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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案第332/2018號
日期:2018年7月26日

主題: - 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
- 自由心證
  - 巴士的輪距差





摘 要

1.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的獲證明的事實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我們一直認為只有在遺漏審理訴訟標的之事實時,尤其是在所認定的事實存在漏洞而無法進行法律適用的情況下,方沾有此瑕疵。這種瑕疵並不是指法院所認定的事實缺乏任何可以歸罪的要件,也不同於認定事實所基於的證據不足。
2. 事實審理的自由心證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而法官,在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審理證據的自由時,需要遵循法律對此自由附加的證據原則和客觀標準,遵守一般的生活經驗法則的義務。只有這樣,上訴法院才可能對是否存在事實審理的無效情況作出審理。
3. 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肇事巴士在直行過程中發生交通意外以及沒有視角差的問題的情況下,卻發生了受害人右腳捲入車底被車輪輾過的結果,這個結論讓然無法從正常的邏輯去解釋,明顯在審理證據方面存在錯誤。
裁判書製作人
蔡武彬


上訴案第332/2018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刑事起訴法庭起訴嫌犯B為直接正犯,其以既遂行為的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配合一法典第138條b項及第3/2007號--《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過失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並應依據《道路交通法》第94條(一)項之規定,科處嫌犯禁止駕駛之附加刑,請求初級法院以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被害人A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請求狀及追加請求狀載於卷宗第129頁至第134頁及第27頁至第275頁,為著適當的法律效力,其理據在此視為全部轉錄),要求判令保險公司支付其損害賠償,總額為澳門幣1,781.303元,其中包括:
- 澳門幣181,303元財產性損害賠償;
- 澳門幣1,600,000元非財產性精神損害賠償;
- 自2016年8月4日後的工人薪金及將來更換義肢之費用,自執行判決時方作結算。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3-16-0344-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 嫌犯B被控告為直接正犯,其以既遂行為的方式觸犯由澳門《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配合一法典第138條b項及第3/2007號--《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罪名不成立。
- 合議庭裁定民事賠償請求重要訴訟事實不獲證明屬實、訴訟理由不成立,判決如下:
駁回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人之訴訟請求。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人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
關於在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
1. 在保持應有的尊重下,在原審法院獲證事實第五條事實中,尤其關於上訴人主動撞向巴士車身後門門框的認定,上訴人不能認同,並認為出現了上述審查證據有明顯錯誤的瑕疵。
2. 首先,根據被上訴判決認定獲證的民事請求狀的事實內容(載於被上訴判決第6頁至第10頁)顯示,上訴人在本案意外發生前,上訴人身體健康,能夠獨力照顧丈夫生活,且有良好的家庭背景(載於被上訴判決第9頁)。
3. 而原審法院的上述刑事部份獲證事實第五條事實之認定,以及被上訴判決第14頁至第15頁之理由陳述,基本上等同認定上訴人作出的自行以血肉之軀撞向巴士的自殺行為。
4. 但從上述民事部份的獲證事實可知,上訴人當時身體健康,亦有健康美滿的家庭,上訴人經常乘坐巴士去山頂醫院照顧丈夫,且上訴人在庭審時亦能清楚對答,顯示其神志及視力均正常,無法令人相信上訴人會作出這樣等同自殺的行為。
5. 原審法院表示其認定是綜合本案各項證據而得出,從被上訴判決第15頁理由陳述第3段內容顯示,目擊證人C的聲明對原審法院作出之認定尤其重要。
6. 然而,上訴人認為,證人C的主觀聲明與本案之客觀證據有明顯矛盾,理由陳述如下:
