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cesso n.º 172/2020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penal)
Relator: Fong Man Chong
Data : 24 de Junho de 2021
Assuntos:
- Crime de falso testemunho e direito ao silêncio do arguido
SUMÁRIO:
I - O crime de falsidade de testemunho tutela o bem jurídico da realização da justiça, e o seu tipo base, descrito no artigo 324.º, n.º 1 do CPM, tem como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Quanto ao tipo objectivo:
- Que o agente, investido na qualidade processual de testemunha, preste depoimento falso;
- Perante tribunal ou funcionário competente para receber como meio de prova, depoimento.
Quanto ao tipo subjectivo:
- O dolo, como conhecimento e vontade de praticar o facto, com consciência da sua censurabilidade, em qualquer das modalidades previstas no artigo 13.º do CPM. Note-se que não se exige um qualquer elemento subjectivo específico, uma intenção de atentar contra a justiça, de beneficiar ou prejudicar uma das partes, apenas o dolo genérico sob qualquer das suas modalidades, nos termos atrás referidos.
II - O conteúdo útil do direito ao silêncio, previsto no artigo 50º/1-c) do CPPM, significa que a arguida não pode ser juridicamente afectada pelo facto de o exercer, ou seja, o exercício do direito não pode constituído indício ou presunção de culpa, nem circunstância relevante para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III -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o artigo 114.º do CPP, significa que, embora não sujeita a regras legais que pré-determinem o valor das provas, tem se traduzir em valoração racional e crítica, à luz das regras comuns da lógica, da razão, das máximas da experiência e dos conhecimentos científicos, que permita ao julgador objectivar a apreciação dos factos, requisito necessário para uma efectiva motivação da decisão.
O Relator,
_______________
Fong Man Chong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172/2020號 (刑事上訴案)1
上訴人：檢察院
上訴標的：第一審刑事案中對第二嫌犯的無罪判決
日期：202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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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情敘述
2019年11月11日，嫌犯A及B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3-19-0021-PCC號卷宗)分別被控以教唆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結合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作虛假之證言罪」及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結合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作虛假之證言罪」。
經庭審後裁定部份控訴罪名成立，2019年12月19日作出如下判決：
‐ 第一嫌犯B以直接正犯及行為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結合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作虛假之證言罪」，罪名成立，判處一年三個月徒刑，緩期兩年執行；
‐ 第二嫌犯A以教唆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結合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作虛假之證言罪」，罪名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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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院不服判決，向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理據如下（結論部分）：
1. 本案中，第一嫌犯和第二嫌犯各被控告一項「作虛假之證言罪」，第一嫌犯罪名成立，第二嫌犯被開釋，就同一事實，原審法院作出不同裁決，檢察院除表達應有尊重外，對裁決不予認同，原審法院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和c)項的違反。
2.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求之矛盾方面。
原審法院一方面不予認定第二嫌犯教唆和指示第一嫌犯在X日本手工雪糕店工作事實，另方面又採納第一嫌犯自認在雪糕店工作事實和受僱於第二嫌犯。這樣，在事實的認定上兩者實在前後矛盾，出現矛盾地方有三項。
3. 有關的矛盾地方，原審法院不予認定為事實者，總括而言為：第二嫌犯告知第一嫌犯，如警察或其他人問及其工作的問題時，只要回答未曾在該店工作，只是觀察其他人工作而沒有親手工作，便會沒事。之後，第一嫌犯便在第二嫌犯的要求下，於“X日本手工雪糕店”工作，包括製作雪糕及招待客人。
4. 另方面，原審法院又採納第一嫌犯在檢察院被訊問之聲明，第一嫌犯聲明載於卷宗第41頁和第42頁，包括所轉錄的第35和第36頁之聲明。同時，原審法院基於第一嫌犯聲明，以及警員證人和店員證人陳述，裁定第一嫌犯一項「作虛假之證言罪」成立。
5. 案中，第一嫌犯被判處一項「作虛假之證言罪」，事實依據包括第一嫌犯本人陳述、警方證人和雪糕店兩名店員證人，其中第一嫌犯陳述部分清楚和合理地說明為何在第二嫌犯經營的雪糕店工作，並穿上制服和製作雪糕及招呼客，這些事實均被原審法院予以證實；但同一時間原審法院又以上述事實列為未證事實而開釋了第二嫌犯，兩者間出現不可補求之矛盾。
6. 我們必須注意，案中第一嫌犯罪名成立，而第一嫌犯的犯罪事實與第二嫌犯有密不可分關係，尤其兩人間存有的僱用關係。
7. 此外，關於第二嫌犯意圖逃避非法僱用的責任和妨礙司法公正的實現方面。原審法院一方面不予認定，另一方面在已證事實中又指出：第一嫌犯「一直未有取得任何在本澳及該店工作的身份及證明文件」。該店即由第二嫌犯經營的雪糕店。
8. 我們必須知道，第一嫌犯工作的X日本手工雪糕店，已證事實中第二嫌犯為負責人。顯而易見，倘若沒有第二嫌犯允許和僱用，第一嫌犯是不能在該店穿著制服招呼客人售賣雪糕。因此原審法院在已獲證和不獲證事實方面，出現互不相容的矛盾。
