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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 66/2021
日期: 2021年11月25日
 
 重要法律問題:
- 欠缺理由說明之裁判無效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無罪推定”及“存疑從無”原則
-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之犯罪

裁判書内容摘要
1.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判決書的要件)第2款規定,作為判決書要件之理由說明部分,法律要求判決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闡述即使扼要但盡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該法條之規定並不要求法院必須在判決書內列明其賴以形成自由心證的各種證據的具體內容,也沒有要求解釋法院形成心證的心路歷程,法院心證之形成只需通過列舉證據適當予以呈現。
2.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在審查證據並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明顯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3. 無罪推定原則規定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9條,按照該條文,在有罪裁判轉為確定之前,所有人均應假定無罪。
4. 存疑從無原則作為由無罪推定衍生而來的司法原則,其適用並不是隨意的,尤其於司法審判階段,必須嚴格遵循法律規定而行。
5. 存疑從無原則,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查證據過程中,對所審查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
6. 並不是任何對上訴人有利的證據均可構成合理懷疑並因此帶來無罪判決,有關的懷疑是法官在形成心證之前就對相關證據欲證明的事實是否屬實存有的懷疑,這種懷疑必須是合理及無法彌補的。
7.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處罰為取得任何進入澳門、在澳門逗留或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者;該法條第2款亦處罰為取得任何進入澳門、在澳門逗留或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作出關於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身份資料的虛假聲明者。
8. 上訴人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第三嫌犯來澳門定居,其婚姻狀況是令第三嫌犯取得澳門居住許可的唯一依據,其真實的婚姻狀況是不能以任何方式虛報的個人身份資料。
9. 上訴人申報與第三嫌犯虛偽的婚姻關係,以家庭團聚為由,意圖令第三嫌犯取得澳門定居許可,上訴人的行為構成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之犯罪。
10. 第6/2004號法律已被第16/2021號法律廢止,該第16/2021號法律於2021年8月16日公佈,在公佈之後滿90日起生效,即:於2021年11月15日生效。上訴人的行爲同樣構成第16/2021號法律第75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66/2021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1年11月25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第CR2-20-0272-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於2020年11月18日,第一嫌犯A(即:上訴人)被裁定:
作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未遂的行為,已構成: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偽造文件罪」(未遂)(共犯),各判處1年9個月的徒刑,徒刑各准予暫緩2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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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392頁至第410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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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作出答覆,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據明顯不成立,應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詳見卷宗第413頁至第417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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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並提交了法律意見,認為應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原判(詳見卷宗第426頁至第4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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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接受了上訴人提起的上訴,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本合議庭兩名助審法官相繼檢閱了卷宗,並作出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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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認定以下事實:
