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462/2022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2年11月24日
主要法律問題：
- 欠缺說明理由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摘 要
1. 第二嫌犯是負責管理監控名單的警員，其明知第一嫌犯不具權限知悉被監控人士紀錄及知悉第一嫌犯會將有關資料透露予他人，其意圖為第一嫌犯獲得不正當利益，在未經許可下，明知不可仍然先後兩次分別親身及指使下屬在治安警察局的“BLS系統監控名單及失證系統”中查核他人的被監控狀態等內部機密資料，之後將有關資料告知第一嫌犯，再由第一嫌犯將有關資料洩露予他人，從而違反了其在職務上應遵守的無私與保密義務。
基於以上客觀事實，原審法院在結合案中的所有證據後並作出衡量，所形成認定上訴人知悉其行為的違法且故意為之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原審法院亦作了詳細的說明，不存在上訴人提出的原審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的規定的情況。
2.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462/2022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A)
日期：2022年11月24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2年4月8日，第二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21-0227-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兩項《刑法典》第348條第1款結合第336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違反保密罪」，每項被判處七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被判處一年徒刑，暫緩二年執行。
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1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細閱原審法院合議庭之判決書，檢察院未發現原審判決在說明理由方面，存有上訴人所提出的欠缺審查證據及衡量證據價值以致在形成心證方面存有瑕疵，從而可能導致判決無效的問題。
2.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可知，僅未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未闡述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之判決才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的項所指的無效。
3. 經翻閱原審法院合議庭的判決書可見，上訴人所質疑的說明理由部分載於卷宗第4929頁及其背面的“事實之判斷”部分，當中扼要地指出原審法庭在綜合分析第二嫌犯(上訴人A)的聲明及各證人(D、K、廉政公署調查員F)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根據一般經驗作判斷，從而認定第二嫌犯A(即上訴人)明知第一嫌犯B(已死亡)因私人原因向其索取被監控人士資料，但其仍向B提供該等內部機密資料並任由B將有關資料透露予他人。毫無疑問，原審判決已盡可能完整地闡述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4. 雖然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之判決中所闡述的理由可能欠充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扼要的理由說明也不至於引致判決無效。
5. 因此，檢察院認為被上訴判決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不存在相同法典第360條第1款的所規定的判決無效之情況。
6. 至於上訴人所提出的被上訴之判決違反了“證據之自由評價原則”及“疑罪從無原則”的問題，檢察院認為，此上訴理由則更是明顯不成立。
7. 我們知道，上訴人雖然否認控罪，但是在庭審聽證中，上訴人對客觀事實方面的指控是完全承認的。也就是說，上訴人對其兩次協助B於其值班時因其職權而獲登入的治安警察局電腦系統(“BLS系統監控名單及失證系統”)內查找屬機密之資料並將相關資料透露給B之客觀事實並無否認，只是在主觀方面有所辯解，辯稱其不知B從事不法活動，誤以為B是因工作需要而向其查詢及不知B因私人原因。此外，上訴人還辯稱案發時治安警察局的管理鬆懈及沒有那麼嚴格，因而應B之要求而實施了有關行為。
8. 因此，檢察院認為，本案的關鍵問題僅在於證明上訴人主觀方面是否存在違反職務上應遵守的保密義務而將其有權查詢的機密資料故意告知B。
9. 雖然上訴人聲稱，本案的事實發生於2015年，當時治安警察局還沒有正式的有關查詢“BLS系統監控名單及失證系統”的管理規則及內部指引，但檢察院認為，上訴人的以上辯解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因為透過廉政公署調查員從治安警察局獲悉的資料及庭審聽證中廉政公署調查員的證言可以證實，治安警察局對查閱涉案機密資料有一定要求，上級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要求查閱相關資料，如屬口頭要求，則查閱資料的警員需書面記錄曾查找資料的事宜，據廉署人員了解，治安警察局對處理查閱黑名單資料的要求多年來沒有大變化。由此可見，對於查閱電腦象統的機密資料，治安警察局是有長期的內部指引及慣例的，而並非如上訴人所聲稱的不存在內部指引及慣例規則。
10. 從個人身份情況來看，上訴人是一名從事二十多年警務工作的警員，不可能不知悉上述“保密義務”的含義，亦不可能不知悉治安警察局在登入及查閱電腦系統的機密文件方面存在內部指引及慣例規則。
11. 已證事實顯示，上訴人於1993年開始負責管理監控名單的工作。自2013年起，治安警察局資訊處理科開始採用“BLS系統監控名單及失證系統”(以下簡稱“BLS”系統”)記錄及查閱黑名單與禁止入境名單等資料。各個警區的警員不具權限登入“BLS系統”查閱各種資料，但上訴人因工作需要而具權限登入“BLS系統”，並具權限查核有關系統的資料。
12. 很明顯，上訴人需透過賬號及密碼登入系統才能查閱“BLS主統”記錄，按一般常識，任何一名警員都能意識到相關資料已被治安警察局列為不屬公開之機密，不可能隨意將資料洩漏予不具權限登入系統的其他警員，這是不可能產生誤解的。
13. 已證事實顯示，B不是第二嫌犯A(上訴人)的上級，故上訴人不可能不知悉B是無職權向其發出查詢機密資料的口頭或書面指令的。
14. 從被監聽到的上訴人與B的電話通話內容可見(見第371頁及第4329頁)，上訴人從未詢問B查找涉案資料的原因及由何人命令查找，而卷宗第371頁的監聽記錄顯示：『乙(指上訴人A)：「你頭先畀我可嗰個資料，係第三個人叫“G”(譯音)喎，唔係“H”(譯音)喎，你有無睇清楚架？」甲(指B)：「係咩？佢畀我架喎」。乙：「我畀咗你喇，今朝已經…」』此等證據明顯證實，B是代私人朋友向上訴人索取相關資料。
15. 本案中，不可想像及不可思義的是，上訴人作為一名資深警員竟然會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明知B並非其上司，卻在不詢問原因及由何人命令的情況下，輕易地及毫不思考地認為B是因工作需要而向其查詢機密資料。這種違反一般正常經驗的辯解顯然不可採信。
16. 基於以上理由，檢察院贊同原審法院合議庭對本案證據之審查判斷及對事實的認定，即上訴人是負責管理監控名單的警員，其明B不具權限知悉被監控人士記錄及知悉B將有關資料透露予他人，其意圖為B獲得不正當利益，在未經許可下，明知不可仍然先後兩次分別親身及指使下屬在治安警察局的“BLS系統監控名單及失證系統”中查核他人的被監控狀態等內部機密資料，之後將有關資料告知B，再由B將有關資料洩露予他人，從而違反了其在職務上應遵守的無私與保密義務。
