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225/201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B
C
D
日期：2017年12月14日
主要法律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法律定性- 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摘 要
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內的事實，亦審查了上訴人所提交的答辯狀的事實，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
2.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說明理由部分已詳細說明其形成心證的過程，其中，亦指出了無證據直接指證，在被害人遭受暴力的期間，究竟是哪幾位嫌犯在偵查室內。原審法院的說明並非說沒有嫌犯在偵查室內，只是未查明是哪幾位在偵查室內，但是，四名嫌犯負責對被害人進行偵查，每一時刻至少由其中一人在被害人附近看管，因此，原審法院認定四名嫌犯是知悉被害人被毆打，且沒有阻止及救助。
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未經法院認定的事實以及相關的判決及理由說明，原審法院在説明理由方面並未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經分析上述的證據，並結合一般經驗法則，可合理且顯而易見地得出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並不存有上訴人所提出的瑕疵，亦沒有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3. 四名上訴人作為警務人員，在當值期間負責看守和調查被害人，且他們具有予以及時制止毆打和對傷害救助的法律義務，在他們知悉被害人被嚴重毆打，並處於嚴重受傷的狀況下，但各人仍處於應為之而不為之之狀態，導致最後受害人死亡的這一結果。四名上訴人的這種行為已完全地以一個不作為的方式（《刑法典》第9條第2款）觸犯一項第138條c)項及第139條1款b)項規定的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225/201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 A
B
C
D
日期：2017年12月14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5年12月15日，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C、第三嫌犯D及第四嫌犯D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07-0164-PCC號重審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共犯、以不作為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38條c)項、配合第139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各被判處七年實際徒刑。
民事賠償請求判決如下：
判令第一民事被聲請人A、第二民事被聲請人C、第三民事被聲請人C、第四民事被聲請人D及第五民事被聲請人澳門特別行政區以連帶責任方式賠償予民事聲請人合共澳門幣1,700,000元。
四名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1
檢察院對四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的裁判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及c)項之瑕疵，及違反疑罪從無的原則：尤其是上訴人認為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四名上訴人在被害人被毆打時正在現場。
2. 原審法院在其「事實之判斷」已說明合議庭認定四名上訴人在被害人被毆打時身處現場的理由─首先，被害人是由四名嫌犯/上訴人負責調查，四名嫌犯在每一時刻應至少一人在被害人的附近；第二，根據錄影片段，第三嫌犯於02:57:14時前去拿清潔用品，包括消毒水以清潔偵查室，可見被害人被毆打受到致命傷的時間發生在02:57之前的少許時間；第三，原審法院認定各位警員證人以及四名嫌犯在案發時聽不見叫聲、碰撞聲是不能接受；綜上而言，合議庭才認為四名嫌犯是知悉被害人被毆打卻沒有及時阻止，也沒有遵守義務查看被害人的狀況及時施以援助。
3. 事實上，本案的庭審中所展示的證據比上次的庭審所展示的證據更少：證人副警長E在上訴期間死亡，其作為四名嫌犯的直屬上司，且曾出現在案發現場一段長時間〔尤其是後艱部份可參見案中的錄影片段〕，可見其證供非常重要〔而其在上次庭審間有出庭作證)；然而，畢竟其在偵查階段其亦被宣告為嫌犯，但在本次庭審中具有證人的身份，故其以嫌犯身份所錄取聲明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37條第4款的規定，即等於本庭審中不存在有關E的證言。第二，各名警員證人的證言均模糊不清及不可信，每每涉及關鍵問題時更是含糊其詞，此等證言的質素低下，及真實性存疑，亦令新的合議庭在發現事實真相時面對重大困難；第三，本案的錄影僅能拍攝一通道門口的景像，不能拍攝到案發的偵查組辦公室之門口，使該錄影作為證據的重要性減低；然而，即使如此，原審法院在衡量證據的效力時皆清楚知道以上的情況，可見原審法院在審判時沒有任何遺漏，而其判定標準符合一般經驗法則。
4. 也就是，原審法院在充份衡量嫌犯、證人及卷宗內的書證後，從而得出相信被害人的所描述事實版本，亦是符合經驗法則，根據第114條的法官自由心證原則下，由法官自行決定有效證據的效力。上訴人現在的理由闡述中只是企圖否定法院形成的心證，嘗試改變法院形成心證的方式。這一切都是從上訴人的個人觀點出發作出的另一種方式審查證據。
5. 那麼，原審法院的裁判沒有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瑕疵；本案中亦沒有任何事實存疑的情節，也就沒有違反「疑罪從無」的原則。
