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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o n.º 648/2020
(Autos de recurso cível)

Data: 7/Janeiro/2021

Recorrentes:
- A (Exequente e embargado)
- B (Executado e embargante)

Acordam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I) RELATÓRIO
Nos autos de execução movida pelo exequente A, melhor identificado nos autos, contra o executado B, com sinais nos autos, foi julga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a extinção da execução com fundamento na falta de legitimidade do exequente, bem como improcedente o pedido de condenação do exequente como litigante de má fé.
Inconformado, recorreu o exequente jurisdicionalmente para este TSI, em cujas alegações formulou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一、在對《民事訴訟法典》第12條之規範作出解釋和適用時，上訴人認為在執行程序中僅應排除: 與執行名義中有抵觸或相反部份之主張，特別是關於債權人名稱的記載方面。
二、本案中，上訴人主張其對被上訴人存有一項可執行之債權的依據是源於三張《借款單》，其於執行最初聲請書中所主張的事實是以該三份文件的內容作出延伸，旨在陳述其與被上訴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上訴人與“XX”貴賓廳之間的關係以及上訴人持有三張《借款單》之原因。
三、在主體正當性方面，法律並沒有要求有關債權人的身份必須在執行名義中獲得顯示且須與執行名義完全對應。
四、《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規定了“執行名義”之要件，立法者並無要求在執行名義上必須記載債權人之身份。
五、雖然在《民事訴訟法典》第68條第1款中立法者使用了“執行名義中作為債權人之人”的表述，但立法者的原意並非是要求執行名義必須記載債權人的身份。
六、透過於1961年生效之《民事訴訟法典》以及於1999年生效之現行《民事訴訟法典》對執行主體正當性之法律條文的葡文表述作出對比可發現，立法者於現行《民事訴訟法典》第68條所使用之表述比舊《民事訴訟法典》第55條的表述在語義上明顯較為寬容。新法之立法意圖並不在於強制要求執行名義的內容上必須記載債權人，而應理解為“在執行名義中可體現出為債權人之人”。
七、而且，執行程序中的訴訟主體正當性的規定除了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68條及續後數條所指“在執行事宜之正當性”之規定外，上述法典並沒有排除第58條及續後數條所指“一般規定”之適用。
八、根據上述法律條文並結合尊敬的 Viriato Manuel Pinheiro de Lima 法官對“訴訟主體正當性”的見解，訴訟積極主體之正當性只是作為原告(請求執行人)是否具備資格在受爭議之法律關係中針對被告(被執行人)提起訴訟的一般前提。有關“資格”在執行程序中可由請求執行人構建及劃定其與被執行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與執行名義之關聯性，尤其是如何建立及持有有關執行名義。
九、對此，本澳主流之司法見解亦認為訴訟程序之積極正當性不視為提起實質性條件，即正當性並不被視為與案件的實質或實體問題有關合法性條件，反之僅是一個訴訟前提。重點在於如何在訴訟程序中設定訴因，亦即是不論其是否擁有確實的實體法律地位，其亦可設定受爭議的實體關係。
十、由此可見，訴訟正當性的判斷乃依據請求執行人所提出受爭議的實體關係為準，而透過上訴人在執行最初聲請書所劃定的訴因可得知，其自2005年5月17日與博彩承批公司簽訂《臨時信貸合同》後便開始合法經營“XX”貴賓會，上訴人已明確陳述於2006年1月2至9日期間向被上訴人作出三次借貸以及被上訴人當時向上訴人相應簽發三張《借款單》文件(即本案三張之執行名義)時其為“XX”貴賓會之實際經營人，可見上訴人毫無疑問為三張執行名義中所指的法律關係之債權人。
