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編號: 961/2012 合議庭裁判書日期: 2013年4月11日
主題：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
既證事實
無事實支持的結論
收留罪
裁判書內容摘要
一、 由於原審法庭在判決書的「案件概述」部份內明確指出「嫌犯的辯護人提交書面答辯狀，其中否認嫌犯曾作出被控的犯罪事實」，所以基於事物的正、反邏輯關係，當原審法庭其後在判決書的「事實部份」內，遂一列出哪些指控事實屬實時，便即意味著與指控事實相應的答辯事實實質並不屬實了。如此，原審判決書並未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
二、 由於原審法庭祇查明嫌犯曾把涉案物業單位出租予他人，而與此同時，卻沒有指出所指的「他人」是否也屬當時在本澳非法逗留的人士，因此，在缺乏其他具體事實佐證下，有關「嫌犯在租賃期內任由收留非法逗留人士的情況發生」之「既證事實」內容便屬無事實支持的結論，上訴庭得改判嫌犯被指控的收留罪並不成立。
第一助審法官
陳廣勝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第961/2012號
（刑事上訴卷宗）
上訴人： 嫌犯A
上訴所針對的法院： 初級法院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
案件在原審法院的編號： 刑事案第CR4-12-0109-PCC號
一、案情敘述
澳門初級法院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審理了第CR4-12-0109-PCC號刑事案，於2012年11月1日裁定案中嫌犯A是以正犯身份犯下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5條第2款所規定懲處的收留既遂罪，及以正犯身份和連續方式犯下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所規定懲處的偽造文件既遂罪，對前罪處以兩年零六個月的徒刑，對後罪處以九個月徒刑，而在兩罪並罰下，對其最終處以三年的單一徒刑，但准其緩刑三年，條件是其須於六十天內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捐獻澳門幣壹萬元（詳見卷宗第365頁至第372頁背面的判決書內容）。
嫌犯針對該份一審判決，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並在其載於卷宗第416至第446頁的上訴狀內，主要具體提出下列上訴問題和訴求︰
1. 一審判決書違反了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應按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的規定，被宣告為無效的判決；
2. 原審法庭在就收留罪和偽造文件罪決定作出非屬實質性的事實變更之前，並沒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的規定，預先把有關變更事實通知辯方，因而妨礙了辯護權之行使；
3. 原審法庭就收留罪的事實審和法律審之審判結果均明顯出錯、自相矛盾和違反該罪名的罪狀要件；
4. 本案情況亦不符合偽造文件罪的罪狀要件；
5. 在量刑方面，原審判決也患有「獲證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據此，上訴人最終要求改判其被控的收留罪和偽造文件罪均無罪、又或至少在收留罪方面，基於原審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和c項所指瑕疵，把案件發回重審，又或無論如何，基於原審判決再量刑方面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瑕疵，也把案件發回重審。
就嫌犯的上訴，駐原審法庭的檢察官行使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3條第1款所賦予的答覆權，認為應開釋上訴人的收留罪和偽造文件罪的控罪（詳見卷宗第451至第462頁的上訴答覆書內容）。
案件卷宗經移交予中級法院後，駐本院的助理檢察長在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06條的規定對之作出檢閱時，認為案中有關收留罪的判罪決定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瑕疵，但有關偽造文件罪的判罪和量刑的決定就應保持不變（詳見卷宗第470至第472頁的葡文意見書內容）。
其後，經主理本案的裁判書製作人對卷宗完成初步審查和同時組成合議庭的兩名助審法官檢閱卷宗後，上訴庭於較早前已舉行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14條所指的聽證。
由於裁判書製作人在合議庭對其提交的上訴解決方案作出表決時落敗，合議庭現須根據對上訴案的評議結果，透過本份由第一助審法官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7條第1款末段規定編寫的裁判書，對上訴作出判決。
二、 上訴裁判的事實依據說明
本院為審理上訴所涉及的問題，得在此回顧原載於卷宗第365頁至第372頁背面的一審判決書的下列具體內容：
「判決書
卷宗編號：CR4-12-0109-PCC
一. 案件概述
（一）檢察院控訴書內容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對嫌犯A提出控訴，嫌犯身份資料如下：
- 嫌犯A（XXX），X，......，地產中介人，持......號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19......年......生於......，父親......，母親......，居於澳門......，電話：......，......。
*
檢察院對嫌犯A的控訴事實如下：
一、
XXX是澳門田畔街......號......樓2樓D座之不動產所有人（詳見卷宗第121頁），XXX委託其妹妹XXX出租上述單位。XXX於是委託地產公司將上述單位出租。
二、
A（嫌犯）是“XX地產＂的負責人，經營房地產中介人多年，業務包括受託出租不動產，負責介紹租客，為雙方訂立租約並作見證，若成功出租被委託之單位可獲得一個月的租金作為佣金。
三、
2007年3月15日，XXX委託XX地產公司將上述單位出租與一名澳門居民XXX，租金為澳門幣3000元，合約為期一年。（詳見卷宗第138頁）
四、
上述租約於2008年3月19日到期，XX地產將上述中介服務轉介與嫌犯的“XX地產＂跟進。
五、
