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明理由方面不可補救的矛盾 - 審理證據上的明顯錯誤 - 重要事實 - 事實不足的瑕疵 - 當事人對事故的責任分擔 - 因果關係 - 合適原因原則 - 風險責任 - 風險責任的排除 - 生命權賠償 - 精神損害賠償 - 受害人家屬應受法律保護的權利 - 《民法典》第48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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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案第516/2011號
日期：2014年6月12日

主題： - 說明理由方面不可補救的矛盾
- 審理證據上的明顯錯誤
- 重要事實
- 事實不足的瑕疵
- 當事人對事故的責任分擔
- 因果關係
- 合適原因原則
- 風險責任
- 風險責任的排除
- 生命權賠償
- 精神損害賠償
- 受害人家屬應受法律保護的權利
- 《民法典》第489條
- 將來損失

摘要
1.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理由說明方面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是裁判本身的瑕疵，即指在事實事宜方面的證據性理據說明中、法院認定的事實之間、或認定的事實與未獲認定的事實之間存在矛盾。這種矛盾是絕對的，即一方面說“是一”，另一方面又說“不是一”，而不能存在於被指互相矛盾的事實之間各自所表達的意思不同或者各自所證實的內容不同的事實之間。
2. 上訴人所指的事實，一並非如上訴人所說的指司機的過錯的事實，是指事故本身產生損害的事實，另一是指損害的過錯的事實，原審法院證實一部分而沒有證實另一部分並不存在任何矛盾，更不用說絕對的矛盾。
3. 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4. 原審法院對於原告在請求書中陳述了的重要事實沒有認定，即沒有作調查，患下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事實不足的瑕疵，而非審理證據的明顯錯誤。
5. 確定當事人是否對交通意外的發生承擔責任，不是單純看其有否違反交通規則，而是更要看其行為是否合適地引起交通意外。
6. 雖然死者沒有遵守《嘉樂比大橋、友誼大橋及引橋規章》第8條第一款的規定在行進方向的最左面駛，其行為也只能是違反了交通規則，但是，由於嫌犯在“被引誘”超車時候，沒有按照超車的規則，並在確定不會影響正在行駛中的被超車的車輛的安全的情況下進行，明顯違反了《道路交通法典》第40條規定的超車的操作的規定，直接造成了電單車跌倒的事故，而電單車的司機，雖然有方便他人超車的義務（《道路交通法典》第41條），但是其行為不能被視為合適地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如果橫加於電單車司機任何百分比的過錯是不當地適用“必要條件（conditio sine qua non）因果關係”的理由，而違背了“合適因果關係”的現行法律原則。
7. 當事故可歸責於第三人，就排除了危險責任。
8. 生命權的損害賠償也是屬於精神損害賠償之列，由法院按衡平原則定出。
9. 所涉及的精神損害賠償或非物質損害賠償金額的訂定，由法官依公平公正原則作出，根據每一個案中已證事實及具體情況作出考慮，而不可能以其他個案或判決中某個可量化之項目作為衡量精神損害賠償的指標，更不可能存在一計算精神損害賠償之公式。
10. 人的生命以及身心的健康是無價的，法律規定對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也不過是通過金錢的賠償讓受害人的到一些精神安慰而已，而不能理解為完全的肉體的價值化。
11. 《民法典》第489條規定了非財產之損害的情況：
這條文規定了三層的意思：
第一款規定哪些非物質損害可以得到賠償；
第二款規定哪些人可以得到因死亡而產生的非物質損害的賠償；
第三款規定權利人可以得到多少的賠償。
12. 只要是可以確認受害人的權利所受到的損害是受到法律的保護的權利，可依《民法典》第489條第1、3款的規定得到賠償，無需在死亡的情況下享有權利，而這部分權利的損害賠償由法院按衡平原則定出。
13. 上訴人在請求書中僅在“物質損害”部分提到“僱請一外地家庭僱工，每月薪金MOP$2,500.00，至2010年7月，共支出傭工費MOP$22,500.00”，這部分費用將來繼續支付，但是，在“將來的損失“部分並沒有再主張這部分的賠償，原審法院也沒有作出決定，上訴法院也不可能再作任何的決定。
14. 雖然，上訴人主張因其失去雙腿的肯定造成工作能力的完全喪失。但是，這部分的損失，不是將來的，即使沒有引起工資的減少，也是實際發生的損失，由於上訴人沒有提出這方面的“生物損害”的賠償請求，也沒有在適當的訴訟階段提出補充請求，現在上訴階段不可能再提出來。
15. 沒有事實依據證明受害人被迫提前退休或者政府部門強迫其這樣做，或者沒有與其續約，不能認定存在將來的損失。
裁判書製作人

上訴案第516/2011號
上訴人：A
B
C
D
E
F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檢察院控告F及G兩人以直接正犯方式觸犯以下罪名，並請求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1. 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34條第1款結合五月七日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過失殺人罪；
2. 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準用第138條a項）結合五月七日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過失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3. 上述兩罪應依照《道路交通法》第94條（一）項之規定，科處兩名嫌犯禁止駕駛之附加刑。
案中被害死者H的配偶C以及兒子D及E於卷宗第280至315頁的請求書針對F、G、I（集團）有限公司和J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四名民事被請求人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要求判處四名被請求人支付：
- 電單車修理費澳門幣4,220.00元、2010年度現金分享澳門幣6,000.00元及中央儲蓄公積金帳戶澳門幣10,000.00元、精神損害賠償每人澳門幣300,000.00元共澳門幣900,000.00元、死者精神損害賠償澳門150,000.00元、死者生命權補償澳門幣900,000.00元、喪失將來工作收入補償澳門幣2,404,260.00元和自傳喚日起計之法定利息以及本案訴訟費用。
案中另一受害人A及其丈夫B也於卷宗第327至370頁的請求書對F、G、I（集團）有限公司和J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要求判處四名被請求人支付：
- 請求人A精神賠償澳門幣2,000,000.00元、請求人B精神賠償澳門幣250,000.00元、直接財產損失澳門99,486.80元和該等賠償自傳喚日起計至付清之延遲利息，以及目前無法計算而需在判決執行時以即時損失和/或所失收益為由結算的未來損害。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4-10-0095-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 刑事部分：
1. 宣告控訴嫌犯G觸犯澳門《刑法典》第134條第1款結合《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規定和處罰之一項過失殺人罪和澳門《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和第138條a項結合《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規定和處罰之一項過失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的控訴理由不成立，並就該兩罪開釋該嫌犯。
2. 對嫌犯F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澳門《刑法典》第134條第1款結合《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規定和處罰之一項過失殺人罪判處兩年徒刑；
　　對嫌犯F觸犯澳門《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和第138條a項結合《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規定和處罰之一項過失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對嫌犯F兩罪競合處罰，合共判處三年徒刑，緩刑二年。
3. 對嫌犯F加處禁止駕駛一年的附加刑處罰，為此，嫌犯F須於判決確定後五天期間內到治安警察局辦理禁止駕駛手續，否則需承擔違令罪之處罰。
- 關於民事賠償請求，宣告民事原告C、D及E、A及B的民事賠償請求部份成立，並判處如下：
1. 以不具正當性為由，駁回民事請求人B在本案請求精神賠償澳門幣MOP$250,000.00元（二十五萬元）之起訴；
2. 駁回請求人A在本案提出之在判決執行時再行結算之未來損失賠償之請求。
3. 駁回本案對第二被請求人G和第三被請求人I（集團）有限公司之民事賠償請求。
4. 請求人C、D及E在本案可得之賠償數目應為澳門幣MOP$1,523,376.00元（一佰五十二萬三仟三佰七十六元）。
5. 請求人A在本案可得之賠償數目應為澳門幣MOP$661,616.00元（六十六萬一仟六佰一十六元）。
6. 本案被請求人F駕駛MF-XX-9X號輕型汽車在交通意外應承擔之民事損償合共澳門幣MOP$2,731,240.00之80%，即澳門幣MOP$2,184,992.00元，其中由本案民事被請求人J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承擔澳門幣MOP$1,000,000.00元（一百萬元），嫌犯F承擔支付餘下之澳門幣MOP$1,184,992.00（一百一十八萬四仟九百九十二）。
7. 以上賠償金額尚包括自本判決日至付清之法定延遲利息。

民事請求人C、D及E、民事請求人B、A以及民事被請求人F不服初級法院上述判決，分別向本院提起上訴，其內容如下：
民事請求人C、D及E：
a. 經卷宗材料審理及審判聽證後，證實導致H死亡及另一受害人身體嚴重傷害的直接及必要原因，是第一嫌犯超車撞倒H駕駛的電單車而令受害人們倒下，繼而被由第二嫌犯駕駛的重型貨車車輛輾過。
b. 被上訴判決認定對於結果，H需承擔百分之二十的責任，得到這樣的結論，完全是因為原審法庭在判斷因果關係上，適用了我們不接受的必要（等價）條件理論，而不用我們接受的相當因果關係理論，前者認為任何一個條件不成立，有關犯罪就不成立，一切導致的結果發生的條件都被視為必要條件。
c. 第二嫌犯是職業司機，長期在馬路上駕駛，路面經驗、交通知識豐富，懂得如何避免交通意外的發生，負有小心謹慎義務，尤其駕駛重型貨車更甚。
d. 證實當時路面乾爽，天晴及交通流量正常，為此，已排除與路面有關。
e. 將一部由車廠生產的重型貨車改裝，包括加大輪肽尺寸，以及超重載貨，必然引致車輪的功能、協調性等一系列參數和汽車零件產生負面及消極的效果，這是物理常理，一個正常及有中度智慧的人都清楚，尤其影響剎停車輛。
f. 被第二嫌犯駕駛的重型貨車輾死和輾傷是鐵一般的事實，基於有關重刑貨車改裝輪肽及超重，引致特別危險，故依法作為第二嫌犯及車主I（集團）有限公司被推定存在過錯，若不能推翻，即需對損害作出賠償，而非受害人負舉證責任。
g. 要求判予喪失將來工作收入是合情、合理和合法的，並以公正原為基礎，比終審法院在某個案中作出的無統一性的司法見解為優，況且，中級法院亦存判例判處這方面的補償。
h. 綜上所述，被上訴判決存有審查證據方面錯誤、用錯理論去分析因果關係、違反《民法典》第486條、第496條、第556條、第558條、第560條以及作為法學基礎之公正原則。
上訴人向上訴庭請求如下：
1. 宣告上訴人主張的上訴理由成立，並產生其應有之法律效果。
2. 宣告H在本案的交通意外事故中並無過錯，故撤銷被上訴判決所判處之負20%責任之部分，並因而發生適當效果。
3. 宣告第二嫌犯及其僱主I（集團）有限公司推定有過錯，需要對H的死亡與第一嫌犯及其承保公司負上連帶責任，並產生其適當法律效果。
4. 倘不認為如此，亦請求宣告I（集團）有限公司需負風險責任，判處其承保公司在法定範圍內負上賠償責任，並產生適當法律效果。
5. 宣告按指導原則之公正原則，以及《民法典》第556條等之規定，撤銷被上訴判決中關於不給予喪失將來工作收益之判處，並參考貴院第185/2007號判決，按衡平原則，判處給予不少於澳門幣2,000,000元之補償。

