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日期：05/03/2024 ------------------------------------------------------
---裁判書製作法官：周艷平法官 --------------------------------------------
簡要裁判書
編號：第94/2023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嫌犯：(A)
日期：2024年3月5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第CR4-22-0186-PCS號獨任庭普通刑事案中，法院於2022年12月6日作出判決，裁定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故意及既遂行為以連續犯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結合第243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4個月徒刑，暫緩執行為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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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人適時提交了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410頁至第437頁），並於該訴狀中陳述了上訴依據及上訴請求之理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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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作出答覆，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詳見卷宗第439頁至第442頁）。
檢察院在答覆中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被上訴判決判處嫌犯(A)以直接正犯、故意及其既遂行為以連續犯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結合第243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4個月徒刑，暫緩執行為期2年。
2.上訴人(A)認為初級法院的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的瑕疵以及違反疑罪從無原則，上訴人並認為應科處其罰金刑。
3.我們需指出，對於何時會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中級法院在審理多個上訴案件時均提到：[審查證據明顯錯誤」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原則。「明顯」者是指一般常人亦能輕而易舉且毫不用思考便能察覺者。
4.對此，終審法院亦曾提到:中級法院只能基於不能被第一審法院在審理中所審查的證據推翻的案卷中的資料，尤其是具有完全證明力的證據材料，去更改第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事宜。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結論無法接受、如果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或者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該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即常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5.在本案中，從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闡述可見，上訴人主要是不認同原審法庭採信的證據，尤其(B)的證言。
6.庭審聽證時，證人(B)表示嫌犯美容院開張時，其曾將身份證交給嫌犯登記為本地僱員，以協助嫌犯的美容院申請外地僱員的配額，並稱在美容院清潔數天，屬於義務性質，沒有收取金錢，嫌犯亦沒有提及派發傳單及介紹客人等工作。其聲稱從來沒有在嫌犯的美容公司工作，與嫌犯之間沒有協議，其從來沒有介紹客人予該美容院，亦沒有收取任何佣金。
7.雖然本案中嫌犯否認控訴事實，並聲稱確曾聘用(B)工作，但證人(B)表示沒有替嫌犯工作，亦沒有收取報酬。
8.本案之案情顯示，嫌犯(A)沒有跟(B)簽署合同、亦沒有固定上班時間，沒有按法律規定發出「糧單」等等情況。
9.基於以上所述，原審法庭認定上訴人(A)在沒有實際聘用(B)工作的情況下，但卻於2015年4月28日及之後向澳門特區「人力資源辦公室」呈交由其本人填寫並簽名確認的“聘用非專業外地僱員申請”表，以此申請批准輸入5名非專業外地僱員等等，這完全符合邏輯，沒有違反經驗法則，故被上訴的判決不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的瑕疵，亦沒有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10.對於具體量刑，上訴人為初犯，並在庭審中否認控罪。
