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273/2018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於2017年初級法院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第CR4-17-0019-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第11/2009號法律《打擊電腦犯罪法》第11條第1款1項及2項、第3款1項，並結合《刑法典》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電腦詐騙罪」，被判處2年6個月徒刑；以及一項《刑法典》第252條第1款結合第257條第1款b項，結合第26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貨幣罪（預備犯）」，被判處7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被判處2年9個月實際徒刑，並以連帶責任方式向被害人支付合共澳門幣276,598元賠償。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19年1月8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8年2月8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225-17-2-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18年2月8日作出批示，否決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對此，上訴人A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且提出了上訴理由：
1. 上訴人於2017年7月28日因觸犯一項(巨額)電腦詐騙罪及一項偽貨幣罪(預備犯)而被初級法院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第CR4-17-0019-PCC號卷宗(及後因重新分發而轉為第五刑事法庭的第CR5-17-0016-PCC號卷宗)合共判處二年九個月實際徒刑。
2. 上訴人的刑期將於2019年1月8日屆滿，並按此計算，至2018年2月8日，上訴人所服刑時間達到《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之可給予其假釋期限。
3. 上訴人於法定期限內提出假釋申請。
4. 經過監獄社工對上訴人的觀察及評估後，確認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良好，屬於信任類，並作出“良好”的行為評價，建議給予上訴人假釋機會。
5. 監獄獄長對上訴人的假釋申請給予肯定性意見，同意給予上訴人假釋機會。
6. 2018年2月8日，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作出批示，以上訴人仍未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和b項所規定的假釋條件，未能達致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為由否決上訴人所提出之假釋申請。
7. 分析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之上述批示內容，在維持對刑事起訴法庭法官 閣下決定應有尊重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該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及第40條之規定，作出對上訴人假釋申請否決的決定的依據並不充分，應當給予上訴人假釋。
8. 根據《刑法典》第56條規定，若需滿足假釋的前提，必須同時滿足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
9. 毫無疑問，上訴人是次假釋的申請完全符合且滿足了形式要件。
10. 故是次上訴人假釋被拒的爭議在於上訴人是否符合實質要件中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的要求。
11. 特別預防方面，是要求法官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對服刑人時獲釋後在社會上自由生活時的行為舉止作出前瞻的預測，意即行為人獲得提前釋放後，是否能守法地在社會生活。
12. 上訴人屬初次犯罪並為首次入獄。除本次犯罪外，從來沒有因其他犯罪在本地及其他地方受到審判及刑罰。
13. 根據社工的假釋報告，上訴人由23歲開始投身社會並一直在內地的水果批發公司任職經理約有十年，一直安分守己及勤懇工作。
14. 上訴人與父母相處融洽且對家庭負責，喜愛運動亦無不良嗜好。
15. 上訴人是獨子，入獄前需供養父母，並如前述在內地工作，年收約人民幣10萬元。
16. 由於誤交損友，使上訴人獲得錯誤的訊息，以為可以很容易地在澳門賺取大量金錢，加上抱住僥倖的心態，一心為改善家庭生活而一時誤入歧途。
17. 由於家庭緊拙的經濟狀況以及錯誤的訊息，上訴人才挺而走險，目的是想讓家人能夠得到安穩的生活。
18. 然而，上訴人來澳兩個多月便因涉案而被捕入獄，反而致使其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經濟支柱，對原來緊拙的經濟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19. 上訴人入獄後，其父母僅以每月合計人民幣三千元維持生計。
20. 上訴人現正在監獄服刑且無任何收入，加上其家庭的經濟狀況，上訴人實無足夠經濟能力支付司法訴訟費用及職業代理費等費用。
21. 在執行刑罰期間，上訴人一直行為良好，表現可予接受。
22. 根據監獄的紀錄，上訴人屬信任類，且從未違反任何監獄規則，監獄對上訴人在服刑期間行為的總評價為“良”，沒有任何違規紀錄。
23. 上訴人對相關犯罪行為感到十分後悔，已作出自我反省，明白之前的犯罪行為是錯的，並決心改過及重新做人。
24. 從假釋報告顯示，上訴人沒有參與獄中的學習課程是基於上訴人的已具有大專的學歷資格。
25. 同時，上訴人亦於2017年12月份申請參與廚房職業培訓，然而基於額滿而在輪候中。
26. 事實上，上訴人亦曾申請事與圖書館及麵包西餅製作的職業培訓，但由於上訴人於2015年因車禍而導致其右手骨折並需安裝金屬片以固定，且至今仍然會感到痛楚，故為避免情況惡化而接受社工建議，不參與培訓。
27. 但上訴人並無因此而自暴自棄，反而盡其所能參加其有能力參與的短期課程及講座，同時亦有自學英語，以積極地準備自己，讓自己可以更好地回歸社會。
28. 上訴人父母因年紀老邁，母親亦體弱多病，且均居住在廣西南寧，故因路途遙遠而只有前來採訪一次，但並不代表上訴人不獲家庭重視，反而因只可透過書信及電話保持聯繫，故上訴人父母一直透過此等方式來支持上訴人，以表達彼等對上訴人的關心及不離不棄。
29. 上訴人早已定好計劃，打算出獄後返回內地並回家與父母團聚、照顧和陪伴他們，亦打算在家鄉重投水果批發行業，以支撐家庭生活開支及償還尚欠付的賠償及訴訟費用。
30. 事實上，澳門監獄於2018年1月4日收到由上訴人父親撰寫的信件，當中附有上訴人一家的人口登記卡、上訴人母親的治療卡及有疾病診斷證明書、內地公司聘用上訴人的聘用意向書及有關公司的營業執照等文件。(見文件一)
31. 上訴人將該文件透過監獄社工轉交法院，而社工表示已按其意願將之寄送予法院。
32. 然而上訴人收到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於2018年2月8日作出的否決假釋的批示時，方知悉該等文件尚未附於卷宗內，上訴人窮盡所有方法仍無法知悉該等文件的正本現處何方。
33. 附於本上訴闡述的文件副本亦只是指定辯護人於2018年3月9日向監獄社工要求而取得。
34. 不論如何，透過上訴人在獄中的表現及該等文件，便足以知道上訴人的人格正面，並已改過自身，且已計劃好於出獄後過正常生活及決心對社會負責，而且絕非侃侃而談。
35. 另一方面，上訴人於本案中夥同其他人士共同犯罪從而形成一種犯罪上的便利，這種便利繼而形成萌發犯罪的外在情況，使其選擇不犯罪的想法及意願變小。
36. 雖然上訴人曾在庭審上否認控罪，但經過在監獄中反省學習，上訴人得到社工輔導及糾正其價值觀，學會承擔責任。