民事被請求人F：
1. 上訴人不認同有關過錯責任比例，從己證事實得知，第一被害人所駕之摩托車一直在友誼大橋右方行車線行車，且車輛也載著第二被害人。
2. 一般摩托車駕駛者是認知的，由於友誼大橋車速高，風速強，而友誼大橋行車線左邊留有路線，亦可提供足夠行車空間給摩托車行走。
3. 其沒有依照《嘉樂比大橋、友誼大橋及引橋規章》第8條第一款規定，在行進方向之最左面駛，理應付上一定之過錯責任。
4. 考慮到其一直在沒有超車之情況下，佔用超車道及其摩托車車因載著第二被害人，車速必然較其他摩托車慢，其行為亦直接引誘其他道路超越其駕駛之摩托車。
5. 因此，在被引誘下及車速較慢之情況下，認為上訴人應付上60%之過錯責任，第一被害人應付上40%之過錯責任。
6. 上述判決部份違反了民法典第477條、第490條之規定。
7. 另一方面，原審法庭以喪失生命權把賠償金定為澳門幣九十萬元（MOP$900,000.00）是沒有遵從衡平原則標準。
8. 關於第一被害人本身獲證明的事實很少，甚至沒有查明她是否年輕，身體是不健康等，因此，除給予應有尊重外，法庭所訂之金額完全不適度。
9. 同時法庭也沒有查證上訴人之收入、需供養人士，經濟能力等因素。
10. 雖然交通事故由上訴人引起，但並非上訴人直接及必然造成第一被害人死亡之原因。
11. 第一被害人死亡是第二被告G直接所造成，而不是上訴人因上述事故必然及直接使第一被害人死亡。
12. 上訴人認為第一被害人失去生命權給予澳門幣四十萬元（MOP$400,000.00）的賠償顯得較為適當及衡平。
13. 因此，這部份被上訴決定明顯違反民法典第3條a項、第487條及第489條的規定。
14. 應撤銷原審法院就上訴決定的有關部份，上訴人應被判向第一民事請求人因第一被害人喪失生命賠償澳門幣四十萬元（MOP$400,000.00）。
15. 關於原審法庭向第一民事請求人賠償三人判處各人可得澳門幣三十萬元（MOP$300,000.00）的精神賠償，合共澳門幣九十萬元（MOP$900,000.00），賠償明顯不適度及過高和遠高於澳門法院通常訂定的金額，法庭沒有用衡平標準來計算相關的賠償金額。
16. 被上訴的裁判，以痛苦的價值訂定賠償，但已證事實中，沒有任何情節、任何事實支持作為基礎，因此，該決定絕對缺乏理據，且沒有任何事實或法律依據可以解釋怎樣定出該賠償金額。
17. 尤其沒有事實基礎下，證實第一民事請求人各人（C、D及E）所受之精神痛若如何嚴重。
18. 在民事訴訟中，法院作出司法決定時受當事人陳述的事實限制，以有關事實被認定為條件，根據處分原則，該原則構成訴因的事實（民事訴訟法第5條和第430條第1款），以及民法典第335條第1款的原則，即提出一項權利時需要證明構成有關權利之事實。
19. 在已證事實中，從沒有證實第一民事請求人（C、D及E），因被害人死亡後所受到之痛苦，或者是具體說明有什麼痛苦。
20. 同時，除被害人之丈夫C外，其兩名子女D及E均已成年及經濟獨立，且已沒有與其父母同住。
21. 因此，其所訂定以痛苦為標準的賠償額完全不適度，與法院對有關被害人家庭的痛苦價值作出的決定毫不協調。
22. 上訴人認為在已獲證之事實基礎上，及第一被害人家庭狀況，應給予第一民事請求人C，精神賠償澳門幣十萬元（MOP$100,000.00），而二名被害人之兒子D及E精神賠償合共澳門幣十萬元（MOP$100,000.00）較應合適。
23. 因此，這部份被上訴決定也違反民法典第3條a項、第487條及第489條的規定。
24. 另一方面，關於第一被害人之精神賠償方面，事件在當日18時18分發生，而第一被害人是被車輛輾過到上下身斷離之事實及第一被害人在救護人員到場後18時27分即時證實死亡，根據經驗法則，一個人被車輛輾過並造成身體斷離，當事人在那一舜間應即時死亡。
25. 同時，配合乘車之第二被害人證言，其在意外發生時已昏迷，因此，上述事實再配合經驗法則，第一被害人所受之損害明顯時間十分短暫，甚至可能已經昏迷。
26. 判處上訴人向第一被害人支付精神賠償澳門幣十萬元（MOP$100,000.00）的精神賠償，合共澳門幣明顯不適度。
27. 考慮上述事實及按經驗法則，向第一被害人精神賠償澳門幣二萬元（MOP$20,000.00）較為合適。
28. 關於第二被害人，上訴人被判處向第二被害人賠償澳門幣八十萬元（MOP$800,000.00）明顯不適度。
29. 上訴人只是作出超車之行為，並不是上訴人的碰撞，而直接和必然地導致第二被害人其嚴重受傷的主要原因。
30. 法庭在沒有查證上訴人之收入、需供養人士，經濟能力等因素。
31. 還有也應考慮第一被害人也存在一定的過錯，而導致第二被害人損害出現。
32. 因此，考慮第二被害人是之年齡，身體狀況及上訴人的過錯程度等情況，上訴人認為向第二被害人精神賠償澳門幣五十萬（MOP$500,000.00）元較為合理。
33. 上述判決部份亦再次違反了民法典第3條a項、第487條及第489條的規定。
　　綜上所述及有賴尊敬的合議庭的高見，本上訴應視為理由成立而被判得直，撤銷被上訴部份的合議庭裁判，並請求對上訴人作出如下判決：
1. 在過錯比例上，判處上訴人承擔60%過錯責任，第一被害人承擔40%過錯責任。
2. 判處上訴人因第一被害人喪失生命的賠償為澳門幣四十萬元（MOP$400,000.00）；
3. 上訴人向第一民事請求人C，精神賠償澳門幣十萬元（MOP$100,000.00），而二名被害人之兒子D及E棈神賠償合共澳門幣十萬元（MOP$100,000.00）；
4. 上訴人向第一被害人精神賠償澳門幣二萬元（MOP$20,000.00）；及
5. 上訴人向第二被害人精神賠償澳門幣五十萬元（MOP$500,000.00）；及
　　承上所述，懇請尊敬的合議庭裁定本上訴得直，並一如既往地作出公正裁判！

民事請求人B、A均不服初級法院的判決而分別向本院提起上訴。
B的上訴狀載於卷宗第755-766頁。1
A上訴狀載於卷宗第770-831頁。2
第一嫌犯F就原告A的上訴作出答覆，理據如下：
1. 第一嫌犯並不同意對於第二請求原告賠償MOP$800,000.00並不合理。
2. 本案是一宗交通意外引致之損害，並不是一宗工業意外事件。
3. 正如上訴人參考終審法院第20/2007號判決，上述判決證實被害人70%無能力，才被給予MOP$850,000.00賠償。
4. 相反，本案完全沒有證實第二請求原告之無能力之百分比。
5. 同時，參考其年齡，身體狀況，在事件發生已昏迷及事實之後果。
6. 及第二請求原告是由第二嫌犯車輛所造成。
7. 因此，參考本澳司法判決案例，原審法院判處MOP$800,000.00屬明顯偏高。
8. 關於過錯方面，第一嫌犯認同原審法庭對第一被害人存有一定之過錯責任。
9. 從政府經常透過社會各媒體，向市民宣傳在澳門大橋上行駛摩托車時，必須要靠左行駛，這是眾所週知之事實。
10. 一般摩托車駕駛者是認知的，同時由於友誼大橋車速高，風速強，而友誼大橋行車線左邊留有路線，亦可提供足夠空間給摩托車行車。（見卷宗第99頁之圖片）
11. 從卷宗第157頁及第158頁顯示，第一被害人駕駛之摩托車與其他同一行駛方向的摩托車不同。
12. 其一直佔據中間虛線右邊中間位置一段不少之時間及路程，從上述圖片分析，第一被害人從沒有意圖將其摩托車駛回左邊行車線行駛。
13. 當時第一被害人之摩托車是載著第二請求原告，其車速一定較沒有乘客慢。
14. 正如原審法庭所述，再配合其車速不高，又佔據行車道右方行車道行車一段時間及路線。
15. 上述行為必然引誘其他車輛對其作出超車行為。
16. 當然，發生意外時，上訴人必然存在一定過錯責任，但應從卷宗資料分析，及友誼大橋專有法律去考慮，第一被害人是存在過錯責任。
17. 眾所周知，友誼大橋時速最高80公里，而第一被害人所駕駛之車輛連乘客，根本去不了80公里。
18. 此外，尤其摩托車司機，均知悉友誼大橋右方行車線是超車道，車輛一般以80公里行車。
19. 毫無疑問，第一被害人的摩托車在友誼大橋上行車，正如卷宗第157頁及第158頁顯示資料，其與其他摩托車行車是有明顯分別。
20. 第一被害人的駕駛行為，必須引導其他道路使用者對其作出超車之行為。
21. 同時，第一請求人所主張之沒有第一嫌犯超車撞倒第一被害人，意外就不會發生。
22. 但上訴人絕不認同，可否反之理解，如第一被害人遵守法律，在左方行車道行駛，就不會有意外發生。
23. 因此，第一嫌犯有違反法律不小心超車，第一被害人亦有違反法律在大橋右方行車之情況。
24. 綜上所述，在民事頁任方面，第一被害人應存在一定過錯責任。
25. 即使第一被害人有過錯責任，第二民事請求原告亦可透過民事訴訟追究第一被害人責任及賠償，在本案中第二民事請求原告是沒有任何損失。
26. 至於未來結算方面，第一嫌犯認同原審法院之判決。
27. 第二民事請求原告並沒有在民事超訴狀中，提出其可預見之具體權利損失或將來可預見之損失存在。
28. 及提出要求賠償因聘請工人在2009年11月至2010年7月共支出MOP22,500.00，但其亦沒有提出將來需要繼續聘請工人的支出。
29. 根據民法之處分原則，其沒有提出將來之具體權利損失，法院亦不可以判處超過其請求之損失。