11.原審法院考慮同類犯罪之預防需要等因素，並考慮嫌犯(A)的個人狀況，考慮到本案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屬中等，故意程度甚高，以及考慮與本案有關的其他情節，尤其是嫌犯在本澳沒有犯罪紀錄，考慮到預防犯罪(包括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需要，就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其既遂行為以連續犯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決定判處4個月徒刑，並給予暫緩執行。
12.原審法院表示為著預防犯罪的需要，上述刑罰不以罰金代替。
13.可見，被上訴判決在量刑時已經全面衡量了相關的因素，在被上訴的裁判中也清楚地指出了量刑的依據，沒有違反《刑法典》中關於量刑的法律規定。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嫌犯(A)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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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並提交了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的瑕疵及違反疑罪從無原則之理據不成立，但同意改判罰金的刑罰。（詳見卷宗第452頁至第4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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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之規定，對上訴作出簡要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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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認定的事實
獲證明屬實的事實：
1. 2015年3月6日嫌犯(A)與(C)登記開設了位於澳門巴波沙大馬路X號XX邨（第1、2期）地下X座的“(Y)公司”，所營業務是美容院、產品銷售和進出口貿易。
2.2015年4月28日嫌犯以“(Y)公司”店負責人身份向澳門特區「人力資源辦公室」呈交由其填寫並簽名確認的“聘用非專業外地僱員申請”表2，以此申請批准輸入5名非專業外地僱員（美容纖體師、美容師助理各2名和接待員1名），為此目的該嫌犯在表內虛假地填報從2015年3月至申請期間其店內一直將(B)（嫌犯姑姐）聘為兩名本地僱員之一，同時呈交已為其在「社會保障基金」進行供款的收據。
嫌犯透過其父親(E)在此之前向(B)借取其澳門居民身份證而獲得(B)的身份證資料。(B)在不知悉有關行為之真正目的及相信(E)的情況下將其本人所持澳門居民身份證交予了(E)。
在分析由嫌犯所呈交的上述文件後「人力資源辦公室」主任於2015年7月7日作出第26372/IMO/GRH/2015號批示3，批准“(Y)公司”2名非專業外地僱員（美容師助理）的輸入申請，條件之一是“(Y)公司”在許可有效期內必須維持聘用原有之本地僱員2名或以上。
3.但2015年12月9日嫌犯在以“(Y)公司”僱主身份填寫並簽名確認呈交予澳門特區「財政局」的“職業稅-第一組登記表”（M/2格式）4內填報(B)於2015年12月1日才開始以散工方式受僱於該美容公司。
2016年1月8日「財政局」收到嫌犯以“(Y)公司”僱主身份填寫並簽名確認呈交的“職業稅-第一組 僱員或散工名表”（M3/M4格式）5，(B)在該表中被填報為受僱於該公司的需納稅員工之一，其於2015年度的總收入被填寫為澳門幣12,000元。
嫌犯清楚知道(B)從未在所申報期限內在“(Y)公司”受聘工作過並清楚知道必須如實填寫上述文件否則需承擔相應之法律責任。
4.2016年6月17日嫌犯向澳門特區「人力資源辦公室」呈交其以“(Y)公司”店負責人身份填寫並簽名確認的“聘用非專業外地僱員申請”表6，以此申請將透過上述26372/IMO/GRH/2015號批示所取得的輸入2名非專業外地僱員（美容師助理）批准續期，為此目的嫌犯在表內繼續虛假地填報從2015年6月至2016年5月為止(B)為受聘在前述公司內的本地僱員之一，同時呈交已為其在「社會保障基金」進行供款的收據。
嫌犯清楚知道(B)從未在所申報期限內在“(Y)公司”受聘工作過並清楚知道必須如實填寫上述文件否則需承擔相應之法律責任。
在分析由嫌犯所呈交的上述文件後「勞工事務局」副局長於2016年7月29日作出第31288/IMO/DSAL/2016號批示7，批准“(Y)公司”續聘2名非專業外地僱員的申請，條件之一是“(Y)公司”在許可有效期內必須維持聘用現有之本地僱員4名或以上。
5. 2017年1月20日「財政局」收到嫌犯以“(Y)公司”僱主身份填寫並簽名確認呈交的“職業稅-第一組 僱員或散工名表”（M3/M4格式）8，(B)在該表中被填報為受僱於該公司的需納稅員工之一，其於2016年度的總收入被填寫為澳門幣116,400元。
2018年1月22日「財政局」收到嫌犯以“(Y)公司”僱主身份填寫並簽名確認呈交的“職業稅-第一組 僱員或散工名表”（M3/M4格式）9，(B)在該表中被填報為受僱於該公司的需納稅員工之一，其於2017年度的總收入被填寫為澳門幣117,600元。