37. 上訴人在獄中積極努力地為自己回歸社會做好準備，亦為彌補自己犯錯所帶來的損害作好具體的賠償安排。
38. 由此可見，上訴人在是次事件中已真正學懂了對自己及社會負責，亦上了人生重要且深刻的一課，並會引以為戒，絕不再犯。
39. 故此足以反映上訴人已具備正確的價值觀及足夠的守法意識，其人格在服刑過程中亦有積極的演變，因此應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的要件。
40. 就一般預防方面，是要求法官審視服刑人在正式刑期屆滿前提早重返社會是否可能使社會其他成員對法律秩序的信心產生嚴重的影響及嚴重影響社會的安寧。
41. 毫無疑問，行使假貨幣的犯罪的確會影響澳門貨幣市場的公信力，亦確實對社會大眾產生負面的影響，且對法律所要保護的法益是在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方面所造成的損害和影響亦是不言而喻。
42. 但即使如此，我們亦有必要在犯罪的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
43. 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致使人們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的錯誤印象，亦容易使人們形成“即使已經洗心革面亦不會得到社會重新接納”的誤解，這均不符合刑法所追求的刑罰目的。
44. 事實上，社會大眾應接納已真心改過自新的人，亦應給予正面的支持。
45. 另外，本次系上訴人首次提起的假釋，而基於上訴人需要繼續服刑的期間只剩下9個多月，故同時亦是其最後一次獲得假釋的機會；
46. 眾所周知，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往往比讓罪犯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利。
47. 上訴人倘獲得假釋的機會，便會回到家鄉工作及照顧父母，以償還其為作出賠償而向工作單位賒借的款項。
48. 故此有依據讓我們相信，透過上訴人的人格演變的積極程度，應足以抵消在社會成員心目中，該犯罪對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所造成的消極作用，加上上訴人剩下刑期的長度，提早釋放亦不會對社會公眾造成另一次傷害。
49. 故上訴人的情況亦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所規定的要件
50. 因比，上訴人應已具備獲得假釋的法定條件，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駁回上訴人假釋申請的批示實已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和40條之規定，應當給予上訴人假釋。
綜上所述，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
1) 接納本上訴書狀並裁定所有上訴理由成立；
2) 撤銷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於2018年2月8 日作出否決上訴人的假釋申請之批示；
3) 認定上訴人符合《刑法典》第56條規定的假釋前提，批准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檢察院對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提出回覆：
1. 上訴人認為其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假釋之實質要件。
2. 是否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假釋之實質要件須從囚犯的整體情況加以分析和判斷，包括考慮該囚犯所犯之罪的情節和性質、以往之生活及人格等。當基於整體之事實基礎可判斷囚犯能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且透過假釋將其提前釋放不影響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時，方應批准假釋。
3. 假釋還須顧及徒刑在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所發揮的應有作用。
4. 特別預防方面，就是次個案而言，該囚犯深度參與在本澳進行的刷假銀行卡的犯罪，在假卡犯罪集團中起關鍵性作用，且長期非法逗留在澳門。以上犯罪顯示其守法意識薄弱，且剩餘刑期仍長，故目前不能確信該囚犯是否已真心悔悟及倘獲假釋後能否以負責任的方式融入社會，不再實施不法行為。
5. 一般預防方面，假卡犯罪（特別是集團式且涉及假卡數量較多的犯罪）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秩序，故此，倘批准該囚犯假釋，除了不利於維護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相反可能向社會發出錯誤信息，無助於打擊這類犯罪之努力。
6. 在本案中，法官引用及分析了卷宗所載之書面資料，包括有關之合議庭裁決及上訴人重返社會之前景評估等，也考慮到了上述假釋須顧及之徒刑在特別和一般預防所發揮的應有作用，因而符合邏輯地裁決上訴人並不符合假釋之實質要件。
7. 因此，在本假釋程序中法官之裁決並不存在任何瑕疵，而上訴人提出之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依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1款之規定予以駁回，維持法官閣下所作之否決假釋之裁決。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本院接受上訴人A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審閱了案卷，並召開了評議會，經表決，合議庭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於2017年初級法院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第CR4-17-0019-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第11/2009號法律《打擊電腦犯罪法》第11條第1款1項及2項、第3款1項，並結合《刑法典》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電腦詐騙罪」，被判處2年6個月徒刑；以及一項《刑法典》第252條第1款結合第257條第1款b項，結合第26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貨幣罪（預備犯）」，被判處7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被判處2年9個月實際徒刑，並以連帶責任方式向被害人支付合共澳門幣276,598元賠償。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19年1月8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8年2月8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18年1月23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18年2月8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
上訴人在獄中，沒有申請報讀回歸課程，於2017年12月申請廚房職業培訓，現等候安排。空閒時喜歡閱讀報章和運動，還參加了一些短期課程，及在獄中自學英語。上訴在獄中的行為總評價為“良”，屬“信任類”。 本院認為，由於上訴人在本澳是初次犯罪之人、其由入獄至今的服刑表現良好、且得到家人支持其過新生活，故其應有能力去過負責任的新生活、不再犯罪。可見，這些因素顯示了上訴人為提前出獄重返社會做好了準備，並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具有積極的意義。
