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cesso n.º 633/2022
(Autos de recurso contencioso)
Data: 18/Janeiro/2024
Recorrente:
- (A)
Entidade recorrida:
- Secretário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Acordam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I) RELATÓRIO
(A), com sinais nos autos, notificado do despacho do Exm.º Secretário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que lhe aplicou a pena disciplinar de demissão, dele não se conformando, interpôs 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de anulação de acto, formulando na petição de recurs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1. 根據司法上訴人於2022年8月4日收悉之行政公職局第0019/SAFP-DIR/OFI/2022號公函之通知，行政法務司司長(以下簡稱為“被訴實體”)行使獲行政長官透過第180/2019號行政命令授予之權限，於2022年7月4日在第004/DIR/INF/2022號報告書內作出對司法上訴人科處撤職處分之裁定(以下簡稱為“被訴行為”)。
2. 被訴行為是根據第001/PD/NG/SAFP/2021號紀律卷宗第004/DIR/INF/2022號報告書(以下簡稱為“最終報告”)的事實及法律依據而作出(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針對違反《通則》第279條第1款所規定的非職務上的義務方面 – 被訴行為沾有事實前提錯誤及無罪推定原則之違法瑕疵
3. 根據最終報告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的內容，尊敬的法院均認定了在2012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間，任職XX處處長的嫌犯(B)在142次XX處進行的採購程序中，曾約43次預先透過電郵或通訊軟件聊天群組等途徑，向嫌犯(C)及司法上訴人透露其因職務而知悉之採購判給內部機密資料，包括開標日期、其他供應商的資料、評分標準等。嫌犯(B)還曾將投標模版提供予司法上訴人。
4. 事實上，根據涉案公司“(X)貿易有限公司”之商業登記證明，透過於2015年9月8日作出的股東會議事錄，司法上訴人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之職務已被終止。(參見文件2；附於第二次書面答辯之文件7)
5. 惟礙於出讓其股權將對該公司當時持有的准照造成影響，在嫌犯(C)的請求下，司法上訴人僅繼續持有部分的股權，並沒有實際參與該公司的任何業務。
6. 自2015年10月26日起，司法上訴人以編制外合同方式擔任行政公職局第一職階二等技術輔導員。
7. 鑑於司法上訴人已於2015年9月8日終止擔任涉案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並全面退出該公司的經營活動及管理工作，故自司法上訴人擔任公職後，已沒有以任何形式參與該公司的營運。
8. 為著全面退出該公司之目的，司法上訴人早於2020年4月3日已將其所持有之所有該公司的股權作出轉讓。(參見文件2；附於第二次書面答辯之文件7)
9. 此外，嫌犯(B)向司法上訴人透露的上述採購判給內部資料，包括開標日期、其他供應商的資料、評分標準及投標模版等，均不具機密性。
I. 被訴行為未查明所指控的違紀事實發生之時刻；無罪推定原則
10. 根據《通則》第280條規定，公務員及服務人員自就職日起，又或如無需就職時，則自簽訂合同或開始職務之日起，方始負紀律責任。
11. 根據《通則》第277條候補適用之現行刑法規定，在紀律程序，嫌疑人受無罪推定原則之保護，應由具紀律調查及決定權限的行政機關提出嫌疑人違紀之證據及證明相關的違紀事實。
12. 最終報告第7條指出，載於該報告第8至54條之指控事實均援引自澳門法院之相關判決書內容。
13. 但不論是上指判決，還是最終報告，均未就上述行為發生的具體時刻進行確切的認定，亦沒有明確指出司法上訴人簽訂任用合同或開始職務之日期。
14. 但在本案中，被訴實體在最終報告第84條中指出: (…) 2012年6月至2019年2月期間，「(X)貿易有限公司」合共獲得XX處149次的採購項目判給，涉及金額超過澳門幣1,131萬元。可見，嫌疑人進入公職後獲取的判給次數仍佔相當大部分，故明顯完全不減低其罪過性。
15. 須強調，最終報告所援引的判決內所列之已證事實僅指出，司法上訴人在進入公職後曾參與涉案公司的運作，但卻沒有任何事實指明或證實最終報告第20條所指的43次行為全部或部分在司法上訴人簽訂任用合同或開始職務之日期後發生。
16. “(X)貿易有限公司”獲判給的次數與司法上訴人有否曾在擔任公職後參與判給不存在必然的關係，因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在司法上訴人沒有參與招標事宜的情況下，“(X)貿易有限公司”仍獲得判給。
17. 可是，在整個紀律程序中，均未調查亦未能確認司法上訴人是否在具有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的身份時作出被指控的事實，亦未能確認有多少次行為是在《通則》第280條第1款規定之受紀律懲戒權約束日以後，即司法上訴人簽訂任用合同或開始職務後發生，以致司法上訴人須負紀律責任。
18. 而被訴實體卻在未對其所指控的違紀行為是否在司法上訴人受紀律懲戒權約束日後發生而進行任何調查或舉證前，單純以上述判決內所列之已證事實，以推論的方式得出司法上訴人在擔任公職後作出被指控的事實的結論性事實，故司法上訴人不應因上述事實而承擔紀律責任。
19. 倘不如此認為，則鑑於被指控的行為均在司法上訴人的工作時間以外發生，公共工作人員的個人生活行為並非必然地受到《通則》第279條第1款的約束，相關的判斷標準為: 「違反的義務必須總是與所履行的職務有若干聯繫，且要就其違反對所擔當的職務產生消極影響提出證明。」
20. 被訴行為未能確認被指控的違紀行為是在司法上訴人履行職務時發生，且相關的招標競投僅牽涉「XX署」，與司法上訴人所履行的職務未見存在聯繫或造成消極影響，故未見司法上訴人違反職務外的義務。
II. 被訴行為錯誤認定涉案「XX署」之採購判給內部資料具機密性
21. 最終報告第83條指出: 本報告第十九條至二十四條，即嫌疑人以各式各樣的不法手段影響判給結果方面，有關行為擾亂了行政活動的正常開展，在判給前作出了“通水”行為，包括但不僅限於投標的內部機密資料，包括開標日期、其他供應商的資料、評分標準等，令該公司能夠預先了解有關財貨或勞務的供應商、巿場價格、利潤、規格，甚至預先訂購相關貨物以縮短交貨期，最終順理成章獲得判給，此舉毫無疑問損害了公共實體在展開有關判給項目的公平性，令巿民(公共服務的使用者)造成對政府內部運作的不信任，最終亦直接傷害和動搖特區政府的管理聲譽。
22. 根據本澳司法見解: Realmente, o acesso aos documentos de acesso não livre ou condicionado está geralmente dependente da observância de critérios legais inscritos na classificação operada através do regime do segredo de Estado ou de outros regimes legais específicos.
23. 但在本澳現行的涉及「XX署」相關的法律規範中，暫未見存在任何將開標日期、其他供應商的資料、評分標準視為機密資料的法律規定。
24. 有關財貨或勞務的供應商、巿場價格、利潤、規格等資料均可透過調查及分析澳門當時相關業務狀況而取得，屬已公開的資訊。
25.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第63/85/M號法令第11條至第13條之規定，以及第37條第1款的反義解釋，招標程序中，以承投規則及招標方案為依據，而招標的判給標準、底價、投標書之格式、擬取得的財貨及勞務所應符合之規格、開標之地點、日期及時間等，均屬招標公告中應予公示之內容。
26. 因此，對於司法上訴人獲嫌犯(B)告知上述判給標準和資料，亦應該屬於行政程序中之利害關係人可合法獲得的資訊，故司法上訴人獲告知該等資訊並不會影響有關程序的主要目的或損害他人的基本權利。
27. 被訴行為明顯錯誤認定司法上訴人獲告知的涉案「XX署」之採購判給內部資料具機密性。
III. 被訴行為錯誤認定違紀行為符合《通則》第315條第1款所規定的處分前提
28. 根據《通則》第315條第1款及《通則》第315條第2款o)，僅在違紀行為情節惡劣，導致行政當局經考慮一切因素後，認為違紀工作人如繼續執行職務將嚴重損害公共利益及部門正常運作，並對公共部門與行為人之間信任關係造成不可挽救的破裂時，方可對違紀工作人員科處撤職處分。
29. 實際上，司法上訴人被指控觸犯的違紀行為並不符合《通則》第315條第2款列舉之可導致撤職處分的任一情況。
30. 而且，司法上訴人被裁定觸犯的一項濫用職權罪及一項虛假之當事人聲明(財產申報)罪，均僅得對其科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罰金的刑罰，從刑幅來判斷，均不屬於“嚴重”的犯罪行為。
31. 司法上訴人亦沒有實質取得任何不法利益，因其從來沒有獲涉案公司以任何方式發放盈餘。
32. 而且，2020年4月3日，司法上訴人亦已將其所持有之的股權全數作出轉讓，以全面退出該公司。
33. 司法上訴人所實施的上述犯罪事實亦沒有對其任職的行政部門造成具體的損失，亦無擾亂或干擾該部門的正常運作，而且該等行為在時間上或空間上均與其執行的職務毫無聯繫，即使其行為應予譴責，但亦未至於顯示出其失去擔任職務之尊嚴或在道德上欠缺擔任職務之適當性。
34. 故此，司法上訴人違反《通則》第279條第1款的義務之指控亦不應成立，且未符合《通則》第315條第1款所規定的可對其科處撤職處分之前提要件。
