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595/2014號
日期：2014年12月4日
主題： - 判決的說明理由的缺乏
- 對證據的審理和衡量
摘 要
1. 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對法院的判決的理由說明施以更加嚴厲的要求，一反一貫認為無需進行證據的衡量審查的司法見解，確定了法院的判決書必須在列出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以及指出形成心證所基於的證據，並且對此證據的審查及衡量。
2. 法院的判決書的事實方面的決定的理由說明正是以證據的審查與衡量為前提的。新法典明顯是對法官的自由心證做到更加透明更加清晰的要求。法官必須對證據作衡量，不但要求在說明理由時指出形成心證所依據的證據，更要對這些證據的接受為事實的時候進行客觀的衡量，向人們解釋審判者是如何對證據所證明的東西作出清晰的判斷，雖然扼要，卻要盡可能詳盡地介紹其所接受為真的事實，以及不接受另外的證據為真的理由。
3. 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僅僅是在介紹庭審過程和扼要轉述證據的內容，但是這種對庭審過程中的內容的重述並不是法律所要求的對證據的審查和衡量作出說明，因為並沒有說明審判者面對收集的證據的自己的看法（未有交代是否認定為真的“價值判斷”），也就是未有具體扼要介紹自由心證的產生過程。
4. 原審法院的判決書，基於沒有應法律的強制要求對證據的審查和衡量作出扼要的說明，而陷入了缺乏說明理由的瑕疵，而成為判決書無效的理由。
裁判書製作人
蔡武彬
上訴案第595/2014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檢察院控告嫌犯B及A兩人為直接共同正犯以及既遂行為以連續犯的方式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及第29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並請求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3-14-0069-PCC號普通刑事案中，經過庭審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1. 嫌犯B及A被控告為直接共同正犯，以既遂行為及連續犯方式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及第29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罪名成立，判處兩名嫌犯各四年實際徒刑。
2. 判令兩嫌犯以連帶責任方式支付被害人C港幣伍佰捌拾萬元（HK$5,800,000.00）財產損害賠償，附加自本判決作出之日至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
上訴人A因不服初級法院之判決而向本院提起上訴。1
檢察院就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2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了法律意見書，其內容如下：
2014年7月28日，初級法院判處嫌犯A以直接共同正犯、既遂及連續犯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及第29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相當巨額詐騙罪」，處以4年實際徒刑，以及向被害人作出金錢賠償。
嫌犯A不服上述合議庭判決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A認為上述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並因欠缺說明理由而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及而無效。
對於A的上訴理由，我們認為全部不能成立。
1) 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違反
上訴人A認為其無親身或參與對被害人作出的詐騙言行，亦無使他人（另一被告）產生作出事實之決意，因此不符合《刑法典》第25條之直接正犯或間接正犯（教唆犯），只承認會跟另一被告共同承擔有關債務，因此，不應被處以《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及第29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相當巨額詐騙罪」，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是指法院在調查事實時出現遺漏，所認定的事實不完整或不充份，以至依據這些事實不可能作出有關裁判中的法律決定。
對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理解在中級法院多個上訴案件中已經有所闡述，如於2014年6月26日在第748/2011號上訴案所作的裁判：
“……
2. 獲證事實不足以支持作出法律的適用的瑕疵所指的瑕疵是指法院在調查事實時出現遺漏，所認定的事實不完整或不充份，以至依據這些事實不可能作出有關裁判中的法律決定。”
