間所獲得之資訊向他人透露，卻將其他競投者之投標價向B透露，目的令B在報價上取得優勢，結果「XX工程」6次成功投得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服務期為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至12月31日］，令B獲得不正當利益並損害其他競投者之利益。
46. 然而，倘原審法院對上述法律理解正確，則而原審法院至少應證實以下事實［尤其見斜體底線部份］，則有關「濫用職權罪」便會成立--
「在上述甄選會議後，嫌犯A某日在父母家中吃午飯時，向B透露試行價格及「XX工程」先前投標價過高的訊息，表示倘若B希望投得是次服務，需將報價調低。」
「嫌犯A身為公務員，在明知其胞弟B與「XX工程」具有直接利害關係而不作出任何迴避，出任甄選委員會主席，同時明知公務員有保密義務，不可將其執行職務期間所獲得之資訊向他人透露，卻向B透露了試行價格及「XX工程」先前投標價過高的訊息，目的令B在報價上取得優勢，結果「XX工程」成功投得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服務期為2008年10月至12月］，令B獲得不正當利益並損害其他競投者之利益。」
47. 如上文所論，在針對2008年10月至12月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的批給中，嫌犯A同時觸犯了「濫用職權罪」及「違反保密罪」，亦基於以上兩罪為吸收關係，且嫌犯A在同一行為中違反了「保密之義務」、「迴避的義務」及「無私的義務」，故此，應判處《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濫用職權罪」罪名成立，而開釋《刑法典》第348條之「違反保密罪」。1
48. 就本案的量刑，根據《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及第48條的規定，綜合考慮上述法定情節和卷宗的具體資料顯示：有關保養服務的判給總金額為澳門幣6萬，嫌犯作出不法行為的動機，嫌犯以副局長［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作出犯罪行為，雖然嫌犯為初犯，但否認犯罪，有關犯罪發生於2008年，有關犯罪對社會大眾帶來負面影響，亦令市民對政府部門的公正性失去一定的信心，基於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需要，本檢察院認為，判處嫌犯緩刑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
49. 而中級法院第990/2010號合議庭裁判的情節與本案類似，亦是局方某領導濫用權力去聘請不具資格的人員擔任職位，該案的判刑是1年徒刑，緩刑兩年。
50. 故此，建議判處嫌犯A的刑罰為不低於1年徒刑，緩刑期不低於2年。
綜合以上所述，本檢察院請求中級法院裁定上訴理由成立，宣告被上訴裁判的相關部份因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條c)項的瑕疵而將之發還重審，或請求將該二項未證事實改判為「已證事實」；
即使上級法院不認同以上的理解，亦請求裁判被上訴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條的瑕疵［即對《刑法典》第347條的法律理解中存有錯誤］，而直接判處《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濫用職權罪」罪名成立。
嫌犯A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理據。2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其內容如下：
對於初級法院合議庭於2016年5月20日開釋了嫌犯A兩項《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之「濫用職權罪」、一項同一法典第348條所規定及處罰之「違反保密罪」及第11/2003號法律第2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財產來源不明罪」，檢察院不服並向中級法院提出本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中，尊敬的檢察官閣下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並錯誤解釋法律，因而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及第400條第1款、《刑法典》第347條之規定，並認為就上述犯罪所涉及的行為應構成一項《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之「濫用職權罪」，請求就此判罪處以嫌犯A不低於1年的徒刑，倘給予緩刑亦不低於2年。
我們認為上訴理由應予成立。
尤其是經仔細分析庭上所審查的證據及卷宗中其他資料，我們認為上訴檢察官閣下已將有關上訴理據闡述得十分詳盡；因此，我們完全同意嫌犯A確實只曾在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的批給中濫用了其職業之固有權力，故僅應判處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之「濫用職權罪」，並應根據《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之規定判罪處嫌犯A不低於1年的徒刑，倘給予緩刑亦不低於2年。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 嫌犯A，於2005年11月獲委任為澳門文化局副局長，於2006年1月10日由社會文化司司長以批示（第01/IC/2006）授與權限，負責領導、協調及監督屬下的文化財產廳、中央圖書館及資訊處之工作。
- 嫌犯A對上述管轄範圍內之場所及設施所進行之工程(包括修茸、維護等)均需要其本人給予意見，並擔任有關工程之甄選委員會主席。
- 根據商業登記之資料，「XX工程」之企業主為I，然而，I實際上沒有參與上述公司的營運工作。並交由其兒子C負責管運，C在福建華僑大學讀書時認識A之胞弟B，B自2005年起在「XX工程」任職工程師，B曾知道「XX工程」的銀行帳戶密碼並調動資金，自2008年1月12日至2010年2月5日期間，B從「XX工程」的大西洋銀行帳戶（帳號9005......）將存款轉至其個人帳戶（帳號90017......及9003......），合共約澳門幣894,900.00元。2010年年初，B與C以「XX工程」的資金購買了中國珠海前山金雞路「####」的兩個單位，其中一個單位屬B名下。
- 2008年7月21日，文化局欲就「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服務期為2008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進行書面諮詢，並分別邀請「XX工程」、「建築商F」及「G建築商」三家公司就上述工程進行報價。