7. 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人當時橫過行車道的目的為了去對面巴士站轉乘H1號巴士(載於被上訴判決第15頁之理由陳述)。
8. 同時原審法院認定本案碰撞不是在轉彎過程中發生(被上訴判決第14頁至第15頁),案發時巴士以每小時10公里行駛(被上訴判決第5頁,刑事部份獲證事實第4條),換言之,原審法院認為當時巴士是直線慢速行走;而疾步而行的上訴人打算斜線橫過車行道後,右邊身體與巴士後門門框相撞並倒地(被上訴判決第5頁,刑事部份獲證事實第5條)。(粗體及底線為上訴人所加)
9. 按證人C的聲明,以及原審法院的認定,上訴人撞向巴士的位置是巴士後門門框,從一般經驗法則可知,這是明顯不合理的,因為從涉案MP-XX-XX巴士的車型顯示,該巴士的後門門框近乎巴士整個車身的中間(載於卷宗第39頁至第41頁),常人倘若要繞過巴士後面橫過馬路,即使與巴士車身有碰撞,可能會撞到巴士車尾,但不可能會撞到巴士中間的位置。
10. 而且,上訴人案發時為70歲的老婦人,無法想像她以疾步衝撞巴士的中間位置,就這方面,原審法院表示的理由(被上訴判決第15頁之理由陳述,轉錄為:綜合本案所得之證據,依照經驗法則,當時,天雨路滑,被害人急於橫過車行道轉乘H1路車,在涉案巴士駛過班馬線後,被害人疾步斜向橫過馬路,其間因天雨路滑或其他原因去平衡,或是被害人精神恍惚沒有注意到巴士,或是其錯誤估計巴士車速而過度靠近巴士,導致被害人右後肩與巴士後門門框相撞。無論哪種原因,均是被害人在巴士車身中部進入行車道,其右肩和巴士後車門門框相撞,相撞點並不在斑馬線上。)令上訴人感到含糊不清及無法令人信服,因為這從邏輯及常理上均無法解釋為何一個為了從後繞過涉案巴士的正常人會自行撞到巴士中間的後門門框。(粗體及底線為上訴人所加)
11. 更何況,如按照原審法院的理解,倘若上訴人當時真的為了從繞過涉案巴士車尾,按常理,人是向前步行的,繞車尾時涉案巴士應在上訴人的左邊,故即使發生碰撞,也應該是上訴人的左邊身體被撞到而受傷、但根據上訴人的傷勢顯示,上訴人左邊身體未有傷勢,反而右邊身體受重傷(刑事部份獲證事實第六條)
12. 上訴人當時是右邊身體被撞而受傷,上訴人的傷勢是客觀存在的,顯示不論C的聲明,以及原審法院的認定,在邏輯上均不能解釋。
13. 再者,按原審法院的理解,案發時,上訴人的正面應面向巴士,但原審法院的上述理由陳述竟表示正面面向巴士的上訴人的右後肩被涉案巴士撞到,這一結論明顯違反常理。
14. 另外,即使上訴人是自行撞向涉案巴士車身,基於原審法院認為當時巴士車身是慢速行駛,即使上訴人的步速如何,根據物理法則,一開始上訴人已在涉案巴士車底範圍之外,上訴人撞向涉案巴士後會因反作用力向後退,故上訴人的右腳不可能會攝入巴士車底被車輪輾過。
15. 但是,上述原因都不能合理解釋為何會出現上訴人這樣的傷勢:
- 如因天雨路滑而滑倒或其他原因失去平衡並滑入涉案巴士車底,則上訴人的右肩不會受如此嚴重的傷勢,且目擊證人C指出上訴人是衝過來撞到巴士,而不是失去平衡(被上訴判決第12頁,但不代表上訴人認同目擊證人C之聲明);
- 如上訴人不是失衡而是直接撞到巴士,如上所述,會因反作用力向後退,上訴人的腳也會在涉案巴士之外,不會被車輪輾過。
16. 故此,原審法院的認定不能令人認同,因為假如認定上訴人直接撞向巴士,則不會出現上訴人於本案所受的傷勢。
17.證人C的聲明是原審法院作出上述事實認定的主要依據,然而,其聲明是主觀的,上訴人的傷勢是客觀的證據,當兩者出現明顯矛盾時,應當採納更為可信的客觀證據,而違反邏輯的主觀證據似乎不應獲得採納。
18. 原審法院 已證實上訴人右肩及右腿的傷勢是基於本案意外導致的,按邏輯而言,只有如控訴書所述,亦即基於嫌犯之過錯,其駕駛涉案巴士的左前車頭撞到上訴人的右邊身體,方能夠出現上訴人的傷勢,尤其是右後肩被撞傷至骨折。
19. 即使不能證實嫌犯之過錯,根據民法典第496條第1款及續後規定,仍須負上風險責任,因此應裁定民事被聲請人須支付相關民事損害賠償予上訴人。
20. 綜上所述,基於原審法院對獲證事實第五條之認定出現在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之瑕疵,應廢止被上訴判決,並裁定民事被聲請人支付上訴人MOP$1,781,303.00之損害賠償金額,又或宣告將來案件返還重審。
綜合所述,請求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並宣告:
- 廢止被上訴判決,判處裁定民事被聲請人須支付上訴人MOP$1,781,303.00之損害賠償金額;或
- 宣告將案件發回重審。

檢察院就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上訴人不認同判決書獲證明屬實的事實第五條,認為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2. 經過了審判聽證,原審法庭在客觀綜合分析嫌犯、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人(現時上訴人)及其他證人之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其他證據後,對控訴書所載的事實作出認定,最後認定屬實的是現時爭議之事實內容,載於判決書獲證明屬實的事實第五條;
3. “當嫌犯B駕駛上述巴士通過上述人行橫道之後,正在疾步而行的A進入車行道打算斜線橫過車行道,但A右邊身體與巴士車身後門門框相撞,A倒地,嫌犯B駕駛的巴士輾過A的右腳,嫌犯B聽到碰撞聲音後將巴士停下。”