F也就原告C、D及E的上訴作出答覆，理據如下：
1. 在上訴狀中，第1至5點，純屬第一請求人之個人推測，事件之發生之情況。
2. 本案中，毫無疑問，第一嫌犯已被判處各項刑事罪名成立。
3. 民事責任方面，上訴人認同原審法庭對第一被害人存有一定之過錯責任。
4. 從政府經常透過社會各媒體，向市民宣傳在澳門大橋上行駛摩托車時，必須要靠左行駛，這是眾所周知之事實。
5. 一般摩托車駕駛者是認知的，同時由於友誼大橋車速高，風速強，而友誼大橋行車線左邊留有路緣，亦可提供足夠空間給摩托車行車。（見卷宗第99頁之圓片）
6. 從卷宗第157頁及第158頁顯示，第一被害人駕駛之摩托車與其他同一行駛方向的摩托車不同。
7. 其一直佔據中間虛線右邊中間位置一段不少之時間及路程，從上述圖片分析，第一被害人從沒有意圖將其摩托車駛回左邊行車線行駛。
8. 當時第一被害人之摩托車是載著第二被害人，其車速一定較沒有乘客慢。
9. 正如原審法庭所述，再配合其車速不高，又佔據行車道右方行車道行車一段時間及路程。
10. 上述行為必然引誘其他車輛對其作出超車行為。
11. 當然，發生意外時，上訴人必然存在一定過錯責任，但應從卷宗資料分析，及友誼大橋專有法律去考慮，第一被害人是否存在過錯責任。
12. 眾所周知，友誼大橋時速最高80公里，而第一被害人所駕駛之車輛連乘客，根本去不了80公里。
13. 此外，尤其摩托車司機，均知悉友誼大橋右方行車線是超車道，車輛一般以80公里行車。
14. 毫無疑問，第一被害人的摩托車在友誼大橋上車，正如卷宗第157頁及第158頁顯示資料，其與其他摩托車行車是有明顯分別。
15. 第一被害人的駕駛行為，必須引導其他道路使用者對其作出超車之行為。
16. 同時，第一請求人所主張之沒有第一嫌犯超車撞倒第一被害人，意外就不會發生。
17. 但上訴人絕不認同，可否反之理解，如第一被害人遵守法律，在左方行車道行駛，就不會有意外發生。
18. 綜上所述，在民事責任方面，原審法庭判決沒有第一請求人所述存有審查證據方面的錯誤，而第一被害人及上訴人在民事責任方面均存在過錯責任。
19. 關於將來收入方面，在本案中，第一被害人死亡，其人格權消滅，其是沒可能收入任何收入，正如終審法院第7/2004號判決已解釋了死者無法收取將來收入之原因。
20. 因此，應駁回第一請求人就將來收益的民事請求。
請求
- 裁定第一被害人應承擔一定過錯責任；及
- 駁回第一請求人就第一被害人死亡，而請求之將來的收益部份之民事請求。

F還就原告B的上訴作出答覆，理據如下：
1. 在本案中，請求人B，與本案事件完全沒有關連，其只是被害人A之丈夫身份。
2. 根據民法典第557條之規定，僅就受害人如非受侵害即可能不遭受之損害，成立損害賠償之債。
3. 請求人B與在本案中第一嫌犯作出行為完全沒有存在任何因果關係。
4. 因此，B其根本沒有正當性提出任何因本案事件而產生精神賠償。
5. 第一嫌犯從來沒有作出任何行為而使其受到精神賠償。
6. 本案中被害人A已成年，有行為能力，與之前中級法院所作裁判對未成年之父母作出精神損害賠償情況不同。
7. 此外，正如原審法院所述，本案實體法律沒有賦予B就其妻子身體完整性受損獲得精神賠償之法律理由。
8. 本案中上訴人也是存有一定過錯，理應作出賠償，但對於其家人B要求精神賠償絕對不能認同。
9. 倘若所述請求人B請求成立，即等同在任何案中之受害人的所有家人都可以得到精神賠償，包括尊親屬、卑親屬，甚至二等親及三等親或有關之人都會因受害人之損害，而獲得精神損害賠償，這根本不是法律所要保護之利益。
10. 因此，請求法官閣下應維持請求人B不具有正當性，而按照民事訴訟法典第58條及第230條第1款d項規定，駁回上訴人之精神損傷賠償請求。

被上訴人G對各上訴人的上訴作出答覆，理據如下：
1. 根據尊敬的初級法院法官的一審判決書，認為案中無法證明本被上訴人明知其車輛超過法定載重限制及該超載行為對駕駛操作的具體影響，同時亦認定本上訴人在目睹兩受害人連同電單車衝向其行車道後其作為正常人士之反應時間和正常所需之煞車距離，再認為無法證實本被上訴人在駕駛過程中存有任何主觀過錯和未能正常操作以致未能履行謹慎駕駛義務的事實，開釋本被上訴人過失殺人和過失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兩罪。
2. 上述判決中，尊敬的初級法院法官認為案中無法證明本被上訴人之操作過失和無法證明本被上訴人和貨車本身之風險造成一死一傷的意外後果，以及本被上訴人與交通意外之間亦無法證實存在因果關係，而駁回對本被上訴人的民事賠償請求。
3. 明顯地是，本被上訴人是無法被證明是存有過錯，再依照澳門民法典第335條1款，創設權利之事實由主張權利之人負責證明，即由上訴人去證明本被上訴人存有過錯，否則本被上訴人被推定為無過錯，因此不符合澳門民法典第477條1款民事責任的要件（存有故意或過失之過錯）而沒有義務承擔任何損害賠償。
4. 依照澳門民法典第496條和第498條有關駕駛車輛的風險責任和責任排除之規定，在一審判決書中對是次交通意外的責任按80%、20%的比例分配給第一嫌犯F和被害人H，而本被上訴人的責任已被排除，即其不用承擔風險責任和沒有損害賠償義務。
5. 綜上述，是次交通意外本被上訴人主觀上並沒有故意或過失，該意外是在其不可預知的情況下作出正常駕駛操作發生的，因此其不僅無須負上刑事上的責任，亦無須負有民事責任和風險責任。
6. 針對嫌犯F的上訴，尤其是上訴狀第18點、第29點、第31點和第35點以及結論部分第11點，再根據澳門民法典第335條1款，嫌犯F對超載影響駕駛操作並沒有提供證明，只是泛泛而談。
7. 針對C、D和E的上訴，該上訴狀提及“被上訴判決證實：a)在事實發生前，第二嫌犯已看到第一嫌犯欲超車的舉動”，但反覆細讀一審判決書，這不屬於已證事實列，而是屬於未證事實，這樣的判決基本內容的顛倒實在不應。
8. 而C、D和E的上訴狀第35點至第43條尤其是第17點所講與第1點至第25點的說法，前面提及由存在危險不是危險發生，後面又講存有危險推定有過錯，無非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
9. 實際上，澳門採納相當因果關係理論，而不為必要條件理論，都予以認同，且加上“誰主張誰舉證”之理論，因此在無法提供有效的證據證明超重加大輪胎尺寸對是次交通意外的具體影響則不能亂下定論，而且一審判決亦明確認定本被上訴人是用正常人士的反應時間作出煞車的駕駛操作。
10. 再者，對C、D和E的上訴狀之附件一至附件三尤其是結論部分存有疑問，該附件得出的最後煞車距離的
（M為質量量、…….為初速度即煞車前車速、f為煞車力），這裡並沒有分析煞車力，不排除有可能其像摩擦力一樣與質量成正比f=??M，導致最終煞車距離，與質量無聯繫。
11. 而B的上訴是以澳門民法典第489條2款理解為依據，該上訴狀認為條文中受害人之親屬的非財產損害之賠償請求權不僅僅指受害人死亡的情況，再以中級法院案件編號為545/2008的判決“Não se diz ali que, em caso que não seja de morte, não há lugar a indemnização não patrimonial dos respectivos lesados.”其表達意思條文沒有限制受害人受傷害其親屬有非財產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從而給予親屬因受害人受傷的非財產損害賠償。
12. 但中級法院案件編號為545/2008的判決只是一個過程，該案件還上訴到終審法院，可見終審法院案件編號為32/2009的判決，該判決駁回給予親屬因受害人受傷的非財產損害賠償，雖則以過度審理無效化方式去作出回應，但歸根到底仍不存在一個受害人受傷害其親屬有非財產損害賠償的個案。
13. 中級法院案件編號為545/2008的判決並不是統一司法見解，沒有任何約束力。
14. 所以，因B沒有訴訟正當性駁回其上訴。
15. 有關A的上訴方面，請求本被上訴人以風險責任承擔損害賠償義務，而再一次重申尊敬的初級法院法官閣下作出的判決，已明確地說明本被上訴人不存有任何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而所有責任由嫌犯F和第一被害人H去分配承擔。
16. 根據澳門民法典第498條之規定，因該交通意外僅可歸責於受害人H本人和嫌犯F，因此本被上訴人不用承擔風險責任。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經庭審聽證，原審法院認了以下得以證實的事實：
- 2009年9月7日下午約6時18分，任職於教育暨青年局的被害人H下班後，駕駛車牌號碼ME-XX-X0之重型電單車沿本澳友誼大橋由氹仔駛往澳門，當時，該電單車搭載其同事即另一受害人A。
- 友誼大橋由氹仔往澳門行車方向之路面劃分有兩條車道，車道間的部份路段標以縱向虛線分割。
- H當時處於右車道並靠近中間縱向虛線的位置，嫌犯F駕駛的車牌號碼MF-XX-9X之輕型汽車跟隨其後且與其同向行駛，當時，該汽車載有乘客L、M及N。
- 嫌犯F清楚見到H駕駛電單車所處之位置，即在其所駕汽車的左前方不遠處。
- 當駛至友誼大橋第182B05號燈柱附近時，在未有事先確定其所駕汽車與H所駕電單車之側面是否有足夠距離以確保兩車不會構成碰撞危險的情況下，嫌犯F從該電單車之右後方超車。
- 在超車的過程中，由於嫌犯F所駕汽車與H所駕電單車之間的側面水平間距過窄，結果，該嫌犯所駕汽車的左側後視鏡碰撞H所駕電單車的右側把手，導致H所駕電單車失控搖晃，再觸碰該嫌犯所駕汽車之左側車身，繼而再向左車道搖晃，最後該電單車連同駕駛者H和乘客A一同翻跌於左車道之內。
- 在此期間，一直在左車道內且與以上兩車同向行駛的牌號碼MH-XX-X1之密斗重型汽車貨車從後駛至。
- 上述貨車屬於I（集團）有限公司，當時由任職司機的嫌犯G駕駛，車上載有一批電視顯像管。事後經重量檢測，證實該載有貨物之貨車的總重量為16300kg，相對法定上限超重300kg（1.88%）（參見偵查卷宗第72頁至74頁之檢測記錄）。
- 當嫌犯G發現上述H所駕電單車被觸碰失控致搖晃跌入左車道內時，其已無法及時將車剎停，結果，其所駕貨車於左車道內輾過跌倒的H和A。事後，經警方現場勘察，證實左車道的路面內留有一道長約八點四米的縱向花痕，該花痕前存有一道長約六點六米的縱向剎車痕跡和血痕。
- 被輾過後，H倒臥於嫌犯G所駕貨車之右後輪胎位置之前，上下半身軀體斷離；A倒臥於嫌犯G所駕貨車之車尾靠右位置，失去意識；H所駕電單車則倒在貨車的車頭位置，電單車多處受損，事後已不能正常操作，制動無法測試（參見載於偵查卷宗第142至145頁由交通事務局出具的車輛鑑定報告）.
- 消防救護車於意外發生後不久到達現場，負責救護之消防員於當日下午6時27分即場證實H已死亡。
- 意外發生後，A被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並於當日起在該院接受住院治療，住院期間曾接受雙下肢截肢手術及多次整型外科手術，經醫院診斷，上述碰撞直接導致A喪失雙下肢及身體多處軟組織挫擦傷。
- 依據法醫解剖鑑定，H因受極大鈍性外力作用（重型貨車輾過腹部）致軀體斷離而死，其死因直接由交通意外所導致（參見載於偵查卷宗第147頁至148頁之屍體解剖報告）。
- A至2010年3月29日仍在仁伯爵綜合醫院留醫，2010年4月12日之法醫意見認為，假設不存在任何合併症之情況下，估計共需二百七十日康復，是次交通意外導致其喪失雙下肢，已對其身體完整性構成嚴重傷害，且將需接受義肢治療（參見載於卷宗第219頁之臨床法醫學意見書）。
- 事故發生時天氣晴朗，地面乾爽，事故發生前友誼大橋之交通暢順。
- 嫌犯F在友誼大橋行車期間，在未能事前確保不會導致交通危險之情況下進行超越前車之操作，從而違反謹慎駕駛的義務。
- 嫌犯G為職業司機，其所駕貨車及車上貨物的總重量超出法定限重。
- 嫌犯F及嫌犯G之上述行為直接導致事故的發生，並造成被害人H死亡、A嚴重受傷，以及H駕駛之電單車嚴重受損。
- 以上兩名嫌犯在自由及清醒的狀態下作出上述行為，且嫌犯F知道其行為違法。
-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1.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兩嫌犯F和G均為初犯。
2. 警方現場勘察證實左車道路面之內留有之一道長約八點四米的縱向花痕屬ME-XX-X0號重型電單車摩擦路面留下之痕跡。
民事請求書之獲證事實：
- 除與控訴書之獲證事實相符之事實視為得以證實之外，民事請求尚有以下事實視為獲證事實：
1. 民事請求人C、D及E之賠償請求部分：
(1) 被請求人G駕駛的ME-XX-X1號重型汽車輪胎尺寸與登記摺所載資料不符，案發時為11R22.5，應為10.00-20。
(2) 意外後，被害人H駕駛之ME-XX-X0號重型電單車之維修費為澳門幣MOP$4,220.00。
(3) 自1991年4月17日至案發時，被害人H為教育暨青年局之勤雜人員，案發時其月薪為澳門幣MOP$9,070.00。
2. 民事請求人A及B之賠償請求部分：
(1) 意外導致請求人A雙下肢之左側膝上性截肢、右側經髖關節截肢。
(2) 民事請求人A由2009年9月7日入院治療至2010年4月8日出院，其後，其在2010年10月22日再返醫院治療後出院；於2010年8月2日，其曾在仁伯爵綜合醫院心理精神科門診接受治療。
(3) 民事請求人A承受一種痛楚。
(4) 民事請求人A案發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其有兩名兒子、生活充實、用心工作和家務並喜愛旅遊，經常前往中山和香港探望家人並曾赴上海和青島旅遊。
(5) 案發後，民事請求人A之行動需他人輔助。
(6) 民事請求人B為民事請求人A之丈夫，案發後，因A截肢，其需照顧A並承受痛苦。
(7) 自1990年5月12日至案發時，請求人A為教育暨青年局之助理員，工作範圍包括清楚和送遞文書，案發後其無法從事原來工作；案發時其薪金為公職報酬之150點，近期調升為澳門幣MOP$9,940.00。
(8) 請求人A出院後租住XX街XX大廈第XX座XX樓XX，每月租金MOP$513.00，其之前收取每月公務員住房補貼MOP$1,000,00，
(9) 意外後，請求人A需矯形器材以適應其身體活動之需求，其曾購買一價值折合MOP$2,700.00之洗澡凳、一價值MOP$1,380.00之輪椅、一價值MOP$120.00和一價值MOP$320.00之用於鍛煉身體平衡之兩個健身球。
(10) 意外後，請求人A曾在中醫師XX處購買中藥品MOP$3,200.00。
(11) 意外後至今，請求人A於2009年10月8日起僱請一外地家庭僱工，每月薪金MOP$2,500.00 ，至2010年7月，共支出傭工費MOP$22,500.00。
(12) 案發後搬家，請求人A曾購買一煮食爐MOP$1,780.00、一洗衣機MOP$2,260.00、一抽油煙機MOP$1,300.00、三台冷氣機MOP$4,500.00、安裝抽油煙機和熱水器之人工MOP$500.00、裝置電線開關和兩張不鏽鋼鋁板斜臺（請求書內寫為三套燈具）MOP$15,350.00---參見卷宗第366頁發票、油壓床和床上用品合共MOP$7,960.00（請求書內寫為一個房間用柜---見卷宗第367頁購貨單）和鋁窗工程費用MOP$31,240.00元。
未證事實：
經庭審聽證，本庭認為控訴書內載有之以下事實未能獲得證實：
- 嫌犯G之前已清楚見到在其前方的右車道內，嫌犯F所駕汽車與H所駕電單車前後距離及水平距離均很接近，且前車正擬超越後者。嫌犯G觀察到上述情刑時，其所駕重型貨車與前述兩車的縱向距離至少有十米。
- 雖然已察覺到上述右車道內兩車有碰撞之虞，但嫌犯G沒有因應上述特別情況以及其所駕貨車負重和車身較寬的情況而適當減慢車速，藉以防範上述右車道內兩車真正碰撞時可能帶來的突發危險情況。
- 嫌犯G在駕駛時沒有因應路面、所駕車輛超重及車身較寬的特殊情況而調節車速，以致不能在前面無阻且可見之空間內安全停車，亦違反謹慎駕駛的義務。
- 嫌犯G知道其行為違法。

