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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383/201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17年12月14日

主要法律問題:
- 文件附入期間
-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摘 要
   
1. 本案中,原審法院在2016年2月2日,第一次審判聽證完結時宣告審判聽證結束,並讓控辯雙方作出了口頭陳述。
在結束審判聽證後,B向卷宗遞交關於車輛維修費用的文件書證。
原審法院接納有關文件,並在2016年3月15日再次召開審判聽證。
然而,有關文件是關於車輛的維修金額,很明顯不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352條所指的涉及量刑之事宜,因此,亦不符合上述條文作為重新開始調查取證的情況。
   但是,上訴人沒有在法定期限內對上述不當情事提出爭辯,有關瑕疵已得到了彌補。
   2. 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曾對受害人的車輛作出腳踢的毀損行為,直接導致該車左邊車身嚴重凹陷,然而當中並未提及上訴人對該車輛的其他部分作出毀損行為及造成破壞。
   因此,根據一般經驗法則,關於車輛維修的文件書證中所提及的左尾沙板毀損是否與本案的犯罪行為能建立起必要的因果關係的確存疑。再者,文件中亦缺乏具體該等維修費用的詳細列明。
而加重毁損罪的巨額並非指物之價值,而是指毁損的價值,因此有關維修費用的金額對上訴人的法律定性有着重要的影響。
因此,原審法院在認定上訴人觸犯相關罪行時確實患有審查證據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383/201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17年12月14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6年4月1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15-0169-PCC號卷宗內因以直接正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刑法典》第207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毀損罪(由《刑法典》第207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毀損罪改判),判處一年徒刑,暫緩二年執行。