17. 經審閱原審判決，並結合聽證調查及審查之證據，檢察院並不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在審查證據及認定事實時，存在任何明顯的有違經驗法則及常理性的錯誤，更遑論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18. 綜上所述，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明顯欠缺理據，被上訴之判決在說明理由方面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不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規定的判決無效。此外，被上訴判決亦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所規定的“證據之自由評價原則”，以及“疑罪從無原則”(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不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之錯誤適用法律之瑕疵，應駁回上訴。
請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依法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相關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第一嫌犯B於1992年入職治安警察局擔任警員，警員編號為…，於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16日期間，第一嫌犯被派駐在治安警察局外港碼頭出入境事務站工作，職務為值日輔助員，主要負責值日房日常文書處理，包括協助製作內部報告書及通知書等。
2. 自2016年5月17日起，第一嫌犯被調往氹仔碼頭出入境事務站工作，其負責在氹仔臨時碼頭擔任櫃檯驗證工作。自2017年3月17日起，第一嫌犯被調往當時快將啟用的氹仔新客運碼頭擔任看守工作。同年6月1日，氹仔新客運碼頭正式啟用，嫌犯被安排在該碼頭駐守職員通道及負責購買當值人員的膳食，僅在出入境人潮高峰時才擔任櫃檯驗證工作。
3. 2019年6月25日，第一嫌犯因涉嫌觸犯刑事犯罪而被治安警察局停用工作時使用的出入境系統賬戶，且自此第一嫌犯只負責駐守職員通道及負責購買當值人員膳食的工作。
4. 第一嫌犯慣常使用以下三個電話號碼：
➢…(監聽編號為…，參閱卷宗第15冊第3615頁背頁至第3616頁的分析內容)；
➢…(監聽編號為…，參閱卷宗第15冊第3616頁的分析內容)；
➢…(監聽編號為…，參閱卷宗第2冊第556至557頁)。
5. 第二嫌犯A於1991年入職治安警察局擔任警員，警員編號為…，於1993年至2018年期間，第二嫌犯負責管理監控名單的工作，於2018年，第二嫌犯晉升為警長，並被調派至「調查及遣送警司處」工作。
6. 自2013年起，治安警察局資訊處理科開始採用“BLS系統監控名單及失證系統”(以下簡稱“BLS系統”)記錄及查閱黑名單與禁止入境名單等資料。另外，治安警察局的“出入境系統”是記錄及查閱所有人士的出入境紀錄。各個警區的警員不具權限登入“BLS系統”及“出入境系統”以查閱各種資料，但第二嫌犯因工作需要而具權限登入“BLS系統”與“出入境系統”，並具權限查核有關系統內的資料。第二嫌犯的“BLS系統”賬號為“…”(第二嫌犯的警員編號)，而第二嫌犯曾使用的“出入境系統” 賬號分別有“…”、“…”及“…”(參閱卷宗第17冊第4034至4035頁、第18冊第4313頁)。
7. 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是朋友關係。
8. 第一嫌犯以某通訊應用程式聯繫第二嫌犯，並向第二嫌犯表示第一嫌犯的朋友欲查詢一些人士有否被治安警察局攔截，及要求第二嫌犯提供協助。第二嫌犯答應了有關要求。
9. 於是，第一嫌犯以某通訊應用程式將三名人士的身份資料發送予第二嫌犯。
10. 2015年7月21日早上10時24分至10時31分期間，第二嫌犯在治安警察局值班時以其賬號“…”登入“BLS系統”，並先後多次分別以姓名拼音“I”、“G”、“H”及證件編號“…”、“…”查核有關人士的被監控紀錄(參閱卷宗第18冊第4307至4316頁、第19冊第4545頁)。
11. 第二嫌犯透過上述行為查核了I的被監控紀錄，並發現第一嫌犯所發送的兩名人士G與H之證件編號出現錯誤。
12. 接着，第二嫌犯在明知第一嫌犯不具權限知悉被監控人士紀錄及知悉第一嫌犯會將有關資料透露予他人，且清楚知道有關資料屬治安警察局的內部機密資料，仍以某通訊應用程式將I與G的被監控紀錄，以及G與H的證件編號出現錯誤之事實告知第一嫌犯。
13. 2015年7月21日下午約5時17分，第二嫌犯以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致電予第一嫌犯的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並表示其於當日早上已將第一嫌犯要求查核的被監控紀錄發送予第一嫌犯，及提醒第一嫌犯，G與H之證件編號出現錯誤(參閱卷宗第2冊第371至372頁)。
*
14. 2015年11月5日晚上約9時42分，任職律師的D以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致電予第一嫌犯的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同時透過“微信”將一名人士的證件資料發送予第一嫌犯。D在電話中聲稱該名人士涉嫌在「X酒店」僱用非法勞工，且該名人士身處境外，D欲擔任該名人士的代表律師，故希望了解該名人士有否被治安警察局攔截或被禁入境。第一嫌犯答應了D的要求(參閱卷宗第3冊第594至596頁)。
15. 經調查確認，治安警察局於2015年11月3日在「X酒店」截獲數名非法勞工，且有初步跡象顯示涉嫌僱用該等非法勞工的人士是E，有關案件於2015年11月4日移送檢察院處理，當時，警方仍未截獲E(參閱卷宗第18冊第4452至4453頁、附件八第1冊第3至6頁、第25、31、37及61頁)。
16. 隨即，第一嫌犯以某通訊應用程式將E的身份資料發送予第二嫌犯，並向第二嫌犯表示第一嫌犯的朋友欲查詢E有否被治安警察局攔截或被禁入境，及要求第二嫌犯提供協助。
17. 由於第二嫌犯沒有回應第一嫌犯，於是，於2015年11月5日晚上約10時45分，第一嫌犯以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致電予第二嫌犯的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並再次要求第二嫌犯提供上述協助(參閱卷宗第18冊第4328至4329頁)。
18. 第二嫌犯在電話通話中向第一嫌犯表示其剛剛才看到第一嫌犯所發送的訊息，及聲稱會指示下屬作出查核，且會於稍後回覆第一嫌犯(參閱卷宗第18冊第4328至4329頁)。
19. 隨即，第二嫌犯命令其下屬K查核E的被監控紀錄。
20. 於是，於2015年11月5日晚上約10時45分，K在不知悉第二嫌犯的查核目的之情況下，以其賬號“…”登入“BLS系統”，並分別以姓名拼音“E”及證件編號“…”查核E的被監控紀錄，及將E沒有被攔截及沒有被禁入境的事實告知第二嫌犯(參閱卷宗第18冊第4492頁、第19冊第4546頁)。
21. 隨後，第二嫌犯在明知第一嫌犯不具權限知悉被監控人士紀錄及知悉第一嫌犯會將有關資料透露予他人，且清楚知道有關資料屬治安警察局的內部機密資料，仍以某通訊應用程式將E沒有被攔截及沒有被禁入境的事實告知第一嫌犯。
22. 於2015年11月6日早上約8時58分，E經關閘邊境站入境澳門(參閱卷宗第18冊第4468、4473及4492頁)。
*