9. 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方面。
綜合第一嫌犯，警方證人和店員證人陳述和卷宗內經審查而獲得的事實，第一嫌犯確實在第二嫌犯經營X日本手工雪糕店的工作。
10. 具體而言，包括在店內穿上制服，由第1和第2名店員證人教授學習舀剝雪 糕，將雪糕交給客人，老闆娘即第二嫌犯向店員證人介紹說第一嫌犯為新員工，警員證人目睹第一嫌犯穿著制服在店內舀雪糕，第一嫌犯沒有任何合法工作證明文件。
11. 案中，原審法院是接納了包括第一嫌犯陳述而作出對第一嫌犯有罪判決，然而第一嫌犯陳述中的事實，同時包括了第二嫌犯僱用和教唆如何應對警員和否認在店舖工作，這個部分是整個事實的重要組成骨幹。
12. 生活邏輯和經驗法則告訴我們，缺少了第二嫌犯對第一嫌犯的安排僱用、允許其在店鋪停留、指示店員證人教導第一嫌犯工作、以及一系列受僱者應有的活動，第一嫌犯是不可能在店鋪內從事舀雪糕和招待客人工作，因此第一嫌犯聲明並非孤證，而係存有其他證人證言和證據而獲得事實的證明。因此，原審法院存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13. 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的判決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和c)項的違反，存有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和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這將導致所作出之判決無效。請求上級法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將本案發回重新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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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A對上訴作出答覆，理據如下（結論部分）：
1. 首先，在保持充分尊重的前提下，第二嫌犯不能認同檢察院提出之上訴理由。
2. 關於檢察院提出之原審判決理由說明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就第二嫌犯之部份，提出答覆如下。
3. 在其上訴狀(第4-5頁)中，尤其第3).I.1.點中，就第二嫌犯教唆和指示第一嫌犯在X日本手工雪糕店工作事實，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一方面不予認定，另方面又採納第一嫌犯陳述予以認定，對第一嫌犯作出有罪判決而開釋第二嫌犯，兩者存在矛盾，故被上訴判決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4. 並於其上訴狀(第5頁)第3)1.2.至3)1.4列舉其認為存在之三項矛盾，該三項矛盾皆為原審法院於其判決(第7頁)中之三項不獲證明之事實(factos não dados como provados)。
5. 就該三項不獲證明之事實，現轉錄如下：
「未獲證明之事實：
未獲證明：第二嫌犯告知第一嫌犯，如警察或其他人問及其工作的問題時，只要回答未曾在該店工作，只是觀看其他人工作而沒有親手工作，便會沒事。之後，第一嫌犯便在第二嫌犯的要求下，於“X日本手工雪糕店”工作，包括製作雪糕及招待客人。
未獲證明：其間，第一嫌犯按第二嫌犯教唆及指示，聲稱其是應第二嫌犯來電要求到上述店舖觀看其他店員工作，以便熟悉店舖運作，並試穿店舖的工作制服及試食雪糕。
未獲證明：第二嫌犯在要求第一嫌犯工作後，便指使及教唆第一嫌犯，在被他人問及工作問題時，便訛稱其未曾涉案店舖工作，以及訛稱只是在店內觀看及沒有親身工作，意圖為逃避非法僱用的責任及妨礙司法公正的實現。」
(sublinhado nosso)
6. 隨後，檢察院所指出之矛盾地方存在於(該三項)未獲事實與已獲事實之間，特別地部份轉載獲證明之事實第1點(判決書第5頁)，現轉錄該獲證明事實如下：
「第一嫌犯透過僱傭中介公司找到位於...巷...號的“X日本手工雪糕店”的工作，但一直未有取得任何在本澳及該店工作的身份及證明文件。
7. 其後，檢察院提出其認為存在矛盾之處在於上述3項不獲證事實與獲證事實，即其為第一嫌犯於2017年9月12日於檢察院所作出的嫌犯訊問筆錄(卷宗第35頁背頁)的聲明：
「-----應店舖東主A前往涉案店舖試穿制服，之後，在店舖內學習如何杓舀雪糕......」
「-----嫌犯聲稱被帶返警局調查後感到不知所措，後被安排到刑庭見法官更感徬徨，想到之前A曾對其說只要不說出曾工作便沒事，故向法官說出上述筆錄內容，即向法官聲稱其只是在看其他人工作而其本人沒有親手工作。」(sublinhado nosso)
8. 最後，檢察院的最終爭議在於認定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之間存在僱用關係，因此，倘第一嫌犯被指控的作「虛假之證言罪」罪名成立的話，想當然，第二嫌犯亦應獲判處罪名成立。然而，除却應有的尊重外，第二嫌犯不能認同有關觀點。9. 首先，現本案所討論的標的為《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及第3款規定及處罰之「虛假之證言罪」(crime de falsidade de testemunho)，而非第6/2004號法律第16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僱用罪」(crime de emprego ilegal)。
10. 檢察院似乎忘記了此一標的物﹗並因此於其上訴狀第3)1.7.點(第6頁)中明確爭論：「案中，第一嫌犯被判處一項「虛假之證言罪」，其中的事實依據，包括第一嫌犯本人陳述，警方證人和雪糕店兩名店員證人，其中第一嫌犯陳述部分清楚和合理地說明為何在第二嫌犯經營的雪糕店工作，並穿上制服和製作雪糕及招呼客人，這些事實均被原審法院予以證實，但同一時間原審法院又以上述事實列為未證事實而開釋予第二嫌犯，兩者間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我們必須注意，案中第一嫌犯罪名成立，而第一嫌犯的犯罪事實與第二嫌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尤其兩人間存有的僱用關係。」(sublinhado nosso)
11. 本案所指控上述罪狀的起因為調查「僱用罪」，並因此第一嫌犯於2017年9月11日於刑事起訴法庭以證人身份作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卷宗第35-36頁)。緊隨其後因應按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懷疑第一嫌犯觸犯「虛假之證言罪」而宣告其成為嫌犯，並因此其以嫌犯的身份於2017年9月12日於檢察院作出嫌犯訊問筆錄(正如上第6.點所述一樣，當中第一嫌犯突然指控第二嫌犯教唆其作假口供。)
12. 正因如此，第二嫌犯才被宣告成為嫌犯(卷宗第61及62頁)並被傳召於2018年6月21日於檢察院以嫌犯的身份作嫌犯訊問筆錄(卷宗第63頁)，當中其明確否認控罪。
13. 需要強調一點，第一嫌犯所作的嫌犯訊問筆錄僅為其個人單方聲明；再者，基於其為非本地居民並已簽署《刑事訴訟法典》第315條第2款及第338條第1款a)項所述之聲明書(卷宗第46頁)；因此，基本上可預見第一嫌犯根本不會出席甚至不能出席本案之庭審聽證，而事實上亦如此，其缺席於2019年11月25日進行之庭審聽證。
14. 就本案所討論的針對第二嫌犯的「虛假之證言罪」，除却上述第7點所述第一嫌犯所作的該份嫌犯訊問筆錄為僅有的唯一一項證據(書證)外，綜觀整個卷宗，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第二嫌犯作出該被指控犯罪(即第二嫌犯教唆/指使第一嫌犯提供虛假之證言)有關的任何具體事實，刑事警察機關甚至沒有作出任何調查，如什麼、何時、哪兒、為什麼、如何、透過什麼方式為之等等)。
15. 並因此，於缺乏任何確切、具體的證據顯示第二嫌犯觸犯於本案被指控的「虛假之證言罪」時，尤其沒有任何具體證據顯示第二嫌犯曾經教唆或指示第一嫌犯的提供虛假證言時(除郤第一嫌犯之單方指控之外)，原審法院判處第二嫌犯無罪，正正是因為不得以任何人的單方片面之詞且沒有任何證據足以支持該版本峙，最顯現公正及公義的做法就是開釋第二嫌犯。
16. 「只有當視為獲證實的事實之間，視為獲證實的與未獲證實的事實之間，以及事實事宜之證據性理由說明與裁判之間有不相容時，方存在不可補正之矛盾。換言之，《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規定的說明理由方面出現矛盾的瑕疵，在對一獲證明之事實與一未獲證明之事實兩者之間的互不相容作考慮時，必須是明顯和大量的。」(參閱中級法院2005年9月29日第108/2005號案件的合議庭裁判)