   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在第CR1-15-0169-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檢察院指控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一項《刑法典》第207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加重毀損罪」。
2. 初級法院於2015年4月1日作出裁決,裁定嫌犯(即上訴人)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了上述罪行,處以一年徒刑,緩刑二年。
3. 在尊重初級法院之前提下,上訴人不同意上述判決,認為上述判決書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之瑕疵。
4. 原審法院於判決書中指出,將控訴書中之以下部份之內容認定為已證事實:
i 同日約凌晨4時10分B及其朋友C到場準備將車啓動開走時發現上述情況即與嫌犯發生爭執。期間,嫌犯用腳踢向MP-XX-X2號汽車,直接導致該車左邊車身嚴重凹陷,其維修費為澳門幣31,000元(見第67頁)。
ii MP-XX-X2號輕型汽車屬B父親D所有,價值約港幣壹拾玖萬捌仟元,並長期由B使用。
iii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實施了破壞他人屬巨額價值財物的行爲,其行爲直接造成該財物毀損之後果。
5. 並作出事實之判斷如下: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嫌犯所作之聲明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後,考慮到B及C能清楚及一致地描述出案發的經過,再配合卷宗內的照片及涉案汽車的維修資料,本院認為已具備充足的證據以印證控訴書內所載的重要犯罪事實。
基於以上種種,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6. 根據控訴書之內容,上訴人於案發當日,因處於酒醉狀態,用腳踢向涉案之MP-XX-X2號汽車。
7. 上訴人之行為使有關之車輛左邊車身嚴重凹陷,導致有關之維修費用為港幣叁萬壹仟圓正,根據上述載於判決書之內容,原審法院根據載於卷宗第67頁之文件(涉案汽車的維修資料)認定有關之毀損金額。
8. 本案之審判聽證於2016年2月2日進行,而根據卷宗第65頁,有關之文件於2016年3月7日才被提交於卷宗之中。
9.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51條第1款之規定“文件應於偵查或預審進行期間附於卷宗;如此為不可能,應在聽證終結前附同。”
10. 有關文件之發出日期2013年7月20日,從未於偵查階段中被提交予卷宗內,卻於審判聽證終結1個月後才被提交互法院,故根據上述條文,有關之文件並不應該被附入卷宗並作為證據佐證有關之涉案金額。
11. 除此以外,根據有關的維修單據,涉案之車輛維修金額為澳門幣叁萬壹仟圓正 (MOP31,000.00),而有關之維修項目為“換焗左頭門”、“換焗左尾門”及“揼焗左尾沙板”。
12. 經翻聽庭審錄音之內容後,首先,證人B於庭審中稱,於事發後其將涉事車輛送往XX汽車的維修部/XX的維修專門店維修,惟對比卷宗第67頁,有關之文件係由一間名為“E有限公司”之商舖發出,並非其所述的XX汽車之維修部,上述文件內亦無顯示任何相關車輛品牌之文字或標誌。
13. 其次,綜合兩名證人於庭審中所作出之證言,對於只是如何維修有關車輛之方式,兩名證人之聲明亦明顯出現了嚴重之分歧。
14. 尤其是證人B於庭審上作供時,其兩次聲明只有更換前車門,後車門部份由於倘需更換太貴,故已經“揼返好”。
15. 惟後來作為證人之車行負責人卻於庭審上堅稱,其當時的確是按證人B之要求更換了兩個車門,否則有關之維修費只需貳萬多圓。
16. 除此以外,從載於卷宗第10頁之涉事車輛現場照片可見,有關車輛之毀損部份僅為車輛左邊之前後車門,並沒任何其他部份之損壞,而證人B而於聲明中確認了有關之事實,並聲明除兩個車門以外,並沒有其他損失。
17. 故此,雖然車行負責人堅稱其曾維修有關之左尾沙板部分,惟在證人B聲明上訴人之行為只導致其損失維修左邊前後兩道車門的費用下,並無法確定有關單據中之“揼焗左尾沙板”項目與本案之關聯,而根據一般之日常經驗,維修毀損之車門亦不必一併處理其他相鄰之部分。
18. 於本案中,有關之維修項目直接影響維修金額之多寡,亦對定性有關之犯罪行為有著不可替代之重要性。
19. 明顯地,我們無從在兩名證人之證言中確認有關單據所載之全部維修項目均與本案有關,但卻能肯定的說,倘有關車輛僅按照證人B所述之方式維修,即僅更換前車門及“揼返”後車門,有關之費用必定少於澳門幣叁萬圓正(MOP30,000.00)。
20. 在此情況下,上訴人之犯罪行為便無法符合《刑法典》第207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加重毁損罪」之要件、而將更改定性為《刑法典》第206條第3款所規定之一般毀損罪。
21. 該犯罪屬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之犯罪,根據載於卷宗第13頁的車輛所有權登記憑證,所有權人名為D。
22. 於本卷宗中,上述所有權人並未作出告訴,而卷宗中亦並沒有任何適當之授權文件顯示本案係由具有特別授權之獲授權人作出告訴。
23. 另外,不論從卷宗資料,或是從審判聽證中,本案始終未有得到由所有權人親身作出之聲明,能用以證實有關之車輛確實係長期由證人B使用。
24. 但原審法院卻於判決書中將“MP-XX-X2號輕型汽車屬B父親D所有,價值約港幣壹拾玖萬捌仟元,並長期由B使用。”列為已證事實,這一認定明顯缺乏了證據基礎。
25. 由於證人B並非車主,全案亦無法認定其擁有車輛之享用權或其他權利,其並非擁有告訴權之人。
26. 故此本案之告訴權人並未有於法定期間內作出有效之告訴,檢察院於本案中亦欠缺提出控訴之正當性。
27. 原審法院所述根據上訴人所作之聲明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後,而認定包括「同日約凌晨4時10分B及其朋友C到場準備將車啓動開走時發現上述情況即與嫌犯發生爭執。期間,嫌犯用腳踢向MP-XX-X2號汽車,直接導致該車左邊車身嚴重凹陷,其維修費為澳門幣31,000元(見第67頁)。」、「MP-XX-X2號輕型汽車屬B父親D所有,價值約港幣壹拾玖萬捌仟元,並長期由B使用。」及「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實施了破壞他人屬巨額價值財物的行爲,其行爲直接造成該財物毀損之後果。」等事實,其中明顯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之瑕疵。
綜上所述,請求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接納本上訴並裁定上訴理由成立,並裁定控訴書內關於上訴人作出一項由《刑法典》第207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加重毀損罪」之內容應視為未能證實,並命令就該犯罪開釋上訴人。並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的裁決。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本案將有關“維修發票”附入卷宗雖然不符合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51條第1款之規定,但嗣後主持審判之法官已依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0條第2款及第352條之規定宣告重開聽證,並對該“維修發票”作出了補充證據調查。因此,作為補充證據調查之標的文件附入卷宗並無問題。
2. 關鍵是該“維修發票”的真實性及有效性是否存有疑問則是重點應予考慮的問題。
3. 正如上訴人所指,原審法院根據載於卷宗第67頁之維修單據認定涉案的維修費用,而有關之維修項目分別為“換焗左頭門”、“換焗左尾門”及“揼焗左尾沙板”。但是,證人B(涉案汽車使用者)於審判聽證中確認上訴人只損毀了兩個車門,因此無法確定有關單據中之“揼焗左尾沙板”項目與本案之關聯,亦無法確定維修項目的具體金額。
4. 經審核卷宗資料可知,根據證人B於2013年5月2日在檢察院的證言,其聲稱損失港幣40,000元(見卷宗第22頁),當時並未提供維修單據,但於庭審聽證中,證人B卻聲稱案發後是將涉事車輛送往XX汽車的維修部/XX的維修專門店維修,而於2016年3月7日補充的維修單據(卷宗第67頁)卻為“E有限公司”,之商鋪發出(維修金額為澳門幣31,000元),並非如B所述的XX汽車之維修部發出。
5. 因此,檢察院對證人B於2016年3月7日補交的車輛維修發票(見卷宗第67頁)的真實性及有效性存疑,認為無法以此證l實有關車輛之毀損價值,加上證人B之證言與“E有限公司”負責人陳景欣之證言存有明顯之矛盾及不一致,亦令人質疑上述兩名證人之證言孰是孰非。
6. 基於“疑點利益歸被告”之原則,應將初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中關於毀損價值之部分視為未能證實。
7. 由於在受損車輛之毀損價值之證據方面確存有沒能澄清之矛盾及疑點,故本人認同有關判決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瑕疵,應裁定上訴理由部分成立。
8. 綜上所述,本人認為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1和第3款的規定,以初審判決沾有該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瑕疵為由,裁定將本案發回初級法院以新的合議庭對上訴人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依法作出重新審判。
請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依法公正裁定!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卷宗應因出現事瑕疵而發還重審。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13年5月2日凌晨時分上訴人途經位於XX廣場與XX街交界處的XX豪庭門前時,因處酒醉狀態,躺臥在正停泊於此處的MP-XX-X2號輕型汽車的車頭蓋上。
2. 同日約凌晨4時10分B及其朋友C到場準備將車啓動開走時發現上述情況即與上訴人發生爭執。期間,上訴人用腳踢向MP-XX-X2號汽車,直接導致該車左邊車身嚴重凹陷,其維修費為澳門幣31,000元(見第67頁)。
3. MP-XX-X2號輕型汽車屬B父親D所有,價值約港幣壹拾玖萬捌仟元,並長期由B使用。
4. 上訴人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實施了破壞他人屬巨額價值財物的行爲,其行爲直接造成該財物毀損之後果。
5. 上訴人清楚知道其行爲是法律所不容許,會受到法律之相應制裁。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6.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上訴人為初犯。

