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186/2015號
日期：2015年5月14日
主題： - 控訴原則
- 新的犯罪事實
- 審檢分立原則
- 審理證據的明顯錯誤
- 結論性事實
- 用事實作推論
- 犯罪所得
- 量刑
摘 要
1. 法律容許法院依職權或應聲請命令調查所有其認為為發現事實真相及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而必須審查的證據，但是，這個調查的範圍完全不能超出控訴原則所限定的範圍，必須圍繞控訴書所限定的事實。任何新的事實只能依情況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或者340條的規定作出相應的應對措施。
2. 出現新的事實情況，只是在庭審調查取證過程中發現的新的事實，而非為了得到的新的事實的目的而依職權或應聲請去調查的情況，否則，超出了審檢分立的原則的限度。
3. 上訴人所質疑一證人作假證供，一旦確認為真，就構成一個犯罪行為，而這個犯罪行為並非控告書的標的，有關的事實必須經過檢察院，並在其職權範圍內，命令作出全新的、有別於本案的事實的調查。
4. 在審檢分立的原則下，法院實在不應該作出卷宗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個行為存在的判斷，因為法院沒有這個職權。
5. 上訴人的質疑只能被理解為提供犯罪的消息的檢舉（《刑事訴訟法典》第224條），而作為司法機關的法院收到這個檢舉，有義務將之轉送有職權的機關（《刑事訴訟法典》第228條），而不是自行決定有關消息是否屬實。
6.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7. 在案件中所蒐集證據可能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但是這些都成為原審法院自由審理的標的，並基於形成的自由心證。這種自由的心證是不能質疑的。
8. 原審法院證實XXX將一張港幣1,200,000元的中國工商銀行（澳門）本票及一張港幣$500,000元的大西洋銀行本票交給嫌犯，作為購買上述單位的訂金；其時，嫌犯將該等款項據為己有，單憑此事實，即可以說明了嫌犯確實是“為了獲取不法的利益”，即使這句話是結論性事實而可以被是為沒有載明，我們也完全可以從其他的事實而推論得出這個結論。
9. 如果本案可以確定其他的行為人，那麼，上訴人就不是單一的行為犯了，而是共犯，但是這也不妨礙這些說明存在共同犯罪的事實。也就是說，犯罪所得是否為上訴人獨自享有已經是不重要的事實了。
10.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賦予法院在具體刑罰時，以罪過及刑罰目的的標準，並於最低刑幅及最高的刑幅之間選擇一合適的刑罰的自由，上訴法院只有在原審法院的刑罰明顯不當或者罪刑不對應的時候才有介入的空間。
裁判書製作人
上訴案第186/2015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檢察院指控嫌犯A以直接共同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並請求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受害人B附帶提出了民事請求，請求判處案中嫌犯/民事被請求人A支付損害賠償港幣一百七十萬元（HK$1,700,000.00），折合澳門幣一百七十五萬一千元（HK$1,751,000.00），另加相關訴訟費、司法稅及職業代理費用（參閱卷宗第263頁至283頁民事請求書內容）。
2014年10月6日，嫌犯向法院提出載於卷宗第368頁及第370頁背面的申請，為了質疑證人C提供虛假證言而要求調查後者的銀行帳戶記錄及電話通信記錄，尤其是whatsapp通訊內容的請求。
初級法院否決了作出這些訴訟行為。
嫌犯對此批示提起了上訴。1
檢察院對嫌犯的上訴提出了答覆，內容如下：
1. 就聲請之調查措施有否必要作出屬持案司法官之自由權限，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90條第1款b)項之規定，屬不得提起上訴之裁判。
2. 法官作出否決之決定時已指出，上訴人申請中之第二項措施是建基於證人C可能觸犯虛假證言罪，但法官認為沒有如此跡象，即使有，嫌犯也可自行向檢察院作出檢舉；至於申請中之第三項措施，法院雖然是以保護私隱為由否決，但觀乎案件中的確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該名證人與嫌犯有過對話，即使有對話，亦對證明或否定本案事實沒有作用，法官沒有明示，但明顯其理由正是該措施不必要及不適當，目的是不讓程序受拖延。
3. 即使有關犯罪事實的確涉及其他人士，其參與之部分基於控訴書範圍所限，亦不可能在本案中一併解決；再者，不論其他人士是否涉及本案犯罪事實，亦不影響嫌犯本人對有關事實應負之刑事責任。
4. 該兩項由上訴人提出之調查措施對否定存在本案針對上訴人之犯罪事實並沒有作用，無助於尋找事實真相，屬不必要，被批示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11條第1款之規定，亦不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3款及第4款之規定。
5. 本案至今未有判決，根本未有定罪，此時提出對無罪推定原則之違反似乎言之過早，亦沒有任何理據。
綜上所述，上訴人提出的請求因理據明顯不足，應予被回。
初級法院合議庭經過審理，最後作出了一下的判決：
1. 本案對嫌犯A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行為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規定和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判處六年九個月徒刑。
2. 本案對嫌犯A判處之刑罰與第CR4-13-0235-PCC號卷宗（該案已競合第CR4-12-0001-PCC號卷宗的刑罰）判處的刑罰競合處罰，合共判處嫌犯A十三年九個月徒刑。
3. 基於本案民事請求人B並不具當事人正當性的理由，本案駁回民事請求人B對民事被請求人即嫌犯A的起訴。
嫌犯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2
檢察院就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本案中，上訴人A因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被判處6年9個月徒刑；該刑罰與第CR4-13-0235-PCC號卷宗（該案已競合第CR4-12-0001-PCC號卷宗的刑罰）判處的刑罰競合處罰，合共判處上訴人13年9個月的徒刑。
2. 上訴人不服原審法院的判決而提出上訴，認為判決存在“審查證據上明顯有錯誤”之瑕疵，以及量刑過重，違反《刑法典》第13條、第40條、第65條、第71條、第72條及第211條第4款a)項的規定。
3. 上訴人所提理由均為原審法院在證據不充分之情況下認定犯罪事實，但沒有提出任何互相矛盾的證明事實。
4. 當獲證事實無違反常理，法院所評價之證據合法，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5. 至於上訴人如何處理已經據為己有之犯罪所得，並不影響犯罪之定罪和量刑，除非上訴人將之返還被害人。
6. 有關上訴人對其他人的指控，需另案處理，亦不構成任何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7.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之規定，法院自由心證不得被質疑。
8. 被訴裁判並未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之瑕疵。
9. 上訴人提出量刑過重，認為針對本案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應被判處少於4年的徒刑；與其他案件的判刑競合後，應僅增加1年半徒刑才算合適。
10. 上訴人並非初犯。
11. 上訴人涉及另外一宗與本案性質相同的地產買賣詐騙案件，在該案中的三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兩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及兩項偽造文件罪均罪名成立，該案件的犯罪手法與本案相類似，可見上訴人的罪過嚴重性較高。
12. 根據《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的規定，可處2至10年的徒刑。
13. 上訴人被判處6年9個月的徒刑，少於上下刑幅的五分之三，不能謂之過重。
14. 本案與第CR4-13-0235-PCC號卷宗（該案已競合第CR4-12-0001-PCC號卷宗的刑罰）作犯罪競合，可判處刑幅為6年9個月至27年10個月。