- 2008年8月1日，文化局發函邀請上述三家公司，倘有意承投有關工程，須於2008年8月8日下午5時前向文化局提交書面建議書。
- 至2008年8月8日下午5時，只有「XX工程」及「建築商F」以密封方式向文化局提交上述之報價建議書。
- 至2008年8月11日，由開啟書面諮詢委員會主席J、委員K及L開啟「XX工程」及「建築商F」所遞交的密封報價建議書，並查核所遞交之建議書是否可接納。
- 2008年8月28日，由甄選委員會主席嫌犯A、委員M、N、O、P對上述兩份報價建議書進行甄選，當中「XX工程」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每月報價為澳門幣36,000元，「建築商F」之每月報價為澳門幣27,500元，而根據甄選評分標準，服務費用較低者得較高分數。
- 當日，「XX工程」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由C簽署，且沒有提供企業登記人I的授權書，依法應不被接納。即使接納，「XX工程」之報價建議書，按上述報價，亦應由「建築商F」中標。
- 然而，當日下午約3時舉行的“甄選書面諮詢”會議決定重新報價，原因是：“有關諮詢需求書要作改善，因此需重新報價”。該會議記錄（020/BC/2008號）由嫌犯A、M、N、O及P簽署，且備註中載有嫌犯A親筆書寫的重新報價原因。（詳見卷宗第1986頁及附件三第一冊第46頁，扣押品六）
- 同年9月3日文化局以信函通知「XX工程」、「建築商F」及「G建築商」三家公司重新報價。
- 至2008年9月8日中午12時，只有「XX工程」及「建築商F」以密封方式向文化局提交報價建議書。
- 至2008年9月8日中午12時05分，由開啟書面諮詢委員會主席Q及委員R開啟「XX工程」及「建築商F」所遞交的密封報價建議書，並查核所遞交之建議書是否可接納。
- 至2008年9月11日上午11時，由甄選委員會主席嫌犯A、委員會M、N、O、P對上述兩份報價建議書進行甄選，當中「XX工程」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每月報價更改為澳門幣20,000元，而「建築商F」之每月報價則維持為澳門幣27,500元。
- 經評分後，「XX工程」得分為100分，「建築商F」得分為83.6分，故此甄選委員會將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服務期為2008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判給予「XX工程」。
- 嫌犯A的另一弟弟S亦在文化局任職高級技術員。
- B會參與工程會議，跟進工程進度，以及與文化局相關之職員聯絡商談工程事宜。
- 嫌犯H，1997年入職文化局擔任高級技術員，現職文化局文化財產廳顧問高級技術員，其主要職責負責跟進維修工程及製作工程或維修建議書。同時，H亦會擔任甄選委員會委員，參與甄選工作。
- 2008年8月7日，文化財產廳廳長T建議對「鄭家大屋電力及基本照明和監控設施設置工程」進行書面諮詢，分別邀請「建築商F」、「YY營造」及「XX工程」就上述工程第一次進行報價，預算為澳門幣2,500,000元。
- 甄選標準須考慮各項目報價及工程總造價的合理性，以「價低者得」為判給準則。
- 之後，「建築商F」、「YY營造」及「XX工程」均以密封方式向文化局遞交了「鄭家大屋電力及基本照明和監控設施設置工程」的報價建議書。
- 2008年10月13日下午4時，由開啟書面諮詢委員會主席J、委員K及U開啟上述三份密封標書，並查核所遞交之建議書是否可接納。
- 在開啟書面諮詢委員會開啟標書後，由S將三份標書之資料整合並制作成「工程標書報價比較列表」供甄選委員會在甄選投標者時使用。
- 「工程標書報價比較列表」所載之內容包括三家投標者的名稱、各項項目報價及工程總造價。
- 2008年10月17日上午10時，甄選委員會主席嫌犯A、委員M、T、N、H及S對上述三份報價建議書進行甄選，當中「建築商F」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工程總造價為澳門幣2,813,312.5元、「YY營造」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工程總造價為澳門幣4,399,980元、「XX工程」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工程總造價為澳門幣4,255,416元。
- 上述三份報價建議書之報價均超出工程預算的250萬元澳門幣，依法必須公開招標。
- 但當時由嫌犯A出任主席的甄選委員會卻建議將工程內容分拆（將鄭家大屋第四座和第五座的室內照明和電力設計另作諮詢），決定再次重新進行招標。
- 文化局在修改「鄭家大屋電力及基本照明和監控設施設置工程」招標內容後，再次邀請「建築商F」、「YY營造」及「XX工程」就有關工程進行報價，截止遞交建議書之時間為2008年10月27日，且判給標準仍維持不變。
- 2008年10月27日，「建築商F」、「YY營造」及「XX工程」以密封方式向文化局提交報價建議書。
- 2008年10月27日下午4時，由開啟書面諮詢委員會主席J、委員V及W開啟「建築商F」、「YY營造」及「XX工程」第二次所遞交的密封報價建議書，並查核所遞交之建議書是否可接納。
- 2008年10月30日上午10時，由甄選委員會主席嫌犯A、委員M、T、N、H及S對上述三份報價建議書進行甄選，當中「建築商F」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總造價為澳門幣2,365,063元、「YY營造」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總造價為澳門幣2,232,000元、「XX工程」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總造價為澳門幣1,968,245元。
- 在「價低者得」的判給準則下，「XX工程」成功投得「鄭家大屋電力及基本照明和監控設施設置工程」。
- 嫌犯H是上述項目的“甄選書面諮詢”委員之一，亦須具體跟進有關項目之工程。
- 嫌犯A自1998年起先後擔任文化局的主管及領導，累計已遞交了12份財產申報書，深知向有關部門遞交財產申報書之目的及不如實申報的後果，仍於2008年1月31日及2010年2月2日兩次作出不實申報，具體事實如下：
1) 嫌犯A於2005年作財產申報時，聲明持有6隻股票，包括GLORIOUS SUN及SMIC。其後賣出了4隻，再購入８隻股票，總值約港幣23萬多元（詳見卷宗第2002頁背頁及2003頁），但嫌犯A於2008年1月27日作財產申報時，沒有填報新購之股票資料。
2) 嫌犯A於2005年作財產申報時，沒有持有基金。其後嫌犯A在永亨銀行帳號151...-...持有2個基金，共約值港幣10萬多元（詳見卷宗第2003頁），但嫌犯A於2008年1月27日作財產申報時，沒有填報新購之基金資料。
3) 嫌犯A與妻子Z於2008年1月27日作財產申報時，沒有填報聯名開立之銀行帳戶（匯豐銀行戶口：006-002...-...）。（詳見卷宗第2004頁及第2319頁至第2369頁）
4) 嫌犯A於2008年4月購買了...灣第...座...單位及ACV2-21號車位。總值約港幣4佰多萬元（詳見卷宗第2004頁背頁），但嫌犯A於2010年2月1日作財產申報時，沒有填報新購入不動產之資料。
5) 嫌犯A於2010年2月1日作財產申報時，沒有填報所持有之4個基金，共約值港幣20多萬元（詳見卷宗第2005頁）。
