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611/2012號
日期：2014年7月24日
主題： - 缺乏理由說明
- 缺乏調查
- 侵犯辯護權
- 勞動輕微違反
摘 要
1.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緊隨案件敍述部份之後為理由說明部份，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之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亦指明用作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此部份的缺乏是出現在判決的形式上的瑕疵，尤其是在絕對缺乏說明理由的情況下才出現，而並非單純的判決理由的不足或者缺陷，也並不是對某個問題的論述不充分。
2. 檢察院除了將勞工局的實況筆錄轉為控訴書之外，並沒有像其他案件那樣特別增加了顯示嫌犯主觀過錯的事實要素，原審法院並沒有像其他案件那樣認定顯示主觀過錯的事實要素，所以也不能說原審法院缺乏任何的調查和侵犯了嫌犯的辯護權利，因此也不能出現上訴人所說的無效。
3. 上訴人對在合同自由原則下與雇員簽訂的勞動合同並沒有依照相同原則作出修改，也沒有依照法定的程序（得到勞工事務局的同意），更甚的是沒有依照這個損害雇員利益的改變而使雇員獲益。其行為，在原審法院確定了上訴人的存在故意的情況下，構成了間接降低雇員基本報酬的輕微違反。
裁判書製作人
蔡武彬
上訴案第611/2012號
上訴人：A澳門股份有限公司（A Macau, S.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嫌疑人A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觸犯了第24/89/M號法令《勞資關係法律制度》第9條第1款D項結合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10條5項的規定，構成了1項連續性勞動輕微違反，而根據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85條第1款2項的規定，其可被科處澳門幣20,000元至50,000元之罰金（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處澳門幣20,000元至50,000元之罰金），並請求初級法院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4-12-0013-LCT號勞動輕微違反案中，經過庭審，最後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1. 嫌疑人A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觸犯了：
4月3日第24/89/M號法令第9條第1款D項結合第7/2008號法律第10條第5項的規定（間接降低基本報酬），構成1項勞動輕微違反（連續犯），罪名成立，判處澳門幣30,000元的罰金。
2. 依職權判處嫌疑人須支付員工XXX澳門幣67,835.33元，作為本案對上述員工所欠付的款項，並須連同由判決作出之日起直至完全支付有關款項為止的法定利息。
3. 判處嫌疑人須支付3個計算單位（3UC）的司法費，並須負擔各項訴訟費用。
上訴人A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初級法院所作的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上訴理由。1
檢察院就上訴人A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本案中，嫌疑人A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被原審法院裁定觸犯4月3日第24/89/M號法令第9條第1款D項結合第7/2008號法律第10條第5項的規定，構成1項勞動輕微違反（連續地），判處澳門幣$30,000的罰金。同時，依職權判處嫌疑人須支付員工XXX澳門幣$67,835.33，作為對員工所欠付的款項，並須連同由判決作出之日起直至完全支付有關款項為止的法定利息。
2. 上訴人（即嫌疑人）不服原審法院的判決，指有關判決欠缺理據，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指的瑕疵，應屬無效，請求開釋嫌疑人。
3. 上訴人在其上訴詞中指責原審法庭在認定上訴人違例行為的主觀要素時欠缺理據，而且控訴書亦因缺乏調查及違反了上訴人公司的辯護權利而應屬無效。
4. 上訴人同時指稱涉案員工由此至終每天工作時間為8小時，從未將用膳時間包括在內，因此不存在任何減低薪酬的情況，原審判決中“事實和證據”部份第三段至第六段欠缺理據，不應被認定為已證事實（上訴詞原文所指的是“parágrafos terceiro a sexto da Sentença Recorrida”）。
5.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緊隨案件敍述部份之後為理由說明部份，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之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亦指明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之證據。