35. 綜上所述，被訴行為因出現事實前提之錯誤及違反無罪推定原則，而沾有違法之瑕疵，故應予撤銷。
針對違反《通則》第279條第2款b)項所規定的熱心義務方面 – 被訴行為錯誤解釋及適用法律
36. 最終報告第69條指出: 鑒於正確申報財產的義務是所有公務人員應盡的義務，不取決於是否在執行職務，公務人員有責任了解與自己作為公務人員及職務上有關法規，並正確地遵守這些法規，履行法規規定的義務。因此，如果公務人員不知悉或不了解這些法規規定，違反這些法規規定，就等同違反了熱心義務。因此，嫌疑人(A)事實上有違反《通則》第279條第2款項及第4款規定的熱心義務。
37. 除應有之尊重外，司法上訴人並不認同上述見解，並認為不是所有違反法律之行為均等同違反《通則》第279條第2款及第4款規定之“熱心義務”。
38. 根據司法上訴人於2018年2月2日所簽署的財產申報書，雖然未有申報其名下之位於氹仔XX路XX園(X苑)XX樓XX室的不動產，但卻已在其申報的住址正正是上述地址，而其所承擔的債務方面亦明確申報了負有向(Y)銀行設定之金額為澳門幣2,000,000元的抵押。(參見文件3；附於第二次書面答辯之文件5)
39. 而在司法上訴人於2016年1月21日所作的財產申報書，亦同樣申報了上述同一抵押，而當年僅申報了其名下唯一的不動產，即上述不動產。(參見文件4；附於第二次書面答辯之文件6)
40. 根據《通則》第279條第2款及第4款規定，公共行政人員所負有的熱心義務應理解為: 公共行政人員有義務充份了解有關其職務範圍之一切法律規定及上級之指示，以便能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以嚴謹及準確的方式執行其職務。
41. 鑑於賦予公共行政人員提交財產及利益申報書的義務旨在令有效地監察公職人員的廉潔性，因此，在本案中，該法律義務與司法上訴人所執行的職務之間未見存在關連性。
42. 再者，按照《民法典》的規定，僅不動產之所有人有權將之設定抵押。
43. 由此可見，從申報書的整體內容而言，有理由相信司法上訴人僅僅是遺漏填寫上述不動產，而申報書的債務部分亦能間接反映司法上訴人為上述不動產的所有人。
44. 綜上所述，被訴行為因錯誤解釋及適用《通則》第279條第2款及第4款之規定《通則》第279條第1款而沾有違法之瑕疵，故應予撤銷。
針對加重情節方面
45. 最終報告第71條指出: 有關違紀者之文化水平方面，鑒於嫌疑人(A)於澳門XX學院完成電腦學學士學位課程，自2015年10月26日起以不具期限的行政任用合同任職於行政公職局，其職級為第一職階首席技術輔導員，根據第14/2009號法律公務人員職程制度，有關技術輔助人員的職程所要求的學歷僅是高中畢業，即嫌疑人(A)有比其職位要求更高的學歷，本人認為符合《通則》第283條加重情節j)項。
46. 司法上訴人具有比其擔任的職程所要求的學歷高的電腦學學士學位，並不必然構成加重情節。
47. 正如司法見解所述: 相關的情節必須涉及擔任特定職務的各種例外情況，而「這些情況必須與紀律不法行為的特定罪狀相關」，而非涉及一個在平常執行職務時違反了「熱心」及「服從」的「一般義務」的人員。
48. 最終報告僅提及司法上訴人的文化水平為電腦學學士，相比其擔任的職位所要求的學歷較高，但卻沒有談及司法上訴人“所擔任職務之責任”，亦沒有指出該職務與被指控的違紀行為之間存有何等關係。
49. 由於司法上訴人“所擔任職務之責任及違紀者之文化水平”與被指控的違紀行為無關，故亦不構成有關的加重情節。
50. 被訴行為錯誤地解釋及考慮了《通則》第283條第1款j項規定的加重情節，亦患有違法之瑕疵，故應予撤銷。
違反適度原則、《通則》第315條及第316條之規定
51. 被訴實體根據《通則》第315條第2條o)的規定，對司法上訴人作出科處撤職處分顯然忽略了司法上訴人作出相關行為的時刻、行為的形式及過錯程度，以及存在的減輕情節，違反了適度原則、《通則》第315條及第316條之規定。
52. 司法上訴人於2022年3月25日收悉預審員發出之編號009/PD/NG/SAFP/2022公函內容，獲通知被訴實體於2022年3月22日，以原控訴書欠缺《通則》第332條第2款b)項、c)項及e)項規定的要素為由，依職權宣告原控訴書無效，並命令將紀律程序卷宗退回預審員。(參見文件5、紀律程序卷宗第209至214頁)
53. 另一方面，司法上訴人未曾獲法院判決命令科處撤職處分，也未曾在紀律程序調查期間被命令防範性停職等預防措施。
54. 根據題述卷宗所載之個人檔案所示，司法上訴人於2015年入職行政公職局，在擔任公職的六年期間，先後修讀多個專業培訓課程，且每年的工作評估均獲得“十分滿意”的評語，顯示部門對其工作表現及態度的正面評價。(參見文件5；紀律程序卷宗第97至98頁)
55. 司法上訴人在擔任公職期間，亦曾於2020年年初及2021年10月參與部門組織的自願性公務人員防疫抗疫工作，為澳門特區作出重要的服務，符合《通則》第282條c)的減輕情節。
56. 就司法上訴人的人格方面，司法上訴人所實施的上述犯罪事實屬初犯，先前未曾實施任何導致紀律責任或刑事責任的不法行為。(參見上述中級法院裁判第65頁及文件5、紀律程序卷宗第98頁)
57. 證人(L)指出司法上訴人為人非常顧家、好爸爸、好肯幫朋友、有義氣，感到司法上訴人有悔意，相信司法上訴人會改過。(參見文件5；紀律程序卷宗第285頁)
58. 證人(M)亦指出司法上訴人為人非常好、負責任、很無所謂、很好爸爸、樂於助人、印象非常良好。(參見文件5；紀律程序卷宗第287頁)
59. 在判決作出後，而法院尚未發出拘留命令狀前，司法上訴人立即到前往法院報到以接受處罰，顯示出其對曾作犯罪事實已深感悔意，主動承擔有關的責任。
60. 司法上訴人於2015年至2022年間，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及公期部門開設的多個進修及培訓課程，現時在獄中仍持續進修以充實知識，已報讀由XX協會(XX)舉辦的“Distance Learning Certificate Course on Warehouse Operations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課程及兩門由XX大學舉辦的“管理心理學”、“營養學”及“Better English Writing Skills”遙距證書課程，可見具有上進心及正面態度。(參見文件6至9；附於第一次書面答辯之文件2至4及第二次書面答辯之8)
61. 司法上訴人亦積極參與社會義工服務工作，於2019年4月22日至10月12日期間擔任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長者關懷服務網絡承辦的“街坊車”義務司機。(參見文件10；附於第一次書面答辯之文件1)
62. 司法上訴人亦在紀律程序中表現合作的態度，完全配合相關的調查工作。(參見控訴書第六十七條)
63. 上述事實對於司法上訴人在紀律程序中的人格評價方面具重要性，而並非最終報告第100條所指之僅在假釋方面予以考慮，被訴實體之為紀律程序非屬必須考慮的範圍或要素，顯然違反《通則》第316條之規定。
64.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第2款規定的適度原則，從廣義上講的含義是禁止過度，它要求行政當局以對私人的地位造成較小犧牲的方式去追求公共利益。它其中包含一項分原則，即可要求性原則，亦稱為必要性原則或盡可能少干預原則，其最為主要的一層含義是，巿民有權受到盡可能少的不利對待。
65. 同時，在科處紀律處分時，立法者要求行政當局必須考慮《通則》第316條所包括的一系列因素，須根據在個案中存在之減輕或加重情節，並尤其考慮違紀者之過錯程度及人格而酌科。
66. 須強調，根據最終報告第23條的內容，清楚指出被指控的違紀行為在2012年下半年，亦即在司法上訴人尚未進入公職前，已發生了11次。
67. 換言之，根據《通則》第280條的規定，司法上訴人所作出的行為，至少有11次不受紀律責任的約束，明顯不能作為是次紀律程序處分的考慮因素。
68. 根據上述事實，本個案中亦存在之《通則》第282條的一般減輕情節及同條c)所列舉的減輕情節，並尤其考慮司法上訴人之過錯程度及人格後，應僅對司法上訴人科處較撤職處分等級較低之處分，但上述事實卻未獲被訴實體加以考慮及評價。
69. 尚應注意的是，在原控訴書及原最終報告中，除指控違紀行為存在上述《通則》第283條第1款j)項之加重情節外，尚指控存在同一法律規定的a)、b)、c)、d)、i)項的加重情節，並為此建議對司法上訴人科處撤職處分。
70. 然而，在最終報告中，被訴實體已放棄指控上述大部分的加重情節，僅僅保留控告一項加重情節，在大部分的加重情節已被撤銷控訴的情況下，應處以較輕的處分，但最終卻仍決定對司法上訴人科處上述同一最嚴厲之處分 – 撤職，此舉顯然違反適度原則及《通則》第316條之規定。
71. 基於以上所述，由於對司法上訴人科處撤職處分將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之適度原則、《通則》第315條及第316條之規定，故被訴行為應予撤銷。
綜上所述，謹請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裁定本司法上訴理由成立，宣告撤銷被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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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rmente citada, apresentou a entidade recorrida contestação, pugnando pela improcedência do recu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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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idos os vistos, cumpre decidir.
O Tribunal é o competente.
O processo é o próprio.
As partes gozam de personalidade e capacidade judiciárias, são legítimas, estão devidamente representadas e têm interesse processual.