而於2014年7月17日在316/2014號上訴案件中所作之裁判：
“1. 獲證明的事實事宜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是指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存在遺漏，或者沒有調查所有應該調查的事實，而令法院沒有辦法作出合適的決定。這裡所說的事實不足，不是指證據的不足。
……”
法律賦予法官可以自由審理證據並形成心證，從而認定事實的自由；我們知道，一般而言，這種自由心證是不能受到質疑的，包括上訴法院也不能以自己的心證代替原審法院的心證。
雖然，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A有提及其行為並不符合《刑法典》第25條之直接正犯或間接正犯（教唆犯）之規定，但卻只指責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規定。
在本案中，正如“已證事實”第四段中所載，原審法院既然在評價上述證據之後形成了心證，認定上訴人A跟另一被告之間是存在共同商議而行為的事實（詳見卷宗第238頁背面），而不是直接正犯或間接正犯（教唆犯）的關係，我們認為，上訴人A不能質疑原審法院這樣的認定，除非出現《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所規定的瑕疵並在上訴理由中明確提出。
而在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確已一一列載了所有已證實的控訴書重要事實及未證事實，亦載有兩名嫌犯在審判聽證所作之聲明、被害人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調查的人證，以及所審查的書證、扣押物及其他證據，因此，我們未能看見法院在調查事實時出現了任何遺漏。
因此，上訴人A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書沾有了“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之瑕疵是毫無道理的，應裁定此部份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2) 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之違反
上訴人A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僅僅列出審判聽證中所審查及調查的證據，但欠缺解釋羅列該等證據的原因，因而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而屬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規定之無效。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
“第三百五十五條
（判決書的要件）
……
二、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
從法律條文所見，立法者並未要求法官必須將並形成心證的過程詳細闡述，而只要求將其賴以“形成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列出。
此外，我們亦一向認同中級法院於2013年12月12日在第610/2011號上訴案件所作出的裁判：
“1. 只有在法院絕對缺乏對事實或者法律方面的判決作出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才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指的無效。
2. 原審法院除了列舉被認定的事實及未獲證明的事實之外，亦指出了用以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明確指出法院根據嫌犯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作出的聲明及相關證人證言、並分析卷宗內所載的書證及其他證據後就相關事實作出認定，其所作出的理由說明，符合立法者對判決理由說明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不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規定而導致判決無效的情況。
3. 說明理由不完善的情況，而非第355條第2款的絕對缺乏，這種不足亦不會導致判決的無效。
……”
在本案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我們完全可以清楚看見原審法院形成其心證的基礎所在，因為原審法院在被上訴的裁判中已一一列出有關事實依據及法律理由，儘管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我們認為其確應對其心證形成的邏輯推理過程稍作文待，即使無必要逐項細緻指出其所認定或不認定的事實的證據基礎。