6. 中級法院及終審法院已在多宗案件中明確表態，指只要在判決書中指出法官心證所依據的證據來源，便應視為已做出了理由陳述，因為沒有任何程式法規要求法官詳細和完整地闡述邏輯推理的整個過程，或者要求法官指出認定或者不認定某一事實的心證所使用的證據。而事實上，列舉和指明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之間沒有任何區別。
7. 本案中，就上訴人違法行為的主觀要素方面，原審法院認定：“嫌疑人在自願、自由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實施上述行為，亦深知其行為屬法律所不容。”
8. 在判案理由部份，原審判決首先開宗明義地表示：“本院根據卷宗所載的內容，受害工作者、勞工事務局督察及辯方證人的證言而形成心證。”
9. 確實，原審判決並未就上訴人主觀要素方面的認定做特別描述或分析，但仔細審閱原審法庭在認定上訴人的違法行為，分析各證人的證言時，尤其是涉案工人的直接上司XXX，與涉案工人一同入職的同事XXX，前者確認涉案工人入職未已，因發現工作時間未如入職時所言的8小時包括用膳時間，曾匯同其他司機向其反映，要求解釋，而XXX則表示已向上級反映，對涉案工人及其他司機強調此乃公司政策，無法改變，XXX表示與涉案工人同一日入職，當時亦曾收取F級員工福利指引，被通知每天工作8小時，其中包括1小時用膳時間。
10. 我們可以明確地了解到，上訴人明知涉案工人及其他司機每日實際工作8小時，不包括用膳時間，且與涉案工人在入職時所協議的有所出入，但上訴人仍然單方面堅持這種做法，其行為已構成了故意違反勞動關係法的相關規定。
11. 可見，原審判決在上訴人違法行為的主觀要素認定方面並非欠缺理據。
12. 至於上訴人指責控訴書欠缺調查，尤其是主觀要素方面，有損上訴人的辯護權，更是無稽之談。
13. 眾所周知，在勞動輕微違反訴訟程序中，根據《勞動訴訟法典》第91條的規定，勞工事務局所作成的實況筆錄等同於控訴書，該局同樣負責調查核實勞動範疇法律的執行情況（第24/2004號行政法規第2條（四）項、第26/2008號行政法規第2條）。
14. 本案中，勞工事務局在收到涉案工人的投訴後，展開調查，聽取了涉案員工、上訴人公司人力資源部助理經理的陳述，核實了涉案工人的出勤記錄及合約內容，上訴人亦曾就勞工事務局的處罰決定提起訴願，最終被駁回。
15. 明顯地，針對上訴人的違法行為，勞工事務局已展開了充分調查，在調查過程中，聽取了上訴人公司代表的陳述，對處罰決定亦給予了上訴人行政上訴的機會，上訴人的代表從未就是否知悉其行為的違法性或是否自願、自主地做出違法行為提出任何否認或質詢。
16. 事實上，違法犯罪行為主觀要素的存在與否通常由行為人的行為中加以體現，由法庭認定行為人在做出違法犯罪行為時是否自由自主、神志清晰、具一般人的常識，只有例外的情況下，如有醫生證明行為人犯罪時屬不可歸責者，或行為人從未踏足澳門，更無從知悉本澳特定的法律規範，才會出現以直接的方式排除行為人主觀要素的情況。
17. 本案上訴人作為澳門三家專營博彩公司之一，有自設的法律部門，亦有常務律師服務，不可能存在不知悉有關行為違法的情況，作為公司法人，亦不可能出現非自由自願的情況下做出違法行為。
18. 上訴人清晰涉案工人的訴求，並曾經工人的直接上司表達了其對事件的立場，之後更以訴願的方面反駁行政機關的處罰決定，為此，根本不存在對違法行為主觀要素的認定欠缺理由說明的問題。
19. 上訴人同時指責原審法庭根據卷宗資料及相關證據，應認定涉案工人由始至終每天的實際工作時間均為8小時，已證事實列第三段至第六段因欠缺理據不應被視為證實。
20. 根據本案的已證事實及判案理由，原審法庭的判決並非缺乏理據。
21. 只是，上訴人並不認同。
22. 實際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庭的自由心證。
23. 上級法院已就此問題明確指出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如原審法院根據自由心證原則，經客觀綜合分析案件的所有證據並對事實作出判斷，其中並沒有違背任何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上訴人不得質疑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結果。
24. 本案中，涉案工人及其同事均向法庭提供了公司的福利指引，並指該指引是入職時由公司派發，其中工作時間一欄註明“每星期48小時（包括用膳時間）”，兩人亦曾就工作時間不符入職條件而與公司交涉，其前直接上司亦證實公司回覆稱此乃公司政策。
25. 原審法庭因此認定該福利指引（2006年12月26日製訂）適用於本案工人，上訴人之後於2007年8月3日單方面更改福利指引，將用膳時間不包括在工作時數內，間接增加了工作時間，削減了工作報酬，從中未有任何違反常理或證據規則之處，原審法庭對相關事實的認定不應受到質疑。
綜上所述，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判處上訴人不得直，維持原審法院的判決。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了法律意見書。2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 員工XXX，澳門居民，居住於澳門，於2007年7月23日至2010年9月30日受僱於嫌疑人，任職司機，於2007年7月23日至2008年5月31日期間的工資為每月澳門幣12,000.02元，於2008年6月1日至2010年7月31日期間的工資為每月澳門幣12,720.01元，於2010年8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期間的工資為每月澳門幣13,166元。
- 上述員工於2011年5月3日向勞工事務局勞動監察廳作出投訴。
- 上述員工屬F職級人員，嫌疑人在該員工入職時向其提出的工作時間為“每星期48小時（包括用膳時間）”，即每日8小時（包括用膳時間）。