- 嫌犯A於2008年1月31日及2010年2月2日所遞交之財產申報書，均聲明“申報書無任何資料更新”。
- 在調查嫌犯A購買...灣第...座...單位及ACV2-21號車位之資金來源時，發現：2008年3月5日，嫌犯將一筆澳門幣10萬元之資金存入其個人之永亨銀行帳戶（151...-...），在存款單資金來源上填報“BNU”，但查核嫌犯A及其妻子名下之所有銀行帳戶交易記錄，並沒有提取該筆款項之資料。2008年3月26日，嫌犯將一筆澳門幣51562.87元之資金存入其個人之永亨銀行帳戶（151...-...），但查核嫌犯A及其妻子名下之所有帳戶交易記錄，並沒有提取該筆款項之資料。嫌犯A解釋上述款項是源自其妻子公司的現金分紅。
- 此外，嫌犯A為購買上述單位及車位，向永亨銀行貸款港幣三佰萬元，曾存入一筆澳門幣465,880.00（折合人民幣40萬元）的現金作還款之用，該筆款項於2008年12月5日存入嫌犯A的大西洋銀行出糧帳戶，再以本票存入永亨銀行之還款帳戶。
- 嫌犯對上述款項之來源作解釋，表示文化局於2008年11月 19日簽發一張澳門幣480,000.00元的現金支票給一名研究報告的專家AB，AB將支票兌換成現金後，將相當於人民幣40萬元的澳門幣465,880.00元存入嫌犯的大西洋銀行帳戶，之後由嫌犯在珠海工商銀行其本人之帳戶將人民幣40萬元匯與AB。至於嫌犯對於在珠海工商銀行持有的上述人民幣40萬元的來源，嫌犯表示是來自出售以一名學弟CD太太的同事EF名義購買的一個珠海住宅單位所得。
- 嫌犯A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的。
- 嫌犯A明知上述行為違法，會受法律制裁。
-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A為初犯；而嫌犯H則無刑事紀錄。
- 兩名嫌犯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分別如下：
- 嫌犯A--文化局顧問高級技術員，月入平均澳門幣50,000元。
--需供養母親及一名成年兒子。
--學歷為碩士。
- 嫌犯H--文化局顧問高級技術員，月入平均澳門幣50,000元。
--需供養父母親。
--學歷為大學畢業。
未獲證明之事實：
載於控訴書及答辯狀內與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尤其：
- C於2001年認識B；自2006年起B改以合伙人身份與C共同經營「XX工程」，並以分花紅方式分享營運利益。因此，B可隨時調動資金。B與C實際上是「XX工程」，的合作經營者。
- 在“甄選書面諮詢”會議中嫌犯A表示需重新報價。
- M、N、O及P等委員均表示不清楚重新招標之原因。
- 在上述甄選會議後，嫌犯A某日在父母家中吃午飯時，向B透露「建築商F」之報價約為澳門幣兩萬多，比「XX工程」之報價低，表示倘若B希望投得是次服務，需將報價調低。（詳見卷宗第552頁背頁及564頁）。
- 嫌犯A知道B是「XX工程」的實際營運者，「XX工程」有份參與競投文化局之工程，但在甄選過程中，嫌犯A沒有向當時的局長GH聲請迴避，繼續出任甄選會議主席。
- S知道B是「XX工程」的實際營運者，曾向嫌犯A諮詢是否需要迴避，其後，S亦主動向當時文化局文化財產廳廳長T提出迴避。
- 在文化局工作的眾多職員包括高級技術員IJ均知道B是嫌犯A之弟弟，其中，任職高級技術員的KL於2007年已知道「XX工程」的負責人是B及C，當時很多涉及「XX工程」的文件（包括一些必須由東主或負責人簽署的收據）均由B簽收，因此，B是「XX工程」的負責人以及與嫌犯A是兄弟關係已是眾所周知之事實。
- 在之後的5次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競投行為中，嫌犯A不作出任何迴避，繼續出任甄選委員會主席，並向B提供競爭對手的報價資料，令「XX工程」成功投得續後的五次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服務期分別為2009年1月至6月、2009年7月至12月、2010年1月至6月、2010年7月至12月及2011年1月至12月。
- 嫌犯A身為公務員，在明知其胞弟B為「XX工程」的實際經營者而不作出任何迴避，出任甄選委員會主席，同時明知公務員有保密義務，不可將其執行職務期間所獲得之資訊向他人透露，卻將其他競投者之投標價向B透露，目的令B在報價上取得優勢，結果「XX工程」6次成功投得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服務期為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令B獲得不正當利益損害其他競投者之利益。
- 由嫌犯H將三份標書之資料整合並制作成「工程標書報價比較列表」。
- 雖然上述招標最終沒有判給決定，但三家公司所遞交之建議書內容均屬機密資料。
- 在「XX工程」獲邀報價後的某日，嫌犯H在其文化局辦公室內，向B展示其根據三家公司就上述工程第一次提交建議書所編寫之「工程標書報價比較列表」，B從而知悉三家投標者之投標總造價及各項細節。B取得由嫌犯H提供的資料後，在海灣花園「XX工程」公司的辦公室電腦內建立了Book1、Book2、Book211三個檔案。（見卷宗第1465頁、1478頁至1491頁）
- 嫌犯H至少一次在辦公室內會見B，並向B提供競投者之報價資料。
- 但嫌犯H違反其應有之保密義務，使「XX工程」在第二次投標過程中取得對其他投標者不公之優勢，從而成功投得「鄭家大屋電力及基本照明和監控設施設置工程」，損害了其他競投者之利益。而嫌犯A在整個“甄選書面諮詢”過程中，非但沒有履行迴避義務，更不依法為上述工程項目進行公開招標，以分拆項目為藉口，為其弟B製造再報價機會，最後亦由嫌犯A任主席的甄選委員會作出議決，將上述工程判給「XX工程」，嫌犯A及嫌犯H的行為損害了其他競投者之利益，令「XX工程」獲得不正當利益。
- 在調查嫌犯A之資金來源時，發現有兩筆資金來源不明。
- 對於上述款項之來源，嫌犯A作出以下解釋：2008年，文化局將一筆澳門幣465,880.00元的款項，以現金支票形式存入嫌犯於大西洋銀行的薪俸帳戶，以匯至北京（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支付一項“澳門歷史城區景觀分析研究報告”（負責人MN教授）費用，嫌犯本想經由大西洋銀行匯款至北京，但由於手續繁複，嫌犯於是在珠海透過其本人之工商銀行的帳戶將相同金額之款項匯至北京，並從大西洋銀行將文化局存入的上述款項提取，再存入永亨銀行的還款帳戶。由於嫌犯A提及的珠海工商銀行帳戶及存款沒有在財產申報書上填報，嫌犯再解釋上述帳戶是於2010年年末或2011年年初在珠海開立的定期戶口，金額恰巧是人民幣40萬元，是嫌犯賣掉珠海的物業及購買保險所得。（詳見卷宗第1578頁）
- 嫌犯不願提供CD及OP的身份資料，亦不願提供上述住宅單位的地址及買賣資料。（詳見卷宗第1613頁）
- 嫌犯H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的。
- 嫌犯H明知上述行為違法，會受法律制裁。
三、法律方面
本程序為檢察院對原審法院的終局裁判中的開釋判決提起的上訴。檢察院的上訴提出了三方面的問題：