Não existem questões prévias, excepções nem nulidades que obstem ao conhecimento do mérito da ca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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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FUNDAMENTAÇÃO
Resulta provada d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designadamente do processo administrativo, a seguinte matéria de facto com pertinência para a decisão do recurso:
O recorrente é adjunto-técnico, em regime de contrato administrativo de provimento,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e Função Pública.
O recorrente iniciou funções naquel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a partir de 26.10.2015.
No âmbito do Processo disciplinar nº 001/PD/NG/SAFP/2021, instaurado contra o recorrente, foi proferido o seguinte relatório final pelo instrutor do processo:
“最終報告
一、預審
1. 根據《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下稱《通則》)第325條的規定，行政公職局局長對本局工作人員(A)(嫌疑人)提起紀律程序。(詳請見本紀律卷宗第3張紙、第4張紙及第5張紙至第74張紙)
2. 行政公職局局長根據《通則》第326條的規定，委任本人擔任上述紀律程序的預審員。
3. 遵照行政公職局局長於2021年12月3日的批示，本人於2021年12月5日知悉此事。隨之於2021年12月15日對上述嫌疑人正式開立紀律程序卷宗。
4. 本人根據《通則》第328條第3款的規定，於2021年12月15日將開始程序之預審階段之日期通知行政公職局局長，並於同日提出委任本局工作人員D為秘書的建議，均已獲行政公職局局長知悉。(詳見本紀律卷宗第75張紙及第76張紙)
5. 嫌疑人(A)，以不具期限的行政任用合同聘用為第一職階首席技術輔導員，鑒於工作人員所簽訂的為不具期限的行政任用合同，並不存在行政任用合同失效的問題，因此，該工作人員的職務法律狀況將視乎紀律程序的最後裁定而定。
6. 由於紀律卷宗第001/PD/NG/SAFP/2021號嫌疑人(A)先生為在囚人士，根據《通則》第298條第1款和第329條第3款的規定，本人須聽取嫌疑人(A)先生之聲明，在懲教管理局同事的協調下，路環監獄獄長已安排於2022年1月18日在路環監獄進行，並已將當天聲明筆錄內容編成本紀律程序卷宗的一部分。(詳見本紀律卷宗第101張紙)
7. 經進行《通則》第329條所指的措施後，且按照初級法刑事法庭(編號CR2-19-0320-PCC)及2021年9月30日中級法院刑事上訴案編號296/2020的判決，獲得以下已證事實:
8. 涉案的「(X)貿易有限公司」於2012年6月29日設立。自其成立以來，其商業登記資料上所顯示的股東均只有嫌犯(C)及嫌犯(A)二人(參見偵查卷宗第1冊第29頁至第31頁背頁之《商業登記資訊》)，且最初登記的法人住所為嫌犯(A)位於XX路XX XX樓XX座之單位(參見偵查卷宗第7冊第1730頁至第1731頁)。
9. 但實際上，「(X)貿易有限公司」是由嫌犯(B)、嫌犯(C)及嫌犯(A)三人共同開設，實際的股份比例為每人各佔公司三分之一股份。
10. 2013年10月24日，嫌犯(B)使用手提電話聊天程式「H」建立了一個由五個不同XX圖案所組成的聊天群組。此群組的成員包括嫌犯(B)、嫌犯(C)及嫌犯(A)三人。當中的對話內要是談及「(X)貿易有限公司」的日常業務，包括: 向XX署入標、報價、購貨、匯款、分紅等(參見附件二十第2冊及第3冊內之「5個XX群組」聊天對話內容以及扣押品C74)。
11. 至2016年6月3日，嫌犯(B)認為上述「5個XX群組」的使用時間太長而將之刪除，並於同日開設了另一個由九個相同XX圖案組成的聊天群組，成員仍是嫌犯(B)、嫌犯(C)及嫌犯(A)三人，對話內容同樣主要是談及「(X)貿易有限公司」的日常業務以及向XX署投標及撰寫標書的事宜(參見附件二十第8冊及第9冊內之「9個XX群組」聊天對話內容以及扣押品C74)。
12. 「(X)貿易有限公司」購入的舖位是由上述三名嫌犯共同持有。
13. 根據2014年6月18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顯示，嫌犯(A)在行政公職局招聘XX範疇二等技術輔導員的考試中排名第X。
14. 根據2015年12月16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顯示，嫌犯(A)以編制外合同方式擔任該局第一職階二等技術輔導員(XX範疇)，自2015年10月26日起生效(見偵查卷宗第7冊第1687頁及背頁)。
15. 2015年8月10日及9月8日，嫌犯(B)與嫌犯(C)在H的對話聊天中提及到，由於嫌犯(A)將會進入公職，故需更改嫌犯(C)及嫌犯(A)兩人於公司的股份分配，以及終止嫌犯(A)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身份。
16. 嫌犯(A)入職公職之前一直是「(X)貿易有限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負責處理公司銀行帳戶的開設、簽發支票及向供應商匯款等事宜。
17. 其後，即使嫌犯(A)名義上已不再擔任「(X)貿易有限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及進入公職，嫌犯(A)仍積極參與「(X)貿易有限公司」的日常運作，除了經常與嫌犯(B)及嫌犯(C)商討向「XX署」投標事宜外，更身體力行為「(X)貿易有限公司」撰寫及遞交標書，外出協助「(X)貿易有限公司」到XX工作，以及到銀行以其個人帳戶向供應商辦理匯出貨款等(具體工作描述參見偵查卷宗第21冊第5117頁背頁第123點至第5118頁背頁第129點)。
18. 「(X)貿易有限公司」大部分時間均是由嫌犯(B)、嫌犯(C)及嫌犯(A)參與「(X)貿易有限公司」的運作。而在「(X)貿易有限公司」的分工上，嫌犯(B)負責統籌及作出決策，嫌犯(C)則主要負責「(X)貿易有限公司」的執行工作(三名嫌犯的具體分工描述參見偵查卷宗第21冊第5118頁背頁30點至第5120頁135點)。
19. 其後，在2012年8月至2019年1月，嫌犯(B)在142次XX處所進行的採購程序中，其中約43次濫用其作有處長具有的權力，介入其下屬將其持有暗股的「(X)貿易有限公司」直接列入申啨表備註欄之供應商名單，並在採購申請表中簽名確認，因此，「(X)貿易有限公司」參與當次採購便無需經「XX處」的前述既定電腦抽籤程序。
20. 在上述142次採購程序中，曾有約43次預先透過電郵或通訊軟件聊天群組等途徑，向嫌犯(C)及嫌犯(A)透露其因職務而知悉之採購判給內部機密資料，包括開標日期、其他供應商的資料、評分標準等。嫌犯(B)還曾將投標模版提供予嫌犯(A)。
21. 此外，嫌犯(B)還會親自或指示嫌犯(C)及嫌犯(A)採取適當的措施，包括預先了解有關財貨或勞務的供應商、巿場價格、利潤、規格，甚至預先訂購相關貨物以縮短交貨期，使得「(X)貿易有限公司」取得競爭優勢而“合理”地獲得XX處的判給。
22. 上述142次XX處採購判給的項目所涉貨品和服務種類非常廣泛，包括動物醫療藥物及用品、動物醫療設備、寵物用品、飼料、化驗用品、動物焚化爐(含維修與保養)，甚至還包括與動物醫療無關的鋁質天花板、戶外帳篷、擴音器、手電筒、鋅鐵架和木架等，具體品種和標書編號情況參見偵查卷宗第21冊第5129頁背頁第180點至第5217頁第322.4點，以及第5252至5261頁之《「(X)貿易有限公司」獲「XX處」判給項目的犯罪統計表》，嫌犯(B)曾在上述判給項目中的約43次作出干預。
23. 「(X)貿易有限公司」設立於2012年6月29日，作為一間新成立的公司，僅在2012年下半年便獲得XX處11次的判給，成為該年度XX處判給次數第二多的公司。其後在2013年至2018年間，「(X)貿易有限公司」更成為XX處所主導的採購判給程序中獲判次數最多的一間公司。(參見偵查卷宗第20冊第4859至4866頁之《(X)貿易有限公司獲前XX署(XX署)採購判給的數據分析報告》)。
24. 在2012年6月至2019年2月期間，「(X)貿易有限公司」合共獲得XX處149次的採購項目判給，涉及金額超過澳門幣1,131萬元。在這149次的判給當中，有142次是「(X)貿易有限公司」透過上述「直接輸入」的方式來讓其獲得參與XX處採購程序的機會，繞過XX署既定的電腦抽籤程序，涉及金額約為澳門幣1,059萬元。
25. 在2013年至2018年期間，XX署均會在每年1月以支票或轉帳方式將判給款項存入「(X)貿易有限公司」名下的[(Z)銀行(帳號: 2xxxx或(W)銀行(舊帳號: 1xxxx或新帳號: 1xxxxx)帳戶。在收到有關款項後，嫌犯(B)、嫌犯(C)及嫌犯(A)便會在每年1月下旬至2月進行「(X)貿易有限公司」的年度分紅，每年數額由澳門幣15萬元至45萬元不等。
26. 嫌犯(B)、嫌犯(C)及嫌犯(A)三人會透過H或I等通訊軟件商討當年分紅的數額、細節及各人所占比例。當決了最終的分紅金額後，便會按每人在「(X)貿易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來作出分配。
27. 嫌犯(B)為掩飾其暗中持有「(X)貿易有限公司」的股份，會以嫌犯(C)的銀行帳戶收取有關分紅，故負責公司會計的嫌犯(C)會將分紅以支票或轉帳方式撥至其本人及嫌犯(A)名下的個人銀行帳戶。
28. 在2013年至2019年期間，嫌犯(B)、嫌犯(C)及嫌犯(A)三人在「(X)貿易有限公司」所得之現金分紅合共約為澳門幣1,740,000元。
29. 此外，在購買上述位於澳門XX巷XX號XX地下XX座之舖位時，「(X)貿易有限公司」曾向(W)銀行貸款港幣2,100,000元以支持相關購買款項，嫌犯(B)、嫌犯(C)及嫌犯(A)之後動用「(X)貿易有限公司」的資金和利潤向銀行供款。
30. 在2014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間，嫌犯(B)、嫌犯(C)及嫌犯(A)從「(X)貿易有限公司」分別獲得了澳門幣504,588.59、澳門幣129,969.79元及澳門幣129,969.79元用於上述供款用途。
31. 總括而言，至2019年6月為止，嫌犯(B)、嫌犯(C)及嫌犯(A)合共從「(X)貿易有限公司」分享到澳門幣2,699,528.16元的利益。當中，嫌犯(B)獲得之利益為澳門幣1,248,588.59元、嫌犯(C)獲得之利益為澳門幣678,969.79元，嫌犯(A)獲得之利益為澳門幣771,969.79元(參見偵查卷宗第21冊第5226頁背頁之表格)。