(一)、查明屬實之事實:
1) A(第一嫌犯)於1972年3月16日與C在中國福建登記結婚,兩人育有E、G及H(第二嫌犯)。
2) G於1994年12月21日與B在中國福建登記結婚。
3) 由於G與B均為中國內地居民,他們不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而第一嫌犯是澳門居民,故第一嫌犯與B商議決定由第一嫌犯與B透過不真實結婚協助B到澳門定居及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
4) 按照有關計劃,G與B於2006年12月26日離婚。第一嫌犯與C於2007年5月28日離婚。
5) 2007年12月10日,第一嫌犯與B到中國福建登記結婚。B最後未能成功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
6) 2008年6月30日第一嫌犯與B離婚。
7) 2013年7月8日,B與G復婚。
8) 第二嫌犯於不確定日期認識中國內地居民I(第三嫌犯),兩人有意結婚。
9) 由於第二嫌犯為中國內地居民,且不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故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經商議,決定由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透過不真實結婚協助第三嫌犯到澳門定居及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第二嫌犯與第三嫌犯則暫時以同居關係共同生活,待第三嫌犯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後,她再與第一嫌犯離婚,然後與第二嫌犯結婚。
10) 按照有關計劃,2013年10月21日,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到中國福建登記結婚,並領取編號J3XX00-2XX3-00XXX8的結婚證。
11) 其後,第一嫌犯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第三嫌犯來澳定居。
12) 第二嫌犯與第三嫌犯自2014年年中開始維持同居關係,他們一同居住在第一嫌犯位於XX街XX第XX座XX樓XX單位。
13) 2015年3月5日,第三嫌犯在澳門誕下D,第二嫌犯是D的生父。
14) 當時,第三嫌犯仍未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
15) 第三嫌犯清楚知道第一嫌犯不是D的生父,但為了使D能夠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第三嫌犯於2015年4月13日向身份證明局為D申請澳門居民身份證時,在申請書內填報D的父親為第一嫌犯,並在申請書上簽名。
16) 身份證明局因而向D發出編號1XXXXX3(6)的澳門居民身份證,當中載有D的父親姓名為A。
17) 事實上,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沒有真實的夫妻關係。自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於2013年10月21日結婚後至2020年1月16 日警方調查個案,他們兩人只有5次共同出入境澳門,但第一嫌犯與C共同出入境澳門有79次。
18) 第二嫌犯與第三嫌犯自2013年至2020年1月16 日共有131次共同出入境澳門。
19) D於2015年3月5日出生後至2020年1月16 日,第一嫌犯與D只有11次共同出入境澳門,第一嫌犯、第三嫌犯及D三人沒有共同出入境澳門,但第二嫌犯與D共有87次共同出入境澳門,當中,第二嫌犯、第三嫌犯及D三人共有84次共同出入澳門。
20) 調查期間,警方在C的隨身物品發現D的學交接送卡。
21) 警員於2020年1月16 日到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位於XX大馬路XX大廈第XX座XX樓XX的住所進行調查,並在該兩名嫌犯身上各發現一部手提電話(現扣押於本案)。
22) 三名嫌犯共同協議及分工合作,通過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締結婚姻取得內容不實的結婚證書,並使用該結婚證書誤導中國內地及澳門當局,藉以協助第三嫌犯取得在澳門居留及獲發澳門居民身份證。
23) 三名嫌犯的行為影響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真實性和公信力,並損害澳門特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24) 三名嫌犯的上述目的只因他們以外的原因而未能成功。
25) 另外,為了使D取得澳門居留權及獲發澳門居民身份證,其母親(即第三嫌犯)向澳門有權限當局作出關於D父親身份的不實聲明,導致法律上的重要事實不實地登載於D的身份證明文件上,其行為損害了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真實性和公信力,影響澳門特區和第三者的利益。
26) 三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下,故意實施上述行為。
27) 三名嫌犯知悉他們的行為被法律所不容及制裁。
此外,還查明:
第一嫌犯A表示具有小學四年級的學歷,保安,每月收入為6,650澳門元,第一嫌犯報稱育有五名子女,其中一名未成年。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三名嫌犯均屬於初犯。

(二)、未能證明的事實:
控訴書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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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之問題:
  - 欠缺理由說明之裁判無效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無罪推定”及“存疑從無”原則
  - 不構成澳門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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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欠缺理由說明之判決無效
上訴人認為,就已證事實第3)、第4)(“按照有關計劃”部分)及第12)點之認定,被上訴判決沒有指出任何證據和理由。由於沒有說明理由,且卷宗亦無相關證據,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及第360條第1款b項,被上訴判決無效。