綜上所述，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的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四名上訴人提出行為並未觸犯他們被原審所判處的罪行；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應該成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07年3月28日約凌晨1時30分，第一嫌犯A帶領第三嫌犯D及警員F到北京街及廣州街一帶進行打擊賣淫行動，在假日酒店附近截查G、H、I、J以及被害人K。期間，第二嫌犯C、第四嫌犯D、警員L、M及N到場支援。
2. 約凌晨1時40分，四名嫌犯及上述警員將G、H、I、J將被害人K帶返治安警察局第三警司處作進一步調查。
3. 到達第三警司處後，警員F、M及N將G、H、I以及J帶往警處值日房進行身份認別程序。
4. 而四名嫌犯及警員L則將被害人帶往偵查組辦公室作深入調查。在偵查組辦公室內，在搜查被害人的身體及其身上之物件時，警員L在被害人的錢包內搜出一粒懷疑是精神科藥物之藥丸（經司法警察局檢驗後，證實該藥丸並非受第5/91/M號法令所管制的藥物），當警員L質問被害人有關藥丸的問題時，被害人突然揮拳打向警員L的面部，導致L鼻樑受傷流血。
5. 在場的四名嫌犯見狀，立即上前阻止並迅速將被害人制服，而受傷的警員L則到值日房休息，隨後由救傷車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接受治療。
6. 後來，在偵查組辦公室內，被害人的雙手及雙腳分別被兩個手銬扣起，當時四名嫌犯均在場。
7. 约於凌晨2時57分之前少許時間，在未能查明之情況，被害人受到導致其致命傷的嚴重毆打，使被害人身體、面部及雙腳多處皆受到傷害，非常痛苦。四名嫌犯在知悉被害人被毆打的情況下，沒有及時採取措施制止及作出救治。
8. 被害人遭受的詳細之傷勢見卷宗第258頁至第271頁之屍體解剖報告及載於卷宗內的有關圖片。
9. 被害人經上述毆打後，已逐漸失去知覺，由於被害人仍沒有好轉的跡象，便召喚了救護車，約凌晨3時30分，將被害人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搶救，於凌晨3時35分到達醫院時證實被害人已沒有生命體徵，於同日凌晨4時宣告死亡。
10. 被害人的死因是腹部受外來的鈍性暴力撞擊，導致腸系膜撕裂及其血管斷離而失血性休克死亡。
11. 四名嫌犯身為警察，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明知被害人被嚴重地毆打，並產生特別之痛苦，亦不加以阻止，故意違反法律所賦予的義務，不作出法律期待及要求彼等作出之援救行為，最後導致被害人被毆打至傷重死亡。
12. 四名嫌犯均清楚知悉彼等的行為乃犯法行為，會受法律的制裁。
除了證實控訴書所載之上述事實外，還證實了卷宗第389至第398頁之民事賠償請求所載之下列重要事實：
13. 四名民事被聲請人均為治安警員，而第五名民事被聲請人則為其等的僱主。
14. 民事聲請人O是被害人K的母親。
15. K於1971年2月7日生於内地。事發時，年滿36歲。
16. 被害人生前在澳門賭場從事疊碼工作。
17. 被害人去世時為未婚。
18. K被毆打時受到極大的痛楚。
19. 由於被害人的突然離世，民事聲請人O受到極大痛楚及悲傷。
另外還證實如下事實：
20. 第一嫌犯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為職高級警員，每月收入約為澳門幣44,000元，需供養母親、妻子及四名子女。
21. 第二嫌犯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為警員，每月收入的薪俸點為290點，需供養父母和妻子。
22. 第三嫌犯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中學畢業，為一等警員，每月收入約澳門幣37,000元，需供養父親、岳父母和兩名女兒。
23. 第四嫌犯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為警員，每月收入約澳門幣32,000元，需供養父母。
24.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四名嫌犯均是初犯。
未被證明的事實：
1. 未獲證明：約凌晨1時50分，四名嫌犯為報復被害人打傷他們的同事L，先用腳踢被害人的背部，使被害人撞亂及弄反房內的枱及椅子。
2. 未獲證明：然後四名嫌犯再將被害人用兩個手銬分別扣起其的雙手及雙腳，之後，其中兩名嫌犯以猛力按壓被害人的上身軀及雙手，一名嫌犯以猛力按壓被害人的雙腳，令被害人不能動彈，將被害人固定平躺在卷宗第177頁圖8所示的長櫈上，與此同時，另一嫌犯則用棍狀物體多次猛力擊打被害人的雙足，使被害人非常痛苦，並作出強烈的爭扎，之後一名嫌犯用腳猛力踏或踢向被害人面部，使其面部留下一血鞋印（參閱卷宗第8頁之圖片）。
3. 未獲證明：被害人於被毆打過程中因極痛苦而拼命爭扎，由於被害人被手銬扣起其雙手及雙腳，所以上述手銬及腳銬直接及必然地導致被害人手腕及小腿下段近踝關節處挫瘀傷，使出現條狀瘀痕（參閱卷宗第14、15、17、18及20頁之圖片）。
4. 未獲證明：由於被害人因痛苦而作出猛烈反抗，故其中兩名嫌犯需要以猛力按壓被害人的上身軀，直接及必然地導致被害人左邊第3、4及右邊第9、10肋骨骨折（參閱卷宗第266頁之圖片）。
5. 未獲證明：嫌犯用棍狀物體多次猛力擊打被害人的雙足，直接及必然地導致被害人雙足挫瘀傷及右蹠骨遠端骨折（參閱卷宗第262及268頁之圖片及第271頁法醫總結的第2項）。
6. 未獲證明：嫌犯以腳猛力踏或踢被害人之面部，直接及必然地導致被害人下頷處出現條狀瘀痕（參閱卷宗第7、8及260頁之圖片）。
7. 未獲證明：毆打過後，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C留在調查組辦公室內看守着被害人，而第三嫌犯D及第四嫌犯D則到警處值日室幫忙對其他涉嫌人進行調查。約凌晨2時，第三嫌犯D及第四嫌犯D曾帶領一名未能出示證件的男子到財神酒店進行調查，約凌晨2時10分返回警局。
8. 未獲證明：約凌晨2時50分，第三嫌犯D及第四嫌犯D再次回到偵查組辦公室內，四名嫌犯準備再次對被害人進行毆打。
9. 未獲證明：於是，四嫌犯再將原本躺在地上，滿身傷痕的被害人拉起，按壓在卷宗第177頁圖8所示的“麻雀檯”前，使被害人腹部頂着該“麻雀檯”，之後多次用腳猛力踢向被害人的腰背部。
10. 未獲證明：上述多次用腳猛力踢向被害人的腰背部，直接及必然地導致被害人左邊第12肋骨骨折，腸系膜上動靜脉撕裂、十二指腸降段後壁點狀出血及胰頭出血（參閱卷宗第22及263頁之圖片，詳細之傷勢見卷宗第258頁至271頁之屍體解剖報告及第334頁至第335頁之詢問筆錄）。