32. 嫌犯(B)、嫌犯(C)及嫌犯(A)基於共同意願並達致協議，為了取得不正當利益而共同成立和經營「(X)貿易有限公司」。
33. 嫌犯(B)身為「XX署」轄下「XX處」處長(公務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正當利益，或造成他人有所損失，濫用其職務上固有之權力，以及違反職務上固有之公正及無私等義務，促成其暗中持股的「XX中心」取得格力犬絕育之業務。
34. 任職於行政公職局一技術輔導員的嫌犯(A)及擔任行政公職局技術輔導員的妻子(G)(第四嫌犯)均是《財產及利益申報法律制度》所訂明之「負有提交申報書義的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而依該法律第3條第1款之規定，“申報人以名譽承諾如實申報”。
35. 嫌犯(A)及嫌犯(G)採用「取得財產分享制」的婚姻財產制度，兩人先後於2015年10月13日、2016年1月21日、2018年2月2日及2019年4月1日遞交了四次《財產及利益申報書》。當中於2018年2月2日所遞交之申報書中，嫌犯(A)以申報人身份與嫌犯(G)同時申報，而在2015年1月13日及2019年4月1日所遞交之申報書中，嫌犯(A)則以僅履行提供資料的申報人身份作出申報。
36. 嫌犯(A)在2018年2月2日作出之申報中，沒有申報一項超過當時公職薪俸索引表500點之銀行帳戶資料，即(W)銀行澳門分別編號1xxxxx帳戶(應申報之結餘為澳門幣50,879元)，亦未有申報其位於氹仔XX路XX花園(X苑)XX樓XX室之不動產，意圖藉此隱瞞其所擁有之資產(參見偵查卷宗第20冊第5039至5042頁之分析報告、第19冊第4417至4426頁之《財產及利益申報書》、附件三第1冊光碟1、5、10)。
37. 廉政公署證人丙表示，根據有關的電子證據(電郵、電話訊息等)，關於案中所指142次第一嫌犯干預投標的事件中，發現有43次是第一嫌犯在投標前曾向第二嫌犯或第三嫌犯作出提前指示(“通水”)的情況。
38. 2020年1月15日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對上述案件(CR2-19-0320-PCC)進行了審理，本局的工作人員(A)，即上述案件的第三嫌疑人，最終被初級法院判處了兩項控罪。
39. 有關第一項控罪，初級法院根據案中的電子法證資料，確定了第一嫌犯約43次利用其固有的權力，在判給前向「(X)貿易有限公司」作出了“通水”的行為，與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的共同合意、分工合作的情況下，無疑令「(X)貿易有限公司」更容易獲得判給，損害了公共實體在展開有關判給項目的公平性；因此，第一嫌犯至第三嫌犯的行為符合《澳門刑法典》第347條的犯罪構成要件，並應以濫用職權罪來論處。
40. 關於罪數方面，雖然檢察院以實質競合的方式來提出控訴，但考慮到法院未有就眾多的犯罪行為逐一羅列清楚，而只是概括的方式描述相關的犯罪行為，按照法院過往就同類型案件的理解，這種概括性的事實方式無法以實質競合的方式來考慮犯罪的罪數。
41. 未獲證明的事實方面，基於考慮到無法從已證事實當中清楚了解每一次判給行為的具體情況，也未能從中了解每次犯罪行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屬於實質競合的關係)，基於“疑點利益歸被告” 的原則，第一嫌犯至第三嫌犯在案中所觸犯的濫用職權罪的行為，最終僅以一項連續犯的方式來論處。
42. 初級法院最終判第一嫌犯(B)、第二嫌犯(C)及第三嫌犯(A)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既遂及連續犯的方式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濫用職權罪(連續犯)(共犯)，均判處罪名成立。
43. 有關第二項控罪，根據有關的財產申報資料及相關的調查結果，初級法院指出嫌犯(A)作為公務員，明知不實申報財產和利益的法律後果，但仍在財產申報中故意就其財產狀況作虛假聲明，意圖隱瞞其真實的財產狀況。
44. 在審理上訴的過程中，雖然他們均解釋並非刻意漏報，但根據他們所作的解釋，中級法院認為他們所指的錯誤不屬於可寬恕 的錯誤，故不接受兩人所作的解釋，並認定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實施了對其所指控的虛假申報其財產的事實。
45. 因此，初級法院判處第一嫌犯(B)、第三嫌犯(A)及第四嫌犯(G)也分別以直接正犯、故意、既遂及連續犯的方式觸犯了經第1/2013號法律所修改的第11/2003號法律《財產及利益申報法律制度》第27條第2款結合《澳門刑法典》第32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虛假之當事人聲明(財產申報)罪(連續犯)，均判處罪名成立。
46. 在具體的量刑方面，初級法院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經考慮行為人的罪過和預防犯罪的要求，以及不屬罪狀的加重或減輕情況，尤其是: 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實施犯罪事實的方式、犯罪事實所造成的後果、犯罪的故意程度、犯罪時行為人的情緒狀態、犯罪的目的或動機、嫌犯的個人及經濟狀況和犯罪前後的表現等作為具體量刑時的標準。
47. 尤其考慮到嫌犯犯罪前後的表現、犯罪的情節，雖然第三嫌犯(A)屬於初犯，但考慮到第一嫌犯至第三嫌犯透過其所實施的違法行為所取得的利益巨大，並嚴重影響當局批給項目的公平競爭性；因此，初級法院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未能適當及未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故決定實際執行對第三嫌犯所判處的刑罰(《澳門刑法典》第48條)。
48. 因此，以上述已證事實作為基礎，初級法院最終判第三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既遂及連續犯的方式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濫用職權罪」(連續犯)(共犯)，判處2年的徒刑。
49. 此外，經第1/2013號法律修改的第11/2003號法律《財產及利益申報法律制度》第27條第2款結合《澳門刑法典》第32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虛假當事人聲明(財產申報)罪(連續犯)」，判處9個月的徒刑。
50.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71條的規定，兩罪並罰，合共判處第三嫌犯(A)2年3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51. 然而，上述四名嫌犯其後向中級法院提起了上訴，並於2021年9月30日中級法院對此進行了審理，中級法院指出，上訴人們(包括本紀律程序針對之人(A))雖然是初犯，但首次犯罪並非必然的刑罰減輕情節，僅是在具體量刑時的綜合考慮因素之一；再者，上訴人們沒有主動承認有關控罪，沒有表現出真誠悔悟的認罪態度，最後，彼等的財產申報中故意就財產狀況作出虛假聲明，意圖隱瞞真實的財產狀況。
52. 根據已證事實， 中級法院指出上訴人(A)身為公務員，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並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會受法律處罰，仍然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正當利益，違反公正及無私等義務。
53. 此外，中級法院考慮到本案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四名嫌犯在案中的犯罪故意程度，以及考慮了與本案有關的其他(加重或減輕)情節，尤其是第一嫌犯至第三嫌犯的行為令公眾對公務人員的廉潔形象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相關罪行亦破壞了社會的公平競爭，嚴重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部門的公信力和形象，中級法院認為原審法院對其作出的刑罰不存在任何量刑過重的情況。
54. 因此，中級法院合議庭逐一駁回了其他上訴人((A)、(C)及(G))所提出的上訴理據，並最終裁定((A)、(C)及(G))上訴理由不成立，即維持本紀律程序針對之人(A)的原審判決。
二、控訴
按《通則》第329條所指之作出必須之措施後，相關紀律程序的調查階段已經結束，現按《通則》第332條第2款的規定，且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規定，以及根據中級法院第296/2020號刑事確定判決的已證事實，現針對嫌疑人(A)，其職級為第一職階首席技術輔導員，以不具期限的行政任用合同任職於行政公職局，於2022年2月8日提起了控訴(以下簡稱: 原控訴書)，最終行政法務司司長於2022年3月22日透過批示方式，因原控訴書欠缺第332條第2款的相關內容而被宣告無效，故新的控訴書已於同年4月18日作出，如下:
55. 有關違反公務人員義務方面，本人先按照最終判決分條列出嫌疑人，即違紀人員(A)每項不法行為所違反的法律規定，以及載明該等不法事實如何構成違反公務人員義務之行為，最終訂定可歸責於違紀人員之每項違法行為所適用之處分。
56. 根據《通則》第281條，違紀行為係指公務員或服務人員作出之違反其須遵守之一般義務或特別義務之過錯事實。
57. 有關第一項判罪的過錯事實方面，根據最終判決以及相關已證事實，本紀律程序針對之人(本局的工作人員(A))與其他嫌犯在共同合意、分工合作的情況下，協助利用職權在前給前向私人公司作出了“通水”的行為，此舉無疑令該公司獲得了多次判給。
58. 基於考慮到無法從已證事實當中清楚了解每一次判給行為的具體情況，也未能從串了解每次犯罪行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是否屬於實質競合的關係)，基於“疑點利益歸被告”的原則，第一嫌犯至第三嫌犯在案中所觸犯的濫用職權罪的行為，最終僅以頸連續犯的方式來論處。最終，判處嫌疑人(A)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既遂及連續犯的方式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濫用職權罪(連續犯)(共犯)。
59. 鑒於作為公務人員，除了存在一般職務上需遵守的義務外，還需要遵守非職務上的義務，根據《通則》第279條第1款的規定，“擔任公共職務時，公務員及服務人員專門為公共利益服務，並應以莊重之方式從事其活動，從而為公共行政當局之聲譽作出貢獻”例如: 私人生活上之義務，即指公務員在部門以外的行為，其每天的生活(例如正直的義務，且避免作出損害職業的聲譽及尊嚴)，由於案中嫌疑人(A)作為公務人員作出該等不法事實，此行為嚴重且不可避免地損害職業的聲譽及尊嚴。