嫌犯清楚知道(B)在所申報期間並未受聘在“(Y)公司”工作過並清楚知道必須如實填寫上述文件否則需承擔相應之法律責任。
6.2018年3月21日嫌犯向澳門特區「人力資源辦公室」呈交其以“(Y)公司”負責人身份填寫並簽名確認的“聘用非專業外地僱員申請”表10，以此申請將透過上述31288/IMO/DSAL/2016號批示所取得的輸入2名非專業外地僱員（美容師助理）批准續期，為此目的嫌犯在表內繼續虛假填報從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為止(B)為受聘於前述公司的四名本地僱員之一，同時呈交已為其在「社會保障基金」進行供款的收據。
嫌犯清楚知道(B)在所申報期內並未在“(Y)公司”受聘工作過並清楚知道必須如實填寫上述文件否則需承擔相應之法律責任。
在分析由嫌犯所呈交的上述文件後「勞工事務局」副局長於2018年4月12日作出第09294/IMO/DSAL/2018號批示11，批准“(Y)公司”續聘2名非專業外地僱員的申請，條件之一是“(Y)公司”在許可有效期內必須維持聘用現有之本地僱員4名或以上。
7.2019年1月3日「財政局」收到嫌犯以“(Y)公司”僱主身份填寫並簽名確認呈交的“職業稅-第一組 僱員或散工名表”（M3/M4格式）12，(B)在該表中被填報為受僱於該公司的需納稅員工之一，其於2018年度的總收入被填寫為澳門幣117,600元。
嫌犯清楚知道(B)並未在申報期間在“(Y)公司”受聘工作過並清楚知道必須如實填寫上述文件否則需承擔相應之法律責任。
8.2020年2月21日嫌犯向澳門特區「勞工事務局」呈交其以“(Y)公司”負責人身份填寫並簽名確認的“聘用非專業外地僱員申請”表13，以此申請將透過上述09294/IMO/DSAL/2018號批示所取得的輸入2名非專業外地僱員（美容師助理）批准續期，為此目的嫌犯在表內繼續虛假地填報從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為止(B)為受聘於前述公司的三名本地僱員之一，同時呈交已為其在社會保障基金進行供款的收據。
嫌犯清楚知道(B)從未在申報期間在“(Y)公司”受聘工作過並清楚知道必須如實填寫上述文件否則需承擔相應之法律責任。
在分析由嫌犯所呈交的上述文件後「勞工事務局」副局長於2020年3月13日作出第06048/IMO/DSAL/2020號批示14，批准“(Y)公司”續聘2名非專業外地僱員的申請，條件之一是“(Y)公司”在許可有效期內必須維持聘用現有之本地僱員3名或以上。
9.2020年5月3日「財政局」收到嫌犯以“(Y)公司”僱主身份填寫並簽名確認呈交的“職業稅-第一組 僱員或散工名表”（M3/M4格式）15，(B)在該表中被填報為受僱於該公司需納稅員工之一，其於2019年度的總收入被填寫為澳門幣101,928元。
嫌犯清楚知道(B)從未在申報期間在“(Y)公司”受聘工作過並清楚知道必須如實填寫上述文件否則需承擔相應之法律責任。
10.2021年l月8日「財政局」收到嫌犯以“(Y)公司”僱主身份填寫並簽名確認呈交的“職業稅-第一組 僱員或散工名表”（M3/M4格式）16，(B)在該表中被填報為受僱於該公司的需納稅員工之一，其在2020年6月30日離職前於該年度的總收入被填寫為澳門幣50,964元。
嫌犯清楚知道(B)並未於上述所填報的期間在“(Y)公司”受聘工作過並清楚知道必須如實填寫上述文件否則需承擔相應之法律責任。
11.嫌犯長期虛假的將(B)填報為其負責經營公司的本地僱員之目的在於滿足「人力資源辦公室」（勞工事務局）關於本地員工的配額要求以及保持住由該機構所批出的聘用外地僱員的名額。
12.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令其所經營的美容公司符合申請及保持住由「人力資源辦公室」（勞工事務局）所批出的聘用外地僱員的名額，多次向該部門以及財政局呈交由其本人以公司負責人身份填寫並簽名確認的載有與事實不相符的僱用關係的文件。
13.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許，會受到法律之相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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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證實下列事實：
根據嫌犯(A)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嫌犯為初犯。
嫌犯聲稱具有中學畢業的教育程度，商人，每月收入約20,000澳門元，須供養父母及一名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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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證明的事實︰
沒有其餘載於起訴書的事實有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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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 刑罰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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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及“違反疑罪從無