17. 綜上所述，被上訴判決不存有檢察院上訴陳述中所認為之不可補救之矛盾。
18. 關於檢察院還指出原審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瑕疵(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就第二嫌犯之部份，提出答覆如下。
19. 「眾所周知，本法院的合議庭裁判一直認定：當視為獲證明或未獲證明的事實與實際獲證明的或未獲證明的事實不符，或者從視為獲證明之事實中得出一項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時，且這種情況是明顯的，普通人可覺察的，方存在在證據審查方面明顯有錯誤。」(參閱中級法院2005年9月29日第108/2005號案件的合議庭裁判)。
20. 針對檢察院上訴狀第II.11.點(第7頁)中，抽出如下陳述：「第一嫌犯在第二嫌犯經營X日本手工雪糕店的工作，具體而言包括在店內穿上制服，由第1和第2名店員證人教授學習舀剝雪糕，將雪糕交給客人，老闆娘即第二嫌犯向店員證人介紹說第一嫌犯為新員工，警員證人目睹第一嫌犯穿著制服在店內舀雪糕，第一嫌犯沒有任何合法工作證明文件。」
21. 檢察院再一次忘記了其提起之控訴書中針對兩名嫌犯控罪非為「僱用罪」，而為「作虛假的證言罪」(卷宗第82頁)，於上述第20.點所節錄的上訴陳述內容皆圍繞可能觸犯非法僱用罪之情節(第二嫌犯非在此承認其觸犯僱用罪)。
22. 檢察院明確提出(上訴狀第II.11.點)：「原審法院通過第一嫌犯陳述，警員證人和雪糕店兩名店員證人陳述，以及結合卷宗內經審查書證及其他證據後，認定了第一嫌犯觸犯一項「作虛假的證言罪」，罪名成立。」
23. 作為事實之判斷，就第一嫌犯的控罪，原審法院在其判決書(第9頁)中提到：「......但第一嫌犯郤否認作出有關事實，可見，得以認定第一嫌犯在刑事起訴法庭作出虛假的陳述，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實現。」
24. 而就第二嫌犯的控罪方面，原審法院在其判決書(第10頁)中指出：「......第一嫌犯的聲明成為孤證。在沒有其他證據予以輔助證明的情況下，卷宗所得之證據未能(不)充份，依照存疑從無原則，本合議庭認為，第二嫌犯被指控教唆第一嫌犯作假證言之事實不獲證明屬實。」(sublinhado nosso)
25. 對上述兩名嫌犯所作出的事實之判斷，原審法院完全判斷正確無誤，充分符合存疑從無原則的精神。
26. 在沒有任何其他具體證據的情況下，檢察院不能因為第二嫌犯保持沉默，以及僅憑證人陳述顯得十分困難證明第二嫌犯觸犯「作虛假的證言罪」，而單純僅靠第一嫌犯片面之詞而要求法院判處第二嫌犯有罪。否則警察調查機關甚至不需作出或採取任何調查措施，單憑某人單方聲明或指控就可判處任何人有罪的話，那麼本澳的司法體制所堅信及堅守的原則及價值將蕩然無存。
27. 基於其一，調查的職責屬檢察院，嫌犯沒有責任自證其罪。其二，保持沉默屬法律賦予嫌犯的權利，正如《刑事訴訟法典》第50條第1款c)項及第324條第1款所規定一樣。《刑事訴訟法典》第324條第1款甚至明確規定：“......且不會因沉默而受不利之後果。”
28. 事實上，在指出有關瑕疵時，上訴人似乎在質疑法院的自由心證。
29. 然而，需強調一點，《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在證據的審查方面，在刑事訴訟中奉行的是自由心證原則，法院應按照經驗法則及其自由心證來評價證據，除非法律另有規定。
30. 從上訴所針對的裁判中得知，原審法院是“根據第一嫌犯和證人之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其他證據後而對事實作出判斷”。
31. 分析案件中所載的原審法院用作形成其心證的證據，並結合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得出被上訴的判決中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結論，法院在這方面並沒有犯下任何明顯的、即使是普通人也可輕易察覺的錯誤。
32. 參閱中級法院2003年6月19日第98/2003號案件的合議庭裁判書，轉錄如下：
「六、提出證據審查中明顯錯誤之瑕疵不應當以質疑審判者的心證為目的，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這一心證基於批判性自由評價以後，在審判之直接及親身參與過程中謹慎地作出的決定。
八、確實，證據審查中的明顯錯誤，無關審判者事實裁判及上訴人本人之事實判斷之間的倘有不符，因此後者不具任何法律上的重要性，顯然，這種不符不能不也在法律上不具重要性。
九、亦不能只為了希望審查原審法院按證據自由評價原則在事實事宜審判中形成之心證，而爭辯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正之矛盾之瑕疵。」
33. 故此，原審法院對上述證據的評價是正確的，亦不存有檢察院上訴所述之審查證據明顯錯誤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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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中級法院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應駁回其上訴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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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依法定程序檢閱卷宗，並作出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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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方面
經庭審後原審法院確認下列事實為既證事實：
1. 案發前，第一嫌犯B透過僱傭中介公司找到位於...巷...號的“X日本手工雪糕店”的工作，但一直未有取得任何在本澳及該店工作的身份及證明文件。
2. 案發時，第二嫌犯A是上述雪糕店的負責人。
3. 2017年9月10日，第二嫌犯要求第一嫌犯來到“X日本手工雪糕店”。第二嫌犯知悉第一嫌犯仍未取得任何合法工作的證件。
4. 2017年9月10日，治安警察局警員到該店調查時發現第一嫌犯在該店招呼客人，惟其無法出示合法在澳門工作許可的證明文件。
5. 同日，第一嫌犯被帶返治安警察局，以證人身份接受詢問。其間，第一嫌犯聲稱其是應第二嫌犯來電要求到上述店舖觀看其他店員工作，以便熟悉店舖運作，並試穿該店舖的工作制服及試食雪糕。第一嫌犯在相關筆錄上確認並簽署作實。
6. 就此，檢察院開立了編號9784/2017號卷宗進行偵查。
7. 2017年9月11日（翌日），第一嫌犯在上述案件以證人身份被送往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進行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措施。其間，刑事起訴法庭法官向其警告，如在宣誓後作虛假陳述將會受到相關的刑事後果。第一嫌犯知悉後便作出宣誓，然後回答法官提問。第一嫌犯確認上述於治安警察局內的筆錄，並聲稱於案發當日2017年9月10日，在上述店舖僱主的要求下前來店內觀看店員工作、嘗試雪糕味道及試穿制服，並否認招攬客人及服務客人。筆錄措施完成後，第一嫌犯在相關筆錄上簽署確認。
8. 就此，刑事起訴法庭法官認為第一嫌犯的聲明與警方的實況筆錄存在矛盾，便作出檢舉，從而揭發事件。
9. 案發時，C及D在上述雪糕店工作。
10. 第一嫌犯為逃避非法工作的責任，在已被警告將面對之刑事後果的情況下，以證人身份宣誓，並故意在刑事起訴法庭上作出虛假的陳述，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實現。
11. 第一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其行為觸犯法律，會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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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證明下列事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兩名嫌犯均無犯罪紀錄。
