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368/2014號
日期：2015年7月17日
主題： - 訴訟措施的濫用
- 更大利益的保護
- 已證事實
- 間接證據
- 證據方法的反對
- 禁用證據
- 判決書的無效
-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 說明理由的不可補正的矛盾
- 事實不足以支持法律決定
- 行賄為不法行為
- 疑點利益歸被告
- 清洗黑錢罪
- 量刑
摘 要
1. 上訴人所提到的起訴批示第95、96、100、101條事實已經得到了證實，現在看來，是否需要得出其中的事實是否合理或合乎常理的結論已經不是一個有必要的問題了，更重要的是這個可能的結論根本不能排除本案所要證明的標的，不足以推翻前司長XXX曾運用其職權干預本案五幅土地的出售方式這一事實，也不足以使上訴人脫罪。
2. 更不可接受的是，上訴人一股腦要求取得上述公司接近十年的所有會議記錄，但卻沒有具體指出哪份會議記錄涉及本案五幅土地的承租權轉讓事宜，一者，上訴人如此空泛的請求不但無助於使法庭發現事實真相，更有拖延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之嫌。二者，一間公司的會議記錄載有該公司股東會的決議內容，當中涉及該公司的重要商業秘密，法庭若僅為了證明“上訴人或其公司內部人員真的在2005年2月已開始草擬該五幅土地之發展計劃，並無任何不合常理之處”這個無關痛癢的結論，相對於有關公司受到法律保護的法益無可估量的損失來說，有關措施明顯為不恰當之舉，更會令法院被置於宛如可以為所欲為的機關的不利境地。
3. 本案與在終審法院所審理的XXX為嫌犯的所有案件同屬一個案件，僅僅因為涉及法院的管轄權而不能一同起訴、審理，但是在終審法院的所有案件中，有關《友好手冊》的筆跡的真實性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這點上，本案必須視為已證事實，不能在此再作任何的審理。
4. 廉署人員所展示的證據載體及其內容是被扣押於卷宗中的客觀證據，法官自可透過審查去進行評價，即使廉署人員不在庭上展示、陳述，亦不妨礙法官自行直接接觸該等證據並形成心證。而這是後來法院形成心證的問題，而非取證的方法的問題。在取證階段，上訴人不能對抗原審法院合法的取證的方法，而只能在對法院就有關證人出示文件證據並單純基於此出示而形成證明有關文件的內容的心證的時候提出反對。
5. 法律所規定的是證人證言的證據方法所要遵守的直接和口頭原則，它要求法官直接聽取人證，透過親身接觸證據以便形成心證，從而作出公正的決定。
6. 只有在法院絕對缺乏對事實或者法律方面的判決作出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才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所指的無效。說明理由不完善的情況，而非第355條第2款的絕對缺乏，這種不足亦不會導致判決的無效。
7.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就是對於法院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裁判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均會發現原審法庭對案中的證據所要證明的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這種錯誤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8. 法律並沒有禁止調查員已證人身份對自己直接接觸和了解的事實作證。
9.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理由說明方面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是裁判本身的瑕疵，即指在事實事宜方面的證據性理據說明中、法院認定的事實之間、或認定的事實與未獲認定的事實之間存在矛盾。這種矛盾是絕對的，即一方面說“是一”，另一方面又說“不是一”，而不能存在於被指互相矛盾的事實之間各自所表達的意思不同或者各自所證實的內容不同的事實之間。
10.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是法院在認定的事實存在可以作出法律適用時候存在遺漏，以使法院面對事實無法作出法律的適當適用，這種遺漏，尤其是因法院沒有對整個訴訟標的作出應有（包括依職權）的查證下而發生。
11. 這也是一個事實審理層面的問題，而不涉及缺乏認定犯罪要素的某些事實這種屬於法律層面的問題。
12. “疑點利益歸被告”原則是在有關證據方面的原則，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理證據的過程中，對所審理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的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的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
13. 上訴人提出這個問題的前提也是上訴人所主張的法院在審理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而既然法院在審理證據上不存在任何的錯誤，這個主張也明顯不能成立。
14. 再次調查證據的措施的進行首先是以確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瑕疵為前提。
15. 事實上證實了，包括在終審法院的第37/2011號卷宗中也確認，XXX因為干預上述五幅土地的批給，收取了由涉案商人所支付的至少2000萬港元的賄款，並且已經因觸犯第337條第1款的罪名而被判刑，上訴人要求以《刑法典》第339條第2款的規定（結合第338條的規定）定罪，簡直是無稽之談和明顯不可行的主張，因為我們不能也無權改變終審法院在第37/2011號卷宗的判決。
16. 清洗黑錢罪是指將非法來源的財產隱藏起來的程序，以此方式使該等財產擁有一個最終合法的外表，而進入合法的經濟體系中。
17. 本案的上訴人不但為了《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的目的而作出了行賄的行為，而且接受受賄者的迂迴支付賄款的要求而作出協同掩飾犯罪來源的行為，而與受賄者共同觸犯了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清洗黑錢罪」，並且以受賄者的罪名（《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作為上游罪名，可處刑罰為1年至8年徒刑。
18. 上訴人經多次通知，仍然顯出不合作的態度，缺席審判之餘更馳口否認所犯罪行，我們實在看不到其在哪一情節符合了《刑法典》第66條第2款d項（行為人在實施犯罪後長期保持良好行為）的情節。
19. 法律賦予法官在法定的刑幅之內選擇一合適的刑法的自由，而上訴法院只有在原審法院的刑罰明顯罪刑失當或者明顯不合適的情況下才有介入的空間。
裁判書製作人
蔡武彬
上訴案第368/2014號
I – 原審法院審判階段的上訴（中間上訴）
上訴人：A
B
II – 原審終局判決的上訴
上訴人：C
A
B
檢察院 （Ministério Público）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第一部份、案情敘述
一、檢察院的控告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以下嫌犯：
1. 第一嫌犯D（於2014年9月12日逝世），為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
- 3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
- 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為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
2. 第二嫌犯E，為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
- 3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
- 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3. 第三嫌犯F，為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
- 3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
- 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4. 第四嫌犯C，為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
- 3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
- 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5. 第五嫌犯G，為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
- 4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
- 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6. 第六嫌犯A，為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
- 1項第6/97/M號法律第10條第1款a項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現為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7. 第七嫌犯B，為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
- 1項第6/97/M號法律第10條第1款a項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現為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8. 第八嫌犯H，為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2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二、刑事起訴法庭的起訴及嫌犯的答辯
(一) 嫌犯F、G和H沒有收到控訴書的通知，而嫌犯B、A、D（卒於2014年9月12日）、C及E向刑事預審法庭申請展開預審。經過預審以及預審辯論，預審法官做出了起訴批示，並起訴：
1. 嫌犯D（卒於2014年9月12日）、E、F及C為共同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
- 3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
2. 嫌犯D（卒於2014年9月12日）為直接正犯，以既遂方式，尚觸犯：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
此外，其亦為共同正犯，以既遂方式，尚觸犯：
- 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3. 嫌犯E及F為共同正犯，以既遂方式，尚觸犯：
- 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4. 嫌犯C為共同正犯，以既遂方式，尚觸犯：
- 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5. 嫌犯G為共同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
- 4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參見《刑法典》第27條之規定）。
6. 嫌犯G為共同正犯，以既遂方式，尚觸犯：
- 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7. 嫌犯A和B為共同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
- 1項第6/97/M號法律第10條第1款a項所規定和處罰的「清洗黑錢罪」。（現為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的清洗黑錢罪）。
8. 嫌犯H為共同正犯，以既遂方式，尚觸犯：
- 2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二) 初級法院收到刑事起訴法庭的起訴批示後，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繕立了第CR1-12-0131-PCC號普通刑事訴訟案卷宗，並於2012年6月20日定出開庭日期，依法對各嫌犯作出通知，包括各自的辯護人。
(三) 對刑事預審法官的起訴批示，僅下列嫌犯在收到開庭通知之後，提出了答辯狀：
- B (卷宗第3967-3993頁，並提交證人名單和附加文件);
- A (卷宗第4276-4310頁，並提交證人名單和附加文件);
- C (卷宗第4614-4665頁，並提交證人名單和附加文件); 和
- D (卷宗第4735-4779頁，並提交證人名單和附加文件);
- G (卷宗第5447-5498頁，並提交證人名單)
三、初級法院審判階段的中間上訴
（一）嫌犯A分別於2012年9月14日及2012年10月9日向初級法院提出請求，要求進行一些調查措施。
檢察院就嫌犯A的請求提出不反對意見。
初級法院主理法官對此請求作出批示：
“經考慮有關辯護律師所述，本庭認為即使知悉與本案五幅土地有關的計劃、出售的原因及背景、歷年倘有的出售意圖及經過、倘有的估價及售價，及是否存有興趣購買者、售地是以公開競投還是以其他方式進行等情況，亦不等於起訴狀內所描述的貪污事件必然沒有發生；鑑於所要求取得的文件對本案並不重要，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4款a項的規定，本庭駁回有關辯護律師於第5588頁至第5589頁的請求。”
A就初級法院的否決而提出上訴，其內容如下：
1. 上訴人於卷宗第5588頁至第5589頁向原審法庭聲請命令函CAM，以便其將1990年12月14日至1999年11月15日的所有會議記錄內容附於卷宗，並命令去函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J建設發展有限公司、K建設發展有限公司、L建設發展有限公司、M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及N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以便該等公司將1995年6月27日至2006年3月29日的所有會議記錄內容附於卷宗。
2. 原審法官 閣下於卷宗第5874頁之批示表示，經考慮有關辯護律師所述，本庭認為即使知悉與本案五幅土地有關的計劃、出售的原因及背景、歷年倘有的出售意圖及經過、倘有的估價及售價，及是否存有興趣購買者、售地是以公開競投還是以其他方式進行等情況，亦不等於起訴狀內所描述的貪污事件必然沒有發生；鑑於所要求取得的文件對本案並不重要，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4款a項的規定，本庭駁回關辯護律師於第5588頁至第5589頁的請求。
3. 如果知悉與本案五幅土地有關的計劃、出售的原因及背景、歷年倘有的出售意圖及經過、倘有的估價及售價，及是否存有興趣購買者、售地是以公開競投還是以其他方式進行等情況，就可以澄清起訴批示第95、96、100及101條之內容。
4. 因為如果知道歷年該五間公司售地的意圖、經過、興趣購買者及售地等情況，就能揭示在2004年之前，可能澳門地產界或政府以外之人士已知悉該五幅土地正在計劃出售，因此上訴人或其公司內部人員假若真的在2005年2月已開始草擬該五幅土地之發展計劃，並無任何不合常理之處。
5. 如果從該五間公司的歷年會議記錄中顯示其曾將公司的土地以非公開競投的方式出售予其股東或他人，這亦可顯示以邀請標的形式出售上述的五幅土地亦不會不合常理或違反公司售地習慣之處。
6. 尊敬的原審法庭之批示認為知道上述五幅土地之過往情況並不等於起訴狀內所描述的貪污事件必然沒有發生。
7. 查明這些事實當然不能必然地證明起訴狀內所描述的貪污案件沒有發生，但這可佐證上訴人可能於2005年初或之前已知道，若能證明於2004或2005年或於2004年前已有其他人知道該等土地有意出售，這可印證倘上訴人知道售地的原因，可能並非與前司長O有關。另外，假如上訴人在2005年開始進行發展規劃，亦不一定與前司長有關。
8. 再者，若從過往的會議記錄中顯示上述五間公司過往亦以非公開競投的方式售地，則這次採用邀請標的形式出售，並非為使上訴人和B能成功取得上述之土地，而是以過往慣常的做法方式出售有關土地，上述之事實情況對本案發現事實真相有着重要的作用。
9. 因此，若於本案中的審判機關只局限於本案調查的該次售地情況，而不調查其之前的售地意欲及背景，本案的調查極有可能出現調查不充足、片面、有欠公平及公正的情況，這樣會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之規定：「法院依職權或應聲請，命令調查所有其為為發現事實真相及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而必須審查之證據」，及違反該條第4款a項之規定。
基於此，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 法官閣下裁定上訴理由成立，因其獲得證實，及其相應的法律效果，並宣告命令卷宗第5588頁至5589頁的請求獲得批准。
檢察院就上訴人A提出的上訴請求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J建設發展有限公司、K建設發展有限公司、L建設發展有限公司、M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及N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五間公司於1999年11月15日才購得本案五幅土地。
2. 澳門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於1990年12月14日至1999年11月15日期間的會議記錄理應與上述五間公司於2006年對本案五幅土地的承租權作出轉讓的事宜無關，故此，澳門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於上述期間的會議記錄顯然對本案並不重要。
3. 另外，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及上述五間公司於1995年6月27日至1999年11月15日期間的會議記錄邏輯上應不會涉及本案五幅土地於2006年的承租權轉讓事宜，故此，上述六間公司於上述期間的會議記錄明顯對本案並不重要。
4. 事實上，上述六間公司過往售地的方式如何、經營上是否存有不當之處、又或是否同樣涉及貪污問題等種種情況，與本案五幅土地於2006年的承租權轉讓中是否也是涉及貪污問題一事，顯然屬於互不關聯的事實認定問題，故此，對前述種種情況的事實認定不足以推翻前司長O曾運用其職權干預本案五幅土地的出售方式這一事實，也不足以使上訴人脫罪。
5. 上訴人要求取得上述七間公司接近十年的所有會議記錄，但卻沒有具體指出那份會議記錄涉及本案五幅土地的承租權轉讓事宜，故上訴人如此空泛的請求顯然未能有助法庭發現事實真相。
6. 一間公司的會議記錄載有該公司股東會的決議內容，當中涉及該公司的重要商業秘密，故此，倘若法庭在未有任何具體依據或事實前提的支持下命令索取一間公司接近十年的所有會議記錄，確實有不恰當之處，也會對該公司依法受保護的利益造成損害。
7.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4款a)項規定，當所聲請的證據屬不重要或不必要，且屬明顯者，可駁回有關證據的聲請。
8. 綜合考慮上訴人的請求及本案所指控事實，均顯示上訴人聲請的證據一方面可能損害被請求公司依法受保護的利益，另一方面明顯對本案並不重要，故持案法官駁回上訴人請求的批示並無不當之處。
9.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予以駁回。
此上訴被接受並被確定與最後的判決一同上呈，僅具有移審效力。
（二）嫌犯A亦曾於2013年4月22日向初級法院提出請求，要求檢驗O《友好手冊》等證據的筆跡。
檢察院就A的請求提出意見，認為鑑於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友好手冊”為偽造之文件，建議否決請求。
初級法院對此作出批示：
“鑑於現階段除有關辯護律師提出的懷疑外，未發現有客觀跡象顯示2004年至2006年友好手冊、Luxe記事簿及日曆PANALPINA記事簿之內容有偽造的成分，故本庭同意檢察院的建議並駁回有關辯護律師的請求。
作出通知及必要措施。”
嫌犯A就初級法院的批示提起上訴：
1. 上訴人於卷宗第6469頁至第6475頁向原審法庭聲請：「（...）基於以上所提及之事實情況，尤其是字跡或字體存在不一樣的情況，且於同一事項內所使用不同顏色的筆寫，這可能直接影響到證據之證明力，因為如果有關之字體或字跡不是由同一人或同一時間書寫上去的，或者可能後期才加上的，則有關之證據便失去其證明力，為發現事實之真相，現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39條及第141條之規定，請求尊敬的 法官閣下批准對2004年至2006年友好手冊及、LUXO記事簿及日曆PANALPINA記事簿之正本內容進行鑑定，尤其是須要鑑定本聲請書提及之情況之有關字跡是否由同一人書寫及同一項的內容是否於同一日或同一時間書寫？如非於同一日或同一時間書寫時，則請鑑定相關內容書寫的先後次序及其相距時間？」
2. 其後，原審 法官閣下於卷宗第6476背頁之批示表示：「第6469頁至第6475頁鑑於現階段除有關辯護律師提出的懷疑外，未發現有客觀跡象顯示2004年至2006年友好手冊、LUXE記事簿及日曆PANALINA記事簿之內容有偽造的成分，故本法庭同意檢察院的建議並駁回有關辯護律師的請求」。
3. 然而，對於上述法庭的批示，除給予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並不同意該批示。
4. 因為，事實上，上訴人經查閱案中2004年至2006年友好手冊及、LUXE記事簿、日曆及PANALPINA記事簿的正本後，發現該等手冊及記事簿之字體存在最少兩種不同的字體或字跡，且在該等正本內可看到在同一事項內，亦存在所使用不同顏色的筆書寫的情況。
5. 因此，上訴人認為這可能直接影響到證據之證明力，因為如果有關之字體或字跡不是由同一人或同一時間書寫上去的，或者可能後期才加上的，則有關之證據便失去其證明力。
6. 因此，如果是這樣情況，則法庭不應採納該等證據。
7. 鑑定的重點除了鑑定有關文件之內容的真偽外，其重點還須要鑑定有關內容是否由同一人書寫、同一項的內容是否於同一日或同一時間書寫、其書寫的先後次序及其相距時間等，藉以達至讓控、辯雙方及法庭分析及審查這方面的證據是否充份及是否真確的資料，從而審議相關內容是否如同起訴批示第134條至136條所述之內容完全相符，以符合發現上述事實真相之原則。
8. 再者，起訴批示第134條至136條明確指出友好手冊、LUXE記事簿的內容作為控訴事實，並指明是O在相關友好手冊及記事簿中記載及記錄了相關內容，由此可知，友好手冊及LUXE記事簿的內容是作為本案中之重要證據之一；
9. 按照2012年5月3日澳門日報新聞記載，O於2012年5月2日在終審法院進行審判時曾表示“...對於手抄文件，O聲稱其官邸有大量文件，但對相關文件無印象，不知從何而來，要求法庭鑑定筆跡...”。
10. 故鑑定該等手冊、記錄簿及日曆之內容對本案的審判不可或缺，尤其從鑑定中必可發現起訴批示內容是否正確、友好手冊、記事簿及日曆是否出於同一人之手及是否於同一日書寫等，這對查明案件的事實真相有着重要作用。
11. 因此，上訴人認為，基於被聲請鑑定的內容對發現事實真相極為重要，而相關的鑑定工作必須要借助具備專門技術及知識之鑑定人，方能詳盡及精確的分析相關內容，否則，難以達到發現事實真相的目的。
12. 故此，上訴人認為被上訴批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39條第1款及321條第1款之規定。
基於此，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 法官閣下裁定上訴理由成立，因其獲得證實，及其相應的法律效果，並宣告命令卷宗第6469頁至第6475頁的請求獲得批准。
檢察院就上訴人A提出的上訴請求並無作出任何答覆。
（三）嫌犯B向初級法院作出請求，要求反對廉署人員宣讀證人P一份文件。
初級法院對此作出批示， 認為廉署人員只在詳細出示證據，並非在宣讀證人口供。
嫌犯B就初級法院的決定提起上訴。1
檢察院就上訴人B提出的上訴請求作出答覆。2
四、初級法院合議庭終局判決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普通訴訟案第CR1-12-0131-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1. 判處第一嫌犯D：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處以2年徒刑；
以直接共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 – 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處以1年9個月徒刑；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處以1年6個月徒刑；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及執行合同），處以2年6個月徒刑；
數罪競合，處以嫌犯4年6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刑法典》第71條）
2. 判處第二嫌犯E：
以直接共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 - 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處以1年6個月徒刑；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處以1年徒刑；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及執行合同），處以2年徒刑。
數罪競合，處以嫌犯2年10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刑法典》第71條），徒刑暫緩執行，為期3年，緩刑條件是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向本特區作出澳門幣二十萬元之給付。
3. 判處第三嫌犯F：
以直接共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 – 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處以1年6個月徒刑；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處以1年徒刑；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及執行合同），處以2年徒刑；
數罪競合，處以嫌犯2年10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刑法典》第71條），徒刑暫緩執行，為期3年，緩刑條件是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向本特區作出澳門幣二十萬元之給付。
4. 判處第四嫌犯C：
以直接共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 – 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處以1年6個月徒刑；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處以1年徒刑；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及執行合同），處以2年徒刑；
數罪競合，處以嫌犯2年10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刑法典》第71條），徒刑暫緩執行，為期3年，緩刑條件是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向本特區作出澳門幣二十萬元之給付。
5. 判處第五嫌犯G：
以直接共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
- 1項《刑法典》第337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 - 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處以1年3個月徒刑；
- 1項《刑法典》第337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處以1年3個月徒刑；
- 1項《刑法典》第337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處以1年3個月徒刑；
- 1項《刑法典》第337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處以1年3個月徒刑。
數罪競合，處以嫌犯3年3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刑法典》第71條）
6. 判處第六嫌犯A：
以直接共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處以2年9個月徒刑；
- 1項4月3日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處以4年徒刑。
數罪競合，處以嫌犯5年3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刑法典》第71條）
7. 判處第七嫌犯B：
以直接共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
- 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處以2年9個月徒刑；
- 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處以4年徒刑。
數罪競合，處以嫌犯5年3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刑法典》第71條）
8. 判處第八嫌犯H：
以直接共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
- 1項4月3日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處以3年實際徒刑。
9. 判處第一嫌犯D、第二嫌犯E、第三嫌犯F、第四嫌犯C、第五嫌犯G及第八嫌犯H被指觸犯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罪名不成立。
五、對初級法院的合議庭判決的上訴
初級法院合議庭做出了最終的判決後，嫌犯C、A、B和檢察院對判決的部份不服，向中級法院提起了上訴。
各上訴狀的內容已詳載於卷宗下列頁數內：
（一）嫌犯C的上訴（載於第10415-10436頁）。3
（二）嫌犯B的上訴（載於第10437-10559頁）。4
（三）嫌犯A的上訴（載於第10615-10954頁）。5
（四）檢察院的上訴（載於第10602-10612頁）。6
六、控辯雙方對對方的上訴的答覆
檢察院就上訴人D、C、B及A提出的上訴一起作出了答覆。7
嫌犯E及G分別就檢察院提出的上訴請求提出答覆，認為其未收到裁判通知，不應受理檢察院的上訴。
嫌犯A就檢察院提出的上訴請求提出答覆，認為應按學者Dr. Augusto Silva Dias的意見，洗黑錢罪的前提要件未成立而應釋放嫌犯。
嫌犯C就檢察院提出的上訴提出答覆。8
七、駐本院的檢察院的意見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了法律意見書，其內容如下：
I.