然而，正如我們一直認為，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也就是說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的考量顯示了積極的因素。上訴人所觸犯的並非一般的濫用信用卡罪，而是通過假卡集團利用電腦製造假卡，盜取金額巨大的金錢的行為，從此類犯罪的“反社會”性來看，一般犯罪預防方面對於一個以依賴旅遊業發展的澳門就有著更高、更嚴格的要求，也就是說對此類以偷渡方式來到澳門而一直以非法逗留在澳門的方式進行此類犯罪活動的行為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提前釋放確實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這就決定了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而否決假釋的決定應予以維持。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否決給予假釋的決定。
上訴人需支付本案訴訟費用以及支付5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8年4月12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osé Maria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a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o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Em relação à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condenado, nunca podemos deixar de ponderar, mesmo que result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mesmo, em referência às circunstâncias da sua ressocialização, que “…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s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ssa medida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Cf.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ª Reimpressão, §850).
Apesar do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ou seja, d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o recorrente não cumpriu na íntegra a decisão judicial que lhe condenou, nomeadamente a parte relativo ao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de MOP276.598,00, nem consegue mostrar concretamente nenhum suporte comunitário no qual a su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podia sustentar-se.
Por outro lado, analisados os autos, foi o recorrente, não residente de Macau, encontrado em situação de clandestinidade, e condenado na pena de prisão de 2 anos e 9 meses pela prática, na comparticipação e com planos bem organizados, de um crime de burla informática de valor elevado e de um crime de contrafacção de moeda, da gravidade bastante elevada, perturbando seriamente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Pois,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siderar também que existe um inquérito com o n.º14063/2016, classificado igualmente por crime de contrafacção de moeda contra o recorrente, ainda está investigado (cfr. fls. 91 do PEP de fls. 35 do PLC).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são sempre partes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m referência à natureza e à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dos crimes de burla informática e de contrafacção de moeda, são evidentes a gravidade do crime, o prejuízo para a ordem da economia e a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tudo consequência do acto ilícito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Sendo relevante a exigência de prevenção geral dessa criminalidade que se constituem como riscos sérios para a economia e a paz social.
In casu,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rigoros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 tipo de crime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virá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º 56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não consegui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vermos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ncontrem eco no disposto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dada improcedência ao recurso interposto do A.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
------------------------------------------------------------
---------------
------------------------------------------------------------
7
TSI-273/2018 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