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控訴書及答辯狀內的其他事實,尤其:MP-XX-X2號汽車的維修費為港幣肆萬元。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文件附入期間
-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1. 上訴人認為在內第67頁所載的車輛維修單據,有關文件之發出日期2013年7月20日,從未於偵查階段中被提交予卷宗內,卻於審判聽證終結1個月後才被提交至法院,故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51條第1款的規定,有關之文件並不應該被附入卷宗並作為證據佐證有關之涉案金額。

《刑事訴訟法典》第151條規定:
“一、文件應於偵查或預審進行期間附於卷宗;如此為不可能,應在聽證終結前附同。
二、在任何情況下,均須確保有可能進行辯論,而法院得給予不超逾十日之期間以進行辯論。
三、以上兩款之規定,相應適用於律師、法學家或技術人員之意見書,該等意見書得在聽證終結前任何時刻附於卷宗。 ”

《刑事訴訟法典》第341條規定:
“一、調查證據完結後,主持審判之法官依次讓檢察院、輔助人律師、民事當事人律師及辯護人發言,以作口頭陳述,當中闡述從已調查之證據中得出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結論。
二、對口頭陳述僅得作一次反駁;然而,如辯護人要求發言,則辯護人必須為最後發言者,否則無效。
三、反駁應僅限於在確實必需之範圍內駁斥先前未經爭論之相反論據。
四、每一發言者之口頭陳述不得超逾四十分鐘,而反駁則不得超逾二十分鐘;然而,如法律所容許之最長時間已過,而發言者以案件之複雜性為理由聲請繼續發言屬有依據者,主持審判之法官得容許之。
五、在例外情況下,如對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屬必要者,法院得以批示命令或許可中止陳述,以便對嗣後出現之證據進行調查;該批示須定出為此目的而給予之時間。”