- 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理，尤其是就「XX工程」的實際經營者是誰的問題上，採信了C在庭上的版本［其在庭上堅稱B只是「XX工程」的高級員工］，而認定的「未證事實」，明顯存有審查證據的錯誤，請求就這方面的罪名的部分發回重審或者認定有關事實為已證事實，並裁定嫌犯的濫用職權的罪名成立。
- 即使不存在以上的事實審理的瑕疵，原審法院對「保密之義務」、「迴避的義務」及「無私的義務」的法律理解錯誤，尤其認為「嫌犯A告知B關於試行階段的費用及上次的投標價過高」此一行為沒有違反義務原審法院只是簡單地將以下第12點及第21點的控訴事實完全視為「未證事實」，也同樣陷入了法律適用的錯誤，應基於濫用職權罪與違反保密義務罪的吸收關係，判處嫌犯被開釋的濫用職權的罪名成立。
- 作為最後補充上訴理由，原審法院對兩項資料不正確罪的量刑僅判處罰金明顯過輕，應該判處不低於1年的徒刑，以及不少於2年的緩刑。
我們逐一看看。
（一）審理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所謂的“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3
正如我們一貫的司法見解所認定的，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上訴就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同樣我們一貫堅持，事實審理的自由心證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而作為一個平常的人、一個主觀的人的法官，在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審理證據的自由的武器時，除了需要極大的勇氣之外，也需要遵循法律對此自由附加的證據原則和客觀標準，遵守一般的生活經驗法則的義務。只有這樣，上訴法院才可能對是否存在事實審理的無效情況作出審理。法律也不期望上訴法院以其心證代替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更不容許上訴人以己心證去質疑法律所保護的自由心證。
原審法院在列舉了對證據的審理過程的列舉之後，作出了以下批判性分析：
“對於B是否「XX工程」的合作經營者，證人中僅C能講述相關情況，雖然C曾說過「XX工程」所賺取的利益會與B對分，但其又堅稱B不是其合作經營者，而在無法核實相關銀行帳戶中往來資金的性質及欠缺其他人證的情況下，本院不能毫無疑問地認定B就是「XX工程」的合作經營者。
針對「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服務期為2008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的判給，經聽取當時甄選委員會各委員，即M、N、O及P的證言，雖然彼等均表示對“甄選書面諮詢”會議的印象模糊，但卻沒有表示該次會議中“重新報價”的決定是不合理的且僅為A的個人決定；A雖曾於第二次開標前與B討論過B工作的公司的投標價，並向B表示過上次的投標額過高，且將當時試行階段的費用告知B，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A曾在第二次開標前向B透露「建築商F」的投標價約為澳門幣兩萬多。另外，亦沒有證據能顯示A在之後的5次「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競投行為中，向B提供競爭對手的報價資料，令「XX工程」成功投得續後的5次「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原審法院在庭審調查的證據時候面對包括存在矛盾的證人C的證言而作出的審理均是屬於法院的自由審理之列，但自由心證也是不得違背經驗法則的。本院認為，面對原審法院已認定的 “B曾知道「XX工程」的銀行帳戶密碼並調動資金，自2008年1月12日至2010年2月5日期間，B從「XX工程」的大西洋銀行帳戶（帳號9005......）將存款轉至其個人帳戶（帳號90017......及9003......），合共約澳門幣894,900.00元”的既證情事，原審法院的上述批判性分析明顯違反一般常理，因而不能自圓其說。一個可以控制公司賬戶的密碼並實際作過資金的轉移的嫌犯的弟弟，卻似乎跟這家公司沒有什麼利害關係，讓人匪夷所思。在這點上，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理確實因違背了人們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而陷入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瑕疵。
我們繼續。
（二）對公務員義務的違反及其法律意義
檢察院在上訴中認為，原審法院在作出「嫌犯A告知B關於試行階段的費用及上次的投標價過高」此一行為沒有違反「保密之義務」、「迴避的義務」及「無私的義務」的決定的理由時，出現了法律理解錯誤，並且基於《刑法典》第347條「濫用職權罪」與第348條「違反保密罪」的關係為吸收關係（concurso aparante）以及基於以下的兩項已證事實，裁定上訴人的《刑法典》第347條「濫用職權罪」罪名成立：嫌犯A曾在第二次開標前向其弟弟透露了兩項事實：B的公司「XX工程」的第一次投標價過高（即每月澳門幣36,000元，見附件CR1-15-0312-PCC-F第1冊第47頁）；先前試行階段的費用（即建築商F於2008年4月至9月取得之判給之價格為每月澳門幣22,000元見附件CR1-15-0312-PCC-F第1冊第11頁）。
我們先看看沒有得到證實的以下部分事實：
“- 在上述甄選會議後，嫌犯A某日在父母家中吃午飯時，向B透露「建築商F」之報價約為澳門幣兩萬多，比「XX工程」之報價低，表示倘若B希望投得是次服務，需將報價調低。（詳見卷宗第552頁背頁及564頁）
- 嫌犯A知道B是「XX工程」的實際營運者，「XX工程」有份參與競投文化局之工程，但在甄選過程中，嫌犯A沒有向當時的局長GH聲請迴避，繼續出任甄選會議主席。
- S知道B是「XX工程」的實際營運者，曾向嫌犯A諮詢是否需要迴避，其後，S亦主動向當時文化局文化財產廳廳長T提出迴避。
- 在文化局工作的眾多職員包括高級技術員IJ均知道B是嫌犯A之弟弟，其中，任職高級技術員的KL於2007年已知道「XX工程」的負責人是B及C，當時很多涉及「XX工程」的文件（包括一些必須由東主或負責人簽署的收據）均由B簽收，因此，B是「XX工程」的負責人以及與嫌犯A是兄弟關係已是眾所周知之事實。
- 在之後的5次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競投行為中，嫌犯A不作出任何迴避，繼續出任甄選委員會主席，並向B提供競爭對手的報價資料，令「XX工程」成功投得續後的五次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服務期分別為2009年1月至6月、2009年7月至12月、2010年1月至6月、2010年7月至12月及2011年1月至12月。