三.法律部份：
本案有四個涉及民事方面的判決的上訴，分別是（1）民事請求人C、D及E、（2）民事被請求人F、（3）民事請求人B以及（4）民事請求人A的上訴。
民事請求人C、D及E的上訴僅針對原審法院的關於確定死者20%的過失責任的決定，認為應該確定死者沒有過錯，而第二嫌犯以及其雇主I集團有限公司具有推定的過錯責任，尤其是因為非法改裝了車輛的輪胎尺寸並且在出事時載貨超重，至少也要承擔風險責任。
民事被請求人F的上訴首先不同意原審法院的過錯比例，認為受害死者的過錯比例至少也要佔40%；其次不同意第一被害人的生命權的賠償金額，認為40萬為比較合適的金額；再次也不同意對第一被害人的家屬的民事原告三人的精神賠償金額，認為第一原告接受10萬，兩兒子共10萬的金額比較合適；而第一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因幾乎是當場死亡，確定2萬的金額比較合適。至於第二被害人，確定對其的精神損害賠償金額80萬明顯失度，可以接受50萬。
民事請求人第二被害人A的丈夫B不同意原審法院認為其沒有受償的正當性以及行為人的行為與其傷害沒有因果關係而駁回其民事請求的決定。
民事請求人第二被害人A的上訴提出了以下的問題：
第一、原審法院的判決明顯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在說明理由方面不可補救的矛盾：一方面證實意外導致請求人A雙下肢之左側膝上性截肢、右側經髖關節截肢；另一方面由認定沒有得到證實：雖然已察覺到上述右車道內兩車有碰撞之虞，但嫌犯G沒有因應上述特別情況以及其所駕貨車負重和車身較寬的情況而適當減慢車速，藉以防範上述右車道內兩車真正碰撞時可能帶來的突發危險情況。而這個矛盾非發回重審不能解決問題；
第二、對於第二個事故，由第3被告駕駛的屬於第2被告的重型汽車司機有過錯，因此，第3被告承擔因委任而應承擔的風險責任（《民法典》第493條第1款最後部分以及第2款），也因此，第4被告承擔保險的最高200萬的責任；
第三、即使在第2被告、重型汽車司機沒有過錯的情況下，原審法院排除了委任人的風險責任，而錯誤的適用了《民法典》第493條的規則。其中，委任人的責任可以在要求以及指令受任人進行危險活動時候而確認，因而可以適用《民法典》第486條第2款的規定。
第四、即使接受第一事故的電單車司機有20%的過錯，這個過錯永遠不能延伸至第二事故而作為此事故造成損害的事故鏈條的環節。
第五、在針對原審法院的損害賠償賠償方面，提出了涉及一系列事實的審理證據上的明顯錯誤：
（一）原審法院認定了不相容的事實：一方面認定本上訴人在2009年9月7日至2010年3月29日被安排住院，另一方面同時證實其於2009年9月7日至2010年4月9日住院，後來於2010年10月22日被安排一次門診；
（二）原審法院患了明顯的錯誤：在庭審過程中沒有任何資料令法院認定本上訴人僅於2010年10月22日進行過一次門診，而事實上上訴人於2010年7月12日送去醫院門診然後被安排住院，直至2010年10月22日。
（三）原審法院僅證實上訴人需要一次心理咨詢並不符合事實，實際上蔡嘉雯醫生從事故發生日起一直跟進上訴人的心理咨詢。
（四）不明白為何原審法院認定受害人事故後領取1000澳門元的房屋津貼，因為庭審沒有任何資料指向這個意思。
（五）雖然法院認定上訴人住院的事實，但是忽略了上訴人所花因事故而引起的住院費用，應該判處事故的責任人承擔這些費用的責任。
a) 關於那些必須的醫療設備，不理解為什麼法院僅僅考慮了一部分而沒有考慮其他部分。
b) 證明這些費用的文件的真實性、有效性以及內容並沒有被質疑，應該具有相當的證明其中所指的事實證據效力。
（六）事實證明事故之前上訴人與其丈夫在長子家住。雖然上訴人提出“因被截肢行動不便而被迫搬離沒有電梯直到地下一層的家”的事實，開庭時也有證人提到這些事實，但是原審法院並沒有提及這個事實。對於一個好的判決應該明確指出這些事實是否得到證實，因為這些事實組成了訴因的一部分，忽略它們則是原審法院在審理證據上的錯誤。
（七）損害賠償的金額的確定：
a）非物質損害賠償的金額
b）將來的損失。陷入說明理由的不可補救的矛盾
（八）確定死者20%的過錯時陷入判決缺乏說明理由和事實審的說明理由上的不可補救的矛盾。
最後，指出原審法院的判決違反了既陷入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第b、c項規定的瑕疵以及第360條規定無效的瑕疵，也因陷入審判的錯誤而違反了《民法典》3 第477、 486、 493、 496條以及《刑事訴訟法典》第71條的規定，並要求：
- 因事實的瑕疵而發回重審；
- 因判決書說明理由的缺乏的無效而宣告其無效；
- 撤銷原審法院的判決開釋對第2、3、4被告的民事請求部分以及確定電單車司機在與輕型汽車的交通事故中承擔20%的責任的決定；
- 對沒有做出判處將來損失的賠償部分以及其他的請求的判決做出改判。

所有這些問題，包括了事實的瑕疵的問題和法律的適用的問題，由於事實問題是法律問題的基礎，有關事實的問題應該予以先行審理。那麼，以下我們逐一看看。
第一、說明理由方面不可補救的矛盾
正如上述所作的問題的清理是所提到的，受害人A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一方面證實“意外導致請求人A雙下肢之左側膝上性截肢、右側經髖關節截肢”，另一方面又認定沒有得到證實“雖然已察覺到上述右車道內兩車有碰撞之虞，但嫌犯G沒有因應上述特別情況以及其所駕貨車負重和車身較寬的情況而適當減慢車速，藉以防範上述右車道內兩車真正碰撞時可能帶來的突發危險情況”。
我們知道，《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理由說明方面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是裁判本身的瑕疵，即指在事實事宜方面的證據性理據說明中、法院認定的事實之間、或認定的事實與未獲認定的事實之間存在矛盾。4 這種矛盾是絕對的，即一方面說“是一”，另一方面又說“不是一”，而不能存在於被指互相矛盾的事實之間各自所表達的意思不同或者各自所證實的內容不同的事實之間。5
很明顯，上訴人所指的事實，一並非如上訴人所說的指司機的過錯的事實，而是指事故本身產生損害的事實，另一是指損害的過錯的事實，原審法院證實一部分而沒有證實另一部分並不存在任何矛盾，更不用說絕對的矛盾，故不存在所質疑的瑕疵。
因此，上訴人A這方面的理由不成立。