*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判決書之要件)第2款規定:“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之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盡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判決之無效)規定:
屬下列情況之判決無效:
a) 凡未載有第355條第2款及第3款b項所規定載明之事項者;或
b) 在非屬第339條及第340條所指之情況及條件下,以起訴書中,或無起訴時,以控訴書中未描述之事實作出判罪者。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判決書的要件)第2款規定,作為判決書要件之理由說明部分,法律要求判決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闡述即使扼要但盡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該法條之規定並不要求法院必須在判決書內列明其賴以形成自由心證的各種證據的具體內容,也沒有要求解釋法院形成心證的心路歷程,法院心證之形成只需通過列舉證據適當予以呈現。
*
原審法院於被上訴判決的“事實的判斷”部分指出:
第一嫌犯A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
第二嫌犯H的辯護人在庭審期間要求不宣讀該名嫌犯的聲明,故法庭沒有予以宣讀(詳見相關的庭審筆錄)。
證人C(第二嫌犯的母親)表示拒絕作證。
證人E(第一嫌犯的女兒)表示拒絕作證。
警員證人6XXX71講述了其所參與的調查工作,包括分析相關的出入境記錄。
(副警長)證人2XXX51講述了其所參與的調查工作,調查期間發現第一嫌犯曾與B結婚,並分析了第一嫌犯帶同F(第一嫌犯另一兒子G的女兒)進行DNA檢驗的不可能性,期間也在F的手提電話當中發現其稱第一嫌犯的女兒為姑姐,此外,警方也在C的隨身物品當中發現D的接送卡等物品,證人也講述到了第一嫌犯家中調查時所發現的情況。
……
根據卷宗調查所得的證據,經作出綜合的分析後,考慮到證人的證言及卷宗的資料,警員及副警長分別就其在案中所作出的調查工作及調查結果作出了說明。
卷宗第13頁載有當時在C身上所發現的物品,包括有D的接送卡及門診預約單,也有第一嫌犯的會員證及澳門通,第一嫌犯居所的裝修費單。
根據卷宗第51頁至第52頁的資料,警方發現第一嫌犯與C仍保持聯絡。
卷宗第55頁至第73頁載有翻看第二嫌犯手提電話的筆錄,第二嫌犯刪除了其與第三嫌犯大部分的通話記錄,但發現第二嫌犯與“三嫂”談及其與第三嫌犯及D的事宜,也發現第二嫌犯與D的生活照;庭審期間,副警長表示由於嫌犯們已搬家,所以當時以電話形式約談各人,在向有關嫌犯進行調查時,他們已將相關的微信記錄刪除。
卷宗第76頁至第80頁載有翻看E(第一嫌犯女兒)手提電話的筆錄,當中發現F稱呼E為姑姐。
卷宗第82頁至第100頁載有在第一嫌犯居所所拍攝的相片,並在單位內發現C的藥物。
卷宗第126頁載有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的結婚登記資料。
卷宗第130頁至第132頁載有內地公安部門所提交的有關三名嫌犯的婚姻狀況資料。
卷宗第133頁至第159頁載有警方就本案所進行的出入境記錄分析報告。
卷宗第166頁至第168頁載有第一嫌犯與F(B的女兒)所進行的親子鑑定報告,當中顯示第一嫌犯與F之間存在親生血緣關係;然而,副警長在庭審期間已根據相關的出入境時間就第一嫌犯不可能到福建進行該親子鑑定作出了說明(也參見卷宗第169頁至第170頁的出入境記錄及第270頁至第271頁的資料)。
根據第272頁至第275頁的資料,內地公安部門已表明上述鑑定“不是明正司法鑑定所出具的”。
在對案中的證據作出綜合及邏輯的分析後,雖然第一嫌犯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第二嫌犯透過辯護人要求不宣讀其聲明,第三嫌犯缺席庭審,儘管第一嫌犯提交了一些第一嫌犯與D的生活照,但從中未能充分反映是父女間的相處,且未能排除屬爺孫之間的相處,而第一嫌犯所提交的不動產買賣資料,也不足以證明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之間存在真正的夫妻關係。
然而,根據案中調查所得的證據,結合一般的經驗法則及行為邏輯,本院認為均與控訴書對三名嫌犯所指控的犯罪事相脗合,因此,本院認為證據充分且足夠,足以對上述事實作出認定,但控訴書當中的一些事實細節則基於欠缺足夠的佐證而未能獲得認定。
*
經細讀被上訴判決,我們認爲,被上訴判決適當指出了法院形成心證所依的證據,對所有證據從整體上予以審查評價,並作出扼要說明,履行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有關判決書要件之規定。
因此,本合議庭認為,被上訴判決不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的情形,沒有出現可造成裁判無效的缺乏理由說明之情事。
藉此,上訴人的相關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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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無罪推定”及“存疑從無”原則
上訴人認為,就已證事實第8)、第9)、第10)(“按照有關計劃”部分)、第13)、15)、17)(“事實上,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沒有真實的夫妻關係”部分)、第22)、23)、24)和25)點(及最後的26)和27)點)之認定,原審判決缺乏證據及足夠的理由。原審法院偏離了自由心證的原則,偏頗於沒有實質證據支持的事實,被上訴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違反了“無罪推定”和“存疑從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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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換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在審查證據並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明顯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被審查的證據之證明力,並認定獲證或不獲證明的事實。
