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426/2018號
日期：2018年7月19日
主題： － 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 自由心證
－ 藏毒罪與販毒罪
－ 關於身份資料的虛假聲明罪
－ 量刑
摘 要
1. 如果上訴人的行為實施只是仍然生效著在第10/2016號法律修改之前的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的法律，在沒有證實上訴人持有毒品除純粹作個人吸食外有其他目的，尤其是將毒品提供、讓與甚至出售他人的事實時，就無法以「販毒罪」對其論罪。
2. 上訴人實施本案犯罪行為之時，已經生效了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即使上訴人 “純粹為供個人吸食（第14條第1款）”，只要“持有超過5天法定參考用量（第14條第1款）”，則以「販毒罪」（視乎情況，適用第7條、第8條或第11條的規定）論處。也就是說，行為人為吸食而持有超出一定數量毒品，不問其除吸食外有否其他目的，尤其無需證明行為人是否有將毒品提供、讓與甚至出售他人等販毒行為，就視為「販毒罪」。
3.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述及的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方面出現錯誤，亦即被法院視為認定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在案件中應被認定或不應被認定的事實不相符，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4. 雖然，在填寫身分資料而非簽名的時候的使用非一般人能夠讀取的草書風格的行為不可取（如果接受文件的公務員不能閱讀所填寫的文字，應該即刻令其糾正，而不是草率將人歸罪），但是，上訴人一直都是正確聲明自己的名字為“A”，無論怎樣，上訴人所書寫的“B”字絕對不能被讀成“C”，那麼，原審法院所認定上訴人虛假聲明自己的名字為“C”的事實明顯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錯誤。
5. 由於僅僅涉及文件證據的審查，無需經過庭審進行證據的審查，我們已經足以認定上訴人並不存在作出虛假聲明的故意的事實，並因此而作出決定。
6. 法院在量刑時在法定刑幅內具有自由裁量的空間，上級法院只有在原審法院的量刑罪刑不符或者刑罰明顯不當的情況才有介入的空間。
裁判書製作人
上訴案第426/2018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以實質競合方式觸犯一項經第4/2014號法律及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結合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一項1同一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鑒於嫌犯A作出行為時處於非法入境狀態，因此，對於首兩項控罪，應根據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的規定加重處罰，並請求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2-17-0492-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1. 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構成：
第17/2009號法律（經第4/2014號法律及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結合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持有)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嫌犯在犯案時存在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所指的加重情節)，判處7年9個月的徒刑；
第17/2009號法律（經第4/2014號法律及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嫌犯在犯案時存在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所指的加重情節)，判處7個月的徒刑；
第6/2004號法律第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判處9個月的徒刑。
2. 數罪並罰，合共判處嫌犯8年3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嫌犯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了上訴，在其上訴理由中作了簡要陳述。2
檢察院就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根據普遍司法見解，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結論無法接受，又或者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又或者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但該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不可能不被一般留意的人所發現。
2. 在本案，原審法庭沒有違反以上的規定及準則，故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沒有明顯的錯誤。
3. 在庭審期間，上訴人（嫌犯）否認故意虛報姓名，解釋因精神不足，字體較為潦草才被誤會。但警員證人表示當時嫌犯並沒有很疲累，行為正常，警員證人亦表示，按一般程序必定會告誡嫌犯需要填報真實的身份資料。
4. 事實上，我們再檢視一下案卷，在第11頁、第11背頁，上訴人在警方開始對其住所進行搜索之前及之後，並沒有以正確方式填寫了他的中文名字並簽署。因此，很明顯，上訴人是刻意隱瞞他的身份。
5. 同時，再檢視卷宗第40頁的內容，上訴人所填寫的姓名及簽署的姓名（D），與之後所填寫及簽署的明顯不同（A）。再根據卷宗第42頁、46、47頁的資料，警方以“D”來建立檔案資料，上訴人仍在上面簽署，因此，上訴人（嫌犯）一直是故意填報不實的身份資料，意圖誤導澳門特區執法當局，妨礙本地區打擊非法入境的法律效力。
6. 因此，我們認為，原審法庭判處上訴人觸犯8月2日第6/2004號法律第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罪名成立是正確的，沒有明顯的錯誤，故被上訴判決不沾有審查證據明顯錯誤的瑕疵（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c）項）。
7. 本案經過庭審，查明：上訴人取得、持有、吸食在其身上及房間內所搜獲的受第17/2009號法律附表所管制的氯胺酮、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等物質，淨重遠超出法定的5日用量。同時，在庭審中，上訴人承認在其身上及房間內所搜獲的毒品均屬其本人所有，聲稱僅供其個人吸食，否認販賣毒品，但知悉吸食毒品屬違法行為。