23. 第二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24. 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合作，第一嫌犯是治安警察局的普通警員，第二嫌犯是負責管理監控名單的警員，彼等意圖為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且未經許可下，明知不可仍然應某人及D的要求，先後兩次由第二嫌犯分別親身及指使下屬在治安警察局的“BLS系統監控名單及失證系統”中查核他人的被監控狀態等內部機密資料，之後由第二嫌犯將有關資料告知第一嫌犯，再由第一嫌犯將有關資料洩露予他人，從而違反彼等職務上應遵守的無私與保密義務。
25. 第二嫌犯清楚知道彼等的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26.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二嫌犯A為初犯。
27. 第二嫌犯A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如下：
嫌犯A為治安警察局警長，月入平均澳門幣45,000元。
需供養父母。
學歷為大學畢業。
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控訴書內的其他事實，尤其：
1. 2015年7月20日下午約5時17分，任職律師的C以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致電予第一嫌犯的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並向第一嫌犯表示欲了解某些人士有否被治安警察局攔截。第一嫌犯答應了C的要求，並指示C將相關人士的身份資料透過“微信”發送予第一嫌犯(參閱卷宗第2冊第560至563頁)。
2. 隨後，C透過“微信”將至少三名其欲查詢有否被攔截的人士的身份資料發送予第一嫌犯。
3. 2015年7月21日下午約5時19分，第一嫌犯在明知C不具權限知悉被監控人士紀錄，且清楚知道有關資料屬治安警察局的內部機密資料，仍以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致電予C的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並告知C，G與H之證件編號出現錯誤(參閱卷宗第2冊第564至566頁)。同時，第一嫌犯以某通訊應用程式將I與G的被監控紀錄透露予C知悉。
4. 之後，第一嫌犯在明知D不具權限知悉被監控人士紀錄，且清楚知道有關資料屬治安警察局的內部機密資料，仍以某通訊應用程式將E沒有被攔截及沒有被禁入境的事實告知D。
5. D將E沒有被攔截及沒有被禁入境的事實告知E。
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第二嫌犯在審判聽證中就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及其個人及家庭狀況作出了聲明，其否認控罪，尤其辯稱其收到B的要求後，其誤以為B因工作需要而向其查詢相關資料，故其兩次協助B於電腦系統內查找涉案資料，並將查找到的相關資料通知了B，其不知B從事不法活動，其不知B因私人原因而要求其查找相關資料。
證人D在審判聽證中作出了聲明，尤其確認控訴書第十七點的事實，強調其不知道B如何查找相關資料，其不認識第二嫌犯，亦不認識E。
證人K在審判聽證中就其所知作出了聲明，尤其稱其對查找涉案資料已沒有印象。
證人F(廉政公署調查員)在審判聽證中講述了案件調查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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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庭審，第二嫌犯否認控罪，辯稱其誤以為B因工作需要而向其查詢涉案資料，其不知B從事不法活動。
根據廉政公署的調查所得，治安警察局對查閱涉案機密資料有一定要求，上級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要求查閱相關資料，如屬口頭要求，則查閱資料的警員要記錄曾查找資料的事宜，據廉署人員了解，治安警察局對處理查閱黑名單資料的要求多年來沒有大變化。
然而，B不是第二嫌犯的上級，而從第二嫌犯與B的電話通話內容可見(見第371頁及第4329頁)，第二嫌犯從未詢問B查找涉案資料的原因及由何人命令查找，卷宗第371頁記載B說過“佢畀我架喎”，更顯示B是代朋友向第二嫌犯索取相關資料。
綜上，本院認為證據充分，足以認定第二嫌犯明知B因私人原因向其索取被監控人士資料，但其仍向B提供該等內部機密資料並任由B將有關資料透露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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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觀綜合分析了第二嫌犯所作的聲明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三、 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欠缺說明理由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1. 上訴人首先提出，原審判決欠缺判處上訴人關於兩項違反保密義務罪的審查證據及衡量其價值，尤其沒有指出不採信其聲明的原因，為此，原審判決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規定：
“一、判決書以案件敘述部分開始，當中載有下列內容：
a）認別嫌犯身分之說明；
b）認別輔助人及民事當事人身分之說明；
c）指出根據起訴書，或無起訴時，根據控訴書對嫌犯歸責之犯罪；
d）如有提出答辯，則摘要指出載於答辯狀之結論。
二、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三、判決書以主文部分結尾，當中載有下列內容：
a）適用之法律規定；
b）有罪決定或無罪決定；
c）說明與犯罪有關之物或物件之處置；
d）送交登記表作刑事紀錄之命令；
e）日期及各法官之簽名。
四、判決須遵從本法典及有關訴訟費用之法例中關於司法費、訴訟費用及服務費之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規定：
“一、屬下列情況的判決無效：
a）凡未載有第三百五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b項所規定載明之事項者；或
b）在非屬第三百三十九條及第三百四十條所指之情況及條件下，以起訴書中，或無起訴時，以控訴書中未描述之事實作出判罪者。
二、判決的無效須在上訴中爭辯或審理，法院亦可對有關無效作出補正，並經作出必需的配合後，適用第四百零四條第二款的規定。”
原審法院在判決中列舉了已經證明及未證明的事實，而在事實判斷方面中，已詳細地說明了形成心證的理由。
正如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所分析：
“分析原審判決，本院認為，該判決並非沒有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作出理由說明。至少我們從卷宗第4929頁及其背頁的內容中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到，原審判決在認定上訴人實施違反保密罪時所做之分析及所持之理據，而該等分析及理據不能不認為是理由說明。
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說明判決依據的規定，中級法院過往的見解是，該規定“並非要求法庭須就每一點既證事實及或未證事實指出其心證的形成過程，而是須指出判決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依據、並列出用作形成心證的證據。”2
原審判決內容已清楚顯示，該判決已遵守了上述條文及司法見解提出的要求，指明了既證事實，也在卷宗中指出了用以形成心證的事實依據（包括對嫌犯的聲明、證人的證言和卷宗文件內容之分析）和法律依據。”