然而，我們仍然認為，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方式已足夠滿足《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要求，因為立法者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要求的理由說明是儘可能完整，而不是必須完全無缺。
因此，我們認為上訴人A對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作出的指責不能成立，被上訴判決並無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故不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指之無效。
綜上所述，應裁定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經庭審聽證，本庭認為控訴書中控訴的以下事實得以證實：
- 被害人C與嫌犯B及A皆為同鄉及朋友關係，而被害人經常在澳門D貴賓會的戶口內簽出一定數額的信任借貸（俗稱Marker數）給客人進行賭博。
- 約於2013年上半年開始，當被害人未能親身到澳門招待客人時，嫌犯B便協助被害人接待他們，以及替他們使用被害人的戶口簽出Marker賭博，從而進行兌碼活動，以賺取報酬。
- 由於被害人非常信任嫌犯B，故每當有熟客欲在被害人的戶口簽出Marker賭博時，被害人便會全權交由嫌犯B處理，只要嫌犯B告知被害人哪位熟客要簽出Marker賭博，被害人便會讓嫌犯B動用他的戶口簽Marker及兌碼等。
- 嫌犯A知道被害人信任嫌犯B，且嫌犯B掌握一些熟客的名字。為了取得不法利益，嫌犯A於2013年12月下旬向嫌犯B建議只要向被害人訛稱某些熟客想賭博，基於被害人對嫌犯B的信任，一定可讓嫌犯B在其戶口內簽出Marker，待取得款項後，便由嫌犯A及B進行賭博，款項由兩人承擔，若贏錢的話，由兩人對分，若輸錢的話，則兩人共同想辦法還錢。嫌犯B表示同意。
- 2013年12月29日約19時，嫌犯B致電被害人，訛稱有一名叫E的熟客欲在被害人的戶口內簽出港幣$3,000,000元作為賭博之用。
- 被害人不虞有詐，於同日於19時42分透過電話授權嫌犯B在XXXX D貴賓會，從其戶口內簽出港幣$3,000,000元籌碼（參閱卷宗第23頁）。
- 嫌犯B及在A隨即將上述款項據為己有，並在D貴賓會內進行賭博。
- 同時約20時45分，兩名嫌犯將上述款項輸掉（參閱卷宗第24頁），嫌犯B於是致電被害人，訛稱E已輸掉有關款項。
- 由於被害人知悉後並沒有即時要求E還款，只等貴賓會規定的Marker償還日期前還款便可，故嫌犯B及A便一直想辦法籌錢還給被害人，務求令事件不被揭發。
- 由於無法籌到上述款項，嫌犯B及A於是決定重施故技，欲以贏錢來填補債務。
- 2014年1月13日約13時，嫌犯B再次致電被害人，訛稱另一名叫F的熟客欲在被害人的戶口內簽出港幣$800,000元作為賭博之用。
- 被害人同樣不虞有詐，於同日約13時01分透過電話授權嫌犯B在XX娛樂場D貴賓會內，從其戶口內簽出港幣$800,000元籌碼（參閱卷宗第5及6頁上方的文件，以及第17及18頁上方的照片）。
- 嫌犯B及A隨即將上述款項據為己有，並在XX娛樂場D貴賓會內進行賭博（參閱卷宗第63頁上方的照片）。
- 同日約14時46分，兩名嫌犯又將上述款項輸掉（參閱卷宗第24頁），嫌犯B於是致電被害人，訛稱F已輸掉有關款項。
- 被害人知悉後同樣沒有要求F立即還款，但嫌犯B及A已清楚知道不久將來需償還被害人共港幣$3,800,000元。
- 翌日，嫌犯B及A再次決定重施故技，欲以贏錢來填補上述債務。
- 同日下午，嫌犯B再致電被害人，訛稱F欲在被害人的戶口內簽出港幣2,000,000元作為賭博之用。
- 被害人亦不虞有詐，於同日於18時40分透過電話授權嫌犯B在XX娛樂場D貴賓會內，從其戶口內簽出港幣$2,000,000元籌碼（參閱卷宗第5及6頁下方的文件，以及第18頁下方及19頁的照片）。
- 嫌犯B及A隨即將上述款項據為己有，並在XX娛樂場D貴賓會內進行賭博（參閱卷宗第63頁下方的照片）。
- 同日約21時44分，兩名嫌犯同樣將上述款項輸掉（參閱卷宗第24頁），嫌犯B於是致電被害人，訛稱F再輸掉有關款項，但被害人知悉後亦沒有要求F立即還款。
- 2014年1月16日下午，XXXX D貴賓會的職員致電通知被害人，上述由被害人授權嫌犯B簽出的港幣$3,000,000元Marker數已經到期，著被害人儘快償還。
- 被害人於是致電E要求其還款，方知E並沒有於上述日期向被害人借出上述款項，被害人遂懷疑嫌犯B騙取該筆款項。
- 同日，被害人多次致電嫌犯B查詢F的上述借款一事，但均未能與嫌犯B取得聯絡。
- 2014年1月19日，被害人到澳門與嫌犯B會面後，嫌犯B向被害人承認私下取走上述港幣$2,800,000元並將之輸光，且無法償還。
- 被害人隨即前往XX娛樂場D貴賓會了解情況，但不果，於是透過保安員向駐場的司警人員報案求助。
- 同日約23時，被害人致電F，從而得知F並沒有於2014年1月13日及1月14日向被害人借出共港幣$2,800,000元，且其已於2014年1月12日離開澳門。
- 同日晚上，嫌犯B亦向被害人承認私下取走上述港幣$3,000,000元並將之輸光，且無法償還。
- 嫌犯B及A的上述行為導致被害人損失了港幣$5,800,000元。
- 嫌犯B及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共同決意，分工合作，為取得不正當利益，先後三次向被害人訛稱有客人欲借款賭博，使被害人產生錯誤而授權嫌犯B取走上述貴賓會戶口內的信任借貸為手段，然後將屬於被害人所有的上述三筆港幣籌碼據為己有，從而令被害人遭受相當巨額的財產損失。