《刑事訴訟法典》第342條規定:
“一、陳述完結後,主持審判之法官詢問嫌犯是否還有其他事情陳述以便為自己辯護,並聽取嫌犯為其辯護利益而聲明之一切內容。
二、隨後,主持審判之法官宣告討論終結,而各法官則離場以便進行評議。 ”

《刑事訴訟法典》第350條規定:
“一、依據上條規定進行之評議及表決,如結果為應對嫌犯科處刑罰或保安處分者,主持審判之法官須宣讀或命令宣讀卷宗內關於嫌犯前科、其人格之鑑定及社會報告書之所有文件。
二、隨後,主持審判之法官詢問其餘法官是否認為有需要調查補充證據,以確定將科處之制裁之種類及其份量;如回答不需要,或在依據第三百五十二條之規定調查證據後,法官須就將科處之制裁之種類及其份量進行評議及表決。
三、在上款末段所指之評議及表決中,如出現超逾兩種意見,則將贊成較重制裁之票數算入贊成次重制裁之票數,直至獲得多數票。”

《刑事訴訟法典》第352條規定:
“一、如有需要進行第三百五十條第二款所指之補充證據調查,則法官須返回聽證室,並由主持審判之法官宣告重開聽證。
二、隨後須調查必需之證據,儘可能聽取犯罪學鑑定人、社會重返技術員,以及任何就嫌犯人格與生活條件能提供重要陳述之人之意見。
三、訊問必須由主持審判之法官進行,訊問完結後,其餘法官、檢察院、辯護人及輔助人律師得建議該法官要求作出解釋,或建議該法官提出對案件作出裁判屬有用之問題。
四、調查補充證據完結後,檢察院、輔助人律師及辯護人得各自在最多二十分鐘內作結論陳述。
五、補充證據之調查不公開進行,但主持審判之法官透過批示,認為公開進行不會侵犯嫌犯之尊嚴者,不在此限。”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51條第1款規定,應在偵查或預審期間將文件附卷,又或者在聽證終結前附同。

本案中,原審法院在2016年2月2日,第一次審判聽證完結時宣告審判聽證結束,並讓控辯雙方作出了口頭陳述(見卷宗第63及64頁)。
在結束審判聽證後,B向卷宗遞交關於車輛維修費用的文件書證。
原審法院接納有關文件,並在2016年3月15日再次召開審判聽證(見卷宗第89頁及背頁)。
然而,有關文件是關於車輛的維修金額,很明顯不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352條所指的涉及量刑之事宜,因此,亦不符合上述條文作為重新開始調查取證的情況。
即是說,原審法院接納該文件書證的附卷並重新進行審判聽證,雖然不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或第107條的無效情況,但這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110條所規定的不當情事。

《刑事訴訟法典》第110條規定:
“一、如在訴訟程序中存在任何不當情事,則僅當利害關係人在當中出現不當情事之行為作出時提出爭辯,該不當情事方使有關行為成為非有效行為,並使該不當情事可能影響之隨後進行之程序成為非有效程序;如利害關係人在行為作出期間不在場,則僅當其自接獲通知參與訴訟程序中任何程序之日起五日內,或自參與在該訴訟程序中所作之某一行為時起五日內提出爭辯時,該不當情事方使有關行為成為非有效行為,並使該不當情事可能影響之隨後進行之程序成為非有效程序。
二、如任何不當情事可能影響已作出之行為之價值,得在知悉該不當情事時依職權命令就該不當情事作出彌補。”

根據上述條文規定,如果發現不當情事,利害關係人應該在法定期限內提出爭辯,否則,不當情事不會成為非有效行為。

因此,從原審法院合議庭主席取消原來的宣判日期,並通知控辯雙方新的聽證日期(見卷宗第77頁及第80頁)的一刻起,上訴人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0條第1款之規定,對該不當情事作出爭辯。

但是,在重新指定的聽證日中,上訴人並沒有正式反對該措施之進行,並透過辯護人參加了該措施(見卷宗第89頁)。因此,該不當情事行為已得到了彌補。
故此,盡管出現了不當情事,但該瑕疵亦已經得到了彌補,上訴人不得就同一問題再次提起爭辯。