- 然而，嫌疑人單方面且在沒有取得該員工的同意下，於2007年8月3日更新相關員工福利指引，將上述員工的工作時數由“每星期48小時（包括用膳時間）”，改為“每星期48小時，即每日提供工作8小時，但不包括1小時的用膳時間。
- 嫌疑人沒有就此更新事項向勞工事務局作出申請。
- 嫌疑人沒有基於福利指引的此項更新而增加上述員工的基本工資，也沒給予其他補償。
- 嫌疑人在自願、自由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實施上述行為，亦深知其行為屬法律所不容。
未獲證明的事實：
- 控訴書中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重要事實。
*
- 本院根據卷宗所載的內容，受害工作者、勞工事務局督察及辯方證人的證言而形成心證。
三、法律方面
上訴人指責原審法庭在認定上訴人違例行為的主觀要素時欠缺理據，而且控訴書亦因缺乏調查及違反了上訴人公司的辯護權利而應屬無效，並請求開釋嫌疑人；另一方面指責原審法院在作出認定“嫌疑人在自願、自由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實施上述行為，亦深知其行為屬法律所不容”的事實判決時欠缺理據，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指的瑕疵，應屬無效。而在訴訟的實體問題中，上訴人指稱涉案員工由此至終每天工作時間為8小時，從未將用膳時間包括在內，因此不存在任何減低薪酬的情況，原審判決中“事實和證據”部份第三段至第六段欠缺理據，不應被認定為已證事實。
我們逐一看看。
（一）缺乏調查及違反了上訴人公司的辯護權利
正如尊敬的助理檢察長所說的，在這方面的上訴理由，上訴人似乎混淆了其他同來案件的情況。事實上，先不論嫌犯在行政程序中的充分參與以及行使其辯護權，初級法院在開庭之前，檢察院除了將勞工局的實況筆錄轉為控訴書（在勞動輕微違反訴訟程序中，根據《勞動訴訟法典》第91條的規定，勞工事務局所作成的實況筆錄等同於控訴書）之外，還特別增加了顯示嫌犯主觀過錯的事實要素，對此，嫌犯的辯護人在庭上明確表示不反對，也放棄辯護期間。而現在在上訴期間卻說法院沒有充分讓其行使辯護權，真是無稽之談。其理由是明顯不能成立的。
（二）判決欠缺理據的瑕疵
本案適用2014年之前的《刑事訴訟法典》。其第355條第2款（現行的訴訟法典比之前的在這條文有更高的要求）規定，緊隨案件敘述部份之後為理由說明部份，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亦指明用作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
在原來的訴訟法基礎上，上訴法院在多年的司法實踐一直明確表明，只要在事實的判決部分列舉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之後，指出法官心證所依據的證據來源，便應視為已做出了理由陳述，因為沒有任何程式法規要求法官詳細和完整地闡述邏輯推理的整個過程，或者要求法官指出認定或者不認定某一事實的心證所使用的證據。
這個瑕疵是出現在判決的形式上的瑕疵，尤其是在絕對缺乏說明理由的情況下才出現，而並非單純的判決理由的不足或者缺陷，也並不是對某個問題的論述不充分。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事實審方面指出了形成心證所依據的證據，而在法律的適用上也不失詳盡的論述，讓人明白原審法院的判決理由。至於其判決理由是否充足或者是否正確並不是這個瑕疵所要擔心的情況。
因此，上訴人這方面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關於輕微違反以及賠償
根據上訴人被判處的輕微違反的第24/89/M號法令第9條第1款D項結合第7/2008號法律第10條第5項的規定，除非“獲得工作者的同意且經取得勞工事務室的同意，禁止僱主減低工作者的報酬”。3
在這一類涉及上訴人的輕微違反的案件中，雖然雇員的勞動環境以及所適用勞動合同的事實基本相同，但是由於原審法院認定的具體情況的差異，造成了有些案件被控告的輕微違反成立，有的則相反。因此，我們必須因不同的案件及其具體的情況而作不同的分析。
在本案中，根據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證明了上訴人在有關員工入職時向其提出的工作時間為“每星期48小時（包括用膳時間）”，即每日8小時（包括用膳時間），但在沒有取得該員工的同意下單方面於2007年8月3日更新相關員工福利指引，將上述員工的工作時數由“每星期48小時（包括用膳時間）”，改為“每星期48小時，即每日提供工作8小時，但不包括1小時的用膳時間，並沒有就此更新事項向勞工事務局作出申請。
很明顯，上訴人對在合同自由原則下與雇員簽訂的勞動合同並沒有依照相同原則作出修改，也沒有依照法定的程序（得到勞工事務局的同意），更甚的是沒有依照這個損害雇員利益的改變而使雇員獲益。那麼，其行為，在原審法院確定了上訴人的存在故意的情況下，構成了間接降低雇員基本報酬的輕微違反。
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其構成勞動輕微違反是正確的，也因上訴人沒有提出判決的罰款以及賠償的輕重問題，應該予以維持。
故此，嫌犯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A澳門股份有限公司（A Macau, S.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判決。
本上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以及6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4年7月24日