嫌犯A為收取佣金，將上述單位以澳門幣2800元租與一名中國內地女子XXX，收取了XXX澳門幣2800元作為按金，並複印了XXX的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存檔，XXX與一些中國內地女子在上述單位從事按摩活動。
六、
在租賃期內，嫌犯一直沒有查核XXX的身份證明文件，到一年期滿後，嫌犯明知XXX有可能逾期逗留，仍繼續租與XXX，為免負上刑事責任及隱瞞上述事實，嫌犯向XXX表示XXX繼續承租該單位，嫌犯於2008年3月19日假冒XXX的簽名擬訂了一份租賃合約，著XXX到其地產公司簽署，當時XXX不在場，嫌犯A以見證人身份簽名。（詳見卷宗第139頁及扣押物）
七、
上述合約至2009年3月19日屆滿，2009年2月27日，嫌犯再假冒XXX的簽名擬訂續租合約（至2010年3月19日），著XXX到其地產公司簽署，當時XXX不在場，嫌犯以見證人身份簽名。（詳見扣押物及卷宗第140頁及扣押物）
八、
事實上，XXX已於2007年9月28日身故。（詳見卷宗第109至110頁之死亡記錄）
九、
2010年6月22日，治安警察局派警員到上址調查時，發現兩名女子XXX及XX在上址從事按摩活動，其中XXX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十、
同年10月20日，一名自稱XXX的女子到“XXX地產＂，要求嫌犯退回按金，嫌犯清楚知道XXX並非真正租客，於是將按金退還與該名女子（詳見卷宗第145及146頁）。
十一、
嫌犯於2010年12月3日在治安警察局接受詢問時，堅稱簽訂上述兩份租賃合約時，XXX親身前往其地產行簽署合約（詳見卷宗第152頁）。其後，嫌犯在檢察院接受訊問時，又表示只在合約見證人一欄簽名，之後，XXX取走合約（詳見卷宗第207頁至208頁）。但在嫌犯與XXX對質時，嫌犯又說是一名貌似XXX的老人到其地產公司簽署合約的（詳見卷宗第246頁至247頁）。
十二、
事實上，XXX早於2007年9月28日已身故，而XXX亦已於2010年6月26日被驅逐出境（詳見卷宗第234頁）。
十三、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嫌犯受委託出租住宅單位，為了獲取佣金利益，將單位租與中國內地女子，嫌犯明知在租賃期內該名租客極有可能逾期逗留，仍任由收留非法逗留人士的情況發生，漠視非法入境及逗留法的立法目的，損害澳門特區的利益；嫌犯為了收取佣金、瞞騙業主及逃避觸犯收留罪的刑事責任，分別於2008年3月19日及2009年2月27日兩次假冒已故澳門居民XXX之簽名偽造租賃合約，故意偽造文件。
十四、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會受法律制裁。
*
基於以上事實，檢察院指控：
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一項收留罪（根據第6/2004號法律第15條第2款之規定處罰之）；並以連續犯方式觸犯；
➢ 一項偽造文件罪（根據《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規定處罰之）。
***
（二）嫌犯之答辯
嫌犯的辯護人提交書面答辯狀，其中否認嫌犯曾作出被控的犯罪事實，請求判處罪名不成立并開釋嫌犯（見卷宗第278頁至281頁答辯內容）。
（三）庭審聽證
本案訴訟前提維持不變。
案中不存在無效、抗辯或妨礙審查本案實體問題且依職權須即時解決的先決問題。
嫌犯出席審判，本案審判聽證依法正常進行。
二. 事實部份
（一）獲證事實
經庭審聽證，本庭認為控訴書指控的以下事實得以證實：
一、
XXX是澳門XX街......號......樓2樓D座不動產的其中一名所有人（參見卷宗第121頁物業登記證明內容），XXX曾委託其妹XXX出租上述單位，為此，XXX將上述單位委託地產公司出租。
二、
嫌犯A是“XX地產＂的負責人，其經營房地產中介人多年，業務包括受託出租不動產、負責介紹租客和為租賃雙方訂立租約並作見證；若成功出租被委託的物業單位，嫌犯可獲得一個月的租金作為佣金。
三、
2007年3月15日，XXX委託“XX地產＂將上述單位出租，承租人為澳門居民XXX，月租金為澳門幣3000元，合約為期一年。（詳見卷宗第138頁）
四、
上述租約於2008年3月19日到期，嫌犯的“XX地產＂跟進中介服務。
五、
內地居民XXX與數名內地女子曾在上述單位從事按摩活動。
六、
為收取佣金，嫌犯A將上述單位以澳門幣3200元租與他人。
七、
至一年期滿後，嫌犯繼續將相關單位安排出租，為免承擔刑事責任及隱瞞事實，嫌犯向XXX表示XXX繼續承租該單位；於2008年3月19日，嫌犯要求XXX到其地產公司簽署載有假冒XXX簽名的一份擬訂租賃合約，當時XXX不在現場，嫌犯A以見證人身份簽名（詳見卷宗第139頁合同複印件）。
八、
上述合約至2009年3月19日屆滿；至2009年2月27日，嫌犯再次要求XXX到其地產公司簽署載有假冒XXX簽名的擬訂續租合約，該合同續租至2010年3月19日；當時XXX不在現場，嫌犯以見證人身份簽名（詳見卷宗第140頁合同複印件）。
九、
事實上，XXX已於2007年9月28日身故（詳見卷宗第109至110頁之死亡登記記錄）。
十、
2010年6月22日，治安警察局派警員到案發單位調查時，發現兩名女子XXX及XX在上址從事按摩活動，其中XXX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十一、
同年10月20日，一名自稱XXX的女子到“XXX地產＂，要求嫌犯退回按金，嫌犯清楚知道XXX並非真正租客，於是將XXX交付的按金退還該名女子（詳見卷宗第145及146頁文件複印件）。
十二、
在嫌犯與XXX與2012年3月23日在檢察院進行對質時，嫌犯聲稱2008年和2009年由一名貌似XXX的老人到其地產公司簽署合約（詳見卷宗第246頁背頁對質筆錄內容）。
十三、
事實上，XXX於2007年9月28日身故，XXX於2010年6月26日被驅逐出境（詳見卷宗第234頁和235頁文件內容）。
十四、
嫌犯受委託出租住宅單位，其為獲取佣金利益，將單位出租，嫌犯在租賃期內任由收留非法逗留人士的情況發生，漠視打擊非法入境及逗留法律的立法目的和損害澳門特區的利益。
十五、
嫌犯為了收取佣金、瞞騙業主及逃避觸犯收留罪的刑事責任，分別於2008年3月19日及2009年2月27日兩次參與偽造載有假冒的已故澳門居民XXX簽名的租賃合約。
十六、
嫌犯自由、自願及有意識地作出上述行為。
十七、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且受法律制裁。
*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嫌犯為初犯。
（二）未證事實