11. 未獲證明：被害人經上述兩次毆打後，已逐漸失去知覺，於是其中一名嫌犯以水狀液體淋向被害人的面部，嘗試令被害人回覆知覺，但被害人仍沒有好轉的跡象。
12. 未獲證明：四名嫌犯均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透過協議，共同合作，故意以鈍器及拳腳多次襲擊被害人，使被害人患特別之痛苦，最後傷重引致其死亡。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經嚴謹、客觀、綜合和批判分析了於審判聽證中所得之證人之證言，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扣押物及其他證據後，本合議庭認定上述事實。需特別指出：
1. 本重審之部份證據滅失，特別是，證人治安警察局副警長E的聲明，因證人去世而無其當庭直接證言。
2. 本重審亦嘗試獲取其他更多證據，如：將之前因技術問題未能觀看的錄影帶用目前司警具備的最新設備進行解碼觀看，該等錄影帶顯示之畫面為第三警司處門大門口、停車場出入口、值日室及休息室四個地方，但解碼之後的畫面不清晰、不斷跳動且無日期顯示，未能對本重審提供任何有力證據。
3. 四名嫌犯在審判聽證中刑事緘默權。
4. 卷宗內被害人的救治報告、身體檢查報告、血液、尿液等生化檢驗報告和屍體解剖報告陳述和認定了被害人的傷勢和死因。
5. 法醫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解釋，其毫無疑問確定被害人死於暴力，致命傷僅有一處，即腸靜脈出血，遭受該傷勢的時間在死亡前約30分鐘。
6. 搶救被害人的仁伯爵綜合醫院醫生在審判聽話中作出聲明，客觀講述了搶救被害人的經過，證人確認被害人被送至醫院急診室時已經無生命體症。
7. 控方七名治安警員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除了P警司，其他四名參與行動警員、一名休假中前來探望受傷同僚的警員、和一名中斷休假回警司處協助工作的警員，在作證過程中小心翼翼，在問及關鍵問題時，更加以不清楚、沒看見、因偵查室和值班室的距離“好像街頭結尾”而沒聽見、沒察覺，作回答。
8. 第三警司處的錄影僅攝錄到進入該警司處樓道前的情況，沒有錄到樓道內的情況、偵查室、值日室、休息室門口人員出入情況。該錄像觀看筆錄及從錄影內容截取的照片載於卷宗第179頁至180頁。在審判聽證中，亦播放了該錄影的部份片段，除了Q於03時回到警署，其餘警員均在02:55分之前回到司警處。
9. 司警偵查員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客觀講述了偵查案件的經過。司警人員確定本案偵查所得之證據主要為解剖報告和第三警司處的錄影內容。
10. 消防人員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客觀講述了將被害人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的經過。
11. 第一、第二和第三嫌犯的證人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就三名嫌犯的人格作證。
12.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人的證人R與S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就被害人K的死亡對其母親造成的財產和精神傷害作證。
13. 關於被害人死因：綜合卷宗內關於被害人K的醫療報告、解剖報告、化驗報告，特別是第258頁至第271頁之屍體解剖報告，結合法醫的解釋，得以證明被害人K死於外力的暴力，即：被毆打致死，致死的傷勢是腹部受強烈外力導致腸靜脈破裂致死。
14. 關於毆打方式：綜合卷宗證據，特別是法醫的解釋，致被害人死亡的暴力可以是踩、撞等，包括將被害人的腹部頂在桌邊、椅背上端之後，從後面施以強力等多種，但本案所得之證據未能顯示屬於何種具體的暴力方式。
15. 被害人死亡的時間：綜合卷宗證據，特別是被害人屍體解剖報告，法醫、急救醫生和消防員的聲明，消防員到達警司處救助被害人時，被害人尚有生命體症，但已經微弱，於是立即送至山頂醫院，因距醫院很近，數分鐘便到達。達到醫院之後，醫院記錄被害人於03:35時被送抵醫院，到達醫院時被害人已無生命體症，但仍須予以施救，鑒於被害人年級輕，故使用了幾乎所有的急救措施，最終於04:00時宣告被害人死亡。
16. 造成致命傷之毆打時間：根據法醫學鑒定報告、法醫、急救醫生和消防員的聲明，腸靜脈破裂開始至死亡約30分鐘時間，被害人在消防員到達時已經氣息微弱，在03:35送抵達醫院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根據第三司警處的錄像顯示，第三嫌犯於02:57:14時前去拿去清潔用品，包括消毒水，清潔偵查室。可見，得以認定被害人被毆打受到致命傷的時間發生在02:57分之前少許時間。
17. 關於四名嫌犯是否為直接施暴者：根據本案所得之證據，特別是，
- 四名嫌犯行使緘默權;
- 其他身處警司處的警員沒有指認具體施暴者；
- 現場的錄影帶僅看到人員進入警司處樓道的情況，無進出事發的偵查室的情況；
- 控方警員聲稱基於該警司處的工作性質，其等工作沒有嚴格的紀律分工，任何警員工作時都可以直接進出值班室、偵查室工作，沒有諸如如何看管被調查人、每更多少警員、每更多長時間、如何輪換之流程規定，該等警員只確認當日由第一嫌犯帶隊和分配工作，被害人是由四名嫌犯負責調查；
- 副警長E去世而未出庭作證，未能對事情經過和該警司處的工作分工作證；
本案，四名嫌犯是否為直接施暴者，並無證據直接指證，在被害人遭受暴力的期間，可能是四名嫌犯均在偵查室內、可能僅其中一人或二人、或三人在偵查室內，此外，被害人遭受暴力期間，有多人在警司處，其他人都有對被害人施以暴力的可能性，本案所得之證據，特別是在缺少顯示進出偵查室狀況之證據的情況下，未能具備唯一性和排他性，難以毫無疑問地得出四名被害人共同或單獨直接襲擊被害人的結論。
18. 關於四名嫌犯是否知悉被害人被毆打而不以阻止或對被害人施以救助：根據本案所得之證據，第一嫌犯是當日行動負責帶隊分工的隊長，四名嫌犯負責對被害人進行偵查，每一時刻，至少由其中一人在被害人的附近，其等不僅要防止被害人逃跑，也要對被害人的安全提供保障。雖然有證人以“街頭結尾”形容該警司處辦公空間的大小，然而，在該警司處聽不見叫聲、碰撞聲等異常聲音，亦未因異常聲音而引起警覺，不能接受，由此，合議庭認為四名嫌犯是知悉被害人被毆打，卻沒有及時阻止，也沒有遵守義務查看被害人的狀況及時施以救助。
19. 本案，根據民事損害賠償聲請人的證人之證言，在缺乏其他證據輔證的情況下，合議庭認為不足以認定被害人K所從事的工作、收入及提供給母親的贍養費的金額。”