第一嫌犯在檢察院被訊問時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大專教育程度，無業，無收入，需供養兩名未成年子女。
第二嫌犯在審判聽證中聲稱，其學歷為專業學校一年級，為商人，月收入為澳門幣30,000元，需供養一名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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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理據
Como o presente recurso tem por objecto a decisão do TJB, importa ver o que o Tribunal recorrido decidiu Este fundamentou a sua decisão bnos seguintes termos:
判決書
一、案件概述
第一嫌犯: B，女，已婚，無業，持編號…菲律賓護照，…年…月…日在菲律賓出生，父親X，母親X，居於…,MACAU及… PHILIPPINES；
第二嫌犯:A，女，未婚，商人，持編號…日本護照及持編號…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年…月…日在日本出生，父親X，母親X，居於澳門…。
*
控訴事實及罪名:
一、
案發前，嫌犯B（以下簡稱“嫌犯B”）透過僱傭中介公司找到位於...巷...號的“X日本手工雪糕店”的工作，但一直未有取得任何在本澳及該店工作的身份及證明文件。
二、
案發時，嫌犯A（以下簡稱“嫌犯A”）是上述雪糕店的負責人。
三、
2017年9月10日，嫌犯A要求嫌犯B到“X日本手工雪糕店”工作，而嫌犯A知悉嫌犯B仍未取得任何合法工作的證件，便告知嫌犯B如警察或其他人問及其工作的問題時，只要回答未曾在該店工作、只是觀看其他人工作而沒有親手工作，便會沒事，之後，嫌犯B便在嫌犯A的要求下在“X日本手工雪糕店”工作，包括製作雪糕及招待客人。
三、
至2017年9月10日，治安警察局警員到該店調查時發現嫌犯B在該店工作，惟其無法出示合法在澳門工作許可的證明文件。
四、
同日，嫌犯B被帶返治安警察局以證人身份接受詢問，其間，嫌犯B按嫌犯A教唆及指示，聲稱其是應嫌犯A來電要求到上述店舖觀看其他店員工作，以便熟悉店舖運作，並試穿該店舖的工作制服及試食雪糕，同時，嫌犯B在相關筆錄上確認並簽署作實。（參見卷宗第17頁）
五、
就此，檢察院開立了編號9784/2017號卷宗進行偵查。
六、
2017年9月11日（翌日），嫌犯B在上述案件以證人身份被送往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進行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措施，其間，刑事起訴法庭法官向其警告如在宣誓後作虛假陳述將會受到相關的刑事後果，嫌犯B知悉後便作出宣誓，然後回答法官提問，其間，嫌犯確認上述於治安警察局內的筆錄，並聲稱於案發當日2017年9月10日，在上述店舖僱主的要求下前來店內觀看店員工作、嘗試雪糕味道及試穿制服，並否認招攬客人及服務客人。措施完成後，嫌犯B在相關筆錄上簽署確認（參見卷宗第35至36頁）。
七、
就此，刑事起訴法庭法官認為嫌犯B的聲明與警方的實況筆錄存在矛盾，便作出檢舉，從而揭發事件。
八、
嫌犯A在要求嫌犯B工作後，便指使及教唆嫌犯B在被他人問及工作問題時，便訛稱其未曾在涉案店舖工作，以及訛稱只是在店內觀看及沒有親身工作，意圖為逃避非法僱用的責任及妨礙司法公正的實現。
十、
案發時，C及D在上述雪糕店工作。
十、
嫌犯B為自己及嫌犯A逃避非法僱用及非法工作的責任，便在已被警告將面對的刑事後果的情況下，以證人身份宣誓，並故意在刑事起訴法庭上作出虛假的陳述，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實現。
十一、
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其行為觸犯法律，會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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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檢察院控告兩名嫌犯分別觸犯以下犯罪：
- 嫌犯A以教唆犯及行為既遂方式觸犯了一項《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結合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作虛假之證言罪」；
- 嫌犯B以直接正犯及行為既遂方式觸犯了一項《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結合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作虛假之證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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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辯狀：
第一嫌犯的辯護人沒有提交答辯狀，僅提交了證人名單，見卷宗第107頁。
第二嫌犯的辯護人提交了答辯狀，答辯狀載於卷宗第116頁,僅作出一般性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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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前提及審判聽證：
第一嫌犯透過本案第46頁聲明同意在其缺席情況下進行審判聽證。
已確定之訴訟前提維持不變。審判聽證按照適當程序在第一嫌犯缺席、第二嫌犯出席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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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
獲證明之事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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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證明之事實：
控訴書中其他與上述獲證事實不符的事實未獲證明屬實，特別是：
未獲證明：第二嫌犯告知第一嫌犯，如警察或其他人問及其工作的問題時，只要回答未曾在該店工作、只是觀看其他人工作而沒有親手工作，便會沒事。之後，第一嫌犯便在第二嫌犯的要求下，於“X日本手工雪糕店”工作，包括製作雪糕及招待客人。
未獲證明：其間，第一嫌犯按第二嫌犯教唆及指示，聲稱其是應第二嫌犯來電要求到上述店舖觀看其他店員工作，以便熟悉店舖運作，並試穿該店舖的工作制服及試食雪糕。
未獲證明：第二嫌犯在要求第一嫌犯工作後，便指使及教唆第一嫌犯，在被他人問及工作問題時，便訛稱其未曾在涉案店舖工作，以及訛稱只是在店內觀看及沒有親身工作，意圖為逃避非法僱用的責任及妨礙司法公正的實現。
未獲證明：第一嫌犯為第二嫌犯逃避非法僱用的責任，在已被警告將面對之刑事後果的情況下，以證人身份宣誓，並故意在刑事起訴法庭上作出虛假的陳述，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實現
未獲證明：第二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其行為觸犯法律，會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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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之判斷：
經嚴謹、客觀、綜合和批判分析了在審判聽證中所得之證據，特別是第一嫌犯和證人之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其他證據後，本合議庭認定上述事實。需重點指出：
第一嫌犯同意在其缺席情況下進行審判聽證。