根據已證事實，第二嫌犯是負責管理監控名單的警員，其明知B不具權限知悉被監控人士紀錄及知悉B會將有關資料透露予他人，其意圖為B獲得不正當利益，在未經許可下，明知不可仍然先後兩次分別親身及指使下屬在治安警察局的“BLS系統監控名單及失證系統”中查核他人的被監控狀態等內部機密資料，之後將有關資料告知B，再由B將有關資料洩露予他人，從而違反了其在職務上應遵守的無私與保密義務。
基於以上客觀事實，原審法院在結合案中的所有證據後並作出衡量，所形成認定上訴人知悉其行為的違法且故意為之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原審法院亦作了詳細的說明，不存在上訴人提出的原審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的規定的情況。
因此，原審判決已充分地履行了說明理由的義務，完全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情況。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主要認為其在職20多年以來，為了便利日常工作，均會應上下級之工作上請求以協助查核監控名單之資料，從未想過作為同事的第一嫌犯請求資料是出於與工作無關或為違法之目的；未能證明其與第一嫌犯電話通話內容(卷宗第371頁)中曾提及的“佢畀我架喎”，當中的“佢”是何許人；原審法院採信廉政公署的調查所得，認為治安警察局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要求查閱涉案機密資料，但事實上，治安警察局於2015年時並沒有就涉案“BLS系統監控名單及失證系統”訂立相關規則；缺乏證據證明上訴人明知向第一嫌犯提供的資料，是為了讓第三人知悉及使用。因此，原審判決患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以及違反了“存疑無罪”原則。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主要認為，原審合議庭在分析證據後，不應得出證明其存在違反保密義務犯罪故意的結論。尤其是原審法院不應不採信上訴人的解釋。
然而，《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上訴理據是針對原審法院對審查證據的決定，且須出自案卷所載資料，尤其是判決本身，而並非對相關證據作出重新分析審理。
上訴人是一名從事二十多年警務工作的警員，不可能不知悉有關“保密義務”的含義，亦不可能不知悉治安警察局在登入及查閱電腦系統的機密文件方面存在內部指引及慣例規則。根據已證事實顯示，上訴人於1993年開始負責管理監控名單的工作。自2013年起，治安警察局資訊處理科開始採用“BLS系統監控名單及失證系統”(以下簡稱“BLS”系統”)記錄及查閱黑名單與禁止入境名單等資料。各個警區的警員不具權限登入“BLS系統”查閱各種資料，但上訴人因工作需要而具權限登入“BLS系統”，並具權限查核有關系統的資料。很明顯，上訴人需透過賬號及密碼登入系統才能查閱“BLS主統”記錄，按一般常識，任何一名警員都能意識到相關資料已被治安警察局列為不屬公開之機密，不可能隨意將資料洩漏予不具權限登入系統的其他警員，這是不可能產生誤解的。已證事實顯示，B不是第二嫌犯A(上訴人)的上級，故上訴人不可能不知悉B是無職權向其發出查詢機密資料的口頭或書面指令的。從被監聽到的上訴人與B的電話通話內容可見(見第371頁及第4329頁)，上訴人從未詢問B查找涉案資料的原因及由何人命令查找。此等證據明顯證實，B是代私人朋友向上訴人索取相關資料。上訴人作為一名資深警員竟然會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明知B並非其上司，卻在不詢問原因及由何人命令的情況下，輕易地及毫不思考地認為B是因工作需要而向其查詢機密資料。這種違反一般正常經驗的辯解顯然不可採信。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原審法院所審查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亦沒有違反“存疑無罪”原則。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她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2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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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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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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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Imputa a ora recorrente à decisão recorrida, vícios de erros de direito integrado no fundamento indicado no art. 400º, nº.1,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aisquer questões de direito de que pudesse conhecer a decisão recorrida” - no que concerne nos termos do art. 355.º, n. º 2 do Código do Processo Penal da falta de exame crítico da prova quanto a condenação dos dois crimes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e sob pena de a sentença incorrer na nulidade prevista na alínea a) do n.º 1 do artigo 360.º do mesmo diploma legal,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sagrado no artigo 114.º do Código do Processo Penal, e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2. A recorrente não se pode conformar, considerando incorrectamente julgada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 cometimento dos crimes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3. Entende a recorrente qu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relativamente aos crimes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a ela imputado existir uma falta de exame crítico da prova nos termos do art. 355.º, n.º 2 do Código do Processo Penal, sob pena de a sentença incorrer na nulidade prevista na alínea a) do n.º1 do artigo 360.º do mesmo diploma legal.