三、 法律方面
雖然上訴狀中未能清晰闡述有關的上訴理由，但本院分析相關理據後得出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法律定性- 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1. 四名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未能證實上訴人均在偵查室內並目擊被害人毆打過程，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同樣理解可見於Germano Marques da Silva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III”[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內的事實，亦審查了上訴人所提交的答辯狀的事實，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
雖然原審法院在解釋未能判處四名上訴人為直接施暴者時分析“並無證據直接指證，在被害人遭受暴力的期間，可能是四名嫌犯均在偵查室內、可能僅其中一人或二人、或三人在偵查室內…”但是，基於四名嫌犯的工作、責任以及警局內的設置，原審法院認定四名嫌犯是知悉被害人被毆打，卻沒有阻止及救助，並認定了下列事實：
“後來，在偵查組辦公室內，被害人的雙手及雙腳分別被兩個手銬扣起，當時四名嫌犯均在場。
约於凌晨2時57分之前少許時間，在未能查明之情況，被害人受到導致其致命傷的嚴重毆打，使被害人身體、面部及雙腳多處皆受到傷害，非常痛苦。四名嫌犯在知悉被害人被毆打的情況下，沒有及時採取措施制止及作出救治。……
四名嫌犯身為警察，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明知被害人被嚴重地毆打，並產生特別之痛苦，亦不加以阻止，故意違反法律所賦予的義務，不作出法律期待及要求彼等作出之援救行為，最後導致被害人被毆打至傷重死亡。
四名嫌犯均清楚知悉彼等的行為乃犯法行為，會受法律的制裁。”
因此，原審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充足，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故此，四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又認為原審法院事實判斷中說明未有任何證據證明四名上訴人身處事發的偵查室又或前面的走廊，但是卻認定四名上訴人清楚知道被害人被嚴重地毆打，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另外，原審對上訴人的有罪判決亦違反了“罪疑從無”的原則。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說明理由部分已詳細說明其形成心證的過程，其中，亦指出了無證據直接指證，在被害人遭受暴力的期間，究竟是哪幾位嫌犯在偵查室內。原審法院的說明並非說沒有嫌犯在偵查室內，只是未查明是哪幾位在偵查室內，但是，四名嫌犯負責對被害人進行偵查，每一時刻至少由其中一人在被害人附近看管，因此，原審法院認定四名嫌犯是知悉被害人被毆打，且沒有阻止及救助。
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未經法院認定的事實以及相關的判決及理由說明，原審法院在説明理由方面並未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經分析上述的證據，並結合一般經驗法則，可合理且顯而易見地得出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並不存有上訴人所提出的瑕疵，亦沒有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事實上，四名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因此，四名上訴人上述部分的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3. 四名上訴人亦提出，原審法院的已證事實並不符合以不作為方式觸犯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因此，原審法院法律適用錯誤。
《刑法典》第9條規定：
“一、如一法定罪狀包含一定結果在內，則事實不僅包括可適當產生該結果之作為，亦包括可適當防止該結果發生之不作為，但法律另有意圖者，不在此限。
二、以不作為實現一結果，僅於不作為者在法律上負有必須親身防止該結果發生之義務時，方予處罰。
三、依據上款規定予以處罰時，得特別減輕刑罰。”
《刑法典》第137條規定：
“一、傷害他人身體或健康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
三、如屬下列情況，法院得免除其刑罰：
ａ）互相侵害，且未能證明打鬥之人中何人先行攻擊；或
ｂ）行為人對攻擊者僅予反擊。”
《刑法典》第138條規定：
“傷害他人身體或健康，而出現下列情況者，處二年至十年徒刑：
ａ）使其失去重要器官或肢體，又或使其形貌嚴重且長期受損；
ｂ）使其工作能力、智力或生殖能力喪失或嚴重受影響，又或使其運用身體、感官或語言之可能性喪失或嚴重受影響；
ｃ）使其患特別痛苦之疾病或長期患病，又或患嚴重或不可康復之精神失常；或
ｄ）使其有生命危險。”
《刑法典》第139條規定：
“一、傷害他人身體或健康，因而引致其死亡者，處下列刑罰：
ａ）屬第一百三十七條之情況，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ｂ）屬上條之情況，處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二、作出第一百三十七條所規定之傷害，因而引致產生上條所規定之傷害者，處六個月至五年徒刑。”
傷害他人身體完整性罪的客觀要素為傷害他人身體，或傷害他人健康。而實施方式可以是直接行為，如用拳腳襲擊被害人；又或是間接行為，如將被害人放在一個可以被機械傷害的地點。2