首先，在對檢察院的法律理解表示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根據《刑訴法》第338條和第337條第7款規定，由於庭審並無宣讀卷宗第152頁至153頁嫌犯在治安警察局作出的訊問筆錄和卷宗第207頁至208頁嫌犯在檢察院提供的訊問筆錄，依照訴訟規則，本案對控訴書第十一條控訴事實描述的“嫌犯於2010年12月3日在治安警察局接受詢問時，堅稱簽訂上述兩份租賃合約時，XXX親身前往其地產行簽署合約（詳見卷宗第152頁）。其後，嫌犯在檢察院接受訊問時，又表示只在合約見證人一欄簽名，之後，XXX取走合約（詳見卷宗第207頁至208頁）＂一節不予認定。
第二，經庭審聽證，本庭認為控訴書描述的以下事實未能得以證實：
1. 2007年3月15日，XXX委託XX地產公司將澳門XX街X號XXXX2樓D座單位出租。
2. XX地產在相關租約於2008年3月19日到期時，將上述中介服務轉介與嫌犯的“XX地產＂跟進。
3. 嫌犯A將上述單位以澳門幣2800元租與一名內地女子XXX，收取XXX澳門幣2800元作為按金，並複印XXX的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存檔。
4. 在租賃期內，嫌犯一直沒有查核XXX的身份證明文件，到一年期滿後，嫌犯明知XXX有可能逾期逗留，仍繼續租與XXX。
5.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將單位租與中國內地女子，其明知在租賃期內該名租客極有可能逾期逗留
（三）事實之分析判斷
庭審聽證時，嫌犯聲稱於2007年3月15日最初接受XXX委託為XXX安排相關單位出租事務時，租客XXX由XX地產介紹，為此，卷宗第138頁所示的首份租賃合同蓋有XX地產的印章；其後，在首份租賃合同到期後，於2008年3月19日和2009年2月27日，其依照XXX的要求，抄寫舊合同內容和簽署見證人一欄之後馬上將尚未存在出租人和承租人簽名的相關續約合同交予XXX，為此收取XXX二百元見證費但並無收取傭金；嫌犯聲稱在編制該兩份續約合同時，XXX均無出現；同時，嫌犯聲稱，其按地產界習慣為XXX的租賃續約合同作出見證，目的是在合同終結時可以由嫌犯就租賃事務作出見證；此外，關於嫌犯在檢察院進行的對質措施，嫌犯聲稱在每次編制續約合同時，其本人並無撥打合同載有的電話邀請XXX到場且事實上並無XXX這一人士到其地產商鋪續簽租賃合同，但是，檢察院的工作人員聲稱嫌犯之前的口供如此，故而筆錄須繼續如此記錄。
庭審聽證時，證人XXX聲稱委託嫌犯為其安排涉案物業單位的出租和續租事宜，其本人從無見過租客，三份租賃合同均由嫌犯完成相關內容，其中已包括租客的簽名，其本人僅在出租人一欄簽名即完成合同的簽署，共本人代表出租方無需支付任何傭金；該證人聲稱首次續約曾經增加租金；租賃合同的相關租金最初由租客存入銀行戶口，但後來租客方聲稱丟失銀行戶口號碼，為此改由租客方委派不同人士每月相約到該證人工作的菜市場檔口交付租金；在警方通知有人使用出租單位進行非法按摩活動之後，其曾按合約載明的電話聯繫租客但不果，為此，其在涉案單位門口貼上字條，其後一名女子來電，證人告知該名女子需終止租約并收回單位，之後，證人將租賃按金交予嫌犯轉回女租客；該證人聲稱租賃期間從無到出租單位察看且並無向租客方發出租金收據。
警員證人XXX和XXX分別就警方在2010年6月在涉案單位截查兩名按摩女子一事進行的偵查活動發表聲明。
證人XXX就其最初在XX地產工作時帶同租客XXX到嫌犯的地產商鋪簽署租賃合同一事發表聲明，該證人聲稱當時XXX租客由XX地產介紹，嫌犯則代理業主方負責出租事務。
證人XXX就嫌犯曾借用其經營的XX地產商鋪辦理一項退租事務在庭審聽證時發表聲明，該證人聲稱，當時嫌犯的商鋪正在裝修，為此嫌犯將相關事務安排在該證人的商鋪進行；該證人聲稱當時應有一男二女辦理相關事務。
證人XXX即嫌犯的前夫就涉案單位的退租事務在庭審聽證時發表聲明，該證人聲稱當日共有包括業主方的一男二女出現，因XX地產商鋪正在裝修，為此，相關事務借用XX地產的商鋪辦理；該證人聲稱，業主方女子退回按金後立刻離開，當時，由一男子陪同的在場自稱X姓女子聲稱其為租客親戚，證人感覺可信并為此辦理相關退租事務，為此，該證人在最後一份續租合同底部寫明退租和交回按金的字樣，自稱X姓女子收回按金後亦予以簽名作實。
*
證人XXX聲稱涉案物業單位的出租事務均委託嫌犯的XX地產進行，且相關出租合同和續約合同均由嫌犯事先撰寫，其中已包括承租人和見證人的簽名，其僅在出租人一欄簽名即已完成合同的簽署。
嫌犯聲稱兩次續約合同均按XXX的要求，由嫌犯本人先行按之前的合同填寫相應內容，并僅在見證人一欄簽名，之後其將尚未存在出租人和承租人簽名的合同式樣交予XXX并為此收取XXX每次見證費澳門幣兩百元。
然而，根據經驗法則，嫌犯經營地產出租業務，作為業主方的出租人委託嫌犯辦理出租事務，為此，業主方支付見證費要求嫌犯編制不合出租人和出租人簽名的合同稿件的意義何在？嫌犯本人收取出租方見證費但見證何事？
為此，嫌犯所謂按XXX的要求、兩次先行編制僅含其作為見證人的簽名但不存在出租人和承租人簽名的續約合同式樣并將之交予XXX的辯解不符合邏輯且不符合生活常識。
*
為此，庭審認定事實，由法庭根據經驗法則，對庭審時嫌犯的聲明、各證人證言和卷宗內包含的文件證明等證據方式進行邏輯分析并加以認定，獲證事實證據充分，足以認定。
三. 法律適用
（一）定罪
首先，第6/2004號法律第15條對收留罪規定如下：
一、故意收留、庇護、收容或安置非法入境或非法逗留者的人，處最高二年徒刑，即使收留、庇護、收容、安置屬臨時性亦然。
二、行為人直接或透過居中人為本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產利益或物質利益，作為實施上款所指犯罪的酬勞或報酬的，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其次，關於偽造文件罪，《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規定：
一、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而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a）製造虛假文件，偽造或更改文件，又或濫用他人之簽名以製作虛假文件；
b）......
*
根據審理查明之事實，本澳居民XXX已在2007年9月28日身故，但是，為達到協助承租人隱瞞在承租單位收留不具備在本地區合法逗留資格的人士逗留的事實并為此賺取出租中介傭金的不法利益的目的，嫌犯意圖損害本地區利益，自由、自願及有意識地以見證人的身份，在2008年3月19日和2009年2月27日兩次將由其親手編制合同內容、并且事先附有作為承租人但客觀上已經身故的XXX的不真實簽名的租賃合同交由出租方XXX再行簽署，為此，嫌犯於2008年3月19日及2009年2月27日兩次編制載有已故澳門居民XXX的假冒簽名的租賃合同，其行為明顯以直接正犯、既遂和連續犯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規定和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