蔡武彬
司徒民正
陳廣勝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A Acusação encontra-se ferida das seguintes nulidades:
(i) a falta de inquérito por omissão da descrição na Acusação de todos os elementos que levaram a que a DSAL subsumisse a conduta da A, ao artigo 85º nº 1, alínea 2) da LRT,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106º, alínea d) do CPP (aplicável por remissão do artigo 89º CPT); e
(ii) a violação do direito de defesa da A porque tal omissão impediu que a Arguida se pronunciasse sobre a globalidade da Acusação, designadamente quanto aos elementos subjectivos do tipo contravencional, direito que está consagrado no artigo 50º nº 1, alínea b) do CPP) e no artigo 29º da Lei Básic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Assim sendo, deve a Acusação ser considerada nula com tais fundamentos.
2. O Tribunal a quo – à semelhança da Acusação – não fundamenta as conclusões a que chegou quanto ao elemento subjectivo da (suposta) subsunção da conduta da Arguida à prática do ilícito contravencional que lhe é imputada na Sentença Recorrida, limitando-se a estabelecer uma multa no valor de 30.000,00 MOP, sem mais.
Porém, quais sejam tais detalhes concretos da conduta supostamente ilícita, o grau de responsabilidade da Arguida ou, sequer, a capacidade económica da A – todos elementos cumulativos de que dependia a condenação da Arguida – a Sentença Recorrida nada esclarece…
Não se fundamenta por que se considerou que a contravenção teria sido praticada livre, voluntária e conscientemente ou, tão pouco, qual o grau de culpa da ora Recorrente, elemento essenciais à conclusão da operação de subsunção dos factos ao Direito aplicável.
3. A contravenção não é um ilícito punido a título de responsabilidade objectiva, requer a verificação de elemento subjectivo na modalidade de dolo ou negligência, não podendo esta pressupor-se mas antes exigindo a respectiva comprovação em sede de prova d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o ilícito, mediante a demonstração de que o arguido violou intencionalmente disposições legais ou direitos de terceiros ou que não procedeu com o cuidado a que, segundo as circunstâncias, estava obrigado.
4. A omissão da descrição de todos os elementos que levaram a que o Tribunal a quo subsumisse a conduta do Recorrente ao artigo 85º nº 1, alínea 2) da LRT resulta numa manifest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da Sentença Recorrida, nulidade insanáve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360º, alínea a) e 355º nº 2, ambos do CPP, aplicáveis por remissão do artigo 89º do CPT.