8. 因此，根據上述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的規定，應按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的規定作出處罰。
9. 我們認為，8月10日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的標題：“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中的“販賣”是廣義的概念，也包括“不法持有”，正如於上述的第8條第1款中已提及“不法持有”：“一、在不屬第十四條第一款所指情況下，未經許可而送贈、準備出售、出售、分發、讓與、購買或以任何方式收受、運載、進口、出口、促成轉運或不法持有表一至表三所列植物、物質或製劑者，處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10. 因此，原審法庭並沒有遠離了第17/2009號法令第11條的要件的規定，即並無違反第17/2009號法令第11條和14條的規定，已遵守了罪刑法定的原則。
11. 據《刑法典》第40條，科處刑罰及保安處分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在任何情況下，刑罰均不得超逾罪過之程度。而刑罰的功能分有對犯罪的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以保護社會及使犯罪人改過自新。
12. 在本案，原審法院合議庭對上訴人量刑時沒有違反《刑法典》第40條，對上訴人作出量刑時沒有超逾上訴人作出事實時之罪過，已考慮有關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的需要。
13. 根據《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在確定具體的刑罰的時候應考慮行為人的過錯及刑事預防目的之要求，此外還有不法的程度，實施的方式，相關後果的嚴重性，有關應負義務的違反程度，故意的程度，犯罪時所表露的情感及犯罪的動機，其個人及經濟條件狀況，行為之前後比較，犯罪情節等。
14. 在本案，上訴人是非法入境者，其持有大量受第17/2009號法律附表所管制的氯胺酮、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等物質，淨重遠遠超出法定的5日用量，其犯罪事實不法程度甚高、故意程度亦高。
15. 目前大部分國家、地區於涉及毒品之犯罪皆採取嚴刑峻罰等嚴格禁制措施，販賣毒品處罰最重甚至可處死刑或終身監禁。而澳門販賣毒品處罰相對較輕，毒品犯罪嚴重禍害國家社會，在全球大力打擊毒品犯罪禍害背景下，澳門原審法院合議庭的裁決已非過重，而是依照澳門刑法定在有關犯罪刑幅偏低準線。
16. 因此，原審法院合議庭已充分考慮對上訴人有利之事實，對上訴人作出量刑時沒有違反《刑法典》第40條、65條的規定，即並非過重，而是屬適當的量刑。
因此，檢察院建議判處上訴人上訴理由不成立，應維持原審法庭判決。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
2018年3月13日，初級法院判處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經第4/2014號法律和第10/2016號法律修改之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結合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之加重情節）所規定及處罰之「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處以7年9個月徒刑；1項同一法律第14條（結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之加重情節）所規定及處罰之「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處以7個月徒刑；1項第6/2004號法律第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處以9個月徒刑；三罪競合處罰，判處8年3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被判刑者A不服上訴合議庭裁判，並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A指責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違反了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之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第8條或第11條之規定，應改判以上述同一法律第11條「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以及認為被上訴裁判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因而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主張應開釋上訴人「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或因量刑過重而違反了《刑法典》第64條、第65條第1款及第2款 a,b,d項之規定。
對於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我們認為全部不成立。
1.關於違反第17/2009號法律（“禁毒法”）第8條或第11條之規定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A認為“禁毒法”第8條「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下稱「販毒罪」）之目的是旨在懲罰以利潤為驅動而銷售毒品，這些才是不法販賣麻醉藥品要處罰的真實和有害的行為。但對於程度較輕，不法性較少，以及毒品數量較少的情況，立法者在同一法律第11條中劃分了「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不法類型的不同的處罰。
上訴人A認為，原審法院對上訴人以第8條「販毒罪」作出懲處，所依賴的事實僅僅是根據其持有之毒品數量超過“每日用量參考表”所規定每日限制5倍的情況，這是遠離了第11條的法定要件。因為，毒品的數量只是第11條考慮的因素之一，並非唯一因素，尤其不意味著任何情況下必不可超過這個五倍的“限制”。上訴人承認是吸毒者，而且據卷宗第45頁及第48頁的檢驗結果，上訴人當時對“氯胺酮”、“甲基苯丙胺”及“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呈陽性反應。從原審法院認定之證事實中沒有證明其持有毒品除純粹吸食外，將毒品提供或出售予他人圖利之用，因此，上訴人A可以而且應該受到第11條「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判處，並處以4年的徒刑。
然而，我們認為，改判上訴人A觸犯1項上述法律第11條之「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是毫無道理的。