十一、反之，「YY集團」是由上訴人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成立的賭團，沒有法律人格，上訴人是以個人名義與「ZZ」合作經營娛樂場貴賓廳生意，並於葡京娛樂場內開設和經營多間賭廳，其中包括涉案的“XX貴賓會”。
十二、明顯地，本案三張執行名義上所載的“YY集團-XX”本身並不具有法律人格，不可成為有關信貨關係之主體，而只有於當時經營該集團及貴賓會之實體(也就是上訴人)才可以主體身份建立有關信貸關係。
十三、本澳之司法見解亦指出，由於執行之訴要求執行人必須具有法定執行名義才可以提起相關訴訟，而被執行人則可透過異議反對執行。因此在持有異議人簽署相關借據的前提下，應由異議人提出及舉證相關借據內容不符合事實，即應由異議人舉證相關債務的不存在。
十四、透過上訴人所設定之訴因結合其所附呈之《臨時信貸合同》已可充分地認為其具有提起本執行訴訟程序之正當性，或至少並不是明顯不具有訴訟正當性提起有關之執行程序。即使原審法院對上訴人之債權人身份仍存有一定疑問，亦可透過其他證據方法以及庭審辯論予以論證，因此並不構成可在清理批示階段前駁回起訴之理由。
十五、此外，根據訴訟經濟原則，本案執行名義上的債務人和債務金額是明確的，債務人身份是可予證明的，倘若本執行程序被駁回，上訴人/被異議人只有另行提起宣告之訴針對同一被告作出起訴，但不難發現，該宣告之訴的爭議主體與範圍均將與本異議案無異，這樣是明顯無必要的行為。
十六、綜合上述，除應有尊重外，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錯誤適用了《民事訴訟法典》第12條之規定，並違反了《民事訴訟法典》第58及第68條之規定以及訴訟經濟原則，因此沾有違法瑕疵而應予廢止。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各位法官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或撤銷被上訴裁判，命令繼續進行相關執行程序。”
*
Ao recurso respondeu o executado nos seguintes termos conclusivos:
“1. 上訴人於上訴狀結論第1至第9條指稱，其為債務爭議實體關係的主體，因此即使其不具有確實的實體法律地位，也具有提起訴訟之正當性。
2. 然而，除了給予應有的尊重外，被上訴人並不同意上訴人的見解，且完全認同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不具提起執行之正當性而終止執行。
3. 雖然，上訴人指“《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規定了“執行名義”之要件，立法者並無要求在執行名義上必須記載債權人之身份。”以及“立法意圖不於強制要求執行名義的內容上必須記載債權人，而應理解為“在執行名義中可體現出為債權人之人。”
4.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有關執行事宜上之正當性第68條正當性之確定第1款規定“執行程序須由執行名義中作為債權人之人提起，並應針對執行名義中作為債務人之人提起。”
5. 而根據一般的學說理解“執行名義為訴因，為取得權利之依據，執行名義為必要條件(具有執行名義，方得進行執行程序)，且執行名義為足夠條件(因透過執行名義推定存在債)至少為提起執行之訴。”
6. 本澳司法見解，正當性為提起訴訟程序中的實質前提，倘若執行人於此案件中並不具備正當性，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394條第1款c)項之規定“一、遇有下列情況，須初端駁回起訴狀: c) 原告或被告明顯無當事人能力或不具正當性，又或明顯無訴之利益”。
7. 倘若執行人欲對其是否擁有確實之債權及是否為爭議實體之主體進行確認，依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12條之規定“a) 確認之訴，如其純粹旨在獲得就一權利或事實存在或不存在之宣告。”執行人應自行提起一宣告之訴，確認其聲稱為爭議之實體法律地位。
8. 根據上訴狀第10條，上訴人認為，在請求執行之主體正當性方面，法律並沒有要求有關債權人的身份必須在執行名義中獲得顯示且須與執行名義完全對應。
9. 除了給予應有尊重外，被上訴人並不同意上訴人的見解，倘若債權人的身份於執行名義中無法對應，如何確認該債權人為該債權債務中的主體呢?