2. 上訴人又認為無法確定有關單據中“揼焗左尾沙板”項目與本案之關聯,因此,原審法院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嫌犯於檢察院作出了聲明,表示已忘記案發時發生過的所有事情。
   證人B在審判聽證中清楚地講述了案發的經過並要求賠償。
   證人C及陳景欣在審判聽證中就彼等所知作出了聲明。
   證人區錦沛在審判聽證中講述了案件調查的經過。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嫌犯所作之聲明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後,考慮到B及C能清楚及一致地描述出案發的經過,再配合卷宗內的照片及涉案汽車的維修資料,本院認為已具備充足的證據以印證控訴書內所載的重要犯罪事實。
   基於以上種種,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曾對受害人的車輛作出腳踢的毀損行為,直接導致該車左邊車身嚴重凹陷,然而當中並未提及上訴人對該車輛的其他部分作出毀損行為及造成破壞。
   因此,根據一般經驗法則,關於車輛維修的文件書證中所提及的左尾沙板毀損是否與本案的犯罪行為能建立起必要的因果關係的確存疑。再者,文件中亦缺乏具體該等維修費用的詳細列明。
   
   在此需要強調一點,盡管《刑法典》第207條第1款a)項在字面上是毁損屬巨額之他人之物屬於加重毁損罪,但是這裡的巨額並非指物之價值,而是指毁損的價值,因為只有造成巨額的毁損的行為才需要更嚴厲的處罰。1,2
   基於上述理由,被害人所提出的有關維修費用的金額對上訴人行為的法律定性有着重要的影響。
   
   因此,原審法院在認定上訴人觸犯相關罪行時確實患有審查證據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規定:
   “一、如因有第四百條第二款各項所指之瑕疵而不可能對案件作出裁判,則接收上訴之法院決定將卷宗移送,以便重新審判整個訴訟標的,或重新審判命令移送卷宗之裁判中具體指明之問題。
   二、如所移送之卷宗為獨任庭之卷宗,則重新審判之管轄權屬合議庭。
   三、如所移送之卷宗為合議庭之卷宗,則重新審判之管轄權屬另一合議庭,此合議庭由無參與作出上訴所針對之裁判之法官組成。”
   
   故此,須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便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規定,由另一合議庭對整個訴訟標的作重新審判。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成立,撤銷原審判決,並將卷宗發回,以便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規定,由另一合議庭對整個訴訟標的作重新審判。
   本上訴不科處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2,500圓,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支付。
   著令通知。
   
              2017年12月14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1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Comentário Conimbricense do Código Penal Parte Especial Tomo II Artigos 202° A 307°”, Coimbra Editora, 1999, pág. 245:
“§ 15 As expressões assumem aqui o sentido que lhes é dado no art. 202º, respectivamente, valor superior a 50 e a 200 unidades de conta, avaliadas no momento da prática do facto. Mas as coisas colocam-se no domínio do Dano em termos diferentes do que se passa em matéria de Furto ou de Abuso de confiança. Ao contrário do que o teor literal parece linearmente sugerir, nem todo o dano que atinge coisa alheia de valor elevado ou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determina a punibilidade nos termos do art. 213º. O problema não se coloca, naturalmente, para a modalidade de conduta destruir (no todo). Mas já se coloca nas demais modalidades de conduta e, particularmente, na de danificação. Brevitatis causa, nem toda a lesão de uma coisa de valor elevado ou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configura um caso de Dano qualificado: um simples risco na pintura de um valioso automóvel não configura necessariamente um Dano qualificado. Significa isto que o referente do valor elevado ou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há-de ser não a coisa-objecto-da-acção mas o prejuízo causado pela acção. E o que expressamente prevê o dispositivo homólogo da lei austríaca (§ 126 do ÖStGB). E é a interpretação correctiva de que se mostra carecida a lei portuguesa.”
2 Manuel Leal- Henriques, “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 2016, pág. 173:
“coisa alheia de valor elevado [al. a)]:
Um tal factor materializa-se por recurso ao critério estabelecido na al. a) do art.º 196.º, que fixa esse valor em medida que excede 30.000 patacas, o que, à partida, parece prevenir problemas de maior.
Todavia, e no entendimento de M. COSTA ANDRADE (op. cit., pág. 245), «nem toda a lesão de uma coisa de valor elevado ou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configura um caso de dano qualificado:
um simples risco na pintura de um valioso automóvel não configura necessariamente um dano qualificado», induzindo ao Autor a conclusão de que « o referente do valor elevado ou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há-de ser não a coisa-objecto-da-acção mas o prejuízo causado pela ac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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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2016 p.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