4. 對於如何認定該等事實,原審法庭則在「事實之判斷」中作出詳盡闡述,載於判決書第11頁至第15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5. 案發當日,上訴人剛在22號線的巴士站下車,並走到22F號線的巴士候車區,準備到H1號線的巴士站候車區搭乘H1號線巴士到醫院看望丈夫。上訴人雙手拿著物品、彎著身體,並沒有走在其右方附近的人行橫道(斑馬線),正如證人C所描述,婆婆(被害人)斜斜的衝過來,撞到巴士後門門邊,撞到之後,證人及其他乘客同時大叫,巴士立即停了車。由於上訴人是斜行著過馬路(按行車方向由左至右),其右肩碰到巴士屬正常情況。正如該名證人所述,證人不明白婆婆(被害人)為何會衝過來,婆婆(被害人)撞到巴士後門,由此可見,一般常人不會作出上訴人當時的危險行為。但是,上訴人年逾70歲、在雨中急著過馬路,目的就是要搭乘H1號線巴士到醫院看望丈夫。上訴人因各種原因在越過車行道時未有注意路面情況,以致撞上巴士中段的車門,造成是次意外。
6. 在本案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X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對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1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
2016年4月8日,檢察院控告嫌犯B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配合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及第94條所規定及處罰之「過失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詳見卷宗第70頁至第70背頁)。
2016年6月21日,刑事起訴法庭起訴嫌犯B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配合一法典第138條C項,以及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及第94條(一)所規定及處罰之「過失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詳見卷宗第101頁至第105背頁)。
2018年1月10日,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宣告開釋嫌犯B,並駁回被害人/民事當事人A民事損害賠償之請求(詳見卷宗第346頁至第354頁背頁)。
2018年1月30日,被害人/民事當事人A不服上述合議庭裁判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詳見卷宗第346頁至第371頁背頁)。
2018年4月11日,初級法院法官接納上述由被害人/民事當事人A提出的上訴(詳見卷宗第394頁)。
儘管駐初級法院出席庭審的檢察官閣下就有關上訴涉及刑事部份作出了答覆(詳見卷宗第375頁至第377頁),但經仔細翻閱卷宗,被害人A在案中僅為民事當事人,由始至終不具有輔助人的身份,換言之,被害人A並無正當性就裁判刑事部份提出上訴。
當然,上訴人/民事當事人A之上訴涉及民事損害賠償部份仍具正當性提出,但鑒於有關上訴現在所針對的訴訟標的僅剩下民事事宜,根據經第9/2009號法律修改之第9/1999號法律的《司法組織綱要法》第56條、第60條及《民事訴訟法典》第59條之規定,事實上,檢察院就被害人/民事當事人A之上訴並無正當性發表意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 2015年9月1日約17時45分,嫌犯B駕駛一輛23號線的巴士(車牌MP-XX-XX)沿亞馬喇前地左車行道左轉駛往亞馬喇前地巴士總站內的車行道行駛。
- 當時下雨,路面濕滑,光線充足,交通流量暢通。
- 同時,A剛剛在22號線的巴士站(往友誼大馬路方向)下車並走到22F號線的巴士候車區。
- 此時,嫌犯B以約每小時10公里的速度駕駛上述巴士駛入22F號線的巴士候車區時,A雙手拿著物品,彎著身體並在沒有走在其右方附近的人行橫道(斑馬線)上的情況下往H1號線的巴士候車區方向橫過車行道。
- 當嫌犯B駕駛上述巴士通過上述人行橫道之後,正在疾步而行的A進入車行道打算斜線橫過車行道,但A右邊身體與巴士車身後門門框相撞,A倒地,嫌犯B駕駛的巴士輾過A的右腳,嫌犯B聽到碰撞聲音後將巴士停下。
- 上述碰撞直接及必然地導致A的右下肢開放性骨折,右肱骨頸骨折,令A需要接受右膝上截肢術,其傷勢需要6個月才能康復,並留有右下肢殘障的後遺症,對A的身體完整性造成嚴重傷害(為產生一切法律效果,分別載於卷宗第27頁及第55頁的醫療報告及臨床法醫學鑑定書的內容在此視作完全轉錄)。
- 上述傷患對A造成長期部份無能力為72%,其中右肩部為12%,右下肢膝上截肢為60%(為產生一切法律後果,卷宗第265頁的臨床醫學鑑定書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民事請求狀及民事答辦中,除了以上事實,下列對判決重要之事實獲證明屬實:
- 由於是次交通意外,被害人被送往仁伯爵醫院接受治療,住院接受右膝上截肢術及右肱骨骨折內固定術至2015年12月11日,之後接受門診複診。
- 被害人已支付的是次交通意外花費之醫療和藥物費用為MOP$58,373.00。
- 另外,被害人因詩詞交通意外亦纏身醫療費MOP$57,923.00,被害人尚未支付。
- 因是次意外,被害人右腳被截肢,因生活需要,購買了穿手拐杖一支,費用為MOP$180.00。
- 因生活所需,被害人在家中廁所安裝扶手,費用為MOP$800.00。