4. O artigo 355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e dispõe sobre os “requisitos da sentença” (relatório - n.º 1; fundamentação - n.º 2; e dispositivo ou decisão stricto sensu), indica no n.º 2 os elementos que têm de integrar a fundamentação, da qual deve constar uma “exposição, tanto quanto possível completa, ainda que concisa, dos motivos, de facto e de direito, que fundamentam a decisão, com a indicação e exame crític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5. Em matéria de facto, a fundamentação remete, como refere o segmento final do n.º 2 do artigo 355.º do CPP para a indicação e exame crític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6. O exame crítico das provas constitui uma noção com dimensão , normativa, com saliente projecção no campo que pretende regular - a fundamentação em matéria de facto - , mas cuja densificação e integração faz apelo a uma complexidade de elementos que se retiram, não da interpretação de princípios jurídicos ou de normas legais, mas da realidade das coisas, da mundividência dos homens e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a noção de "exame crítico" apresenta-se, nesta perspetiva fundamental, como categoria complexa, em que são salientes espaços prudenciais fora do âmbito de apreciação próprio das questões de direito.
7. O exame crítico consiste na enunciação das razões de ciência reveladas ou extraídas das provas administradas, a razão de determinada opção relevante por um ou outro dos meios de prova, os motivos da credibilidade dos depoimentos, o valor de documentos e exames, que o tribunal privilegiou n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em ordem a que os destinatários e um homem médio suposto pela ordem jurídica, exterior ao processo, com a experiência razoável da vida e das coisas fiquem cientes da lógica do raciocínio seguido pelo tribunal e das razões da sua convicção.
8. Para cumprimento daquele requisito não se satisfaz a lei com a mera enumeração dos meios de prova produzidos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dos que serviram para fundamentar a sentença.
9. É ainda necessário um exame crítico desses meios, que servirá, além do mais, para convencer os interessados e a comunidade em geral da correcta aplicação da justiça no caso concreto.
10. No caso concreto, a recorrente negou de ter cometido os dois crimes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concretamente porque considerava que o então 1.º arguido, ora falecido B, como colega de serviço n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e assim o facultou as informações por entender apenas, e apenas só por motivo de serviço.
11.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a recorrente negou as acusações, e concretamente declarou em audiência que: “第二嫌犯在審判聽證中就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及其個人及家庭狀況作出了聲明，其否認控罪，尤其辯稱其收到B的要求後，其誤以為B因工作需要而向其查詢相關資料，故其兩次協助B於電腦系統內查找涉案資料，並將查找到的相關資料通知了B，其不知B從事不法活動，其不知B因私人原因而要求其查找相關資料。” salvo melhor tradução em português signfica “negou as acusações e, especialmente, argumentou que após receber o pedido de B, ela erroneamente acreditou que B lhe havia enviado devido a necessidades de trabalho. Ele perguntou sobre informações referidos nos autos, então a recorrente ajudou B duas vezes a encontrar as informações envolvidas no caso no sistema de computador e deu conhecimento ao B sobre as informações encontradas.
12.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e nos autos, reportam que o 1.º arguido B e a testemunha de acusação C, ambos já faleceram antes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portanto impossibilitados de ser recolhidos os seus depoimentos.
13.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a testemunha de acusação D declarou que “尤其確認控訴書第十七點的事實，強調其不知道B如何查找相關資料，其不認識第二嫌犯，亦不認識E”, salvo melhor em português significa “Em particular, ele confirmou os factos do art.º 17.º da acusação, enfatizando que não sabia como B encontrou as informações em causa, que não conhecia a recorrente, nem E. ”
14.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a testemunha de acusação K, declarou que: “尤其稱其對查找涉案資料已沒有印象” ou seja, já não tinha alguma ideia sobre as informações respeitantes aos autos.
15. Conforme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a testemunha de defesa F declarou que: “講述了案件調查的經過” isto é, reportou sobre a investigação do caso.
16. O tribunal a quo entendeu que apesar que a recorrente negou as acusações e que nos autos não há provas directas e suficientes de que o recorrente tivesse cometido os crimes imputados, julgou, pela livre convicção, procedente os crimes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17. Para tal no douto acordão, os fundamentos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é “根據廉政公署的調查所得，治安警察局對查閱涉案機密資料有一定要求，上級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要求查閱相關資料，如屬口頭要求，則查閱資料的警員要記錄曾查找資料的事宜，據廉署人員了解，治安警察局對處理查閱黑名單資料的要求多年來沒有大變化。
然而，B不是第二嫌犯的上級，而從第二嫌犯與B的電話通話內容可見(見第371頁及第4329頁)，第二嫌犯從未詢問B查找涉案資料的原因及由何人命令查找，卷宗第371頁記載B說過“佢畀我架喎”，更顯示B是代朋友向第二嫌犯索取相關資料。
綜上，本院認為證據充分，足以認定第二嫌犯明知B因私人原因向其索取被監控人士資料，但其仍向B提供該等內部機密資料並任由B將有關資料透露予他人。” salvo melhor tradução em português significa “De acordo com os resultados da investigação da CCAC, a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tem certas exigências para acessar as informações confidenciais envolvidas no caso. O superior hierárquico pode solicitar o acesso às informações verbalmente ou por escrito. Os agentes do CCAC entendem que as exigências da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quanto para lidar com o acesso às informações da lista negra não mudaram significativamente ao longo dos anos. No entanto, B não era o superior hierárquico da recorrente, e conforme entendido pelo conteúdo da conversa telefônica entre a recorrente e o B (ver fls. 371 e 4329) que a recorrente nunca perguntou ao B sobre o motivo para procurar saber as informações no caso e por quem que ordenou a pesquisa, e na fls. 371 dos autos, foi registado que B disse: “Ele que me deu”, suspeitando assim que as informações eram solicitados por amigo daquele. Resumindo, este Tribunal entende que a prova é bastante para ajuizar que a recorrente sabia que B havia solicitado as informações de pessoas controladas por motivos pessoais, mas mesmo assim a recorrente ainda forneceu ao B essas informações confidenciais internas e permitiu que B trasmitisse essas informações para terceiro.”
