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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o n.º 726/2024/A
(Autos de suspensão da eficácia)

Data : 10 de Outubro de 2024

Requerente : A

Entidade Requerida :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 * *
　　　　ACORDAM OS JUÍZES N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I - RELATÓRIO
A, Requerente, devidamente identificada nos autos, discordando do despacho d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datado de 20/08/2024, veio, em 19/09/2024, junto deste TSI pedir a suspensão da eficácia do referido despacho,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2 a 10, tendo alegado o seguinte:
1. 根據第01/PD/2023號紀律程序的報告書，預審員的結論“經對嫌疑人上述違紀行為及其嚴重程度、所適用之相關的減輕情節及加重情節、證人聲明，以及嫌疑人的人格作整體考慮後，本人建議對嫌疑人科處單一的撤職處分。根據現行《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322條規定，科處撤職處分的權限屬行政長官的權限，然而，根據第181/2019號行政命令第1款的規定，上述權限已授予經濟財政司司長。”
2.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同意預審員報告書的分析，並於2024年8月20日行使第181/2019號行政命令授予的權限，對聲請人科處撤職處分。
3. 聲請人認為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針對其作出的撤職處分行為存有司法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行為存在以下瑕疵：事實認定錯誤以及違反調查原則；錯誤適用法律；以及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之適度原則以及第7條公正原則，並已於同日提起司法上訴。
4. 同時聲請人中止行政行為之效力，現將請求的依據現以分條縷述方式詳細列明如下。
* 符合積極行政行為的要件分析
5. 首先，符合澳門《行政訴訟法典》第120條規定：
在下列情況下，得中止行政行為之效力：
a）有關行為有積極內容；
b）有關行為有消極內容，但亦有部分積極內容，而中止效力僅限於有積極內容之部分。
6. 積極行政行為是指於作出時改變既有法律秩序之行為，相對於行為作出前就法律秩序及利害關係人之實體法律狀況帶來變化。
7. 撤職處分係指公務員或服務人員確定性停止工作，終止職務聯繫，並會導致公務員或服務人員喪失一切權利。
8. 因此，對聲請人處以撤職處分之決定會導致聲請人的實體法律狀況喪失，符合《行政訴訟法典》第121條a項之規定可成為中止效力訴訟程序之標的。
9. 接著分析，是否符合《行政訴訟法典》第121條(正當性及要件)“一、同時具備下列要件時，法院須准許中止行政行為之效力，而中止效力之請求得由有正當性對該等行為提起司法上訴之人提出：
a）預料執行有關行為，將對聲請人或其在司法上訴中所維護或將在司法上訴中維護之利益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失；
b）中止行政行為之效力不會嚴重侵害該行為在具體情況下所謀求之公共利益；
c）卷宗內無強烈跡象顯示司法上訴屬違法。
二、如有關行為被判決或合議庭裁判宣告無效或法律上不存在，而該判決或合議庭裁判正被提起上訴，則只要具備上款a項所指之要件，即可中止該行為之效力。
10. 根據同一法典第121條“三、對於屬紀律處分性質之行為，無須具備第一款a項所指之要件，即可准許中止其效力。”即“a）預料執行有關行為，將對聲請人或其在司法上訴中所維護或將在司法上訴中維護之利益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失；”