- 嫌犯A身為公務員，在明知其胞弟B為「XX工程」的實際經營者而不作出任何迴避，出任甄選委員會主席，同時明知公務員有保密義務，不可將其執行職務期間所獲得之資訊向他人透露，卻將其他競投者之投標價向B透露，目的令B在報價上取得優勢，結果「XX工程」6次成功投得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服務期為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令B獲得不正當利益損害其他競投者之利益。”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嫌犯A沒有在其弟弟所在的公司參與投標的「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項目的招標程序中宣告回避，繼續出任甄選委員會主席”的事實沒有得到真實。
我們就不明白了：一方面，這是一個否定式事實，按照證據的規則，在對方沒有提出反證（肯定性事實）的情況下，如何可以認定這些事實沒有得到證實？另一方面，這些事實衹要查閱有關程序的卷宗就可以知道有沒有宣告回避，而不能訴諸證人證言，更重要的是，嫌犯的確參與了有關的招標程序，明顯顯示其沒有宣告回避。至於這個回避的事實是否有重要意義，或者能否讓法院作出嫌犯違反法律義務的結論則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理解，原審法院在認定嫌犯A之弟為XX工程公司的實際控制者的事實為未證實的前提下，而使得嫌犯A在法律條文的表面上無需有關的招標項目程序中宣告回避（行政程序法典第46、50條規定的情況），似乎證實不證實這些事實已經顯得不重要了。
然而，一方面，顯然違反了證據的規則而認定了應該認定為已證事實而沒有這樣做的事實決定就陷入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瑕疵。
另一方面，在刑事訴訟的事實審理中，並不是一切必然像法律條文所規定的那樣去考慮，我們的重點在於分析嫌犯在實施犯罪行為時候所顯示的客觀、主觀要素。如果沒有宣告回避的行為與其他行為結合起來綜合分析可以得出嫌犯存在徇私的罪過，即使不回避符合行政法的規定也可以作出有罪判決。
而在本案確實仍然存在可以提供這方面的分析予以考慮的事實（如有關「鄭家大屋電力及基本照明和監控設施設置工程」進行書面諮詢時）：
1、“- 2008年10月17日上午10時，甄選委員會主席嫌犯A、委員M、T、N、H及S對上述三份報價建議書進行甄選，當中「建築商F」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工程總造價為澳門幣2,813,312.5元、「YY營造」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工程總造價為澳門幣4,399,980元、「XX工程」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工程總造價為澳門幣4,255,416元。
- 上述三份報價建議書之報價均超出工程預算的250萬元澳門幣，依法必須公開招標。
- 但當時由嫌犯A出任主席的甄選委員會卻建議將工程內容分拆（將鄭家大屋第四座和第五座的室內照明和電力設計另作諮詢），決定再次重新進行招標。”
為什麼要分拆以及重新招標？似乎很顯然是為了規避強制公開招標的法律規定。不得不讓人要進一步問：為什麼要走規避法律這一步？
2、另一方面也證實：
“- 2008年7月21日，文化局欲就「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服務期為2008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進行書面諮詢，並分別邀請「XX工程」、「建築商F」及「G建築商」三家公司就上述工程進行報價。
- 2008年8月1日，文化局發函邀請上述三家公司，倘有意承投有關工程，須於2008年8月8日下午5時前向文化局提交書面建議書。
- 至2008年8月8日下午5時，只有「XX工程」及「建築商F」以密封方式向文化局提交上述之報價建議書。
- 至2008年8月11日，由開啟書面諮詢委員會主席J、委員K及L開啟「XX工程」及「建築商F」所遞交的密封報價建議書，並查核所遞交之建議書是否可接納。
- 2008年8月28日，由甄選委員會主席嫌犯A、委員M、N、O、P對上述兩份報價建議書進行甄選，當中「XX工程」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每月報價為澳門幣36,000元，「建築商F」之每月報價為澳門幣27,500元，而根據甄選評分標準，服務費用較低者得較高分數。
- 當日，「XX工程」所提交之報價建議書由C簽署，且沒有提供企業登記人I的授權書，依法應不被接納。即使接納，「XX工程」之報價建議書，按上述報價，亦應由「建築商F」中標。
- 然而，當日下午約3時舉行的“甄選書面諮詢”會議決定重新報價，原因是：“有關諮詢需求書要作改善，因此需重新報價”。該會議記錄（020/BC/2008號）由嫌犯A、M、N、O及P簽署，且備註中載有嫌犯A親筆書寫的重新報價原因。（詳見卷宗第1986頁及附件三第一冊第46頁，扣押品六）”
而根據上述引用的原審法院的理由分析所提到的：
“針對「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服務期為2008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的判給，經聽取當時甄選委員會各委員，即M、N、O及P的證言，雖然彼等均表示對“甄選書面諮詢”會議的印象模糊，但卻沒有表示該次會議中“重新報價”的決定是不合理的且僅為A的個人決定，”也提到：“A雖曾於第二次開標前與B討論過B工作的公司的投標價，並向B表示過上次的投標額過高，且將當時試行階段的費用告知B。”
既然如此，為何在已證事實中卻不見此項事實，而僅僅載於未證事實之中。如果原審法院依據自由心證進行對證人證言的審理並決定事實事項還情有可原，那麼對這項嫌犯的自認的事實都不予以采信，那還需要什麼證據。
而事實上，這項事實對分析嫌犯的行為的主觀罪過有很大的意義，尤其是對公務員的義務的違反的事實所應該得出的結論。正如尊敬的檢察官在上訴中所質疑的：“按原審法院的理解，只要嫌犯沒有透露是次建築商F的報價［澳門幣27,000元］，便不構成犯罪。那麼，即使行為人透露了其他重要的資料也不構成犯罪？”
在此，是否需要依法提出迴避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嫌犯不宣告迴避，卻在實際工作中作出了明顯令人不得不對其作為一個甄選委員會主席的行為的公正性產生懷疑。
3、原審法院沒有予以重視的嫌犯A不宣告回避的事實，也許僅僅基於行政程序法典的規定表面，而沒有結合已經得到證實的事實予以考慮：
“- 根據商業登記之資料，「XX工程」之企業主為I，然而，I實際上沒有參與上述公司的營運工作。並交由其兒子C負責管運，C在福建華僑大學讀書時認識A之胞弟B，B自2005年起在「XX工程」任職工程師，B曾知道「XX工程」的銀行帳戶密碼並調動資金，自2008年1月12日至2010年2月5日期間，B從「XX工程」的大西洋銀行帳戶（帳號9005......）將存款轉至其個人帳戶（帳號90017......及9003......），合共約澳門幣894,900.00元。2010年年初，B與C以「XX工程」的資金購買了中國珠海前山金雞路「####」的兩個單位，其中一個單位屬B名下。”
從這部分的事實顯示了以下重要的幾點：
第一，嫌犯之弟與負責XX工程的管運的C關係密切，不但是在讀大學時候認識，後來還一起建立公司（第一冊第21頁所載的“**建築有限公司”法人商業主登記）、一起購買中國內地房產、甚至到達擁有「XX工程」的銀行帳戶密碼並有權調動資金（以及有實際調動過資金的記錄）的程度。