- 兩名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且會受法律制裁。
另外證明下列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兩嫌犯為初犯。
- 第一嫌犯B聲稱為商人，其月薪收入為人民幣20,000元至30,000元，需供養父親及一名女兒，其學歷為高中畢業程度。
- 第二嫌犯A聲稱為房屋建築公司負責人，其月薪收入為人民幣40,000元至50,000元，需供養父母及一名女兒，其學歷為初中畢業程度。
未獲證明之事實：
- 無對判決重要之事實尚待證明。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認為上述判決沒有認定足夠的事實可以判處上訴人相當巨額的詐騙罪，而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瑕疵；另一方面在次要的理由中，原審法院的判決因沒有對證據作出審查及衡量，而欠缺說明理由，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而無效。
首先，我們看看事實不足的瑕疵。
我們一直認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是指法院在調查事實時出現遺漏，所認定的事實不完整或不充份，以至依據這些事實不可能作出有關裁判中的法律決定。這是事實問題，而不是法律層面的問題，也還沒有到達對事實的的法律適用的時候。而上訴人所提出的問題恰恰是根據事實沒有能夠確認上訴人觸犯被判處的罪名，也就是說缺少某些構成要素，這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如果真的確認了事實的不足，如果不進行證據的重新審理，就只能發回重審，而上訴人的問題如果確認，可以由上訴法院依法作出改判。但是，這個問題只有在定罪的問題才能做出決定，本院必須先審理上訴人提出的次要問題，因為這事判決書的形式上的瑕疵，必須先於定罪的問題的審理。
上訴人在判決書存在缺乏理由說明的瑕疵而產生的無效的主張中，主要是認為原審法院在列出一系列的是時候跳躍式地得出這個結論“嫌犯B及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共同決意，分工合作，為取得不正當利益，先後三次向被害人訛稱有客人欲借款賭博，使被害人產生錯誤而授權嫌犯B取走上述貴賓會戶口內的信任借貸為手段，然後將屬於被害人所有的上述三筆港幣籌碼據為己有，從而令被害人遭受相當巨額的財產損失”的時候，在沒有進行對證據的審查和衡量的情況下，讓人不清楚原審法院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
我們知道，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對法院的判決的理由說明施以更加嚴厲的要求，一反一貫認為無需進行證據的衡量審查的司法見解，確定了法院的判決書必須在列出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以及指出形成心證所基於的證據，並且對此證據的審查及衡量，這才是判決書的理由說明的全部：
第355條第2款寫到：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橫綫為我們所加）。
法院的判決書的事實方面的決定的理由說明正是以證據的審查與衡量為前提的。3 新法典所加入的法院必須進行對證據的衡量的要求，明顯是對法官的自由心證做到更加透明更加清晰的要求。法官必須對證據作衡量，不但要求在說明理由時指出形成心證所依據的證據，更要對這些證據的接受為事實的時候進行客觀的衡量，向人們解釋審判者是如何對證據所證明的東西作出清晰的判斷，雖然扼要，卻要盡可能詳盡地介紹其所接受為真的事實，以及不接受另外的證據為真的理由。
我們看看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也就是判決書中的事實之判斷部分：
“事實之判斷：
第一嫌犯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第一嫌犯承認挪用了被害人的款項，但否認實施詐騙。第一嫌犯確認被害人將貴賓會戶口交由第一嫌犯打理，協助被害人幫助被害人的熟客簽出借貸，但被害人並沒有明確允許第一嫌犯本人自行簽出借貸用於自己賭博。第一嫌犯聲稱，被害人十分信任自己，其只要向被害人簡單說一聲要簽借貸，被害人即會同意簽出借貸，並不會詢問是哪位熟客。事發時，第二嫌犯向其提議一起賭博，由第一嫌犯去“找錢”，於是第一嫌犯致電被害人只說需要簽300萬元，被害人沒有問任何詳情，即時同意並致電貴賓會授權，這樣，第一嫌犯便取得了首300萬元。之後的兩次簽借貸的情形是一樣的。第一嫌犯是在輸掉上述有關款項之後，為了可以爭取多兩天來還錢才向被害人謊稱是E和F簽的借貸。第二嫌犯只是提議兩人一起賭博，第一嫌犯同意之後，協議由第一嫌犯負責籌集賭本，第二嫌犯並沒有讓第一嫌犯欺騙被害人，但第二嫌犯知道第一嫌犯籌集的賭本是從被害人戶口中拿去的。至於第一嫌犯為何在首次司法訊問中確認是第二嫌犯計劃向被害人訛稱熟客借錢騙取被害人簽出借貸，並且還供述自己向被害人訛稱E和F要簽借貸，第一嫌犯未能給出合理回答。
第二嫌犯在審判聽證作出聲明，否認實施詐騙之指控。第二嫌犯聲稱只是向第一嫌犯提議合作賭博，並不知道第一嫌犯拿來的錢是詐騙被害人得來的。
在審判聽證中，合議庭當庭宣讀了證人C（被害人）之供未來備忘用聲明，證人客觀講述了事情的經過。