11. 由於本案屬紀律處罰，故中止行為效力僅需具備《行政訴訟法典》第121條第1款b)項及c)項所指之兩個消極要件：中止行為之效力不會對公共利益產生嚴重侵害，以及卷示內無強烈跡象顯示同法上訴屬違法。
* 不會對公共利益產生嚴重侵害的要件分析
12. 有關不存在嚴重侵害所謀求之公共利益方面，首先需分析有關行政行為所謀求之公共利益。
13. 根據《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279條第1款之規定：擔任公共職務時，公務員及服務人員專門為公共利益服務，並應以莊重之方式從事其活動，從而為公共行政當局之聲譽作出貢獻。
14. 上述規定要求公務員維持部門的形象、聲譽及尊嚴，由此可見，被聲請實體對聲請人作出科處撤職處分之行政行為，背後擬謀求之公共利益應為維護統計暨普查局之良好形象以及一般大眾對於該機關職員之間的信任關係。
15. 被聲請實體在作出對上訴人處以撤職之處分的決定，是源於聲請人作出第CR1-23-0103-PCC號案及第CR2-22-0066-PCC號案的已證事實，嚴重違反作為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的固有義務，對行政當局造成影響，損害公共利益。
16. 必須承認的是，兩次犯罪行為具有一定嚴重性，但這些罪行並不是極其嚴重的犯罪，因為從法院的量刑幅度可見，法院亦給予嫌疑人改過自身的機會，將有關刑罰暫緩執行，可見法院認為聲請人的行為對所保障之法益影響程度有限。
17.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司法上訴人的兩次違紀行為均不在執行職務時作出，即私下作出，其所事實的行為與其工作職務完全無關。
18. 在第CR2-22-0066-PCC號案件之判決及CR1-23-0103-PCC號案件之判決內容中，並未提及司法上訴人為統計暨普查局之調查員。
19. 其次，廉政公署也沒有將調查結果公之於眾，同時沒有任何新聞或報章將兩個刑事案件報導。
20. 公眾根本不知道統計局的員工觸犯法律，更未見社會大眾因該兩宗刑事案件而對 貴局的統計工作存有負面的評價。因此，有關部門能繼續維持其完整的聲譽和信任。
21. 終審法院第62/2010號對行政司法裁判的上訴指出，“當處罰行為指出歸責於公務人員的私人生活事實對機構造成負面影響，並將此結論歸入《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 283 條第 1 款 b)項所規定的紀律責任加重情節（損害公共部門或一般利益之結果確實發生，而公務員或服務人員係可以預見或應該預見其行為必然產生此後果）時，除非涉及明顯事實，否則應證實相關事實，對某些個別義務的違反不足以導致行為人必須離職。”
22. 只有當上訴人的行為嚴重損害所屬部門的聲譽和公信力，以至於不科處撤職處分不僅有損該部門莊嚴無私的形象，而且還會令輿論感到震驚或憤慨時，才科處撤職的開除性處分。
23. 然而，從本紀律程序控訴書所載之事實來看，絕對無法得出上訴人的行為過錯如此嚴重，以致於不可挽回地損害了職務法律關係的維繫的結論。
24. 從聲請人作出之違紀行為的性質、情節以及公開性來看，不可能影響到統計局本身的聲譽、尊嚴及他們被寄予的信任。
25. 正如中級法院2003年11月13日第219/2003/A號合議庭裁判之精闢見解：即使通過其性質和嚴重性的程度而對有跡象的內容進行透視，無論是面對普通的民眾還是面對公務員，這些事實不會從表面上引起公眾的反響，人們也不會認為其影響了具體涉及的公眾機構的聲譽及尊嚴。
26. 那麼，透過對聲請人作出撤職處分之行政行為擬謀求的公共利益由始至終並沒有因上訴人之行為而遭到實質的損害，符合《行政訴訟法典》第121條第1款b)項所規定之要件。
* 卷宗內無強烈跡象顯示司法上訴屬違法的要件分析
27. 根據《司法組織綱要法》第36條第8項第(2)分項之規定，“中級法院作為第一審級，具有管轄權審理由司長所作的行政行為或屬行政事宜的行為提起司法上訴的案件。”
28. 中止效力之行政行為由具有應訴正當性的被上訴實體—經濟財政司司長於2024年8月20日作出，並於2024年8月20日向上訴人作出親身通知。
29.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25條第2款a)項及第26條規定，司法上訴人可於接獲通知後30日內，針對可撤銷的行政行為提起司法上訴。同時，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25條第1款及第26條的規定，針對無效的行政行為得隨時提起司法上訴，本案提起司法上訴之期限為2024年9月19日，而本司法上訴已在期限內提起。
30. 被上訴行政行為是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同意預審員報告書的分析，並於2024年8月20日行使第181/2019號行政命令授予的權限。