第二，嫌犯之弟在XX工程的地位不能說對公司參與競投的項目沒有利害關係，評價這種利害關係不應該僅限於公司的據位人，至少嫌犯應該基於這種關係在考慮避免他人質疑其作出決定的公正性而依照行政程序法典第50條的規定提出自行回避申請。
第三，嫌犯另一胞弟S亦是該局的負責這方面的高級技術員並沒有參與涉及XX工程的項目的程序，顯示其依法提出回避，而為何作為甄選委員會主席的嫌犯卻無需提出回避申請？
因此，原審法院在審理嫌犯是否提出回避以及嫌犯向B表示過上次的投標額過高，且將當時試行階段的費用告知B等的事實方面，對證據作出了明顯錯誤的審理，也陷入了上述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瑕疵。
由於本法院沒有條件對本案的訴訟標的作出重新審理，應該依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的規定，將卷宗發回原審法院，由沒有介入的法官組成的新的合議庭對整個訴訟標的進行重新審理，然後作出決定。
（三）量刑
檢察院在最後的補充上訴理由主張應該判處被判處成立的罪名徒刑並可以予以緩刑。然而，是否予以改判，取決於原審法院在重新審理之後的決定，如果罪名成立，肯定會對該罪名的刑罰產生影響，尤其是必須考慮其行為應該得到的懲罰的要求。在此，希望原審法院在重審之後基於該量刑也是上訴的標的可以考慮這個可能性。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依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的規定，將卷宗發回原審法院，由沒有介入的法官組成的新的合議庭對整個訴訟標的進行重新審理，然後作出決定。
本程序的訴訟費用的由嫌犯被上訴人支付，以及5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7年12月14日
(裁判書製作人) 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陳廣勝
1 而針對其餘5次的中央圖書館日常維修服務的批給［日期為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基於該5次的批給程序中非為直接判給，而是繼續以諮詢標的方式邀請出價，故此，基於無任何證據證明嫌犯A在該5次判給中再將重要資訊透露予B，則不能視以連續犯方式觸犯「濫用職權罪」。
同時，針對「鄭家大屋電力及基本照明和監控設施設置工程」的批給過程中，考慮到原審法院未能證實嫌犯A不依法為上述工程項目進行公開招標之目的是為了讓「XX工程」再次投標［無私義務］，亦未能證實B是從嫌犯A或H的手上取得三家投標者之前的投標總造價及各項細節，且此批給過程中採取價高者得的標準，則即使上訴法院最終能認定嫌犯違反迴避之義務［理由見二、之2.及3.的迴避義的內容］，但單純違反此義務一般不會導致競投者獲得不正當利益或有所損失，則嫌犯的行為不能構成「濫用職權罪」，但不妨礙該行政程序可因沾有瑕疵而被撤銷。
2 其葡文內容如下：
A. A sentença recorrida não merece qualquer reparo ou juízo de censura, tendo, pelo contrário, decidido com absoluto rigor no que diz respeito à considera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perante toda a prova produzida e devidamente analisada em sede de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B. A sentença recorrida não padece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o art. 400º nº 2, al. c) do C.P.P., não se verifica qualquer erro, muito menos “erro notório”, sendo que, analisadas as motivações do recurso, o que se conclui é que há uma amálgama de considerações, misturadas com factos desgarrados, especulações e possíveis interpretações de documentos dos autos. Tal amálgama de considerações inculca a ideia de que o Recorrente pretende impugnar matéria de facto – o que não lhe é permitido nos termos da lei processual penal - e, sobretudo, que pretende sobrepor a sua convicção à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C. Sobre o alegado “erro” pelo facto de o Tribunal a quo não ter conseguido demonstrar que A fosse sócio da XX ENGINEERING, para além do que se diz na sentença, há que sublinhar que, apesar da profunda investigação efectuada pelo Comissariado contra a Corrupção (CCAC) à sociedade XX – nomeadamente, a todas as contas bancárias de tal sociedade, às contas bancárias dos respectivos gerentes e trabalhadores, a todos os documentos contabilísticos, a toda a documentação societária -, verifica-se que não há um único documento (contratos, cheques, proposta contratual, procuração) nos autos que demonstre que A tenha qualquer poder de vinculação da referida sociedade, que assine quaisquer documentos em representação da sociedade e aptos a vinculá-la, que actue perante terceiros como gerente de tal sociedade. Pelo contrário, as testemunhas referenciaram A como engenheiro ou “capataz”, como trabalhador da XX.