原則”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做出(B)不曾在涉案美容院工作過及在2016年和之後數年聲報上訴人(B)為其員工是為著維持所獲的2名外僱名額之判斷，在審查證據上存在明顯錯誤；此外，被上訴判決第19頁的內容顯示，原審法院對上訴人和(B)之間是否存在實際且真實的勞動關係存在疑問，而控訴方須負責證明上訴人作出不實的聲明，本案充其量僅說明對有關勞動關係的存在有疑問，並不能毫無疑問地認定上訴人作出被控告的犯罪，故原審法院違反了存疑從無原則。上訴人據此指出，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瑕疵，且違反了疑罪從無原則，請求廢止被上訴判決，並開釋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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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的判決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簡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在分析證據並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被審查的證據之證明力，並認定獲證明或不獲證明的事實, 除非法律另有規定。
一般經驗法則是基於日常生活經驗而來的一種客觀普遍之定則，可為大多數人接受，且絕非主觀或狹隘之個人判斷。訴訟當事人出於不同的立場、經驗，對於涉案事實會作出各自不同的價值判斷，但不能以其個人對證據之評價強加於審判法院，更不能要求審判法院必須作出與其個人價值判斷相一致的心證。
存疑從無原則，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查證據過程中，對所審查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這種帶來無罪判決的合理懷疑，是有必要在法官（而不是上訴人）形成心證前就對作出決定的事實前提抱有懷疑，這種懷疑是“合理”及“無法補救”的。17
必須強調，並不是任何上訴人認為有利的證據均可構成合理懷疑，並因此帶來無罪判決，有關的懷疑必須是法官的，而非上訴人的，是在法官形成心證之前就對相關證據欲證明的事實是否屬實存有的懷疑，且這種懷疑必須是合理及無法彌補的。
法院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是不應被質疑的。上訴人不能將案件事實割裂開來而單獨強調某一項證據的證明力，更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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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卷宗資料，上訴人於2015年4月、2016年6月、2018年3月及2020年2月向澳門特區「人力資源辦公室」呈交的由其填寫並簽名確認的“聘用非專業外地僱員申請表”中，均報稱(B)為其負責經營公司的本地僱員。而於上訴人以僱主身份填寫並簽名確認呈交的“職業稅-第一組 僱員或散工名表”中列明：(B)於2015年度的總收入為澳門幣12,000元、於2016年度的總收入為澳門幣116,400元、於2017年度的總收入為澳門幣117,600元、於2018年度的總收入為澳門幣117,600元、於2019年度的總收入為澳門幣101,928元、於2020年6月30日離職前的該年度總收入為澳門幣50,964元。
於審判聽證中，上訴人否認透過父親取得(B)的身份證資料，並堅稱其有聘請(B)工作，雙方沒有簽署勞動合同，但雙方的僱用關係是真實的。(B)的崗位是兼職外勤人員，不會在店舖內工作，主要負責協助上訴人派發宣傳單張及介紹客人到美容院，(B)只負責介紹客人到美容院。每當(B)成功介紹客人到美容院，上訴人便會即時記帳，並以現金方式支付佣金予(B)及用「佣」字在零用現金處作記錄，但沒有要求(B)簽署收據。
證人(C)於審判聽證中表示，美容院於2015年開張，當時員工還有一名清潔員及上訴人的姑姐(B)，(B)負責宣傳及介紹客人。當(B)介紹客人到美容院時，會以現金方式拆分50%的佣金予(B)，同時用「佣」字在零用現金處作記錄。於2015年至2018年期間曾見過(B)到美容院收取佣金約5次，但不知道具體收取了多少佣金。美容院由上訴人負責員工薪金支付及佣金支付。上訴人沒有向其提及聘請本地人瞞騙政府以取得外僱配額。
證人(B)在庭審中表示，上訴人的美容院開張時，其曾將身份證交給上訴人登記為本地僱員，以協助美容院申請外地僱員的配額。其在美容院清潔數天，屬於義務性質，沒有收取金錢，上訴人亦沒有提及派發傳單及介紹客人等工作。其從來沒有在上訴人的美容公司工作，與上訴人之間沒有協議，也從來沒有介紹客人予該美容院，亦沒有收取任何佣金。其以為上訴人隨後會取消其僱員登記，不知道上訴人一直有為其向社保供款，直至2020年其收到政府發出的「抗疫援助金」15,000澳門元，經咨詢家人得知在職人士才可獲得發放有關援助金才獲悉事件，之後向警方作出舉報。
根據卷宗中「人力資源辦公室」有關“(Y)公司”申請許可聘請非本地僱員的資料、(B)的社保基金供款記錄、“(Y)公司”向財政局提交的職業稅僱員或散工名表等文件，上訴人向「人力資源辦公室」提交的上述“聘用非專業外地僱員”的申請，均獲許可聘請及續聘2名外地僱員，但規定了在許可有效期內必須維持聘用現有之本地僱員2名至4名或以上的條件，四次申請情況如下：