5. A Acusação imputou à A a prática de uma contravenção laboral por (suposta) diminuição indirecta da remuneração de base do trabalhador prevista e punida pelo disposto no artigo 85º nº 1, alínea 2) da LRT.
6. De acordo com a factualidade demonstrada, o período normal de trabalho do trabalhador não sofreu qualquer alteração desde o início da sua prestação de actividade até ao seu termo, nunca tendo ultrapassado as 48 horas de trabalho semanal contratualizadas.
Ora, não se tendo alterado o período normal de trabalho do trabalhador ao longo de toda a duração da respectiva relação laboral com a A, não se vislumbra em que medida poderia existir qualquer alteração (designadamente desfavorável) das condições de trabalho do trabalhador reclamante.
7. Acresce considerar que – ao contrário do entendimento expresso na Sentença Recorrida – o Guia de Benefícios elaborado para o A, datado e 03.08.2007, em nada alterou a organização do período de trabalho do trabalhador reclamante.
8. Face à prova constante dos autos 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deveria o Tribunal a quo ter considerado demonstrado que, relativamente aos trabalhadores da ora Recorrente e, designadamente ao trabalhador reclamante, nunca o intervalo para descanso/refeição esteve incluído no período normal de trabalho.
9. E, na mediada em que o trabalhador reclamante podia gozar livremente o intervalo para refeição, podendo sair incondicionalmente das instalações da ora Recorrente, este período deverá ter-se por excluído do período normal de trabalho à luz do disposto no artigo 33º nº 4 da LRT, a contrario.
10. Deveria, pois, o Tribunal a quo ter-se abstido de dar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elencados nos parágrafos terceiro a sexto da Sentença Recorrida (cfr. págs. 2 e 3) por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devendo, em consequência, a Sentença Recorrida ser declarada nula nessa parte, à luz do disposto no artigo 360º, alínea a) e 355º nº 2, ambos do CPP, aplicáveis por remissão do artigo 89º do CPT.
11. Deveria, ainda, o Tribunal a quo ter-se abstido de referir que a Arguida agiu livre, voluntária e conscientemente uma vez que nenhum elemento probatório de ponderação foi indicado para sustentar tal conclusão, encontrando-se a Sentença Recorrida ferida de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devendo, em consequ6encia, ser declarada nula nessa parte, a luz do disposto no artigo 360º, alínea a) e 355º nº 2, ambos do CPP, aplicáveis por remissão do artigo 89º do CPT.
12. O trabalhador XXX sempre trabalhou 48 horas semanais de trabalho efectivo, conforme estabelecido no respectivo contrato de trabalho – e expressamente admitido pelo próprio no seu depoimento em sede de julgamento -, não havendo, por isso, lugar a qualquer alteração das respectivas condições de trabalho.
13. O Tribunal a quo parece basear todas as conclusões constantes da Sentença Recorrida num equívoco essencial: o de que teria de existir um Guia de Benefícios em vigor à data da contratação do trabalhador XXX.
Nos termos do artigos 14º da LRT, “(o)s empregadores e trabalhadores podem celebrar livremente contratos de trabalho reguladores das condições de trabalho, sem prejuízo do disposto nos números seguintes”.
Ou seja, dentro dos limites previstos por disposições imperativas da lei, empregador e trabalhador são livres de fixar o conteúdo do contrato de trabalho, que é auto-suficiente no que concerne à regulação da relação laboral.
14. Foi precisamente isto que ocorreu com o trabalhador XXX.
15. É de notar que, na altura em que o A Macau Resort Hotel abriu ao público, em 28/08/2007, já estava em vigor o Guia de Benefícios, datados de 03/08/2007.
16. De resto, resulta da cláusula 12ª do contrato de trabalho em questão que “(o)s detalhes dos programas de benefício estão descritos no Team Members handbook e materiais semelhantes, que lhe serão facultados” (tradução nossa), documento distinto do Guia de Benefícios da empresa.
17. Estando assente que o trabalhador sempre prestou 48 horas de trabalho semanal efectivo e que o intervalo de descanso/refeição não estava incluído no respectivo período normal e trabalho, não há lugar ao pagamento de qualquer montante ao trabalhador.