- 被害人購入輪椅一張,費用為MOP$1,680.00。
- 被害人購入助行架一部,費用為MOP$250.00。
- 被害人購入右足義肢一支,費用為MOP$96,000.00。
- 為著照顧身受重傷的被害人,於2016年2月5日,被害人透過其丈夫聘請了工人,合同期限為12個月,亦即至2017年2月4日,且不排除將來為照顧被害人而續約;工人月薪為MOP$3,600.00,假期補貼為每天MOP$120.00,至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即:2016年9月7日),共支付了工人薪金MOP$24,020.00。
- 被害人將需繼續聘請工人,所需時間尚未能確定。
- 案發當日,被害人於碰撞後隨即昏迷,翌日上午甦醒,護士告知其做了截肢手術,被害人才知悉自己永久失去了右腳,感到驚恐及不知如何生活下去。
- 被害人做了截肢手術後,至提起民事損害賠償(2016年9月7日)之時,一直受截肢所產生的痛楚及幻肢痛折磨,平日生活受到影響,情緒不穩定,容易哭泣,晚上難以入睡,即使入睡亦會痛醒,靠止痛藥及安眠藥來減輕痛楚及入睡。
- 被害人因接受截肢手術及右肱骨骨折內固定術,傷勢嚴重需休養,使被害人接受手術後25日期間在病床上不能下床,一切起居生活包括飲食排泄均須在床上解決(接受護士每日看護及丈夫定期照顧),這兩個月期間亦不能洗澡而只能定期抹身,每星期只能洗頭一次。
- 被害人習慣每天自理生活及清潔身體,因本案事故導致被害人25日無法自理的狀態,使被害人感到難堪及羞愧。
- 被害人因被截肢,即使能夠下床,到現在亦只能坐在輪椅靠他人推著出入,基本上無法獨自生活,被害人現年已屆71歲,使其擔憂自身晚年會如何渡過。
- 被害人除了因本案使右腳被截肢外,還因右肱骨頸骨折而須接受右肱骨骨折內固定術,此手術導致被害人的骨頭內安裝鋼板及8顆釘,使被害人右肩不可舉高或伸直,則會因有鋼板壓迫而感到疼痛。
- 被害人亦因疼痛,右手無法用力,一用力就會痛,睡覺時向右邊側睡也會痛,生活上大受影響,大多只能用左手,對作為習慣手為右手的被害人十分困擾。
- 被害人透過醫生知悉,因被害人年屆71歲,無法承受再開刀拿出鋼板及8顆釘之手術,故建議讓該鋼板及8顆釘留在體內,意味著被害人的餘生需要接受這些綱板及8顆釘所帶來的痛楚及困擾。
- 右腳及右肩的傷害對被害人均是永久性的,澳門社會工作局對被害人發出了殘疾評估登記證,殘疾類別為肢體殘疾(中度)
- 被害人因右腳截肢,為求康復,定期接受物理治療,將來須接受義肢矯治或使用拐扙,右腳截肢者,基於平衡,必須以右手扶拐杖,但被害人的右手疼痛無法用力支撐拐扙,故被害人憂慮將來只能依靠輪椅渡日,心情不安。
- 被害人受傷前享受著退休生活,喜歡帶狗到公園散步及做運動,並適逢孫女出生,準備幫忙照顧孫女,弄孫為樂及減輕兒子負擔,自認生活舒適寫意。
- 本案受傷後,被害人已完全不能再做上述活動,只能被動地由丈夫或工人推著輪椅出入,不能減輕家人負擔之餘,更感到自己變成負累,對其內心造成打擊及壓力。
- 另外,是次意外更令被害人每次在馬路時,均想起當天發生交通意外的情境,因怕再發生交通意外,使其心理上產生很大之恐懼。
- 被害人丈夫為白血病患者,為照顧之,本案意外前,起居生活包括煮食及清潔等家務一直由被害人負責,但本案意外後,被害人無法自由行動,須聘請工人,不能親自照顧患病丈夫,心中感到痛苦。
- 於本案發生前,被害人之丈夫已患上白血病,一直定期去仁伯爵綜合醫院接受治療。
- 案發前,被害人四肢完好無缺,雖年老但身體健康,平日一力負責照顧丈夫之起居飲食。
- 案發後,被害人因接受截肢而變成體殘,只能依靠聘請工人照顧夫婦二人生活,已無法如往日般服侍丈夫。
- 近日(提起民事損害請求2016年9月7日之前),X之病情漸趨惡化,現已到晚期階段,而醫生告知被害人,其丈夫已70多歲,做第二次化療風險極大,如有意外有可能搶救不來,只能建議暫時回家休養。
- 被害人遭受體殘,眼看丈夫受晚期癌症折磨,更有可能隨時離世,而被害人卻因本案傷勢,不能如往日般貼身照顧丈夫,心中愧疚。
- 被害人眼看其丈夫受癌症折磨,而其丈夫則眼看妻子晚期截肢殘廢,兩夫婦心中均感到痛苦。
- 被害人之丈夫之癌症加劇及被害人自身傷殘,被害人常常晚上不能安睡,需依靠服食安眼藥才能入睡,且睡三、四個小時又會乍醒,精神感受到煎熬。
- 於2016年11月22日,被害人之丈夫於澳門去世。
- 因本案交通意外,使被害人受傷,在丈夫生前 最後一段時間不能夠好好照顧他,造成被害人心中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亦使被害人感到自責。
- 本案對被害人的傷害,造成被害人長期部份無能力為72%,其中右肩部份為12%,右下肢膝上截肢為60%。
- 嫌犯駕駛之巴士(MP-XX-XX)已向民事損害賠償被請求人購買了民事責任保險,保單編號為…號,每起交通意外最高賠償保額為澳門幣3100萬元。
- 另外證明下列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及卷宗資料,嫌犯無犯罪記錄。
- 嫌犯聲稱任職巴士司機,月收入澳門幣21,000元,需供養二名孩子,嫌犯的學歷程度為初中畢業。
- 未獲證明之事實:
- 起訴書、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及答辯各訴狀中其餘與上述獲證事實不符之事實未獲證明屬實,特別是:
- 未獲證明:當嫌犯B駕駛上述巴士通過上述人行橫道並向A的右側駛近時,A立即加快腳步行打算橫過車行道,但被上述巴士的左前車頭撞到其右邊身體,A被撞後倒地,嫌犯B因未有察覺發生碰撞便繼續駕駛巴士向前行駛,結果A的右腳先後被上述巴士的左邊前後車輪輾過,嫌犯B聽到輾過發出的聲音後才將巴士停下。