除此以外，「構成傷害身體完整性罪的行為既可以是作為，也可以是在行為人個人具有防止結果發生的法律義務(第10條所說的保障義務)時的不作為。不作為所產生的身體完整性的侵犯的情況，如：父親不按醫囑給其兒子吃藥以消除或減輕因患絶症而帶來的痛楚(相同觀點，見S/S/Eser，§223 7)；丈夫不去叫醫生來給妻子看病(見D/Tröndle，§223 3；及Lackner，§223 7)；房主沒有對其患病的傭人給予必要的照顧(見Hirsch的LK，§223 16)；醫生沒有出現而令其病人越來越痛，或者如警員看到他人(路人、反罷工者、政治對手等，彼等認為個人有受警員保護的權利，見Hirsch的LK，§223 16)受到攻擊但不出手干預。有意思的是Hirsch(LK，§223 16)提到父母、老師或者其他教育義務人容許其照顧的小孩使用毒品或者同類藥品，均要承擔責任。」3
四名上訴人作為警務人員，在當值期間負責看守和調查被害人，且他們具有予以及時制止毆打和對傷害救助的法律義務，在他們知悉被害人被嚴重毆打，並處於嚴重受傷的狀況下，但各人仍處於應為之而不為之之狀態，導致最後受害人死亡的這一結果。四名上訴人的這種行為已完全地以一個不作為的方式（《刑法典》第9條第2款）觸犯一項第138條c)項及第139條1款b)項規定的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故此，原審法院對各上訴人行為的法律定性正確。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四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四名上訴人各繳付8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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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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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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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健雄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presente Recurso vem interposto do Acordão proferido em 1ª Instância que condenou os ora Recorrentes, e cada um deles, numa pena efectiva de prisão de 7 anos como autores materiais de um crime de Ofensa Grave à Integridade Física, agravado pelo resultado e cometido por omissão, previsto e punido pelos arts. 138º alínea c) e 139º, nº 1 alínea b) do Código Penal, bem como no pagamento de uma indemnização, solidariamente com 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e MOP$1,700,000.00 à mãe da infeliz vítima;
2. Entendem os Recorrentes que o douto Aresto condenatório padece dos seguintes vícios: a) O vício d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 art. 400º, nº 2 alínea a)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 dada a verificação de uma lacuna no apuramento da matéria de facto necessária à condenação, por terem sido os Recorrentes condenados pelo mencionado crime de ofensa grave à integridade física agravada por omissão sem que tenham sido apurados factos demonstrativos em concreto que os Recorrentes assistiram às agressões perpetradas contra a infeliz vítima, ou pudessem ter ouvido os sons inerentes às mesmas e nada tivessem feito para as evitar; b) O vício de erro de julgamento se 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se houver de concluir-se que tudo depende de saber se os factos considerados provados permitiam, ou não, a condenação dos Recorrentes pelo sobredito crime, e/ou se essa lacuna existiu, entendendo-se que não era possível o enquadramento jurídico-penal operado; c) O vício de contradição na fundamentação, insanável ou irredutível;
3. Mostram-se verificadas no caso contradições, totais ou parciais, e incompatibilidades entre factos provados e factos não provados e entre factos provados ou não provados e entre estes últimos 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com natureza insanável ou irredutível, ou seja, que não pode ser ultrapassada com recurso à decisão recorrida no seu todo e à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sendo que tais vícios são patentes no próprio texto do douto Acordão ora em crise e não passam despercebidos a um observador comum colocado na posição do homem médio;