31. 可見，被上訴行政行為按照上述法律規定，以及《行政程序法典》第161條的規定作出，被上訴行政行為具有垂直及水平確定性之最終決定，已透過向上訴人作出通知而對外產生效力，因此按照《行政訴訟法典》第28條第3款規定，被上訴之行政行為具有可上訴性。
32. 被上訴行政行為對上訴人處以撤職的處分決定，對其權利義務範圍及法律狀況造成了負面的改變，因此上訴人擁有被本司法上訴所針對之行政行為侵害而提起上訴之權利，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33條a)項、第20條及第21條規定，上訴人具有提起司法上訴之正當性及訴之利益。
33. 再者，司法上訴的事實理由以及法律依據充分，簡述如下：
➢ 聲請人在統計暨普查局擔任調查員負責按照確定的指示，在所設立或採用的方法及程序基礎上執行技術運用性質的職務。
➢ 聲請人在卷宗中真誠悔悟兩個涉嫌違紀行為。
➢ 其中針對第CR2-22-0066-PCC號案，聲請人最後被判處兩罪並罰，合共判處嫌犯9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准予暫緩2年執行，作為緩刑義務，嫌犯已向本特區政府支付10,000澳門元的捐獻，以彌補其行為所造成的惡害。
➢ 針對第CR1-23-0103-PCC號案，聲請人最後被判處嫌犯9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准予暫緩2年執行，聲請人於庭審前已向此案存入澳門幣9,600作為賠償金，積極地彌補其犯罪行為所導致的結果。
➢ 聲請人的兩次違紀行為均不在執行公務員職務時作出，其所實施的行為與其工作職務並無任何關係。兩次的違紀行為並無公開。
➢ 卷宗內證人B(聲請人的上司)更表示聲請人工作表現良好及好學，C亦表示從來沒有收到過聲請人的任何投訴，又或同事或上級曾反映其工作出現讓人懷疑之處。
➢ 本案中，已實施了上訴人的刑事責任，不存在違紀行為的特別內容可以實質上支持添加在刑事處分之上的撤職處分。
➢ 更何況卷宗中證人的聲明足夠體現出，無論發生違紀行為的前後，司法上訴人的工作表現都是沒有問題的。在本案並不存在如此嚴重的違紀行為不可再繼續留在公共部門內 ‒ 存在一個職能關係不再可補救的破裂 ‒ 以致符合“引致不能維持職務上之法律狀況之違紀行為”(第315條第1款)
➢ 這些處分後果已經對司法上訴人予以譴責，並且對部門其他人員傳達出實施違紀行為的嚴重後果，從而達至預防及譴責違紀行為之目的，對上訴人科處的撤職處分明顯不適當，存在事實認定錯誤以及違反調查原則；錯誤適用法律；以及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之適度原則以及第7條公正原則的瑕疵。
34. 由此可見，本個案符合《行政訴訟法典》規定有關提起司法上訴及中止效力之請求的訴訟前提，因而符合了行政訴訟法典第121條第1款C項之要件。
35. 為著謹慎起見，不妨礙萬一出現法院不認為已具備第一款b項所指之要件，那麼仍可適用同一法典第121條第四款之規定：“四、即使法院不認為已具備第一款b項所指之要件，如符合其餘要件，且立即執行有關行為會對聲請人造成較嚴重而不成比例之損失，則仍得准許中止該行為之效力。”
36. 在此補充，雖然無須證明倘執行有關行為將對聲請人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失即可准許中止其效力，但聲請人仍希望闡述本聲請符合所有要件。
37. 聲請人擔任統計暨普查局調查員已超過十年，一直以有效方式及盡心的態度執行其職務，沒有紀律處分的紀錄，且2018年工作評核為“滿意”，其餘的工作評核都為“十分滿意”。
38. 倘若執行對聲請人處撤職處分之決定，無疑嚴重影響聲請人在職業崗位之年資、評核及升遷，對其日後的生活以及將來之職業生涯同樣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害，這並不可單純用金錢便能量化及彌補。
39. 在現時經濟大環境並不景氣的情況下，本來就一職難求，且聲請人僅為大學畢業生，在緊張的就業市場中並無絕對的優勢，要重新尋找工作可謂是非常不容易。
40. 若執行對聲請人處撤職處分之決定，其將會失去作為公務員穩定的收入來源。
41. 聲請人的父親已逝世，母親退休，其需要獨力需要供養69歲之母親。(附件1)
42. 母親年老多病，患有高血壓以及心臟病等長期疾病。(附件2)
43. 倘若在往後的日子完全喪失收入來源，加上尚要供養母親，償還銀行貸款(附件3)，無疑是對聲請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亦會為聲請人帶來心理壓力。
44. 預計其母親也無法接受申請人突然被辭退，會對聲請人非常傷心以及擔心。