2012年8月30日及8月31日，嫌犯G及E分別就初級法院於2012年8月21日及8月7日作出的告示通知(二者均於翌日張貼)提出有效性的爭辯請求(見卷宗第5035頁至第5037頁及第5038頁至第5039頁)；2012年9月7日，初級法院否決有關請求(見卷宗第5113頁)。
2012年9月18日及20日，嫌犯E及G不服初級法院上述決定而分別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見卷宗第5733頁至第5739頁及第5755頁至第5763頁)，同年10月26日，初級法院決定留置有關上訴，以待連同卷宗一併上呈，上訴僅具移審效力(見卷宗第5874頁)。
在上述理由陳述中，嫌犯E及G均認為庭審日期必須親身作出通知，有關告示通知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00條第1款、第295條及第316條第1款之規定，屬非有效或《刑事訴訟法典》第110條第1款之不當情事。
卷宗資料顯示，初級法院分別於2012年8月21日及8月7日(二者均於翌日張貼)以告示通知嫌犯G及E於2012年9月17日出席審判聽證，否則將依法進行缺席審判；然而，最終因故無如期進行庭審，改期從2013年1月7日方開始進行(見卷宗第4955頁、第5007頁、第5600頁至第5603頁)。
因此，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條準用《民事訴訟法典》第229條e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上訴人G及E分別於2012年9月18日及20日所提起之上訴因嗣後出現之上述情況而使繼續進行有關上訴程序顯得無用，導致有關上訴程序消滅。
*
2012年11月30日，嫌犯G及E又分別就初級法院於2012年11月26作出的告示通知提出非有效之宣告請求 (見卷宗第5929頁至第5932頁及第5933頁至第5938頁)；2012年12月14日，初級法院否決有關請求(見卷宗第5952頁)。
2013年1月8日，嫌犯G及E不服初級法院上述決定而分別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見卷宗第6187頁至第6195頁及第6196頁至第6203頁)，同年2月7日，初級法院決定留置有關上訴，以待連同卷宗一併上呈，上訴僅具移審效力(見卷宗第6326頁)。
在上述理由陳述中，嫌犯G及E均認為庭審日期必須親身作出通知，有關告示通知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00條第1款、第295條、第297條及第316條第1款之規定，屬非有效或《刑事訴訟法典》第110條第1款之不當情事。
卷宗資料顯示，初級法院於2012年10月18日以告示(於2012年11月26日張貼)通知嫌犯G及E須於2013年1月7日、1月8日、1月9日、1月10日、1月16日、1月17日及1月18日出席庭審，否則將依法進行缺席審判(見卷宗第5920頁至第5921頁)。
正如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在其上訴理由答覆中所闡述(見卷宗第6323頁至第6325頁)，以及其所引用的中級法院見解：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313條第1款的效力，嫌犯在聽證時必須在場，但不影響同一法典第315條及第316條之規定的適用。
在明顯沒有出現《刑事訴訟法典》第315條和第316條的例外情況時，第一審法院在得悉把該批示向嫌犯本人作出個人通知和郵寄通知的措施不成功之前，又或者在如嫌犯事前已接獲聽證日期的個人通知和郵寄通知時證實嫌犯或者會無理缺席該指定日期的聽證之前，不應該甚麽都不顧就決定向嫌犯作出公示傳喚關於指定審判聽證日期的批示。
不當使用公示傳喚嫌犯進行審判聽證，導致嫌犯在缺席下確實被審判，當時在第一審法院作出的審判行為自此刻開始便變成程序上的無效，因證實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c項，並結合同一法典第313條第1款規定的不可補正的無效。”(參見中級法院於2008年9月25日在第90/2008號上訴案所作之裁判)；以及
“Tendo em conta 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não nos parece que o procedimento seguido pelo Tribunal a quo merece censura, uma vez que, por várias tentativas de notificação, nas residências declaradas pela própria recorrente e também no local de trabalho oferecido pela entidade competente, e pelas vias legalmente previstas, tudo se resulta infrutífero.
A impossibilidade de contacto pessoal com a recorrente e a devolução da carta revelam, sem dúvida, ineficazes os meios legais de notificação, pelo que não resta outra via ao Tribunal a quo a não ser a notificação por edital.”(參見中級法院於2004年9月30日在第213/2004號上訴案所作之裁判)。
在本案中，尤其在卷宗第3957頁、第4596頁及其背面、第4597頁、第4608頁、第4712頁至第4713頁、第4716頁至第4717頁、第4910頁、第4950頁及其背面至第4951頁、第4960頁至第4961頁，顯示出初級法院已窮盡《刑事訴訟法典》第100條第1款a、b項規定的通知手續去對上訴人G及E作出通知。
亦正如卷宗第4729頁、第4905頁背面及第5006頁所顯示，司法機關在作出以告示方式向上訴人G及E進行聽證日期之通知，均是在確定了“向嫌犯本人作出個人通知和郵寄通知的措施不成功”之前提後才作出的決定。
我們認為除了以告示方式對上訴人G及E作出有關通知之外，別無他法以貫徹《刑事訴訟法典》第313條第1款之要求。
因此，被上訴之批示決定維持有關通知手續的有效性並無違反任何法律規定，尤其無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00條第1款、第295條、第297條及第316條第1款之規定。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上訴人G及E同時於2013年1月8日提起之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駁回。
***
II.
2012年9月14日及10月9日，嫌犯A先後向初級法院提出進行某些調查措施的請求(見卷宗第5588頁至第5589頁及第5868頁至第5869頁)；2012年10月26日，初級法院否決其請求(見卷宗第5874頁)。
2012年11月12日，嫌犯A不服初級法院上述決定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見卷宗第5908頁至第5912頁)；同年11月27日，初級法院決定留置有關上訴，以待連同卷宗一併上呈，上訴僅具移審效力(見卷宗第5917頁)。
在其上述理由陳述中，嫌犯A認為該批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之規定。
我們知道，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2款中所體現的刑事訴訟原則是“實質真相原則”和“調查原則”，而第3、4款所體現的則是“訴訟經濟原則”及“審判連續性原則”。
在本案中，我們除了完全同意被上訴的批示所詳列的否決理由，以及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曾一一指出上訴人A所請求的措施的非重要性之外(參見卷宗第5914頁至第5916頁)，事實上，基於《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第1款之規定，我們認為，即使必須進行上訴人A所請求的調查措施，並不妨害上訴人A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之規定在隨後的庭審中提出，又或法官依職權在庭審中主動進行調查。
然而，卷宗資料顯示，上訴人A所提出的證據調查的請求是在庭審開始之前作出的，而自2013年1月7日起進行審判聽證的過程中，直至針對合議庭裁判提起上訴的理由陳述中，完全無資料顯示上訴人A有提出有關證據調查措施，又或提出有關請求卻被否決，又或於法定期間內曾就否決批示提出爭辯的情況。
因此，我們認為，無論是基於欠缺上訴理由闡述的原因，抑或基於理由明顯不成立的緣故，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1款之規定，駁回上訴人A於2012年11月12日所提起的上訴。
***
III.
2013年4月22日，嫌犯A向初級法院提出對屬於O的扣押物，包括《友好手冊》等證物進行筆跡檢驗的請求(見卷宗第6469頁至第6475頁)；2013年4月23日，初級法院否決該請求(見卷宗第6476頁背面)。
2013年5月7日，嫌犯A不服初級法院上述決定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見卷宗第6610頁至第6616頁)；同年6月11日，初級法院決定留置有關上訴，以待連同卷宗一併上呈，上訴僅具移審效力(見卷宗第6689頁)。
在其上述理由陳述中，嫌犯A認為該批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39條第1款及第321條第1款之規定。
正如上述，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2款中所體現的刑事訴訟原則是“實質真相原則”和“調查原則”，而第3、4款所體現的則是“訴訟經濟原則”及“審判連續性原則”。
在卷宗中，有關諸如《友好手冊》等證物是在O處所扣押的，這是毫無疑問亦不容質疑的事實。
至於此等證物內的字樣是否由O親手所寫並非重點，關鍵是當中所載的事項跟控訴書或起訴書所針對的事實是否相符；因此，正如被上訴的批示所指，我們除了看不見法院對此等證物的真確性存在任何疑問而必須要透過筆跡鑑定去釋疑之外，不論有否證實該等字跡屬不屬於O本人所寫，均不會妨礙從整個案件中所搜集的所有證據而形成的證據鏈所顯示的事實。
我們換個角度看，是否證實了有關《友好手冊》等證物所載的字樣確實由O所寫，那麼，是否就意味著無須證明控訴書或起訴書所針對的事實，或者說，控訴書或起訴書所針對的事實就會因有關筆跡吻合而獲得全部證實？我們看不出要理解或審查控訴書或起訴書所針對的事實有借助筆跡鑑定此等特別技術的需要。
此外，不得不強調的是，法院進行證據調查措施的目的是為了形成心證，以便作出公正的裁決，而非為了滿足參與訴訟的任一主體的好奇心或為了撫平當中可能存在的不忿或不滿的情緒的。
因此，我們認為既然被上訴的法院對於有關證據的真確性並不存有任何質疑，那麼，否決上訴人A提出筆跡鑑定措施的請求是完全正確且無違反任何法律的，尤其無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39條第1款及第321條第1款之規定。
加上，上訴人A針對合議庭裁判提起上訴的理由陳述中，完全無重申其立場，我們認為，無論是基於欠缺上訴理由闡述的原因，抑或基於理由明顯不成立的緣故，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1款之規定，駁回上訴人A於2013年5月7日所提起的上訴。
***
IV.
2013年6月24日審判聽證進行期間，在嫌犯G的要求下，初級法院決定將載於卷宗第1078頁之文件視為《刑事訴訟法典》第150條第2款所規定之可採納的證據(見卷宗第6791頁背面)。
2013年7月1日，嫌犯G不服初級法院上述決定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見卷宗第6871頁至第6875頁)；同年7月12日，初級法院決定留置有關上訴，以待連同卷宗一併上呈，上訴僅具移審效力(見卷宗第6925頁)。
在其上述理由陳述中，嫌犯G認為該批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50條第1、2款及《刑法》第243條第1款a項之規定。
正如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在其上訴理由答覆中詳細闡述的立場與理據(參見卷宗第6921頁至第6924頁)，明顯地，載於卷宗第1078頁之文件內容從無被司法機關視作某人的聲明(declaração)而存在，其之所以被附於卷宗作證據方法，完全是基於其是構成起訴書第85點至第86點所針對之事實獲得證實的元素之一，是用於證實「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在取得“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的執行合同後，嫌犯E及F向O支付了所約定的回報的步驟與經過：
“1) 2006年10月份，嫌犯E從嫌犯D處取得「AS Assets Limitada」在香港XX銀行開設的帳戶號碼【帳號為XXX】及應支付之回報金額後，以機密信封通知了嫌犯F，並指明另外50%的回報將於下一期再給付；有關字條的內容為：“What I’ve got from D yesterday night was：”、“For A- Deposit into XX Bank Ltd(HK), A/C XXX addressed to AS Assets Ltd.”、“-AW to pay MOP1,981,112(in equivalent HK$)from HK A/C to HK A/C”、“-CSCC “3,876,000 (“”)””、“Rest of 50% to be paid at next progress payment”；
2) 2006年11月29日，嫌犯F以“代「AT有限公司」支付寰宇天下地盤的材料裝修費用”的名義，從「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在中國銀行(澳門)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開出一張金額為3,876,000港元的支票【票號為427500】交給「AU節能玻璃門窗工程有限公司」的AV；
3)同日，在嫌犯F的指使下，AV將上述支票存入「AU節能玻璃門窗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國銀行(澳門)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4)同日，AV以銀行匯款方式將上述款項匯到其以個人名義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香港)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5)翌日，AV再以銀行轉帳方式將上述款項存入「AS Assets Limited」在香港永亨銀行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而上述在嫌犯E及F一方發生的事實則跟起訴書第86點所載的在O一方發生的事實，尤其透過搜出的4張手寫文件、私人記錄的金額等方面正好完全吻合的，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得以成為已證事實(見卷宗第9567頁至第9568頁)：
“2006年12月8日，廉政公署人員在O的住所內搜獲的4張手寫文件，當中O記錄了其就“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批給所收受的不法利益：“Coloane Construction ---20% of Shares WL.“± 3/4 mio Mop”、“ --- 8% of Partners-JV ── ± 14 mio Mop」”、“(to be invoiced by AS Assets) ±17/18 MOP”、“Coloane Extension”、“Macau“HKK”、“8%“ often 15% with holding tax56，8% net”、““ 50% to be paid at down payment (10%)”、“NOW AW 1,981,112 HKK can direct? or”、“China State 3,876,000 can direct? VIA AQ”、“FROM HKK-bank to HKK-bank”、““50% when sufficient progress of works/payment”、“AW 1,981,112MOP”、“China State 3,876,000MOP”、“ (-15%)、 “11,714,224”、“AQA20% of the profit (SHARES)”、“operation content(not yet settled)”。”
可見，卷宗第1078頁之文件(嚴格來說，應連同載於卷宗第1077頁之信封)係作為扣押物之一，本身並不屬《刑事訴訟法典》第150條第2款所指的“匿名表示之文件(documento que contiver declaração anónima)”，而係屬於同一規定中但書所指的“文件本身為犯罪對象或犯罪元素”。
因此，被上訴的批示將載於卷宗第1078頁之文件視為《刑事訴訟法典》第150條第2款所規定之可採納的證據(見卷宗第6791頁背面)是完全正確的，上訴G指責被上訴批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50條第1、2款及《刑法典》第243條第1款a項之規定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駁回。
***
V.
2013年10月7日審判聽證進行期間，嫌犯B反對廉署人員在庭上宣讀一份曾於同年7月1日證人P作證時所展示屬於其自己的文件證據；就此反對立場，初級法院認為廉署人員只是在展示一個文件證據的內容，並非在宣讀一份聲明，決定接納有關廉署人員之作證行為 (見卷宗第7781頁)。
2013年10月15日，嫌犯B不服初級法院上述決定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見卷宗第7804頁至第7813頁)；同年10月29日，初級法院決定留置有關上訴，以待連同卷宗一併上呈，上訴僅具移審效力(見卷宗第7893頁)。
在其上述理由陳述中，嫌犯B認為該批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第2款及117條第2款之規定。
正如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在其上訴理由答覆中所強調 (見卷宗第7877頁至第7879頁)，被上訴的初級法院並無批准作證的廉署人員閱讀有關文件證據的內容，而只是在展示其作為偵查人員在偵查過程中曾接觸或分析過的文件證據。
我們知道，《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的設置是為了體現審判的直接原則及口頭原則，除了諸如知情人的死亡、嗣後失常等特別情況外，立法者要求法官直接聽取人證，透過親身接觸證據以便形成心證，從而作出最公正的決定；在這種情況下，人證的證言本身是法官必須進行調查才能形成心證的。
然而，在本案中，廉署人員在偵查的過程中必然且必需接觸案中證據，我們實在不能想像，廉署人員在脫離有關證據及避免提及當中內容的限制下，如何才能精確地表達該署進行偵查的過程中所發現的蛛絲馬跡及邏輯思路？
因此，毫無疑問，廉署人員在作證時一一展示案中扣押物等證據載體及其內容是必要且合法的。
從另一個角度看，廉署人員所展示的證據載體及其內容是被扣押於卷宗中的客觀證據，法官自可透過審查(apreciar)去進行評價，即使廉署人員不在庭上展示、陳述，亦不妨礙法官自行直接接觸該等證據並形成心證。
申言之，廉署人員在庭上的作證行為完全不會影響審判的直接原則的實現，被上訴的初級法院作出的決定並無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之規定。
至於上訴人B指責《刑事訴訟法典》第117條之違反更無從談起，因為被上訴的批示並無提及是否採納廉署人員的證言，包括作證人員的個人確信。
綜上所述，應判處上訴人B於2013年10月15日提起的上訴理由完全不成立。
***
VI.