60. 再者，經參考中級法院於2003年6月19日案件編號第201/2001號的合議庭裁判的判詞，“作為公務人員，當公務受到個人行為的“損害”時，也就是說，當個人行為擾亂了行政活動的正常開展並對公共服務的使用者造成對所提供的服務的不信任和缺乏信心，而且傷害和動搖相關機構的聲譽、信任和信心的公眾形象時，行為人需對自己個人範疇的行為負責。”
61. 綜上所述，第一項判罪構成違反《通則》第279條第1款的規定，違反公務人員非職務上的義務(私人生活上之義務)，嫌疑人(A)在部門以外作出的行為已嚴重損害公共部門的聲譽及尊嚴。
62. 考慮到案中所實施的違法行為所取得的利益巨大，且上述有關不法行為令公眾對公務人員的廉潔形象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由於該等行為嚴重損害公共利益，更嚴重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部門的公信力和形象，亦破壞當局批給項目的公平競爭性，故上述行為顯示出(A)缺乏擔任公務員之品格。
63. 終審法院第77/2019號案的合議庭裁判合議庭指出，“撤職處分一般對引致不能維持職務上之法律狀況的違紀行為為科處。眾所周知，職務上的法律狀況不能維持是一個不確定概念，是一個須從嫌疑人被歸責的事實中得出的結論，並導致科處開除性處分，它是一個一般性要件，而不是一項須予證明的事實。”
64. 鑒於嫌疑人(A)所觸犯的犯罪行為屬不能維持職務上之法律狀況之違紀行為，其行為明顯嚴重損害公共利益，包括特區本身的廉潔形象也因此而遭受到影響，若行政當局維持與聲請人的工作關係，將嚴重妨礙對該事實之譴責，以及處分之威嚇難以達到預防及責難違紀行為之目的。
65. 因此，有關嫌犯人(A)第一項判罪可歸責於違紀人員所適用之處分方面，本人認為應適用《通則》第315條第1款及第2款o)項後半部分，科處撤職處分。
66. 有關嫌犯人(A)第二項判罪的過錯事實方面，根據最終判決以及相關已證事實，尤其有關的財產申報資料及相關的調查結果，證實違紀人(A)前後遞交的《財產及利益申報書》內容不實，其明知不實申報財產和利益的法律後果，但仍在財產申報中故意就其財產狀況作虛假聲明，意圖隱瞞其真實的財產狀況。
67. 有關嫌犯人(A)第二項判罪的刑罰方面，最終判處(A)以直接正犯、故意、既遂及連續犯的方式觸犯了經第1/2013號法律所修改的第11/2003號法律《財產及利益申報法律制度》第27條第2款結合《澳門刑法典》第32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虛假之當事人聲明(財產申報)罪(連續犯)。
68. 根據第11/2003號法律第1條第1款的規定，所有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均有提交財產及利益申報書的義務，且必須提交正確的資料。
69. 鑒於正確申報財產的義務是所有公務人員應盡的義務，不取決於是否在執行職務，公務人員有責任了解與自己作為公務人員及職務上有關法規，並正確地遵守這些法規，履行法規規定的義務。因此，如果公務人員不知悉或不了解這些法規規定，違反這些法規規定，就等同違反了熱心義務。因此，嫌疑人(A)事實上有違反《通則》第279條第2款b)項及第4款規定的熱心義務。
70. 根據《通則》第281條之規定，違紀行為係指公務員或服務人員入屈之違反其須遵守之一般義務或特別義務之過錯事實，由於(A)以直接正犯、故意、既遂及連續犯的方式觸犯了相關法規規定，且結合同一《通則》第303條第2款a)項及第314條第1款，屬對有過錯及對履行職業上之義務漠不關心之情況。因此，有關第二項判罪可歸責於違紀人員所適用之處分方面，本人認為處分應為科處六十日停職處分。
71. 有關違紀者之文化水平方面，鑒於嫌疑人(A)於澳門理工學院完成電腦學學士學位課程，自2015年10月26日起以不具期限的行政任用合同任職於行政公職局，其職級為第一職階首席技術輔導員，根據第14/2009號法律公務人員職程制度，有關技術輔導人員的職程所要求的學歷僅是高中畢業，即嫌疑人(A)持有比其職位要求更高的學歷，本人認為符合《通則》第283條加重情節j)項。
72. 因此，有關本紀律程序加重情節方面，經分析本紀律程序上述資料，且基於已確定判決的已證事實，本人認為存在答合《通則》第283條j)項的加重情節。
73. 有關本紀律程序減輕性節方面，嫌疑人(A)自2015年10月26日起進入公職，直至2021年11月23日服刑起，六年多以來的工作表現評核均為十分滿意，但按《通則》第282a)項之規定，本人認為共不構成減輕情節。
74. 除個人資料紀錄並沒有記載任何違紀行為，且嫌疑人(A)參與紀律程序過程中態度合作外，綜合分析本紀律程序上述資料(並以初級法院及中級法院的已證事實作為基礎)，本人認為不符合《通則》第282條任一的減輕情節或對決定可實施處分而言具重要性之任何減輕情節。
75. 有關紀律處分權限授予方面，根據《通則》第322條的規定，撤職處分權限屬於行政長官。鑒於該權限透過第180/2019號行政命令第1款的規定，已授予行政法務司司長。
三、辯護
76. 有關嫌疑人之辯護，自新的控訴書作出後，均已按照《通則》第333條第1款的規定重新賦予嫌疑人二十天的答辯法定期限，以便其具備充份時間提交相關書面答辯(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5月9日)。嫌疑人律師於2022年5月7日向行政公職局呈交了書面答辯(收件編號: 2205100045，製成本紀律卷宗的第254至283張紙)，在此視為完全轉錄至本最終報告。
77. 有關嫌疑人的代表律師代表嫌疑人的正當性方面，首先，嫌疑人的代表律師於第一次遞交答辯狀時並沒有遞交律師授權書，本紀律程序秘書已於2022年3月7日星期一對其作出補交通知，嫌疑人的代表律師並於同年3月8日補交。然而，嫌疑人的代表律師於第二次遞交答辯狀時同樣沒有遞交律師授權書，但透過卷宗內容相關資料屬同一案件，確定第一次答辯時所補交的授權書有效。
78. 控訴書第五十五到六十二條已按照最終判決分條清晰地列出嫌疑人，即違紀人員(A)每項不法行為所違反的法律規定，以及載明該等不法事實如何構成違反公務人員義務之行為，最終訂定可歸責於違紀人員之每項違法行為所適用之處分。
79. 須知道的是，本案第一項違反的是職務以外的義務，即上述通則第279條第1款所包含的義務，這裡僅涉及嫌疑人的私人行為，但完全不涉及嫌疑人的私生活，同時，這些義務可以是與其職務內容毫無關聯的，僅為保護公共機構的名譽和尊嚴而被要求的義務，即服務於行政當局的人有義務在工餘時不作出損害職務上的尊嚴，且間接地影響到自己機構的行為，亦不作出使公眾對其職務上的公正和道德產生強烈懷疑的行為。
80. 有關書面答辯第十一條指出未能確認嫌疑人是否在具有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的身份時作出有關行為，事實上，嫌疑人是否在執職務期間作出不法行為並不重要，因控訴書第五十九條已明確指出，“鑒於作為公務人員，除了存在一般職務上需遵守的義務外，還需要遵守非職務上的義務，例如: 私人生活上之義務，即指公務員在部門以外的行為，其每天的生活(例如正直的義務，且避免作出損害職業的聲譽及尊嚴)。”換言之，這可以是與其職務內容毫無關聯的，但亦須為其個人範疇的行為負責。
81. 有關書面答辯第十一條指出未能確認有多少次行為是在《通則》第280條第1款規定之受紀律懲戒權約束日以後發生，然而，為着《通則》第280條第1款之效力，雖然法院最終未能確認嫌疑人自2015年10月26日以編制外合同方式擔任該局第一職階二等技術輔導員後具體作出了多少次不法行為，但可以肯定的是，嫌疑人成為公務員後仍高度參與「(X)貿易有限公司」的運作，詳細請參見控訴書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82. 根據中級法院於2003年6月19日案件編號第201/2001號的合議庭裁判的判詞，“作為公務人員，當公務受到個人行為的“損害”時，也就是說，當個人行為擾亂了行政活動的正常開展並對鐮服務的使用者造成對所提供的服務的不信任和缺乏信心，而且傷害和動搖相關機構的聲譽、信任和信心的公眾形象時，行為人需對自己個人範疇的行為負責。”
83. 根據本報告第十九條至二十四條，即嫌疑人以各式各樣的不法手段影響判給結果方面，有關行為擾亂了行政活動的正常開展，在判給前作出了 “通水”行為，包括但不僅限於投標的內部機密資料，包括開標日期、其他供應商的資料、評分標準等，令該公司能夠預先了解有關財貨或勞務的供應商、巿場價格、利潤、規格，甚至預先訂購相關貨物以縮短交貨期，最終順理成章獲得判給，此舉毫無疑問損害了公共實體在展開有關判給項目的公平性，令巿民(公共服務的使用者)造成對政府內部運作的不信任，最終亦直接傷害和動搖特區政府的管理聲譽。
84. 有關書面答辯狀第四十七條及四十八條，即嫌疑人進入公職前後作出不法行為的次數方面，正如嫌疑人律師所說，更值得注意的是控訴書第二十四條，即在2012年6月至2019年2月期間，「(X)貿易有限公司」合共獲得XX處149次的採購項目的判給，涉及金額超過澳門幣1,131萬。可見，嫌疑人進入公職後獲取的判給次數仍佔相當大部分，故明顯完全不減低其罪過性。
85. 有關書面答辯第十九條至二十七條，嫌疑人表示財產申報義務旨在令有效地監察公職人員的廉潔性，認為該義務與嫌疑人所執行的職務之間未見存在關連性，然而，本人認為針對違反《通則》第279條第2款b)項所規定的熱心義務方面，根據最終判決以及相關已證事實，尤其有關的財產申報資料及相關的調查結果，證實違紀人(A)前後遞交的《財產及利益申報書》內容不實，其明知不實申報財產和利益的法律後果，但仍在財產申報中故意就其財產狀況作虛假聲明，意圖隱瞞其真實的財產狀況。
86. 再者，根據第11/2003號法律第1條第1款的規定，所有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均有提交財產及利益申報書的義務，且必須提交正確的資料。公務人員有責任了解與自己作為公務人員及職務上有關法規，並正確地遵守這些法規，履行法規規定的義務。因此，如果公務人員不知悉或不了解這些法規規定，違反這些法規規定，就等同違反了熱心義務，因此，嫌疑人(A)事實上有違反《通則》第279條第2款b)項及第4款規定的熱心義務。
87. 有關書面答辯第五十七條，嫌疑人表示科處撤職處分將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之適度原則，應綜合考慮嫌疑人之過錯程度及人格後，考慮科處較低之處分。本人認為，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第2款之規定: “行政當局之決定與私人之權利或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有衝突時，僅得在對所擬達致之目的屬適當及適度下，損害該等權利或利益。”上述原則的出現是為了避免行政當局濫權，不當及過度地損害巿民的合法權益。
88. 學術理論上，本人完全認同“適度原則”(的“含義”和“範圍”的見解(關於該議題，尤見 L. Ribeiro 和 J. C. Pinho 在其合著的《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Anotado e Comentado》第90頁及後續數頁中所作的詳細闡述)。