在此我們必須一再強調，第17/2009號法律無論第8條第1款「販毒罪」或及第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是未經許可而送贈、提供、保管、收藏、分發、讓與、購買或以任何方式收受、運載、進口、出口、促成轉載或不法持有有關毒品等行為，當中任一行為均已足以構成販毒之罪行，並沒有要求必須準備出售、出售圖利，才會構成上述的犯罪行為。
而眾所周知，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之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中載有16種最經常吸食的毒品之“每日用量參考表”是根據醫學技術的意見、臨床數據以及從吸食者得出可靠資料等，從而法定出每日參考用量的；另外，法律亦規定以5日之毒品日用量為界限，作為區分同一法律第8條之「販毒罪」及第11條「較輕販毒罪」定罪之核心標準。根據合法性原則，這法定標準是絕對不能輕易被打破的。
的確，正如上訴人A所主張從已證事實中沒有證實上訴人A持有毒品除純粹作個人吸食外有其他目的，因此，問題關鍵就在於現行法律是否規定必須取得充分證據證明行為人持有毒品，除供個人吸食外還有其他目的，尤其是將毒品提供、讓與甚至出售他人之事實時，方能以「販毒罪」對行為人論罪。
第10/2016號法律修改了原來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下稱「吸毒罪」）的條文規定及調整了第8條「販毒罪」規定的行文，一難發現這樣修改及調整，改變了一直以來「吸毒罪」沒有規範行為人所持有的毒品數量，並因而新增及引入吸食毒品數量的限制。
換言之，即使行為人“純粹為供個人吸食（第14條第1款）”，只要“持有超過5天法定參考用量（第14條第1款）”，則以「販毒罪」（視乎情況，適用第7條、第8條或第11條的規定）論處。也就是說，行為人為吸食而持有超出一定數量毒品，不問其除吸食外有否其他目的，尤其無需證明行為人是否有將毒品提供、讓與甚至出售他人等販毒行為，就視為「販毒罪」。立法者此舉正正就是為著打擊行為人因超量持有毒品而主張供個人吸食之用從而逃避以「販毒罪」被起訴的情況。
再者，在本具體案件中，從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的已證事實以及定罪依據已經清楚顯示，治安警員在上訴人A身上及住所內發現的物質所含的“氯胺酮”及“二甲(甲烯二氧)苯丙胺”成分純淨重分別為32.554克及2.36克，依據第17/2009號法律所規定的參考用量，“氯胺酮”的日參考用量為0.6克，5天的參考用量為3克，而“二甲(甲烯二氧)苯丙胺”的日參考用量為0.15克，5天的參考用量為0.75克。換言之，上訴人A持有“氯胺酮”的份量超過53天的參考用量，而持有“二甲(甲烯二氧)苯丙胺”的份量超過15天的參考用量。
可見，上訴人持有的毒品份量均已遠遠超過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第2款所規定的較輕的份量，此等數量已排除把彼等上訴人已被原審判處罪成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指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改判為同一法律第11條第1款所指的「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的可能心性，在此，精準地調查彼等用作吸食或販賣的毒品數量更屬無意義之舉。
試想倘上述用量的毒品用5日服食完畢，這將會對身體健康造成怎樣可怕的後果？這完全是存在致命的可能性！倘若原審法院認定這樣的事實而適用法律，才是真正的不合理及不合法。
因此，我們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是正確的，尤其完全無違反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之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第8條，第11條之規定。
2.關於第6/2004號法律第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及違反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強調其無意圖就身份資料作虛假聲明。從警方在上訴人住所內搜出他的護照一刻開始其身份已被認出，其嗣後作出之任何隱瞞詭計行為都是無用的。其在開始對其住所進行搜索之前及之後，以相同方式簽署了搜索聲明書（住所搜索前同意見第11頁及搜索後通知見第11頁背面）。在填寫第11頁的資料時是在發現護照之前，理應無需做甚麼以隱瞞他的身份。此外，從分析卷宗第11頁及第11頁背面，可得出簽名完全相似且實際上是一致的，形狀或樣式上沒有重大差異。經歷格評估上訴人所簽署之文件，不能清晰地以法律安定性去解讀上訴人到底是怎樣簽其名字的，那到底用了“C”或“B”字。
上訴人A又表示，警方當時對嫌犯的簽名起了懷疑，當刻就應該要求上訴人以正楷書寫清楚他的名字。因此，上訴人A認為，其不能被判處觸犯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也從來未觸犯過。基於此，從而指責原審法院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亦違反了8月2日第6/2004號法律第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4月3日在第602/2011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首先，必須指出，法官賴以形成心證的判決基礎是客觀綜合分析所有書證、聲明及證言來作出事實的認定的（見卷宗第366頁）。
另外，案中書證顯示了以下事實：
- 2017年3月29日21時，上訴人A因褲袋內收藏有毒品被拘捕，隨即被帶到治安警察局第三警司處接受調查，期間，上訴人A在填報身份資料時，親自填寫了其姓名為“A”，並自稱“非法入境者”，拒絕交代住處，訛稱入住了酒店房間（見扣押品5及卷宗第40頁的“身份資料聲明書”）；
- 期後，警方發現上訴人A在2017年3月29日約19時，在倫特泰特大馬路凱旋門大廈出入，上訴人才承認其居住於上述大廈37樓F座；
- 2017年3月30日9時45分，警方到上訴人A上述住所搜索，在其房間內搜出載有姓名為“A”的護照（見卷見第2頁背頁第22行及第23行、第7頁）；
- 隨後，同日，在治安警察局第三警司處，上訴人A在填報身份資料時，親自填寫了另一與護照上相同的姓名“A”（見卷見第6頁的“身份資料聲明書”）。
如此一來，在卷宗第11頁及其背頁，在2017年3月30日9時45分至10時45分，警方對上訴人A住所進行搜索之前及之後，上訴人A填寫他的中文名字並簽署，跟搜出已失效的護照是否一致，已經毫不重要，這只能更加說明，在一天前，即2017年3月29日，在發現護照之前，上訴人A的確在“身份資料聲明書”填寫了他的姓名為“D”。
我們非常同意上訴人A所言，在2017年3月30日於住所搜出其護照一刻起其身份已被認出，其嗣後作出之任何隱瞞詭計行為都是無用的；相反，在2017年3月29日發現護照之前，其身份尚未被認出，上訴人A虛報姓名才能起到擾亂警方的監控及調查的作用，而本案，正正就是如此發生。
在本個案中，我們認為所應當關心的並不是其所聲明名字與其實際的名字只一之差，而是上訴人A作出身份聲明時明知其所填報的名字並非真實而為之。因為，作為識別身份重要資料，即使僅一字之差實足以誤導治安當局，妨礙當局有效地對非法移民進行監察。