15. 上述三案競合後被判處13年9個月徒刑，判刑少於上下刑幅的三分之一，亦不能謂之過重。
16. 我們認為原審法院的量刑是依法做出的，是與上訴人的罪過相符的，並沒有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有關量刑的相關規定。
綜上所述，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應予駁回，維持原則。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了法律意見書，其內容如下：
2014年10月9日，初級法院否決嫌犯A質疑證人C提供虛假證言而要求調查後者的銀行帳戶記錄及電話通信記錄，尤其是whatsapp通訊內容的請求（見卷宗第368頁及第370頁背面）。
針對初級法院上述批示，嫌犯A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嫌犯A指責被上訴的法院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第3款及第4款之規定。
2014年12月17日，初級法院合議庭判處嫌犯A以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相當巨額詐騙罪」，判以6年9個月徒刑；跟初級法院第CR4-13-0235-PCC號卷宗（已跟初級法院第CR4-12-0001-PCC號卷宗競合）競合處以13年9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
嫌犯A不服初級法院上述合議庭裁判而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中，嫌犯A認為上述裁判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因而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亦未符合所判處之犯罪的構成要件，故違反了《刑法典》第13條及第211條第4款a項之規定，以及量刑過重（包括單一犯罪量刑及競合犯罪量刑），因而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第71條及第72條之規定；當中，嫌犯A亦提及上述指責被上訴的法院否決調查措施請求之批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之規定。
對於上訴人A兩個上訴之上訴理由，本院均不能予以認同認為屬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或理由不成立。
1. 針對初級法院否決調查措施請求之批示而提起之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A質疑證人C否認曾收過因簽署有關預約買賣合同而獲得款項其中港幣20萬元，屬《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作虛假之證言罪」，法院否決在本案中就此方向採取其所建議的調查措施係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第3款及第4款之規定的。
《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規定：
“第三章
調查證據
第三百二十一條
（一般原則）
一.法院依職權或應聲請，命令調查所有其認為為發現事實真相及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而必須審查之證據。
二.如法院認為有需要調查未載於控訴書、起訴書或答辯狀之證據方法，則儘早預先將此事告知各訴訟主體及載於紀錄內。
三.如證據或有關之方法為法律不容許者，則以批示駁回有關證據之聲請，但不影響第三百零九條第三款之規定之適用。
四.如下列情況屬明顯者，則亦駁回證據之聲請：
a) 所聲請之證據屬不重要或不必要；
b) 證據方法屬不適當、不可能獲得或非常懷疑其能否獲得；或
c) 聲請之目的純為拖延時間。”
固然，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之規定，為著發現事實真相及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法院依職權或應聲請，得命令調查所有其認為而必須審查之證據；然而，從同一條第4款之規定卻可見，立法者同時賦予法院在法律範圍中的自由裁量權。
在本具體個案中，正如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在其上訴理由答覆中所複述，被上訴的法庭並不認為存在上訴人A所質疑的犯罪，因而決定不進行有關調查措施；我們認為，其決定尤其無超越《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4款所規定的裁量範圍。
再者，我們亦未看出即使查明證人C確曾收過因簽署有關預約買賣合同而獲得款項其中港幣20萬元，亦不會影響本案的審判標的—上訴人A觸犯1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相當巨額詐騙罪」的事實。
我們認為，上訴人A指責被上訴的批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第3款及第4款之規定是毫無道理的。
因此，應裁定此部份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駁回。
2. 針對有罪判決之上訴而提起之上訴
a. 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違反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第2點、第3點、第4點屬結論性事實，並質疑第18點、第23點及第24點已證事實之認定，尤其辯稱無證據顯示涉案單位的業主E無向作出授權，其亦不清楚有關授權書的真偽，從而指責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的。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4月3日在第602/2011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在具體個案中，正如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在其上訴理由答覆中所闡述，卷宗資料清楚顯示，刑事警察機關已透過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澳門支局向加拿大警方查明涉案單位的業主E的身份，並已確認其從無授權予上訴人A處分涉案單位的事實，已足以認定上訴人A所出示的授權書是偽造的。
而根據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上訴人A作為有關授權書的持有人，以及其跟被害人及律師表示很快就能收到有關授權書的正本等言行，如何令人相信，上訴人A對有關授權書是不清楚、不知情呢？
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上並無違反任何證據審查的原則，更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因此，應裁定上訴人A此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
b. 關於《刑法典》第13條及第211條第4款a項之違反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辯稱其並不清楚有關授權書的真偽，因而欠缺故意，又質疑未查明有關不法利益的去向，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了《刑法典》第13條及第211條第4款a項之規定。
《刑法典》第211條及第196條b項規定：
“第三章
一般侵犯財產罪
第二百一十一條
（詐騙）
一.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以詭計使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之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犯罪未遂，處罰之。
三.如因詐騙而造成之財產損失屬巨額，行為人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四.如屬下列情況，則處二年至十年徒刑；
a) 財產損失屬相當巨額者；
b) 行為人以詐騙為生活方式；或
c) 受損失之人在經濟上陷於困境。”
第二編
侵犯財產罪
第一章
引則
第一百九十六條
（定義）
為著本法典之規定之效力，下列各詞之定義為：
......
b) 相當巨額：在作出事實之時超逾澳門幣十五萬元之數額；
......”