45. 故此，對上訴人處以撤職處分之決定，對上訴人的職業生涯，以及其本人以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都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害，符合《行政訴訟法典》第121條第1款A)項規定之第一個要件以及121條第4款“且立即執行有關行為會對聲請人造成較嚴重而不成比例之損失，則仍得准許中止該行為之效力。”
46. 本案的所有情況已滿足《行政訴訟法典》第121條第一款中列出的三項要件，現請求批准所申請的行為效力中止，直至司法上訴的程序完結。
綜上所述，司法上訴人請求 閣下認定本書狀所載的事實及理據成立，在此基礎上作出判決如下：
1. 裁定滿足《行政訴訟法典》第121條第1款項所規定的要件，批准所申請的行為效力中止。
2. 同時，裁定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126條立即不得開始執行或繼續執行有關行為，並應儘快阻止有權限部門或利害關係人執行或繼續執行有關行為。
*
Citada a Entidade Requerida, o Senhor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veio contestar o recurso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31 a 36,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1. 本個案涉及紀律處分性質的行為，其效力中止請求須同時具備《行政訴訟法典》第121條第1款b)及c)項的要件。
2. 首先，相關撤職處分決定於聲請人獲悉處分決定之翌日開始執行，聲請人於2024年8月21日起確定性停止工作，並終止與部門的職務聯繫，可見，被聲請中止效力的行政行為已被執行。
3. 由於撤職處分已於2024年8月21日執行，所以按照《行政訴訟法典》第122條規定，除非聲請人充份說明效力中止請求仍產生或將產生的效力方面能為聲請人在司法上訴的利益帶來重大好處。
4. 然而，聲請人並沒有充份說明中止相關已執行的撤職決定將為其帶來“重大”好處，僅提出撤職決定將帶來的經濟上的損失。
5. 而且，該經濟上的損失不能被視為《行政訴訟法典》第121條第1款a)項所指的難以彌補之損失。
6. 第二，假如日後裁定聲請人所提起的司法上訴理由成立，相關行政行為將被撤銷，而隨後的行為也會被視為無效，聲請人可以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經濟利益也會回復，因此聲請人提出的經濟上負擔的擔憂並不存在。
7. 簡言之，繼續執行被聲請中止效力的行政行為會對聲請人不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
8.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不應混淆繼續執行被聲請中止效力的行政行為與本身執行行政行為的對聲請人所產生的後果，聲請人提出的擔憂皆主要在於行政行為執行所帶來的後果，如上所言，中止行政行為執行僅限於確保司法上訴一旦撤銷行政行為或宣告其無效後為聲請人所帶來的確切有用的效果，而不是禁止行政行為產生一切效果。
9. 聲請人並未提交任何證據以證明其家庭基本經濟狀況，又或被撤職的話將失去唯一經濟來源，又或者撤職決定使其立刻出現由經濟困難導致無法維持家庭基本生活的情況等等。
10. 最後，若中止撤職處分決定，將嚴重損害公共利益。
11. 擾亂調查程序及欺騙公帑已構成犯罪行為，已不屬公共行政人員的私人生活的保留範圍，是足以讓公眾質疑政府無法適當使用公帑及認為公共行政人員行事不莊重(《通則》第279條第1款，以莊重方式行事是公職人員的一般義務)，動搖公眾對政府施政的信心，對政府及整體公共行政人員的聲譽形成負面評價。
12. 所謂公帑，是公家財產，公帑主要來自納稅人，即來政府開支由納稅人負擔，公帑適當使用與否對社會經濟民生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政府須將公帑用得其所，將收入運用在合理的地方。
13. 善用公帑在公民教育上是一個價值觀討論題，但對於每一位公共行政人員來說則是必須清楚及遵守的義務。
14. 公共行政人員分明是最應適當使用公帑的人，卻反而詐騙公帑，聲請人的行為已嚴重損害其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當局的形象和聲譽，其個人在道德上欠缺擔任公共職之適當性。
15. 聲請人所涉犯罪情節已在法庭審判上被公開，事件亦在廉政公署的工作報告1上被公報。
16. 有意識地將在廉署的詢問過程錄下並擾亂調查過程的行為會損害行政職能的正常行使；