這樣，上訴人A在填報身份資料時，兩天內所聲明了兩個不同的名字“D”及“A”，後者是在他住所內搜出的護照（已失效）上所載的姓名（詳見卷宗第7頁），結合太陽城貴賓會回覆的護照副本上所載有的名字（詳見卷宗第354頁），我們發現，“A”此姓名不僅是發現護照後的時間點才填上的，而且是上訴人A的實際名字；而這個客觀事實，上訴人在主觀上是毫無疑問地完全知道的。
毫無疑問地，上訴人A的主觀犯罪故意是無論如何都存在的。
另外，在客觀構成要件上，我們不明白為何上訴人A執著於簽名的樣式是否相同，「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此罪行所處罰的是填報虛假的身份資料，即使簽名之樣式一樣，但行為人親自填寫虛假身份資料的行為就是該罪所要懲處的行為，難道上訴人A可以主張填報虛假身份資料但簽名一樣便不構成犯罪了嗎？
顯然地，上訴人A在2017年3月29日及3月30日分別先後在兩份“身份資料聲明書”上親筆填寫了兩個，一個虛假及一個實際的姓名，這是不爭的事實。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認定上訴人A在主觀及客觀上實施了有關犯罪行為的事實，完全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
可以總結，上訴人A指責初級法院裁判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因而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理由完全不能成立的。
3.關於《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違反
在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中，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在確定刑罰方面偏高，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沒有充分考慮案中毒品是自用，於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上訴人出賣毒品而持有該毒品，也表明不了案中扣押錢款來自銷售所得，雖然引致了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之加重情節，其適當的刑罰應處最少之6年6個月徒刑。
上訴人A又稱，關於「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考慮到初犯和全面招認，被處以的刑罰應得到更大的惠及，應被判處100日的罰金。針對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應判處6年6個月的徒刑，以及不法吸食麻醉藥品所引致的100日罰金，經數罰併罰後，上訴人合共判處6年6個月之徒之單一徒刑及罰金。基於此，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的這部分違反了《刑法典》第65條第1款和第2款a、b、d項之規定。
首先，在本案中，就量刑方面，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已經全面考慮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詳見卷宗第366背頁至第367頁），尤其依據《刑法典》第64條之規定，就「吸毒罪」之刑罰不採用罰金而選擇徒刑給足了理據。
另外，治安警員在上訴人A身上及住所內發現的物質所含的“氯胺酮”及“二甲（甲烯二氧）苯丙胺”成份純淨重分別為32.554克及2.36克，依據第17/2009號法律所規定的參考用量，上訴人A持有“氯胺酮”的份量超過53天的參考用量，而持有“二甲（甲烯二氧）苯丙胺”的份量超過15天的參考用量。
已證事實亦顯示，被上訴的合議庭認定，上訴人A是在清楚了解有關毒品之性質及特徵的情況下自由、自願及有意識地故意實施有關犯罪行為，可見其法律意識薄弱，守法能力低下，特別預防的要求較高。
而事實上，上訴人A所實施的犯罪行為不單止是本澳，更是全球致力打擊的犯罪行為，其性質、不法性及後果相當嚴重，毒品活動對於吸毒者的個人健康乃至公共健康及社會安寧均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此外，從事跟毒品有關的行為在澳門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十分嚴重，眾所周知，於2016年12月28日公佈之第10/2016號法律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作出了修改，將所規定及處罰之「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可處罰刑幅增加為5年至15年徒刑，可見立法者對於打擊毒品犯罪的決心有增無減，一般預防的要求極高。
就過錯而言，上訴人A雖為初犯，否認實施販毒事實，雖承認吸毒的事實，但鑑於檢驗報告已證實其曾吸毒，乃屬無可抵賴的行為，其自認價值不高，且其為非本澳居民，以旅客身份進入澳門實施本案所針對之犯罪行為，其故意程度亦高。
被上訴的合議庭在綜合考慮犯罪預防（無論是特別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需要及上訴人A的罪過程度，在「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5年至15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結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之加重情節，決定判處上訴人A 7年9個月的徒刑，我們認為這刑罰幅度並不為過；被上訴法院判處上訴人A以實質競合的方式觸犯1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1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結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之加重情節）及1項「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三罪競合，最終判處8年3個月徒刑並無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因此，我們認為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此部份量刑上並無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
綜上所述，應裁定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應予駁回。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 2016年12月某日，嫌犯A在一名身份不明男子的協助下，從中國內地乘船在不經過中國及澳門出入境檢查站下進入澳門，為此，嫌犯向該名男子支付了港幣陸仟圓（HKD6,000.00）的費用。
- 2017年3月29日晚上約9時，嫌犯在XX街XX火煱附近被治安警員截查。當時，治安警員在嫌犯身穿的長褲右前方褲袋內搜獲一個印有「XX潤喉糖」字樣的圓形鐵盒，該鐵盒內藏有兩包以紅色邊透明膠袋盛載的白色粉末、兩包以印有「XX」字樣的密封錫紙袋盛載的淺黃色粉末，以及兩包以底面各印有「XX」及「XX」字樣的密封錫紙袋盛載的淺黃色粉末。（詳見卷宗第12頁的扣押筆錄）