一般經驗法則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而來的,一種客觀普遍之定則,可為大多數人接受,且絕非主觀或狹隘之個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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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閱讀被上訴判決,不難理解被上訴判決對證據的審查和心證的形成。
  被上訴判決綜合分析了警方證人的證言及載於卷宗內的其他書證,認定上訴人作出有關事實,並無任何偏頗之嫌。
  反而是上訴人沒有綜合整體分析卷宗所得之證據,其將每項證據分別獨立開來,挑選各證據顯示出的有利上訴人的可能性來質疑法院的心證,這是不符合一般經驗法則。
事實上,上訴人是按照自己的思維和價值判斷對卷宗證據進行分析並認定相關事實,換言之,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其對原審法院所認定之事實的不同意見。
誠然,訴訟當事人出於不同的立場、經驗,對於涉案證據和事實會作出各自不同的價值判斷。但是,任何當事人均不能以其個人之事實評價強加於審判法院,更不能要求審判法院必須作出與其個人價值判斷相一致的心證。
然而,法院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是不應被質疑的。
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反經驗法則,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
  上訴人强調,原審法院所指的證據並不足以證明上訴人和D的親屬關係,也不能證明上訴人和第三嫌犯的婚姻關係,因而不能證明上訴人偽造任何文件,因此,原審法院違反了“無罪推定”及“存疑從無”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規定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9條,按照該條文,在有罪裁判轉為確定之前,所有人均應假定無罪。
存疑從無原則作為由無罪推定衍生而來的司法原則,其適用並不是隨意的,尤其於司法審判階段,必須嚴格遵循法律規定而行。
存疑從無原則,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查證據過程中,對所審查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這種帶來無罪判決的合理懷疑,是有必要在法官(而不是上訴人)形成心證前就對作出決定的事實前提抱有懷疑,這種懷疑是“合理”及“無法補救”的(參考中級法院第368/2014上訴案之合議庭判決及第592/2017號案件合議庭裁判)。
也就是說,並不是任何對上訴人有利的證據均可構成合理懷疑並因此帶來無罪判決,有關的懷疑必須是法官的,而非上訴人的,是在法官形成心證之前就對相關證據欲證明的事實是否屬實存有的懷疑,且這種懷疑必須是合理及無法彌補的。
上訴人於原審聽證中行使緘默權,“親子鑑定”並非證實唯一的證明親子關係和婚姻關係的證據,反而是上訴人放棄提供任何證據或證據方式,放棄了有可能動搖法庭心證的機會。
  如上所述,上訴人沒有將所有證據綜合、批判地進行分析,而是將每項證據獨立開來,單獨進行分析,上訴人片面強調對其有利的證據,或是對相關案件事實作出有利於己方的片面解釋,而迴避其他對其不利的內容,凡此,並不必然構成“疑罪”。被上訴判決不存在違反“無罪推定”及“存疑從無”原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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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反一般經驗法則,也沒有違背任何法定證據價值法則和職業準則,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上訴人基於原審法院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請求撤銷被上訴判決並開釋上訴人,其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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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構成澳門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之犯罪
上訴人認為,其沒有偽造任何文件,也沒有不實申報任何人的個人身份資料,不符合第6/2004號法律18條第1款及第2款的規定的罪狀。即使存在假結婚而偽造“結婚證”須受處罰的情況,亦應是在內地,在澳門並不構成犯罪,特別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之“偽造文件罪”。
8月2日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
“一、意圖妨礙本法律產生效力,以《刑法典》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款a及b項所指任一手段,偽造身份證或其他證明身份的公文書,偽造護照、其他旅行證件及有關簽證,或任何其他進入或逗留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法定文件,又或偽造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的證明文件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二、意圖取得任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或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而以上款所指手段,偽造公文書、經認證的文書或私文書,又或作出關於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身份資料的虛假聲明者,處相同刑罰。
三、……"
就上述問題,已經存在一致的司法見解,在此,我們參考並採納中級法院第65/2018號上訴案2018年5月7日合議庭裁判。3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處罰為取得任何進入澳門、在澳門逗留或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者;該法條第2款亦處罰為取得任何進入澳門、在澳門逗留或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作出關於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身份資料的虛假聲明者。