Com efeito, de acordo com as disposições legais e contratuais aplicáveis (cfr. artigo 2º, alínea e) do Decreto-Lei n6 24/89/M, de 03.04 e cláusula 8ª alínea b) do contrato de trabalho junto aos autos), apenas o trabalho que fosse prestado para além do seu período normal de trabalho – i.e., das 48 horas semanais – poderia ser considerado e não ficou demonstrado que o trabalhador tenha, alguma vez, prestado actividade não compensada para além deste limite.
18. Deve, pois, concluir-se que nunca foi a remuneração de XXX reduzida (ainda que indirectamente) conforme escrito na Sentença Recorrida, pelo que deverá a mesma ser declarada nula e substituída por outra de absolvição da Arguida, sob pena de violação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10º, alínea 1) e 85º nº 1, 2), ambos da LRT, e 360º, alínea a) e 355º nº 2, ambos do CPP, aplicáveis ex vi do artigo 89º do CPT.
Termos em que, admitido e julgado 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deverá a sentença impugnada ser revogada e substituída por decisão que corrija os pleiteados erros, absolvendo-se a Recorrente da Acusação contra si formulada e, bem assim, de quantia fixada a título de indemnização ao trabalhador em causa, assim se fazendo a esperada Justiça.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113º, nº 2, do CPT, requer a passagem de guias para depósito das quantias em cujo pagamento foi condenada, de forma a obter-se o efeito suspensivo deste recurso.
2 其葡文內容如下：
Em primeiro lugar,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cordar com a douta posição assumida pela nossa digna colega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na sua resposta dada ao presente recurso, no sentido de considerar que o mesmo recurso não merece de provimento.
Aqui, vamos tentar abordar, de uma forma pouco mais concreta, as questões suscitadas pela recorrente.
Relativamente ao vício de falta de inquérito e violação do direito de defesa, invocada pela recorrente como primeiro vício que enferma a sentença, só podemos dizer que os argumentos invocados pela recorrente não são convincentes e não têm pés para andar.
Com efeito, a alegada “falta de inquérito” invocada pela recorrente resulta, na sua óptica, de omissão na descrição na acusação dos elementos necessários à integração do tipo incriminador, nomeadamente, dos elementos subjectivos.
Ora, mesmo que por hipótese aceite que tivesse uma falta de menção expressa do elemento subjectivo da conduta contravencional na acusação e na sentença, não nós parece correcta a imputação de omissão à categoria do vício extremo de falta de inquérito. (artº 106, al. d) do C.P.P.M.)
Com efeito, a nulidade insanável prevista na lei refere-se àquela falta absoluta do inquérito, trata-se de uma omissão total.
Fácil é concluir que não é essa situação que se passa nos presentes autos.
No que se concerne aos presentes autos, não se pode esquecer que estamos a movimentar-se no âmbito do processo contravencional, uma espécie do processo onde a usa imputação a título de negligência constitua-se como regra, pios, prescreve no artº 123, nº 1 d C.P.M. o seguinte:
“Constitui contravenção o facto ilícito que unicamente consiste na violação ou na falta de observância de disposições preventivas de leis ou regulamentos.
Nas contravenções a negligência é sempre punida.”
Acresce que desde o primeiro momento do processo, a recorrente ficou já muito bem esclarecida sobre o objecto da causa, pois, basta reparar que na altura da sua notificação para a audiência, foi ao mesmo tempo remetido a cópia do auto de notícia e o mapa de apuramento das quantias em dívida, tudo em conformidade com o previsto no art.º 95, nº 1 do C.P.T., assim sendo, nada é equívoco para a recorrente sobre toda a matéria acusatória.
Ao posso que na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a recorrente apresentou a sua defesa, arrolando várias testemunhas que acabaram por ser ouvidas a seu pedido.
Ora, se a recorrente não tivesse conhecimento sobre toda a matéria acusatória, como era possível de apresentar, por sua própria iniciativa, o rol de testemunhas?
Por outro lado,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hamar a atenção que todos os argumentos da recorrente são falsos, na medida em que constam nos factos provados a indicação expressa de verificação de elementos subjectivos no caso concreto, pois, ficou provado que a recorrente agiu livre, voluntária e conscientemente, sabendo que era proibida por lei. (último facto provado na sentença)
Assim, não vale a pena dizer mais uma palavra sobre este propósito.