第二、審理證據上的明顯錯誤
受害人A認為原審法院在認定有關住院、租房費用、房屋津貼、住院以及醫療費用等事實時出現審理證據的明顯錯誤。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我們知道，在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所運用的自由心證實不能質疑的，而這種複雜的過程可以在判決的理由說明中讓人們知道其認定事實的依據。

關於住院的事實，民事請求人A以及B在起訴狀中的第30、31條中陳述了請求人A於2009年9月7日至2010年4月9日住院，然後上訴人於2010年7月12日再送去醫院門診然後被安排住院，直至2010年10月22日。
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民事被告沒有對民事請求作答覆並不引致承認所陳述的事實，雖然有關這些事實沒有受到爭議，但是，法院不能視其為已證事實。
而事實上，雖然，原審法院沒有肯定像上訴人所說的“於2010年10月22日被安排一次門診”，但是，當在認定這方面的事實時寫明 “其後，其在2010年10月22日再返醫院治療後出院”，就讓人不明白上訴人究竟是何時第二次入院。這些事實，上訴人在請求書中明確陳述了，第二次入院對受害人的精神傷害更加深刻。那麼，雖然上訴人沒有請求住院的費用的賠償，但是，調查清楚這個事實對確定受害人的精神賠償有極其重要意義。這樣的話，原審法院沒有調查清楚上訴人第二次入院的日期這個事實，患下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事實不足的瑕疵，而非審理證據的明顯錯誤。
因此，這方面的事實審理必須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的規定，發回重審，然後重新對上訴人這方面的精神賠償作出決定。

關於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僅證實上訴人需要一次心理咨詢並不符合事實的問題，事實上，原審法院認定“於2010年8月2日，其曾在仁伯爵綜合醫院心理精神科門診接受治療”，這個事實並沒有排除上訴人所主張的“實際上XX醫生從事故發生日起一直跟進上訴人的心理咨詢”，因為原審法院並沒有認定“僅一次”這個事實，這是上訴人對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的錯誤理解。
另一方面，受害人提出在仁伯爵綜合醫院心理精神科門診接受治療這點事實，旨在證明受害人經過交通意外的傷害，傷及其心靈和心理，需要心理醫生的輔導咨詢。而受害人並沒有提出因心理咨詢的費用的賠償，是否認定多次的心理咨詢的重要性並沒有那麼突出，原審法院的認定已經充足作出法律的適用。
基於此，我們不能質疑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上存在明顯的錯誤，極其量也只能是沒有按照原告的事實的更多陳述作出認定而已。

關於受害人事故後領取1000澳門元的房屋津貼，這完全是上訴人誤解原審法院的意思，只要稍稍看看已證事實就可以發現：原審法院是說：“請求人A出院後租住XX街XX大廈第XX座XX樓XX，每月租金MOP$513.00，其之前收取每月公務員住房補貼MOP$1,000,00”，原審法院是指租住公務員宿舍之前收取房屋津貼，並沒有指事故之後收取津貼。

關於受害人住院費用，由於受害人在請求書中並沒有主張這部分的損害賠償，所以認定還是不認定沒有任何的重要性。

關於醫療設備，不理解為什麼法院僅僅考慮了一部分而沒有考慮其他部分，即既然認定了同一發票的練力球，卻沒有認定矯正坐墊（seat cushion）。為此，上訴人主張證明這些費用的文件的真實性、有效性以及內容並沒有被質疑，應該具有相當的證明其中所指的事實證據效力。
我們認為，這明顯是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中的遺漏，是可以更正的部分，並非原審法院在審理證據中出現的明顯錯誤。實際上，這部分的事實沒有得到爭議，應該視為已證事實。
因此，上訴人A這方面的理由不成立。

關於原審法院沒有提及“因被截肢行動不便而被迫搬離沒有電梯直到地下一層的家”的事實，上訴人在請求書中已經陳述的事實，但是，原審法院沒有認定這部分事實，因為沒有作出明確的調查這部分事實，那麼，這是事實不足的問題。
由於這部分事實可以此增加在非物質損失賠償方面的理由，同時也可以更好的說明其在租住政府宿舍後的經濟損失，此等事實為重要的事實。而原審法院在請求人明確陳述了這部分的事實，而僅單純用“沒有得到證實其他與已證事實不符的事實”表達，我們實難以知道原審法院是否真的調查了這個事實，那麼，涉及到這部分事實，我們也不得不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的規定，發回重審，然後重新對上訴人這方面的精神賠償作出決定，以及可能存在的物質損害方面的賠償。
因此，上訴人A這方面的理由成立。

第三、民事當事人的責任分擔
首先，上訴人A認為原審法院在這部分沒有說明理由，解釋為什麼受害死者應該承擔20%責任。
事實上，判決書在第25頁這一部分的理由，“被害人H駕駛ME-XX-X0號重型電單車違反友誼大橋規章行車之過錯……承擔20% ......之責任”。
這理由雖然簡單，但是也讓人明白其意思，所以沒有上訴人所指的缺乏理由說明的瑕疵。
其次，民事請求人C、D及E以及民事請求人A讀提出了這個問題，主要是反對電單車司機（死者）存在過錯的認定以及沒有確定重型貨車司機的責任，至少也要認定其危險責任，而這種危險責任由車主（司機僱主）因委任關係而承擔。
而民事被告F也不同意原審法院確定的責任分擔比例，認為死者至少應該承擔40%的責任。
分析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認定涉及到事故的三個司機的過錯的問題。
原審法院在決定各司機的過錯時，將駕駛的輕型汽車嫌犯F列為交通事故的主要責任人（80%），電單車司機死者為次要的責任人（20%），而重型貨車司機沒有過錯。
首先我們看看電單車司機死者是否應該承擔20%的過錯責任。
我們知道，確定當事人是否對交通意外的發生承擔責任，不是單純看其有否違反交通規則，而是更要看其行為是否合適地引起交通意外。6
上訴人F所主張，一般摩托車駕駛者是認知的，由於友誼大橋車速高，風速強，而友誼大橋行車線左邊留有路線，亦可提供足夠行車空間給摩托車行走；其沒有依照《嘉樂比大橋、友誼大橋及引橋規章》第8條第一款規定，在行進方向之最左面駛；考慮到其一直在沒有超車之情況下，佔用超車道及其摩托車車因載著第二被害人，車速必然較其他摩托車慢，其行為亦直接引誘其他道路超越其駕駛之摩托車。
沒錯，死者沒有遵守《嘉樂比大橋、友誼大橋及引橋規章》第8條第一款的規定在行進方向的最左面駛，而其佔用超車道及車速必然較慢必然直接引誘其他道路超越其駕駛的摩托車。但是，其行為也只能是違反了交通規則，問題在於嫌犯F在“被引誘”超車時候，沒有按照超車的規則，並在確定不會影響正在行駛中的被超車的車輛的安全的情況下進行。
相反，“在超車的過程中，由於嫌犯F所駕汽車與H所駕電單車之間的側面水平間距過窄，結果，該嫌犯所駕汽車的左側後視鏡碰撞H所駕電單車的右側把手，導致H所駕電單車失控搖晃，再觸碰該嫌犯所駕汽車之左側車身，繼而再向左車道搖晃，最後該電單車連同駕駛者H和乘客A一同翻跌於左車道之內”。民事被告（嫌犯）明顯違反了《道路交通法典》第40條規定的超車的操作的規定，直接造成了電單車跌倒的事故（我們稱之為第一事故）。
而電單車的司機，雖然有方便他人超車的義務（《道路交通法典》第41條），但是其行為不能被視為合適地造成第一事故的直接原因，如果橫加於電單車司機任何百分比的過錯是不當地適用“必要條件（conditio sine qua non）因果關係”的理由，而違背了“合適因果關係”的現行法律原則。
其次，我們看看重型貨車。
已證事實顯示：“在此期間，一直在左車道內且與以上兩車同向行駛的牌號碼MH-XX-X1之密斗重型汽車貨車從後駛至。…… 當嫌犯G發現上述H所駕電單車被觸碰失控致搖晃跌入左車道內時，其已無法及時將車剎停，結果，其所駕貨車於左車道內輾過跌倒的H和A。”
很顯然，一直在左道行駛的重型貨車，不可能預想到一直在右道行駛的車輛會跌向左道，即使其急刹車也沒有辦法將汽車停住而不發生碾壓死者和傷者的意外（第二事故）。所以，原審法院沒有確定重型貨車司機的過錯是正確的。
至於受害人在其上訴所主張的重型貨車的危險責任，因車主的委任而生的風險責任也好，因車輛本身的風險責任也好，已經被《民法典》第498條的規定排除了。
第498條關於“責任之排除”規定：
“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定之責任，僅在就事故之發生可歸責於受害人本人或第三人時，或事故係由車輛運作以外之不可抗力原因所導致時，方予排除，但不影響第五百條之規定之適用。 ”
而現在，事故可歸責於第三人，即本案的嫌犯，那麼，就排除了重型貨車的危險責任。
至於民事請求人C、D及E的上訴中關於第二嫌犯以及其雇主I集團有限公司因非法改裝了車輛的輪胎尺寸並且在出事時載貨超重要承擔風險責任的主張已經沒有必要作審理了。
那麼，上訴人C、D、E以及A這方面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上訴人F這方面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第四、生命權的賠償
原審法院確定死者的生命權的賠償金額為90萬澳門元，而上訴人F不同意第一被害人的生命權的賠償金額，認為40萬為比較合適的金額。
生命權的損害賠償也是屬於精神損害賠償之列。根據《民法典》第489條規定，精神損害賠償之金額，由法院按衡平原則定出，而在任何情況下，均須考慮第487條所指的情況；如屬受害人死亡的情況，不僅得考慮受害人所受的非財產損害，亦得考慮按上款的規定享有賠償請求權者所受的非財產損害。
也就是說，本案所涉及的是因司機的過錯以及汽車的風險共同產生的精神損害賠償或非物質損害賠償金額的訂定，由法官依公平公正原則作出，而法官只能根據每一個案中已證事實及具體情況作出考慮，7 而不可能以其他個案或判決中某個可量化之項目作為衡量精神損害賠償的指標，更不可能存在一計算精神損害賠償之公式。8
我們要理解，人的生命以及身心的健康是無價的，法律規定對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也不過是通過金錢的賠償讓受害人的到一些精神安慰而已，而不能理解為完全的肉體的價值化。
原審法院所確定的90萬澳門元的賠償根本沒有過高之夷，而上訴人主張的40萬澳門元的賠償卻明顯賤化人的生命權的價值。