另一方面，嫌犯為獲取佣金利益，將其接受委託出租的住宅單位出租他人，其明知相關人士在租賃單位可能收留逾期逗留本澳的非法逗留人士，但是，嫌犯仍然任由在其負責安排出租業務的住宅單位收留非法逗留人士的情況發生，漠視非法入境及逗留法的立法目的并因此損害澳門特區遏制非法移民的利益，為此，嫌犯的行為明顯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5條第2款規定和處罰的一項收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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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刑
《刑法典》第40條規定：
一、科處刑罰及保安處分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
二、在任何情況下，刑罰均不得超逾罪過之程度。
三、保安處分僅在其與事實之嚴重性及行為人之危險性相適應時，方得科處之。
*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65條規定，量刑應按照行為人的罪過和預防犯罪的要求予以確定，同時，量刑也需考慮不屬罪狀的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的所有情節，其中包括：
1）事實之不法程度、實行事實之方式、事實所造成之後果之嚴重性，以及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之義務之違反程度；
2）故意或過失之嚴重程度；
3）在犯罪時所表露之情感及犯罪之目的或動機；
4）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
5）作出事實之前及之後之行為，尤其係為彌補犯罪之後果而作出之行為；
6）在事實中顯示並無為保持合規範之行為作出準備，而欠缺該準備係應透過科處刑罰予以譴責者。
同時，《刑法典》第64條列明：
如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須先選非剝奪自由之刑罰。
量刑須遵守《刑法典》第40及65條之規定。
本案中，考慮案發情節及嫌犯之主觀過錯程度，亦考慮嫌犯的犯罪行為對本澳社會秩序帶來之負面影響，按照以上量刑標準且為預防犯罪所需，本案對嫌犯適用非剝奪自由的罰金刑將未能適當地實現刑罰的目的，為此，本庭認為，案中對嫌犯應具體進行以下量刑：
- 對嫌犯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5條第2款規定和處罰的一項收留罪，應處兩年六個月徒刑為宜；
- 對嫌犯以直接正犯、既遂和連續犯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規定和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應處九個月徒刑為宜；
- 以上兩罪競合處罰，合共應對嫌犯判處三年徒刑為宜。
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考慮嫌犯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同時考慮嫌犯為初犯的情節，本庭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徒刑作威嚇已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故此，合議庭決定將本案科處的徒刑暫緩三年執行，緩刑條件為自判決確定日起計的六十天期間內，嫌犯須向特區政府支付澳門幣一萬元捐獻以彌補其犯罪行為造成的負面影響。
*
四. 判決
綜上所述，本庭宣告檢察院的控訴理由成立，並判決如下：
1. 對嫌犯A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5條第2款規定和處罰的一項收留罪，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
2. 對嫌犯A以直接正犯、既遂和連續犯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規定和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九個月徒刑；
3. 以上兩罪競合處罰，本案合共對嫌犯A判處三年徒則，緩刑三年，緩刑條件為自判決確定日起計的六十天期間內，嫌犯須向澳門特區支付澳門幣一萬元捐獻以彌補其犯罪行為造成的負面影響。
嫌犯緻付6UC司法費和有關的訴訟負擔。
根據第6/98/M號法律第24條第2款的規定，判處嫌犯繳付澳門幣MOP$600.00元予澳門法務公庫作為刑事案件受害人的賠償基金。
將本判決登錄於嫌犯的刑事記錄之內。
將本裁判通知各相關人士，並隨後存檔。
判決確定後，適時將卷宗第206頁提及的三張樓宇租賃合約附入卷宗。
......」。
三、 上訴裁判的法律依據說明
本院首先須指出，上訴庭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事項外，祇須解決上訴人在上訴狀總結部份所具體提出和框劃的問題，而無需分析上訴人在提出這些問題時所主張的每項理由（此一見解可見於本中級法院第47/2002號案2002年7月25日合議庭裁判書、第63/2001號案2001年5月17日合議庭裁判書、第18/2001號案2001年5月3日合議庭裁判書、第130/2000號案2000年12月7日合議庭裁判書，和第1220號案2000年1月27日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人在上訴狀書內，首先力指一審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因她認為：（一）原審法庭並未有在判決書內，具體列明哪些書面答辯事實屬實、哪些不屬實；（二）原審法庭亦沒有把有關在庭審時曾宣讀XXX及XXX這兩名證人的供未來備忘用的聲明之一事寫在判決書的事實審的裁判依據說明內。
本院認為，原審判決書除了判決本身外，還完全具備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強制要求的內容。
另須強調的是，由於原審法庭已在判決書的「案件概述」部份內明確指出「嫌犯的辯護人提交書面答辯狀，其中否認嫌犯曾作出被控的犯罪事實......」（見判決書第4頁最後一段的文字內容），所以基於事物的正、反邏輯關係，當原審法庭其後在判決書的「事實部份」內，遂一列出哪些指控事實屬實時，便即意味著與指控事實相應的答辯事實實質並不屬實了。
至於上訴人所另指的涉及上述兩名證人的聲明雖在庭上曾被宣讀但卻未有在判決書內被註明之問題，更是無中生有。的確，如原審法庭未有在判決書的「事實之分析判斷」內具體提到該兩名證人的聲明，這便代表原審法庭並沒有採納兩人的證言，而既然沒有採納之，又何須列舉之？