10. 必須強調的是，綜觀由上訴人向法庭提交載於請求執行狀附件14-16作為執行名義《借款單》的內容僅顯示了“XX”或“YY集團-XX”的表述，根本沒有上訴人A的名字。
11. 由此可知，即使以上訴人的見解“執行名義中可體現出為債權人之人”亦僅為“XX” 或“YY集團-XX”，而並非上訴人A。
12. 正如被上訴判決所述，有關執行名義上的債權人為“XX”；故此，原審法官認為上訴人不具正當性提起本執行程序，而被上訴人十分認同原審法官的判決。
13. 上訴人於上訴狀結論第10至第14條指稱，上訴人自2005年5月17日與博彩承批公司簽訂《臨時信貸合同》後，便開始合法經營“XX”貴賓會；又指澳門YY集團是由上訴人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成立的賭團，“賭團”、“集團”並沒有任何法律人格，上訴人是以個人名義與「ZZ」合作經營娛樂場貴賓廳生意。
14. 然而，根據上訴人與博彩承批公司於2005年5月17日簽訂的《臨時信貸合同》第三條“博彩中介人只能在承批公司為着此目的而指定之地點，即XX貴賓會內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之業務。”
15. 有關內容似乎僅能證明上訴人可於博彩承批公司指定的地點“XX貴賓會”內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之業務，根本不能代表上訴人為“XX”的實際經營人。
16. 另外，既然上訴人作為博彩中介人，其透過《臨時信貸合同》從事博彩中介人事務，又清楚知悉“XX”根本沒有法律人格，那麼為何執行名義上會是以“XX”作為執行名義上的債權人呢?
17. 眾所週知，在法律上要證明一所公司或企業存在與否，以及有否正當性成為原告或被告，應以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或澳門財政局發出的證明證實。
18. 故此，被上訴人十分懷疑，既然上訴人指稱YY集團是由上訴人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成立的“賭團”，單單聽到“賭團”、“集團”給人印象已是一間極具規模的公司，更何況上訴人指稱YY集團為一間賭團，那麼，為何上訴人一直未有在政府部門(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或澳門財政局)作任何合法登記呢?為何上訴人會放任其成立且極具規模的YY集團沒有法侓人格呢?
19. 另外，必須強調的是，在本案中，綜觀上訴人向法庭提交的多份文件，似乎都未能證明上訴人A與“YY集團”、“黃金會”或“XX”存有任何實質關係。
20. 上訴人於上訴狀結論不斷強調，其於2005年5月17日與UU有限公司簽訂了《臨時信貸合同》，因此其為“XX”貴賓廳之實際營運人，而上訴人是透過有關《臨時信貸合同》獲得從事信貸業務資格，因此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所作出之借貸方為合法並產生法定債務。
21. 對此，被上訴人並不能認同及提出強烈質疑；倘若按照上訴人的思考邏輯，是否表示任何與博彩承批公司簽訂《臨時信貸合同》之主體，均可聲稱自己為“XX”貴賓會之實際營運人? 並因此為信貸關係(被上訴人對此強烈反對並表示不能認同)之債權人呢?
22. 再者，根據上訴人提交的文件顯示，上訴人是完全清楚知悉其並非執行名義中債權人“XX”企業之商業登記人或持有人；為此，上訴人才會嘗試以《臨時信貸合同》此不具證明力之文件證明其為本案債務之債權人。
23. 上訴人若然真的要證明其與執行名義上的債權人“XX”存有任何關係，應透過一個通常宣告程序確定其權利，並在其權利獲法院認定後，再針對債務人提起執行程序，而非在執行程序中透過一張未能顯示其為借款單(執行名義)的債權人提起執行程序。
24.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十分認同原審法院的裁決，有關執行名義上的債權主體為“XX”而非上訴人，上訴人並非執行名義中之債權人，所以其欠缺提起執行之訴之積極正當性。”
*
Por outro lado, inconformado com a decisão que julgou improcedente o pedido de condenação do exequente como litigante de má fé, recorreu o executado jurisdicionalmente para este TSI, em cujas alegações formulou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1. 原審法院認為，被異議人/執行人所作行徑的嚴重性，未至於構成《民事訴訟法典》第385條d項所指的程序上的惡意行為。為此，駁回惡意訴訟之請求。
2.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不同意判決內容，具體理由如下:
被上訴人嚴重違反善意原則且構成權利濫用
3. 正如尊敬的初級法院法官於一審判決書中認為，“既然被上訴人/執行人已具備條件在同一天內向法院針對同一被執行人提起訴訟，可見這些案件確實能夠聯合在一起，讓執行人提起單一的訴訟。”
4. 而事實上，截至現時為止，被上訴人以“XX貴賓會”的《借款單》作為執行名義，針對上訴人本人已提起了四個執行程序，分別如下:
- CV1-19-0129-CEO，被上訴人遞交案件日期為2019年7月19日。
- CV2-19-0128-CEO，被上訴人遞交案件日期為2019年7月19日。
- CV3-19-0128-CEO，被上訴人遞交案件日期為2019年7月19日。
- CV3-19-0072-CEO，被上訴人遞交案件日期為2019年4月25日。
5. 2019年7月19日，被上訴人在同一天內分別向上訴人提起了三個執行程序，其中一個便是本案(卷宗編號: CV1-19-0129-CEO-A)。
6. 根據案中上訴人被查封的帳戶資料獲悉，上訴人的經濟情況已非常拮据，根本難以負擔整系列案件的訴訟成本。
7. 被上訴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得不令人懷疑其藉著優越的社會地位及經濟能力，意圖透過訴訟使上訴人從經濟及工作層面中陷入無法招架的困境，使之處於被告狀態；被上訴人的行為根本是以本傷人。
8. 此外，綜觀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提起的四個執行程序中，其中第CV3-19-0128-CEO號案卷及第CV3-19-0072-CEO號案卷，均是基於被上訴人/請求執行人不具正當性被初端駁回。
9. 於2020年1月20日，本案之持案法官亦裁定被上訴人/請求執行不具正當性提起執行。
10. 由此可知，被上訴人向法院提起的四個執行程序中，已有三個因不具正當性而被初端駁回或裁定不具正當性提起執行程序。
11. 被上訴人依據原本可以聯合形式，以單一執行程序執行名義(同一款借款單)分開提起執行程序，令人不禁質疑，被上訴人已深知以此執行名義提起執行程序被駁回的可能性較大，才特意分開四次提起，以規避同一執行程序直接被駁回之情況。
12. 被上訴人把原本可以在同一訴訟程序解決的問題分成四個案件提起，使上訴人陷入厄困的境況之中，此行徑嚴重且明顯違反了善意原則。
13. 此外，被上訴人透過分開提起訴訟以規避同一訴訟結果之行為亦明顯構成澳門《民法典》326條所指的權利濫用。
惡意訴訟
14. 被上訴人同時向上訴人提起四個執行程序，意圖利用司法體制使上訴人陷入無法招架的厄困狀況，行徑十分嚴重。
15. 正如尊敬的中級法院於第940/2018合議庭裁判中指出“對惡意訴訟行為作出處罰，是為了使訴訟程序在正常、公正的條件下進行、確保公正裁判的順利產生，防止對訴訟程序的濫用。”
16. 被上訴人以濫用訴訟程序的方式以達到其所希望之訴訟結果，明顯地破壞訴訟程序的公正及正當性。倘若被上訴人之舉動仍不符合上述惡意訴訟情況，日後難免會引致更多同類型案件的出現，繼而加重本澳司法系統的負擔。
17. 被上訴人的行為明顯違反了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385條第二款d項有關惡意訴訟的規定。
18. 綜上所述和依賴法官 閣下之高見，請求 閣下裁定上訴理由成立並判處被上訴人為惡意訴訟人。
綜上所述和依賴法官 閣下之高見，請求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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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 recurso respondeu o exequente nos seguintes termos conclusivos:
“1. 上訴人所提起的四個執行程序都是依據不同的借款單文件作為執行名義來提起訴訟，該等借款單的債務內容，尤其包括設定債務之原因、日期以及還款情況等都不盡相同。
2. 被上訴人依據上述借款單提起執行之訴時，其需要刻劃的訴因以及提出的證據方法均不可能相同，以致需要分開數個執行程序處理。
3. 為了維護被上訴人的債權得以有效地實現，同時顧及到訴訟經濟原則，經在此兩方面作出平衡後，被上訴人將該六張借款單按照設定債務之日期、原因、借款單內債務人之簽名以及還款進度等情況作出適當歸納，最後分開四個執行程序作出追討。
4. 被上訴人從來沒有意思利用其經濟條件來加重上訴人因應訴而產生的負擔，其只是按照相關借款單及借貸關係的具體情況來提出相應訴訟，是維護其依法受保障的財產權利的正當手段。
5. 另外，倘若如上訴人所指稱“被上訴人刻意利用其優越的社會地位及經濟條件而分開提起訴訟程序，目的是令上訴人因承擔沉重訴訟費用之壓力而處於無法招架之困境”，則最終只會是 — 即使被上訴人被判勝訴，上訴人依然欠缺金錢履行債務，被上訴人之債權仍然無從實現。可見，作為債權人之上訴人不可能如此為之。
6.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684條及第685條之規定，相關法律均允許執行名義中的債權人“得”請求針對同一債務人以不同執行名義提出訴訟上之合併，從中可看到有關合併是任意性的。
7. 作為請求執行人，即使其針對同一名債務人追討多項債務，其在法律上亦有權因應有關借貸關係的複雜性不一以及執行名義在內容上之差別，為自己選擇適當的訴訟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最大利益，這是合法和合理的正當維權方法，並不存在任何惡意成份。
8. 因此，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所提出之上訴理據明顯不成立，被上訴批示之內容屬正確且沒有違反任何法律規定，因而應予維持。”

Corridos os vistos, cumpre decidir.