依第一嫌犯申請，合議庭當庭宣讀了其於檢察院被訊問之聲明。第一嫌犯的聲明載於卷宗第41頁至第42頁，包括所轉錄的第35頁至第36頁之聲明，為著適當的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全文轉錄。嫌犯坦白承認實施了上述獲證明之事實。第一嫌犯聲稱，其已透過職業中介申請工作證到涉案店鋪工作，但不知何時可以批出證件。應第二嫌犯要求，其到涉案店鋪試穿制服，學習杓舀雪糕，亦有協助招呼顧客。其被帶返警局調查後感到不知所措，後被安排到刑庭見法官更感彷徨，想到之前第二嫌犯曾對其說只要不說出在親手工作便沒事，故向法官聲稱其只是在看其他人工作而其本人沒有親手工作。
第二嫌犯在審判聽證中保持沉默。
證人C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證人表示，證人在第二嫌犯的鋪頭工作。第一嫌犯在鋪頭穿著制服學習，有兩三天時間，每天大約四小時，由證人教她。第一嫌犯需要學習整雪糕，整得不好，不能給客人。員工會在門口叫賣，證人不記得第一嫌犯有否參與。第一嫌犯有在證人同意下，將雪糕遞給客人。在鋪頭很少見到老闆。
證人D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證人表示，其曾在第二嫌犯的雪糕店工作，店鋪一直有不同的員工來幫手。當日，第一嫌犯和證人一起舀雪糕，約四小時。第一嫌犯有舀剝雪糕直接給客人。老闆娘說第一嫌犯是新員工。證人只見過一次第一嫌犯。
治安警員E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證人表示，證人巡邏經過舖頭時，向舖頭望了望，見到第一嫌犯有點閃縮。之後，巡邏再次經過舖頭，見到第一嫌犯身穿制服，在裏面舀雪糕。向第一嫌犯作調查，第一嫌犯聲稱沒有“藍卡”。證人沒見過身穿制服的黑工。由於第一嫌犯出示不到“藍卡”，也出示不到正在申請“藍卡”之證明文件，故將之轉給專科同事調查。
反應司法文員F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講述了第一嫌犯提供供未來備忘用聲明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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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嫌犯是否在第二嫌犯的店舖內工作，需綜合一系列因素作出判斷。無論認為第一嫌犯是執行工作，還是在學習，但是，第一嫌犯所作的具體行為，其必須如實陳述。根據卷宗所得之證據，特別是各證人之聲明，第一嫌犯在第二嫌犯店舖內舀雪糕及招呼客人，該等行為是認定第一嫌犯有無非法工作、第二嫌犯有無非法僱用第一嫌犯工作之重要事實，但第一嫌犯卻否認作出有關事實，可見，得以認定第一嫌犯在刑事起訴法庭作出虛假的陳述，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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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第二嫌犯被控告教唆第一嫌犯作假證。
第二嫌犯行使沉默權。第一嫌犯表示，想到之前第二嫌犯曾對其說只要不說出承認親手工作便沒事，故向法官聲稱其只是在看其他人工作而其本人沒有親手工作。店舖員工證人C亦表示店舖內的工作需要事先學習。如此，第一嫌犯的聲明成為孤證。在沒有其他證據予以輔助證明的情況下，卷宗所得之證據未能不充分，依照存疑從無原則，本合議庭認為，第二嫌犯被指控教唆第一嫌犯作假證言之事實不獲證明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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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罪與量刑
定罪：
《刑法典》第324條（作虛假之證言、鑑定、傳譯或翻譯）規定：
一、身為證人、鑑定人、技術員、翻譯員或傳譯員，向法院或向有權限接收作為證據方法之陳述、報告、資料或翻譯之公務員，作虛假陳述、提交虛假報告、提供虛假資料或作虛假翻譯者，處六個月至三年徒刑，或科不少於六十日罰金。
二、無合理理由拒絕陳述，又或無合理理由拒絕提交報告、資料或翻譯者，處相同刑罰。
三、如行為人在宣誓後，且已被警告將面對之刑事後果後，作出第一款所指之事實，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根據獲證事實，第一嫌犯明知其行為違法，仍然在自由、自主及有意識下作出上述行為。第一嫌犯為逃避非法工作而可能產生的刑事責任，在宣誓之後，且在被警告提供虛假證言將面對之刑事後果的情況下，仍故意在刑事起訴法庭上作出虛假的陳述，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實現。
基於此，第一嫌犯被控告以直接正犯及行為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結合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作虛假之證言罪」，罪名成立，可被判處六個月至五年徒刑或十日至六百日罰金之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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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因證據不充分而未獲證明第二嫌犯教唆第一嫌犯作虛假證言。
故此，第二嫌犯被控告以教唆犯及行為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結合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作虛假之證言罪」，罪名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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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
根據《刑法典》第64條之規定，如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須先選非剝奪自由之刑罰。
根據上述證明之事實，考慮到本案犯罪行為之嚴重性以及預防犯罪之需要，本合議庭認為，判處第一嫌犯罰金不適當及不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因此，決定處以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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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須根據《刑法典》第40及65條之規定。
具體刑罰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時，亦須考慮犯罪行為之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故意之嚴重程度、所表露之情感、嫌犯之動機、嫌犯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
本案，第一嫌犯犯罪行為的不法程度中等，犯罪故意程度高，為直接故意；第一嫌犯的行為對社會安寧帶來之負面影響普通；第一嫌犯為初犯；第一嫌犯的個人狀況和經濟狀況普通。
根據第一嫌犯的罪過以及預防犯罪之要求，同時考慮其他所有確定之量刑情節，本合議庭認為：判處第一嫌犯一年三個月徒刑，最為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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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法典》第48條規定，經考慮第一嫌犯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特別是，第一嫌犯為初犯，第一嫌犯的行為對社會安寧造成的負面影響普通，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徒刑作威嚇已能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因此，本合議庭決定予以暫緩兩年執行所判第一嫌犯之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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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判決