-上訴人首次於2015年4月28日申請聘用外地僱員名額時，申報“(Y)公司”聘請的本地僱員為2名，其中一名為(B)；「人力資源辦公室」主任於2015年7月7日的批示，批准“(Y)公司”輸入2名外地僱員，條件之一是在許可有效期內必須維持聘用原有之本地僱員2名或以上；獲批准後，“(Y)公司”申報聘請了2名本地僱員，包括已在聘用名單中的(B)，自2016年1月該美容公司申報聘用的本地僱員增加至4名；
- 上訴人於2016年6月17日申請續聘2名外地僱員，「人力資源辦公室」主任於2016年7月29日的批示，批准“(Y)公司”續聘2名外地僱員，條件之一是在許可有效期內必須維持聘用原有之本地僱員4名或以上；後批准後，“(Y)公司”所申報聘請的本地僱員維持4名，當上包括(B)；
- 上訴人於2018年3月21日申請續聘2名外地僱員，「人力資源辦公室」主任於2018年4月12日的批示，批准“(Y)公司”續聘2名外地僱員，條件之一是在許可有效期內必須維持聘用原有之本地僱員4名或以上；獲批准後至2019年2月，卷宗沒有該段時間“(Y)公司”聘請本地僱員人數的資料，自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Y)公司”申報聘用的本地僱員為3名，當中包括(B)；
-上訴人於2020年2月21日申請續聘2外地僱員，「人力資源辦公室」主任於2020年3月13日的批示，批准“(Y)公司”續聘2名外地僱員，條件之一是在許可有效期內必須維持聘用原有之本地僱員3名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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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書製作人認為，正如原審法院於被上訴判決的“事實判斷”中所指出的，根據《勞動關係法》第13條及第63條第6款的規定，僱主須以簿冊、資料卡或資訊系統記錄有關僱員的資料，僱主須向僱員發出載有法律所規定之重要內容的“糧單”。而本案上訴人與(B)之間沒有簽署任何勞動合同，對於上訴人所聲稱的佣金支付也沒有銀行過數記錄或由收款人簽署的收據。概括而言，上訴人所謂的“僱用關係”屬於典型的“三無”聘用（即，無定時上班記錄、無簽署勞動合同、無銀行出糧過數或簽署收據），並非法律意義上的僱用關係。此外，即使如證人(C)所稱曾見過(B)到美容院收取佣金約5次，但單純的佣金支付與收取，也不足以佐證上訴人所經營的美容院與(B)之間存在確實的穩定的勞動關係；況且，上訴人也未能就其支付予(B)的佣金數額是否與其向財政局所申報的(B)之年度收入相吻合作出了合理說明。
故此，原審法院在認定上訴人負責經營的公司與(B)之間是否存在真實的勞動關係方面，毫無疑問地認定不存在實際且真實的勞動關係，原審法院的心證符合邏輯，並不存在所謂的合理懷疑。
面對上訴人（乃至證人(C)的證言）與證人(B)可謂完全相左的聲明內容，原審法院認為(B)完全沒有必要冒着報假案的風險、聲稱自己沒有在上訴人名下的公司工作而誣告上訴人。此外，根據「人力資源辦公室」主任的批示，首次批准外地僱員名額及之後三次批准續聘外地僱員時，條件之一是在許可有效期內必須維持聘用原有之本地僱員2至4名或以上。而事實上，在維持聘用原有之本地僱員人數方面的要求，“(Y)公司”在絕大部分時間僅履行了最低要求，上訴人利用將(B)申報為其員工來滿足「人力資源辦公室」關於本地員工之配額要求之意圖，可謂是顯而易見。
基於此，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提交外地僱員申請或續期的文件時，均將(B)申報為其負責經營公司的本地僱員，目的在於滿足人力資源辦公室（勞工事務局）關於本地員工之配額的要求，以及保持住由該機構所批出之聘用外地僱員的名額，並無發現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錯誤。
裁判書製作人認為，經審視被上訴判決，不難理解原審法院對於證據的審查以及心證的形成。原審法院綜合分析了上訴人的聲明、證人的證言以及卷宗內的書證，對案件事實作出認定，並無任何偏頗之嫌，符合邏輯及經驗法則，也沒有違背任何法定證據價值法則、職業準則以及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故此，被上訴判決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亦沒有違反疑罪從無原則。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裁判書製作人裁定，被上訴判決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上訴人的相關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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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罰之選擇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剝奪自由的刑罰，違反了《刑法典》第64條的規定，請求改判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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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上訴人以直接正犯、既遂及連續犯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結合第243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被科處四個月徒刑，暫緩二年執行。