上訴人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第三嫌犯來澳門定居,其婚姻狀況是令第三嫌犯取得澳門居住許可的唯一依據,其真實的婚姻狀況是不能以任何方式虛報的個人身份資料。
顯見,在此無需更多的闡述,上訴人申報與第三嫌犯虛偽的婚姻關係,以家庭團聚為由,意圖令第三嫌犯取得澳門定居許可,上訴人的行為構成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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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的時間效力
第6/2004號法律已被第16/2021號法律廢止,該第16/2021號法律於2021年8月16日公佈,在公佈之後滿90日起生效,即:於2021年11月15日生效。
因此,法院須依職權審理法院的時間效力問題,對上訴人適用對其具體有利的法律。
上訴人本案的行為構成第16/2021號法律第75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可被判處2年至8年徒刑。就上訴人的行為,若適用新法,根據新法的法律定性及抽象刑幅,以及本案有關上訴人的具體量刑因素,應判處上訴人相同的具體刑罰。因此,仍適用上訴人做出有關事實時生效的法律,即舊法:第6/2004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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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上訴人本案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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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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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上訴人支付本上訴之訴訟費用,其中,司法費定為6個計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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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2021年11月25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第二助審法官)
              
  1 上訴人提出以下理據(結論部分)
  A. Versa o presente recurso sobre a fundamentação e os fundamentos com que o Tribunal a quo adoptou para dar como provados alguns dos factos que determinaram a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Versa o recurso ainda sobre 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que foi dada pelo Tribunal a quo.
  B. No exposição de motivos da sentença nenhuma menção se faz à prova - que inexiste nos autos - e aos motivos pelos quais se deram por provados os factos relativos à alegada falsidade ou simulação da relação matrimonial entre o recorrente e B, e à comunhão de habitação entre o 2.° arguido e a 3.ª arguida desde 2014.
  C. Assim, não poderão estar provados os factos descritos em 3), 4) (na parte “按照有關計劃”) e 12)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D. Sendo nula a sentença nesta parte por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nos termos dos arts. 360.°, n.º 1, al. b), e 355.°, n.º 2, do CPP, devendo assim ser reformada.
  E. Relativamente aos factos descritos em 8), 9), 10) (na parte “按照有關計劃”), 13), 15), 17) (na parte “事實上,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沒有真實的夫妻關係”), 22), 23), 24) e 25) (e, consequentemente, 26) e 27))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inexiste prova suficiente para que os mesmos se dessem por provados.
  F. Com efeito, quanto ao facto de o recorrente manter ainda certo tipo de contacto com a sua ex-mulher C, decorre da experiência comum que as pessoas divorciadas ou separadas podem perfeitamente manter ou reaver contacto, ou mesmo reconstruir um certo tipo de relação, mesmo que cada um tenha já uma nova família.
  G. Com a prova indicada pelo Tribunal a quo a este respeito, não se podem remover as dúvidas razoáveis de, por exemplo, a C estar a trabalhar ao serviço do recorrente, tal como aliás consta dos documentos de fls. 127 e 128 dos autos.