綜上所述，合議庭現裁定部分控訴事實獲證明屬實、部分控訴罪名成立，判決如下：
第一嫌犯B被控告以直接正犯及行為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結合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作虛假之證言罪」，罪名成立，判處一年三個月徒刑，緩期兩年執行；
第二嫌犯A被控告以教唆犯及行為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結合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作虛假之證言罪」，罪名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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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第一嫌犯繳付四個計算單位（4UCs）之司法費及承擔其他訴訟負擔。
第一嫌犯須支付的辯護人辯護費定為澳門幣貳仟叁佰元（MOP$2,300.00）。
另外，根據1998年8月17日第6/98/M號法律第24條第2款規定，判處第一嫌犯向法務公庫繳納澳門幣伍佰元(MOP$500.00)捐獻，納入保護暴力犯罪受害人基金。
第二嫌犯無訴訟費用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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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98條第1款d項規定，判決確定後，本案對第一嫌犯所實施的強制措施消滅。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98條第1款c項規定，本案對第二嫌犯所實施的強制措施立即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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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作出通知。
通知身份證明局作刑事記錄登記。
通知本案相關人士，若不服本判決，可於二十日法定期間內向中級法院提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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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igno. Magistrado do MP junto deste TSI teceu as seguintes doutas considerações: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6.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PP) vem o Ministério Público junto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pronunciar-se nos termos que seguem:
1.
Inconformada com o acórdão proferido nos presentes autos pelo Tribunal Colectivo do 3.º Juízo Crimina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que absolveu a Arguida, A, melhor identificada nos autos, da prática, sob a forma de instigação, do crime de falsidade de testemunho,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324.º, n.ºs 1 e 3 do Código Penal, de que era acusada, veio o nosso Ilustre Colega junto daquele Tribunal, dele interpor recurso.
Alega, em síntese,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enferma dos vícios a que se referem as alíneas b) e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ou seja, os vícios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2.
Apesar do muito respeito que nos merece o douto entendimento sufragado no recurso interposto, não vemos forma de o acompanhar.
Vejamos.
2.1.
Como é sabido,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a que se reporta a alínea b)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consiste tanto n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como também entre a motivação da decisão sobre a matéria de facto, ou, até,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Do que se trata, portanto, é de uma situação em que, os factos julgados como provados ou como não provados colidem, de modo inconciliável, entre si ou uns com os outros ou, também, com a própria motivação da decisão.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para assumir o relevo que a lei lhe atribui, tem de resultar do texto da decisão, tal como decorre do corpo da norma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No caso, o nosso Ilustre Colega invoca a existência de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decisão sobre a matéria de facto, em virtude de o Tribunal a quo ter dado como provado, por um lado, que a Arguida, A, não instigou a Arguida, B, a prestar falso testemunho, e, por outro lado, ter dado como provado que esta estava a trabalhar na loja da Arguida, A.
A verdade, no entanto,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é que aí se não vislumbra qualquer contradição e muito menos insanável, uma vez que aqueles factos em nada são incompatíveis entre si. Uma coisa é a relação laboral existente entre as Arguidas, outra coisa é uma eventual instigação por parte da Arguida, A, no sentido de compelir a Arguida, B, a prestar um testemunho falso.