綜上，上訴人的首個上訴理由完全不能成立，本院不得應上訴人在無理援引《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a項的規定下所提出的要求，把原審判決書宣告為無效的判決。
就上訴人所提出的第二個上訴問題（亦即涉及所謂原審法庭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的問題），本院經對比公訴指控事實和原審法庭最終認定為屬實的事實後，首先認為就偽造文件罪方面，原審法庭實質上亦一如公訴書所指般，指出上訴人曾於2008年3月19日和2009年2月27日作出了參與偽造租賃合同的行為，以收取佣金和瞞騙業主，因此在本案中，並不存在任何指控事實的變更。
至於涉及收留罪的指控事實的變更問題，原審法庭實質上是把有關上訴人將涉案單位出租予XXX的公訴事實，最終認定為上訴人把該單位出租予「他人」。從文字意義來說，「他人」的意義比「XXX」更為抽象。但在本案而言，原審法庭最終並無認定上訴人把單位出租予XXX，其實反而是對上訴人更為有利：XXX是本澳無證人士，如上訴人在明知此情況下仍把單位出租給她，便犯下收留罪，但原審法庭今祇認定上訴人把單位出租予「他人」，而「他人」並非XXX（見第6點既證事實和第3點未證事實），這意味著有關收留方面的公訴罪名便有機會不能成立了。
由此可見，原審法庭把「XXX」改為「他人」，是無從危害上訴人的辯護權的，故此部份的上訴理由亦不能成立。
上訴人之後在上訴狀書內，花了很大篇幅去力主原審法庭就收留罪名而作出的事實審和法律審之結果均明顯出錯和自相矛盾。
本院經分析原審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和未證事實後，認為無論如何，上訴人原被指控的收留罪名也不能成立。這是因為一如前述，原審法庭祇查明上訴人曾把涉案單位出租予他人，但所指的他人並非屬無證人士的XXX，而與此同時，原審法庭並沒有指出所指的「他人」是否也屬當時在本澳非法逗留的人士，而當中特別值得留意的是，警方在調查該單位時所發現的另一名女子（名叫XX）並非無證人士（見第10點既證事實），因此，在缺乏其他具體事實佐證下，第14點既證事實所指的有關上訴人「在租賃期內任由收留非法逗留人士的情況發生……」之內容便屬無事實支持的結論，本院不須理會之。換言之，本院得改判上訴人被指控的收留罪並不成立。
上訴人又力辯本案並不符合偽造文件罪的罪狀構成要件，尤其是偽造文件罪的主觀要素（亦即犯罪的故意）。
就偽造文件的基本罪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規定：
「一、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而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a）製造虛假文件，偽造或更改文件，又或濫用他人之簽名以製作虛假文件；
b）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或
c）使用由他人製造、偽造或更改之以上兩項所指之文件」。
至於何謂這罪狀中所指的「文件」，《刑法典》第243條明文規定如下：
「為著本法典之規定之效力，下列各詞之定義為：
a）文件：
（一）表現於文書，又或記錄於碟、錄音錄像帶或其他技術工具，而可為一般人或某一圈子之人所理解之表示，該表示係令人得以識別其由何人作出，且適合用作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而不論在作出表示時係作為此用，或之後方作此用者；及
（二）對一物實際所作或給予之記號，又或實際置於一物上之記號，其係用以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且令一般人或某一圈子之人得以識別其用途及其所證明之事；
b）技術註記：藉著全部或部分自動操作之技術器械，對某一數值、重量、計量、狀況或某一事件之過程所作之註記，該註記係令一般人或某一圈子之人得以識別其結果，且係用作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而不論在作出註記時係作為此用，或之後方作此用者；
c）身分證明文件：居民身分證或其他用作證明身分之公文書、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及有關簽證、進入澳門或在澳門逗留所需之任何文件或證明獲許可居留之文件，以及由法律賦予證明人之狀況或職業狀況之效力之任何文件，由此係可產生某些權利或利益，尤其係與維持生活、住宿、遷徙、扶助、衛生、謀生方法或改善生活水平之方法等有關之權利或利益；
d）......」。
本院認為，由於原審法庭已查明上訴人為XX地產的負責人（見第2點既證事實）、XX地產於2007年3月15日被XXX委託把涉案單位出租，承租人為澳門居民XXX，月租金澳門幣3000元，合約為期一年（見第3點既證事實）、XXX於2007年9月28日身故（見第9點既證事實）、上述租約於2008年3月19日到期，上訴人的XX地產跟進中介服務（見第4點既證事實）、為收取佣金，上訴人把上述單位以澳門幣3200元租予他人（見第6點既證事實）、到一年期滿後，上訴人繼續將單位安排出租，為隱瞞事實，上訴人向代表單位其中一名所有人的XXX表示XXX繼續承租該單位，並於2008年3月19日要求XXX到地產公司簽署載有假冒XXX簽名的一份擬訂租賃合約，當時XXX不在現場，上訴人本人以見證人身份簽名（見第1和第7點既證事實）、上述合約至2009年3月19日屆滿，至2009年2月27日，上訴人再次要求XXX到其地產公司簽署載有假冒XXX簽名的擬訂續約合約，該合同續租至2010年3月19日，當時XXX不在現場，上訴人以見證人身份簽名（見第8點既證事實）、上訴人為了收取佣金、瞞騙業主，分別於2008年3月19日及2009年2月27日兩次參與偽造載有假冒的已故澳門居民XXX簽名的租賃合約（見第15點既證事實）、上訴人自由、自願及有意識地作出上述行為（見第16點既證事實）、上訴人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且受法律制裁（見第17點既證事實），那麼本案便是完全符合了上訴人原被指控的偽造文件罪的法定罪狀的客觀和主觀要件了。
綜上，本院得維持原審法庭有關偽造文件罪的判罪決定，亦即上訴人是以正犯身份和連續方式，觸犯了一項偽造文件既遂罪。
上訴人在上訴狀的最後部份，力主原審法庭不應不把其當初在答辯狀內亦有陳述的關於其個人狀況和經濟狀況的資料列為量刑時的情節。
本院認為，雖然原審法庭並無具體特別提及該等陳述情節，但在判決書內解釋有關量刑依據時，就曾指出「量刑也需考慮......所有情節，其中包括：......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並在決定緩刑與否時，表示「考慮嫌犯之人格、生活狀況……」，故上訴人在此部份的上訴理由亦不能成立。