No passo seguinte, a recorrente argumentou também que não se sabia qual era o grau de culpa da conduta a si imputada de acordo com os factos descritos na acusação, falta assim um elementos essencial a subsunção dos factos ao direito aplicável.
Trata-se de uma afirmação completamente errada e destituída de fundamento. Com efeito, o grau de culpa é auferida de acordo com os factos assentes que vão ser apreciados e submetidos ao julgamento, isto é, a sua determinação é uma operação que se realiza na sentença para fins de determinação da pena e a sua menção nunca é obrigatória na acusação.
Pelo que não procede o recurso nesta parte.
Em segundo passo, a recorrente imputa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o contraditório à sentença recorrida.
Trata-se, igualmente, de uma afirmação totalmente destituída do sentido.
A recorrente alega que não foi dada oportunidade de pronunciar sobre a questão de arbitramento oficioso de indemnização, uma vez que só após a fase de produção de prova foi a recorrente notificada da possibilidade de alteração d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a sua conduta face ao teor da acusação.
Ora, a recorrente está completamente confusa, está misturar nos presentes autos matéria que pertencem aos outros autos semelhantes dos outros juízos!
Com efeito, sem ajuizar a bondade de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feita pelo tribunal “a quo”, fácil é constatar que desde o início de auto de notícia até à sentença recorrida, nunca houve ou procedeu qualquer alteração de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s factos!
Assim, não merece de mais nenhum comentário a este propósito.
Em terceiro lugar, a recorrente imputa a nulidade da sentença por a mesma ter cometida o erro de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Sobre este aspecto, só podemos dizer que os argumentos da recorrente não procedem novamente.
Com efeito, a recorrente começa sustentar a sua tese invocando a não credibilidade da testemunha da acusação XXX, arguido a sua parcialidade uma vez esta testemunha também é reclamante num outro processo semelhante. Duvidando, por outro lado, a razão por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acolheu os depoimentos das suas testemunhas de defesa.
Consequentemente, o tribunal “a quo” deveria ter chegado uma outra convicção diferente daquela que ter sido formada efectivamente.
Ora, a primeira coisa que a recorrente esquece é 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formou a sua convicção somente com um único meio da prova – a prova testemunhal -, sendo certo que a prova documental assume também a sua relevância.
E tudo isto foi abundantemente mencionado na parte de fundamente mencionado na parte de fundamentação da sentença, até que já se constituem como jurisprudências assentes que o dever de fundamentação está cumprido desde que haja indicação dos meios de prova. Não é obrigatório para o tribunal de explicitar o processo lógico pelo qual se acolheu ou não acolheu determinado meio da prova.
Ou seja, a recorrente está a atacar o inatacável, tocando na matéria proibida do princípio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Assim, caem os argumentos invocados no recurso.
Relativamente à questão de enquadramento jurídico dos factos ao direito, a recorrente pugna que os factos não são enquadráveis na norma incriminadora respectiva, uma vez que nunca ocorreu situação de períodos normais de trabalho menos de oito horas, e nunca se vigorava o sistema de sete horas de período normal de trabalho.
Ora, trata-se de um argumento destituído de nenhuma utilidade, na medida em que a base fáctica desta tese não passa a ser uma opinião da própria recorrente, que não teve qualquer acolhimento por parte da entidade julgadora, pelo que não pode servir-se como premissa maior para efeitos de silogismo judiciário.
Manifestamente, não assiste nenhuma razão à recorrente.
O recurso não merece provimento na sua totalidade.
Eis o nosso parecer.
3 第7/2008號法律第十條規定了僱員的保障：
“禁止僱主：
（一）以任何方式阻礙僱員行使本身權利，以及因該等權利的行使而損害僱員；
（二）無理阻礙實際提供工作；
（三）未經僱員書面同意，將其讓與另一對其行使支配及領導權的僱主；
（四）無理降低僱員的職級；
（五）降低僱員的基本報酬，但屬本法律所規定的情況除外；
（六）強迫僱員取得或使用由僱主直接提供或其指定的人所提供的財貨或服務；
（七）扣留僱員的身份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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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611/2012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