上訴人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可被判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十日至三百六十日罰金。
根據《刑法典》第64條的規定，如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須先選科非剝奪自由之刑罰。
原審法院指出：
本案中，嫌犯雖為澳門居民，案發時為初犯，但法庭經考慮事實的嚴重性及整體情節，籍其行為誤導政府批出外勞配額，為預防犯罪，刑罰須具阻嚇性，法庭認為選科剝奪自由的刑罰，即徒刑，才能達到處罰的目的，故選科徒刑。
裁判書製作人認為，上訴人雖為初犯，但在審判聽證中否認作出被指控的行為，其連續多年、多次，向勞工事務局、財政局申報不實的資料，意圖誤導政府批出外勞配額，對本澳勞動市場的健康發展做出負面影響，選擇的刑罰在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方面均必須具警惕和阻嚇作用，因此，原審法院選擇剝奪自由的刑罰，完全不存在違反《刑法典》第64條的情況。
藉此，上訴人的相關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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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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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上訴人支付本上訴之訴訟費用，其中，司法費定為5個計算單位。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規定，上訴人須繳付3個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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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2024年3月5日
周艷平
(裁判書製作人)
1.上訴人提出以下理據（上訴理由闡述之結論部分）
1.a Nos presentes autos foi a ora Recorrente pronunciada e condenada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 e p. pelo art.° 244.° do CP, por alegadamente ter declarado falsamente no GRH e na DSF que a sua tia estava empregada no estabelecimento de beleza por si explorado como forma de lograr obter mais quotas de contratação de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havendo sido dados por provados todos os factos da pronúncia.
2.a Afigura-se ter existi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as conclusões de que (1) a (B) nunca trabalhou no estabelecimento (Y) e que (2) nos anos de 2016 e seguintes era necessário à Arguida declarar a (B) enquanto empregada para manter as 2 quotas de contratação de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que haviam sido concedidas pelo Governo.
3.a Desde logo, a própria (B) declarou que chegou a trabalhar no referido estabelecimento, declarações das quais resultam patentemente que efectivamente chegou a trabalhar no estabelecimento em causa.
4.a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é referido que ela declarou que fez apenas trabalho voluntário no local, mas efectivamente não foi isso que ela declarou, mas apenas que não se lembrava de qual era o valor do salário que recebeu.