89. 按照歷年來的司法實踐，不論終審法弓或中級法院(詳見終審法院於2015年11月4日在卷宗編號71/2015內作出之裁判及中級法院在2020年4月2日在卷宗編號630/2018內作出的裁判)均強調行政當局享有自由裁量權在法定處罰種類和相關幅度之內作出具體的紀律處分。而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只有在權力偏差、明顯的錯誤或絕對不合理的情況下才受司法監督審查(見終審法院分別於2012年7月31日、2012年5月9日、2000年4月27日及2000年5月3日在卷宗編號38/2012、13/2012、6/2000及9/2000作出之裁判，以及中級法院分別於2012年7月5日、2011年12月7日及2011年6月23日在卷宗編號654/2011、346/2010及594/2009作出之裁判)。
90. 有關書面答辯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三條，嫌疑人認為撤職處分之建議顯然忽略了嫌疑人作出相關行為的時刻、行為的形式及過錯程度，故違反適度原則、《通則》第315條及第316條之規定，尤其在分析“失去擔任職務之尊嚴或在道德欠缺擔任職務之適當性者”方面。本人認為，事實上，裁定職務關係無法維持這一不確定概念的事實是行政當局的任務，在給予應有尊重的前提下，這種立場須靈活看待。然而，葡萄牙最高政法院的司法見解一直強調，這些判斷必須基於所實施之事實的客觀嚴重性、對從事職務的影響以及為人的人格顯示出不適於執行公共職務等前提。例如，可參閱1993年10月6日第30463號上訴案和1996年6月18日第39860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葡萄牙最高行政法院2004年12月2日第01038/04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91. 誠如所言，在澳門，終審法院歷來裁定，以下三點，一貫而且沒有爭議的見解是:
一、對於大多數公共行政部門的職程而言，在法定處分類型和幅度範圍內科處紀律處分不受司法審查的，除非出現顯而易見的錯誤、明顯不公正或違反行政合法性、平等、適度、公正及公平等行政法的一般原則的情況，而且僅當行政當局之決定以不能容忍的方式違反了當前涉及的原則，亦即“適度”原則時，法官才可對行政機關是否遵守該原則作出審議。
二、在自由裁量的範圍之內，又或者，在那些給予了行政當局自由評價和裁決空間的情況下，法院不能說行政當局的決定是否為假使法院被法律賦予了該職權則將會作出的決定。這是一項專屬由行政當局作出的評價，法院的角色是判斷在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過程中是否因違反了適度原則或其他原則存在明顯錯誤或完全不合理的情況。
三、只有在行政當局的決定以令人無法容忍的方式違反了適度原則的情況下，法官才介入審查行政當局有否遵守該等原則。
92. 上述無疑是終審法院與中級法院始終恪守的一致立場(舉例而言，參見終審法院在第5/2015號和第41/2010號程序中之合議庭裁判)。
93. 即沒有“明顯錯誤”或“完全不合理”，那麼便應作出如此裁決。換言之，如果說一方面具有紀律懲處權限的機關“在判斷是否滿足該一般性條款時具有極大的行政自由，那麼另一方面這種自由也受到公平、公正和適度原則的限制 – 除此之外，如果發現存在明顯錯誤，還在之後受行政法院審查權的制約”(見前述2004年3月24日第0757/03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以及葡萄牙最高行政法院/全會1999年3月19日第030896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94. 正如上所述，在本個案中，考慮到嫌疑人觸犯的犯罪行為屬不能維持職務上之法律狀況之違紀行為，其行為明顯嚴重損害公共利益(公帑)。控訴書的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無疑對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損害，打擊了行政當局的聲譽和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因此，本人不認為對嫌疑人作出撤職之決定違反適度原則，或存有明顯的錯誤或絕對不合理的情況。
95. 有關書面答辯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三條，嫌疑人表示其所擔任職務之責任及違紀者之文化水平與被指控的違紀行為無關，然而，本人認為，當行為人的職位越高，或者其文化和技術水平越高，其職務責任就越高，並且最終對其紀律責任的評定要求亦越高。事實上，嫌疑人在作出不法行為期間確實擔任技術輔導員的職程，該職程所要求的學歷僅是高中畢業，反觀違紀者之文化水平為學士，符合《通則》第283條加重情節j)項。
96. 有關書面答辯第五十條，嫌疑人表示未曾獲法院判決命令科處撤職處分，也未曾在紀律程序調查期間被命令附範性停職等預防措施。本人認為，首先，原則上法院不會主動科處撤職處分，因根據《通則》第280條，紀律懲戒權屬行政當局。此外，根據同一《通則》第331條，在提起本紀律程序時，嫌疑人(A)已處於獄中，在調查期間不能對部門之工作或對查明真相造成不便，故亦沒有防範性停職的必要。
97. 有關書面答辯第五十一條，嫌疑人表示自2015年10月26日起進入公職，六年多以來的工作表現評核均為十分滿意，顯示部門對其工作表現及態度的正面評價，本人認為，按《通則》第282條a)項之規定，上述情況並不構成減輕情節。
98. 有關書面答辯第五十二條上半部分，嫌疑人表示所實施的犯罪事實屬初犯，先前未曾實施任何導致紀律責任或刑事責任的不法行為，本人認為，嫌疑人雖然是初犯，但首次犯罪並非必然的刑罰減輕情節。
99. 有關書面答辯第五十三條，嫌疑人表示當確定判決作出後，而法院尚未發出拘留命令狀前，嫌疑人主動承擔有關的責任。事實上，當確的司法判決作出後，僅在執行層面上尚欠形式的法定流程，嫌疑人倘若想構成《通則》第282條b)項的減輕情節，即自願承認違紀行為，則必須在確定判決作出之前，相反，便不能受惠於相關減輕情節。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當中級法院審理上述案件時，曾一再提及，嫌疑人沒有主動承認有關控罪，亦沒有表現出真誠悔悟的認罪態度。
100. 有關書面答辯第五十四條，嫌疑人表示其積極參與報讀多個進修培訓課程，可見其具上進心及正面態度。本人認為，經考慮提交的相關書證後，尤其在囚犯獄中行為的演進方面，原則上，在監獄中的積極或惡劣行為會導致是否脫離對釋放囚犯的有利的預測判斷，因此，有關判斷僅對《澳門刑法典》第56條為着假釋之相關效力起作用，尤其社會重返方面。然而，並不是本紀律程序必須考慮的範圍或要素。
101. 然而，當我們在科處紀律處分時，立法者要求我們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 一、事實的性質及嚴重性；二、公務員或服務人員的職級；三、其人格；四、違紀者的過錯程度；五、所造成的傷害及損害；六、對部門的正常運作所造成的影響；因此，概括而言，要考慮與嫌疑人所觸犯之違紀相關的所有不利或有利情節。這是從《通則》第316條中得出的結論。
102. 有關書面答辯第五十二條下半部分、第五十四至五十六條，嫌疑人表示親友均認為其為人正直、見義勇為、樂於助人及負責任等，亦曾參與公務人員防疫抗疫工作。本人認為，由於處分係根據在個案中存在之減輕或加重情節，並尤其考慮違紀者之過錯程度及人格而酌科，在人格方面，本人分別於2022年5月17日及5月20日與兩位證人見面(見證人名單)，有關證言內容詳請見本紀律卷宗第285張紙及第287張紙。結合上述第九十七條，經綜合且充分考慮相關書證及人證後，按照《通則》第282條之規定，未能構成相關減輕情節。
103. 有關書面答辯第五十八條至第六十六條，嫌疑人表示司長較早前宣告原控訴書無效之決定屬行政行為的在通知方面的瑕疵通知。本人認為，根據《通則》第322條，由於撤職處分屬行政長官的權限，該權限已過第180/2019號行政命令授予行政法務司司長，故行政法務司司長行使獲授予之權限，若具權限實體認為原控訴書欠缺第332條第2款的相關內容，並不妨礙行政法務司司長依職權宣告原控訴書無效，繼而重新作出有關行為。
104. 自新的控訴書作出後，均已按照《通則》第333條第1款的規定給予嫌疑人在法定期限內充分的時間，以便其提交相關書面答辯(2022年4月19日至2022年5月9日)。因此，在確保嫌犯的辯護權得到分保障的前提下，已適當通知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僅構成單純的通信行為(acto de mera comunicação)，並不是一個正式的通知行為，故不需載明《行政程序法典》第70條規定之內容。
四、結論
105. 本紀律程序的嫌疑人在刑事程序中，確定被判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既遂及連續犯的方式觸了《澳門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濫用職權罪(連續犯)(共犯)，判處2年的徒刑。
106. 以及以直接正犯、故意、既遂及連續犯的方式觸犯了經第1/2013號法律所修改的第11/2003號法律《財產及利益申報法律制度》第27條第2款給合《澳門刑法典》第32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虛假之當事人聲明(財產申報)罪(連續犯)，判處9個月的徒刑。
107.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71條的規定，兩罪並罰，合共判處嫌疑人2年3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有關判決已於2021年9月30日轉為確定。
108. 根據《通則》第279條第1款的規定，上述第一項的犯罪行為同時違反了公務人員需為公共行政當局的聲譽作出貢獻的一般義務，構成《通則》第281條規定的違紀行為，可科處《通則》第300條第1款e)項、第305條、第311條及第315條第1款、第2款o)項後半部分及第3款規定的撤職處分。
109. 以及根據《通則》第279條第2款b)項及第4款的規定，嫌疑人上述第二項的犯罪行為，同時違反了公務人員需承擔的熱心義務，構成《通則》第281條規定的違紀行為，根據《通則》第300條第1款c)項、第303條第2款a)項及第314條第1款規定，可科處60日停職處分。
110. 綜上所述，本人認定嫌疑人身為公務員，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清楚知道其上述行為違法，會受法律處罰，仍然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正當利益。其違紀行為明顯嚴重損害公共利益，令公眾對公務人員的廉潔形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擾亂了行政活動的正常開展並對公共服務的使用者造成對所提供的服務的不信任和缺乏信心，破壞了社會的公平競爭，嚴重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部門的公信力和形，經傳媒報導後，社會大眾不可避免且必然地對澳門公職人員的道德品行產生了負面印象，對公共部門的聲譽及形象造成嚴重不良的影響。