  H. Depois, do facto de que se encontraram fotografias entre o 2.º arguido e D, e de que o 2.º arguido se referia perante a 三嫂 a assuntos entre ele e D, não se pode retirar daqui a conclusão da existência de uma relação pai-filha, pois, sendo irmãos entre eles, mais que normal e comum é o facto de filhos de pai comum e mãe diferente terem uma relação próxima entre si, e
  L. Nunca foi requerido nem procedido a qualquer teste de ADN a qualquer dos sujeitos envolvidos no processo.
  I. Relativamente ao facto de E ter chamado F de “姑姐”, acontece frequentemente na sociedade hodierna que uma pessoa chame outra de, v.g., "irmão" ou mesmo “filho”, para mais no XX, sem que isso prove de modo algum essa relação de sanguinidade.
  K. Relativamente aos registos de entradas e saídas de Macau, recorde-se que, à excepção de C, todos os sujeitos referidos em 17), 18) e 19) pertencem à mesma família, pelo que mais do que natural é que haja mais ou menos registos de entradas e saídas conjuntas.
  L. Quanto à C, o facto de entrar e sair de Macau com o recorrente em nada coloca em causa a verdadeira vontade de o recorrente se ter casado com a 3.ª arguida em 2013.
  M. Sendo parca a fundamentação e manifestamente insuficiente a prova produzida nos termos supra mencionados, violou-se também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e a norma do art. 114.° do CPP), porque as conclusões que o Tribunal a quo retirou da prova produzida estão em manifesto confronto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N. Com efeito,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plasmado no artº 114.°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PP) não significa que a entidade julgadora da prova possa fazer uma apreciação totalmente livre da prova. Pelo contrário, há que apreciar a prova sempre segundo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com observância das leges artis no julgamento dos factos, e das normas jurídicas sobre o valor legal das provas em consideração." (Ac. do TSI de 26/7/2018, Proc. n.º 278/2018).
  O. Violados vêm também 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e 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porquanto o Tribunal a quo refere que a prova submetida pelo recorrente não é suficiente para provar a sua relação de parentesco com D e a sua relação matrimonial com a 3.ª arguida, quando
  P. Muito pelo contrário, é porque não há prova que permita atestar a falsidade dos documentos nem afastar as dúvidas razoáveis que não se pode condenar o arguido.
  Q. Por outro lado, o tipo legal pelo qual o recorrente vem condenado não poderia de qualquer modo ficar preenchido no caso dos autos, pois que o normativo do art. 18.°, n.º 2, da Lei n.º 6/2004 tem duas partes distintas,
  R. Uma referente à conduta em si - a falsificação, pelos meios indicados nas als. a) e b) do art. 244.° do CP -, outra referente ao elemento subjectivo do dolo - a intenção de obter qualquer dos documentos legalmente exigidos para a entrada, permanência ou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AEM.
  S. No caso dos presentes autos, mesmo que se venha a entender que houve prova suficiente de que o recorrente praticou a conduta típica deste preceito, tal teria ocorrido única e exclusivamente no Interior da China.
  T. É verdade que alguma jurisprudência deste Venerando Tribunal tem entendido que, desde que a actuação do agente tenha prosseguido em Macau, a sua condenação reportar-se-á à actividade, não consumada, de obtenção de documentos em Macau, desconformes à realidade que retractariam.
  U. E, no caso dos autos, a lógica seguida na sentença recorrida aponta para a punição do recorrente pelo facto de ele ter tentado obter um documento em Macau - não que a falsificação (de outro documento) em si tenha ocorrido em Macau.
  V. Simplesmente, o tipo legal não exige a obtenção, nem mesmo a mera tentativa, de documento em Macau, porque a segunda parte, referente à intenção de obtenção de documento em Macau, se reconduz a um elemento subjectivo e não a uma conduta ou resultado material.
  W. Com efeito, é unânime o entendimento de que a consumação deste tipo de crime não depende de qualquer dano, nem sequer do perigo concreto, uma vez que o tipo fica preenchido logo que verificados os indicados elementos, mesmo que para além disso se não alcance qualquer outro resultado.