D. Contrariando ainda o que se diz no recurso, no caso, mesmo que se queiram analisar os movimentos que resultam das contas bancárias da XX e as contas bancárias de A, nos termos que resultam das tabelas transpostas para o recurs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não se consegue perceber qualquer relação ou estabelecer qualquer percentagem nas quantias recebidas por A por parte da XX.
E. Por outro lado, quanto à existência de um imóvel em Zhuhai registado em nome de A, que terá sido adquirido com fundos provenientes da XX, contrariamente ao que resulta do recurso e respondendo à pergunta que ali se deixa em aberto, o que resultou dos autos foi que, tal imóvel terá sido registado em nome de A por conveniência de C, a fim de permitir que se obtivesse uma matrícula da China, habilitando A a circular com um veículo entre Macau e a China, em benefício da sociedade.
F. De tudo o que resultou dos autos, quer da análise da prova documental, quer do que foi referido pelas testemunhas, A tem apenas o estatuto de um trabalhador de confiança da sociedade XX que recebe bónus como recompensa do seu trabalho, de acordo com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G. O ónus da prova – de que A era sócio da XX – cabia inequivocamente ao Ministério Público, tanto mais que o arguido e ora Recorrido não tem qualquer relação com a empresa XX, não conhece I, não conhece C, nem qualquer forma de obter documentos relativos a tal sociedade ou ao seu irmão.
H. Trata-se de factos que são totalmente alheios ao arguido e aqui Recorrente.
I. Defender o contrário, como se faz no recurso que motiva a presente resposta, é uma autêntica subversão dos princípios que norteiam o processo penal, nomeadamente dos princípios da oficiosidade e da investigação, razão pela qual considera o ora Recorrida a fundamentação do recurso ora interposto verdadeiramente inadmissível.
J. Perante o que resulta dos autos e da prova produzida em julgamento, qualquer Tribunal chegaria à mesma conclusão da impossibilidade de associar A à qualidade de sócio ou gerente da XX, não se verificando, portanto, o pressuposto sobre o qual assentou a acusação pública deduzida nos presentes autos.
K. Quanto ao alegado erro notório pelo facto de o Tribunal a quo não ter reconhecido que o arguido, e ora Recorrido, tinha conhecimento de que A era sócio-gerente da XX,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a argumentação que consta do recurso que motiva a presente resposta, não passa, novamente, de extrapolações do Recorrente sobre a prova produzida em julgamento, ou seja, de conclusões que não têm qualquer suporte na prova.
L. De acordo com o conhecimento do ora Recorrido , o seu irmão A é apenas um trabalhador da XX.
M. De todas as declarações do Recorrido prestadas nos presentes autos resulta que o mesmo nunca revelou quaisquer elementos/informações das propostas da consulta pública relativa às obras na Biblioteca Central objecto dos autos, ou seja, a consulta pública para os serviços de manutenção da Biblioteca Central para o período de 1 de Outubro a 31 de Dezembro de 2008,tal como resulta do art. 4º da acusação, devidamente dado como provado.
N. Os resultados da consulta pública relativa ao designado período de teste, ou seja, o período de Abril a Setembro de 2008, em que as obras foram adjudicadas ao concorrente F (consulta já terminada), dizem respeito a informação relativa ao resultado da adjudicação, que, como tal, era inequivocamente pública, a que qualquer pessoa poderia ter acesso.
O. A consulta pública objecto dos presentes autos diz respeito aos serviços de manutenção da Biblioteca Central para o período de 1 de Outubro a 31 de Outubro de 2008 e, quanto a esta, em conformidade com os factos provados nos autos, não foi revelada qualquer informação.
P. Tudo o que o Recorrente alega a propósito, não se verifica, para além de que não existe qualquer nexo causal entre a revelação de uma informação de livre acesso ao público, anterior ao período de Agosto de 2008, e a posterior adjudicação à XX pelo valor de MOP$20.000,00 por mês.
Q. Nesta sede, e tendo em conta o que acima se disse sobre a impossibilidade de estabelecer qualquer elação entre a qualidade de sócio ou gerente de A com a sociedade XX, há também a considerar que Recorrido não divulgou qualquer informação confidencial, sendo as informações relativas ao período de teste (de 1 de Abril a 30 de Setembro de 2008) mencionadas no recurs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claramente informações de livre acesso ao público.
R. Donde, se impõe que seja declarada improcedente a arguiçã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 facto de o Tribunal a quo ter dado como não provado que o arguido e aqui Recorrido tivesse conhecimento de que A fosse sócio gerente da XX.
S. A corroborar o que se afirma, de referir ainda que, sobre os pressupostos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toda a jurisprudência, quer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quer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vide exemplificativamente, Acórdão nº 22/2009 do TUI, também os Acórdãos do TSI proferidos no processo nº 482/2013, 19/09/2013 e no nº 375/2014, de 03/07/2014) é unânime na definição dos pressupostos n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T. Ora, analisada a sentença recorrida logo se retira que a mesma não encerra qualquer situação susceptível de a ferir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ão existindo qualquer contradição entre 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não se retirou qualquer conclusão ilógica dos factos provados, nem se verifica qualquer situação de violação da prova vinculada.
U. Verificando-se, pelo contrário, que o Recorrente pretende sindic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lançando mão de dúvidas ou juízos de possibilidade que, nos termos da jurisprudência citada, não fundamentam 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V. Pelas razões expostas, deverá ser declarada a inexistência dos invocados vícios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na prova, sendo ainda de referir que, no entender do ora Recorrido, perante toda a prova produzida nos autos e que foi devidamente analisada e ponderada pelo Tribunal, não se justifica o reenvio d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art. 418º do C.P.P..