111. 並經適用《通則》第316條、第282條及第283條的規定，以及考慮了嫌疑人存在《通則》第283條j)項規定的加重情節、不存在《通則》第282條規定的減輕情節、個人資料紀錄並沒有記載任何違紀行為、嫌疑人的過錯程度及人格後，認定嫌疑人失去擔任職務上尊嚴，其違紀行為引致不能維持職務上之法律狀況。
112. 因此，綜上所述，適用《通則》第279條第1款、第281條、第282條、第283條、第300條第1款e)項、第305條、第311條、第315條第1款、第2款o)項後半部分、第3款以及第316條的規定，本人建議科處嫌疑人撤職處分。
根據《通則》第322條，由於撤職處分屬行政長官的權限，該權限已過第180/2019號行政命令授予行政法務司司長。
按《通則》第337條第3款，作出報告後，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將卷宗送交命令提起紀律程序之實體，即行政公職局局長；如該實體無權限作出裁定，則須在兩日內將之轉送予應作出裁定之人，故請於兩日內轉送行政法務司司長。
最後，建議按《通則》第339條及第295條的規定，將裁定通知嫌疑人及其辯護人。”
A 4.7.2022, o Exm.º Secretário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proferiu o seguinte despacho, ora, recorrido:
“同意此報告書內容，本人作出以下決定:
1. 根據本報告書的事實及法律依據，對(A)科處撤職的紀律處分；
2. 交由行政公職局依法作出本處分的通知。”
*
Aberta vista ao Ministério Público, foi emitido pelo Digno Procurador-Adjunto o seguinte douto parecer:
“Na petição, o recorrente solicitou a anulação do despacho lançado pelo Exmo. Senhor Secretário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na Informação (報告書) n.º 004/DIR/INF/2022 e traduzido em aplicar a pena disciplinar de demissão ao mesmo (docs. de fls. 32 a 52 dos autos)
*
1. O recorrente invocou o erro n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e a ofensa d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a inocência, versando que desde 8/9/2015, ele abandonou toda a intervenção no funcionamento da Agência Comercial (X) Limitada ((X)貿易有限公司) (cfr. conclusão (7) da petição).
Repare-se que confirmado pelo Venerando TSI e transitado em julgado (docs. de fls. 5 a 74v do P.A.), o aresto tirado no Processo n.º CR2-19-0320-PCC deu como provados, além de outros factos, que “17. 嫌犯(A)入職公職之前一直是「(X)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負責處理公司銀行帳戶的開設、簽發支票及向供應商匯款等事宜。18. 其後，即使嫌犯(A)名義上已不再擔任「(X)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及進入公職，嫌犯(A)仍積極參與「(X)公司」的日常運作，除了經常與嫌犯(B)及嫌犯(C)商討向「XX署」投標事宜外，更身體力行為「(X)公司」撰寫及遞交標書，外出協助「(X)公司」到 XX工作，以及到銀行以其個人帳戶向供應商辦理匯出貨款等（具體工作描述參見偵查卷宗第21冊第5117頁背頁第123點至第5118頁背頁第129點)。”
Nos termos do art. 578.º do CPC e por maioria da razão, tais factos provados são plenamente oponíveis ao recorrente no presente processo de recurso contencioso e tornam irremediavelmente infundado o arrogado abandono de toda a intervenção no funcionamento da Agência Comercial (X) Limitada ((X)貿易有限公司).
*
2. O recorrente arrogou ainda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por o despacho objecto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não apurar os momentos da ocorrência dos factos disciplinarmente ilícitos aludidos na Acusação (被訴行為未查明所指控的違紀事實發生之時刻).
É verdade que se verifica, no caso sub judice, uma “situação não apurada” que consiste em a Acusação e o Relatório no processo disciplinar n.º 001/PD/NG/SAFP/2021 não apurarem quais das 43 condutas ilícitas tivessem ocorridos depois do ingresso do recorrente nos SAFP. Daí flui que é verdadeiro o aduzido nas conclusões (13) a (15) e (17) da petição.
Ressalvado todo 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afigura-se-nos que devido a duas razões, a apontada “situação não apurada” implica um defeito do apontado processo disciplinar, mas não determina que o despacho recorrido caia n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nem provoca a invalidade desse despacho.
Bem, repare-se que foi imputada apenas uma infracção disciplinar ao recorrente. O que evidencia concludentemente que o concreto número das condutas criminosas cronologicamente posteriores ao ingresso dele nos SAFP é insignificante por não ser decisivo para a determinação do número da infracção disciplinar imputada a ele. E de outra banda, o caso julgado cujo berço consiste no Acórdão prolatado no referido Processo n.º CR2-19-0320-PCC assegura, cabal e necessariamente, a certeza e ainda a firmeza da infracção disciplinar acima alud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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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 acordo com as disposições na alínea m) do n.º 2 e no n.º 3 do art. 314º do ETAPM, é aplicável a pena de suspensão aos funcionários e agentes que agredirem, injuriarem ou desrespeitarem gravemente superior hierárquico, colega, subordinado ou terceiro, fora do serviço, por motivos relacionados com o exercício das suas funções. (sublinha nossa)
Bem, entendemos que a explicação cabal e sensata da axiologia desta norma legal se encontra na douta jurisprudência que inculca (a título do direito comparado, cfr. Acórdão do STA no Processo n.º 090/06): As condutas da vida privada de um funcionário podem constituir infracção disciplinar desde que sejam afectadoras da dignidade e do prestígio da função ou contribuam, decisivamente, para quebrar a confiança dos cidadãos nos serviços públicos.
Em esteira e à luz da regra da ordinária moralidade e, até, do senso comum, colhemos tranquilamente que a obediência aos deveres gerais de isenção, de lealdade e de sigilo é obrigatória não só no exercício da função pública, mas também fora do dito exercício.