- 未獲證明:嫌犯B駕車接近有信號標明的人行橫道時,沒有注意及遵守應減速或於必要時停車以便讓正在橫過車行道的行人通過的規定,導致與A發生碰撞,違反了謹慎駕駛的義務,直接導致意外發生,使A的身體受到嚴重傷害。
- 未獲證明:嫌犯B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
- 未獲證明:嫌犯B明知上述行為是被法律所禁止及處罰的。
- 未獲證明:被害人現配帶之義肢使用五年後將因耗損而須更換。

三、法律部份
本程序僅民事原告對原審法院的開釋判決提起上訴,首先,認為原審法院判決書所認定的獲證明屬實的第五條事實,陷入了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一方面認定的事實基本上等同認定上訴人作出的自行以血肉之軀撞向巴士的自殺行為不符合邏輯,讓人難以接受,另一方面,特別質疑證人C的主觀聲明與本案之客觀證據有明顯矛盾。
其次,主張即使不能證實嫌犯的過失行為,也應該確定嫌犯承擔因駕駛的巴士的風險責任。
請求判處其民事請求成立作出相應的判決,或者將案件發回重審。

(一)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述及的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方面出現錯誤,亦即被法院視為認定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在案件中應被認定或不應被認定的事實不相符,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2
法律要求法院在審理證據的時候必須對證據作出批判性分析,尤其是指出作為心證所依據的證據,而僅列舉證人的證言並指出與說明理由的內容不相符,不能構成審查證據明顯有錯誤的事實瑕疵。法院所采取的證人的證言並作出理由說明,只要不存在違反一般生活常理,所得出的結論完全是法官的自由心證的範圍,不能成為上訴的標的。
正如我們一貫的司法見解所認定的,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上訴就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同樣我們一貫堅持,事實審理的自由心證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而法官,在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審理證據的自由時,需要遵循法律對此自由附加的證據原則和客觀標準,遵守一般的生活經驗法則的義務。只有這樣,上訴法院才可能對是否存在事實審理的無效情況作出審理。法律也不期望上訴法院以其心證代替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更不容許上訴人以己心證去質疑法律所保護的自由心證。如果僅僅不同意原審法院的審理而以此質疑法院的自由心證,則是明顯不能成立的上訴理由。
原審法院在指出庭審所調查的證人證言之後,作出了這樣的分析:
- 根據交通意外示意圖及嫌犯、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人和各證人的聲明:
- 得以證明被害人從嫌犯駕駛之巴士行車方向的左邊向右邊橫過車行道。被害人從22號線巴士站落車之後,前往轉乘H1號線巴士,根據該兩條線路巴士的站牌位置,得以認定;
- 得以證明被害人沒有利用斑馬線橫過馬路。雖然被害人聲稱其利用斑馬線橫過馬路,但是,根據目擊證人的聲明、警員之聲明、被害人倒地受傷的位置距斑馬線約有2.5米距離,被害人被撞之後,原地倒下,並沒有被拋離,被害人被壓在車輪下,並沒有被拖行,可見,被害人並沒有利用斑馬線橫過車行道;
- 不獲證明屬實巴士從被害人身後駛過時車頭撞至被害人。根據嫌犯、被害人、目擊證人、交通警員的聲明,綜合交通意外示意圖所在內容,特別是:目擊證人表示被害人斜向衝出車行道撞至巴士車身;被害人的傷勢在右下肢和右肱骨,其先後被前後車輪碾過的可能性不大;巴士車速不快,如果被害人被巴士車頭撞及,巴士司機可以立即停車,撞擊力度、撞擊之物理慣性以及車輛行駛的速度慣性,被害人被巴士車頭撞到的可能性不大。
- 不能認定嫌犯駕駛巴士超越被害人之後而沒有注意輪差距,導致車身後半部撞至被害人。根據嫌犯、被害人、目擊證人、交通警員的聲明,綜合交通意外示意圖所在內容,被害人並非在巴士司機前方的視野範圍內,而且,並非是在巴士轉彎過程中發生碰撞,因此,不存在轉彎時的輪距差的問題。
- 綜合本案所得之證據,依照經驗法則,當時,天雨路滑,被害人急於橫過車行道轉乘H1路車,在涉案巴士駛過斑馬線後,被害人疾步斜向橫過馬路,其間因天雨路滑或其他原因失去平衡,或是被害人精神恍惚沒有注意到巴士,或是其錯誤估計巴士車速而過度靠近巴士,導致被害人右後肩與巴士後門門框相撞。無論哪種原因,均是被害人在巴士車身中部進入行車道,其右肩和巴士後車門門框相撞,相撞點並不在斑馬線上。
上訴人亦特別質疑了原審法院對證人C的證言的審理。原審法院是這樣總結證人的證言的:“證人C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客觀講述了交通意外之經過。證人聲稱:當日,證人在巴士車上,證人坐在左後輪位置的椅子上,證人見到婆婆(被害人)斜斜的衝過來,撞到巴士後門門邊,撞到之後,證人及其他乘客同時大叫,巴士立即停了車:證人不明白婆婆(被害人)為何會衝過來,婆婆(被害人)撞到巴士後門,然後原地倒下,位置不在斑馬線上;證人按照自己所見所聽,認為婆婆(被害人)急於跑步過馬路,可能是婆婆(被害人)認為其可以從巴士後面衝過去,結果反而撞到巴士上。”