- 化驗結果顯示，上述兩包紅色邊透明膠袋內的白色粉末含有經第4/2014號法律及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C所管制的氯胺胴成份，淨重為22.43克，經定量分析，氯胺酮百分含量為85.3%，含量為19.1克；上述兩包印有「靈芝」字樣的密封錫紙袋內的淺黃色粉末含有同一法律表二A所管制的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同一法律表四所管制的硝甲西泮及同一法律表五所管制的3,4-亞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成份，淨量為3.558克，經定量分析，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百分含量為35.9%，含量為1.28克；上述兩包底面印有「XX」及「XX」字樣的密封錫紙袋內的淺黃色粉末同樣含有同一法律表二A所管制的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同一法律表四所管制的硝甲西泮及同一法律表五所管制的-3,4-亞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成份，淨量為3.089克，經定量分析，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百分含量為35.1%，含量為1.08克；上述印有「XX潤喉糖」的圓形鐵盒內沾有同一法律附表二C所管制的氯胺酮痕跡。（詳見卷宗第124至132頁的鑑定報告）
- 其後，治安警員將嫌犯帶返治安警察局調查。調查期間，嫌犯向治安警察局申報其姓名為D。（上述身份資料聲明書已扣押在案，見卷宗第39頁至40頁）
- 嫌犯清楚知道其向治安警察局申報的名字不是其真實的名字。
- 調查期間，治安警員在嫌犯身上搜獲現金港幣玖仟玖佰貳拾圓 （HKD9,920.00）及一部手提電話。（詳見卷宗第19頁的扣押筆錄）
- 同日晚上10時30分，治安警員將嫌犯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進行藥物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嫌犯的尿液對經第4/2014號法律及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C所管制的氯胺酮、附表二B所管制的甲基苯丙胺及附表二A所管制的二甲 (甲烯二氧)苯乙胺測試呈陽性反應。（詳見卷宗第48頁之報到憑單）
- 嫌犯在被治安警員截獲前的數天曾在澳門某處吸食含氯胺酮、甲基苯丙胺及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的物質。
- 其後，治安警員將嫌犯帶返其位於澳門XX大馬路XX XX樓XX室的住所進行調查，並在上述單位中由嫌犯入住的房間的梳妝檯抽屜內搜獲一個牌子為XX的膠瓶，該膠瓶內裝有白色粉末，一包以紅色邊透明膠袋盛載的白色粉末，以及一個牌子為XX的煙盒，該煙盒內裝有五支香煙及四支手捲煙；在該房間的床頭櫃第一格抽屜內搜獲現金港幣貳萬圓（HKD20,000.00）、三部手提電話及嫌犯的中國內地護照。（詳見卷宗第25及29頁的扣押筆錄及卷宗第61至64頁的圖片）
- 化驗結果顯示，上述一個牌子為XX的膠瓶內的白色粉末含有經第4/2014號法律及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C所管制的氯胺酮成份，淨量為15.649克，經定量分析，氯胺酮百分含量為84.2%，含量為13.2克；上述紅色邊透明膠袋內的白色粉末同樣含有氯胺酮成份，淨量為13.2克；上述紅色邊透明膠袋內的白色粉末同樣含有氯胺酮成份，淨量為0.299克，經定量分析，氯胺酮百分含量為85.1%，含量為0.254克；上述煙盒內的其中兩支手捲煙含有同一法律附表一C所管制的大麻成份，淨量為1.055克。（詳見卷宗第124至132頁的鑑定報告）
- 上述從嫌犯身上及在嫌犯位於澳門XX大馬路XX XX樓XX室的住所內搜獲的受法律管制物質是嫌犯從身份不明人士處取得的，其取得上述受法律管制物質的目的，是將之作其個人吸食。
- 治安警員發現嫌犯早前在治安警察局內填寫身份資料聲明書時所申報的名字與在上述單位內搜獲的中國內地護照上所載的名字不符，於是向嫌犯進行查問。此時，嫌犯才向治安警察局申報其真實姓名為A。（詳見卷宗第6頁）
- 嫌犯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的。
- 嫌犯明知上述在其身上及住所內搜獲的物質受法律所管制，但仍取得及持有之，目的是將之作其個人吸食，即使扣除現行法律就上述毒品所規定的5日吸食量後，嫌犯所持有的氯胺酮及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份量（皆為經定量分析後的淨量）仍分別超出該類毒品的5日用量。
- 嫌犯明知其所吸食的物質受法律管制，但仍吸食之。
- 嫌犯知道自己處於非法入境的狀態，但為著隱瞞其真實身份，向執法當局提供上述的虛假身份資料，意圖誤導澳門特區執法當局，以妨礙本澳關於打擊非法入境的法律的效力。
- 嫌犯的上述行為未獲的任何法律許可。
- 嫌犯明知澳門法律禁止和處罰上述行為。
- 嫌犯在作出上述行為時處於非法入境狀態。
- 嫌犯聲稱來澳的目的是從事沓碼工作，嫌犯在本澳多個貴賓會有開設信貸及存款戶口。
- 嫌犯在XX集團內曾有不少於256萬元的款項。
- 此外，還查明：
- 嫌犯A表示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商人，年收入為人民幣100多萬元，與同為商人的妻子育有兩名子女。
-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嫌犯屬於初犯。
未能證明的事實：
- 嫌犯準備將案中所扣押的毒品大部分出售予他人。
- 從嫌犯身上及在嫌犯住所內所搜獲的現金全部是嫌犯實施上述毒品活動的所得。
- 控訴書及答辯狀中與上述己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三、法律部份
本程序為嫌犯不服原審法院的有罪判決而提起上訴。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
- 原審法院對上訴人以第8條「販毒罪」作出懲處，所依賴的事實僅僅是根據其持有之毒品數量超過“每日用量參考表”所規定每日限制5倍的情況，這是遠離了第11條的法定要件。因為，毒品的數量只是第11條考慮的因素之一，並非唯一因素，尤其不意味著任何情況下必不可超過這個五倍的“限制”。上訴人承認是吸毒者，而且據卷宗第45頁及第48頁的檢驗結果，上訴人當時對“氯胺酮”、“甲基苯丙胺”及“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呈陽性反應。從原審法院認定的證事實中沒有證明其持有毒品除純粹吸食外，將毒品提供或出售予他人圖利之用，因此，上訴人A可以而且應該受到第11條「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判處。