從上述第211條第1款之規定可見，「詐騙罪」的主觀構成要件是“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而客觀構成要件是“以詭計使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受欺騙”，並導致“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
配合第211條第4款a項及第196條b項之規定，只要被侵害的財產法益超逾澳門幣15萬元就得以「相當巨額詐騙罪」作出歸責。
在本個案中，在主觀構成要件而言，正如上面所闡述，已查明涉案單位的業主E並無向上訴人A作出有關授權，上訴人A本人必然最清楚其持有的授權書的來源及目的。而根據常理，如果說上訴人A在出示有關偽造的授權書並實施本案所針對的行為時是不存在“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的意圖，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而且，卷宗資料顯示，上訴人A在展示及使用有關偽造文件時是處於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可見其主觀故意程度的存在是無可置疑的，完全符合《刑法典》第13條之故意。
至於客觀構成要件，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對於其使用了偽造的租約的事實直認不諱，配合其出示的偽造授權書，客觀上其已以詭計使被害人及涉案律師對有關事實產生錯誤，並已受欺騙，從而至少造成被害人在財產上超過澳門幣15萬元的損失；至於上訴人A在收到有關由被害人交出的款項後如何處置，並非第211條，包括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相當巨額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因此，我們認為，上訴人A對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此部份之指責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c. 關於量刑過重（包括單一犯罪量刑及競合犯罪量刑）
最後，上訴人A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就其在案所實施的單一犯罪所作出的量刑過重，跟初級法院第CR4-13-0235-PCC號卷宗（已跟初級法院第CR4-12-0001-PCC號卷宗競合）競合處罰時的量刑亦是過重，因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第71條及第72條之規定。
《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配合同一法典第196條b項）規定，「相當巨額詐騙罪」的法定刑幅為2年至10年徒刑。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亦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的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
根據卷宗資料，上訴人A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了本案所針對之犯罪，其故意偽造不動產交易所必須的文件，其犯罪的故意程度相當高，其實施犯罪行為的目的是為了對他人財產造成相當巨額的損失，並已為社會安寧帶來了負面的影響。
此外，在犯罪預防的要求上，雖然被害人F欲撤回對上訴人A之告訴（見卷宗第106頁），然而，不可忘記的是上訴人A作出的行為所侵害的不僅僅是被害人的個人財產利益，而是因涉及的相當巨額的金額，其手段亦侵害了有關授權書的可能性，因此，需要考慮一般預防的要求甚高。
事實上，根據被上訴之裁判書所載，原審法院在量刑方面已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當中已考慮到上訴人A的罪過程度、所犯罪行的性質及其嚴重性、可適用的刑罰幅度、案件的具體情況，其行為對社會安寧帶來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導致他人的財產遭受相當巨額的財產損失及對有關授權書等重要交易交件的可信性所造成的損害，並綜合考慮犯罪預防（無論是特別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需要，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對上訴人A科以6年9個月徒刑並不為過。
至於跟初級法院第CR4-13-0235-PCC號卷宗（已跟初級法院第CR4-12-0001-PCC號卷宗競合）所判處的9年9個月徒刑競合量刑後，被上訴的合議庭考慮了《刑法典》第72條第1款（準用同一法典第71條之規定）所規定的要件，以及《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後，在9年9個月至16年6個月的法定刑幅中，僅對已觸犯多項犯罪的上訴人A施予13年9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罪刑相適應的層面上是合符比例原則的。
因此，在量刑方面，我們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並未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第71條及第72條之規定。
綜上所述，應裁定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全明顯不成立及理由不成立，應全部予以駁回。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檢察院控訴書的獲證事實：
經庭審聽證，本庭認為控訴書控訴的以下事實得以證實：
- 約於2012年7月，任職地產經紀的嫌犯A曾協助葡藉人士G租住澳門氹仔XX豪庭XX座XX閣XX樓XX室，為此，嫌犯取得G的護照號碼等資料。
- 為獲取不法利益，嫌犯在某一日期以未能查明的途徑取得澳門XX第XX座XX樓XX室業主E的加拿大護照副本、購買該單位的樓宇買賣預約合約副本等資料，同時，嫌犯由一不知名人士冒充E，彼等計劃將該單位出售並騙取他人的訂金（參閱卷宗第28至30頁合同副本以及第117頁護照副本）。
- 此外，嫌犯亦偽造一份E自2009年10月20日起將該單位租給G的租約，並偽造一份E授權嫌犯代理出售該單位的授權書等資料（參閱卷宗第22至24頁賃合同副本和第115、116及119頁授權書副本）。
- 2013年1月底，嫌犯告知位於澳門XX大馬路XX花園地下XX舖的「XX置業」的地產經紀C，指稱寰宇天下第XX座XX樓XX室以港幣七百五十萬元（$7,500,000）出售，但該單位當時尚在出租而不便參觀。
- 當時，C信以為真並將上述單位介紹給客人F；其時，F對上述單位的面積與座向已有所了解，為此，其不虞有詐並同意無需實地觀看而按上述價錢購入單位。
- 隨後，在C聯絡嫌犯時，嫌犯即訛稱上述單位的業主是外地人，故此，買賣需等至該年4月中才可完成，同時，買賣合約將由嫌犯持業主的授權書代簽，需預先支付訂金港幣一百七十萬元（$1,700,000）。
- 經C告知，F同意並接受嫌犯提出的上述條件。
- 2013年2月6日，嫌犯致電XX律師事務所，要求協助見證一宗買賣交易合約簽署；隨後，C將該宗交易的買賣資料，包括E的護照複印本、公證、認證申請表複印本以及F及妻子H的證件複印本及婚姻登記的敘述證明複印本等資料傳真給該律師樓（參閱卷宗第118至124頁文件的內容）。
- 同日即2013年2月6日下午，F、H、C及嫌犯到達上述律師樓，當時，嫌犯向進行見證的律師B訛稱E的授權書正本當時正在寄來澳門，故只能提供授權書的副本（參閱卷宗第115及116頁文件內容）。
- 由於上述授權書副本載有E的簽名、加拿大公證員的簽名及外交部蓋章，亦載有中國領事的簽名及領事館蓋章，故B不虞有詐，其以為相關授權書符合規格。
- 當時，B曾向F表示嫌犯只提供授權書副本，然而，F仍決定與嫌犯簽署合約，但要求在合約加上嫌犯需負相關民事責任的陳述（參閱卷宗第63頁合同副本第(三)點內容）。
- 隨後在B的見證下，嫌犯、F及H簽署一份預約合同地位讓與的協議，由F以港幣七百五十萬元（$7,500,000）購入上述單位，並協定於2013年4月18日前完成有關買賣（參閱卷宗第62頁至64頁合同副本）。
- 為此，F將一張港幣1,200,000元的中國工商銀行（澳門）本票及一張港幣$500,000元的大西洋銀行本票交給嫌犯，作為購買上述單位的訂金；其時，嫌犯將該等款項據為己有（參閱卷宗第15本票副本和第59至60頁的銀行紀錄）。
- 其後，F亦向C支付港幣三萬七千五百元（$37,500）的仲介佣金，並向財政局繳付澳門幣十八萬零三百三十八元（$180,338）的印花稅（參閱卷宗第16頁印花稅紀錄）。
- 2013年3月初某日，經閱讀報章一宗地產經紀詐騙案的內容及相片，F認為有關嫌疑人的資料及身型均與嫌犯相似，由於擔心該案件的嫌疑人與其購入單位有關，為此，F透過C聯絡嫌犯但不果。
- 2013年3月6日，F向司法警察局報案求助。
- 同日即2013年3月6日，F向代表E購買上述單位的地產代理I致電詢問，經I聯絡E後，知悉E並無出售上述單位。
- 同時，F亦以短訊形式透過嫌犯提供的電話號碼+1-XXX-3XX-7XX4聯絡冒充E的不知名人士、當時，該名人士向F訛稱已授權嫌犯出售上述單位，但其不知嫌犯已收取F港幣一百七十萬元（$1,700,000）訂金，其要求F支付港幣一百五十萬元（$1,500,000）訂金以辦理有關手續，當時，F對此不予理會（參閱卷宗第83至86短信照片和89至91頁翻譯內容）。