18. Ressalvado com o devido respeito, a recorrente não pode concordar.
19. Porque considerava a recorrente que o B, como colega de serviço n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e assim o facultou as informações por entender apenas, e apenas só por motivo de serviço.
20. A recorrente considerava que o B, como colega d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então o ajudou a verificar as informações a pedido daquele. Uma das responsabilidades de serviço da recorrente é trabalhar na lista de pessoas controladas, e já estava encarregado esse trabalho há mais de 20 anos, desde 1993- a 2018, para além de B, outros colegas d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incluindo superiores e subordinados, a recorrente também tem ajudado no acesso aos dados de controlo. Como todos eram colegas d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a recorrente muitas vezes satisfazia os pedidos dos colegas para ajudá-los a verificar a lista de controlo, a fim de facilitar para o trabalho quotidiano, uma vez tratavam-se os pedidos por causa do trabalho. Da mesma forma, para as duas vezes descritas na acusação, a recorrente também achou que B estava a trabalhar e pediu à recorrente que verificasse os dados no controlo. Nunca pensou que B pediu esses dados para fins não relacionados ao trabalho, ou mesmo para fins ilegais.
21. No entanto, destacou no acordão que na conversa telefónica entre o B e a recorrente (ver fls, 371 e 4329) que a recorrente nunca perguntou ao B sobre o motivo para procurar saber as informações no caso e por quem que ordenou a pesquisa, e na fls. 371 dos autos, foi registado que B disse: “Ele que me deu” entendeu assim o tribunal a quo que a recorrente permitiu que as informações confidenciais internas transmitisse para terceiro.
22. A palavra “佢” que significa “ele” , que podia naquela ocasião significar como ele, terceiro - alheio ou podia também dizer terceiro - outros colegas d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23. Contudo, não foi provado na audiência relativamente o “ele” que esteve na conversa e que ficou reduzido em fls. 371.
24. Conforme ainda reproduzido do acordão não foram comprovados:
“2015年7月20日下午約5時17分，任職律師的C以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致電予第一嫌犯的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並向第一嫌犯表示欲了解某些人士有否被治安警察局攔截。第一嫌犯答應了C的要求，並指示C將相關人士的身份資料透過“微信”發送予第一嫌犯(參閱卷宗第2冊第560至563頁)。
隨後，C透過“微信”將至少三名其欲查詢有否被攔截的人士的身份資料發送予第一嫌犯。
2015年7月21日下午約5時19分，第一嫌犯在明知C不具權限知悉被監控人士紀錄，且清楚知道有關資料屬治安警察局的內部機密資料，仍以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致電予C的電話號碼為…的手提電話，並告知C，G與H之證件編號出現錯誤(參閱卷宗第2冊第564至566頁)。同時，第一嫌犯以某通訊應用程式將I與G的被監控紀錄透露予C知悉。
之後，第一嫌犯在明知D不具權限知悉被監控人士紀錄，且清楚知道有關資料屬治安警察局的內部機密資料，仍以某通訊應用程式將E沒有被攔截及沒有被禁入境的事實告知D。
D將E沒有被攔截及沒有被禁入境的事實告知E。”
25. Ou seja, não foram provados os factos constantes nos art.º 8.º, 9.º, 16.º, 25.º e 26.º da acusação.
26. Assim, não se sabe, quem ou aquele “ele佢” que teria pedido o B para a recorrente ir pesquisar os dados constantes no art.º 12.º da acusação.
27. Infelizmente, jamais podemos através do então 1.º arguido B e da testemunha C a pedir esclarecimento.
28. Assim, ficou na dúvida, que caso existisse o tal “ele” seria então um terceiro alheio ou terceiro também agente ou agentes policiais que se dedicava para o trabalho n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sendo este ou estes possivelmente por motivo de serviço necessitavam de informações.
29. Ora, ressalvado com o devido respeito, a questão da recorrente, durante as conversas telefónicas não tinha perguntado ao B quem é que precisava dos dados de controlo não é relevante, uma vez que, como já exposto, a recorrente considerava que o B é agente do mesmo Serviço também, por isso confiava-o que era por motivo de serviço.
30. Ou seja, a recorrente já esclareceu o motivo ao tribunal a quo, de que acreditava que o B pediu os dados por motivo de serviço, nomeadamente porque já assim fazia e existir uma confiança ao longo dos anos entre os colegas de serviço da Migração.
31. O tribunal a quo através da investigação obtida pelo CCAC entendeu que formalmente na PSP, para obter os dados tinham de emitir uma ordem escrtia ou verbal.
32. Não corresponde a verdade, uma vez que, na realidade, no ano de 2015 aquando ocorreu os factos, não havia esta metodologia formal, e na investigação realizada nos trâmites do inquérito pelo CCAC também não foi colhido junto dos autos alguma ordem, directiva ou normas permanentes da PSP para tal, pelo que não é seguro o tribunal basta a confiar um agente de CCAC, estranho da PSP, para inteirar sobre os procedimentos praticados pelos agentes do Serviço de Migração-PSP.
33.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que julgou que a recorrente “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合作，第一嫌犯是治安警察局的普通警員，第二嫌犯是負責管理監控名單的警員，彼等意圖為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且未經許可下，明知不可仍然應C及D的要求，先後兩次由第二嫌犯分別親身及指使下屬在治安警察局的“BLS系統監控名單及失證系統”中查核他人的被監控狀態等內部機密資料，之後由第二嫌犯將有關資料告知第一嫌犯，再由第一嫌犯將有關資料洩露予C及D，從而違反彼等職務上應遵守的無私與保密義務 (art.º 24.º dos factos provados no acórdão)” foi um desentendimento do Tribunal a quo.