第五、死者、傷者及其家屬的精神損害賠償
原審法院確定死者的精神損害賠償為15萬澳門元，傷者的精神損害賠償為80萬澳門元，死者的家屬三人每人30萬澳門元，而以不具正當性駁回傷者家屬的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
上訴人F也不同意對第一被害人的家屬的民事原告三人的精神賠償金額，認為第一原告接受10萬，兩兒子共10萬的金額比較合適。而第一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因幾乎是當場死亡，確定2萬的金額比較合適。至於第二被害人，確定對其的精神損害賠償金額80萬明顯失度，可以接受50萬。
另外傷者家屬作為民事請求人之一也提起上訴，對以不具正當性駁回其請求的決定提出了上訴。
正如上文所述，根據《民法典》第489條規定，精神損害賠償之金額，由法院按衡平原則定出，而法官只能根據每一個案中已證事實及具體情況作出考慮。這種以衡平原則定出的賠償金額只有在顯失公平和明顯不當、不合適的情況下，上訴法院才有介入的空間。
人的身心的健康是無價的，法律規定對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也不過是通過金錢的賠償讓受害人的到一些精神安慰而已，而不能理解為完全的肉體的價值化，原審法院所確定的所有上述賠償金額根本沒有過高之夷，應該予以維持。
我們在看看民事請求人第二被害人A的丈夫B的上訴理由。
B不同意原審法院認為其沒有受償的正當性以及行為人的行為與其傷害沒有因果關係而駁回其民事請求的決定。
首先，我們要講的是原審法院錯誤地適用訴訟法駁回了上訴人的申請，因為上訴人具有“受害人”的資格（《刑事訴訟法典》第62條），其受法律保護的載於《民法典》的權利被犯罪行為損害了。9
其次，原審法院駁回請求的決定實際上是基於上訴人受到賠償的實體權利的理由作出的。但是，原審法院這方面也是沒有道理的。
《民法典》第489條規定了非財產之損害的情況：
“一、在定出損害賠償時，應考慮非財產之損害，只要基於其嚴重性而應受法律保護者。
二、因受害人死亡，就非財產之損害之賠償請求權，由其未事實分居之配偶及子女、或由其未事實分居之配偶及其他直系血親卑親屬共同享有；如無上述親屬，則由與受害人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及受害人之父母、或由與受害人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及其他直系血親尊親屬共同享有；次之，由受害人之兄弟姊妹或替代其兄弟姊妹地位之甥姪享有。
三、損害賠償之金額，由法院按衡平原則定出，而在任何情況下，均須考慮第四百八十七條所指之情況；如屬受害人死亡之情況，不僅得考慮受害人所受之非財產損害，亦得考慮按上款之規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所受之非財產損害。 ”
我們可以看到，這條文規定了三層的意思：
第一款規定哪些非物質損害可以得到賠償；
第二款規定哪些人可以得到因死亡而產生的非物質損害的賠償；
第三款規定權利人可以得到多少的賠償。
第二款和第三款的最後部分規定了在死亡的特殊情況下的非物質或者精神損害賠償的情況。這不是我們這裡要討論的。
我們要討論的是像上訴人A的丈夫那樣的一般的情況，也就是第一款和第三款前一部分的規定。只要是可以確認受害人的權利所受到的損害是受到法律的保護的權利。而這部分權利的損害賠償由法院按衡平原則定出。
正如上引用《民法典》第489條的規定，A的丈夫，作為一個身體和心理健康的男人，面對跟自己同甘共苦幾十年的但因交通意外失去雙腿的妻子，其心靈受到的傷害不亞於受害者本人。先別說作為丈夫需要照顧妻子的生活而受到的不方便的困擾以及承受的痛苦，但就面對傷殘的妻子，在個人感官上、性生活方面快樂和感官受到的嚴重傷害，已經足以讓上訴人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
而其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完全應該得到滿足。因此，上訴人在請求書提出的25萬澳門元的賠償金額一點也不為過，應該予以支持。
基於此，上訴人B這方面的上訴理由成立。