5.a A testemunha de defesa (C), antiga sócia e trabalhadora da empresa, também confirmou que teve conhecimento directo de que a (B) foi contratada para trabalhar no estabelecimento.
6.a É certo que a (B) foi bastante vaga nas suas declarações, tendo por vezes feito declarações contraditórias durante 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7.a Mas resultou amplamente dos autos que a razão para a (B) ter tido receio de explicar com detalhe a sua relação laboral proveio do facto de que a sua família receber um subsídio de família do governo, atribuído a funcionários públicos, subsídio esse que só é concedido caso os ascendentes sejam desempregados ou reformados.
8.a Isto é, caso a (B) declarasse que tinha emprego, muito provavelmente o subsídio de família estaria a ser concedido irregularmente, questão que só foi levantada porquanto em 2020 a (B) recebeu um cheque emitido pelo Governo no âmbito dos apoios concedidos a trabalhadores devido à crise económica causada pela pandemia Covid-19.
9.a Das suas declarações na PJ, constantes de fls. 3 dos autos, percebe-se facilmente que essa foi a razão pela qual ela foi entregar esse cheque proveniente de apoio pecuniário às autoridades.
10.a A testemunha (L) chegou a explicar de forma nítida e clara essa questão, tendo demonstrado conhecimento das reais motivações da (B).
11.a É verdade que a Arguida não conseguiu produzir prova documental directa de que a sua tia tenha trabalhado no estabelecimento, como por exemplo os elementos aludidos no artigo 13.° da Lei das Relações Laborais.
12.a No entanto, não podemos olvidar que (1) a empresa (Y) se trata de um pequeno estabelecimento comercial, sem uma estrutura organizativa complexa que lhe permitisse manter em dia todos os registos previstos na lei e (2) a (B) é familiar da Arguida, pelo que entre elas existia uma natural relação de confiança que extravasa a comum relação de trabalho, factos que facilmente explicam a inexistência desses mencionados registos.
13.a Afigura-se que a conclusão a que se chegou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no sentido de que a relação de trabalho com a (B) nunca existiu está patentemente contra aquilo que efectivamente se provou, existindo, portant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14.a O art.° 244.° do CP não pune qualquer tipo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na modalidade de fazer constar de documento facto juridicamente relevante), mas tão só aquele que tem por subjacente a obtenção de benefício ilegítimo ou causar prejuízo a outrem.
15.a Independentemente de a (B) ter sido declarada como trabalhadora da empresa, teria sempre a empresa (Y) o direito a manter 2 quotas de contratação de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uma vez que a partir de 2016 a empresa manteve sempre um mínimo de 2 trabalhadores residentes, excluindo a (B).
16.a Isto é o que decorre patentemente das autorizações de contratação de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emitidas a favor da empresa (Y) Limitada em 2015, 2016, 2018 e 2019, conjugando com os registos de quantos trabalhadores residentes se encontravam empregados pela empresa em cada ano da sua actividade.
17.a Do primeiro conjunto de documentos resulta que desde 2015 até 2020 a sociedade fôra autorizada a contratar 2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de forma consistente, e do segundo vemos que a partir de 2016 a empresa empregou sempre, pelo menos, 3 trabalhadores residentes.
18.a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este aspecto foi desvalorizado, por se ter feito uma interpretação meramente literal das respectivas autorizações de contratação de TNR, no entanto, a verdade é qu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afigura-se que tal conclusão vai contra o que o próprio técnico da DSAL, Wong XX, declarou em audiência
19.a Das declarações do técnico da DSAL resulta que a única razão pela qual os despachos de 2016 e 2018 fixaram a obrigatoriedade de manter 4 trabalhadores residentes, foi, tão só, porque a empresa declarou que nesses anos tinha ao seu serviço 4 trabalhadores residentes.
20.a Tal como havia ocorrido em 2015, caso se mantivessem pelo menos 2 trabalhadores residentes as quotas seriam renovadas.