4. Imputa-se, ainda, à decisão recorrida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5. O exame dos factos provados, daqueles considerados não provados e da fundamentação do douto Acordão recorrido, coloca urna dúvida inultrapassável quanto a saber se eles permitem a condenação dos Arguidos ora Recorrentes pelo crime que lhes foi imputado e pelo qual vieram a ser condenados;
6. Se por uma lado se dá como provado que, 約於凌晨2時57分之前少許時間，在未能查明之情況，被害人受到導致其致命傷的嚴重毆打，使被害人身體、面部及雙腳多處皆受到傷害，非常痛苦。四名嫌犯在知悉被害人被毆打的情況下，沒有及時探取措施制止及作出救治。por outro lado, considera-se na Fundamentação, 8.第三警司處的錄影僅攝錄到進入該警司處樓道前的情況沒有錄到樓道內的情況、偵查室、值日室、休息室門口人員出入情況。該錄像觀看筆錄及從錄影內容截取的照片載於卷宗第179頁至180頁。在審判聽證：中，亦播放了該錄影的部份片段，除了Q於03時回到警署，其餘警員均在02:55分之前回到司警處。16.造成致命傷之毆打時間：根據法醫學鑒定報告、法醫、急救醫生和消防員的聲明，腸靜脈破裂開始至死亡約30分鐘時間，被害人在消防員到達時已經氣息微靄在03:36送抵達醫院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根據第三司警處的錄像顯示，第三嫌犯於02:57:14時前去拿去清潔用品，包括消毒水，清潔偵查室。可見，得以認定被害人被毆打受到致命傷的時間發生在02:57分之前少許時間。17. 關於四名嫌犯是否為直接施暴者：根據本案所得之證據，特別是，- 四名嫌犯行使緘默權；- 其他身處警司處的警員沒有指詔具體施暴者；- 現場的錄影帶僅看到人員進入警司處樓道的情況，無進出事發的偵查室的情況；- 控方警員聲稱基於該警司處的工作性質，其等工作沒有嚴格的紀律分工，任何警員工作時都可以直接進出值班室、偵查室工作，沒有諸如如何看管被調查人、每更多少警員、每更多長時間、如何輪換之流程規定，該等警員只確認當日由第一嫌犯帶隊和分配工作，被害人是由四名嫌犯負責調查；- 副警長E去世而未出庭作證，未能對事情經過和該警司處的工作分工作證；-本案，四名嫌犯是否為直接施暴者，並無證據直接指證，在被害人遭受暴力的期間，可能是四名嫌犯均在偵查室內、可能僅其中一人或二人、或三人在偵查室內，此外，被害人遭受暴力期間，有多人在警司處，其他人都有對被害人施曉暴力的可能性，本案所得之證據，特別是在缺少顯示進出偵查室狀況之證據的情況下，未能具備唯一性和排他性，難以毫無疑問地得出四名被害人共同或單獨直接襲擊被害人的結論。18. 關於四名嫌犯是否知悉被害人被毆打而不斗阻止或對被害人施以救助：根據本案所得之證據，第一嫌犯是當日行動負責帶隊分工的隊長，四名嫌犯負責對被害人進行偵查，每一時刻，至少由其中一人在被害人的附近，其等不僅要防止被害人逃跑，也要對被害人的安全提供保障。雖然有證人以“街頭結尾”形容該警司處辦公空間的大小，然而，在該警司處聽不見叫聲、碰撞聲等異常聲音，亦未因異常聲音而引起警覺，不能接受，由此，合議庭認為四名嫌犯是知悉被害人被毆打，卻沒有及時阻止，也沒有遵守義務查看被害人的狀況及時施以救助。；
7. Apesar de não resultar dos autos qualquer prova de os Recorrentes se encontrarem presentes na Sala de Investigação, ou no corredor em frente da respectiva entrada, ou em qualquer outro local de onde pudessem ouvir sons e barulho aquando da perpetração das agressões à infeliz vítima, a verdade é que o Dout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ou provado que os quatro Recorrentes estavam cientes de tais agressões, e que, pelo menos um deles, estava junto da vítima nesse momento;
8. Considerou ainda o douto Tribunal, no ponto 17. da Fundamentação, que é possível que os quatro Recorrentes estivessem na Sala de Investigações durante o período das agressões à vítima, ou que talvez só 1 ou 2 ou 3 deles estivessem nessa Sala de Investigações;
9. Formou-se na convicção do douto Tribunal recorrido uma dúvida fundamental sobre o facto de algum dos Recorrentes poder ter estado no local das agressões, e aquando da perpetração das mesmas;