從原審法院的審理和認定事實的過程來看,我們必須指出:
第一,原審法院所認定上訴人與肇事巴士相撞,並沒有認定上訴人主動撞向巴士,更沒有向上訴人所認為的“自殺行為”;
第二,原審法院並沒有認定證人C在審判聽證中的主觀推測“認為其可以從巴士後面衝過去,結果反而撞到巴士上”為已證事實。
從這些認定的事實以及理由說明所得出的結論可見:
- 本案碰撞不是在轉彎過程中發生(被上訴判決第14頁至第15頁);
- 案發時巴士以每小時10公里行駛(被上訴判決第5頁,刑事部份獲證事實第4條),換言之,原審法院認為當時巴士是直線慢速行走;
- 而疾步而行的上訴人打算斜線橫過車行道後,目的為了去對面巴士站轉乘H1號巴士(載於被上訴判決第15頁之理由陳述),右邊身體與巴士後門門框相撞並倒地(被上訴判決第5頁,刑事部份獲證事實第5條)。
- 上訴人沒有使用右邊的斑馬線通過車行道;
- 上訴人右邊身體與巴士車身後門門框相撞倒地,被巴士輾過的右腳;
- 嫌犯聽到碰撞聲音後將巴士停下。
原審法院在對這些事實的解釋過程中,一方面,在認定了受害人的右側身體(右肩)與肇事巴士中門邊框相撞後,倒地,右腳背後車輪輾過,卻排除了交通事故涉及巴士的輪距差的問題;另一方面,在說明發生事故的原因的時候,採用了可能性的推測的手法:“綜合本案所得之證據,依照經驗法則,當時,天雨路滑,被害人急於橫過車行道轉乘H1路車,在涉案巴士駛過班馬線後,被害人疾步斜向橫過馬路,其間因天雨路滑或其他原因去平衡,或是被害人精神恍惚沒有注意到巴士,或是其錯誤估計巴士車速而過度靠近巴士,導致被害人右後肩與巴士後門門框相撞。無論哪種原因,均是被害人在巴士車身中部進入行車道,其右肩和巴士後車門門框相撞,相撞點並不在斑馬線上”,卻始終沒有辦法解釋清楚受害人為何右腳會被車輪輾過的原因。
可見:
一方面,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肇事巴士在直行過程中發生交通意外以及沒有視角差的問題的情況下,卻發生了受害人右腳捲入車底被車輪輾過的結果,這個結論讓然無法從正常的邏輯去解釋,明顯在審理證據方面存在錯誤;
另一方面,從卷宗第40頁的現場草圖顯示,肇事巴士從嘉樂庇總督大馬路方面經亞馬喇前地進入巴士站的路綫來看,尤其是根據出庭作證的證人警員的證供(第352頁)以及其本人經過現場的重新調查和分析,如果不涉及司機沒有留意巴士的輪距差的問題,受害人不可能被捲入車底,而發生被車輪輾過右腳的意外。
因此,憑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不能得出一個符合邏輯的結論,明顯陷入了審理證據方面的錯誤的瑕疵。
基於確認這個在審理證據以及認定事實方面的瑕疵,在沒有可能進行證據的重新審理的情況下,只能應上訴人的請求,依《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的規定,將案件發回原審法院,由沒有介入的法官組成的合議庭,重新對訴訟標的進行審理,認定存在錯誤的事實以及沒有審理的事實後,作出決定。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將案件發回原審法院,由沒有介入的法官組成的合議庭,重新對訴訟標的進行審理,認定存在錯誤的事實以及沒有審理的事實後,作出決定。
本程序的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共同支付,並分別支付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8年7月26日
蔡武彬
陳廣勝
司徒民正 (Segue declaração)











Processo nº 332/2018
(Autos de recurso penal)


Declaração de voto

Vencido.

Para além de não me parecer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padeça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 até porque de excluir não é que a ofendida/demandante, que estava com ambas as mãos ocupadas e ia a correr para o autocarro conduzido pelo arguido, possa ter escorregado, acabando por ficar debaixo daquele; note-se que provado está que, “no momento, chovia” – afigura-se-me que o presente recurso não devia ser admitido, pois que, com o mesmo, pretende a recorrente por em causa matéria respeitante à “culpa do arguido”, (que integra a “decisão penal” da sua absolvição), e que, por não ter sido objecto de recurso, se deve ter por transitada em julgado, e assim, insindicável.