2014年3月14日，初級法院作出合議庭裁判，分別判處(見卷宗第9481頁至第9593頁及第 9594頁至第9595頁)：
1. 嫌犯D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2年徒刑(“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並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1年9個月徒刑(“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1項「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1年6個月徒刑(“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1項「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2年6個月徒刑(“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4罪競合，共處4年6個月實際徒刑。同時，亦獲開釋1項「清洗黑錢罪」。
2. 嫌犯C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1年6個月徒刑(“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1項「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1年徒刑(“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1項「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2年徒刑(“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3罪競合，共處2年10個月徒刑，緩刑3年，條件是在3個月內向澳門特區捐獻20萬澳門元。
同時，亦獲開釋1項「清洗黑錢罪」。
3. 嫌犯B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2年9個月徒刑(“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清洗黑錢罪」，處以4年徒刑(“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2罪競合，共處5年3個月實際徒刑。
4. 嫌犯A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2年9個月徒刑(“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清洗黑錢罪」，處以4年徒刑(“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2罪競合，共處5年3個月實際徒刑。
5. 嫌犯G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337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1年3個月徒刑(“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1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1年3個月徒刑(“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1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1年3個月徒刑(“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1項「受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1年3個月徒刑(“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4罪競合，共處3年3個月實際徒刑。同時，亦獲開釋1項「清洗黑錢罪」。
6. 嫌犯E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1年6個月徒刑(“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1項「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1年徒刑(“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1項「行賄作不法行為罪」，處以2年徒刑(“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3罪競合，共處2年10個月徒刑，緩刑3年，條件是在3個月內向澳門特區捐獻20萬澳門元。
同時，亦獲開釋1項「清洗黑錢罪」。
7. 嫌犯F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罪」，處以1年6個月徒刑(“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1項「行賄罪」，處以1年徒刑(“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1項「行賄罪」，處以2年徒刑(“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3罪競合，共處2年10個月徒刑，緩刑3年，條件是在3個月內向澳門特區捐獻20萬澳門元。
同時，亦獲開釋1項「清洗黑錢罪」。
8. 嫌犯H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清洗黑錢罪」，處以3年實際徒刑(“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並獲開釋1項「清洗黑錢罪」(第 9594頁及第9595頁之更正批示)。
*
被判刑人D、C、B、A及檢察院均不服上述合議庭判決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D認為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無載入答辯狀結論，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1款d項而判決無效，又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b、c項之瑕疵，以及違反《刑法》第339條第1款及第29條第2款之規定(見卷宗第9681頁至第9882頁)。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C認為被上訴之合議庭採用了禁用證據，因而違反了基本法第31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113條第3款及第161條第1款之規定；亦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瑕疵，以及法律適用錯誤(見卷宗第10415頁至第10436頁)。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B認為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欠缺理由說明，因而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而屬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規定之無效，以及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c項之瑕疵，及違反疑點利益歸被告、法律適用錯誤，尤其違反《刑法》第339條而應釋放嫌犯及開釋其「洗黑錢罪」、量刑過重及緩刑之規定(見卷宗第10437頁至第10559頁)。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A認為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欠缺理由說明，因而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而屬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規定之無效；以及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c項之瑕疵，而請求釋放嫌犯或發回重審；又或因違反《刑法》第339條而應釋放嫌犯及開釋其「洗黑錢罪」；或量刑過重，請求判處低於3年之徒刑(見卷宗第10786頁至第11040頁)。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檢察院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開釋D、E、C、F及G所觸犯之「清洗黑錢罪」之決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c項之瑕疵，以及違反<<刑法>>第337條、第339條及第27條、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之規定。
*
首先，根據卷宗第11283頁之資料顯示，被判刑人D於2014年9月12日逝世的事實導致《民事訴訟法典》第229條e項 (結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條)所規定的因嗣後出現之情況而使繼續進行此部份的上訴程序顯得無用，導致本上訴程序消滅。
此外，根據《刑法典》第120條第1款之規定，該事實甚至導致針對其進行之刑事程序消滅。
因此，我們認為，應依法立即宣告涉及判刑人D之刑事程序消滅。
*
總結各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被指責如下：
1. 因欠缺理由陳述而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判決屬無效；
2.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
3.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瑕疵；
4.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瑕疵；
5. 法律適用錯誤，違反《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之規定；
6. 法律適用錯誤，違反《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及第27條之規定；
7. 違反“疑點利益歸被告”原則；
8. 違反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洗黑錢罪」之規定；
9. 量刑過重及違反緩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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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欠缺理由陳述而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判決屬無效
上訴人B及A均指責被上訴之合議庭單憑分析文件及庭上證言，上訴人B更指責其列出的已證事實第88點至第91點、第109點、第116點至第118點及第122點，都是從一連串的推測而來的，因而欠缺《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規定的說明理由，屬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規定之無效。
正如中級法院於2013年12月12日在第610/2011號上訴案件所作出的裁判是我們一向所認同的：
“1. 只有在法院絕對缺乏對事實或者法律方面的判決作出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才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指的無效。
2. 原審法院除了列舉被認定的事實及未獲證明的事實之外，亦指出了用以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明確指出法院根據嫌犯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作出的聲明及相關證人證言、並分析卷宗內所載的書證及其他證據後就相關事實作出認定，其所作出的理由說明，符合立法者對判決理由說明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不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規定而導致判決無效的情況。
3. 說明理由不完善的情況，而非第355條第2款的絕對缺乏，這種不足亦不會導致判決的無效。
……”
在本案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亦正如上訴人B在其上訴理由中所指，我們完全可以清楚看見原審法院形成其心證的基礎所在，因為原審法院在被上訴的裁判中已一一列出有關事實依據，儘管並無詳細及完整地交待有關心證形成的邏輯推理過程，又或明確指出每項其所認定或不認定的事實的證據基礎，我們認為，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方式已足以滿足《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要求，因為立法者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要求的理由說明是儘可能完整，而不是必須完全無缺。
我們認為上訴人B及A對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作出的指責是無道理的，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並無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故不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指之無效。
因此，應裁定上訴人B及A此部份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
2)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
上訴人A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獲證明的事實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的裁判，尤其認為卷宗證據不足以將有關犯罪責任對彼等進行歸責，該裁判因而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
對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理解在中級法院多個上訴案件中已經有所闡述，如第5/2011 號上訴案件於2011年6月23日所作之裁判：
“一、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祇在法院沒有對整個訴訟標的作出應有的查證下才會發生。
二、由於原審庭在審查案中證據時並沒有明顯違反任何經驗法則或自由心證原則，嫌犯不得以其對證據的主觀看法，去質疑原審法官在審查證據後所形成的對事實審的判斷。”
而第304/2007號上訴案件於2007年7月26日的裁判也認為：
“一、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只在法院沒有對整個訴訟標的作出應有的查證下才會發生。
二、倘原審法院已對指控事實逐一作出調查，並根據在審判聽證後所形成的對事實審的判斷，悉數把它們分別羅列於合議庭裁判書內有關「已經證明之事實」和「未經證明之事實」的章節中，《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瑕疵便無從談起。”
在本具體個案中，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已一一列載了所有已證實的控訴書重要事實及未證事實(儘管我們並不認同)，而原審法院已在審查證據方面，已考慮了出庭嫌犯的聲明、證人證言、卷宗大量文件等，以形成心證的基礎的(詳見卷宗第9516頁背面至第9517頁)，因此，我們未能看見法院在調查事實時出現了任何遺漏。
可見，上訴人A指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書沾有了“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之瑕疵是毫無道理的，因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書明顯已全盤羅列及考慮過已獲證明之事實及法律問題才作出的，並無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
因此，應裁定上訴人A此部份上訴理由完全不成立。
*
3)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瑕疵
上訴人C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已證事實跟未證事實(尤其是第30點、第31點、第63點、第64點、第76點、第77點、第78點)之間出現不可補正的矛盾，因一方面證實了彼等嫌犯跟O共謀合力，明知上述資金是O利用職權收受回報作不法行為，但另一方面又未能證實O有影響過有關評標結果，甚至未能證實彼等嫌犯跟O的關係密切及有會面，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瑕疵。
而上訴人B亦指出已證事實第96點跟第119點之間、第134點跟第135點之間出現不可補正的矛盾，因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瑕疵。
而檢察院則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一方面判處嫌犯E、C(上訴人)觸犯了「行賄作不法行為罪」，另一方面卻認為O無作出違反其職務的行為，是明顯不合邏輯，因而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瑕疵，認為嫌犯E、F、G、C(此部份上訴人)實施的是「行賄作不法行為罪」，從而判處此等嫌犯以共同正犯(跟O)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
一如所知，眾多司法見解就《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指的瑕疵已作出過精辟的解讀，包括中級法院於2014年6月12日在第516/2011號上訴案件作出的裁判，讓我們不得不再表認同：
“1.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理由說明方面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是裁判本身的瑕疵，即指在事實事宜方面的證據性理據說明中、法院認定的事實之間、或認定的事實與未獲認定的事實之間存在矛盾。這種矛盾是絕對的，即一方面說“是一”，另一方面又說“不是一”，而不能存在於被指互相矛盾的事實之間各自所表達的意思不同或者各自所證實的內容不同的事實之間。
……”
在本具體個案中，我們認為，無論是上訴人C、B抑或檢察院均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已證事實跟未證事實之間出現不可補正的矛盾，因一方面證實了彼等嫌犯跟O共謀合力，明知上述資金是O利用職權收受回報作出不法行為，但另一方面又未能證實O有影響過有關評標結果。
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我們認為並不存在一方面說“是一”，另一方面又說“不是一”的情況，因為行賄者與受賄者之間絕對可以在作出承諾時，雙方均清楚知道絕對有可能需要受賄者作出不法行為，但最終受賄者是沒有作出，又或無充分的時間讓其作出的情況，即《刑法典》第337條第2款所規定的情節。
因此，我們認為，上述已證事實與未證事實之間是絕對可能同時發生的，單就事實描述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矛盾。
此外，對於上訴人C及B所指出的其他已證事實之間所存在的所謂矛盾，實際上是彼等上訴人單方面對有關證據的理解，所表達的僅僅是彼等不認同原審法院對事實的判斷和認定，我們認為這並不能成為上訴的理由。
必須強調的是，我們認為不存在矛盾，並不代表我們認同被上訴的合議庭對未證事實的認定。
我們看到，上訴人C及上訴人檢察院上訴理由所涉及的建設發展辦公室的工程包括—
a. “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 及 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
b. “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
c. “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
d. “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
眾所周知，澳門有關污水處理的組織、監督、協調等工作是由建設發展辦公室所負責的，而該辦公室的前副主任—證人S當時是該辦公室負責有關污水處理部份的全權負責人，因此，我們甚至可以這樣理解，當時的S是澳門污水處理部份的唯一決策人。
所以，在本案中，有關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及路環污水處理廠的合同批給、評標等工作，S如何理解上級的意思，以及如何向下屬下達指示是關鍵且具決定性作用的。
根據卷宗資料顯示，尤其是證人S在庭上確認的檢察院口供，我們可以知道「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當時對澳門來說是一間新公司，證人S之所以認為其有經驗，完全是因為透過O在言談間刻意提及，使S認為該公司及其總裁D(已故)是對污水處理廠方面，尤其是設計、營運等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導致其後來在評標時對該公司的經驗評分刻意增加分數。
事實上，O的言行已經使到證人S在無見過這間公司正式的登記文件的情況下，意會到O是想將有關工程判給這間公司或其有份的聯營公司的。
透過證人S確認的檢察院口供，我們可以知道，O的說話確實已令證人S在分析這間公司或這間公司有份的聯營公司的“履歷”時，採取了不那麼嚴謹的態度，包括無嚴格審定此公司是否遞交了商業登記文件、無欠稅證明文件等支持，而且亦在評分上(尤其是經驗分)相對給了較高的分數。
a. 有關“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 及 其後加工程：
透過證人S確認的檢察院口供，我們知道證人S根本無看清楚「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是否具備了合法的商業登記資料或其他證明其無欠稅的文件，理由是當時因為已受O以暗示方式作出的指示所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合同的預先資格甄審展開國際公開招標時，第1位的並非「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AW Engineering Limited」、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它在5間公司中只是排行第3位，其之所以最後能獲標，完全是因為證人S受到O刻意以暗示方式作出的指示和影響，才會得出這樣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工程從2004年10月6日開始招標，到2005年11月22日O在建設辦的報告中作出批准批示，歷時竟然超過一年!!這點，雖然證人S在庭上亦說不出所以然來；但是，配合曾在庭上展示過的證據和文件(尤其是由廉政公署證人展示出來的)，這就可以解釋這一切了！
首先，廉政公署在「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的辦公室內搜出的1份電郵文件，當中清楚載明「AQ」、「AR」及「AW Engineering Limited」都必須就此工程以及其他涉案工程，包括“路環污水處理站”的工程，甚至是將來該等公司會在澳門承投的工程而向某人支付利益及利益的比例。
而事實上，根據卷宗書證所載，按照O自己作出的記錄，在本工程的預審結果出來之後，其曾2次和D(已故)見面，其中一次約會的當天，廉政公署已查明，除了D(已故)之外，亦有「AW Engineering Limited」的代表—上訴人C和「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的代表—嫌犯E的入境記錄，在同一日中，這間聯營公司的3個代表都來到澳門，而O又有跟其中一個代表有會面的記錄，我們還能單純地認為這只是一個巧合嗎？！
我們再看另一個鐵一般的證據，廉政公署在O的住所內除搜出的屬於O的《Luxe 2005》及《2006友好手冊》的記事簿上面，O用其一貫的方式將這些工程及賄款以“工程名稱、賄款金額、““”號 (如果已收到賄款的話)”的方式一一被記錄下來了。 ( “跨境ETAR判AQ/AW/”、“ETAR-TRANSBORDER /AQ╱”、“XX：路环ETAR/跨境 ETAR”、“ AQ：ETAR跨境 150”。)
還有，更令人驚訝的是，廉政公署曾展示的4張在O的住所內搜出的手寫文件，當中對這個合同的利益收受的詳細記錄，儼如一份生意經營的帳目記錄 (" FINANCIAL”、“CROSS BORDER”、“---20% of Shares WL→ ± 2 mio Mop WH”、“---3% other JV Partners→± 1.5 mio Mop BOC. E/U”、(to be invoiced by →AS Assets.”、“Total ± 3.4/3.5 mio Mop”)。
這些證據我們在附件B第8冊和扣押品8、附件B-4中都可以找到。
在此，我們不得不強調，控訴書及起訴書所載事實從來沒有企圖證明那4張手寫文件是由O親筆所寫的，要強調的是，這4張手寫文件確實是在O的住所中搜出這一個客觀事實；因此，在客觀事實層面上，毫無疑問，O持有該4張手寫文件，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認定此事實是正確的，也是必須的。