三名司警偵查員於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客觀清楚講述了調查案件的經過。
兩名嫌犯的社會報告書陳述分析了兩名嫌犯的生活狀況和人格特徵。
經客觀綜合分析在審判聽證中兩嫌犯所作之聲明、所宣讀的被害人之供未來備忘用聲明、其他證人當庭所作之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扣押物證及其他證據後，本合議庭認定上述事實。”
我們可以看到，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僅僅是在介紹庭審過程和扼要轉述證據的內容，但是，除了必要的尊重，這種對庭審過程中的內容的重述並不是法律所要求的對證據的審查和衡量作出說明，因為並沒有說明審判者面對收集的證據的自己的看法（未有交代是否認定為真的“價值判斷”），也就是未有具體扼要介紹自由心證的產生過程。
法律的上述要求的用意是使判決書的讀者能知悉原審法院對證據的內容的審查和衡量過程，尤其是在得出第一、第二嫌犯“共同決意，分工合作，為取得不正當利益，先後三次向被害人訛稱有客人欲借款賭博，使被害人產生錯誤”的結論所依據的並且經過衡量的證據，使人們可知道原審法院為何信納某些證據而不接受另外的。
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書，基於沒有應法律的強制要求對證據的審查和衡量作出扼要的說明，而陷入了缺乏說明理由的瑕疵，而成為判決書無效的理由（《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
這種無效，上級法院沒有辦法作出補正，重新進行理由說明。
審理完這個問題，其他問題的審理就受到了阻礙，也就沒有再審理的必要了。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命令同一原審法庭就其對案中證據的審查和衡量重新進行理由說明。
上訴人無需支付本程序的訴訟費用。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4年12月4日
蔡武彬
Jose Maria Dias Azedo
陳廣勝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a. Vem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o acórdão supra referido que condenou o arguido, A, juntamente com o co-arguido, B, pela prática em co-autoria material de um crime de burla, p. e p. pelo art.º 211º nº 4, al. a) do C.P., na forma continuada (art.º 29º nº 2 do C.P.), na pena de prisão de 4 anos, a cada um dos arguidos. Solidariamente, foram ainda os arguidos condenados a pagar ao ofendido, C, a quantia de HKD$5,800,000.00, que vence juros desde a data do acórdão.
b. Não se conforma o arguido recorrente com a decisão e que ora se recorre, porquanto,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da matéria assente não resulta, quanto ao arguido recorrente, 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e também, porque a decisão, pelo menos, no que ao recorrente diz respeito, não está devidamente fundamentada.
c. Dão-se como reproduzidos os factos assente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d. Ora, da matéria assente, a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do ofendido, C, resultou de uma acção exclusivamente praticada pelo 1º arguido que, aliás, e como vem assente, em 19/01/2014, em conversa com o ofendido “... confessou-lhe que se apoderou da quantia de HKD$2,800,000.00, mas que a tinha perdido e que não a conseguia devolver”; e que, “... se apoderou, também, da quantia de HKD$3,000,000.00 e que a tinha perdido e que não a conseguia devolver”.