另外，A在其上訴中不同意原審法院確定的80萬澳門元的精神損害賠償。由於這方面涉及上文所作的發回重審的部分，那麼這個問題就沒有再審理的必要了。

第六、將來損失的賠償
上訴人A不同意原審法院沒有判定其應該在執行判決作結算的將來的損失，包括其因事故被迫提前退休的可能造成的損失以及被迫雇傭他人照顧自己的工資支出的花費。
對於第一部分，上訴人主張因其失去雙腿的肯定造成工作能力的完全喪失。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這部分的損失，不是將來的，即使沒有引起工資的減少，也是實際發生的損失。
一方面，由於上訴人沒有提出這方面的“生物損害”的賠償請求，也沒有在適當的訴訟階段提出補充請求，現在上訴階段不可能再提出來；另一方面，沒有事實依據證明受害人被迫提前退休或者政府部門強迫其這樣做，或者沒有與其續約，所以不能認定這方面的損失。
至於被迫聘用工人照顧自己方面，雖然原審法院認定“案發後，民事請求人A之行動需他人輔助”，而上訴人在請求書中僅在“物質損害”部分提到“僱請一外地家庭僱工，每月薪金MOP$2,500.00，至2010年7月，共支出傭工費MOP$22,500.00”，這部分費用將來繼續支付，但是，在“將來的損失“部分並沒有再主張這部分的賠償，原審法院也沒有作出決定，我們也不可能再作任何的決定。
因此，上訴人這方面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B的上訴理由成立，F的上訴理由不成立，C、D、E、A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判決如下：
1 - 撤銷原審法院有關駁回B的請求以及確定死者20%的過錯責任的決定，改判民事被告F須為交通意外的發生負上10%的過錯責任。
2 - 判處民事被告J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F必須支付以下受害人的物質和精神損害賠償共2183640澳門元，其中，由J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基於F的車輛保險合同承擔100萬澳門元，餘額由F承擔：
- C、D、E得到的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為1904220澳門元：其中三人共有1004220澳門元，分別擁有各30萬澳門元。
- B得到的精神損害賠償25萬澳門元。
- A得到的物質損失賠償共29420澳門元（=2400+4520+22500）澳門元（其中2400是得到證實的受害人購置的矯正坐墊的費用）。
3 - 關於受害人A的第二次住院時間、因被截肢行動不便而被迫搬離沒有電梯直到地下一層的家的事實，因原審法院沒有審理認定，必須由沒有介入的法官組成的合議庭重新進行審理，認定了事實後，再對受害人A的精神損害賠償部分作出決定，並全部由民事被告F承擔（因保險公司已經承擔了保險合同最高的賠償限額）。
本程序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和被上訴人按落敗的比例分別承擔。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4年6月12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osé Maria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第一助審法官)
(não subscrevo a decisão de indemnização dos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do demandante Ho Weng; cfr, v.g; Ac. deste T.S.I. de 24.10.2002, Proc. n.º 199/200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上訴內容如下：
1. Após o julgamento da matéria de facto, demonstrou-se que após o acidente a Ofendida A foi hospitalizada, tendo-se submetido a várias operações cirúrgicas e, designadamente, a amputação das pernas; que antes do acidente, a A era saudável, com um casamento feliz, tinha uma vida activa e bastante preenchida com o trabalho, os afazeres domésticos e adorava viajar para visitar os seus familiares.
2. Provado ficou também que após o acidente a A passou a precisar de ajuda para movimentar-se.
3. Igualmente se provou que a ofendida passou a depender dos cuidados do Recorrente, causando-lhe dores, angústia e pressão psicológica, desde a amputação das pernas da mulher.
4. Surpreendentemente, não obstante ter identificado e autonomizado os danos do Recorrente, entendeu o Tribunal recorrido que inexiste nexo de causalidade entre os transtornos sofridos pelo Recorrente e o comportamento do lesante.
5. Tendo também considerado que ao Recorrente falta legitimidade processual, nos termos do art.º 58º e al. d) do nº 1 do art.º 230º, ambos do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6. A questão de legitimidade ou ilegitimidade das partes em pleito tem de ser aferida de acordo com a relação material controvertida configurada pelo autor na sua petição.
7. Impõem-se a distinção do conceito de legitimidade a nível de pressuposto processuais e de condições de procedência em sede do mérito da acção.
8. O Recorrente fundamentou a sua pretensão nos termos do art.º 489º do Código Civil, tendo demonstrado ter a sua esfera jurídica sido violada, identificando os lesantes, os actos lesivos, a culpa, e os danos que para si advieram, pressupostos processuais necessários para a condenação, que aliás, resultaram provados em sede de audiência.
9. Caso se viesse a demonstrar que dos factos trazidos a julgamento não resultaram quaisquer danos para o Recorrente, tratar-se-ia, de improcedência do pedido, não estando em causa a sua legitimidade processual.
10. A lei não limita a indemnização apenas aos familiares da vítima em caso de morte, protegendo todos aqueles que sofrerem danos ocasionados pelo crime, desde que se verifiquem os pressupostos legais necessários, tal como resulta do nº 2 do art.º 489º do Código Civil.
11. No entendimento da Doutrina e Jurisprudência a definição de lesado incluirá todo aquele que não sofrendo directamente o crime, por efeito dele sofre danos, sendo entendimento corrente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que não é pressuposto necessário de indemnização da favor dos familiares do ofendido, que tenha ocorrido a morte deste último.
12. O Tribunal a quo, fez uma interpretação incorrecta da lei ao indeferir 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deduzido pelo Recorrente, posto que n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resultaram provados os danos que para si advieram do acidente que determinou a amputação das pernas da sua mulher, pessoa activa com quem tinha um casamento feliz, com quem viajava frequentemente, com uma vida activa e bastante preenchida com o trabalho, os afazeres domésticos, que, de repente ficou diminuída, passando a depender de terceiros, designadamente, o Recorrente, para qualquer movimento do seu quotidiano.
13. O pedido do Recorrente merece protecção jurídica, tendo em conta que para além dos danos já provados, até ao fim da sua vida continuará a viver ao lado de uma pessoa diminuída fisicamente, partilhando ambos o sofrimento por esse fatal acidente.
14. O acórdão recorrido incorreu no vício de erro de julgamento, tendo violado o art.º 62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bem como o nº 2 do art.º 489º do Código Civil, a al. d) do nº 1 do art.º 230º e art.º 58º, ambos do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de Direito, deve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e, em consequência deverá o Acórdão proferido pelo douto Tribunal a quo ser alterado, condenando-se os Demandados a pagar ao Recorrente a requerida indemnização por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2 其葡文上訴內容如下：
1. Por um lado deu-se como provado que colisão com o camião foi causa directa da perda das pernas da Recorrente e das escoriações nos tecidos moles no seu corpo, havendo o acidente sido causado pela negligência dos arguidos F e G, ambos tendo actuado com negligência, de livre vontade e conscientemente, bem sabendo que os seus comportamentos eram ilícitos.
2. Por outro lado, foi dado como não provado apesar de ter observado os dois veículos, o motociclo e o automóvel ligeiro na faixa de rodagem direita e de se ter apercebido do risco de colisão entre ambos, o condutor do veículo pesado de mercadorias não abrandou a marcha de modo a evitar o perigo real resultante da colisão daqueles dois outros veículos, não tendo regulado a velocidade de acordo com as condições da via, o peso do veículo e a sua largura, não conseguindo por isso parar o camião no espaço visível à sua frente, incorrendo em violação de norma reguladora da condução.
3. Trata-se de uma flagrante contradição entre factos provados e factos não provados integradora do vício 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que não pode ser resolvida sem o reenvio do processo.
4. Contrariamente ao decido pelo douto Tribunal, entende Recorrente que houve culpa no segundo acidente do condutor do veículo pesado de mercadorias, propriedade da 3ª demandada e conduzido pelo 2º demandado, G.
5. Pelo que também a Companhia de Seguros da China, 3ª demandada e seguradora do veículo pesado de mercadorias, seria responsável até ao limite de dois milhões de patacas.
6. Demonstrada a relação de comissão, entre o 2º demandado, G, motorista da 3ª demandada, enquanto comissário, e esta, enquanto comitente, recaindo sobre aquele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r pelo prática de facto ilícito com culpa sua, mostram-se verificados todos os pressupostos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pelo risco.
7. A responsabilidade do comitente verifica-se sempre que haja danos imputáveis também ao comissário (art.º 493º, nº 1, in fine); ocorridos pela tarefa que lhe foi confiada (art.493º, nº 2).
8. Por outro saldo, e considerando agora a segunda hipótese de que não existe culpa do comissário, entenderam incorrectamente os distintos julgadores que o art.º 493º do Código Civil exclui a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r do comitente quando não se provar a culpa do comissário.
9. Para que se verifique responsabilidade objectiva do comitente, impõe-se a exist6ecnia de uma relação de comissão traduzida num vínculo de autoridade e subordinação correspectivas que, no caso, se mostra demonstrada, pois o 2º demandado, G, é motorista da 3ª demandada, tratando-se, assim, de pessoa encarregada, onerosamente, de uma comissão ou serviço, através de um contrato de trabalho, que se traduzia no transporte de mercadorias.
10. Impõe-se, ainda, o segundo requisito previsto no nº 1 do art.º 493º que consiste em recair também sobre o próprio comissário a《obrigação de indemnizar》, sendo assim necessário que o comissário, haja praticado com culpa o facto ilícito causador do dano, salvo tratando-se, por sua vez, de uma das situações excepcionais em que se dispensa a culpa ou de um dos casos de responsabilidade derivada de intervenções lícitas.
11. Pelo que se constata que esta responsabilidade apenas se apresenta objectiva a respeito do comitente.
12. Por último, impõe-se a prática pelo comissário de um facto danoso no exercício da função confiada.
13. Assim, a culpa do comitente pode ser aferida em três situações: (a) a escolha do comissário (《culpa in eligendo》); (b) às instruções ou ordens que lhe deu (《culpa in instruendo》); ou (c) à fiscalização da respectiva actividade (《culpa in vigilando》), afigurando-se que, em matéria de culpa do comitente, e sempre que a comissão consista numa actividade arriscada, se deve aplicar o regime do art.º 486º, nº 2.
14. Nos autos, está demonstrada a actividade perigosa, pela sua natureza, porque se tratou no caso, de uma camião de grandes dimensões que circulava numa ponte transportando um peso superior a dezasseis toneladas e com a agravante de que transportava mais 300 quilogramas do que o limite legal, em contravenção do nº 5 do art.º 52º da Lei do Trânsito Rodoviário.
15. O regime do art.º 493º não oferece dúvidas sempre que se trate de responsabilidade subjectiva do comitente, do comissário ou de ambos. Porém, se a responsabilidade do comitente e do comissário for objectiva, parece razoável que, nas relações internas, a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ção caiba aos dois, salvo se o comissário violar a relação de comissão, maxime, se embora sem culpa, causa um dano que evitaria se cumprisse as instruções do comitente.
16. Assim resultando que o comitente responde pelo risco perante um facto danoso praticado pelo comissário de que resulta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r independentemente de culpa do comissário.
17. Não se pode proceder uma interpretação restritiva do art.º 493º, devendo interpretar-se esta norma no sentido de que a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r do comitente não só abrange aquela que provenha ou se funde em factos ilícitos mas ainda a que provenha de responsabilidade objectiva ou de intervenções lícitas do comissário, é este o entendimento da doutrinário defendido por Almeida Costa, Mota Pinto, Pessoa Jorge, e Menezes Cordeiro.
18. Na responsabilidade objectivo não existe qualquer fim ilícito, nem tão pouco meios, igualmente ilícitos, para o prosseguir, pelo que a adequação requerida pela responsabilidade objectiva é, tão só, uma adequação abstracta, privada de nível axiológico, a apreciar caso a caso à luz do sentir social.
19. Assim, a responsabilidade do comitente verifica-se assim sempre que (a) haja danos imputáveis também ao comissário (art.º 493º, nº 1, in fine); (b) ocorridos pela tarefa que lhe foi confiada (art.º 493º, nº 2); e (c) independentemente da imputabilidade delitual ao comissário (art.º 493º, nº 1).
20. A tese restritiva da responsabilidade do comitente fundada em facto ilícito do comissário deixaria descoberto a responsabilidade do comitente em situações que chocam a consciência social, de que o caso dos autos constitui um marcante exemplo. Relevam aqui, sobremaneira, os fins da tutela dos cidadãos contra a execução de actividades perigosas pela sua natureza, das exigências de apreciação dos casos à luz do sentir social e da conformidade com critérios de normalidade social que já aqui se deixaram enunciados.
21. Na verdade, no caso em apreciação, choca a consciência social a exigência da prática facto ilícito e de culpa do comissário como pressupostos da responsabilidade objectiva do comitente, por uma cidadã que perdeu as duas pernas e ficou reduzida a uma forma humana《alternativa》e《esfarrapada》traduz um claro exemplo que aponta decisivamente para a rejeição dos entendimentos doutrinários que têm subjacente a ilicitude do acto e a culpa do comissário como pressupostos da responsabilidade dos beneficiários de actividades industriais perigosas, como é o caso da 3ª demandada, a Agência Comercial e Industrial I, proprietária do veículo pesado de mercadorias conduzido pelo 2º demandado, G.
22. Ana Prata, inclui na designação genérica de responsabilidade objectiva as situações em que a constituição do sujeito em responsabilidade civil prescinde de uma conduta culposa ou da prática de um acto ilícito, podendo advir mesmo da prática de um acto expressamente qualificado na lei como lícito, embora, reconheça que este tipo de responsabilidade tem carácter excepcional.
23. A jurisprudência do noss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relativamente ao tema, não logra identificar uma solução para o caso que ora se traz à apreciação do Venerando Tribunal quanto a saber se a responsabilidade do comitente tem como pressuposto a prática de facto ilícito pelo comissá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culpa efectiva ou presumida do mesmo, tendo sido proferida em casos completamente distintos, no primeiro era conduzido pela proprietária, detentora da sua direcção efectiva, no segundo inexiste distinção entre o condutor e o detentor da direcção efectiva do veículo, apontando este acórdão para a responsabilidade objectiva do comitente lá onde se afirma que《a responsabilidade objectiva pressupõe todos os requisitos da responsabilidade subjectiva menos os da culpa e da ilicitude do facto causador do dano》, e no terceiro também se confunde na mesma pessoa jurídica a condução e a direcção efectiva do veículo, pelo que a tese ali fixada não tem aplicação ao caso dos autos, em que são distintas as pessoas do condutor (enquanto comissário) e do proprietário e detentor da direcção efectiva do veículo.
24. Nos caso previstos pelo art.º 496º, nº 1 do Código Civil, nas situações em que a condução e a direcção efectiva são exercidos por pessoas distintas tem de se ter como indiferente a culpa efectiva ou presumida para fazer operar a responsabilidade objectivo do comitente.
25. Não pode perder-se de vista que, no caso dos autos, o acidente objecto do processo constituiu um acidente complexo resultante de dois acidentes distintos, perspectiva que não foi, devendo tê-lo sido, analisada e ponderada pelo Ilustre Colectivo em 1ª instância.
26. O primeiro acidente ocorreu entre o motociclo e o veículo ligeiro. O segundo verificou-se entre o veículo pesado de mercadorias e o motociclo, a sua condutora, a infeliz vítima mortal e a ora recorrente. Não se desse o caso de o veículo pesado de mercadorias ter passado no local, no tempo em que o fez, as lesões resultantes para ambas as vítimas dos (dois) acidentes teriam sido diminutas se comparadas as respectivas consequências danosas de um ou de outro, o que sempre importaria a responsabilidade do condutor do veículo pesado de mercadorias (como comissário) e da sua proprietária (como comitente) independentemente de culpa do comissário, porque ao segundo acidente irrelevava a percentagem de culpa atribuída no primeira à infeliz condutora do motociclo.