至於這個合同的後加工程 (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既然原工程合同都已批給了「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其後加工程必然順理成章地會依法以直接判給方式批給這間公司的。
何況，證人S當時亦有事先請示O，O都指示要以直接批給方式判給這間聯營公司。
再者，我們認為，儘管這個後加工程在程序上看不見瑕疵，但必須認定的是，從不法產生出來的必然是不法，既然原合同是以不法途徑判給此公司的，其後續產生的一切權利和物件都必然是不法所得了。
而事實上，就這個合同的後加工程部份，廉政公署證人亦展示了O對其不法收益的記錄 (“CROSS BORDER”、“Basic Content”、“ (6000 m3 /day)”、“：settled 3% of AW"、“of CHINA STATE”、 “ →WL HKK →HK”、“Fase1：Extension with MEMBRANES (Mainly AQ)”、“(6000 m3/day)”、“Total 15.500.000MOP”、“AW ± 2.000.000 MOP →60.000MOP”、“AQ 20% of the profit”)。
b) 有關“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
從文件顯示，我們必須強調這是一個獨立的合同，並非先前我們所述第一期合同的後加工程而已，因此我們依法必須將其不法性認定為一個獨立的犯罪。
毫無疑問，證人S已經確認了這是根據O直接指示建設辦要跟「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AW Engineering Limited」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直接磋商及訂立有關合同的。
在這裡我們不禁要問，如果這個不是一個獨立的工程，有何需要跟這間聯營公司去磋商呢？不是理所當然進行直接判給就可以了？
事實上，我們從廉政公署所搜集得的文件證據中，不論從合同的獨立性、合同訂立的形式、工程批給的名目及內容、有關開支在澳門財政預算帳目中的安排，都可以肯定這個工程項目是一個獨立的項目，而非一個後加工程。
根據第77/99/M號法令第45條第3款之規定，倘政府有將後期工程直接判給原承批人的可能性，就必須在第一期招標公告中予以指明，目的是確保公平，O作為此範疇的最高領導人，必須且必然熟悉這些法律規定的，但其並沒有在其簽名批給的報告內容作出這樣的要求，明顯是嚴重違反公平原則的。
事實證明，O以不法手段讓向其支付賄款的公司中標，使這些公司在經驗上比其他公司佔有優勢，然後再以“有經驗”為名，指示下級以“直接批給”的方式將往後的同類型工程判給這些行賄的公司，造成一種“一次中標，終生中標”的不公正現象；這樣，O就可以繼續打其如意算盤，在無須到處牽拉關係的情況下，坐享已熟悉的行賄公司因著每一個工程項目的批給而交來的源源不絕的不法利益，這樣亦減少了其被揭發的機會。
O之所以對建設發展辦公室作出上述直接磋商的指示，理由正如廉政公署證人在審判聽證中所展示的4張手寫文件之詳細的記錄，我們清楚看見O就這個獨立的工程所收受的不法收益 (“Proposal Fase2”、“Mainly AQ”、 “doubling the capacity to 12.000 m3”、“with MEMBRANE BIO REACTOR (MBR)”、“3 UNITS of 8.950.000 MOP=26.850.000M”、“AW：3.000.000MOP 3%→90.000MOP”、“CHINA STATE：2.000.000MOP for modification”、“of the income sewer line”、“3%→60.000MOP”，以及“CROSS BORDER PROPOSITION EXTENTION”、“DOUBLING THE CAPACITY”、“6000 m3/only →12.000 m3 /day”、“MEMBRANE BIO REACTOR (MBR)”、“→ * Membrane Bio Reactor (AQ-AW)：26.850.000MOP”、“ * Modification on the：”、“–Sewer Lines 1.800.000MOP”、“–income influent pit”、“ (CHINA STATE)”、“28.650.000MOP”)。
c) “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
卷宗資料顯示，尤其是證人S已經指出，按照建設發展辦公室的“一般做法”，當污水處理廠的營運及保養合同屆滿時，該辦公室都習慣以直接判給形式判給原承批公司繼續有關合同。
然而，在“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這個合同的判給中，建設發展辦公室卻作出了特殊的處理，箇中理由我們亦能客觀地從卷宗資料及證人S的證言中得知—就是O吩咐證人S，不要以直接判給形式也不是以公開招標的方式進行判給，而要以邀請標形式進行。
O指示證人S要從參加“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預先資格甄審的9間公司中，指定其中5間作邀請對象；當中，O亦不尋常地吩咐證人S只邀請「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這一間獨立公司，而不是直接邀請跟「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聯營的原承批公司—「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
雖然「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的標價只是排第二位，並非最低，但是之前在“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的招標期間，O已經向證人S提及這間公司，而在這個“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合同的邀請標對象中又再次指示要獲立地邀請這間公司，使作為下級的證人S不敢作出有逆最高領導—當時的司長O的意思，不得不在評分時給予了相對高的分數，最終令「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獲得“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合同。
我們從O自己作出的記錄和客觀的出入境記錄顯示，見到其在2005年11月4日約會了D(已故)、嫌犯E和C；4日後(11月8日)，評標結果出來，標價只是排第二位的「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竟然以最高分中標；同年11月25日O就批准該合同的判給予該獨立的公司了。
事實上，“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合同是涉及有關設施的後續營運、保養的問題，所以要求必須由本地區公司參加，但直至判給程序完結時，該公司仍未向建設發展辦公室呈交任何可以證明其是本地註冊公司的文件；這些形式要件，證人S作為決策人居然毫不關心，按邏輯可以認定，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一切只按當時的最高領導—O的意思和指示而行事。
O之所以如此做，理由亦是只有一個—因為他收取了以及將會收取來自這間公司的不法利益，這些都明確地載於案件的書證中，尤其是屬於O的<<2006友好手冊>>記事簿的記錄 (“AQ：ETAR-Col(保養)+obra”)；以及4張手寫文件就這個合同所收受的不法利益 ("Coloane existing operation”、“20% of AQ Macau End of December 2006 Dividend”)。
d) 有關“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
正如前述，證人S經過多次順應O的意思，將但凡有「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參加的項目都判給了這間公司，並且都無受到O的責備或指出不是，證人S當然認為其所作是正確的了，所以，在這個“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的批給過程中，我們可以理解，亦可以預料證人S的做法。
到合同開標時，「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聯營公司卻仍未遞交聯營公司的登記及背景資料；卷宗書證顯示，D(已故)、上訴人C及F(非上訴人)是在中標近兩個月之後，才分別代表「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AW Engineering Limited」及「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簽署成立該聯營公司的合同的。
對於上述情況，作為重要決策人的證人S竟然毫不在意，理由只有一個—因為那是當時的最高領導—O意定的公司。
如果我們相信，即使O無發出指示，建設發展辦公室都會給予「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AW Engineering Limited」及「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高分的話，哪又如何解釋這間聯營公司在預先資格甄審展開國際公開招標時的排位只是第4位，卻忽視一躍龍門，名列第一呢？
顯然地，證人S完全是因為O刻意作出的暗示和影響，她才會刻意對這間聯營公司作出較寬鬆及較高的評分，使得這間聯營公司獲標，而不是單單從公司的能力著眼，值得注意的是，這間聯營公司的組成並非「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而是「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理論上，這間聯營公司還是首次參與澳門污水處理站工程的招標呢！又何來經驗分可言？！
值得強調的是，根據卷宗客觀文件資料，發現“跨境污水廠”工程在驗收時就已經有建築質素的問題，出現“水缸漏水”、“建築外牆不平滑”等缺失，雖然未被罰款，承批公司仍被勒令必須收復後才能驗收，可見該公司的表現和質素並不能成為承批本工程的正當理由之一，這間公司為何能獲得這個合同批合的惟一一個叫人信服的、合乎邏輯的理由就是—為了迎合了O的意思而作出的批給，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關於這個工程，廉政公署在「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的辨公室內搜出的電郵文件清楚載明此工程會涉及非正當支付以外的支出及商討問題，而正如上述提及的O記錄出入境記錄所顯示的，該等公司的負責人於同一日進入澳門、會面及談話內容的可能性已是顯然易見了！
我們從廉政公署證人在庭上展示的4張手寫文件，我們可以看見O所收受的不法利益 (“Coloane Construction ---20% of Shares WL.“± 3/4 mio Mop”、“ --- 8% of Partners-JV ── ± 14 mio Mop)”、“(to be invoiced by AS Assets) ±17/18 MOP”、“Coloane Extension”、“Macau“HKK”、“8%“ often 15% with holding tax 6，8% net”、““ 50% to be paid at down payment (10%)”、“NOW AW 1,981,112 HKK can direct? or”、“China State 3,876,000 can direct? VIA AQ”、“FROM HKK-bank to HKK-bank”、““50% when sufficient progress of works/payment”、“AW 1,981,112MOP”、“China State 3,876,000MOP”、“ (-15%)、 “11,714,224”、“AQA20% of the profit (SHARES)”、“operation content(not yet settled)”)。
跟涉及上訴人B之有關氹仔偉龍馬路五幅土地之審批一樣，我們認為，O無論在主觀抑或客觀上均實施了違背其職務義務的行為(詳見下面我們對此上訴理由發出的意見部份)，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的不是《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而是沾有同一條款c項之瑕疵；O的行為已符合了《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可處刑罰為1年至8年徒刑。
故此，實在不能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瑕疵。
上訴人C及B，以至檢察院此部份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
*
4)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瑕疵
上訴人B則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就第94點、第100點、第107點、第111點、第119點、第120點及第113點已證事實沾有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並指出AX、S是6間政府持有股份的公司的政府代表，而非僅僅在「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擔任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的職位，而且該公司的決定是經股東合議作出的，而非一個行政決定；並以無證據完全證明O曾跟上訴人B見面等理由作依據，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瑕疵。
上訴人A承則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不應採納廉署人員的證言作證據，而且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就第97點、第98點、第104點、第134點、第113點、第115點、第120點、第128點、第129點已證事實沾有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這是基於欠缺考慮一些證人(尤其是由其提交的證人)的證言、借貸合同等證據，因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瑕疵。
而檢察院亦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所載的未證實事實是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的，因被上訴的合議庭於2013年7月5日在聽取證人S的證言時，已確認了其在檢察院所作之口供(卷宗第2511頁至第2515頁)，當中已清楚交代當初作出有關判給正正是基於O在言行間的影響而得出的結果，認為O實施的是4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從而應以相同罪名對嫌犯G以共同正犯(跟O)定罪，並因而判處嫌犯E、C、F、G及H以共同正犯(跟O)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
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瑕疵，中級法院於2013年1月24日在第477/2012 號上訴卷宗中作出了詳細的解讀：
“就《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而言，本院得指出，根據此法典第114條的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換言之，法官在對構成訴訟標的的具爭議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事先規定的情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的所有證據材料，從而判斷哪些事實屬實、哪些不屬實。
當法官對事實審的最終判斷結果尤其違反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時，便是在審議證據上犯下明顯錯誤。…… “。
具體地說，就是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後，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裁判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2年3月15日在第789/2011號刑事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書)。
在本案中，對於上訴人B及A分別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就某些已證事實上，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然而，在彼等的上訴理由中，我們看不出有指出哪些是違反了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以致一般人一看就可以看得出的錯誤，相反，我們只能看見上訴人B及A發表了一系列彼等對有關證據評價的意見，並指出彼等認為應該接納和不應該接納的書證、人證等，我們完全看不到上訴人B及A所提及的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部份是如何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
在另一方面，關於檢察院的上訴與對上訴理由的答覆，正如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在其上訴理由中所陳述，被上訴的合議庭於2013年7月5日在聽取證人S的證言時，這個惟一一個接觸過O而仍然留澳的前建設發展辦公室領導層人員已確認其在檢察院所作之口供(卷宗第6947頁)，當中已證實在評標期間，O都有主動詢問有關評標情況及進度。
就上訴人B、A所牽涉的“氹仔偉龍馬路五幅土地”，我們知道，作爲前運輸工務司司長，O亦在土地領域行使職權，而有關「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所管理的土地亦是由政府授權O處理，包括本案涉及的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的5幅土地，亦是由O委任了建設發展辦公室的主任和副主任分別擔任該公司的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作為該公司的副總經理──證人S在並己確認的檢察院口供中清楚表明，儘管O無直接參與I的股東會議及日常管理的工作，但該公司的所有重要決定均按照O所下達的指示進行。根據一般經驗法則，在「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的事宜上，按邏輯而言，O理所當然地擁有決定權。
眾所周知，土地對澳門來說是何等珍貴的資產，但是O作為澳門土地工務範圍的主要官員，不但沒有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宜履行法律所賦予其的義務和職責，反而在這幾幅面積龐大且具發展潛力的土地批給上作出明顯的不法干預。
根據卷宗客觀資料及搜集得的數據顯示，在1999年，該五幅土地融資時土地價值是20億餘；2004年12月，O指示AX聘請「AZ公司」對上述土地作估價，其後該五幅地的總估價卻只有11億6千7百萬澳門元。
案中亦有其他證人的證言，我們亦知道，這個估價甚至比2003年“沙士”期間的估價更低，跟市場的走勢是明顯相反的。
然而，作爲上述土地的管理者，O仍然決定在此時刻並以此低價為基礎出售五幅土地。
卷宗證據亦顯示，「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於2005年5月31日股東例外會議上才決定出售該五幅土地，於2005年6月16日另一次股東例外會議上又決定以邀請標形式邀請包括BC聯行在内的三間公司參與土地競投，但是，上訴人A及B至少在幾個月前就已經知悉五幅土地出售事宜，並開始為標書作出部署及充分準備。也就是，O為了讓願意向其支付賄款的上訴人A及B獲得此5幅土地，就將該土地出售消息預先透露給這些商人。
事實上，上訴人A及B至少於2005年2月已經開始合作進行取得該土地的前期規劃工作。就上述情況，負責有關地段建築設計方案的「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的設計師、「BB有限公司 (BB Holdings Limited)」項目經理均可證明上訴人A及B的「BB有限公司」於2005年2月就開始商討「五幅地段」發展計劃，上訴人A指示其下屬P及AY對「氹仔偉龍馬路五幅地段」進行可行性發展計劃及設計方案工作，並將一份有關該發展項目之簡單規劃圖交予P及AY作方案設計參考，P隨即代表「BB有限公司」聘請「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開展及落實相關的工作。
2005年2月24日，「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以「BB有限公司」所交付的簡單規劃圖為基礎完成首次該五幅土地項目之設計方案，並交予「BB有限公司」。
同年3月9日，上訴人B與「BB有限公司」安排AB、AY及P一同前往澳門「氹仔偉龍馬路五幅地段」考察及拍攝照片。之後，AB將載有上述拍攝五幅地段照片之光碟交予AY。
早在2004年12月，「BB有限公司」已經首次接受「BB有限公司」的聘請，對相關地段作設計方案。
2005年6月9日，也就是在同年6月16日I股東例外會議確定邀請標出售該五幅土地之前，「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就應「BB有限公司」的要求，將標書全部準備妥當並寄給「BB有限公司」。
2005年6月16日I召開股東例外會議，會議上AX以政府代表名義，提出以邀請標形式邀請包括「BC聯行」在内的三間公司對該五幅土地參與競投的事宜進行表決，但完全提供不到邀請該三間公司，尤其是兩間物業代理公司的理據。巧合的是，「BC聯行」之後在競投時代表的是一間先由上訴人B所持有、後由上訴人A所擁有的BVI公司-「V」，而所有的投標資料均由「BB有限公司」提供，該等資料即是前述由BA公司早已準備好的規劃設計方案。
同日，「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去信邀請包括「BC聯行」在内的三間公司參與競投五幅土地發展權，截標時間只有10天(即2005年6月27日截標)，競投評標標準除了投標價格還包括、設計方案、施工及開發分階段計劃等。
至此，我們看到，此次出售五幅土地，不尋常的不僅是所確定的被邀請公司，不合常理的還有遞交標書時間，僅為十日，以及招標書内所規定的上述評標標準與一般投地的價高者得的單一標準慣例不同， 設計方案竟然也是批給標準!!
「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給予三間公司準備競投方案的時間十分短促，對於一項涉及面積大至約8萬平方米的大型建築項目，而投標工作包括財務分析、建築規劃及設計等工作，投標準備時間僅有10天(或6個工作日)是相當不足夠，若要製作出較完善的競投方案，只有10天的準備時間根本是不可能的。而「BC聯行」所提交的標書其中的設計方案如果沒有較長時間的準備以及已經預備好的設計方案，在短短十日之内也是無法製作出來的。
其實，出售該五幅土地並不存在緊急性，沒有必要定下如此短促時間作為截標期限，明顯，這樣只會有利於早作準備的涉案公司，而不利於另外兩間參與競投的公司。在製作承投章程時，其按照AX的指示，將遞交標書時間留空（em branco），等待上級確定具體日期。在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嚴苛的競投條件，是O所指示的，目的是讓預先了解情況並作出充分準備的公司在佔據優勢情況下中標，即使該公司未能以最高價錢中標，亦能以所提交的設計方案佔優為理據而確保其中標。
2005年6月27日截標日，三間被邀請之公司向「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遞交競投標書，其中「BC聯行」遞交標書中說明以「V」代理公司名義參與競投。同日，「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進行開標，「BC聯行」、「BD」及「BE」的競投價格分別為1,368,000,000、1,351,000,000及1,188,000,000澳門元。正如O所預料，「BC聯行」代表「V」所提交的設計方案質素明顯較佳，「BD旅遊股份有限公司」及「BE」所提交之設計方案質素相對較差，顯然這是由於後兩者沒有同樣充分的時間作出完善之設計方案所致。
這些都是當時作為評委之一的證人BF告訴我們的。
可見，O從準備出售五幅土地伊始，就計劃在出售土地的過程中謀取私利，精心策劃了一套度身訂造的招標方案，指示將相關土地以邀請標形式招標，異於平常的遞交標書期限以及設計及價錢的評標準則來選定中標者，務求使涉案公司及人士能夠獲得五幅土地的批給權，令承諾向行賄者—上訴人A及B能以客觀上非常可觀的價錢投得一幅面積相當巨大的住宅用地。
對於由O指示而定出的邀請標方案及“不合理”標書呈交期，儘管作為「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的股東之一—「BD旅遊股份有限公司」作出了口頭及書面的投訴，甚至對當中可能存在的不法行為提出質疑，但在O的指示下，作為「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的AX及副總經理—證人S均置若罔聞；這些投訴資料都詳細載於卷宗書證中。
最後，在評標過程中，當評標委員會發現3間被邀請公司並非以本身名義實質參與競投，因而對競投者的合法性存疑時，為了使涉案公司—「V」獲得這5幅土地批給，「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更不惜違反法律規定，在法律容許的情況以外，僅以“可利用已作出之行為”的行政原則作依據，將澳門5幅寶貴的土地強行批給「V」。
按照承投章程第10.2的規定：「只要認為沒有任何標書能滿足技術和經濟條件或不符合所預期的目的，或因批給實體不給予事先批准，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保留有權不判給此項諮詢的任何投標人，而投標人無權獲得任何賠償」，所以，在評標報告所述存有不法性的情況下，「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完全可以且應該不對「BC聯行」所代表的「V Limited」作出批給的。