- 上訴人強調其無意圖就身份資料作虛假聲明，因為，一方面，從警方在上訴人住所內搜出他的護照一刻開始其身份已被認出，其嗣後作出之任何隱瞞詭計行為都是無用的；另一方面，其在開始對其住所進行搜索之前及之後，以相同方式簽署了搜索聲明書（住所搜索前同意見第11頁及搜索後通知見第11頁背面）。在填寫第11頁的資料時是在發現護照之前，理應無需做甚麼以隱瞞他的身份，而從分析卷宗第11頁及第11頁背面，可得出簽名完全相似且實際上是一致的，形狀或樣式上沒有重大差異，即使經嚴格評估上訴人所簽署之文件，不能清晰地以法律安定性去解讀上訴人到底是怎樣簽其名字的，那到底用了“C”或“B”字。因此，被上訴裁判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因而應開釋上訴人「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
- 在量刑方面，原審法院一方面沒有充分考慮案中毒品是自用，於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上訴人出賣毒品而持有該毒品，也表明不了案中扣押錢款來自銷售所得，雖然引致了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的加重情節，其適當的刑罰應處最少之6年6個月徒刑；另一方面，關於「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考慮到初犯和全面招認，被處以的刑罰應得到更大的惠及，應被判處100日的罰金。因此，上訴人合共被判處6年6個月徒刑的單一徒刑及罰金量刑過重。
我們看看。
1、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
我們知道，在第10/2016號法律修改之前的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中，除了保留一直以來的反毒品犯罪法中根據醫學技術的意見、臨床數據以及從吸食者得出可靠資料而確定了最經常吸食的毒品的“每日用量參考表”，亦規定以5日的毒品日用量為界限，作為區分同一法律第8條的「販毒罪」及第11條「較輕販毒罪」定罪的核心標準外，一直維持著作為被懲罰的吸食毒品的行為沒有確定任何的限量標準，因為，不屬於自己吸食的毒品才作為販毒罪予以懲罰。
如果上訴人的行為實施只是仍然生效著上述的法律，那麼其所主張的從已證事實中沒有證實上訴人A持有毒品除純粹作個人吸食外有其他目的，尤其是將毒品提供、讓與甚至出售他人的事實時，就無法以「販毒罪」對其論罪。
事與願違，上訴人實施本案犯罪行為之時，已經生效了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經過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的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下稱「吸毒罪」）的條文規定及調整了第8條「販毒罪」規定的行文，不難發現這樣修改及調整，改變了一直以來「吸毒罪」沒有規範行為人所持有的毒品數量，並因而新增及引入吸食毒品數量的限制。
換言之，即使行為人“純粹為供個人吸食（第14條第1款）”，只要“持有超過5天法定參考用量（第14條第1款）”，則以「販毒罪」（視乎情況，適用第7條、第8條或第11條的規定）論處。也就是說，行為人為吸食而持有超出一定數量毒品，不問其除吸食外有否其他目的，尤其無需證明行為人是否有將毒品提供、讓與甚至出售他人等販毒行為，就視為「販毒罪」。立法者此舉正正就是為著打擊行為人因超量持有毒品而主張供個人吸食之用從而逃避以「販毒罪」被起訴的情況。
再者，在本具體案件中，從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的已證事實以及定罪依據已經清楚顯示，治安警員在上訴人A身上及住所內發現的物質所含的“氯胺酮”及“二甲(甲烯二氧)苯丙胺”成分純淨重分別為32.554克及2.36克，依據第17/2009號法律所規定的參考用量，“氯胺酮”的日參考用量為0.6克，5天的參考用量為3克，而“二甲(甲烯二氧)苯丙胺”的日參考用量為0.15克，5天的參考用量為0.75克。換言之，上訴人A持有“氯胺酮”的份量超過53天的參考用量，而持有“二甲(甲烯二氧)苯丙胺”的份量超過15天的參考用量。
可見，上訴人持有的毒品份量均已遠遠超過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第2款所規定的較輕的份量，此等數量已排除把彼等上訴人已被原審判處罪成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指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改判為同一法律第11條第1款所指的「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的可能性，在此，精準地調查彼等用作吸食或販賣的毒品數量更屬無意義之舉。
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2、關於身份資料作虛假聲明罪方面的決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3
原審法院認定了以下的事實：
- 2017年3月29日21時，上訴人A因褲袋內收藏有毒品被拘捕，隨即被帶到治安警察局第三警司處接受調查，期間，上訴人A在填報身份資料時，親自填寫了其姓名為“D”，並自稱“非法入境者”，拒絕交代住處，訛稱入住了酒店房間（見扣押品5及卷宗第40頁的“身份資料聲明書”）；
- 期後，警方發現上訴人A在2017年3月29日約19時，在XX大馬路XX大廈出入，上訴人才承認其居住於上述大廈XX樓XX座；
- 2017年3月30日9時45分，警方到上訴人A上述住所搜索，在其房間內搜出載有姓名為“A”的護照（見卷見第2頁背頁第22行及第23行、第7頁）；
- 隨後，同日，在治安警察局第三警司處，上訴人A在填報身份資料時，親自填寫了另一與護照上相同的姓名“A”（見卷見第6頁的“身份資料聲明書”）。
- 治安警員發現嫌犯早前在治安警察局內填寫身份資料聲明書時所申報的名字與在上述單位內搜獲的中國內地護照上所載的名字不符，於是向嫌犯進行查問。此時，嫌犯才向治安警察局申報其真實姓名為A。
但是，只要我們稍為看看上訴人兩次所填寫的身分資料聲明，上訴人第一次聲明填寫名字的時候，用的是草書風格所寫的“B”字，雖然，這種在填寫身分資料而非簽名的時候的使用非一般人能夠讀取的書寫風格的行為不可取（如果接受文件的公務員不能閱讀所填寫的文字，應該即刻令其糾正，而不是草率將人歸罪），但是，上訴人一直都是正確聲明自己的名字為“A”，無論怎樣，上訴人所書寫的“B”字絕對不能被讀成“C”，那麼，原審法院所認定的這部分的事實明顯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錯誤。
由於這僅僅涉及文件證據的審查，無需經過庭審進行證據的審查，我們已經足以認定上訴人並不存在作出虛假聲明的故意的事實，並因此而作出決定。
基於此，應該認定原審法院就對上訴人控告其觸犯作身分資料的虛假聲明的罪名部分的事實為沒有得到證實，並開釋上訴人被控告的這項罪名。
上訴人的這部分上訴理由成立。
3、量刑過重
我們一直認為，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在法定刑幅內具有自由裁量的空間，上級法院只有在原審法院的量刑罪刑不符或者刑罰明顯不當的情況才有介入的空間。
就量刑方面，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已經全面考慮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面對治安警員在上訴人A身上及住所內發現的物質所含的“氯胺酮”及“二甲（甲烯二氧）苯丙胺”成份純淨重分別為32.554克及2.36克，其份量分別超過53和15天的參考用量的事實。