17. 與他人合謀製作虛假文件以騙取政府資助，不但對公共財產造成損失，也對行政當局依法行政及善用公帑的形象受損，對社會給予行政當局及公共行政人員的信任及期望造成嚴重侵害。
18. 以上各種對公共利益造成的侵害，尤其因聲請人知法犯法、作為公職人員反而欺騙公帑而特別嚴重。
19. 若中止撤職處分決定，將有損上述紀律守則所謀求的公共利益。
20. 事實上，撤職處分屬嚴重程度最高的處罰，科處撤職處分代表著行政當局已無法與該名公共行政人員維持工作關係。
21. 若中止撤職處分決定，亦將有損有關處分所欲達致的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目的。
22. 聲請人提出的效力中止請求不具備《行政訴訟法典》第121條第1款b)項的要件，也不符合《行政訴訟法典》第122條第1款規定為中止已執行的行政行為所需說明且證實存在的重大好處，亦不具備第121條第1款a)項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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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igno. Magistrado do MP oferece o seu douto parecer de fls.60 a 62, pugnando pelo indeferimento do pedido.
* * *
　　　　II - PRESSUPOSTOS PROCESSUAIS
Este Tribunal é o competente em razão da nacionalidade, matéria e hierarquia.
O processo é o próprio e não há nulidades.
As partes gozam de personalidade e capacidade judiciária e são dotadas de legitimidade “ad causam”.
Não há excepções ou questões prévias que obstem ao conhecimento do mérito da causa.
* * *
　　　　III - FACTOS
São os seguintes factos considerados assentes com interesse para a decisão do pedido, conforme os elementos juntos no processo:
1. 按照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第CR2-22-0066-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判決書及中級法院第556/2022號刑事上訴卷宗判決書內容，聲請人被判刑，因為作出下列不法事實：
a) 嫌犯A被通知於2021年10月28日早上9時30分到澳門皇朝廣場十四樓廉政公署，就一宗案件以證人的身份接受詢問。
b) 2021年10月28日早上9時33分，嫌犯在抵達上址前開啓其手提電話(牌子：XX，型號：XX)的錄音功能，並將該正進行錄音的手提電話放入其手持的一個灰色手袋內。
c) 詢問期間，上述手提電話一直進行錄音，嫌犯錄音的行為未經調查員同意。
d) 第一審法院在其判詞中指出：
根據有關的既證事實，嫌犯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且故意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以手提電話錄取兩名被害廉政公署調查員對其的詢問過程，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且會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嫌犯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191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考慮到本案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屬中等、嫌犯犯罪的故意程度甚高，以及考慮了與本案有關的其他情節。綜上，本院針對嫌犯A所觸犯的：兩項不法之錄製品及照片罪，針對每項犯罪，判處7個月的徒刑。考慮到嫌犯的人格及其所實施的事實，數罪並罰，合共判處9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考慮到嫌犯犯罪前後的表現、犯罪的情節，嫌犯屬於初犯，因此，本院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已能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現決定暫緩2年執行對嫌犯所判處的徒刑，但作為緩刑義務，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1個月內向本特區政府支付10,000澳門元的捐獻，以彌補其行為所造成的惡害(《澳門刑法典》第48條及第49條)。