卷宗中甚至有資料顯示，這個所謂“可利用已作出之行為”的行政原則是首次在土地招標中被引用。
我們看不到當時有阻礙依法重新展開公開競投的客觀因素，因為在涉及土地的公共利益面前，我們認為，合法性應該是凌駕於一切考慮之上的。
事實上，從廉政公署搜集得的客觀證據，包括電話往來記錄、訂餐記錄及結賬單據以及上述人A、B出入境紀錄，均顯示O在招標及評標過程中，跟涉案人士及相關人士密切聯系及溝通，在招標之前、招標當日、投標期間（截標之前）、截標當日、評標期間與相關人士均有頻密的電話往來，並在招標當日及評標之後與涉案商人會面，顯示O對五幅土地轉讓的不尋常舉動，以及其對招標及評標工作的關注和介入，同時亦顯示與涉案商人對該土地轉讓有了明顯的收受賄賂的約定及承諾。
在五幅土地轉讓中，O利用其職權決定及影響招標工作的取向和評標工作的結果，無論對該五幅土地的重新進行估價、何時出售、以邀請標的方式邀請特定公司(包括並無在本澳擁有任何大型投資發展地產項目的兩間地產代理公司參與競投)、投標時間及評標標準都是由O決定的。
而在O的記事簿、友好手冊內亦發現其記下投標和評標過程中出現的相關事宜，包括：“机場山边用地•”、“机場山边用地延期•”、“机場山边判標”、“机場山边判標（Salle 1367M, STDM 1350M， 世紀1180M）”、“山边批地→銀行擔保•”、“机山边項目／BC行／融資擔保已解決”、“机場山边用地／合同／宪報”、“机場山边刊登B.O.”、“机場山边入則”、“机場售樓部”、“A批地”，顯示O極其關注該土地的競投事宜。
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在判斷本案事實時作出下述認定是正確的：
“綜上所述，根據經驗法則，本合議庭認定是由O一手塑造有關競投的方式，選擇獲邀請參與投標公司、限定交標期間、設定及變更批給標準，一直操操控其競投的過程，直至作出決定導致項目最終判給了一間未能符合法律要求來獲得該批給的「V Limited」。”
此外，從庭上證人證言和案中的客觀證據均可以清楚證明，O因爲干預上述五幅土地的批給，收取了由涉案商人所支付的至少2000萬港元的賄款。
這筆款項是在2005年10月24日由「BB有限公司」名下的BW轉至上訴人B所實質持有的「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並由該公司於同日支付給O所實際操控的BJ在香港中銀的賬戶。
儘管「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與「V Limited」曾經提交文件指上述2000萬港元是用來證明那只是於2005年9月28日所支付的顧問服務；然而，卷宗其他證據鏈形成的證據足以推翻意文件的證據，可以證明該顧問服務事實上並不存在，因為有關顧問合約中所提及的建築師與「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與「V Limited」並無任何合作關係，有關建築師並未提供相關服務，其僅於2005年12月至2006年年初才被「V Limited」所接觸並商討涉及600萬元左右的規劃工作，相關工作於2006年才進行並於同年年尾收取了有關費用。
之後，上訴人B又曾指出該2000萬港元是用於臨時預支予AC的工程費，關於這個說辭，其他一直負責跟進該項目的證人可以證明，BH公司只是負責展銷房的工程部份，而且已經是2006年之後的事情了，所涉及的建造費用也只不過是1900萬元左右；按照行規，工程款項是根據合約分期支付的，並不存在一次性清付的可能性，且有關工程費用已經由「BB有限公司」屬下的BI全部另行支付予BH公司；曾因BH公司作出勘探工程而要支付的近170萬元，亦於2006年至2008年全部由BI支付完畢，作出這些支付的文件、單據等證據均載於卷宗書證內。
至於可能涉及四、五十億元的正式建築工程，根本是子虛烏有，所以，絕不會因此而向AC預支2000萬元如此高金額的工程款項。
顯然易見，「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跟「V Limited」於2005年9月28日簽訂的2000萬港元協議書，當中所載的服務只是巧立名目而已，換言之，那只是一個向O支付2000萬港元賄款的包裝及借口，目的是掩人耳目，實際是O作出不法干預批地所獲得的約定回報。
廉署證人在庭上向我們清楚展示，該2000萬港元的支票是如何迂迴地最終被存入了O所操控的「BJ Property Limited」的中國銀行帳戶中，O在自己的友好手冊、行事曆，都記錄了其已經收取了這2000萬港元的賄款(2005年友好手冊中記錄了“ BC行 / 機場用地 2000√”的字樣，其中「2000√」表示已收到有關賄款)。
綜上所述，O爲了獲取2000萬港元賄款，利用其對政府資產-「氹仔偉龍馬龍五幅地段」的管理權和決定權，為涉案商人「度身訂做」出售該土地的方式，最終協助彼等取得土地發展權，並取得所約定的賄款。該行為不但損害了其他人士參與公平競爭的權利，亦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形象，且對政府財產造成巨大損失。
至於涉及本上訴部份的3個合同及一個後加工程—“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亦是基於受到O刻意的明示或暗示，以特定的方式判給「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以及分別跟「AW Engineering Limited」、「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或「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所組成的聯營公司的。
另一方面，卷宗中亦載有多張支票及銀行資料，均顯示了「AW Engineering Limited」的代表—上訴人C、「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的代表—上訴人E及「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的代表—被判刑人F(非上訴人)透過「AQ Asia Limited」及二判AV分別地、迂迴地將賄款金額存入了「BJ Property Limited」的香港中銀帳戶和「AS Assets Limited」在香港永亨銀行帳戶內，這些金額正正与O所記錄的金額相吻合的。
另外，附件B第30頁至第35頁及附件B-2第83頁所載文件顯示，2006年2月9日，D(已故)以「BK有限公司 (BK Limited)」的名義，而G則按照O的指示，以「AS Assets Limited」的名義合組成「AQ Macau Limitada」，各佔80%及20%的股份；當中，D(已故)獲委任成為該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這些人證、書證形成的證據鏈均證實了“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中，O及上訴人C及有關被判刑人之間確認存在受賄及行賄作不法行為的承諾，O亦已以顯露或隱晦的方式實施了違後其職務的干預行為了，因為O向證人S發出有關指示或言談，完全是因為其分別收取由上述私人公司所支付的現金賄款，以及透過G成立但由其實質操控的「AS Assets Limited」入股「AQ Macau Limitada」，從而以盈利為名義收受所有上述合同項目的收益中的20%；這些，O自己都一一詳細地，又一次如同經營生意入帳般仔細記錄了下來！
已證事實亦載有上述涉及「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AW Engineering Limited」、「AR(香港)」及「AR(澳門)」4間公司的4個公共工程及後加工程中，O先後收受了130多萬、500多萬(即1100多萬的一半)，以及透過入股「AQ Macau Limitada」20%股權而收取到及仍在收取中的盈利作為其作出上述不法行為的受賄利益。
當然，對於採納哪一個證據屬於法官的自由決定，然而，按照一般經驗和常理，對於行政機關而言，主動、積極去正確理解上級真正的意思表示是必須的。
我們很難相信，作為直屬於O的建設發展辦公室領導之一的證人S，在面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涉案合同的判給時，會不主動、積極去正確理解其上級O的明示或暗示的意思表示！而作為工務運輸範疇的最高領導人O又會對這些重要的合同判給不聞不問？
因此，要認定O完全無干預或影響有關判給的事實是違反一般經驗和常理的，這種判斷是連一般人都會一看就認為有錯誤的事實認定。
而且，我們認為，O對S刻意作出的言行無須多次重覆，一次就足以令S心領神會，足以令S明白到其最高上級—前工務運輸司司長O的心意，然後作出符合這位最高領導心意的行政行為及決定，包括在技術或形式層面上做到程序合法；然而，站在這些公益面前，當我們以法律規定及精神作出質問時，我們可以發現問題並非在於程序本身，而是為何一開始要採用這一種程序去進行，而不是依法律的規定去採取應當的程序進行。
透過證人S在庭審中確認的檢察院口供，她給了我們清楚的答案，就是—建設發展辦公室對於工程招標及判給採取哪一種方式，尤其是可採用邀請標抑或直接判給的方式，全部是由O所決定及指示的，AX(前建設辦主任)及證人S自己只是執行而已，建設發展辦公室在這些情況是被動的，從無質疑或尋找O作出決定的法律依據。
亦正正是O作出的這些言行及其產生的後果，足以讓我們認定，O已經作出了違背其職務義務的事實了，儘管其在技術上將其干預行為處理得隱晦高明、似有似無、引人猜度，卻始終不得不認定其已經在主觀及客觀上均實施了違背其職務義務的行為，從而符合了《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可處刑罰為1年至8年徒刑。
由此可以預見，如果在預先資格甄審展開國際公開招標時，O心目中的公司未能達標，O必會以明示或暗示方式指使建設發展辦公室的負責人作出能使該等公司獲標的一切在形式上合法的行政行為。
我們認為，爭拗有關不法中標的涉案公司的實力是無意義的，因為在法治社會中，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程序必須依法進行，包括在形式上抑或實質上，如文件資料是否合法齊全、投標人是否適格等問題，都是必須嚴格審核的，而不應只看所謂的“實力”，O漠視了這些法律規定的要件，排除考慮其他客觀、公正的因素，濫用其作為運輸工務司司長的職權及對建設發展辦公室的領導影響力，明示、暗示指使下屬將有關合同判給指定公司，損害了其他人士參與公平競爭的權利，亦嚴重損害了澳門政府的公信及形象。
可見，檢察院指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尤其是未證實事實之部份是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是有道理的，O已經作出違背職務義務的干預行為，應認定其已實施的是4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從而應以相同罪名對嫌犯G以共同正犯(跟O)定罪，並因而判處嫌犯E、C、F、G及H以共同正犯(跟O)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
總括而言，應裁定上訴人B及A此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而檢察院此部份上訴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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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律適用錯誤，違反《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之規定
上訴人C指庭審調查的證據及卷宗證據不足以判處彼等以《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總之，彼等上訴人均否認曾作出被定罪之事實，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適用法律錯誤。
上訴人A更指出被上訴的合議庭無證實O在有關判給中作出了不法干預，故不存在“作出不法行為”的要件，不能以《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對其作出歸責。
而上訴人C及A則認為，極其量亦只應判處彼等觸犯《刑法典》第339條第2款(結合同一法典第338條)所規定及處長之犯罪行為。
我們一向認同行賄和受賄行為的既遂在於承諾作出之時，加上這種犯罪的隱蔽程度相當高，基本上除非行賄者或受賄者的供認，否則，事後要查明百分百的確鑿證據方能認定有關犯罪行為的存在是不切實際，亦違反實質正義原則的。
我們在本案所搜集到的客觀證據，包括作為非本澳居民的上訴人C及A的出入境記錄、O的私人筆記或記錄、電話通訊記錄、證人S的重要證言等所有證據形成的證據鏈，按照一般經驗和常理，都叫我們不得不認定上訴人C及A直接或間接跟O互相作出承諾之目的就是為了確保彼等獲得有關判給，而不會理會O採取何種手段達成此目的，彼等對於O極可能作出不法行為而令彼等所期待的結果發生抱著放任的態度，亦正正因為抱持這種故意，個別嫌犯甚至無須直接或經常跟O接觸、溝通，因為他們要的只是結果。
加上，如上所言，卷宗資料顯示，尤其是被上訴的合議庭於2013年7月5日在聽取證人S的證言時，已完全確認其在檢察院所作之口供(卷宗第2511頁至第2515頁)，當中已證實在評標期間，O都有主動詢問有關評標情況及進度，按照一般經驗和常理，可以確定其已作出了不法的干預。
因此，我們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以《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對彼等作出歸責是完全合法且正確的，應裁定上訴人C及A此部份上訴理由完全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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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違反《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及第27條之規定
在其上訴理由中，檢察院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既然判處了本案嫌犯以「行賄作不法行為罪」，那麼，O就是實施了「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其所承諾作出的不法干預的目的是保證行賄者所提交的方案獲批給，包括主動、積極關心有關判給的進度及評標情況，因此，應認為其已經作出了有關干預，要以《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作出處罰；故主張對作為O代表的嫌犯G則必須以《刑法典》第27條之規定作出相同的處罰。
卷宗資料顯示，尤其是被上訴的合議庭於2013年7月5日在聽取證人S的證言時，已確認其在檢察院所作之口供，當中已證實在評標期間，O都有主動詢問有關評標情況及進度。
在綜合分析整個卷宗的證據鏈後，毫無疑問，O這種關心必然不會單純出於一個上級常規了解下級工作之意，而是出於跟行賄者的約定而作出的不法干預的起始步驟；當然，這種不法干預必然需要借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作幌子的。
案中載有大量的書證，包括文件及扣押物：澳門及香港銀行提供的資料、在O處搜出的《友好手冊》及4張手寫文件的記載，以及廉政公署證人在庭上對這些證據的分析，證明了O非法干預公共工程及土地競投項目，收取了嫌犯A、B、E、F、C的巨額款項及其他利益，或利益的承諾，作爲實施控訴書中所指控事實的回報。
案中有證據顯示O多次違反其職務上的義務，指令下屬部門偏袒某些公司，使其最終獲得批給公共工程合同及土地批給方面提供協助。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的相關規定，公共行政當局的活動應遵從合法性原則、謀求公共利益原則、平等原則、公平原則及無私原則。
作為前運輸工務司司長，O在土地整治、基礎建設及公共工程和環境保護等領域行使職權，土地工務運輸局及建設發展辦公室均隸屬於O。
O無論在批地及公共工程的評標過程中，透過書面批示及口頭指示，干預了相關行政程序，表面上卻製造出公平、公正及合法的假象。
事實上，在批地和公共工程的評標方面，O曾多次違反其職務上的義務，對下屬部門，尤其是工務局、建設辦及I施加壓力，使下屬及有關人士不得不順從O的意願，規避法律，想方設法達成O的目的。
事實證明，O濫用了身為司長職務上固有的權力，以謀取私人利益作為目的而將公共利益置於不顧，其行為構成受賄作不法行爲罪。
資料亦都顯示，O在澳門以外地方以他人名義成立公司及開設銀行賬戶，並通過授權實質操控這些公司及銀行賬戶，以曲折迂回的方式通過中間人來接收及轉移所收取的不法利益回報，以達到掩飾和隱藏賄款的不法性質和來源的目的。
所以，應認為O實施的是4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從而應以相同罪名對嫌犯G以共同正犯(跟O)定罪，並因而判處嫌犯E、C、F、G及H以共同正犯(跟O)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
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我們完全不能認同被上訴的合議庭認為O在向行賄者作出承諾後並未作出任何干預行為的觀點，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確實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的前提下，錯誤適用了法律，因而違反了《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及第27條之規定。
故此，應裁定檢察院此部份上訴理由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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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違反“疑點利益歸被告”原則
上訴人B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對於所存在的疑問應適用“疑點利益歸被告”原則，從而作出無罪判決。
從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的理由陳述中，我們看見原審法院在審查及調查證據之後，己經將認為存在疑問的事實列為未證實事實之列(儘管我們並不認同)，我們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已充分貫徹了“罪疑從無原則”的原則。
對於上訴人B單純不同意被上訴的合議庭對事實的認定，我們認為不能上訴理由；因此，應裁定上訴人B此部份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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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違反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洗黑錢罪」之規定
上訴人A及B均認為案中有關賄款的給付及流向，只顯示彼等給付賄款的行為，而不存在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洗黑錢罪」，應予釋放，否則就是雙重評價有關行為了。
而檢察院則就被上訴的合議庭開釋E、C、F及G所觸犯之「清洗黑錢罪」之決定，重申O已作出了不法的干預行為，應認定O實施的是4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從而應判處嫌犯E、C、F、G及H以共同正犯(跟O)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
嫌犯E、G均以嫌犯本人未收到合議庭裁判的通知，故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14條第7款之規定計算上訴期間，主張中級法院不受理檢察院的上訴。
首先，必須指出，《刑事訴訟法典》第314條第7款之規定僅指被判刑嫌犯之上訴期間，並不影響作為控方的檢察院或其他訴訟主體的上訴期的計算，因此，應受理檢察院所提出的上訴。
關於上訴人A及B在彼等的上訴理由中所闡述的對行賄所得跟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洗黑錢罪」的行為的競合理論，我們認為應以終審法院第36/2007號上案件已經告訴我們「受賄罪」中支付賄款的行為跟「洗黑錢罪」行為之間的關係了：
“不必說涉及掩飾性支付被告金錢的事實構成了受賄罪的要素，因此不可以構成清洗黑錢罪。不是如此的，不但賄款的支付不是受賄罪的要素，一如我們所見，只要要求利益或提供了利益，不必要有實際上的收取，受賄罪即已既遂了，純粹支付現金或將支票交給受賄公務員是一回事，實際支付予被告的掩飾的曲折途徑，如本案中所有個案所出現的那樣，則是另一回事。
因此，賄款的支付並不吸收清洗黑錢罪。”
至於檢察院在其上訴理由所闡述的立場，正如上述我們認同從證人S的關鍵證言中，可以確定O在涉案各合同評標過程中已作出了不法干預，因此應正確適用《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之規定處罰受賄者及其共犯。
而由於有關犯罪所得是從實施上述犯罪而得，上述犯罪的可處刑罰為1年至8年徒刑，都應判處該等嫌犯以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清洗黑錢罪」。
另一方面，倘裁定檢察院相關上訴理由成立，認定O所實施的是《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從而應判處嫌犯E、C及F尚觸犯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清洗黑錢罪」，並予以量刑。
而基於罪刑相適刑原則，我們認為數罪競合後，不應判處彼等低於3年之徒刑；即使低於3年徒刑，彼等嫌犯亦不應受惠於《刑法典》第48條之緩刑，否則就不能達到刑罰的目的及有違反罪過原則之嫌了。
因此，應裁定上訴人A及B此部份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而檢察院此部份上訴理由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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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量刑過重及違反緩刑之規定
上訴人A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量刑過重，違反《刑法典》第65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356條第1款之規定，請求判處低於3年之徒刑；更指出被上訴的合議庭應考慮其符合《刑法典》第66條第2款d項的情節而應獲得同一法典第67條第1款的特別減輕優惠，從而適用同一法典第48條第1款規定之緩刑。
正如中級法院於2014年6月26日在第279/2014號上訴案件所闡述：
“……
5. 法律賦予法官在法定的刑幅之內選擇一合適的刑法的自由，而上訴法院只有在原審法院的刑罰明顯罪刑失當或者明顯不合適的情況下才有介入的空間。”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
根據卷宗資料，上訴人A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了本案所針對之犯罪，犯罪的故意程度高，嚴重影響社會的安寧，並帶來了十分負面的影響。
此外，在犯罪預防的要求上，上訴人A所犯的罪行涉及的金額巨大，一般預防的要求高。
事實上，根據被上訴之裁判書所載，原審法院在量刑方面已根據《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及第65條之規定，當中雖然充分考慮了上訴人A的罪過程度、所犯罪行的性質及其嚴重性、可適用的刑罰幅度、案件的具體情況，其行為對社會安寧帶來的負面影響，並綜合考慮犯罪預防(無論是特別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需要。
加上，上訴人A經多次通知，仍然顯出不合作的態度，缺席審判之餘更馳口否認所犯罪行，我們實在看不到其在哪一方面符合了《刑法典》第66條第2款d項的情節，以致應對其考慮同一法典第67條第1款的特別減輕優惠。
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對上訴人A科以5年3個月實際徒刑已經是輕無可輕了，在罪刑相適應的層面上是合符比例原則的。
由於不符合《刑法典》第48條所規定的形式要件，我們認為無考慮給予緩形的空間。
故此，應裁定上訴人A此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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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針對原審法院於2014年3月14日所作之合議庭裁判，我們認為，應裁定上訴人C、B及A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而駁回，並應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部份成立。
因此，請求廢止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有關檢察院上訴理由成立之部份，應認定O在本案所針對的不法事實中已作出了不法干預的行為，改判下述犯罪並重新量刑，尤其應判處：
1. 嫌犯G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4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並重新量刑；
2. 嫌犯E、C、F、G及H以共同正犯(跟O)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以及判處不低於3年(數罪競合後)之徒刑，即使低於3年徒刑，亦不應受給予《刑法典》第48條之緩刑。
上訴卷宗經上呈後，裁判書製作人對之作出初步審查，期間曾宣告對嫌犯D的刑事訴訟因嫌犯本人死亡而終結。
然後還通知提出上訴的嫌犯G、E的辯護人以及檢察院就裁判書製作人提出的這兩位嫌犯的所有上訴因其缺席審判而在通知判決之前都不應該審理其上訴，包括中間上訴。之後，沒有收到任何的反對意見。
那麼，本案將不審理此兩嫌犯的所有上訴，包括檢察院的上訴中涉及他們的部份。