***
II) FUNDAMENTAÇÃO
Foi dada pela primeira instância a seguinte decisão recorrida:
“關於異議人提出的被異議人不具正當性的延訴抗辯: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12條第1款的規定，執行之訴係以一執行名義為依據，而其目的及範圍透過該執行名義予以確定。意即執行必須以該執行名義所記載的內容為依歸，包括債權主體的身份以及數額多寡等內容。
本案中，被異議人/執行人所提交的執行名義為三張借款單(載於執行主案第31-33頁)。當中記載了有關借款單是由“XX”發出的，意即債權主體為“XX”而非被異議人/執行人。
儘管執行人在最初執行聲請書狀中指出，“XX”是由其所經營，但是在執行訴訟中，必須以文件所記載之內容為依歸。
從上述文件所記載，可顯示被異議人/執行人並非實質法律關係的債權主體，因而不具正當性提起執行。
至於異議人所指的被異議人/執行人具有惡意訴訟，因分別透過四個執行程序，在同一天內提出執行。
被異議人/執行人的解釋是，因借款單的簽名(有的只有一簽名，有的有兩個簽名)、有的日期不同、確認日子不同，故分開提起。
本院認為，既然被異議人/執行人已具備條件在同一天內向法院針對同一被執行人提起訴訟，可見這些案件確實能夠聯合在一起，讓執行人提起單一的訴訟。這不僅是基於訴訟經濟原則的考量，而且也可以避免出現不同的判決結果。
被異議人/執行人沒有聯合所有所謂的“借款單”而提起單一的訴訟程序的做法，是不值得鼓勵的。在此，亦須告誡被異議人/執行人，應避免作出類似的行徑。
然而，從提起訴權角度看，也不能禁止被異議人/執行人選擇行使訴權的方式。因此，本院認為，被異議人/執行人所作行徑的嚴重性，未至於構成《民事訴訟法典》第385條d項所指的程序上的惡意行為。就此，駁回惡意訴訟之請求。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
1) 因被異議人/執行人不具提起執行之正當性而終止執行；
2) 駁回異議人提出的惡意訴訟請求。
訴訟費用由被異議人/執行人承擔。
作出通知及必要措施。”

Coloca-se a questão de saber se, não constando do documento o próprio nome da exequente, mas sim a denominação do seu estabelecimento, esse exequente tem ou não legitimidade para promover execução contra o devedor com base naquele documento.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or melhor opinião, entendemos ter razão o exequente.
É verdade que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68.º do CPC, a execução deve ser promovida pela pessoa que no título executivo figure como credor e ser instaurada contra a pessoa que nele tenha a posição do devedor, mas não se deve esquecer que a denominação do estabelecimento não tem personalidade jurídica, quem o tem é o seu dono, neste caso o próprio exequente.
Daí que, a nosso modesto ver, desde que tenha sido invocados no requerimento inicial factos que permitam demonstrar que o estabelecimento comercial pertence ao exequente e que este figure como credor, nada impede que esse exequente avance para a execução munindo-se daquele documento, sendo, portanto, parte legítima para a promover.