27. Na relação estabelecida entre a falecida condutora do motociclo e a recorrente, por um lado, e o 2º demandado, condutor do veículo pesado de mercadorias (integradora do 2º acidente) inexistiu culpa da primeira, mau grado uma culpa de 20% lhe tenha sido atribuída pelo Ilustre Colégio de Juízes em 1ª inst6ancia no que concerne ao acidente ocorrido antes entre o motociclo e o 1º demandado, o condutor do veículo ligeiro.
28. Existindo uma relação de comissão a responsabilidade pelo risco opera, de todo o modo, independentemente de culpa.
29. Atentas as características dos acidentes dos autos, mesmo admitindo a culpa de 20% da condutora do motociclo no primeiro acidente (entre o motociclo e o veículo ligeiro), essa culpa nunca poderia ser estendida ao processo causal que conduziu aos danos do segundo acidente (ente o motociclo, sua condutora e passageira, e o veículo pesado de mercadorias).
30. O douto acórdão considerou provado que a Recorrente esteve hospitalizada de 7 de Setembro de 2009 até 29 de Março de 2010, bem como que a mesma esteve hospitalizada de 7 de Setembro de 2009 até 9 de Abril de 2010 e, posteriormente foi submetida a uma consulta no dia 22 de Outubro de 2010, tendo tido alta.
31. Ao dar simultaneamente como provado que o internamento da Recorrente terminou ora em 29 de Março de 2010, ora em 8 de Abril de 2010, o douto Tribunal a quo, deu como provados dois factos incompatíveis entre si.
32. Ainda, não corresponde à verdade que a Recorrente tenha tido apenas uma consulta no dia 22 de Outubro de 2010 para tratamento, nada tendo ficado demonstrado nesse sentido na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33. A Recorrente foi admitida no dia 12 de Julho de 2010, tendo ficado hospitalizada até 22 de Outubro de 2010, data em que teve alta, por se tratar de erro notório do Tribunal a quo.
34. Relativamente às consultas de psiquiatria, não é correcto que a Recorrente tenha apenas precisado de ir a uma consulta, tendo a Dr.ª K, médica psiquiatra que acompanhou a Recorrente desde a data do acidente, afirmado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que a Recorrente continua submetida às consultas de psiquiatria.
35. Relativamente as despesas de arrendamento da fracção autónoma que foi atribuída à Recorrente, não se percebe qual o raciocínio expendido pelo douto Tribunal a quo ao considerar provado que após o acidente a aquela passou a receber a título de subsídio de alojamento a quantia de MOP$1.000.00, pois, nenhuma prova foi produzida nesse sentido.
36. O douto Tribunal a quo, apesar de ter dado como assente o internamento, ignorou as despesas de internamento incorridas pela Recorrente. Tendo-se provado o período de internamento da Recorrente, como resultado directo dos danos decorrentes do acidente de viação, impunha-se que os seus responsáveis fossem condenados no pagamento das aludidas despesas.
37. Quanto aos aparelhos e equipamentos médicos necessários, não se compreende, or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explicou o seu raciocínio, a razão pela qual foram apenas considerados alguns, tendo o Tribunal omitido a sua pronúncia quanto a outros.
38. Os documentos em que aquelas despesas se baseiam, cuja veracidade, autenticidade e conteúdo que não foram postos em causa, constituem prova bastante da verificação dos factos que nele se atestam.
39. Resultou provado que antes do acidente residia com o marido em casa do seu filho mais velho. Tendo a Recorrente alegado que obrigada a mudar de casa uma vez que aquela onde residia antes do acidente não tinha acesso ao elevado pelo R/C, o que dificultava grandemente a sua locomoção, uma vez que lhe foram excisadas as pernas.
40. Não obstante terem sido proferidos depoimentos nesse sentido, por várias testemunhas, que atestaram o facto, mesmo a instâncias do douto Tribunal a quo, nada foi referido quanto a este facto, no douto acórdão ora sob censura.
41. Era essencial à boa decisão da causa, indicar expressamente tais factos como provados ou não provados, uma vez que eles integram elementos necessários a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Sendo factos que integram a causa de pedir e que, na tese da Demandante Civil, ora Recorrente, constituem os fundamentos do seu pedido, não podiam ser englobados na generalidade, ao invés, deveria o douto Tribunal ter-se pronunciado especificamente sobre tal factualidade, sob pena de se considerar verificado o invocado vício 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42. No arbitramento da indemnização, o dout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ou (ainda que de forma contraditória, como já acima ficou explanado) o internamento hospitalar, os tratamentos e uma consulta de psiquiatria.
43. Considerou ainda que a Demandante, ora Recorrente, era uma pessoa saudável, com um lar feliz, trabalhadora, activa, com afazeres domésticos, que adorava viajar.
44. Tomou ainda em conta que a partir do acidente passou a depender de terceiros para se locomover, não podendo mais tomar conta da família, ou trabalhar, bem como viajar, como acontecia antes do acidente.
45. Tendo, a final, entendido dever arbitrar a quantia de MO$800.000.00, por ser, no seu entender, a apropriada.
46. Tendo elementos necessários para o efeito, o Tribunal a quo optou por não fixar a incapacidade de Recorrente, para efeitos de atribuição da indemnização requerida, o que deveria ter feito, pois concluiu que a mesma perdeu a capacidade de trabalhar de outrora, de modo a melhor proceder à avaliação da indemnização a atribuir à Recorrente.
47. O valor arbitrado é manifestamente insuficiente, tendo conta não só os factos provados relativamente aos tratamentos, internamentos, dores que ainda sente e os problemas do foro psicológico, a mudança radical e irreversível que o acidente constituiu para a Recorrente, mas também considerando que a amputação de ambas as pernas, nos seus dois terços superiores constitui uma incapacidade de 90 a 95%, conforme a referida Tabela, critério este que deveria ter sido tomado em consideração no arbitramento do quantum indemnização.
48. Conforme ficou demonstrado em audiência, a Dr.ª K, a médica psiquiatra do Centro Hospitalar Conde de São Januário, acrescentou que a Recorrente continua em estado de depressão, continuando submetida a avaliação, o que também deveria ter sido tomado em conta no cômputo da indemnização.
49. O douto Tribunal a quo entendeu que a Recorrente não identificou em concreto os danos previsíveis, pelo que indeferiu o pedido, com esse fundamento.
50. Estipula o nº 1 do art. 71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e “Se não dispuser de elementos bastantes para fixar a indemnização, o juiz condena no que se liquidar em execução de sentença.”
51. 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ou provado que a A é auxiliar de serviços de limpeza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e que após o acidente não pode continuar a desempenhar as tarefas para que foi contratada.
52. É inevitável que a mesma seja obrigada a aposentar-se, desconhecendo-se, contudo, por ora, em concreto, quando tal ocorrerá, bem como qual a incidência, em concreto, sobre o seu provento mensal, o que basta para que lhe fossem atribuídos os danos futuros conforme requeridos, a liquidar em execução de sentença, pois não é provável que 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renove, anualmente o contrato de assalariamento da Recorrente, até aos 65 anos.
53. Pelo que tendo o dout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ado que a Recorrente perdeu a capacidade de trabalhar, encontrando-se a mesma ligada à Administração através de um contrato de assalariamento, impunha-se relegar para liquidação d sentença o apuramento dos danos que venham a ocorrer na eventualidade de cessação desse vínculo, cuja probabilidade é bastante elevada como acima se deixou expresso.
54. 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ou provado que a A perdeu ambas as pernas, que lhe foram amputadas, em consequência do acidente de viação; que a Demandante era uma pessoa activa, com actividade profissional e que também se dedicava às actividades domésticas e à família; que após o acidente passou a depender de terceiros para s suas necessidades básicas e quotidianas; que se viu obrigada a contratar uma empregada doméstica, não só para ajudá-la nas suas necessidades básicas, mas para realizar as tarefas necessárias à família, a quem paga, desde Outubro de 2009 até à presente data, a quantia mensal de MOP$2.500.00.
55. E, decidiu o Tribunal recorrido atribuir, a título de indemnização, apenas a quantia de MOP$22.500.00, correspondente aos salários de Outubro de 2009 a Julho de 2010, data de apresentação em juízo do pedido cível, não obstante ter dado como provado que até à presente data continua a Recorrente a precisar da empregada e que no futuro continuará a depender da mesma,
56. Os facto dados como provado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permitiam-lhe relegar para sentença, não só os danos futuros já certos, embora em montante não determinado, tais como as despesas com a continuação e manutenção do vínculo com uma empregada doméstica, os tratamentos psiquiátricos que se encontra sujeita, bem como quaisquer outros os danos previsíveis que eventualmente venham a verificar-se, desde que ocasionados pelo acidente.
57. Entendeu o douto Tribunal a quo que a culpa do acidente que deu origem aos presentes autos, se deveu ao demandado F e à falecida H, na proporção de 80%-20%, respectivamente.
58. Curiosamente, o douto Acórdão, em momento algum efectua a análise das circunstâncias do acidente de modo a permitir a imputação de culpa na condutora do motociclo, tendo-se ao invés dado como provado que o acidente ocorreu por descuido e negligência do 1º demandado.
59. Pelo que se entende ser nulo, nesta parte, o douto Acórdão, uma vez que não é possível entender-se o raciocínio do douto Tribunal a quo, por não terem sido expostos motivos que determinaram tal imputação de culpa.
60. Poderá o douto Colectivo ter entendido que a falecida, condutora do motociclo, pelo facto de circular na faixa direita, só por si, é culpada em 20% na produção do acidente.
61. Contudo, não é verdade que a Ponte da Amizade, na direcção Taipa-Macau, tenha duas faixas de rodagem, divididas por apenas uma linha vertical tracejada. Conforme se pode ver das fotografias de fls. 157 e 158, as quais, de acordo com a fundamentação foram determinantes na prolação da sentença, a determinada altura, a divisão da faixa de rodagem é efectuada por um traço contínuo.
62. Conforme se vê daquelas fotografia no momento da ocorrência o trânsito era fluente, mas com alguma intensidade, encontrando-se vários veículos em ambas as faixas de rodagem.
63. Dos autos ficou apenas a constar que no momento do acidente o motociclo da falecida circulava na faixa direita, mas não se demonstrou a razão, o que era determinante, para da determinação da culpa do acidente, posto que igualmente se deu como provado que o acidente se deu por descuido e negligência do demandado F, que iniciou a ultrapassagem sem se certificar se havia espaço livre e disponível para o fazer, sem provocar embaraço do trânsito.
64. Conforme se vê das aludidas fotografias de fls. 157 e 158, a falecida circulava de facto na faixa de direita, mas não se apurou se a mesma estava lá porque simplesmente lhe apeteceu, ou se lá estava na sequ6encia de uma ultrapassagem anterior, atenta a intensidade relativa do trânsito, o que era essencial para a atribuição da culpa que lhe foi imputada.
65. Não se apurou se a falecida se encontrava na faixa de trânsito mais à direita, em virtude de uma ultrapassagem anterior, até porque na faixa da direita se circulava mais devagar – atente-se que o veículo pesado que circulava na faixa esquerda afirmou que circulava a uma velocidade de cerca de 40 a 50 kms por hora.
66. Caso a Recorrente estivesse naquela faixa em consequ6ecnia de uma ultrapassagem, ou por estar a circular a velocidade superior a 40 ou 50 kms por hora, o que lhe era permitido, poderia ter-se dado o caso de a condutora do motociclo não ter tido ainda oportunidade de regressar à faixa da direita, porque o traço contínuo – patente nas fotografias de fls. 157 e 158 – não lhe permitiu.
67. Pelo que nesse caso não se lhe podia imputa qualquer culpa na produção do acidente.
68. Acresce que, o Tribunal deu como provado que o espaço entre o motociclo e o veiculo conduzido pelo demandado F era estreito, tendo este, sem se certificar se havia espaço suficiente entre o seu veículo e o motociclo conduzido pela falecida H, iniciado a manobra de ultrapassagem pela sua direita.
69. Pelo que, atenta a descrição no acórdão dos factos praticados pelo demandado F, parece claro que não pode ser imputada culpa à falecida, apenas pelo facto de a mesma circular na faixa de trânsito direita.
70. Verificar-se assim,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por se ter dado como provado, que por um lado o acidente se deu por descuido e negligência do demandado F que efectuou a manobra ignorando as regras de trânsito, não se tendo imputado em concreto, à condutora do motociclo qualquer acto ou omissão, que em concorrência com a imprudência do Arguido tivesse contribuído para o acidente, atribuindo-se, não obstante, a culpa de 20% na produção do acidente.
71. 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ou o disposto nos art.ºs 477º, 486º, 493º, 496º, todos do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e do art.º 71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tendo assim incorrido nos vícios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rro de julgament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do vício 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todos previstos no art.º 400º e do vício d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previsto na al. a) do artº 360º, ambos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de Direito, deve ser d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e, em consequência:
- Ser anulado o julgamento e ordenado o reenvio o processo, pelos assinalados vícios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ou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u
- Se anulado o acórdão por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e reenviado o processo; ou
- Ser alterado o acórdão no segmento em que absolveu os 2º, 3º e 4º demandados (na ordem do pedido e condenando estes em indemnização fundada no risco), e ainda na parte em que atribuiu 20% de culpa à condutora do motociclo na colisão com o veículo ligeiro conduzido pelo 1º demandado,
- Ser alterado o acórdão na parte em que não condenou os demandados no danos futuros, e em tudo o mais requerido.
3 由於明顯的錯誤上訴人指出的是《民事訴訟法典》。
4 參見終審法院最近的2014年3月26日的第4/2014號判決。
5 參見中級法院最近的2014年5月29日的第389/2013號判決。
6 參見最近中級法院2014年6月5日在305/2012號上訴案的判決。
7 參見中級法院2000年6月15日第997號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8 參見中級法院2005年4月7日第59/2005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9 Maia Gonçalves的《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Anotado》，第7版，第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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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516/2011 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