e) 嫌犯A不服判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2. 另一宗刑事案：初級法院第一刑事法庭第CR1-23-0103-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判決書內容：
a) 第三嫌犯D、第四嫌犯A、第五嫌犯E和第六嫌犯F曾先後加入「G」(下稱「G」)擔任理監事會成員，並曾獲H指派為不同活動的負責人。
b) 2018年10月3日，「G」向當時教育暨青年局(今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下稱教青局)提交「XX系列活動」的資助申請，「XX」為其中一項子活動(活動十三)。
c) 2019年5月24日，「G」向教青局申請將上述「XX」更改為「XX」活動，預計參加人數為14人，並獲當局批准。
d) 上述活動實際上由嫌犯H和嫌犯A統籌。
上述活動於2019年10月17日至23日在印度尼西亞舉行。活動完結後，H親自或指示他人填寫活動完結報告及整理活動佐證文件。2019年11月14日，「G」向教青局提交經I簽署及蓋章的XX資助計劃完結報告，當中報稱「XX」活動的參加人數為14人，並附隨包括以下在內的佐證文件：
「XX」開立的15人旅遊保險文件，當中列出的受保人名單內有兩名為J和K的人士，但沒有包括H；
15人的電子機票收據，當中列出的乘客內有兩名為J和K的人士，但沒有包括H。
e) 由於上述報告及文件的遞交，教青局結算資助四萬四千八百元，並於2020年1月10日向「G」發放資助款項。
f) 事實上，上述申請文件、報告及佐證文件所載內容與以下實際情況不同。兩名嫌犯H及A在相應文件被遞交前，更已知悉此事。
g) 首先，上述活動包括H在內，最終實際參加者只有11人而非14人。
h) 第二，A作為活動負責人及參加者之一，但其在已知悉具體參加者之下，於2019年10月14至16日卻向「XX」購買15人的旅遊保險，更提供一份沒有包括H，反而包括非為活動參加者J和K在內的名單。因此，「XX」根據收到的受保人資料開立上述d)項的文件。
i) 第三，上述d)項所述的電子機票文件中至少載有乘客姓名為J和K的部份並不符合事實，即並沒有為此二人購買機票。
3. 第一審法院在其判詞中指出：
a) 本院認為證據充分，足以認定第四嫌犯A實施了被控的犯罪事實。
b) 嫌犯H和A為了自己及他人取得不當利益，明知不可仍共同決意，分工合作，透過製作和提交載有不實內容的報告和佐證文件等手段，令教青局相信上述活動的執行情況與報告和文件所反映的一致，從而多批出了澳門幣9,600.00元的資助款項，導致「教青局」遭受相應財產損失。
c) 同時，嫌犯H和A為了令自己及他人取得不當利益，以及避免教青局發現H為上述活動參加者，明知不可仍親自或指示他人，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報告和佐證文件上。
d) 綜合所述，本合議庭現裁定控訴事實獲證明屬實，第四嫌犯A，以直接共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
➢ 《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的一項詐騙罪(針對活動十三，經特別減輕)，判處六個月徒刑；
➢ 《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和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針對活動十三)，判處六個月徒刑；
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九個月徒刑，暫緩二年執行。
4. 有權限實體於2023年5月5日作出批示，提起紀律程序(編號01/PD/2023)。
5. 預審員建議向聲請人作出撤職處分，被聲請實體作出同意之決定。
* * *
　　　　IV – FUNDAMENTOS
A propósito das questões suscitadas pelo Requerente, o Digno. Magistrado do MP junto deste TSI teceu as seguintes doutas considerações:
“(...)