- 2013年3月14日，司警人員向G了解並得知其於2012年約7月始來澳門工作，故此，其於2009年9月25日並無簽署上述單位的租約，且租約上的簽名亦非其本人簽署。
- 司警人員經查核後發現上述嫌犯提供的E的聯絡電話+1-XXX-3XX-7XX4屬美國而非加拿大電話號碼。
- 隨後，司警人員透過電話、電郵及經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澳門支局向加拿大警方要求聯絡E，其中加拿大渥太華國際刑警回復稱E並無授權嫌犯出售其物業亦無簽署相關租約，同時，其本人亦無收取嫌犯或F的任何金錢（參閱卷宗第131至136頁國際刑警互通文件紀錄）。
- 事後，為保障被害人的經濟利益及承擔專業責任，B先行向被害人墊付港幣一百七十萬元（$1,700,000）。
- 為獲取不正當利益，嫌犯自由、自願及有意識地聯同一不知名人士，彼等共同決意，分工合作，以偽造的授權書及租約為手段，虛構業主授權嫌犯出售涉案單位，彼等之行為令F產生錯誤，致其為購入該單位而向彼等支付訂金，從而令F承受相當巨額的財產損失。
- 嫌犯知悉其行為違反法律且受法律制裁。
民事請求書和合辯狀內之獲證事實
＊＊＊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刑事紀錄顯示，嫌犯A並非初犯，其犯罪紀錄如下：
1. 於2012年5月18日，因觸犯一項空頭支票罪，被初級法院第CR4-12-0001-PCC號卷宗判處九十日罰金，日罰金額澳門幣一百元，倘不繳付則易科六十日徒刑，並駁回民事請求人的民事請求；該案經中級法院上訴發回重審，於2013年4月12日判處嫌犯觸犯一項空頭支票罪，判處七個月徒刑，緩刑兩年，其後，中級法院駁回輔助人的上訴；該案刑罰隨後被第CR4-13-0235-PCC號卷宗競合吸收。
2. 於2014年3月21日，於第CR4-13-0235-PCC號卷宗，因觸犯三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分別判處六年徒刑、五年三個月徒刑和五年九個月徒刑，兩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分別判處一年九個月徒刑和兩年六個月徒刑，兩項偽造文件罪分別判處一年徒刑、一年六個月徒刑，七罪競合判處九年九個月徒刑；該案競合第CR4-12-0001-PCC號卷宗判處的刑罰，合共判處嫌犯十年徒刑，另判處支付民事賠償；隨後，中級法院於2014年7月17日在嫌犯的上訴中減少其中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的刑罰，合共判處嫌犯九年六個月徒刑並維持其他決定；再後，終審法院於2014年10月22日駁回嫌犯的上訴；該案判決於2014年11月6日轉為確定。
3. 嫌犯現於第CR3-14-0088-PCC號卷宗因涉嫌觸犯一項空頭支票罪、一項詐騙罪、一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和一項偽造文件罪於初級法院等候審判裁決。
- 嫌犯聲稱被羈押前為地產經紀，每月收入約澳門幣兩到三萬元，其學歷為中學畢業，無家庭負擔。
民事請求書和答辯書的獲證事實：
- 經庭審聽證，合議庭認為，除與控訴書的獲證事實相符的事實視為得以證明之外，民事請求書和答辯書之內的以下事實亦得以證明：
- 民事請求人B與F和H透過協商方式，由民事請求人以分期形式彼等墊付港幣一百七十萬元。
未證事實：
- 第一，經庭審聽證，本庭認為控訴書描述的以下事實未能得以證明：
1)冒充E的不知名人士居於美國。
2) 嫌犯令B遭受相當巨額的財產損失。
- 第二，民事請求書和民事答辯書之內的未證事實：
- 經庭審聽證，民事請求書和答辯書之內與本案獲證事實不符的所有相關事實均視為未能得以證明或與案件標的無重要關係。
三.法律部份：
本案有兩個上訴，一個是嫌犯對法官不批准嫌犯申請調查證據的措施而提起的上訴，另一個則是對最後的判決的上訴。
在其第一個上訴的上訴理由中，上訴人質疑證人C否認曾收過因簽署有關預約買賣合同而獲得款項其中港幣20萬元，屬《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作虛假之證言罪」，法院否決在本案中就此方向採取其所建議的調查措施係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第3款及第4款之規定的。
而在對最後的判決的上訴理由中，一方面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第2點、第3點、第4點屬結論性事實，並質疑第18點、第23點及第24點已證事實之認定，尤其辯稱無證據顯示涉案單位的業主E無向作出授權，其亦不清楚有關授權書的真偽，從而指責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另一方面，辯稱其並不清楚有關授權書的真偽，因而欠缺故意，又質疑未查明有關不法利益的去向，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了《刑法典》第13條及第211條第4款a項之規定；最後認為原審法院的量刑過重。
我們逐一分析。
1. 關於法院否決調查證人作偽證的措施的請求
上訴人在這個上訴所陳述的上訴理由指出，實際上其被駁回的申請由兩層意思，一方面質疑證人C否認曾收過因簽署有關預約買賣合同而獲得款項其中港幣20萬元，屬《刑法典》第324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作虛假之證言罪」，另一方面，如果正是證人收取了有關的款項，則不能把所有的犯罪所得都歸嫌犯一個人，那麼，調查證人的銀行賬戶有助於減輕嫌犯的罪過，而法院否決在本案中就此方向採取其所建議的調查措施係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第3款及第4款的規定的。
我們知道，《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規定了法院在審判階段可以依職權或應聲請作出證據的調查的情況：
“第321條（一般原則）
一.法院依職權或應聲請，命令調查所有其認為為發現事實真相及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而必須審查之證據。
二.如法院認為有需要調查未載於控訴書、起訴書或答辯狀之證據方法，則儘早預先將此事告知各訴訟主體及載於紀錄內。
三.如證據或有關之方法為法律不容許者，則以批示駁回有關證據之聲請，但不影響第三百零九條第三款之規定之適用。
四.如下列情況屬明顯者，則亦駁回證據之聲請：
a) 所聲請之證據屬不重要或不必要；
b) 證據方法屬不適當、不可能獲得或非常懷疑其能否獲得；或
c) 聲請之目的純為拖延時間。”
誠然，法律容許法院依職權或應聲請命令調查所有其認為為發現事實真相及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而必須審查的證據，但是，這個調查的範圍完全不能超出控訴原則所限定的範圍，也就是必須圍繞控訴書所限定的事實。任何新的事實只能依情況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或者340條的規定作出相應的應對措施。
不過，這些出現新的事實情況，只是在庭審調查取證過程中發現的新的事實，而非為了得到的新的事實的目的而依職權或應聲請去調查的情況，否則，超出了審檢分立的原則的限度。
很明顯，上訴人所質疑一證人作假證供，一旦確認為真，就構成一個犯罪行為，而這個犯罪行為並非控告書的標的，有關的事實必須經過檢察院，並在其職權範圍內，命令作出全新的、有別於本案的事實的調查。
在審檢分立的原則下，法院實在不應該作出卷宗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個行為存在的判斷，因為法院沒有這個職權。上訴人的質疑只能被理解為提供犯罪的消息的檢舉（《刑事訴訟法典》第224條），而作為司法機關的法院收到這個檢舉，有義務將之轉送有職權的機關（《刑事訴訟法典》第228條），而不是自行決定有關消息是否屬實，何況也不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225、226的任一情況。
不論如何，有關職能機關是否調查此等事實，並不妨礙本案的繼續進行，因為及時將來查證屬實，法律也有特別的機制改變本案有關的證據，但此時此處，並非可以決定這個問題的。
然而，由於上訴人已經向檢察院獨自作了犯罪檢舉——見其上訴狀，已經不需要在這方面作出任何的措施。
另一方面，即使查明證人C確曾收過因簽署有關預約買賣合同而獲得款項其中港幣20萬元，亦不會影響本案的審判標的—上訴人A觸犯1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相當巨額詐騙罪」的事實，那麼，調查哪些帳戶的帳目來往已經不是重要的。
因此，我們依不同的理由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被上訴的否決調查賬目和通訊內容的申請的決定。
2. 針對有罪判決而提起的上訴
首先，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的問題，上訴人除了認為合議庭裁判中第2、3、4點事實屬結論性事實外，還質疑第18、23及24點已證事實的認定，尤其辯稱無證據顯示涉案單位的業主E無向其作出授權，其亦不清楚有關授權書的真偽，從而指責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規定的。
上訴人質疑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的時候僅僅用結論性的事實，並沒有實質證明：一者，所用於聯繫不是加拿大的而是美國的的電話號碼，是否你屬於受害人E的;二者，第128頁所陳述的受害人E沒有授權出售樓宇的聲明人是其本人，而在於此之前所作的載於第450頁聲明其授權出售樓宇的聲明者不是受害人E本人；三者，有關的授權書是偽造的。