最後，由於上訴人祇犯下一項偽造文件罪，本院還須處理上訴人的刑期問題。本院經考慮本案的既證犯罪情節後，認為應就此罪選科徒刑才能滿足此罪的一般預防的需要（見《刑法典》第64條）。在具體量刑方面，原審法庭已判出的九個月徒刑，在法定的一個月至三年的徒刑刑幅下（見《刑法典》第41條第1款和第244條第1款的規定），已是輕無可再輕了（見《刑法典》第40條第1和第2款及第65條第1和第2款的量刑準則）。至於緩刑方面，考慮到《刑事訴訟法典》第399條第1款的原則，須維持上訴人的緩刑優惠，而緩刑期就由三年改為兩年，條件是其須於三十天內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捐獻澳門幣伍仟元，以彌補其犯罪行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見《刑法典》第48條第2款和第49條第1款c項）。
四、 判決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嫌犯A的上訴理由僅局部成立，因而開釋其有關收留罪的控罪，但就維持原審法庭有關《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所指的偽造文件罪的判罪和量刑決定，並准其緩刑兩年，條件是其須於三十天內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捐獻澳門幣伍仟元。
上訴人因被改判其中一條罪名無罪，故僅須支付原審法庭對其科處的訴訟費用的一半金額。上訴人亦須支付本上訴案的五分之四的訴訟費，和與此相應的拾陸個訴訟費用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命令把本判決亦告知XXX。
澳門，2013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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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助審法官
陳廣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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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助審法官
譚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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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裁判書製作人
José Maria Dias Azedo（司徒民正）(Vencido. Segue declaração de voto)
Processo nº 961/2012
(Autos de recurso penal)
Declaração de voto
Vencido que fiquei por não poder acompanhar o entendimento assumido pelos meus Exmos. Colegas, passo a expor como me preparava para decidir o presente recurso, acompanhando, de perto, o projecto de acórdão que, como primitivo relator, elaborei.
1. A (XXX), com os sinais dos autos, respondeu, em audiência colectiva no T.J.B., vindo a ser condenada como autora da prática de 1 crime de “acolhimento”, p. e p. pelo art. 15°, n.° 2 da Lei n.° 6/2004, na pena de 2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e 1 outro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 e p. pelo art. 244°, n.° 1 al. a) do C.P.M., na pena de 9 meses de prisão.
Em cúmulo, foi condenada na pena única de 3 anos de prisão, pena esta que lhe foi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or igual período de 3 anos; (cfr., fls. 365 a 37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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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formada, a arguida recorreu.
Motivou para, a final, em síntese, e em sede de conclusões, imputar à decisão recorrida a violação dos art°s 355°, n.° 2 e 339°, ambos do C.P.P.M., assim como os vícios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erro de direito; (cfr., fls. 415 a 44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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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endo, diz o Exm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se deve absolver a recorrida dos crimes pelos quais foi condenada; (cfr., fls. 451 