W. Quanto à invocada verificação dos pressupostos do crime de abuso de poder e de violação do dever de sigilo, previstos nos artigos 347º e 348º do Código Penal, nesta sede, com todo o respeito, entende o ora Recorrido que a argumentação exposta no recurso exorbita e não tem minimamente em conta 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na sentença.
X. Ora, analisadas as alegações de recurso, logo se vê que o Recorrente ignora os factos dados como não provados e, mesmo assim, pretende imputar ao ora Recorrido o cometimento de um crime de abuso de poder, no que diz respeito aos serviços de manutenção da Biblioteca Central para o período de 1 de Outubro a 31 de Dezembro de 2008, insistindo que o ora Recorrido violou os deveres de sigilo, de escusa e de isenção.
Y. Na sequência do julgamento, foi devidamente clarificado o porquê de ter sido reaberta a consulta pública relativa aos serviços de manutenção da Biblioteca Central para o período de 1 de Outubro a 31 de Dezembro de 2008.
Z. Com efeito, a proposta de F considerada pelo Comité de Abertura de propostas em 11.08.2008 era inválida pois referia-se ao período anterior de Abril a Setembro de 2008 em que os serviços já lhe tinham sido adjudicados, sendo que, a pedido da Biblioteca, o referido candidato apresentou uma nova proposta com data posterior àquela que fora considerada pelo Comité de Abertura de Propostas (cfr. fls. 302, 305 e 301 dos autos).
AA. Não obstante tal invalidade da proposta, a Comissão de Selecção das Propostas, decidiu que havia necessidade de repetira consulta, a fim de concretizar o convite para aperfeiçoamento das propostas, uma vez que o anterior estava incompleto e que F estava em vantagem em relação aos demais candidatos, tendo em conta que já se encontrava a assegurar o serviço de manutenção da Biblioteca.
BB. Esta foi a razão pela qual, na reunião do Comité de Selecção/Avaliação das opostas, foi decidido, por unanimidade, repeitir a consulta.
CC. E, de facto, do confronto do primeiro convite e respectivo anexo de fls. 297 a 299 dos autos, com o segundo convite e respectivo anexo de fls.320 a 325, resulta que foi concretizado o objecto da consulta (conferir ponto 1.5 dos respectivos anexos)e que, aquando do envio do segundo convite, foi também enviada aos candidatos uma folha com a estimativa dos trabalhos a realizar de acordo com o trabalho realizado nos últimos 4 meses, bem como um formulário para os proponentes preencherem.
DD. Como se vê, foram razões de protecção da igualdade entre os candidatos e de maior objectividade na apresentação das propostas que motivaram a realização da nova consulta.
EE. Não obstante tal circunstancialismo que bem evidencia que o ora Recorrido actuou sempre no escrupuloso cumprimento dos seus deveres profissionais, pretende ainda o Recorrente responsabilizá-lo por ter conversado com o seu irmão sobre os resultados do teste relativamente a uma consulta anterior e já terminada.
FF. Tal informação relativa ao valor da proposta anteriormente adjudicada é pública de acordo com a lei, nomeadamente, tendo em conta o disposto no art. 89. Do Decreto-Lei nº 74/99/M de 8 de Novembro (aprova o regime jurídico do contrato das empreitadas de obras públicas), nos termos do qual: “Na lista dos concorrentes é feita menção da não admissão de qualquer concorrente ou da exclusão de qualquer proposta e das razões que fundamentam esses actos, do preço total de cada uma das propostas admitidas e de tudo o mais que a comissão julgue conveniente.””
GG. No mesmo sentido, o próprio Comissariado contra a Corrupção (CCAC), durante o ano de 2004, publicou as instruções sobre o procedimento de bens e serviços, divulgando sob o ponto 5.2 de tais instruções, que na fase da adjudicação: “Existe o dever de notificar os concorrentes, parcial e integralmente preteridos, do resultado da adjudicação, bem como das razões da escolha do adjudicatária (por exemplo, o preço, a qualidade e o prazo de entrega).”
HH. Donde, no caso, tendo em conta o que dispõe a Lei e o que resulta da sentença, logo se conclui que o arguido, ora Recorrido, não incorreu em qualquer violação do dever de sigilo e, por maioria de razão, não incorreu na prática de qualquer crime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II. Depois, contrariamente ao que se consigna no recurso, o arguido não violou o seu dever de pedir escusa, não só porque o seu irmão A é apenas um trabalhador da XX, mas também porque, na consulta ora em apreço, o arguido teve uma intervenção pontual na qualidade de Presidente do Comissão de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no âmbito da qual foi proferida uma decisão por unanimidade, não tendo portanto sido chamado a exercer qualquer função enquanto Presidente.
JJ. Por última, também não violou o dever de isenção, pois o arguido nada fez para beneficiar a sociedade XX ou quem quer que seja. A este propósito o que resulta dos autos é que:
- Com a adjudicação dos serviços de manutenção da Biblioteca Central no período de 1 de Outubro a 31 de Dezembro de 2008 à sociedade XX, pelo valor de MOP$20.000,00 por mais, 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de Macau não foi lesado num único cêntimo que seja e, pelo contrário, até terá poupado recursos com tal adjudicação;
- O candidato F não se sentiu lesado com tal adjudicação, pois que não impugnou o resultado da consulta, sendo que, em bom rigor, atenta a concretização dos trabalhos a realizar em virtude do segundo convite (vide fls. 297 a 299 em confronto com fls. 320 a 325 e conferir ponto 1.5 dos respectivos anexos) até poderia ter baixado o valor da sua proposta, mas optou por não o fazer;
- Não existe qualquer nexo causal entre a divulgação de uma informação de livre acesso ao público e, como tal, não confidencial com o resultado da adjudicação na consulta objecto dos presentes autos, nem tal encontra qualquer expressão nos factos provados nos autos.
KK. Pelas razões expostas, não se verificando os pressupostos do crime de abuso de poder, bem andou a sentença recorrida ao declarar a inexistência de factos que suportem o referido tipo legal.
LL. A sentença recorrida não encerra, portanto, a violação de quaisquer normas legais.
Nestes termos, e melhores de direito que Vossas Excelências melhor suprirão, deverá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mantendo-se, em consequência,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3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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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560/2016 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