34. Por conseguinte, não se verificou assim, no decorrer de dois actos de pesquisa de dados no sistema de controlo quaisquer tipo de dolo do crime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por parte da recorrente quanto actuou e forneceu os dados ao B
35. Podemos afirmar que só existe dolo quando se encontrem dois elementos presentes. Em primeiro lugar, terá de existir uma representação, ou visão antecipada do facto que preenche um tipo de crime (elemento intelectual ou cognoscitivo). Trata-se de indagar se o agente ao praticar o facto, o representou com todos os seus elementos integrantes, tais como: as circunstâncias do tipo legal do crime, o seu sentido e alcance, os elementos produzidos. por essa conduta e o processo causal da infracção bem como as circunstâncias modificativas agravantes. Vale a pena relembrar as palavras de Cavaleiro de Ferreira, “nada pode querer-se que não tenha sido primeiramente revisto ou conhecido”.
36. Em segundo, terá de haver uma resolução, seguida de um esforço do querer, dirigido à realização do facto representado (elemento volitivo). Trata-se do desejo e vontade de querer um certo resultado - a especial direcção de vontade do agente. Basta pensarmos que na nossa vida corrente, quando dizemos que fazemos algo sem querer, nos queremos eximir de responsabilidade. Assim quem não «conhece algo, não responde por esse algo».
37. Como vimos, para existir dolo não basta que o agente preveja mentalmente a realização do facto, terá de haver igualmente uma intenção de praticar o acto que se representa. No entanto para querer, é necessário que essa representação se converta numa actuação por parte agente. O direito só intervém quando esses pensamentos sejam exteriorizados em actos.
38. Em suma, o dolo traduz-se num saber e num querer.
39. Relativamente ao elemento subjectivo do tipo de ilícito em causa, e tendo em conta que o conceito de dolo que nos é fornecido pelo artigo 13.º do Código Penal, o crime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é um crime doloso, não sendo punível a título de negligência.
40. Para além deste elemento subjectivo, o dolo, a lei exige uma particular intenção de praticar o crime: a intenção de causar prejuízo a outrem ou a RAEM, ou de alcançar para si ou para terceiro um benefício ilegítimo.
41. Deste modo, só é punível pelo crime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o agente que agiu com aquele específico dolo; é o que a doutrina chama de dolo específico ou delito intencional. O dolo específico, como a própria designação indica, exige, para além da intenção de realização de um crime, uma particular intenção aquando da sua realização - o agente tem de ter procedido, tendo em vista um certo fim.
42. O elemento intelectual do dolo implica um conhecimento da ilicitude do facto, um conhecimento do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da infracção, dos elementos objectivos de um tipo de crime. Tal elemento intelectual envolve o conhecimento dos elementos descritivos e normativos do facto típico. No caso vertente, resulta demonstrado que a ora recorrente, a pedido de B ajudou este duas vezes a encontrar as informações envolvidas no caso no sistema de computador e deu conhecimento ao B sobre as informações encontradas.
43. O tribunal a quo ao julgar procedente as imputações dos crimes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por convicção, errou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is não é possível retirar-se da produção da prova que a recorrente tenha preenchido o tipo objectivo e subjectivo dos crimes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44. E ainda que se considerasse que a recorrente preenchera o tipo objectivo, sempre teria de se demonstrar e provar que a recorrente preenchera o tipo subjectivo, o que de todo não está nem pode ser demonstrado, face à manifesta insuficiência de provas.
45. No crime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a conduta típica vem expressa pelo verbo “revelar”, que significa tomar claro, descobrir, contar, e pelo verbo “facilitar”, que significa tomar fácil, auxiliar. No primeiro caso ocorre a “revelação directa”, pois o funcionário comunica o facto a terceiro. Na segunda hipótese (facilitar a revelação), ocorre a “revelação indirecta”, permitindo ao terceiro tomar conhecimento do facto segredo. O dolo do tipo implica que é necessário que o agente para a revelação seja passível de dano e que o funcionário tenha consciência da necessidade do segredo por força da sua função e que o segredo seja de interesse público. Ou seja que tenha conhecimento de que está a revelar o segredo para terceiro, alheio à missão de serviço, e implica que tenha a vontade de realizar o tipo objectivo, do crime, isto é, revelar o segredo e obter a sua vantagem.
46. Não existe qualquer facto ou meio de prova directa de onde se possa retirar, inferir ou presumir que a recorrente tinha conhecimento que sabia perfeitamente que os dados fornecidos ao B se destinava para conhecimento de terceiros.
47. Aliás não foram provados os art. 8.º, 9º, 16.º,25.º e 26.º da acusação em que as testemunhas C e D, obtiveram do B os dados ou informações em causa.
48. O crime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para além do dolo do tipo, exige que o agente actue também e cumulativamente, com um outro dolo, o chamado dolo específico, que é a intenção de causar prejuízo a outra pessoa ou ao Território,
49. Não existe qualquer facto ou meio de prova directa de onde se possa retirar, inferir ou presumir que a recorrente tinha a intenção de causar prejuízo a outra pessoa ou ao Território.
50. O tribunal a quo fez uma errad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is os factos provados e bem assim os meios de prova produzidos e existentes nos autos não autorizam, de modo algum, que se dêem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por ora provados, isto é, não autorizam que se dê como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 preencheu o tipo subjectivo do crime violação de segredo.
51. Concluindo e analisado nos autos também não verificou provas de que a recorrente pudesse ter sabido a situação, e o fundamento supra do acordão condenatório apenas se trata duma convicção ou até dedução pelo tribunal a quo de que a recorrente não deveria não ter sabido. Ora, se na realidade a recorrente efectivamente não sabia e que o tribunal a quo também não podia garantir que a recorrente tenha conhecimento, e considerando as circuntâncias acima expostas sobre o que na realidade a recorrente considerava que o B, como colega d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então o ajudou a verificar as informações a pedido daquele. E de como já estava encarregado esse trabalho há mais de 20 anos, desde 1993 a 2018, para além de B, outros colegas d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incluindo superiores e subordinados, a recorrente também tem ajudado no acesso aos dados de controlo. Como todos eram colegas d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a recorrente muitas vezes satisfazia os pedidos dos colegas para ajudá-los a verificar a lista de controlo, a fim de facilitar para o trabalho quotidiano.