上訴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不單止是本澳，更是全球致力打擊的犯罪行為，其性質、不法性及後果相當嚴重，毒品活動對於吸毒者的個人健康乃至公共健康及社會安寧均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從事跟毒品有關的行為在澳門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十分嚴重，眾所周知，於2016年12月28日公佈之第10/2016號法律對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作出了修改，將所規定及處罰之「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可處罰刑幅增加為5年至15年徒刑，可見立法者對於打擊毒品犯罪的決心有增無減，一般預防的要求極高。
就過錯而言，上訴人雖為初犯，但否認實施犯罪事實，且其為非本澳居民，以旅客身份進入澳門實施本案所針對之犯罪行為，其故意程度亦高，所顯示的懲罰要求甚高。
基于此，原審法院在「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5年至15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決定判處上訴人7年9個月的徒刑，並不為過。
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最後，基於上述的改判，在開釋對上訴人所判處的有關身分資料的虛假聲明罪的情況下，對上訴人所判處的兩項罪名（1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1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結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之加重情節），兩罪並罰，即使考量上訴人承認吸毒罪的事實，我們認為判處上訴人8年徒刑比較合適。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開釋上訴人被判處的第6/2004號法律第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在維持對上訴人所判處的兩項罪名（1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1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結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之加重情節）的單罪刑罰的情況下，兩罪並罰，判處上訴人8年徒刑。
判處上訴人繳付5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訴訟費用。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8年7月19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osé Maria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
1 可參見檢察院於卷宗第248頁所作的修正建議及持案法官於第248頁背頁所作出的批示。
2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previsto no artigo 8º da Lei nº 17/2009 visa punir o verdadeiro e nefasto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onde a venda é movida pelo lucro.
2. Para situações de menor gravidade, de menor ilicitude, e de menor quantidade, o legislador desenhou o tipo-de-ilícito-penal de produção e tráfico de menor quantidade no artigo 11º da mesma lei.
3. No caso “sub judice”, e de acordo com o acórdão recorrido, o Tribunal “a quo” reconhece que não tem em mã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bastantes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e que a droga encontrada se destinava na sua maioria para venda a terceiros, e nem tão pouco logrou prova bastante para convencer-se de que o dinheiro apreendido fosse lucro proveniente de tráfico de droga.
4. O Tribunal “a quo” em sua decisão recorrida serve-se do fundamento de que de como a quantidade de droga encontrada ultrapassa em 5 vezes os limites diários fixados no “Mapa da quantidade de referência de uso diário”, logo, é de afastar a previsão do artigo 11º, indo punir o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consagrado no artigo 8º nº 1 da Lei nº 17/2009.
5. Nos termos da lei, um dos factores a ter em conta é o da quantidade de droga não exceder cinco vezes a quantidade constante do mapa da quantidade de referência de uso diário. Mas esses é apenas “um dos factores” a ter em conta. Não significa que em caso algum poderá ser excedido esse “limite” de 5 vezes, impreterivelmente.
6. Pelo que, poderia e deveria o recorrente ter sido punido pelo crime de produção e tráfico de menor quantidade, ppp artigo 11º nºs 1 e 2 da Lei Nº17/2009, na pena de 4 anos de prisão Agindo diversamente, 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ou a lei, a norma incriminadora constante do artigo 11º da Lei nº 17/2009.