1.
A, melhor identificada nos autos, veio instaurar o presente procedimento cautelar de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da decisão d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que lhe aplicou a pena disciplinar de demissão.
A Entidade Requerida apresentou a douta contestação.
2.
(i)
Não é controvertido que o acto suspendendo, por isso que se trata de um acto disciplinarmente punitivo do Requerente, é um acto que tem conteúdo positivo [artigo 120.º, alínea a), do CPAC] e, como tal, a sua eficácia pode ser suspensa.
Além disso, cremos que, face ao disposto no artigo 122.º, n.º 1 do CPAC, não ocorre obstáculo à suspensão, uma vez que para a Requerente pode advir utilidade relevante no que respeita aos efeitos que o acto ainda produz.
(ii)
Em regra, o decretamento da providência de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implica, como decorre do disposto no artigo 121.º, n.º 1 e 3 do CPAC, que se verifiquem, cumulativamente, os seguintes requisitos:
o a execução do acto cause previsivelmente prejuízo de difícil reparação para o requerente ou para os interesses que este defenda ou venha a defender no recurso contencioso;
o a suspensão não determine grave lesão do interesse público concretamente produzido pelo acto;
o do processo não resultem fortes indícios de ilegalidade do recurso.
Todavia, como se sabe,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 n.º 3 do artigo 121.º do CPAC, prescinde-se da verificação do requisito previsto na alínea a), do n.º 1, do mesmo artigo, atinente ao prejuízo irreparável, quando em causa esteja a suspensão da eficácia de acto com natureza de sanção disciplinar, tal como ocorre no caso presente.
(iii)
Isto dito, parece-nos, se bem vemos, que as duas únicas questões que se debatem no presente procedimento são as de saber se a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a ser decretada, determina grave lesão do interesse público concretamente prosseguido pelo acto, e se, ainda que que tal requisito se não dê por verificado, será de conceder a providência por se mostrar que os prejuízos decorrentes para a requerente da imediata execução do acto são desproporcionadamente superiores ao prejuízo que, da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advém para o interesse público.
Vejamos, pois.
(iii.1)
De acordo com a formulação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seguindo o ensinamento de MARCELLO CAETANO, «o interesse público concretamente prosseguido por qualquer acto disciplinar punitivo releva dos fins das penas disciplinares. Destinam-se estas, ‘como quaisquer outras, a corrigir e a prevenir: corrigem fazendo sentir ao autor do facto punido a incorrecção do seu procedimento e a necessidade de melhorar a sua conduta; e previnem, pois não só procuram evitar que o agente castigado volte a prevaricar, como servem de exemplo a todos os outros, mostrando-lhes as consequências de má conduta. Desta forma, através da acção imediata sobre os agentes, a aplicação das penas disciplinares tem por fim defender o serviço da indisciplina e melhorar o seu funcionamento e eficiência, mantendo-o fiel aos seus fins’» (cfr. Ac.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de 7.3.2018, processo n.º 8/2018).
Isto que é assim em geral, é-o igualmente, e até com especial vigor, quando, como no caso, o infractor disciplinar faz parte de um serviço sob a tutela d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e em que, pelo menos em parte, está em causa uma utilização indevida do erário público.
Daqui resulta que, no caso, o decretamento da suspensão da eficácia do acto punitivo iria colocar irremediavelmente em causa a prossecução do referido interesse público que esteve subjacente à sua prolação por parte da Entidade Requerida. A neutralização, ainda que temporária, da eficácia do acto, impedindo a respectiva execução, parece-nos que iria, por um lado, causar grave dano ao prestígio e à imagem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enquanto instituição cujos trabalhadores, todos eles, se pautam pela observância estrita dos deveres funcionais que os vinculam, e, por outro lado, internamente, projectaria um inevitável efeito nefasto e perturbador, dando um sinal errado aos demais trabalhadores e colocando em causa o sentido de disciplina, cuja preservação é absolutamente essencial à cabal prossecução das funções que legalmente estão atribuídas àquela Direcção de Serviços.