2.2.
Por outro lado, também não vislumbramos, de novo ressalvado o muito respeito que nos merece a posição defendida pelo ilustre Colega na douta motivação recursória,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mo esse Veneran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TSI) tem vindo a entender,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ada tem a ver com a eventual desconformidade entre a decisão de facto do Tribunal e aquela que entende adequada o Recorrente» (nestes termos, Ac. do TSI de 18.10.2012, Processo nº 228/2012 e, no mesmo sentido, mais recentemente, Ac. do TSI de 31.10.2019, Processo n.º 987/2019; Ac. do TSI de 24.10.2019, Processo n.º 815/2019).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tal como está configurado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único que, entre nós,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não se confunde com o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 erro notório é aquele que ressalta evidente da mera leitura do texto da decisão, por si só ou conjugada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E apenas esse. Não o que possa resultar da reapreciação pelo tribunal de recurso dos concretos meios de prova tidos em cont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Embora respeitando, como dissemos, a opinião contrária, cremos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enferma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e lhe vem doutamente imputado, uma vez que, da sua leitura não resulta que o tribunal tenha operado de modo ilógico, arbitrário ou absurdo nem que tenha infringido vinculações legais em matéria probatória, nem que tenha afrontada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Como tal, propendemos a considerar que o interposto recurso não poderá deixar de improceder.
3.
Face ao exposto, salvo melhor opinião, é nosso parecer:
Deve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Quid Juris?
Subscrevemos sem reserva a douta argumentação acima transcrita, da autoria do Digno. Magistrado do MP junto deste TSI, e acrescentamos ainda o seguinte:
1) – Em primeiro lugar, o Recorrente/MP entendeu que existem os vícios 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e fundamentação e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e provas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0º/2-b) e c) (Fundamentos do recurso) do CPPM, que consagra:
1. O recurso pode ter como fundamento quaisquer questões de direito de que pudesse conhecer a decisão recorrida.
2. O recurso pode ter também como fundamentos, desde que o vício resulte d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por si só ou conjugados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a) 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b)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c)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3. O recurso pode ainda ter como fundamento a inobservância de requisito cominado sob pena de nulidade que não deva considerar-se sanada.
Nesta matéria, importa realçar que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deve resultar do texto da decisão recorrida, por si ou conjugada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não podendo, pois, estender-se a outros elementos, nomeadamente que resultem do processo, mas que não façam parte da decisão (C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op. cit., pág.324, e Simas Santos e Leal-Henriques, op. cit., págs.84-85).
Neste contexto, conforme se assinala no Acórdão do STJ de 20-04-2006, citado aqui em nome do Direito Comparado,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a alínea c) do referido normativo “consiste em o tribunal ter dado como provado ou não provado determinado facto, quando a conclusão deveria manifestamente ter sido a contrária, já por força de uma incongruência lógica, já por ofender princípios ou leis formulados cientificamente, nomeadamente das ciências da natureza e das ciências físicas, ou contrariar princípios gerais da experiência comum das pessoas, já por se ter violado ou postergado um princípio ou regra fundamental em matéria de prova”( Aresto proferido no processo n.º 06P363 e disponível na Internet em .).
No vício do erro notório está em causa, não o conteúdo da prova em si, nomeadamente o que foi dito no depoimento ou n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cujo teor se aceita, mas a utilização que foi dada à prova objecto de apreciação, no sentido de a mesma suportar a demonstração de um determinado facto.
No caso dos autos, salvo o melhor respeito, uma coisa é prova da existência de relação laboral que não é o objecto deste processo, outra é a prova do preenchimento dos requisitos do tipo legal de depoimento falso, p. e p. pelo artigo 324º (Falsidade de testemunho, perícia, interpretação ou tradução) do CPM, que tem o seguinte teor:
1. Quem, como testemunha, perito, técnico, tradutor ou intérprete, perante tribunal ou funcionário competente para receber como meio de prova depoimento, relatório, informação ou tradução, prestar depoimento, apresentar relatório, der informações ou fizer traduções falsas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de 6 meses a 3 anos ou com pena de multa não inferior a 60 dias.
2. Na mesma pena incorre quem, sem justa causa, se recusar a depor ou a apresentar relatório, informação ou tradução.
3. Se o facto referido no n.º 1 for praticado depois de o agente ter prestado juramento e ter sido advertido das consequências penais a que se expõe, a pena é de prisão até 5 anos ou de multa até 600 dias.
O crime de falsidade de testemunho tutela o bem jurídico da realização da justiça, e o seu tipo base, descrito no artigo 324.º, n.º 1 do CPM, tem como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Quanto ao tipo objectivo:
- Que o agente, investido na qualidade processual de testemunha, preste depoimento falso;
- Perante tribunal ou funcionário competente para receber como meio de prova, depoimento.
Quanto ao tipo subjectivo:
- O dolo, como conhecimento e vontade de praticar o facto, com consciência da sua censurabilidade, em qualquer das modalidades previstas no artigo 13.º do CPM. Note-se que não se exige um qualquer elemento subjectivo específico, uma intenção de atentar contra a justiça, de beneficiar ou prejudicar uma das partes, apenas o dolo genérico sob qualquer das suas modalidades, nos termos atrás referidos.
Trata-se de um crime de perigo abstracto, pois não é necessário que a declaração falsa influencie, de forma efectiva, o esclarecimento da verdade, nem que, em concreto, tenha criado esse risco. É também um crime de mera actividade pois, para além da conduta típica traduzida na prestação de declaração falsa, não se exige a verificação de qualquer outro resultado. Isto para além de consistir num crime de mão-própria, que só pode ser praticado por determinadas pessoas investidas de certa qualidade (no caso, a de testemunha).