Com efeito, não tendo a ofendida, (demandante civil), a qualidade de “assistente”, importa considerar que – como se apresenta ser o caso – está fora da sua legitimidade a impugnação de factos dados como “não provados” que conduziram à absolvição do arguido, e que, a darem-se como “provados”, darão lugar a uma “contradição” com o já decidido e transitado em julgado, em violação do caso julgado formal; (sobre a “questão”, vd., v.g., o Ac. do Vdo T.U.I. de 20.05.2005, Proc. n.° 25/2004, onde se trata da questão da “legitimidade do lesado em recorrer da decisão penal”, e o recente Ac. da Rel. de Évora de 12.07.2018, Proc. n.° 371/13.9, onde no sumário se consignou: “A demandante cível tem legitimidade para recorrer de facto na estrita medida em que esses sejam essenciais à eventual procedência do pedido cível, isto é, aos que digam respeito aos pressupostos de responsabilidade civil, mas que não colidam com a possibilidade de alterar a factualidade central penal, ao menos no que diz respeito à integração no tipo de ilícito e à culpa penal.
Por isso se pode afirmar que falta legitimidade à demandante para impugnar os factos com reflexo na tipicidade, ilicitude e culpa penal se mantiver a simples qualidade de demandante civil e se, simultaneamente, não se constituir assistente.
A não constituição como assistente tem, nestes casos, um claro peso negativo, mas aceite pelo legislador como uma consequência natural das opções do lesado. Trata-se de matéria de índole penal e com consequências penais. Se a recorrente optou por se não habilitar, via constituição como assistente, à discussão paritária da matéria penal, isso tem como consequência ser intocável, o objecto penal do processo”).

Macau, aos 26 de Julho de 2018
José Maria Dias Azedo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Veio a Recorrente insurgir-se contra o douto acórdão proferido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que decidiu que a culpa do acidente discutido nos presentes autos se deveu exclusivamente à responsabilidade da ofendida (ora Recorrente), absolvendo a ora Demandada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feito pela Recorrente.
2. O Tribunal a quo, após a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considerou que, no que concerne à responsabilidade do acidente, a mesma terá sido da responsabilidade exclusiva da Recorrente, uma vez que foi ela que deu origem ao acidente dos autos.
3. Pois de toda a matéria provada e não provada resulta, sem margem para dúvidas, de que o acidente produzido teve como exclusiva culpada a infeliz ofendida.