  X. Ou seja, o crime consuma-se logo no momento em que a conduta em si - a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pelos meios previstos nas als. a) e b) do art. 244.° do CP - se dá por concluída.
  Y. Assim, por conjugação dos arts. 4.°, 5.° e 7.° do CP, o facto do caso dos autos, relativamente ao recorrente, mesmo que fosse efectivamente provado, nunca seria punível em Macau, por ter sido praticado e consumado no Interior da China.
  Z. Aliás, é consabido que a simulação (onde se incluem os casamentos por conveniência) tem hoje uma sanção meramente civil e não penal, por se ter passado a entender que só deve ganhar relevância criminal o que constitui viciação da verdade, por contrafacção do documento ou desconformidade com a declaração de vontade manifestada nele, o que não sucede na simulação, onde o documento exibe exactamente o que foi declarado pelas partes, ainda que não correspondendo à verdade.
  AA.E não é por coincidência que as autoridades têm estado a estudar a criminalização dos “casamentos falsos” através de revisão legal - é porque o nosso sistema jurídico-penal, de momento, não fornece as bases necessárias para a punição deste tipo de condutas.
  BB. Pelo exposto, por qualquer ou por todos os fundamentos acima invocados, deve ser o recorrente absolvido do crime pelo qual vem acusado.

  2 檢察院在答覆中提出一下理據(結論部分):
   1- Não houve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n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antes pelo contrário a fundamentação foi bastante detalhada, aliás, o que o Recorrente discorda é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que é regulada pelo art. 114º do CPPM;
  2- Também não se verificou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is o Tribunal tinha examinado múltiplas provas que permite chegar a tal conclusão sem ter violado as legis artis;
  3- É manifesto que o Recorrente confundiu a falsificação da certidão de casamento na RPC e a falsificação do Bilhete de Identidade na RAEM quando invoca que há falta de jurisdição territorial do Tribunal de Macau;
  4- Ao providenciar elementos de identificação falso, mormente o nome da cônjuge para que a segunda possa obter documento de identificação local com a intenção de adquirir direito de residência em Macau, o Recorrente cometeu 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a Lei de Imigração Clandestina.
3 中級法院第65/2018號上訴案2018年5月7日合議庭裁判之裁判書摘要:
  ……
  2. A conduta da arguida de prestação de falsas declarações sobre o seu estado civil em documentos relativos a pedido d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em Macau e no acto de outorga de escritura de compra e venda de imóvel perante notário não deixa de ser susceptível de suportar o tipo-de-ilícito previsto no n.o 2 do art.o 18.o da Lei n.o 6/2004, porquanto segundo a letra desta norma incriminatória, a pena de dois a oito anos de prisão aplicável ao tipo-de-ilícito do n.o 1 do mesmo artigo também é aplicada “às falsas declarações sobre elementos de identificação do agente ou de terceiro, com intenção de obter qualquer dos documentos legalmente exigidos para a […]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AEM”.
  3. A subsistência da relação matrimonial inicial da arguida era requisito par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em Macau do seu marido, porque do seu pedido inicial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com fundamento no investimento imobiliário em Macau) constava que ela pretendia que esse pedido beneficiasse inclusivamente o seu marido.
  4. Como a norma incriminatória do n.o 2 desse art.o 18.o não distingue entr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e residência permanente em Macau, a quest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também está sob a alçada do tipo-de-ilícito deste n.o 2 do art.o 18.o em causa.
  5. Daí que a despeito de a arguida ter acabado por declarar o seu estado civil de divorciada no pedido da 3.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dela e da sua filha em Macau, as suas falsas declarações sobre o estado civil de casada com o seu ex-marido prestadas para efeitos de apresentação do pedido da 2.a renov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inclusivamente do seu ex-marido não deixaram de ter relevância penal no sentido de já consumação, por ela, da conduta tipificada no n.o 2 do referido art.o 18.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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