a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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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tido o recurso com efeito e modo de subida adequadamente fixados, vieram os autos a este 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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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sede de vista, juntou o Ilustre Procurador Adjunto douto Parecer pugnando pela parcial procedência do recurso; (cfr, fls. 470 a 472).
2. Pelo Colectivo do T.J.B. foram dados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como tal elencados no Acórdão ora recorrido, a fls. 367 a 370, que aqui se dão como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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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a-se a decidir.
3. Vem a arguida dos autos recorrer do Acórdão que a condenou como autora da prática de 1 crime de “acolhimento”, p. e p. pelo art. 15°, n.° 2 da Lei n.° 6/2004, na pena de 2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e 1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 e p. pelo art. 244°, n.° 1 al. a) do C.P.M., na pena de 9 meses de prisão, e, em cúmulo jurídico, na pena única de 3 ano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or igual período de 3 anos.
E, como atrás se disse, imputa à decisão recorrida os vícios de “violação dos art°s 355°, n.° 2 e 339°”, ambos do C.P.P.M., assim como os vícios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erro de direito”.
Vejamos, então, se tem a arguida razão.
–– Quanto à “violação do art. 355°”, a questão, tal como a arguida a coloca, consiste em saber se, tendo a arguida apresentado contestação escrita, (cfr., fls. 278 a 781-v), foi a mesma objecto de apreciação pelo Tribunal a quo.
Pois bem, antes de mais, verifica-se que no Acórdão recorrido, e não obstante em sede de relatório se fazer referência a tal contestação, (cfr., fls. 366-v), o certo é que, mais adiante, em sede de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nada se diz sobre tal peça processual.
Entend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tal “omissão” é irrelevante, dado que na dita contestação, não alegou 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qualquer facto novo que devesse ser objecto de investigação e pronúncia por parte do Tribunal a quo.
Ora, lendo-se tal peça processual, não cremos que as coisas sejam exactamente assim, pois que nos parece haver matéria alegada e relevante para a decisão a proferir.
E, então, não tendo o Tribunal investigado e emitido pronúncia sobre tal matéria da contestação, cremos que evidente é que incorreu n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ara a decisão”, a implicar o reenvio dos autos para novo julgamento, nos termos do art. 418° do C.P.P.M..
Todavia, em face da análise a que se procedeu aos autos e ao Acórdão recorrido e motivação de recurso, afigura-se-nos que pelos motivos que adiante se irão (tentar) deixar expostos, outra deve ser a solução.
Nesta conformidade, continuemos.