e. Foi o 1º arguido quem – astuciosamente e tendo por base a confiança que o ofendido nele depositava – se apoderou das quantias e em prejuízo patrimonial deste.
f. A conduta do arguido recorrente quedou-se pela proposta ao 1º arguido “... que falasse com o ofendido, dizendo–lhe que tinha alguns clientes para jogar e, numa base de confiança, o 1º arguido assinaria os “marker” e os arguidos jogariam com as quantias levantadas”.
g. E, mais à frente, o arguido recorrente propôs ao 1º arguido, que aceitou a proposta, que “o dinheiro levantado da conta do ofendido seria da responsabilidade de ambos os arguidos” e que, se ambos “... ganhassem dividiriam os lucros; se perdessem, teriam de pagar os dois”.
h. O arguido recorrente, apenas assumiu, o que é o caso, o pagamento de metade da dívida que o 1º arguido levantou, de forma astuciosa, da conta do ofendido.
Assim sendo,
i. A conduta do 2º arguido não cabe no conceito de “autoria” definido no art.º 25º do C.P..
j. O 2º arguido, face à matéria assente, não executou, não tomou parte directa na execução, nem determinou o 1º arguido à prática do facto que teve como consequência a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do ofendido.
k. A sua conduta ficou-se por propor ao 1º arguido que assinasse os “marker” em virtude da confiança que nele depositaria o ofendido.
l. O 1º arguido era livre de aceitar, ou não, esta proposta.
Fê-lo, contudo, assumindo perante o ofendido uma conduta que levou este a uma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m. Enquanto que, manifestamente, o 1º arguido executou os factos que preenchem os elementos típicos objectivos e subjectivos do crime, a conduta do 2º arguido, ora recorrente, não foi determinante para que aquele agisse, como agiu.
n. O arguido recorrente propôs e sugeriu ao 1º arguido a forma de obterem capitais para a prática do jogo. Não “determinou” a sua conduta.
Só determina outrem à prática de um facto, quem indica com exactidão o caminho a seguir, condicionando o agente de modo necessário e suficiente à sua execução.
o. O arguido recorrente, em face da matéria de facto assente, nunca poderia,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ter sido condenado pelo crime de burla.
Fundamenta, por isso, o recorrente a sua motivação de recurso no disposto na alínea a) do nº 2 do art.º 400º do C.P.P..
Por outro lado,
p. Entende o recorrente que, nos presentes autos, as provas produzidas em audiência não foram “examinadas criticamente”, delas não se podendo extrair como é que o Tribunal “a quo” fundamentou a parte da decisão que, após relatar uma série de fatos, todos eles imputáveis ao 1º arguido (com a excepção da “proposta” que o 2º arguido lhe fez) conclui:
“Os dois arguidos decidiram em conjunto, livre, voluntaria e conscientemente, cooperando na obtenção de interesses ilícitos, fazendo o ofendido autorizar o 1º arguido a levantar empréstimos de confiança, que foi o meio de se apropriarem de fichas de jogo em dólares de Hong Kong, causando ao ofendido um prejuízo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q. Não entende, por conseguinte, o recorrente – e não entenderá, também, o tribunal de recurso – o “salto” naquela matéria assente quando, da matéria assente presente, não há a menor referência a uma actuação conjunta dos arguidos, actuação que tenha levado o ofendido a uma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causando-lhe um prejuízo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r. 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da sentença, gera a respectiva nulidade (art.º 360º nº 1, al. a) do C.P.P.).
O que, subsidiariamente, se alega.
2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Entendemos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padece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ara a decisão de direito previsto na al. a) do nº 2 do art.º 400º, também não violou o disposto no artigo 360º, nº 1, al. a), todos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m V. Exas. Venerandos Juizes julgar o recurso improcedente.
3 參見Manuel Leal-Henriques的近作《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出版，2014年，第2冊，第7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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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595/2014 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