10. O dout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ou também que é inaceitável que as pessoas não ouvissem os gritos e os sons anormais de objectos a colidir, e ninguém ficasse alerta para tais sons anormais, mas a verdade é que não existem quaisquer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de que, aquando da agressão à infeliz vítima, tivessem sido produzidos gritos ou sons de objectos a colidir;
11. Por isso, não podia o douto Acordão ora recorrido ter concluído que os quatro Recorrentes estavam cientes de que a vítima estava a ser agredida por volta das 2.57 horas, nem em qualquer outro tempo, e de que pelo menos um deles estaria junto da vítima aquando das agressões;
12. O vício d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art.º 400.º, n.º2, alínea a)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verifica-se quando se tiver registado uma lacuna no apuramento da matéria de facto necessária à condenação, o qual se verifica no presente caso porquanto os Recorrentes não podiam, no quadro que se deixou traçado, ter sido condenados pelo imputado crime de ofensa grave à integridade física agravada sem que tenham sido apurados actos concretos que demonstrassem, inequivocamente, que foram eles os responsáveis por comportamentos omissivos, que permitiram a final a agressão fatal à infeliz vítima;
13. A questão da qualificação do vício - se erro de julgamento, s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 depende, efectivamente, de saber se os factos provados permitiam, ou não, a condenação dos Recorrentes pelo aludido crime e/ou se essa lacuna existiu, e no vertente caso, entende-se que não era possível o enquadramento jurídico-penal operado, porquanto, para que este vício se verifique, tal corno o do erro de direito ou do erro de julgamento, é necessário que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se apresente insuficiente, incompleta para a decisão proferida, por se verificar uma lacuna no apuramento da matéria de facto necessária a uma decisão de direito adequada, ou porque impede a decisão de direito ou porque sem ela não é possível chegar-se à decisão de direito encontrada, tratando-se, ainda, de vício que, dada a sua própria natureza, tem de decorrer da própria decisão recorrida, sem recurso a quaisquer elementos que lhe sejam externos, e que há-de ser tão notoriamente evidente que não passe despercebido ao comum dos observadores, isto é, que o homem médio facilmente dê conta dele;
14. O referido requisito igualmente se verifica, corno se deixou demonstrado, uma vez que decorre da própria decisão impugnada e é manifesta;
15. Quando se entenda não ter havido lacuna e se afaste o vício da insuficiência, verifica-se, conforme se deixou também enunciado, erro de direito no enquadramento jurídico dos factos;
16. Exist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a fundamentação quando se verifica uma incompatibilidade entre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fact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desde que se apresente insanável ou irredutível, ou seja, que não possa ser ultrapassada com recurso à decisão recorrida no seu todo e à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e no vertente caso é manifesta essa contradição;