Nestes termos e tomando como base o supramencionado “caso julgado” penal (vide. Acórdão tirado no Processo n.º CR2-19-0320-PCC), somos levados a concluir que é irremediavelmente infundado o argumento de que “被訴行為未能確認被指控的違紀行為是在司法上訴人履行職務時發生，且相關的招標競投僅牽涉「XX署」，與司法上訴人所履行的職務未見存在聯繫或造成消極影響，故未見司法上訴人違反職務外的義務。” (conclusão (20) da petição in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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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ubstanciando o erro n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e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a inocência, o recorrente invocou ainda “嫌犯(B)向司法上訴人透露的上述採購判給內部資料，包括開標日期、其他供應商的資料，評分標準及投標模板等，均不具機密性” (cfr. conclusões (9) e (21) a (27) da petição).
4.1. Ora, não há margem para dúvida de que a pena disciplinar do recorrente tem como base o aresto tirado no Processo n.º CR2-19-0320-PCC e nenhum dos dois crimes pelos quais o recorrente foi penalmente condenado pressupõe que os dados internos clandestinamente revelados por (B) ao recorrente são secretos ou confidenciais.
Por sua banda, o Relatório do processo n.º 001/PD/NG/2021 evidencia, com clareza e certeza, que as conclusões aí formuladas não referem que fossem secretos ou confidenciais os dados internos clandestinamente revelados por (B).
Tudo isto significa que para efeitos de subsunção jurídica em sede e da graduação da pena disciplinar, a Administração não tomou em conta que os dados internos supra aludidos fossem secretos ou confidenciais, e por isso, a versão aduzida na conclusão (9) da petição inicial é totalmente inócua e não pode germinar o erro n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4.2. Ensina a boa doutrina (José Cândido de Pinho: Manual Elementar de Direito Administrativo de Macau, p. 216): O princípio da concorrência é fundamental na concepção dogmática do concurso público que “supõe inevitavelmente a concorrência. Ele é sempre um procedimento público concorrencial, no sentido de que a ele acede livremente quem servir as condições indispensáveis para nele esgrimir ou demonstrar em sereno e transparente despique as «melhores» condições de realizar o interesse público subjacente.” Convém realçar que este princípio vem ganhando cada vez mais relevância e reforço em concurso público (a título do direito comparado, cfr. Acórdão n.º 07/2011 do Tribunal de Contas de Portugal; Pedro Daniel S.N. Inês: Os Princípios da Contratação Pública: O princípio da Concorrência, Coimbra Editora, 2017),
Por natureza das coisas, a relação concorrencial impõe necessariamente que as propostas dos concorrentes de um mesmo concurso público sob regime de proposta fechada sejam, pelo menos, antes da abertura no acto público, reciprocamente confidenciais. Daí decorre que é incuravelmente errada a supramencionada conclusão (9) no que toca aos dados dos outros concorrentes (其他供應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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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em, o aresto tirado no Processo n.º CR2-19-0320-PCC que veio ser confirmado pelo douto TSI constata, com toda a firmeza, que o recorrente cometeu, sempre na forma consumada e continuada bem como com dolo, dois crimes – um p.p. n.º 2 do art. 27.º da Lei n.º 11/2003 (na redacção introduzida pelo n.º 2 do art. 1.º da Lei n.º 1/2013) em conjugação com n.º1 do art. 323.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ainda um crime de abuso de poder p.p. pelo art. 347.º do mesmo Código.
Sendo assim, temos por concludente e irrefutável que o recorrente ofendeu o dever de zelo, e é manifestamente sofística a sua versão de “由此可見，從申報書的整體內容而言，有理由相信司法上訴人僅僅是遺漏填寫上述不動產，而申報書的債務部分亦能間接反映司法上訴人為上述不動產的所有人” (conclusão (43) da petição inicial), por isso, o despacho em questão não infringe nenhum segmento do art. 279.º do ETA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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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epare-se que o recorrente arrogou ainda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bem como a errada aplicação das disposições tanto nos arts. 315.º e 316.º do ETAPM, como nas alíneas j) do n.º 1 do art. 283.º e c) do art. 282.º deste diploma legal.
6.1. Na nossa óptica, é praticamente consensual a jurisprudência mais autorizada que vem inculcando (a título meramente exemplificativo, vide. Acórdã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 26/2003, n.º 23/2013 e n.º 57/2020): O preenchimento da cláusula geral de inviabilidade da manutenção da relação funcional constitui tarefa da Administração a concretizar por juízos de prognose efectuados a que há que reconhecer uma ampla margem de decisão.
E vale a pena realçar que no actual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se encontra firmemente consolidada a orientação jurisprudencial, segundo a qual “III - A aplicação pela Administração de penas disciplinares, dentro das espécies e molduras legais, é, em princípio, insindicável contenciosamente, salvo nos casos de erro manifesto, notória injustiça ou violação dos princípios gerais do Direito Administrativo como os da legalidade, da igualdade, da proporcionalidade, da justiça e da imparcialidade. IV – No âmbito da discricionariedade ou, em geral, naqueles casos em que é reconhecida uma margem de livre apreciação e decisão à Administração, não cabe ao Tribunal dizer se a decisão da Administração foi aquela que o tribunal teria proferido se a lei lhe cometesse essa atribuição. Essa é uma avaliação que cabe exclusivamente à Administração. O papel do Tribunal é o de concluir se houve erro manifesto ou total desrazoabilidade no exercício de poderes discricionários, por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ou outro. V - A intervenção do juiz na apreciação do respeito d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por parte da Administração, só deve ter lugar quando as decisões, de modo intolerável, o violem.” (a título igualmente exemplificativo, vide. Acórdã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 71/2015 e n.º 11/2019)
A atenciosa leitura dos acórdãos dos doutos TSI e TUI leva-nos a colher que é pacífica a jurisprudência que afirma que não é desproporcional, totalmente desrazoável ou grosseiramente injusta a demissão imposta aos trabalhadores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que tenham sido condenados na pena de prisão, mormente, na pena de prisão efectiva.
Voltando ao caso sub judice, destaquemos, em primeiro lugar, que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no Processo n.º CR2-19-0320-PCC, na pena única de 2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efectiva, por ele ter praticado, sempre na forma continuada bem como com dolo, os dois crimes supra aludidos.
De outra banda, importa ainda assinalar que o aresto do TJB apontou “尤其是第一嫌犯至第三嫌犯的行為令公眾對公務人員的廉潔形象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e por sua vez, o Venerando TSI afirmou “上訴人(A)的罪行破壞社會的公平競爭，嚴重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部門的公信力和形象”.
Ora, tudo isto impulsiona-nos a concluir que o despacho in questio não enferma do erro manifesto, da total desrazoabilidade ou da grosseira injustiça, portanto, não infringe nem 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nem a disposição legal nos arts. 315.º e 316.º do ETAPM.
6.2. De acordo com a disposição na alínea j) do n.º 1 do art. 283.º do ETAPM, a responsabilidade do cargo exercido e o grau de instrução do infractor constituem circunstâncias agravantes. À luz da regra da hermenêutica, afigura-se-nos que esta alínea j) estabelece duas circunstâncias reciprocamente paralelas, ou seja, a responsabilidade do cargo exercido e o grau de instrução do infractor não são cumulativos.
Nesta linha de raciocínio, e com todo 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inclinamos a colher que 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podia considerar como uma circunstância agravante o grau de instrução do recorrente, pese embora a responsabilidade do cargo por ele exercido não seja elevada.
Sufragamos a brilhante jurisprudência que preconiza (vide. Acórdãos do TSI no Processo n.º 201/2001): Não obstante uma errad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quanto a uma das circunstâncias agravantes, tal não justificará a anulação do acto quando não se configure uma situação de manifesta desadequação da pena imposta à gravidade dos factos, visto o grau de culpa e a intensidade da ilicitude, só relevando como vício do acto se constitui um dos pressupostos da decisão, se se inserir no processo cognoscitivo e valorativo que conduziu à formação da decisão punitiva.
Em esteira, afigura-se-nos que a eventual violação do disposto na alínea j) do n.º 1 do art. 283.º do ETAPM – sem conceder e admitida por mera cautela de raciocínio – é inócua.
6.3. Com efeito, o Relatório demonstra que não foram valoradas pela Administração como atenuantes as várias circunstâncias arrogadas pelo recorrente nas conclusões (54) a (62) e (66) da petição.
Salvo muito elevado respeito, parece-nos que a ponderação (da Administração) quanto a tais circunstâncias não contende com qualquer das disposições no art. 282.º do ETAPM, nem ofende o art. 316.º deste diploma legal, dado que a demissão aplicada ao recorrente mostra proporcional à sua culpa e à gravidade da ilicitude das condutas d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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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propendemos pela im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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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orme se decidiu no Acórdão do Venerando TUI, no Processo n.º 21/2004: “Simplesmente, 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no recurso contencioso de anulação, não é parte. Assim, não há norma que impeça o juiz de fundamentar decisão aderindo a text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o que se observa a cada passo…”
Atento o teor das doutas considerações tecidas pelo Digno Procurador-Adjunto que antecede, concordamos inteiramente com a solução, acertada e sensata, nelas apresentada para o caso sub judice, pelo que remetemos para os seus precisos termos e, em consequência, julgamos improcedente o recurso contenci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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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DECISÃO
Face ao exposto, o Colectivo de Juízes deste TSI acorda em julgar improcedente o recurso contencioso interposto por (A), ora recorrente, mantendo o acto administrativo impugnado.
Custas pelo recorrente, com taxa de justiça em 8 U.C.
Registe e notif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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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EM, 18 de Janeiro de 2024
Tong Hio Fong
(Juiz Relator)
Rui Pereira Ribeiro
(1º Juiz-Adjunto)
Fong Man Chong
(2º Juiz-Adjunto)
Mai Man Ieng
(Procurador-Adjunto)
Recurso Contencioso 633/2022 Página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