正如我們一直引用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誠然，在案件中所蒐集證據可能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但是這些都成為原審法院自由審理的標的，並基於形成的自由心證。這種自由的心證是不能質疑的。而上訴人所提出的質疑無非是不同意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或者依照證據所作的自由的審理而得出來的結論。
在本案中，一方面，原審法院認定了以下的事實：刑事警察機關已透過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澳門支局向加拿大警方查明涉案單位的業主E的身份，並已確認其從無授權予上訴人A處分涉案單位的事實。這部分事實不能被是為結論性事實，而是依照證據所證明的一個客觀的事實，已足以認定上訴人A所出示的授權書是偽造的。另一方面，原審法院選擇相信有關美國的電話號碼以及沒有授權的受害人的聲明不是其本人的事實，這種認定沒有明顯的錯誤，那麼，在此情況下，這部分法院自由心證，不能被質疑。
事實上，最重要的是，原審法院認定了這個事實：（在簽訂預售合同時候）“為此，F將一張港幣1,200,000元的中國工商銀行（澳門）本票及一張港幣$500,000元的大西洋銀行本票交給嫌犯，作為購買上述單位的訂金；其時，嫌犯將該等款項據為己有（參閱卷宗第15本票副本和第59至60頁的銀行紀錄——橫線為我們所加）”。單憑此事實，即可以說明了嫌犯確實是“為了獲取不法的利益”，即使這句話是結論性事實而可以被是為沒有載明，我們也完全可以從其他的事實而推論得出這個結論，同時也可以得出結論，嫌犯確實是與他人（雖然不能查明其身分）合謀，通過偽造出售樓宇的授權書，而騙取他人的買入樓宇的訂金的結論。
而作為有關授權書的持有人的上訴人所主張的對有關授權書的真偽是不清楚、不知情的完全是不能被接受的，其在簽訂預售合同時候所表示很快就能收到有關授權書的正本等言行，才是有違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的。
至於法院是否將其直認不諱的使用了偽造的租約的事實作為確認詐騙事實的決定性的事實已經不是很重要了，但是，至少可以確認，正如已證事實所顯示的，這個事實成為了上訴人實施引誘受害人相信其有權代理業主簽訂預售合同以及在看樓時推搪的藉口。
再者，存在租賃合同也不是絕對的成為出售的障礙，也有的客人希望能夠即刻有租客可以獲得即時的利益，所已，有時候存在租賃合同可能成為出售的誘因。所以，上訴人所質疑的原審法院這方面的審理存在明顯的錯誤並沒有任何理由。
所以，上訴人所質疑的事實審理的錯誤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上訴人主張，沒有證實嫌犯的故意，被控告的罪名不能成立。而事實上，憑上文對事實審理的上訴理由的分析，很明顯可以得出結論，這些事實完全符合適用《刑法典》第211條規定可見，「詐騙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
正如上文所說的，上訴人在收到受害人的訂金後，即刻將其據為己有，而面對這個事實，如果像上訴人所主張的上訴人在簽訂了預售合同的第二天收到涉案單位的業主E寄來的授權書正本，上訴人並不清楚有關授權書為偽造的，並以此確認上訴人沒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的意圖，那就確實難以令人信服。
至於上訴人A在收到有關由被害人交出的款項後如何處置，並非第211條，包括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相當巨額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不要忘了，如果本案可以確定其他的行為人，那麼，上訴人就不是單一的行為犯了，而是共犯，但是這也不妨礙這些說明存在共同犯罪的事實。也就是說，犯罪所得是否為上訴人獨自享有已經是不重要的事實了。
因此，我們認為，上訴人對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此部份的上訴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最後，關於量刑過重（包括單一犯罪量刑及競合犯罪量刑）的問題，上訴人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就其在案所實施的單一犯罪所作出的量刑過重，跟初級法院第CR4-13-0235-PCC號卷宗（已跟初級法院第CR4-12-0001-PCC號卷宗競合）競合處罰時的量刑亦是過重，因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第71條及第72條之規定。
《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配合同一法典第196條b項）規定，「相當巨額詐騙罪」的法定刑幅為2年至10年徒刑。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賦予法院在具體刑罰時，以罪過及刑罰目的的標準，並於最低刑幅及最高的刑幅之間選擇一合適的刑罰的自由，上訴法院只有在原審法院的刑罰明顯不當或者罪刑不對應的時候才有介入的空間，然而，原審法院單純以上訴人涉及的金錢數目對案中被害人造成相當巨大的財產損失以及對社會秩序帶來的負面影響，並在一般性地考慮了《刑法典》第65條的標準之後，就判處上訴人6年9個月的徒刑，而根據卷宗的情節，其犯罪的前科，所涉及的相同的罪名的數目，尤其是考慮到嫌犯所造成受害人的損失並非小的數目，我們認為所判處的徒刑沒有任何過高之夷。
至於跟初級法院第CR4-13-0235-PCC號卷宗（已跟初級法院第CR4-12-0001-PCC號卷宗競合）所判處的9年9個月徒刑競合後的量刑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被上訴的合議庭考慮了《刑法典》第72條第1款（準用同一法典第71條之規定）所規定的要件，對上訴人施予13年9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
- 於2012年5月18日，因觸犯一項空頭支票罪，被初級法院第CR4-12-0001-PCC號卷宗判處九十日罰金，日罰金額澳門幣一百元，倘不繳付則易科六十日徒刑，並駁回民事請求人的民事請求；該案經中級法院上訴發回重審，於2013年4月12日判處嫌犯觸犯一項空頭支票罪，判處七個月徒刑，緩刑兩年。
- 於2014年3月21日，於第CR4-13-0235-PCC號卷宗，因觸犯三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分別判處六年徒刑、五年三個月徒刑和五年九個月徒刑，兩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分別判處一年九個月徒刑和兩年六個月徒刑，兩項偽造文件罪分別判處一年徒刑、一年六個月徒刑，七罪競合判處九年九個月徒刑；後經因上訴由中級法院減少其中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所判處五年三個月徒刑減為2年徒刑的刑罰，合共判處嫌犯九年六個月徒刑。該案判決於2014年11月6日轉為確定。
雖然，上訴人在第CR3-14-0088-PCC號案件中已經由中級法院駁回其上訴，判決上等待確定，並且肯定會再次作出刑罰的競合，但是此非本案的上訴標的，我們也應該對上訴的問題作出決定，而在考慮所有這些因素，我們認為，對上訴人應該競合的罪名的刑罰，介於6年9個月至26年7個月的範圍，選擇13年9個月的單一刑罰沒有任何的不合適。
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定：
- 上訴人的中間上訴理由不成立，但以不同的理由維持被上訴的批示；
- 上訴人對原審法院的最後判決的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以及6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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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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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é Maria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Com reserva quanto a questão – do “pedido de prova” – colocada no recurso interlocutó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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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presente recurso é interposto do despacho do Meritíssimo Juiz Relator do Tribunal a quo que indeferiu dois dos requerimentos probatórios apresentados pela recorrente no passado dia 6 de Outubro, na sequência da sessão da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realizada no dia 25 de Setembro anterior.