21.a Tanto que podemos colher do despacho a autorizar a contratação de 2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no ano de 2019, que assim que a empresa declarou já só ter 3 trabalhadores residentes ao serviço, a autorização passou a mencionar, de forma quase automática, que bastava à empresa manter em serviço 3 trabalhadores residentes, ao invés dos 4 exigidos no ano anterior.
22.a Desde 2015 bastava à empresa empregar 2 trabalhadores residentes para que a quota de contratação de 2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se mantivesse válida.
23.a E sendo que a empresa desde 2016 empregou sempre 3 ou 4 trabalhadores residentes, não seria de todo necessário à Arguida declarar um emprego fictício com a sua tia para manter a quota de contratação de 2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24.a Daí que se afigura dever decair necessariamente a conclusão de que ela actuou com intenção de obter um benefício ilegítimo, elemento típico sem o qual inexiste 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revisto no art.° 244.° do CP.
25.a As 2 quotas de contratação de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eram destinadas ao exercício de funções de auxiliares de esteticista, sendo que a (B) foi contratada para exercer funções de trabalhadora de terreno (o que vai de encontro precisamente com o que foi afirmado pela Arguida e também da testemunha (C), no sentido de que a (B) exercia funções de angariação de clientes e distribuição de panfletos da loja).
26.a Conforme declarou a testemunha Wong XX, a quota de contratação de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estava directamente ligada ao número de esteticistas empregados pelo estabelecimento.
27.a A contratação da (B), enquanto funcionária do terreno, em nada contendia ou podia influenciar com o número de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que o Governo autorizava a empresa a contratar, uma vez que ela nunca foi declarada enquanto esteticista da empresa, e como tal não podia fundamentar a contratação de um ou mais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que tinham o cargo de auxiliares de estaticistas.
28.a Pelo que, também por aí se afigura resultar demonstrado que a contratação da (B) não teve por subjacente a obtenção de qualquer benefício ilegítimo ou causa de prejuízo a terceiros, tendo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e ressalvado o devido respeito, incorrido e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29.a Afigura-se que nos presentes autos saiu também violado na douta Sentença 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30.a Da Sentença, mormente, do que consta na pág. 19, afigura-se patente que o próprio Tribunal teve dúvidas quanto à existência ou não de uma efectiva relação de trabalho entre a empresa (Y) Lda. e a (B).
31.a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o ónus da prova em processo penal, é à entidade acusadora que compete fazer prova patente da existência dos factos que consubstanciam o crime, e não à Arguida que tivesse de fazer prova plena de que não declarou falsamente essa relação de trabalho.
32.a ln casu, afigura-se que o máximo que resultou do julgamento da causa foi a dúvida quanto à existência dessa relação de trabalho, mas já não que, de forma acima de quaisquer dúvidas, que a Arguida tenha praticado o crime de que vinha acusada.
33.a Termos em que se deve concluir ter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incorrido em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por, na dúvida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ter julgado em desfavor da Arguida, condenando-a pelo crime de que vinha pronunciada.
34.a 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revisto no art.° 244.° do CP é punível com pena de prisão até 3 anos ou com pena de multa, sendo que no art.° 64.° do mesmo Código institui-se a preferência do legislador por penas não privativas da liberdade, sempre que esta realizar de forma adequada e suficiente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35.a A Arguida é primária, os factos decorreram há um considerável tempo antes da condenação, o grau de ilicitude afigura-se diminuto uma vez que se afigura ter saído demonstrado que as quotas de contratação de trabalhadores não residentes concedidas seriam sempre concedidas independentemente da contratação da (B).
36.a Devendo concluir-se ter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violado o disposto no art.° 64.° do Código Penal, ao ter escolhido a pena de prisão ao invés da pena de multa.
2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23頁背頁至128頁
3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19頁背頁至120頁
4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78頁
5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79頁
6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34頁至138頁
7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31頁背頁
8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80頁
9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81頁
10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44頁至147頁
11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41頁背頁
12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82頁
13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51頁背頁至155頁
14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49頁背頁
15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83頁
16 影印本載於卷宗第184頁
17 參見中級法院第368/2014號案件之合議庭判決及第592/2017號案件之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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