經助審法官檢閱卷宗後，本院組成合議庭，現透過評議會方式，對上訴卷宗作出裁決。
第二部份、上訴裁判的事實依據說明
本院經翻閱卷宗內容後，得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和其對心證的說明如下：
已證事實
1. 1999年12月20日至2006年12月6日，O（已另案處理）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運輸工務司司長的職務。
2. 運輸工務司司長在下列施政領域行使職權：土地的整治；交通管理及般空器和港務；基礎建設和公共工程；運輸及通訊；環境保護；經濟房屋和社會房屋；氣象。
3. 建設發展辦公室隸屬於運輸工務司司長。
4. 從未查明之日，O決意利用其擔任運輸工務司司長所擁有的職權，干預與污水處理廠設計、建造、營運或保養服務等執行合同的行政審批及判給程序，以使特定人士或公司獲得批給，藉以收取這些公司或特定人士給付的金錢或其他利益作為回報。
5. O通常在其記事簿中記錄了有關作出利益回報或承諾的特定人士及申請事項、相關利益回報的種類或金額及收取利益回報的情況，並以符號“•”標註已收取相關利益回報或表示相關事項已處理妥當；同時亦記錄了與該等人士會面的日期及時間。
6. 2006年12月8日及2006年12月15日，廉政公署人員在O位於澳門XXX的住所內及位於澳門XXX政府總部的辦公室內進行搜索，並搜獲多本屬於O的記事簿和檯曆，當中包括：《2006友好手冊》、《Luxe 2005》等記事簿及4張手寫文件。
7. 上述記事簿中記錄了有關作出利益回報或承諾的特定人士所涉及之事項及情況，O在其已收取相關利益回報的事項旁以“•”作出了標註。
8. 為了幫助接收和轉移所收取的上述回報，並掩飾該等回報的不法性質和真正來源，使O逃避收取上述回報的法律後果，O分別與BM、嫌犯G和嫌犯H商議，決定在英屬處女島登記先後成立公司，包括「BJ Property Limited」、「AS Assets Limited」等，並以授權方式由O自己、BM、嫌犯G或嫌犯H管理該等公司，以及開立個人或公司的銀行帳戶或以授權方式管理相關銀行帳戶。
9. 2004月8月19日，「BJ Property Limited」透過一間名為BL Trust Company(B.V.I) Limited的代理公司在英屬處女島登記成立。2004年10月28日，BM出任該公司的唯一股東和董事；同日，應O要求，BM授權O及嫌犯H管理該公司的事務，使O及嫌犯H實際控制了該公司。
10. 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期間，根據O的要求，BM以「BJ Property Limited」公司的名義先後在香港中國工商銀行（亞洲）、中國銀行（香港）開立了帳戶，並授權O實際管理及控制了該等銀行帳戶。
11. 上述中國銀行（香港）的帳戶包括：外匯寶帳戶［帳號：XXX］及港幣儲蓄帳戶［帳號：XXX］。
12. 2005年10月27日，「AS Assets Limited」透過一間名為「BL Trust Company(B.V.I) Limited」的代理公司在英屬處女島登記成立；2005年11月9日，嫌犯G出任該公司的唯一股東和董事。2006年3月13日，應O要求，嫌犯G授權O和嫌犯H管理該公司的事務，使後者實際控制了該公司。
13. 2006年5月至6月期間，按O的要求，嫌犯G以「AS Assets Limited」公司的名義在中國銀行（香港）和香港永亨銀行開立了帳戶，並授權O管理，使後者實際控制了該等銀行帳戶。
14. 上述香港永亨銀行帳戶包括：港幣帳戶［帳號：XXX］、美元帳戶［帳號：XXX］、英鎊帳戶［帳號：XXX)及歐羅帳戶［帳號：XXX)。
15. O曾於1992年任職澳門焚化中心暨污水處理站辦公室，並於1998年8月升任為澳門焚化中心暨污水處理站辦公室主任。
16. 於1994年及1997年，“氹仔污水處理廠的建造及營運”及“路環污水處理廠的建造”的報行合同均判給「BN Water」等聯營公司。
17. 期間，嫌犯D在「BN Water」公司中擔任經理，故因工作關係認識了O。
18. 1999年，嫌犯D離澳並成為比利時公司「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的行政總裁，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及開設「AQ Asia Hong Kong」，其是唯一股東。
20. 至少在2004年至2006年期間，嫌犯E擔任「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A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Hong Kong) Limited）」土本工程部總經理。
21. 同時，嫌犯F擔任「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Companhia de Engenharia e de Construction da AR, Limited）」的總經理。
22. 嫌犯C則是「AW Engineering Limited」經理及「BO工程(澳門)有限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23. 至少於2004年，嫌犯G則與O約定彼此合作，由前者出面要求參與競投有關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合同的嫌犯D、E、F及C向O支付有關合同總造價的3%或6.8%，又或純利的20%，作為O利用職權令該等公司取得有關合同的回報。
24. 2004年10月6日，建設發展辦公室就“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合同的預先資格甄審展開國際公開招標。
25. O指使嫌犯G跟嫌犯D、E、F及C約定，倘O利用其職權令後者之聯營公司中標，後者則按照各自代表的公司所佔的股份比例給予O有關批給及倘有之後加工程的總造價的3%或純利的20%作為回報。
26. 嫌犯E、F及C遂承諾支付有關合同批給總額的3%，而嫌犯D則承諾給付有關合同續後營運及保養部份純利的20%，作為O利用職權令彼等的聯營公司取得有關合同的回報。
27. 為了掩飾上述回報的來源，嫌犯D應O的要求，代O收取由嫌犯E、F及C所交來的回報，並透過自己的公司銀行帳戶將有關回報轉換及轉移，最終存入由O及嫌犯H實際控制的「BJ Property Limited」在中國銀行（香港）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28. 2004年11月12日，「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以聯營公司的名義向建設發展辦公室遞交標書，但未提交該聯營公司的成立合同文件。
29. 2004年12月7日，建設發展辦公室就上述公開招標的標書評核報告製作了第050/GDI(T)-I/2004號請示/建議書，指出「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所呈交之計劃書有欠詳細，所報施工期亦短得有點脫離現實，因此只給予75分的總評分，在5間參與投標的公司中排名第三。
30. 之後，建設發展辦公室給予「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較高的評分。
31. 2005年11月14日，建設發展辦公室製作了第075/GDI(T)-I/2005號請示/建議書，建議將上述合同判給「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
32. 2005年11月22日，O在上述請示／建議書作出同意批示。
33. 2005年12月12日，「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以90,511,143澳門元的造價獲得“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報行合同的批給。
34. 2005年12月29日，嫌犯D、C分別代表「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W Engineering Limited」與「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的代表簽署成立聯營公司的合同。
35. 翌日，上述聯營公司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的執行合同。
36. 由於取得“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的執行合同，並擬取得此後同類型的合同，嫌犯D決定以支付有關合同續後營運及保養部份純利的20%，作為O利用職權令該等公司取得上述工程的回報。
37. 為此，在有關污水處理、營運及保養合同的招標及評標期間，在O的指使下，嫌犯G曾與嫌犯D商談有關合組公司的事宜，以便以該公司名義接收有關合同營運及保養部份的利潤，其中純利的20%將作為給予O的回報。
38. 2006年2月9日，嫌犯D以「BK有限公司（BK Limited）」的名義，而嫌犯G則控照O的指示，以「AS Assets Limited」的名義合組成「AQ Macau Limited」，各佔80%及20%的股份；當中，嫌犯D獲委任成為該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39. 因此，O透過「AS Assets Limited」得擁有及處理「AQ Macau Limited」的20%股份及其所生的一切權益。
40. 「AQ Macau Limited」在澳門商業銀行開設澳門幣帳戶[帳號為XXX]。
41. 2006年12月8日，廉政公署人員在O的住所內搜獲1份「AQ Macau Limited」的「開業/更改申報表」副本、由「BK有限公司（BK Limited」與「AS Assets Limited」簽立的「公司成立合同」副本、「AQ Macau Limited」公司章程副本、商業及動產登記資料副本。
42. 廉政公署人員在O的辦公室內搜出3份日期分別為“3/3/2006”、“31/3/2006”、“31/8/2006”的匿名文件中，亦記錄了有關上述「AQ Macau Limited」成立及授權等事宜。
43. 2006年3月13日，建設發展辦公室製作第018/GDI(T)-I/2006號請示/建議書，指出為符合原應配合的國家污水排放一級B的標準，須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而進行造價為15,500,000澳門元之工程，相當於原設計及建造合同的總價增加約23%。
44. 同時，亦指出此為原合同“增加之工作”，非必要簽訂書面合同，建議將此後加工程判予「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
45. 2006年3月20日，O在上述請示/建議書作出同意批示。
46. 2006年3月31日，上述請示/建議書獲得了批准，「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以15,500,000澳門元的造價獲得上述後加工程的批給。
47. 由於取得“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的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一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嫌犯E及F遂以下列方式，透過嫌犯D向O支付上述約定之部份回報：
i. 2006年3月28日，嫌犯D以「AQ Asia Limited」（前身是「BK有限公司（BK Limited）」）的名義向嫌犯E開出一張發票［票號為2006/003］，要求支付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及建造工程顧問費，金額為784,348澳門元；
ii. 嫌犯D要求嫌犯E將上述款項存入其公司在香港比利時聯合銀行所開設的歐元帳戶[帳號為XXXX]或美元帳戶[帳號為XXX]內；
iii. 之後，嫌犯E將上述發票轉交給嫌犯F；
iv. 2006年4月3日，在嫌犯F的指使下，「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的請款單內記載了該公司就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及建造工程向「AQ Asia Limited」支付了784,348澳門元的顧問費；
v. 2006年4月12日，嫌犯F批出上述款項並指示財務總監BP透過「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在中國銀行（澳門）開設的銀行帳戶［帳號為XXX］中將上述款項兌換成80,515.41歐元匯款至「AQ Asia Limited」在香港比利時聯合銀行開設的歐元帳戶[帳號為XXX]內；
vi. 2006年4月13日，上述款項成功匯款至「AQ Asia Limited」在香港比利時聯合銀行開設的歐元帳戶[帳號為XXX]內；
vii. 2006年4月19日，嫌犯D按O的指示，透銀行匯款將上述80,515.41歐元匯至「BJ Property Limited」在中國銀行(香港)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viii. 2006年4月27日，在嫌犯F的指使下，「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的會計明細分類帳目中記錄了該公司向「AQ Asia Limited」支付了784,348澳門元的顧問費及匯款手續費165.04澳門元。
48. 由於取得“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的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一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嫌犯C遂以下列方式，透過嫌犯D向O支付上述約定之部份回報：
i. 2006年3月28日，嫌犯D以「AQ Asia Limited」（前身是「BK有限公司（BK Limited）」）的名義向嫌犯C開出一張發票［票號為2006/002］，要求支付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及建造工程顧問費，金額為555,621澳門元；
ii. 嫌犯D要求嫌犯C將上述款項存入其公司在香港比利時聯合銀行所開設的歐元帳戶[帳號為XXX]或美元帳戶[帳號為XXX]內；
iii. 2006年4月7日，嫌犯C以「AW Engineering Limited」的名義將上述款項兌換成面額為68,050美元的支票[票號為013239]，並存入「AQ Asia Limited」在香港比利時聯合銀行開設的美元帳戶[帳號為XXX]內；
iv. 2006年4月19日，嫌犯D按O的指示，透過銀行匯款將上述68,050美元匯至「BJ Property Limited」在中國銀行（香港）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49. 就上述事宜，O在其名為《Luxe 2005》的記事簿中記錄了：“跨境ETAR判AQ/AW/”、“ETAR-TRANSBORDER/AQ/”；並在其名為《2006友好手冊》的記事簿中記錄了“偉：路环ETAR/跨境ETAR”、“AQ：ETAR跨境150•”。
50. 2006年12月8日，廉政公署人員在O的住所內除搜出上述《Luxe 2005》及《2006友好手冊》記事簿外，亦搜獲4張手寫文件，當中記錄了其就“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批給所收受的不法利益：“FINANCIAL”、“CROSS BORDER”、“---20% of Shares WL →± 2 mio Mop • WH”、“---3% other JV Partners →± 1.5 mio Mop • BOC. E/U”、(to be invoiced by →AS Assets.”、 “Total ± 3.4./3.5 mio Mop”。
51.就上述合同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築、營運及保養 - 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之部份，O記錄及計算了所收受及擬收受的不法利益：“CROSS BORDER”、“Basic Content”、“(6000m3/day)”、“:settled 3% of AW”、“of CHINA STATE”、“→WL HKK → HK”、“Fasel:Extension with MEMBRANES (Mainly AQ)”、“(6000m3/day)”、“Total 15.500.000MOP”、“AW ± 2.000.000 MOP → 60.000MOP”、“AQ 20% of the profit”。
52. 上述符號“•”是O在收到由嫌犯D、E、F及C上述回報並作出了相關干予後的標注。
53. 2006年10月16日，在O的指示下，建築發展辦公室製作第097/GDI(T)-I/2006號請示/建議書，考慮到青洲河邊馬路的重整及青洲社會房屋綜合體的污水排放新網路，及為免處理污水排放的能力超出負荷，建議進行“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的工程。
54. O指使嫌犯G跟嫌犯D、E、F及C約定，倘O利用其職權令後者之聯營公司中標，後者則按照各自公司所佔的股份比例而給予O有關批給總造價的3%或純利的20%作為回報。
55. 嫌犯E、F及C遂承諾支付有關合同批給總額的3%，而嫌犯D則承諾給付有關合同續後營運及保養部份的純利的20%，作為O利用職權令彼等的聯營公司取得有關合同的回報。
56. 建設發展辦公室在上述請示/建議書AR議豁免進行公開招標，而透過與“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的執行合同之承批公司直接磋商及訂立有關合同，並建議將“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的款項支出大部份撥至2007年的財政負擔。
57. 2006年11月13日，O在上述請示/建議書作出同意批示。
58. 2006年12月1日，「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獲批准以直接批給方式，以26,850,000澳門元的造價獲得“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的批給。
59. 2006年12月8日，廉政公署人員在O的住所內搜出4張手寫文件，當中O就上述事直記錄了其將收受的利益：“Proposal Fase2”、“Mainly AQ”、“doubling the capacity to 12.000m3”、“with MEMBRANE BIO Reactor (MBR)”、“3 UNITS of 8.950.000 MOP=26.850.000M”、“AW:3.000.000MOP3% → 90.000MOP”、“CHINA STATE:2.000.000MOP for modification”、“of the income sewer line”、“3% → 60.000MOP”，以及“CROSS BORDER PROPOSITION EXTENTION”、“DOUBLING THE CAPACITY”、“6000M3/only → 12.000M3/day”、“MEMBRANE BIO REACTOR(MBR)”、“→＊Membrane Bio Reactor (AQ-AW): 26.850.000MOP”、“ ＊ Modification on the : ”、“-Sewer Lines 1.800.000MOP”、“-income influent pit”、“(CHINA STATE)”、“28.650.000MOP”。
60. 2005年11月30日，“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期限屆滿。
61. 由於O已指使嫌犯G跟嫌犯D約定合組上述「AQ Macau Limitada」，以取得有關污水處理、營運及保養合同往後純利的20%，O在曾參加“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合同預先資格甄審的9間公司中選出包括「AQ,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的5間公司，並著建設發展辦公室前副主任S以邀請標形式進行上述合同的競投及批給程序。
62. 2005年10月24日，根據O的批示，建設發展辦公室製作了第070/GDI(T)-I/2005號請示/建議書，建議向曾參加“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合同預先資格甄審的9間公司的其中5間，當中包括「AQ,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發出邀請，以便展開“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合同的競投及批給程序。
63. 之後，建設發展辦公室給予「AQ,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較高的評分。
64. 2005年11月25日，建設發展辦公室製作了第078/GDI(T)-I/2005號請示/建議書，建議將上述合同判給「AQ,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
65. 2005年11月30日，O在上述請示/建議書作出同意批示。
66. 2005年12月19日，「AQ,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以8,632,696澳門元的造價獲得“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的批給。
67. 由於「AQ,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取得“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故O將可分享到「AQ Macau Limitada」取得有關工程及續後營運及保養部份的純利的20%。
68. 就上述事宜，O在其名為《2006友好手冊》的記事簿中記錄了“AQ:ETAR-Col(保養)+obra”。
69. 2006年12月8日，廉政公署人員在O的住所內除搜出上述《2006友好手冊》記事簿外，亦搜獲4張手寫文件，當中記錄了其就“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的執行合同所收受的不法利益：“Coloane existing operation”、“20% of AQ Macau → End of December 2006 Dividend”。
70. 2005年8月10日，建設發展辦公室就“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的預先資格甄審展開國際公開招標。
71. O指使嫌犯G分別跟嫌犯E、F及C約定，倘O利用其職權令後者之聯營公司中標，後者則按照各自代表的公司所佔的股份比例而給予O有關工程造價的6.8%作回報；該回報將分兩期支付，每期各半，第一期款項須在有關工程款項首次發放時支付，第二期則須在工程順利進行或獲發足夠工程款項時支付。
72. 為了掩飾上述回報的來源，嫌犯E、F及C應O的要求，透過自己或其他的個人或公司銀行帳戶將有關回報的轉換及轉移，最終存入由嫌犯G擔任股東卻由O及嫌犯H實際控制的「AS Assets Limited」在香港永亨銀行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73. O亦指使嫌犯G跟嫌犯D約定合組「AQ Macau Limitada」，以收取有關工程及續後營運及保養部份的純利的20%，作為O利用職權令其有份之聯營公司取得上述合同的回報。
74. 2005年9月30日，嫌犯D、嫌犯E、F及C以「AQ,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及「AW Engineering Limited」聯營公司的名義遞交標書，但無提交該聯營公司的成立合同文件。
75. 2005年11月3日，建設發展辦公室就上述公開招標的標書評核報告製作了第073/GDI(T)-I/2005號請示/建議書，指出「AW Engineering Limited」、「AQ,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聯營公司所呈交之計劃書欠詳，亦欠報施工期，因此只給予75分的總評分，在5間參與諮詢投標的公司中排名第四。
76. 之後，建設發展辦公室給予「AW Engineering Limited」、「AQ,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聯營公司較高的評分。
77 2006年3月16日，建設發展辦公室製作了第023/GDI(T)-I/2005號請示/建議書，建議將上述合同判給「AW Engineering Limited」、「AQ,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聯營公司。
79. 2006年3月24日，O在上述請示/建議書作出同意批示。
80. 2006年4月20日，「AW Engineering Limited」、「AQ,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聯營公司以247,520,250澳門元的造價獲得“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的批給。
81. 2006年6月5日，嫌犯D、C及F才分別代表「AQ,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AW Engineering Limited」及「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簽署成立聯營公司的合同。
82. 2006年2月23日，嫌犯D、C及F代表上述聯營公司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
83. 由於取得“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的執行合同，故O將可分享到「AQ Macau Limitada」取得有關工程及續後營運及保養部份的純利的20%。
84. 由於取得“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的執行合同，嫌犯C遂以下列方式向O支付了上述約定之部份回報：
i) 2006年10月6日，嫌犯C從「AW Engineering Limited」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香港）的帳戶［帳號為XXX]內，開出一張金額為1,882,056,40港元的支票[票號為991449]；