52. Da mesma forma, para as duas vezes descritas na acusação, a recorrente também achou que B estava a trabalhar e pediu à recorrente que verificasse os dados no controlo.
53. Com a falta de suporte e apenas a convicção não segura do tribunal a quo, nunca é seguro dado como provado que a recorrente estava ciente que os dados fornecidos para o seu colega de serviço B do mesm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se destinava para conhecimento e uso para terceiros.
54. O preceituado no artº 114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isto é,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deve ter-se por cumprido quando a convicção a que o Tribunal chegou se mostra objecto de um procedimento lógico e coerente de valoração, com motivação bastante, e onde não se vislumbre qualquer assumo de arbít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55. Por força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seus limites, e d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que em sede probatória se concretiza no principio in dubio pro reo resulta que: quanto a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pelo Tribunal a quo, verificou-se pouca clareza nos mesmos, evidenciando dúvidas, ilações tiradas pelo julgador de factos que não constam da prova directa, designadamente, que a recorrente sabia perfeitamente que os dados fornecidos para o seu colega de serviço B do mesm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se destinava para conhecimento e uso para terceiros. Que por outro lado não foi identificado e provado quem se tratavam dos terceiros de dois actos em causa.
56. Todos sabemos que a actividade de julgar, de acordo com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implica uma actividade algo subjectivante, muito embora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tenha de assentar em critérios objectivos que forneçam credibilidade ao julgamento dos factos.
57. Acreditamos que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jugado com o dever de fundamentação das decisões dos tribunais impõe uma apreciação crítica exaustiva, racionalmente motivada, parametrizada pelos critérios legais da produção e da valoração da prova.
58. Só na sua falta ou insuficiência deveremos socorrer-nos das regras da ciência, da lógica e da experiência. A apreciação deve constar da fundamentação.
59. Ficamos estupefactos com o raciocínio do tribunal a quo assente, sobretudo, em “suposições” contextualizadas, o qual terá, certamente, a importância devida, mas não fará parte do manancial de prova produzida, nem ajudará na sua concretização.
60. Face ao acervo probatório alcançado, deve o tribunal assumir a posição que mais favorece o arguido. Na dúvida, deve decidir a favor do arguido.
61. Somos, naturalmente, compelidos a concluir qu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que fundamentaram o acórdão condenatório, pelos crimes de violação de segredo nas penas parciais de 9 meses de prisão, em cúmulo um ano de prisão, da recorrente não possuem sustentação probatória suficiente, em razão que, concretamente, se colocam sobre o “não possam ser subtraídos à dúvida razoável do tribunal”, a garantia do tribunal a quo que a recorrente tinha perfeitamente conhecimento que os dados fornecidos para o seu colega de serviço B do mesm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se destinava para conhecimento e uso para terceiros.
62. Devendo assim, na dúvida, absolver a arguida, pel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63. Sem que se defina legalmente em que consiste o propalado “exame crítico da prova” imposto pelo artº 355º n.º 2 do CPP, tal exame há-de ser aferido com critérios de razoabilidade, sendo fundamental que permita avaliar cabalmente o porquê da decisão e o processo lógico- formal que serviu de suporte ao respectivo conteúdo;
64. Ora, 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cumpriu com tal normativo, uma vez que o Tribunal a quo se limitou a referir que tomou convicção por não confiar nas declarações da arguida. Impunha-se saber a razão de não valorar sobre a versão da arguida, e agora só perante uma dedução, em prejuízo da recorrente.
65. A obrigatoriedade de indicaçã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e do seu exame crítico destina-se a garantir que na sentença ou acórdão se seguiu um procedimento de convicção lógica e racional na apreciação das provas, e que a decisão sobre a matéria de facto não é arbitrária, dominada pelas impressões, ou afastada do sentido determinado pel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66. A integração das noções de “exame crítico” e de “fundamentação” de facto envolve a implicação, ponderação e aplicação de critérios de natureza prudencial que permitam avaliar e concluir se as razões de uma decisão sobre os factos e o processo cognitivo de que se socorreu são compatíveis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da vida e das coisas e com a razoabilidade das congruências dos factos e dos comportamentos.
67. No caso concreto, o tribunal a quo deveria ter explicitado as razões ou as provas que, devidamente inter-relacionadas e conjugadas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o levaram a concluir que a sua descrição e o juízo de valor que elas oferecem em termos de suporte decisório, ou seja, a crítica porque umas merecem credibilidade e outras não, impondo que o juiz indique todas as provas, a favor ou contra, que constituem a decisão e diga as razões pelas quais não atendeu às provas contrárias à decisão tomada.”
68. Pelo que se entende violados o artº. 355º n.º 2 do CPP .
69. No caso em apreço, a apontada omissão de fundamentação quanto aos factos supra aludidos incorrerá a nulidade da sentença, nos termos dos artº 360.º nº I alo a) e 355.º nº 2 do C.P.Penal.
70. Na sequência da declaração de nulidade, deverá a sentença recorrida ser reformulada de modo a suprir o referido vício.
V-PEDIDO
TERMOS EM QUE, e contando o doutr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julgado procedente vícios de erros de direito integrado no fundamento indicado no artº, 400º, nº.1,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 em consequência:
a) Julgar, pel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sagrado no artigo 114.º do Código do Processo Penal, e na dúvida, absolver a arguida, pel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b) E se assim não entender, julgar procedente a violação ao are. 355º n.º 2 do CPP pela falta de exame crítico da prova quanto a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imputado contra o recorrente, e declarar a nulidade a sentença, nos termos dos are 360.º nº 1 al. a) e 355.º nº 2 do C.P.Penal;
Procedendo de um dos modos por que se requer, farão V, Exªs, boa e sã JUSTIÇA!
2參見中級法院在第279/2015號、第188/2018號和第889/2020號案上訴案中作出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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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62/2022 p.1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