4. A Recorrente não concorda com a atribuição da culpa à infeliz ofendida, vindo alegar que houv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5. É consabido que é pelas conclusões que se afere a pretensão dos Recorrente e se delimita o objecto do seu recurso.
6. No que concerne à questão da atribuição da culpa à infeliz vítima, cumpre lembrar que ao contrário de muitos acidentes que são julgados nos Tribunais da R.A.EM., neste caso existe testemunhas oculares que através das suas declarações e em conjugação com a prova testemunhal e documental produzida, não restam dúvidas de que a responsável pelo acidente foi a infeliz ofendida.
7. A infeliz ofendida é que não confirmou as circunstâncias do local onde ocorreu o presente acidente, nem usou a passadeira para peões que se encontrava perto do local, foi a ofendida que foi embater no Autocarro conduzido pelo Arguido e não ao contrário.
8. Foi devido a estas circunstâncias que a responsabilidade pela produção do acidente foi atribuída totalmente à infeliz ofendida, não restando qualquer dúvida, que o Arguido tenha tido qualquer responsabilidade na produção do presente acidente, e não como a Recorrente alega no presente recurso, em que entende que o Tribunal a quo acha que a conduta da lesada foi suicida.
9. Foi a infeliz ofendida (ora Recorrente) que foi embater no veículo do Arguido (segurado pela Recorrida), ficando com a sua perna debaixo do rodado traseiro do lado esquerdo do Autocarro (veiculo do Arguido), não tendo o Arguido incumprido qualquer regra de Trânsito Rodoviário.
10. Aliás, de acordo com a matéria dada como provada nos presentes autos, ficou provado que o Arguido circulada em baixa velocidade, como aliás se pode compreender logicamente, devido ao local onde ocorreu os factos, e que tenha cumprido todas as obrigações de uma condução prudente.
11. No entanto, devido ao aparecimento repentino e improvável da infeliz ofendida na parte traseira do seu veículo, o Arguido nada pode fazer para conseguir evitar a ocorrência.
12. Tendo sido claro e amplamente provado que a infeliz ofendida violou as regras de circulação dos peões, não tendo prestado a devida atenção ao atravessar a estrada sem tomar qualquer atenção à circulação dos veículos automóveis.
13. Vem ainda a Recorrente, alegar que o Arguido deve assumir a responsabilidade polo risco, o que aqui a Recorrida não concorda de forma nenhuma.
14. Pois, a responsabilidade pelo risco é chamada à causa, quando não se consegue apurar quem e o responsável pela ocorrência do acidente, o que não o nosso caso, é que a culpa da lesada pela ocorrência do acidente afasta a responsabilidade pelo risco, uma vez que ficou provado que se deveu à conduta da lesada a única e exclusiva causa do acidente.
15. Poder-se-á levantar aqui a questão do nexo causal, isto é, qual o evento sem o qual o acidente não teria ocorrido, e esse único evento é o facto de a infeliz ofendida ter incumprido a sua obrigação de prudência (ou atenção) a circular na estrada, local para circulação de veículo, pois é o único evento sem o qual o acidente não se teria realizado.
16. Mais uma vez se repete que foi com base na prova documental constante dos autos, nomeadamente, do croqui,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em sede de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pelas testemunhas que o douto Tribunal a quo baseou a sua convicção.
17. Tendo resultado provado que foi devido à infeliz ofendida não ter confirmado de forma prudente as circunstâncias do local e nem ter usado a passadeira para peões, a única responsável pela ocorrência do acidente e que o Arguido não incumpriu qualquer norma de trânsito, apenas se limitou a conduzir normalmente o seu veículo, com todo o cuidado que o local em si exigia.
18. Acresce que, resultou provado que o Arguido nada poderia ter feito para poder evitar a ocorrência do presente acidente, sendo a lesada que foi embater no rodado traseiro do lado esquerdo do autocarro conduzido pelo Arguido.
19. Pelo que, deverá manter-se a Sentença recorrida quanto ao facto de ser considerada a infeliz vítima como a principal culpada na produção do acidente em crise.
20. Tendo assim andado bem o douto Tribunal a quo ao decidir como decidiu, sendo o acórdão recorrido inatacável, e portanto não merecedor de qualquer censura.
21. Contrariamente ao alegado pela ora Recorrente nas suas motivações de Recurso, o douto Tribunal a quo não cometeu qualquer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is da apreciação de toda a prova testemunhal e documental resultou provado que a única e exclusiva responsável pela ocorrência do acidente se deveu à lesada.
22. Motivo pelo qual carece de fundamento o presente recurso, cujo provimento deverá ser negado.
   Nesta conformidade, não poderá senão improceder a pretensão da Recorrente, devendo assim julgar-se improcedente o recurso, mantendo-se a decisão recorrida.
2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6年7月14日在第78/2014號上訴案件所作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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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332/2018 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