ii) 2006年10月12日，嫌犯C將從上述支票存入「AS Assets Limited」在香港永享銀行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85. 由於「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在取得“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的執行合同，嫌犯E及F遂以下列方式向O支付了上述約定之部份回報：
i) 2006年10月份，嫌犯E從嫌犯D處取得「AS Assets Limited」在香港永享銀行開設的帳戶號碼［帳號為XXX］及應支付之回報金額後，以機密信封通知了嫌犯F，並指明另外50%的回報將於下一期再給付；有關字條的內容為：“What I’ve got from D yesterday night was:”、“For A-Deposit into Wing Hang Bank Ltd(HK), A/C845971200 addressed to AS Assets Ltd.”、“-AW to pay MOP1,981,112(in equivalent HK$) from HK A/C to HK A/C”、“-CSCC “3,876,000(“”)””、“Rest of 50% to be paid at next progress payment”；
ii. 2006年11月29日，嫌犯F以“代「AT有限公司」支付寰宇天下地盤的材料裝修費用”的名義，從「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在中國銀行（澳門）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開出一張金額為3,876,000港元的支票[票號為427500]交給「AU節能玻璃門窗工程有限公司」的AV；
iii. 同日，在嫌犯F的指使下，AV將上述支票存入「AU節能玻璃門窗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國銀行（澳門）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iv. 同日，AV以銀行匯款方式將上述款項匯到其以個人名義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香港）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v. 翌日，AV再以銀行轉帳方式將上述款項存入「AS Assets Limited」在香港永享銀行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86. 2006年12月8日，廉政公署人員在O的住所內搜獲的4張手寫文件，當中O記錄了其就“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批給所收受的不法利益：“Coloane Construction – 20% of Shares WL.→ ± 3/4 mio Mop”、“--- 8% of Partners-JV---±14 mio Mop”、“(to be invoiced by AS Assets)” ±17/18 Mop”、“Coloane Extension”、“Macau→HKK”、“8%→often 15% with holding tax→6,8% net”、”→50% to be paid at down payment (10%)”、“NOW AW 1,981,112 HKK can direct? or”、“China State 3,876,000 can direct? VIA AQ”、“FROM HKK-bank to HKK-bank”、“→50% when sufficient progress of Works/payment”、“AW 1,981,112MOP”、“China State 3,876,000MOP”、“(-15%)、“11,714,224”、“AQ→20% of the profit (SHARES)”、“operation content (not yet settled)”。
87. 嫌犯A是香港商人，其在澳門以外擁有多間公司並在該等公司內任職，其中包括：
i) 「BB有限公司（BB Holdings Limited）」，嫌犯A擁有該公司約72.55%的股份，並為該公司主席兼政政總裁；「BB有限公司」的下屬公司包括「BQ Financial Credit Limited」、「BR Power Limited」、「BS Holdings Co. Limited」、「BT集團（中國）有限公司（BT Holdings (China) Company Limited）」(下設「BU Limited」、「BV有限公司（BV Limited）」等)等，嫌犯A亦為這些附屬公司的董事；
ii) 「BW Company Limited」、嫌犯A以「BB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BQ Financial Credit Limited」的名義擁有該公司100%的股份，並為該公司董事。
88. 嫌犯B是香港商人，其在澳門以外擁有多間公司並在該等公司內任職，其中包括：
i) 「BX投資有限公司」，嫌犯B為該公司董事；
ii) 「BY Holdings Limited」，嫌犯B於2005年6月24日至2006年11月20日期間借其律師BZ的名義擁有此公司，並擔任該公司董事，從而實質操控此公司；
iii) 「CA Investments Limited」，嫌犯B於2002年11月1日至2004年5月14日期間入股的英屬處女群島公司，曾為該公司董事；2004年5月14日，「CB Limited」入股該公司的同時，嫌犯B的下屬CC獲委任該公司董事；嫌犯B遂於2005年3月31日入股「CB Limited」並成為董事，從而實質操控「CA Investments Limited」；
iv) 「CD Limited」，嫌犯B於2005年6月24日以「CA Investments Limited」名義入股的英屬處女群島公司，同日委任下屬CC擔任該公司的董事；
v. 「CE Holdings Limited」，嫌犯B於2002年3月20日入股的英屬處女群島，並為該公司董事；2004年11月18日委任下屬CC擔任該公司的董事。
89. 1995年6月27日，澳門政府、「BD旅遊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及「CF投資有限公司」分別以88%、5%、5%及2%的股份比例共同成立了六家公司：「J建設發展有限公司」、「K建設發展有限公司」、「L建設發展有限公司」、「M建設發展有限公司」、「N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及「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
90. 1999年11月15日，「J建設發展有限公司」、「K建設發展有限公司」、「L建設發展有限公司」、「M建設發展有限公司」、「N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分別購買了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的1c地段、2地段、3地段、4地段及5地段的五幅土地，前述五幅土地的面積分別為4,012平方米、13,425平方米、18,707平方米、8,750平方米及33,895平方米，總面積合共78,789平方米。
91. 此後，「J建設發展有限公司」、「K建設發展有限公司」、「L建設發展有限公司」、「M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及「N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將上述五幅土地交由「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統一管理。
92. 根據第89/96/M號訓令， O因擔任運輸工務司司長一職而獲得上述六間公司執行職能方面的授權。
93. 1999年12月20日後，運輸工務司司長成為上述六間公司的最高決策人。
94. 因O的委任，建設發展辦公室前主任AX及前副主任S在回歸後，繼續擔任及擔任「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的職位。
95. 2004年年中，O向AX表示，欲出售「J建設發展有限公司」、「K建設發展有限公司」、「L建設發展有限公司」、「M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及「N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上述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的1c地段、2地段、3地段、4地段及5地段的土地，並指示AX聘請「AZ公司」對上述土地進行價值評估。
96. 約於2005年年初，嫌犯A和B得知「J建設發展有限公司」、「K建設發展有限公司」、「L建設發展有限公司」、「M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及「N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欲出售上述五幅土地，並決定購買該五幅土地。
97.在未被查明的日子，嫌犯A和B與O相互認識並取得了聯繫。
98. 之後，在未能確定的日子，嫌犯B經與A商議後，再由前者與O商定，由O利用職權和影響干預上述土地出售的審批程序，讓嫌犯B代A購得上述五幅土地，嫌犯A將給予O港幣2000萬元作為回報。
99. 為了掩飾上述回報的來源，嫌犯A和B應O的要求，決定透過自己或其他人士的公司銀行帳戶將有關回報轉移，最終存入由O及嫌犯H實際控制的「BJ Property Limited」在中國銀行（香港）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100. 為使嫌犯A和B能成功取得上述五幅土地，O決定不以公開競投的方式出售上述土地，而採用邀請標的形式出售。
101. 嫌犯A和B得知上述情況後，遂於2005年2月開始，就競投上述五幅土地的事宜進行準備，包括草擬發展計劃、進行方案設計等工作，同時還聘請「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對該五幅土地進行項目設計及建造的研究工作。
102. 2005年2月24日至26日，「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完成「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之五幅地段」項目之設計方案，包括有關地段之規劃設計平面及剖面圖，並送交嫌犯A。
103. 2005年3月1日，「BD」曾向「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當時以「澳門國際機場工商城」名義運作)提出取得上述五幅土地轉讓的申請，但當時未得到任何回覆。
104. 2005年3月9日至11日，按嫌犯A的要求，「BB有限公司」及「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對上述五幅地段進行了實地視察及拍照。
105. 2005年6月1日，嫌犯A的「BB有限公司」就上述土地建築方案向「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支付了港幣20萬元的設計費用。
106. 此後，嫌犯A和B決定以香港物業代理公司-「BC聯行有限公司」代表彼等參與上述五幅土地的邀請標。
107. 2005年6月16日11時，根據O的指示，「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例外召開股東會議，並決定向香港物業代理公司-「BC聯行有限公司」、「BE有限公司」和「BD/CG」發出“位於偉龍馬路交界之鄰近澳門國際機場的土地分段批租之承租權轉移判給”的諮詢邀請信。
109. 同日，「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分別向「BC聯行有限公司」、「BE有限公司」及「BD/CG」發出位於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之鄰近澳門國際機場的土地分段批租之承租權轉移判給的諮詢邀請信，承投章程中訂明交標的截止期限為2005年6月27日15時正，保證金為澳門幣2億元。
110. 此後，嫌犯B曾與O多次在澳門私下會面。
111. 2005年6月22日約20時，在金龍酒店農圃飯店內，嫌犯B與O會面。
112. 2005年6月23日，「BD」駐「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的代表CH向AX表示準備標書的期限太短要求延長，但遭到AX拒絕。
113. 2005年6月24日，嫌犯A和B商定，由嫌犯B以其名下的「BY Holdings Limited」入股英屬處女群島公司「V Limited」29.99%的股份，並由嫌犯B的下屬CC以「CD Limited」的名義持有另外70.01%的股份，同時委任CC擔任「V Limited」的董事。
114. 2005年6月25日，嫌犯A以其「BR Power Limited」的名義跟「V Limited」的股東-「BY Holdings Limited」及「CD Limited」簽署了一份合約（“Option Agreement”），合約主要內容為：倘「V Limited」成功投得上述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之五幅土地，「BR Power Limited」有權以港幣約100萬元全數購買「CD Limited」持有「V Limited」的70.01%股份及所衍生的一切權力。
115. 與此同時，嫌犯A和B決定由「BC聯行有限公司」參與投標改為由「BC聯行有限公司」代理「V Limited」參與上述競標，並將「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早前完成的「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之五幅地段」項目之設計方案交給了「BC聯行有限公司」。
116. 2005年6月26日，嫌犯A以其「BW Company Limited」的名義向「V Limited」承諾貸出港幣2.5億，其中部份兌換成澳門幣2億元將用於繳付上述土地分段批租之承租權轉移判給的擔保金，餘款則用作支付予「V Limited」的有關顧問費及其他專業費用。
117. 至2005年6月27日截標時，「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收到了「BC聯行有限公司」、「BE有限公司」及「BD」提交的三份標書，當中「BC聯行有限公司」所代理的「V Limited」出價最高。
118. 2005年7月28日，評標委員會認為，「BC聯行有限公司」及「BE有限公司」均僅以代表公司身份分別代「V Limited」及「CI Group Limited」提交標書，而「BD/CG」又僅以「BD」單一公司名義提交標書，3份標書未符合有關要求，尤其對競標者的合法性存疑，故不應將有關土地承租權轉移判給任何一家競標公司，但評標委員會又以“可利用已作出之行為”原則為由，建議以直接判給方式將有關土地承租權轉移判給出價最高的「BC聯行有限公司」所代表的「V Limited」。
119. 2005年8月5日，「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召開股東會議，決定將上述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之1c地段、2地段、3地段、4地段及5地段分段批租之承租權轉給「BC聯行有限公司」所代理的「V Limited」。
120. 2005年9月28日，為了向O支付上述港幣2000萬元的回報，嫌犯A和B商定，由嫌犯B指使其下屬CC代表「V Limited」與AF在香港註冊的「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BG Investment Trading Co. Limited）」簽立一份顧問服務協議，協議書內容為，由「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向「V Limited」提供上述五幅地段之土地規劃方案、設計及建築圖則等顧問服務，顧問費用為港幣2000萬元，準備以此筆款項和形式向O支付上述回報。
121. 此後，「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並未向「V Limited」提供上述五幅地段之土地規劃方案、設計及建築圖則等顧問服務。
122. 2005年10月15日，「V Limited」分別跟「J建設發展有限公司」、「K建設發展有限公司」、「L建設發展有限公司」、「M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及「N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簽署上述五幅批租地承租權移轉預約合同。
123.2005年10月20日，按嫌犯B的指使，「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致函「V Limited」假借收取顧問費之由，要求支付上述港幣2000萬元；「V Limited」則去函嫌犯A的「BW Company Limited」，請求支付港幣2000萬元之貸款，並要求將該筆款項直接支付予「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
124. 此後，O將其與嫌犯H實際控制的「BJ Property Limited」在香港中國銀行（香港）開設的帳號為XXX之港元儲蓄帳戶資料讓B知悉。
126. 2005年10月20日，AF獲傳真了一張打印有“BJ Property Limited”、“a/c No.XXX”、“Bank of China, Hong Kong”、“香港中艮”(此四字為手寫)內容的紙條。
127. AF收到上述資料後便將之交給嫌犯B。
128. 嫌犯B和A明知上述「BJ Property Limited」公司銀行帳戶是O提供給彼等的，以便彼等將上述約定的港幣2000萬元回報存入該銀行帳戶內。
129. 在收到O提供的上述公司銀行帳戶資料後，嫌犯A於2005年10月24日，透過名下的「BW Company Limited」在香港廖創興銀行開設之港元帳戶［帳號為XXX］開出一張港幣2000萬元之支票[票號為200599]，抬頭為「XXX Investment Trading Co.Limited」（「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
130. 同日，嫌犯B指示AF從其名下的「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在香港廖創興銀行開設之港元帳戶［帳號為XXX］開出一張港幣2000萬元之支票[票號為671398]，抬頭為「BJ Property Limited」。
131. 同日15時11分，上述支票被存入了O及嫌犯H實際控制的「BJ Property Limited」在中國銀行（香港）開設的帳戶［帳號為XXX］內。
132. 2006年1月5日，嫌犯A以「BU Limited」的名義購入嫌犯B的「CD Limited」在「V Limited」擁有的全部股份（即70.01%的股份），並成為該公司董事。
133. 2006年2月17日，「J建設發展有限公司」、「K建設發展有限公司」、「L建設發展有限公司」、「M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及「N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向土地工務運輸局請求批准將該等公司承租的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之5幅分別稱為1c地段、2地段、3地段、4地段及5地段的土地轉讓予「V Limited」；此後，該等申請獲得澳門政府的批准。
134. 就上述事宜，O在其《Luxe 2005》記事簿中記載了“A/COTAI批地•”、“机场用地重新評估”、“机场用地/減地稅”、“机场山边土地•”、“机场山边用地•”、“- I•-山边(机场)- cotai/大刘”、“机场山边地•”、““1.A批地/”、““2. 机场山边開标”、“机场山边招标10天/2億”、 “机场山边判标”、“ 机场山边判标（Salle 11,367M, STDM 1350M,世紀1180M）”、“山边地LaSalla通電話，對方：1.不同意Stanley請求 2.詢問開標是否合乎程序 3.承諾中标後，不改用途”、“-GDI –机场山边”、“A/COTAI批地/”、“机场山边用地∣延期•”、“山边項目/BC行/融資擔保已解決•”、“机场山边批地/合同/實報∣”、“机场山边入則”、“机场售樓部”、“O.P. 机场地加高/”、“O.P. 机场地高度•”、“机场Sample House”、“机场山边計劃/樓面數量•”等；在其《2005友好手冊》中記錄了“大刘/COTAI土地 BC行/机场用地2000•”、在2005年6月22日一欄內寫有“pm大刘/金龙”等；在其《2006友好手冊》：大刘COTAI土”、在2006年2月25日一欄內寫有”1 pm华都/大刘”等內容。
135. 上述符號“•”是O收到嫌犯A和B所給付的港幣 2000萬元回報及作出干預辦妥相關事宜後所作出的標註。
136. 2006年12月8日及2006年12月15日，廉政公署人員在O位於澳門XXX的住所內及位於澳門風順堂街28號政府總部的辨公室內進行搜索，並搜獲多本屬於O的記事簿和檯曆，當中包括上述《2005友好手冊》、《2006友好手冊》、《Luxe 2005》等記事簿。
137. 嫌犯D、E、F、C、G、A、B及H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的。
138 . 嫌犯D、E、F及C明知O是公務員，而共同向O承諾給予或給予了其不應收取之利益回報，目的是讓O在前述“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 – 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及“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的行政審批程序中作出違反職務上義務的行為。
139. 嫌犯D明知O是公務員，而向其承諾給予其不應收取之利益回報，目的是讓O在前述“澳門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的行政審批程序中作出違反職務上義務的行為。
140. 嫌犯D與O共謀合力，明知上述資金是O利用職權收受前述“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 – 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審批的不法回報，仍透過其公司的銀行帳戶接收和轉移上述不法回報，目的是隱藏及掩飾其不法來源和性質，繼而使O逃避法律制裁。
141. 嫌犯E、F與O共謀合力，明知上述資金是O利用職權收受前述“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的執行合同審批的不法回報，仍共同透過他人的銀行帳戶接收和轉移上述不法回報，目的是隱藏及掩飾其不法來源和性質，繼而使O逃避法律制裁。
142. 嫌犯C與O共謀合力，明知上述資金是O利用職權收受前述“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的執行合同審批的不法回報，仍以其公司的銀行帳戶接收和轉移上述不法回報，目的是隱藏及掩飾其不法來源和性質，繼而使O逃避法律制裁。
143. 嫌犯G與O共同商議，合謀分工，要求他人向彼等承諾給予不應收取的利益回報，目的是讓O在前述“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 – 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的批給中作出違背職務上義務之作為或不作為。
144. 嫌犯G與O共謀合力，明知上述資金是O利用職權收受前述“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審批的不法回報，仍透過成立公司或開立公司銀行帳戶接收和轉移上述不法回報，目的是隱藏及掩飾其不法來源和性質，繼而使O逃避法律制裁。
145. 嫌犯A、B明知O是公務員，而向其承諾給予其不應收取之利益回報，目的是讓O在前述“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程序中作出違反職務上義務的行為。
146. 嫌犯A、B與O共謀合力，明知上述資金是O利用職權收受前述“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的不法回報，仍共同透過他人的銀行帳戶接收和轉移上述不法回報，目的是隱藏及掩飾其不法來源和性質，繼而使O逃避法律制裁。
147. 嫌犯H與O共謀合力，明知上述資金是O利用職權收受前述“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及“位於氹仔雞頸馬路及偉龍馬路交界五幅土地審批”的不法回報，仍透過成立公司，使該等公司得開立銀行帳戶接收和轉移上述不法回報，目的是隱藏及掩飾其不法來源和性質，繼而使O逃避法律制裁。
148. 嫌犯D、E、F、C、G、A、B及H明知法律禁止和處罰彼等作出之上述行為。
另外還證實如下事實：
- 第四嫌犯C是經理，每月收入約為港幣100,000.00元。
- 具有大學學歷程度，須供養妻子。
- 第七嫌犯B是商人，每月收入約為港幣10,000,000.00元至20,000,000.00元。
- 具有大專學歷程度，須供養父親、妻子及4名子女。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一至第四嫌犯及第六至第七嫌犯都是初犯。
*
- 在卷宗第CR2-09-0178-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訴訟程序中，第五嫌犯G因觸犯6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及2項《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行賄作不法行為罪，於2011年3月25日被判處6年10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 在卷宗第CR3-07-0215-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訴訟程序中，第八嫌犯H因觸犯8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清洗黑錢罪、1項第11/2003號法律第2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財產來源不明罪及1項11/2003號法律第30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財產申報配偶不合作罪，於2008年6月4日被判處23年實際徒刑及罰金360日，每日罰金以澳門幣1,000.00元計算，合共澳門幣360,000.00元，若不繳付罰金則轉為9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