2. Nos termos do art.º 321º, nos 3 e 4 do CPP, os requerimentos de prova são indeferidos quando a prova ou o meio de prova forem legalmente inadmissíveis, por um lado, ou, por outro, se for notório que: (a) as provas requeridas são irrelevantes ou supérfluas; (b) o meio de prova é inadequado ou de obtenção impossível ou muito duvidosa; ou (c) o requerimento tem finalidade meramente dilatória.
3. O Tribunal a quo não se socorreu de nenhum dos fundamentos taxativamente elencados na lei processual penal para indeferir os requerimentos de prova apresentados, pelo que a decisão padece do vício de violação de lei, mais especificamente uma violação dos nºs 1, 3 e 4 do art.º 321º do CPP, porque a pretensão da requerida foi indeferida com base em fundamentos diversos dos previstos na lei.
4. A recorrente requereu ao tribunal se dignasse oficiar junto das instituições bancárias para confirmar se C teria efectivamente recebido e depositado na sua conta bancária a quantia de HK$200,000.00, imediatamente após a celebração do contrato-promessa em discussão nos autos, em cumprimento dum acordo pré-estabelecido entre ambos e que envolveu ainda um terceiro, D.
5. A recorrente afirmou em audiência que da quantia de HK$1,700,000.00, recebida como sinal em virtude da assinatura do contrato-promessa, HKD$200,000.00 foram entregues à testemunha C e outros HKD$1,350,000.00 foram entregues ao D.
6. A testemunha C negou a existência de tal acordo, assim como o recebimento de qualquer quantia por parte da recorrente em virtude da assinatura do referido contrato-promessa.
7. Quanto à divisão do valor pago enquanto sinal com a testemunha C, após a celebração do contrato-promessa, o tribunal viu-se confrontado como duas versões contraditórias e díspares dos acontecimentos.
8. Sob pena de uma grave afronta ao princípio das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o tribunal não pode, simplesmente, dar par certa a versão oferecida pela testemunha se isso implicar descredibilizar por completo a versão oferecida pela arguida.
9. Se o tribunal não tem razão nenhuma para duvidar da palavra da testemunha, a verdade é que também não pode partir do princípio que a recorrente está a faltar a verdade quando apresenta uma versão diferente.
10. Confrontado com duas versões opostas e incongruentes da verdade, o tribunal a quo deveria ter procurado esclarecer qual delas se revelaria mais consistente, após o exercício da contra-inquirição e de uma perscrutação mais profunda das bases em que se assentam as afirmações das diferentes partes.
11. A recorrente facultou ao Tribunal um meio de prova que permite discernir qual das duas versões contraditórias da verdade deve prevalecer, designadamente através da consulta dos registos das contas bancárias no dia da celebração do contrato-promessa, em que a recorrente afirma ter entregado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à testemunha, e nos dia seguintes, em que a testemunha depositou o numerário numa conta bancária sua.
12. Tal como invocou no seu requerimento de prova, existe um elemento que indicia fortemente que a testemunha falseou o seu depoimento e que justifica plenamente que se ponha em causa a sua palavra e se investigue o tecido da verdade por detrás das suas afirmações.
13. Como se pode depreender da transcrição d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quando indagada se permitia ao tribunal verificar as suas contas bancárias no sentido de confirmar o que reiteradamente afirmou em audiência, foi peremptória no modo como recusou conferir tal autorização, fazendo adivinha que teme o resultado que tal consulta revelará.
14. É grave o crime de falsidade de testemunho que indicia tal atitude da testemunha, a qual foi repetidamente advertida do seu dever de não faltar à verdade elo Meritíssimo Juiz que presidiu ao Colectivo durante a sessão da audiência em que foi ouvida.
15. É lamentável que apenas a recorrente, desacompanhada das autoridades judiciais, se insurja contra o que aparenta ser uma descarada desresponsabilização pel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16. O douto despacho recorrido acaba por entender, erradamente na óptica da recorrente, que não existe indício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falsidade de testemunho.
17. De todo o modo, ainda que não houvesse razão para suspeitar da veracidade das afirmações da testemunha, não se poderia com base nisso ter indeferido o requerimento de prova que permitia consubstanciar e suportar a versão contrária defendida pela recorrente.
18. A recorrente requereu ainda ao tribunal se dignasse oficiar as autoridades policiais competentes para aceder ao seu telemóvel que está apreendido nos presentes autos, no sentido de extrair do registo existente das suas conversas na aplicação whatsapp as trocas de mensagens com a testemunha C, que comprovam a existência de um acordo prévio no sentido de que esta última receberia do valor do sinal o montante de HH$200,000.00.
19. Tal diligência probatória foi indeferida com a justificação de que não havia indícios da existência de tais conversas nos autos e, surpreendentemente, que se pretendia proteger os dados pessoais.
20. O facto de não haver indícios da existência de tais conversas é irrelevante se nos autos será apreendido o telemóvel da arguida onde se pode constatar se efectivamente existem ou não tais conversas.