–– Diz (também) a recorrente que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foram lidas as declarações para memória futura de duas testemunhas, mas que em sede de fundamentação nada se disse quanto a tais declarações.
Não nos parece que assim seja.
Ainda que não exista uma referência expressa às “declarações para memória futura” destas duas testemunhas, não deixou o Colectivo a quo de afirmar que a sua convicção se formou “de acordo com os factos confirmados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consoante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após feita uma análise lógica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pela arguida, dos depoimentos prestados pelas testemunhas e das provas documentais constantes dos autos”.
Assim, atento o que se deixou exposto, e não se nos afigurando que tivesse o Tribunal que “especificar”, não se pode reconhecer razão à ora recorrente.
–– Passemos aos “vícios da matéria de facto”.
Entende também a recorrente que incorreu o Colectivo a quo nos vícios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e “erro notório”.
Cremos haver equívoco.
O vício de contradição ocorre quando “se constata incompatibilidade, não ultrapassável, entre os factos provados, entre estes e os não provados ou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e a decisão; (cfr., v.g. no Acórdão deste T.S.I. de 13.12.2012, Proc. n° 840/2012).
Por sua vez,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xiste quando se dão como provados factos incompatíveis entre si, isto é, que o que se teve como provado ou não provado está em desconformidade com o que realmente se provou, ou que se retirou de um facto tido como provado uma conclusão logicamente inaceitável. O erro existe também quando se violam as regras sobre o valor da prova vinculada,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ou as legis artis. Tem de ser um erro ostensivo, de tal modo evidente que não passa despercebido ao comum dos observadores.”
De facto, “É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se produzem e avaliam todas as provas (cfr. artº 336º do C.P.P.M.), e é do seu conjunto, no uso dos seus poderes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jugados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fr. artº 114º do mesmo código), que os julgadores adquirem a convicção sobre os factos objecto do processo.
Assim, sendo que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ada tem a ver com a eventual desconformidade entre a decisão de facto do Tribunal e aquela que entende adequada o Recorrente, irrelevante é, em sede de recurso, alegar-se como fundamento do dito vício, que devia o Tribunal ter dado relevância a determinado meio probatório para formar a sua convicção e assim dar como assente determinados factos, visto que, desta forma, mais não se faz do que pôr em causa a regra da livr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cfr., v.g., Ac. de 12.05.2011, Proc. n° 165/2011, e mais recentemente de 13.12.2012, Proc. n.° 926/2012 do ora relator).
E, da leitura que fazemos a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vislumbramos nenhuma “incompatibilidade insanável”, nem se divisa onde, como e em que termos, tenha o Colectivo a quo violado regras sobre o valor da prova tarifada, (e à qual estivesse vinculado), regras de experiência ou legis artis.
Assim, e sem demoras, continuemos.
–– Diz ainda a recorrente que padece a decisão recorrida de “violação do art. 339° do C.P.P.M.” e “erro de direito”.
E, aqui, cremos que com razão.
Vejamos.
A ora recorrente estava acusada de, como intermediária, e em representação do proprietário de uma fracção autónoma, mas sem conhecimento deste, dar de arrendamento a dita fracção a pessoa indocumentada, com conhecimento dessa situação.
Igualmente, para ocultar tal circunstância ao mencionado proprietário, era-lhe imputado o facto de falsificar a assinatura de uma outra pessoa, na qualidade de arrendatário da mesma fracção.
Porém, tal matéria, não se provou.
E, o que resultou provado foi apenas que a ora recorrente deu de arrendamento a fracção a “uma pessoa” – sem se identificar “quem” – e que, “deixou ocorrer uma situação de acolhimento de indivíduo que se encontrava a permanecer em Macau ilegalmente”.
Ora, cremos que com esta “factualidade” não se pode dar como verificado o crime de “acolhimento”, pelo qual foi a recorrente condenada.
Sem se saber se a pessoa a quem a ora recorrente “arrendou” a fracção era, (como na acusação constava), “indocumentada”, viável não nos parece a sua condenação como autora de 1 crime de “acolhimento”.
Também, no que toca a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a mesma se nos mostra ser a situação.
De facto, provou-se apenas que a arguida assinou um documento (“contrato de arrendamento”), onde constava a assinatura falsificada do suposto arrendatário, e, sem outra matéria a especificar as circunstâncias da elaboração do documento e da intervenção da ora recorrente, também aqui não nos parece possível a sua condenação pelo dit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 Aqui chegados, cabe dizer o que segue.
Como atrás se consignou, incorreu o Colectivo a quo em “insuficiência”, e como se viu agora, em “erro de direito”, (ou seja “erro na qualificação dos factos”).
Coloca-se então a questão de saber se se deve reenviar 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Porém, constatando-se que a matéria dada como provada não permite a condenação da ora recorrente, afigura-se-nos inútil, o assinalado reenvio para um novo julgamento, (e onde se ia discutir a matéria da contestação, que por natureza, pugna também pela absolvição da arguida).
Posto isto, resta decidir pela (imediata) absolvição da arguida.
4. Em conformidade com o exposto, decidia pela revogação da decisão recorrida, absolvendo a arguida dos crimes pelos quais vinha condenada.
Macau, aos 11 de Abril de 2013
José Maria Dias Azedo
第961/2012號刑事上訴案 第32頁/共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