No mesmo sentido, decidiu-se no Acórdão deste TSI, proferido no Processo n.º 435/2020, em síntese conclusiva:
“I - É título executivo o documento particular, elaborado com base n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6/2002, de 1 de Abril (alterado pel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27/2009, de 10 de Agosto) (que regula a actividade de promo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casino) por pessoa devidamente licenciada, em que uma pessoa reconhece ser devedora a outra (ambas identificadas) de determinada obrigação pecuniária, nos termos do artigo 677.º, al. c) do CPC.
II – Se o nome do credor existente nos títulos não é o do Exequente, e se este, detentor do título dado à execução, alega factos justificativos da sua titularidade do crédito incorporado no título (factos constitutivos da sucessão dos créditos exequendos), não pode essa simples circunstância específica de identidade levar a julgar-se procedentes os embargos deduzidos pelo Executado – com o fundamento de que o credor é outra pessoa e assim, o Exequente não goza de legitimidade activa, face ao disposto nos artigos 58.º, 68.º, 394.º, n.º 1, alínea c), 677.º, alínea c), 695., n.º 1, todos do CPC, devendo dar-se à Exequente a possibilidade de produzir provas constitutivas da aquisição do crédito alegado e ao Executado a possibilidade de suscitar excepções, alegando, por exemplo, que não o reconhece como seu credor, que não o conhece sequer pessoalmente, que nunca lhe pediu dinheiro emprestado, ou outros motivos atendíveis.
III – Como o despacho recorrido que julgou procedentes os embargos assentou no simples facto de o Exequente não se figurar no documento/título como credor, é de revogar tal decisão e mandar baixar os autos para o Tribunal recorrido conhecer de outras questões suscitadas.”

Isto posto, há-de conceder provimento ao recurso jurisdicional interposto pelo exequente e, em consequência, revogar a decisão recorrida, devendo os embargos prosseguir os seus ulteriores termos processuais, se outra razão a tal não obstar.
*
Suscitou o executado, ora embargante, que o exequente tinha litigado de má fé, por ter formulado contra ele várias execuções em separado, em vez de intentar uma só acção executiva.
Prevê-se o n°2 do artigo 385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que:
“Diz-se litigante de má fé quem, com dolo ou negligência grave:
a)Tiver deduzido pretensão ou oposição cuja falta de fundamento não devia ignorar;
b)Tiver alterado a verdade dos factos ou omitidos factos relevantes para a decisão da causa;
c)Tiver praticado omissão grave do dever de cooperação;
d)Tiver feito do processo ou dos meios processuais um uso manifestamente reprovável, com o fim de conseguir um objectivo ilegal, impedir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entorpecer a acção de justiça ou protelar, sem fundamento sério, o trânsito em julgado da decisão”.
Aí se distingue entre dolo substancial e dolo instrumental.
“O dolo substancial diz respeito ao fundo da causa, ou melhor, à relação jurídica material ou de direito substantivo; o dolo instrumental diz respeito à relação jurídica processual” Alberto dos Reis, in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 Volume II, pág. 263.
Sem necessidade de delongas considerações, somos a entender que no caso vertente, o facto de o exequente ter deduzido separadamente várias execuções contra o executado, em vez de intentar uma só execução, não significa que o exequente actuou processualmente de má fé, por a sua conduta não se integrar em qualquer das circunstâncias previstas no n.º 2 do artigo 385.º do CPC.
Aliás, é bom de ver que a cumulação inicial de execuções é facultativa, e não obrigatória, conforme resulta do disposto no artigo 684.º do CPC.
Nestes termos, há-de confirmar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a primeira instância quanto a esta parte.
***
III) DECISÃO
Face ao exposto, acordam em conceder provimento ao recurso jurisdicional interposto pelo embargado A e, em consequência, revogar a decisão recorrida, devendo os embargos prosseguir os seus ulteriores termos processuais, se outra razão a tal não obstar.
Mais acordam em negar provimento a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embargante B, confirmando a decisão que julgou improcedente o pedido de condenação do embargado/exequente como litigante de má fé.
Custas pelo embargante B pelo decaimento nos recursos, nesta instância.
Registe e notifique.
***
RAEM, 7 de Janeiro de 2021
Tong Hio Fong
Rui Carlos dos Santos P. Ribeiro
Lai Kin Hong



Recurso Cível 648/2020 Página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