17. Mostram-se provadas contradições - totais ou parciais - e, de todo o modo, incompatibilidades entre factos provados e factos não provados e entre factos provados ou não provados 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com natureza insanável ou irredutível, ou seja, que não pode ser ultrapassada com recurso à decisão recorrida no seu todo e à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sendo que tais vícios são patentes no próprio texto do douto Acordão recorrido e não passam despercebidos a um observador comum colocado na posição do homem médio;
18. No quadro que se deixa exposto, não se afigura possível a ultrapassagem de uma dúvida razoável sobre as conclusões atingida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sendo que a dúvida teria sempre de funcionar a favor dos ora Recorrentes, e não contra estes, impondo-se uma decisão favor libertatem e não favor societatem, a qual, no caso, teria de se ter traduzido na absolvição dos arguidos, sendo o que decorre, seja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seja do princípio da aplicação mais favorável da lei criminal;
19. A decisão recorrida violou assim as normas dos arts. 138º e 139º, nº 1 alínea b) do Código Penal, ao fazer a sua aplicação num quadro que impunha a sua desaplicação, e violou 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devendo ser por isso revogada, e substituída por douto Acordão desse Veneran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que declare a absolvição dos ora Recorrentes, ou, seja ordenado o reenvio para novo julgamento;
20. Em decorrência dos pressupostos e conclusões do vertente recurso, deverão os Recorrentes ser igualmente absolvidos do pagamento de uma indemnização de MOP$1,700,000.00 à mãe da infeliz vítima.
Assim se Fará Justiça
[1]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 2 do art. 410.°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2 Manuel Leal-Henriques, “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Volume III, 2014, pág.158.
“4 – As ofensas à integridade física ou lesões na saúde podem ser produzidas por dois modos:
- acção directa;
- acção indirecta.
O modo directo ‘ o mais comum – efectiva-se quando o agente actua de forma imediata sobre o corpo da vítima, por exemplo dando-lhe um soco ou espetando-lhe uma faca.
O modo indirecto ocorre sempre que o agente não vai logo direito à vítima fazendo-o de forma ínvia, como acontece quando a atrai a um lugar onde pode ser《atingida por qualquer efeito mecânico》ou quando 《a vítima, perseguida, cai ferindo-se》”
3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狄雅士著，鄧志強譯，《刑法典評註[ I ]》(澳門大學法學院，2015)，182-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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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016 p.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