21. É incompreensível, de resto, que o despacho recorrido aluda à defesa da protecção dos dados pessoais, quando é a própria recorrente que pretende fazer uso dos seus dos para tentar provar a sua inocência.
22. Apenas uma deturpação de tal preceito permite proibir à arguida ter acesso a um objecto seu apreendido nos autos para se defender dos factos que lhe são imputados e para prova do que reputa ser um falso depoimento que lhe é desfavorável e que pode contribuir decisivamente para a sua condenação.
23. Se, como afirmou o Meritíssimo Juiz Relator no despacho recorrido, “não consta nos autos mínimo elemento da existência de conversa entre a testemunha C e a arguido efectuada através de whatsapp”, nunca haveria na convicção do juiz qualquer risco de por a descoberto quaisquer dados da testemunha C, pelo que não se percebe qual é no fundo a pessoa que se quer proteger com tal indeferimento.
24. Não se justifica o indeferimento das diligências de prova requeridas pela recorrente para contrariar 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ouvida na audiência do passado dia 25 de Setembro de 2014 e que permitem dar mais força à afirmação de que o sinal recebido não ficou exclusivamente nas mãos da recorrente, facto do qual deverão ser extraídas por parte da acusação as devidas ilações.
25. É lamentável que o Tribunal se desinteresse completamente por apurar a existência de elementos que permitem contrariar a tese da acusação, como se fosse simplesmente mais fácil ouvir apenas um dos lados.
26. O Tribunal deve procurar relevar pertinentemente não só a versão oferecida pela acusação, mas também quaisquer factos trazidos à colação pela recorrente que possam desvendar a inverosimilidade do que lhe é imputado.
27. Tais indeferimentos consubstanciam uma violação frontal dos vectores que devem orientar o processo penal, designadamente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e a boa decisão da causa.
28. Uma boa decisão da causa deve ter em conta todo o contexto em que se desenrolaram os factos e deve ter como desiderato afastar todas as possibilidade que existem de se condenar injustamente uma pessoa inocente.
29. O juiz apenas poderia indeferir os requerimentos probatórios se invocasse justificadamente um dos fundamentos legais prescritos nos nºs 3 e 4 do art.º 321º do CPP, o que não aconteceu.
30. O tribunal recorrido, ao indeferir os requerimentos de prova do arguido, violou a norma do art.º 321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ao desconsiderar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e a boa decisão da causa, e os nº 3 e 4 do mesmo artigo, ao não basear o indeferimento nos fundamentos aí enunciados.
31. O tribunal recorrido violou ainda 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a inocência, ao não permitir à recorrente cabalmente exercer a sua defesa, indeferindo a realização de diligências probatórias que permitiam comprovar a sua versão da factualidade.
Termos em que, contando com o muito dout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e deve ser deferida a realização das diligências probatórias requeridas.
2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acórdão recorrido condenou 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na pena de 6 anos e nove meses de prisão efectiva.
2. O recurso que ora se apresenta confina-se tão só, nos termos previstos pelo art.º 393º, nº 1 e nº 2, al. a)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à matéria penal do acórdão condenatório.
3. A recorrente deve iniciar por salientar um conjunto de factos que foram dados como provados que representam juízos conclusivos mas que não se alicerçam nas necessárias premissas adjectivas.
4. Sufragando o douto entendimento sustentado por este venerando tribunal no Processo nº 976/2012, devem considerar-se por não escritos, não podendo relevar como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5. O segundo facto dado como provado é irremediavelmente conclusivo, quando indica, primeiro, que a recorrente obteve os mencionados documentos “de forma a obter enriquecimento ilegítimo” e, ulteriormente, que a recorrente conspirou com uma pessoa desconhecida de nacionalidade americana que se fingiu ser o E para vender a fracção autónoma.
6. Quanto ao primeiro que vem indicado, mais não é do que a reprodução de um elemento do tipo–de-crime, pressupondo desde logo a sua verificação, no que representa uma técnica acusatória que revela a falta de elementos de suporte.
7. Quanto ao segundo dos factos acima mencionados, trata-se de uma tripla conclusão: em primeiro lugar, que o número de telefone americano identificado nos autos não pertence ao E, o que não ficou provado; em segundo lugar, que o indivíduo misterioso a quem aliás pertence o número de telefone é de nacionalidade americana; em terceiro lugar, que a recorrente conluiou com o mesmo para defraudar os demais intervenientes na narrativa fáctica.
8. O facto de haver um número de telefone americano não permite concluir que não pertencia ao E, muito menos assegurar que o indivíduo a quem pertencia tal número de telefone fosse de nacionalidade americana.
9. Os elementos carreados aos autos, designadamente as conversas por mensagem telefónica de fls. 83 a 86 e de 89 a 92, ocorreram todos após a celebração do contrato-promessa, num momento em que inclusive a recorrente já se encontrava presa preventivamente.
10. Tais conversas telefónicas não demonstram nem conluio algum da recorrente com o emitente das mensagens – muito pelo contrário – nem que este não fosse o próprio E.
11. O negócio não foi celebrado com base na comunicação telefónica que a recorrente tinha com o proprietário deste número.
12. Para todos os efeitos, não se apurando a quem pertence o número de telefone que vem identificado nos autos, não se pode afastar a possibilidade de pertencer ao próprio E.
13. O terceiro facto da matéria fáctica dada como provado, na parte em que se indica que a recorrente forjou a procuração conferida pelo proprietário para negociar a fracção em seu nome, não passa também de uma conclusão inadmissível.
14. Não estando provada a falsidade da procuração, muito menos podemos estabelecer que a arguida tem conhecimento de tal.
15. O único recurso a que se pode lançar mão para sugerir que o documento não foi assinado pelo E são as suas próprias declarações de fls. 128.
16. O documento junto antes do termo da audiência, a fls. 450, que é cronologicamente anterior a este outro, e que também é atribuído ao mesmo, diz exactamente o contrário: que deu poderes à recorrente para vender em seu nome a propriedade do XX.
17. De resto, não ficaram provadas as alegações que ele proferiu, mas apenas ficou provado que ele as proferiu.
18. Também no quarto facto dado como provado, quando se indica que a recorrente enganou a agente imobiliária C, se entre novamente no reino perigoso das conclusões.
19. A agente imobiliária, tal como o promitente-comprador, aceitaram entrar no negócio bem sabendo que a recorrente estaria apenas munida de uma procuração aquando da celebração do contrato promissório.
20. Também o facto mencionado no ponto 18, quando se diz que o promitente-comprador contactou o fingido proprietário deve ser lido cum grano salis, pois não há quaisquer outros factos que sustentem que este número não pertencia ao dono da fracção.
21. Finalmente, e por arrastão, também os factos dos pontos nºs 23 e 24 são irremediavelmente conclusivos, pois nada nos autos nos indica que a procuração do vendedor é falsa.