Importa recapitular os factos relevantes: a A foi constituída arguida (2ª arguida) logo no primeiro momento, enquanto a 1ª arguida (B) era inicialmente indicada como testemunha, só num momento posterior é que à 1ª arguida foi imputado o facto de instruir a 2ª arguida no sentido de negar ter trabalhado na loja em causa, mas a 2ª arguida negou tal imputação e negou ter dado instruções à 2ª arguida nesse sentido.
Ora, tal como se refere antes, o que se discute nestes autos é o ponto de saber se foi cometido ou não o crime de falsidade de depoimento pela 2ª arguida.
As conclusões vertidas nos pontos 6 a 9 da peça do recurso do MP referem-se nitidamente à eventual existência da relação laboral entre as duas arguidas, mas o que não é objecto deste processo, logo improcede esta argumentação invocada para fundamentar este recurso. Ou seja, não se verific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e fundamentação neste ponto.
2) – Em segundo lugar,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a 2ª arguida optou pelo silêncio (artigo 50º/1-c) do CPPM), e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336º do CPPM, todas as provas têm de ser produzidas e examinadas em audiência, e pelas provas produzidas em audiência, não se verificam probatórios suficientes para comprovar a culpabilidade da 2ª arguida nos factos acusados.
Nestes termos, o direito ao silêncio, preferindo-se, o nemo tenetur se ipsum accusare, é uma emanação do direito de defesa e d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art. 32º da Lei Básica), com plena e efectiva consagração, a nível infraconstitucional, na lei processual penal.
A arguida, como sujeito processual e titular do respectivo estatuto, tem o direito a não responder a perguntas feitas, por qualquer entidade, sobre os factos que lhe forem imputados e sobre o conteúdo das declarações que acerca deles prestar (art. 50º/1-c) do CPPM), direito depois particularizado e concretizado, entre outros, no art. 324º, nº 1 do mesmo Código que, privativo da fase do julgamento, dispõe que, o presidente informa o arguido de que tem o direito de prestar declarações em qualquer momento da audiência, desde que elas se refiram ao objecto do processo, sem que no entanto a tal seja obrigado e sem que o seu silêncio possa desfavorecê-lo. Vale isto dizer que a arguida, podendo embora fazê-lo, não está obrigado a contribuir para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material, não recaindo sobre si qualquer dever de colaboração com a administração da justiça penal.
O conteúdo útil do direito ao silêncio significa que a arguida não pode ser juridicamente afectada pelo facto de o exercer, ou seja, o exercício do direito não pode constituido indício ou presunção de culpa, nem circunstância relevante para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cfr.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rocessual Penal, 1ª Edição, 1974, Reimpressão, Coimbra Editora, pág. 448 e ss.) E isto é assim, quer o silêncio do arguido seja total, quer seja parcial (cfr. art. 345º, nº 1 do C. Processo Penal).
No caso, salvo o merecido respeito, conforme o que fica alegado no recurso, parece-nos que, à luz do raciocínio do Recorrente/MP, das declarações da 1ª arguida (B) resulta que a 2ª arguida cometeu os factos integradores do tipo de falsidade de depoimento, não vale este raciocínio, visto que inexistem factos suficientes que permitam concluir desta maneira.
3) – Em terceiro lugar, o artigo 114º do CPPM consagra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e provas, e no caso, não se verifica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s mesmas, e como tal outra solução não há senão a de negar provimento ao recurso por falta de fundamentos.
Sucede, sublinhe-se, que, a propósito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o artigo 114.º do CPP, salvo existência de prova vinculada ou tarifada (como é o caso da pericial, face ao valor que lhe é reconhecido no artigo 139º do CPP), o tribunal decide quanto ao mais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a livre convicção.
Livre apreciação que, embora não sujeita a regras legais que pré-determinem o valor das provas, tem se traduzir “em valoração racional e crítica,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comuns da lógica, da razão, das máximas da experiência e dos conhecimentos científicos, que permita ao julgador objectivar a apreciação dos factos, requisito necessário para uma efectiva motivação da decisão”.2
O que foi feito e correctamente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razão pela qual improcede também esta parte do recurso, não merecendo assim censura a decisão recor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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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íntese conclusiva:
I - O crime de falsidade de testemunho tutela o bem jurídico da realização da justiça, e o seu tipo base, descrito no artigo 324.º, n.º 1 do CPM, tem como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Quanto ao tipo objectivo:
- Que o agente, investido na qualidade processual de testemunha, preste depoimento falso;
- Perante tribunal ou funcionário competente para receber como meio de prova, depoimento.
Quanto ao tipo subjectivo:
- O dolo, como conhecimento e vontade de praticar o facto, com consciência da sua censurabilidade, em qualquer das modalidades previstas no artigo 13.º do CPM. Note-se que não se exige um qualquer elemento subjectivo específico, uma intenção de atentar contra a justiça, de beneficiar ou prejudicar uma das partes, apenas o dolo genérico sob qualquer das suas modalidades, nos termos atrás referidos.
II - O conteúdo útil do direito ao silêncio, previsto no artigo 50º/1-c) do CPPM, significa que a arguida não pode ser juridicamente afectada pelo facto de o exercer, ou seja, o exercício do direito não pode constituído indício ou presunção de culpa, nem circunstância relevante para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III -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o artigo 114.º do CPP, significa que, embora não sujeita a regras legais que pré-determinem o valor das provas, tem se traduzir em valoração racional e crítica, à luz das regras comuns da lógica, da razão, das máximas da experiência e dos conhecimentos científicos, que permita ao julgador objectivar a apreciação dos factos, requisito necessário para uma efectiva motivação da decis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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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do visto e ponderado, resta deci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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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裁決
據上論結，中級法院合議庭法官裁決如下：
1. 檢察院/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庭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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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免繳訴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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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作出通知及登錄。
202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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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文莊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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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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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
1 Por deliberação (nº 251) do Conselho dos Magistrados Judiciais de 14/05/2021, o signatário foi designado para relatar, em acumulação de funções, os processos-crime redistribuídos nos termos fixados pela referida deliberação.
2 (Cf. Acórdão disponível na Internet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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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2/2020-falso-depoimento-absolvido p.2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