Por outro lado,
7. O recorrente sempre negou que tenha cometido o crime de falsas declarações sobre a identidade,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19º nº 1 da Lei Nº 6/2004, de 2 de Agosto.
8. O Tribunal “a quo” em seu acórdão recorrido nessa parte labutou em manifesto erro, errando notoriamente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e aliás inexiste. E nem se diga que estejamos a discordar da decisão desafiando a prerrogativa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Não, a prova documental e tabulada está nos próprios autos. O acórdão recorrido falhou no alvo, pois a prova da sua inocência está patente nos autos.
9. Para avaliar se o recorrente algo fez, e quando o fez, para ocultar a sua verdadeira identidade, mister é que se apure o momento a partir do qual tal ocultação seria incapaz ou irrelevante.
10. Da leitura dos autos, conclui-se que é partir do momento em que a polícia encontra o seu passaporte no interior do apartamento do recorrente qua a sua identidade é conhecida, e supervenientemente inútil qualquer manobra de ocultação.
11. O arguido deu o seu consentimento escrito prévio à realização da busca em sua residência pelas 09h45m da manhã do dia 30/03/2017. Tal declaração escrita consta de fls 11 dos autos.
12. E, concluída a busca, o recorrente assinou no verso da fls. 11 a declaração de que concluída a busca nada foi danificado ou desaparecido – lavrada em 10h45m da manhã desse mesmo dia 30/03/2017.
13. Ou seja, antes de iniciar a sua busca residencial, a fls. 11, preencheu e assinou o seu nome de forma correcta, com os caracteres chineses correctos.
14. Se preencheu correctamente a fls 11 em momento anterior à descoberta do seu passaporte, nada mais fez para ocultar a sua identidade.
15. As demais conclusões a que se chegou o acórdão recorrido, nomeadamente de que silenciou quando deveria ter protestado o erro de grafia no preenchimento do ficha de impressões dactiloscópicas não serve, é temporalmente irrelevante, e encontra-se diametralmente oposta à lógica das coisas emergentes do documento de fls. 11, e 11-verso.
16. Ademais, uma leitura atenta aos nomes e assinaturas lavradas pelo arguido ao longo dos documentos referidos no supra ponto 24 do recurso e que aqui se dá por reproduzido permite concluir com facilidade que as assinaturas são todas elas semelhantes e praticamente uniformes, sem grandes discrepâncias quer na forma quer no estilo.
17. E, efectivamente, uma avaliação estritamente ocular às assinaturas feitas pelo artigo nesses documentos não é permite, com segurança jurídica, decifrar claramente qual o radical utilizado pelo arguido na assinatura do seu caractere nome, sendo muitíssimo difícil decifrar se, de facto, usou o caractere com o radical “C” ou se usou o caractere com o radical “B”.
18. Ademais, bem feitas as coisas policialmente, se aa policia tivesse dúvidas na altura sobre o caractere em causa, devia naquele mesmo momento ter pedido ao arguido para que escrevesse o caractere do seu nome de forma legível ou “正諧”.
19. Conclusão: já antes da descoberta do seu passaporte (momento a partir da qual a sua verdadeira identidade não mais pôde ser ocultada), o arguido usou o seu verdadeiro nome com o radical correcto no preenchimento e assinatura da declaração de fls. 11 e fls 11 verso.
20. Razão pela qual não pode o recorrente ser condenado pelo crime de falsas declarações sobre a identidade que jamais cometera. Agindo diversament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sa parte, encontra-se eivado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c)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uja arguição aqui se lavra.
21. E, concomitantemente, e pelo mesmos argumentos, 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sa parte, violou a lei, a norma jurídica constante do artigo 19º nº 1 da Lei nº 6/2004, de 2 de Agosto.
22. Considerando que a droga se destinava ao consumo próprio e que inexistem provas de que a droga se destinava maritalmente para venda a terceiros e de que o dinheiro era proveniente de venda, mesmo com a agravante acrescida e resultante do artigo 22º da Lei nº 6/2004, a pena adequada deveria situar-se no mínimo legal, 6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23. No que diz respeito a esse crime de consum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considerando a primo-delinquência e a sua confissão integral, a pena a aplicar merecia maior benevolência, indo a ser condenado na pena de multa de 100 dias.
24. Tendo em conta a pena parcelar de 6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pelo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e a pena de multa de 100 dias pelo crime de consumo ilícito que o recorrente pugna por legais e adequadas, operando-se o cúmulo jurídico, deveria o recorrente ter sido condenado na pena única de 6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e multa.
25. Agindo diversament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sas partes, violou a lei, as normas constantes do artigo 65º nºs 1 e 2, alíneas a), b) e d)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Nestes termos, nos melhores de Direito, com o sempre mui douto suprimento de V. Excia.,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admitido, e a final ser julgado procedente por provado, e em consequência:
a) Ser o recorrente absolvido, por inocência, do imputado crime de falsas declarações sobre a identidade, pp pelo artigo 19º nº 1 da Lei nº 6/2004; e,
b) Operando-se a convolação, ser o recorrente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e 1 crime de produção e tráfico de menor quantidade na pena de 4 anos de prisão; ou, se assim não fôr entendido,
c) Ser o recorrente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na pena parcelar de 6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e na pena de multa de 100 dias pelo crime de consum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d) Ser o recorrente condenando, em cúmulo, na pena única de 6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e multa.
3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4月3日在第602/2011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
------------------------------------------------------------
---------------
------------------------------------------------------------
1
TSI-426/2018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