22. Nunca o facto de haver um contrato de arrendamento falsificado foi determinante para a assinatura do contrato-promessa, pelo que não poderá nunca ser este facto tido como o erro ou engano que determinou o promitente-comprador à prática dos actos que lhe causaram prejuízo.
23. 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a com base no pressuposto não comprovado de que teria conhecimento da falsidade da procuração e da inexistência dos poderes de representação de que se arrogava.
24. Para se chegar a tal conclusão, mister era logicamente a prova num primeiro momento da falsidade do mesmo documento, sob pena de aceitarmos condenar uma mandatária com poderes efectivos.
25. O Ministério Público não logrou em momento algum demonstrar a falsidade dos poderes de que se arrogou a recorrente na celebração do contrato-promessa, muito menos que ela teria conhecimento de tal facto.
26. Durante as sessões de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não se fez sequer qualquer alusão à falsidade do documento em que foram conferidos poderes de representação.
27. Não consta dos autos qualquer perícia levada a cabo pelos órgãos de investigação, nem de resto foi efectuada qualquer outra diligência para o comprovar.
28. A falta de prova da falsidade da procuração representa um atentado inaceitável contra 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a inocência da recorrente.
29. O facto provado no ponto décimo, aliás, aponta para o contrário, que a procuração que foi utilizada para assinar o contrato-promessa se encontrava conforme aos trâmites legais.
30. Desta forma, deve decair o imputado tipo legal, pois não está provada a base fraudulenta da burla.
31. Num segundo momento impunha-se ainda provar que a recorrente tinha efectivamente conhecimento dessa falsificação.
32. A procuração passou pela não dos intervenientes na celebração do contrato-promessa, como decorre das declarações dos próprios.
33. O documento original da procuração passou pelas mãos do advogado B, que assegurou ao promitente-comprador que estava tudo nos conformes da lei.
34. A recorrente foi a primeira interessada em contactar o causídico, que não consegui reconhecer na procuração qualquer irregularidade.
35. As partes celebraram o contrato-promessa com a plena consciência de que apenas estavam munidas com uma fotocópia da procuração com poderes especiais e fizeram constar expressamente no contrato-promessa que se algum problema daí surgisse, as partes resolvê-lo-iam no foro cível.
36. Tal como confessaram nos seus depoimentos não só a recorrente, mas também o advogado, o promitente-comprador e a agente do promitente-comprador, o original do documento chegou uns dias após a assinatura do contrato-promessa, através da expedição por via dos serviços de correio UPS.
37. Tal documento, como ficou comprovado, foi apresentado ao Dr. B, que o conferiu e fez chegar às partes envolvidas que tudo se encontrava nos conformes.
38. Desta forma, não se provando o elemento cognitivo do dolo do crime de burla, nunca se poderia este dar dado por verificado.
39. Dá-se despropositada relevância à falsificação do contrato de arrendamento da fracção autónoma objecto do contrato-promessa de compra e venda, como se aquele alguma vez aquele tivesse determinado a celebração do negócio jurídico.
40. A recorrente foi a primeira a confessar que efectivamente falsificou o contrato de arrendamento, o qual nunca foi um factor preponderante ou determinante da celebração do negócio.
41. O promitente-comprador não deu qualquer relevância ao facto de estar alguém a arrendar o imóvel, não carecendo de o visitar pois já conhecia as suas especificações.
42. Como resulta dos ditames da experiência, o facto de haver um contrato de arrendamento quanto muito poderia obstaculizar a celebração do negócio e não o contrário.
43. Nestes termos, é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 facto vertido no ponto 23º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lá onde diz que a falsificação do contrato de arrendamento foi essencial para a determinação da conduta do promitente-comprador.
44. 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a como perpetradora única e exclusiva de 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devido ao enriquecimento que obteve com a celebração do contrato-promessa.
45. Dos elementos carregados aos autos, resulta efectivamente que a recorrente não foi a única a ficar com os proveitos do crime.
46. Resulta dos documentos de fls. 321 a 326 e de fls. 381 a 382 que foram transferidos imediatamente após a celebração do contrato-promessa as quantias de HK$1,100,000.00 para o D.
47. Ademais, a recorrente explicou ainda que a quantia de HK$200,000.00 foi entregue em numerário à agente C.
48. Embora a mesma tenha negado tais factos, a recorrente apresentou requerimentos de prova no sentido de o comprovar, e na sequência do indeferimento a que foram votados, o recurso de fls. 422-436.
49. A recorrente apresentou, também, queixa-crime por reputado crime de falsidade d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C.
50. A investigação deveria ter sido conduzida a investigação no sentido de apurar a envolvência dos demais agentes na prática do crime.
51. Por todo o exposto, nem que não seja somente pela fragilidade da prova em que assentou a condenação da recorrente, nunca a pena concreta achada para os factos equacionados poderia ser tão elevada.
52. A graduação da medida concreta em 6 anos e 9 meses é excessiva.
53. Uma pena parcelar de não mais de quatro anos de prisão revelar-se-ia mais adequada.
54. Tendo a recorrente sido presa preventivamente no dia 2 de Março de 2013, estava irremediavelmente afastada da liberdade necessária para poder velar pela boa conclusão do negócio de compra e venda.
55. O próprio ofendido declarou no documento de fls. 106 que não padece de quaisquer danos presentemente, tal como o fez, de resto, na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56. O facto de ter sido o Dr. B a pagar e não a recorrente mais vem dar razão à sua tese, visto que o fato de aquele ter assumido a responsabilidade pelo negócio malogrado de forma alguma veicula a impressão que tenha havido uma participação fraudulenta no negócio.
57. O ofendido e promitente-comprador F, no documento de fls. 106, declarou o seu desinteresse total pelo procedimento criminal, declarando-se integralmente ressarcido pelos danos sofridos.
58. Tal declaração, em última análise, fez diminuir consideravelmente necessidades de reacção contra fácticas do direito criminal punitivo.
59. Finalmente, o facto de não ter guardado para si os proveitos do negócio deverá sempre revelar para que seja diminuída a sua parcela da responsabilidade.
60. 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a nunca pena única cumulativa de 13 anos e 9 meses pelo conjunto de crimes que praticou.
61. Tendo em conta que pelos remanescentes 6 crimes a recorrente fora condenada numa pena única de 9 anos e seis meses de prisão, é manifestamente exagerado o incremento da pena para 13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com fundamento em apenas mais uma condenação.
62. Mais adequado teria sido o incremento de nunca mais do que um ano e meio sobre a pena única aplicada.
63. 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ou, nos termos expostos, o disposto nos art.ºs 13º, 40º, 65º, 71º, 72º e 211º, nº 4, al. a), todos do Código Penal, e incorreu ainda n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da apreciação da prova.
Termos em que, contando com o dout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jurisdicional, devendo a recorrente ser absolvida pela falta de demonstração da sua falta de poderes e do seu dolo ou, subsidiariamente, ser as suas penas parcelar e cumulativa reduzidas substancialm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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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186/2015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