Estamos em crer, pois, que não está verificado, no caso, o requisito de concessão da providência a que alude 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igo 121.º do CPAC.
(iii.2.)
Além disso, também nos parece que, no caso, não cabe a aplicação da norma do n.º 4 daquele artigo 121.º. Aí se estabelece: «Ainda que o tribunal não dê como verificado o requisito previsto na alínea b) do n.º 1, a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pode ser concedida quando, preenchidos os demais requisitos, sejam desproporcionadamente superiores os prejuízos que a imediata execução do acto cause ao requerente».
O que ali está em causa são situações em que, não obstante o tribunal considerar não estar demonstrado que a suspensão não determina grave lesão para o interesse público, ainda assim concede tal providência. Para isso é necessário que se demonstre que a Requerente, a ver o acto imediatamente executado, irá sofrer prejuízos desproporcionadamente superiores àqueles que da suspensão resultarão para o interesse público. O que remete, pois, para uma concreta ponderação entre o prejuízo para o interesse público e o prejuízo para o interesse particular do requerente da suspensão.
Os nosso Tribunais tem vido a decidir, uniformemente, que é ao Requerente da providência que cabe o ónus de concretizar e demonstrar a superioridade desproporcionada dos prejuízos que para si resulta da imediata execução do acto para que possa ser decretada a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por aplicação da citada norma (assim,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de 7.3.2018, Processo n.º 8/2018, antes citado e também o Acórdão de 30.7.2019, processo n.º 73/2019) e a verdade é qu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e a nosso modesto ver, a Requerente não procedeu àquela indispensável demonstração, uma vez que os danos que alega não podem ter-se, sequer sumariamente, por provados. Mais. Ainda que, sem conceder, a nossa anterior conclusão não fosse acertada, os alegados danos não se mostram, ao menos no nosso critério, desproporcionadamente superiores àqueles que da suspensão adviriam ao interesse público, pelo que, ao que cremos, não será de considerar verificado o pressuposto legalmente exigido para a concessão da providência ao abrigo do n.º 4 do artigo 121.º do CPAC.
3.
Pelo exposto, salvo melhor opinião, parece a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deve ser indeferido o pedido de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
Quid Juris?
Concordamos com a douta argumentação constante do parecer acima transcrito, sufragando a solução nele proposta, limitamo-nos a sublinhar ainda os seguintes aspectos:
1) – Pel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factos imputados à Requerente, efectivamente ficamos convencidos que a suspensão da eficácia da decisão irá colocar em causa o interesse público que a punição procura realizar, pois todos os trabalhadores devem pautar-se pela observância dos deveres funcionais que os vinculam;
2) – O tipo de prejuízo invocado pela Requerente concentra-se essencialmente no aspecto económico que, à luz da doutrina dominante, é quase sempre reparável se o recurso contencioso contra a decisão em causa vier a ser julgado procedente. Ou seja, não está demonstrado devidamente o prejuízo sofrido pela Requerente é desproporcional e superior àqueles que da suspensão adviriam para o interesse público.
3) – Pelo expendido, como não se verificam os requisitos exigidos pelo artigo 121º/1-b) do CPAC, nem existem elementos para acionar o mecanismo do artigo 121º/4 do CPAC, é de indeferir o pedido formulado pela Requerente.

* * *
　　　　V - DECISÃO
Em face de todo o que fica exposto e justificado, os juízes do TSI acordam em indeferir o pedido da suspensão da eficácia do despacho que aplicou à Requerente a decisão de demiss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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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as pela Requer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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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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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EM, 10 de Outubro de 2024.

Fong Man Chong
(Relator)

Ho Wai Neng
(1o Juiz-Adjunto)

Tong Hio Fong
(2o Juiz-Adjunto)

Mai Man Ieng
(Procurador-Adjunto)




1 《2022年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第23頁https://www.ccac.org.mo/reports/cn/report2022_ch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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