未被證實之事實：
- 載於起訴書其餘與已證事實不符之重要事實，包括：
19. 至少從2003年起，嫌犯D與O關係開始密切，從比利時來澳時經常會跟O會面。
21. 事發時， 嫌犯F實際負責「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等聯營公司在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建造的工作。
30. 之後，建設發展辦公室給予「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較高的評分是基於受到O在言行間的故意影響。
31. 2005年11月14日，建設發展辦公室製作了第075/GDI(T)-I/2005號請示/建議書，建議將上述合同判給「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聯營公司是基於受到O的影響。
63. 之後，建設發展辦公室給予「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較高的評分是基於受到O在言行間的故意影響。
64. 2005年11月25日，建設發展辦公室製作了第078/GDI(T)-I/2005號請示/建議書，建議將上述合同判給「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是基於受到O的影響。
76. 之後，建設發展辦公室給予「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聯營公司較高的評分是基於受到O在言行間的故意影響。
77. 2006年3月16日，建設發展辦公室製作了第023/GDI(T)-I/2005號請示/建議書，建議將上述合同判給「AW Engineering Limited」、「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及「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聯營公司是基於受到O的影響。
78. 2006年3月23日，嫌犯D及C跟O見面，目的是商討上述合同判給及回報支付之事宜。
108. 於2005年6月16日11時54分（上述「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例外召開的股東會議結束後），O便透過AC將上述決定告知了嫌犯B。
110. 經AC安排，嫌犯A與O多次在澳門私下會面，商議上述五幅土地的申請及審批事宜。
111. 2005年6月22日約20時，在金龍酒店XX飯店內，嫌犯A與O會面，並就上述土地轉讓事宜作出進一步商議。
125. AC遂將上述資料告訴了AH，讓後者將之轉告嫌犯A和B。
關於有關嫌犯所提交的答辯狀：
- 沒有證實由嫌犯B（卷宗第3967至第3993頁）、嫌犯A（卷宗第4276至第4310頁）及嫌犯C（卷宗第4644至第4665頁）所提交的答辯狀與起訴書已證事實不符之任何重要事實。
事實之判斷：
- 在審訊聽證中對於審查證據方面，包括取證及按法律審查相關的證明力，合議庭一直遵循着法定原則及規則，以自由心證及根據經驗法則對所有在庭上有效地取得的證據以客觀及理據進行分析。自由心證，雖屬個人的，是根據邏輯的一般規則、經驗及科學知識且經理性及深入分析後而得出。
- 事實上，本法庭的判斷建基於出庭的嫌犯的聲明及證人的證言，尤其是廉政公署的調查員，彼等讓本合議庭在審訊聽證期間對須分析之大量文件作出重大的貢獻，尤其是該等文件大部份是以英語編寫的。
- 對合議庭的判斷起了重大作用還有其它載於本卷宗內的文件，包括所有每一項項目的有關文件、從嫌犯處檢獲的手寫筆記、相關的銀行文件及其餘在前運輸工務司司長處所搜獲的友好手冊及其它文件。
- 在不妨礙以上所述須強調以下幾點：
- 從審訊聽證中所取得的大量證據，包括載於卷宗內的大量文件，尤其是主案第3冊、第4冊及第5冊內，可得出，事發時，分別透過BM及第五嫌犯G的協助下在英屬處女島設立了BJ Property Limited及AS Assets Limited兩間公司，而該等公司亦透過上述二人的協助下實際轉為只由前司長O及其太太，即本案第八嫌犯H兩人操控，這亦包括透過上述兩間公司在香港所開立的相關的銀行帳戶。
- 當中包括上述公司的註冊，向O及H所簽發的授權書，以及在O住所處所搜獲的相關文件。還有的，透過司法協助從香港中國銀行及馬華潤律師樓所取得的文件。
I. 關於指控第一至第五嫌犯有關(1)“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2)“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的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3)“路環污水處理廠營運及保養服務”執行合同及(4)“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的工程的事實，須強調：
- 首先，在調查中扣押了並附於卷宗內有關由第一嫌犯D所操控的BK有限公司（現為AQ Asia）與由嫌犯G所代表的AS Assets Limited所簽署的 AQ Macau Limited的組成合同。（卷宗第443至第452頁）
- 從卷宗內的書證可得知，當簽署該合同時，O已實際持有上述AS Assets Limited並操控相關的銀行帳戶，亦即，儘管第五嫌犯曾參與該公司的組成，然而其這樣做僅是協助O。此外，當第五嫌犯積極參與組成及營運AQ Macau Limited的工作時，其亦只是為了協助O（根據證人XX，AQ Macau Limited的經理的證言）。
- 事實上，從證人的口供中對於第二嫌犯E、第三嫌犯F及第四嫌犯C的事實知悉不多。
- 然而，根據彼等嫌犯間互相聯繫的書信及電郵往來，關於向上述各嫌犯所代表的公司所要求支付的顧問費並沒有任可具體文件作支持。但可以肯定的是於審訊聽證中並沒有證實有關顧問服務，亦即第五嫌犯G確曾作出任何具體工作。
- 此外，在前司長官邸及辦事處分別搜獲大量的文件及筆錄，包括日程簿，當中並載有設立AQ Macau Limited、份額的計算及有關支付。
- 同時，在AR工程有限公司辦事處內又搜獲AQ 的代表CJ與嫌犯間的電郵往來，尤其是與E，並同時抄送給C及D及其他人士等，通知及討論有關支付百分比的需要（卷宗第1815至第1825頁），另外還有一封送給F的信函，當中轉述已與D接觸且提示應按協議作出給付（本合議庭相信該封郵件是由E發出）。
- 還有，第三嫌犯F以迂迴方式向AS Assets Limited支付上述金額。（該事實亦已獲證實）
- 另外，同樣證實了根據第一嫌犯的指示，第二、第三及第四嫌犯各自將相關的顧問費存入由第一嫌犯所操控的AQ Hong Kong，而第一嫌犯又將該等款項再存入由O所操控的BJ Property Limited名義所開立的銀行帳戶內。
- 還證實了後來根據第一嫌犯或透過其伙伴CJ與第二、第三及第四嫌犯的協議，後者再將“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所獲得的純利的3%存入AS Assets Limited的銀行帳戶內。
- 而該等嫌犯的協議亦記載於O的日程及手寫文件內。
- 然而，尤其是從證人的證言中，未能證實前司長確曾作出違反職務上義務的行為。
- 且亦證實了AQ Macau Limited在競投者當中屬最具實力的一間公司。
II. 關於指控第六嫌犯A及第七嫌犯B的事實。
- 首先，證實了第七嫌犯從沒有意願由其本人參與上述項目，其僅作中間人的角色。
- 該嫌犯從沒有做過任何研究，而唯一的行為是在呈交有關建議書的最後期限的前夕（2005年6月27日）組成了設於英屬處女島的一間名為V Limited（於2005年6月24日），並由其所操控的CD Limited及BY Holdings Limited的兩間公司分別持有該英屬群島公司的70.1%及29.9%的股份、於2005年6月25日與第六嫌犯A的其中一間附屬公司「BR Power Limited」簽署一份“Option Agreement”，再於翌日2005年6月26日與A的另外一間附屬公司BW Company Limited簽署一份高達港幣2.5億的貸款合同。
- 雖然，B確曾參與有關聘用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製定項目的初步研究，然而還證實了該服務實際是由第六嫌犯所提出且親自前來澳門視察有關地段。
- 另外又證實了第六嫌犯再向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要求所有其餘的研究報告，以及透過由其一直操控著的V Limited向本澳建築師XX要求提供服務。
- 透過書證及證人的證言有充份證據證明該兩間公司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及建築師XX確曾提供了相關的研究工作。
- 然而，難以置信的是如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真的有提供服務又或第六嫌犯及第七嫌犯真的相信該公司確曾有提供高達港幣2000萬元顧問費的服務，為何沒有任何文件證明該等服務真的有作出，而事實上，該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除了在成立公司的登記上有記載是從事房地產業務外，並沒有任何其體的資料顯示該公司在本地區或世界任何地方有從事任何活動，尤其是曾向任何人提供任何顧問服務。
- 難以接受的還有第六嫌犯身為一名富有經驗的商人起初對一幅具價值的土地進行研究並謹慎地透過一份“Option Agreement”來保障其向他人貸出的澳門幣2億款項，數月後，又決定不行使該選擇權，然而再過十日後又因受到一名本澳的律師所製作的一份簡單的僅敘述有關土地的一些法律狀況的法律意見後的影響則改變其初衷。
- 因此，本合議庭認定第六嫌犯A一開始已真正有意投得上述有關澳門國際機場對開的土地。
- 在此轉錄所有之前對關於組成BJ Property Limited及所有在O辦公室及住所所檢獲的文件的分析，尤其是第六嫌犯就該項目向其所支付的金額的記錄。
- 此亦印證為何在有關日程簿內沒有記載第七嫌犯B的名字，茲因該嫌犯並非真正有意投得上述土地的人。
- 前建設發展辦公室主任XX工程師所作的證言亦非常重要，在此亦視為完全轉錄。
- 透過他的證言得知，是前司長的指示開放出的對開土地的工作，理由是當時的市場正復甦。
- 前建設發展辦公室主任還指出是由前司長O選擇參與有關競投的公司，亦即BD，BE有限公司及BC聯行有限公司。
- 還證實了儘管該等土地屬於民間持有的公司，其最大股東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而當時其有真正的決定權則屬前司長O所有。
- 經綜合分析所有書證及人證。
- 尤其是起初對競投的形式的構想是強調有需要挑選在房地產行業中較為有名氣及國際性的公司作為其中一項主要要求而非透過公開競投，但最後雖然投標者並未符合法定要求，然而仍然決定判給一間剛剛成立且在該行業中沒有任何經驗的公司。
- 從證人的證言當中，包括土地工務運輸局的顧問T及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CK，有關是否維持批給有效的問題曾由前建設發展辦公室主任提出並表示有需要加快有關程序但沒有明確指出理由。
- 當在庭上聽取其證言時，該主任曾表示前司長O一直跟進競投的工作。雖然在庭上沒有人明確指出，然而對於一個這樣重要及敏感的問題不難相信最後必定由O作出決定。
- 此外，不論是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CK、前建設發展辦公室主任XX又或BD代表CH在作供時均異口同聲指出所有決定最後均需由澳門特區政府作出。
- XX還指出，就機場對開的土地，前司長一直有跟進及與其交換意見。
- 重要的還有，上述批給項目的倉促進行，O與B特別是在臨近宣告批給結果之前的可疑接觸，以及迂迴的支付方式。
- 綜上所述，根據經驗法則，本合議庭認定是由O一手塑造有關競投的方式，選擇獲邀請參與投標的公司、限定交標期間、設定及變更批給標準，一直操控其競投的過程，直至作出決定導致項目最終判給予一間未能符合法律要求來獲得該批給的V Limited。
III. 關於第八嫌犯H證實了該嫌犯對透過BM及G的協助而組成的兩間公司BJ Property Limited及AS Assets Limited，直至透過授權將該兩間公司轉由O及其本人所操控，整個過程其均知悉及有跟進，當中並簽署了為完成有關手續所必需的文件。
第三部份、上訴裁判的法律依據說明
一如裁判書製作人在初步審查卷宗時所指，本院現祇須就下列上訴作出審理：
（一）嫌犯A對否決進行某些調查措施的請求的決定的上訴
2012年9月14日及10月9日，嫌犯A先後向初級法院提出請求要求發出命令函給CAM，以便其將1990年12月14日至1999年11月15日的所有會議記錄內容附於卷宗，並命令去函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J建設發展有限公司、K建設發展有限公司、L建設發展有限公司、M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及N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以便該等公司將1995年6月27日至2006年3月29日的所有會議記錄內容附於卷宗。
2012年10月26日，初級法院否決其請求。
2012年11月12日，嫌犯A不服而提起上訴。在其上述理由陳述中，上訴人認為：如果知悉與本案五幅土地有關的計劃、出售的原因及背景、歷年倘有的出售意圖及經過、倘有的估價及售價，及是否存有興趣購買者、售地是以公開競投還是以其他方式進行等情況，就可以澄清起訴批示第95、96、100及101條之內容，也能揭示在2004年之前，可能澳門地產界或政府以外之人士已知悉該五幅土地正在計劃出售，因此上訴人或其公司內部人員假若真的在2005年2月已開始草擬該五幅土地之發展計劃，並無任何不合常理之處。故該批示，沒有命令作出這些措施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之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規定調查證據的一般原則：
一、法院依職權或應聲請，命令調查所有其認為為發現事實真相及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而必須審查之證據。
二、如法院認為有需要調查未載於控訴書、起訴書或答辯狀之證據方法，則儘早預先將此事告知各訴訟主體及載於紀錄內。
三、如證據或有關之方法為法律不容許者，則以批示駁回有關證據之聲請，但不影響第三百零九條第三款之規定之適用。
四、如下列情況屬明顯者，則亦駁回證據之聲請：
a）所聲請之證據屬不重要或不必要；
b）證據方法屬不適當、不可能獲得或非常懷疑其能否獲得；或
c）聲請之目的純為拖延時間。
上訴人在申請預審的時候已經提出了五幅土地正在計劃出售的情況的知悉的事實，但是僅限於對事實的辯論而沒有提出任何的證據方法。現在我們不去考慮上訴人再次在審判階段提出這方面的證據方法的合適性，我們就看看上訴人所申請的調查措施的目的。正如上訴人所說的，證明了這些事實，就可以得出結論，“假若上訴人或其公司內部人員真的在2005年2月已開始草擬該五幅土地之發展計劃，並無任何不合常理之處”
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上訴人所提到的起訴批示第95、96、100、101條事實已經得到了證實，現在看來，是否需要得出其中的事實是否合理或合乎常理的結論已經不是一個有必要的問題了，更重要的是這個可能的結論根本不能排除本案所要證明的標的，不足以推翻前司長O曾運用其職權干預本案五幅土地的出售方式這一事實，也不足以使上訴人脫罪。因為，有關的六間公司過往售地的方式如何、經營上是否存有不當之處、又或是否同樣涉及貪污問題等情況，與本案五幅土地於2006年的承租權轉讓中是否也是涉及貪污問題一事，顯然屬於互不關聯的事實。
更不可接受的是，上訴人一股腦要求取得上述公司接近十年的所有會議記錄，但卻沒有具體指出哪份會議記錄涉及本案五幅土地的承租權轉讓事宜，一者，上訴人如此空泛的請求不但無助於使法庭發現事實真相，更有拖延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之嫌。二者，一間公司的會議記錄載有該公司股東會的決議內容，當中涉及該公司的重要商業秘密，法庭若僅為了證明“上訴人或其公司內部人員真的在2005年2月已開始草擬該五幅土地之發展計劃，並無任何不合常理之處”這個無關痛癢的結論，相對於有關公司受到法律保護的法益無可估量的損失來說，有關措施明顯為不恰當之舉，更會令法院被置於宛如可以為所欲為的機關的不利境地，所以，原審法院駁回這種濫用訴訟手段之舉完全正確。
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二）嫌犯A對原審法院否決屬於O的扣押物，包括《友好手冊》等證物進行筆跡檢驗的請求的決定的上訴
嫌犯A不服初級法院否決其所提出對屬於O的扣押物，包括《友好手冊》等證物進行筆跡檢驗的請求的決定不服而提起上訴，認為該批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39條第1款及第321條第1款的規定。
首先，我們需要指出的是，本案與在終審法院所審理的O為嫌犯的所有案件同屬一個案件，僅僅因為涉及法院的管轄權而不能一同起訴、審理，但是在終審法院的所有案件（第36/2007、53/2008以及37/2011號案件）中，真實性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這點上，本案必須視為已證事實，不能在此再作任何的審理。
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
（三） 嫌犯B對原審法院接納廉署人員在庭上宣讀一份曾於同年7月1日證人P作證時所展示屬於其自己的文件證據的決定的上訴
2013年10月7日，在審判聽證期間，嫌犯B反對廉署人員在庭上宣讀一份曾於同年7月1日證人P作證時所展示屬於其自己的文件證據；就此反對立場，初級法院認為廉署人員只是在展示一個文件證據的內容，並非在宣讀一份聲明，決定接納有關廉署人員的作證行為。嫌犯B對此決定不服而提起上訴，認為該批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第2款及117條第2款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及117條規定：
“第116條（間接證言）
一、如證言之內容係來自聽聞某些人所說之事情，法官得傳召該等人作證言；如法官不傳召該等人作證言，則該部份證言不得作為證據方法，但因該等人死亡、嗣後精神失常或未能被尋獲而不可能對其作出詢問者，不在此限。
二、上款之規定適用於內容係來自閱讀某文件之證言，而有關證人非為該文件之作者。
三、拒絕指出或不具條件指出透過何人或從何來源知悉有關事實之人，其所作之證言，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作為證據。
第117條（公眾所述之事情及個人之確信）
一、對公眾所述之事情或公開流傳之謠言所作之複述，不得採納作為證言。
二、就有關事實之純屬個人確信之表述或對該等事實之個人理解，僅在下列情況下及在該等情況所指之嚴格範圍內方可採納：
ａ） 該表述或理解不可能與就具體事實所作之證言分開；
ｂ） 基於任何科學、技術或藝術方面之原因而作出該表述或理解；
ｃ） 在法官確定可科處之刑罰或保安處分時作出該表述或理解。
這兩條法律所規定的是證人證言的證據方法所要遵守的直接和口頭原則。它們雖然是兩條原則，但對於證人的證據的方法來說是沒有分別地成為一個原則9，它要求法官直接聽取人證，透過親身接觸證據以便形成心證，從而作出公正的決定；在這種情況下，人證的證言本身是法官必須進行調查才能形成心證的。所以，證人的證言所描述地事實必須是其本人直接接觸事物的客觀事實，而不是聽說的事實。如果是聽說的事物，也只能夠證明其曾經聽說某件事情的“聽說”的事實，而不能證明其所聽說的事實內容本身，也就是說，聽說的事實也只能是間接的事實，適用法律關於間接證據的制度和運用程序。
然而，從卷宗地資料顯示，被上訴法院並非批准作證的廉署人員閱讀有關文件證據的內容，這是法律所不容許的（《刑事訴訟法典》第337條第7款），而只是在展示其作為偵查人員在偵查過程中曾接觸或分析過的文件證據。
我們知道，正如尊敬的助理檢察長所說的，像本案那樣的刑事程序，“廉署人員在偵查的過程中必然且必需接觸案中證據，我們實在不能想像，廉署人員在脫離有關證據及避免提及當中內容的限制下，如何才能精確地表達該署進行偵查的過程中所發現的蛛絲馬跡及邏輯思路。”
那麼，在這方面，原審法院的取證方法符合法律的規定，也遵循了法律規定的直接和口頭原則，有關的證人所能夠證明的是有關文件的存在，而不能證明有關的文件的內容，即使這個文件被宣讀出來。也就是說，廉署人員所展示的證據載體及其內容是被扣押於卷宗中的客觀證據，法官自可透過審查(apreciar)去進行評價，即使廉署人員不在庭上展示、陳述，亦不妨礙法官自行直接接觸該等證據並形成心證。而這是後來法院形成心證的問題，而非取證的方法的問題。在現在的取證階段，上訴人不能對抗原審法院合法的取證的方法，而只能在對法院就有關證人出示文件證據並單純基於此出示而形成證明有關文件的內容的心證的時候提出反對。
綜上所述，上訴人B於2013年10月15日提起的上訴理由完全不成立。
（四）嫌犯C、B、A以及檢察院對原審法院最後的判決的上訴
正如上文所敘述的，只有C、B、A三個嫌犯以及檢察院的上訴才可以審理。
第一、上訴人C在其上訴的理由陳述中認為：
2006年12月8日在前工務運輸司司長O的官邸以及辦公室所進行的搜索因沒有相O遞交搜索令副本而不可補正地無效，而從中得到的文件沒有任何的證據價值，更不能用來被控告的罪名起訴上訴人並對其作出審理，被上訴的合議庭採用了這些證據，違反了《基本法》第31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113條第3款及第161條第1款的規定；
即使不這樣認為，亦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瑕疵，以及法律適用錯誤(見卷宗第10415頁至第10436頁)。
第二、上訴人B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認為：
－ 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欠缺理由說明，因而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而屬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規定的無效；
－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c項之瑕疵；
－ 違反疑點利益歸被告、法律適用錯誤，尤其違反《刑法典》第339條而應釋放嫌犯及開釋其「洗黑錢罪」；極其量上訴人祗是O洗黑錢罪的從犯。
－ 量刑過重及緩刑的規定。
第三、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認為
－ 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欠缺理由說明，因而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而屬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規定之無效；
－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c項的瑕疵，而請求釋放嫌犯或發回重審；
－ 又或因違反《刑法典》第339條而應釋放嫌犯及開釋其「洗黑錢罪」；或
－ 量刑過重，請求判處低於3年的徒刑。
第四、檢察院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認為
－ 被上訴的合議庭開釋D、E、C、F及G所觸犯的「清洗黑錢罪」的決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c項之瑕疵，以及違反《刑法典》第337條、第339條及第27條、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的規定。
總結各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以及個理由的邏輯關係，我們認為我們所要審理的事實和法律問題如下：
－ 無效的證據方法以及扣押文件的不可衡量
－ 判決因缺乏理由說明而無效；
－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
－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的瑕疵；
－ 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瑕疵；
－ 法律適用錯誤，違反《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的規定；
－ 法律適用錯誤，違反《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及第27條的規定；
違反“疑點利益歸被告”原則；
－ 違反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洗黑錢罪」的規定；
－ 量刑過重及違反緩刑的規定。
一） 無效的證據方法以及扣押文件的不可衡量
上訴人C的上訴的第一個理由就是質疑警察機關對O的住所以及辦公室的搜查以及索扣押的文件作為證據的效力，並且認為這些證據由於這些無效而不能成為衡量的對象。
正如上文提到的，本案與在終審法院所審理的O為嫌犯的所有案件同屬一個案件，僅僅因為涉及法院的管轄權而不能一同起訴、審理。因此，由於在終審法院的所有案件（第36/2007、53/2008以及37/2011號案件）中，有關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也採納這些文件為證據並基於形成心證的基礎。這點上，本案必須視之為有效證據，法院完全可以用於在形成心證的時衡量的標的，那麼，對此問題，不能在此再作任何的審理，更不能得出相反的結論。
二）判決因缺乏理由說明而無效
上訴人B及A均指責被上訴之合議庭單憑分析文件及庭上證言，上訴人B更指責其列出的已證事實第88點至第91點、第109點、第116點至第118點及第122點，都是從一連串的推測而來的，因而欠缺《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規定的說明理由，屬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規定的無效。
正如我們一直秉持的觀點，只有在法院絕對缺乏對事實或者法律方面的判決作出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才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所指的無效。說明理由不完善的情況，而非第355條第2款的絕對缺乏，這種不足亦不會導致判決的無效。
從上訴人的上訴理由的陳述來看，上訴人所質疑的不是法院缺乏理由說明，而是上訴人不同意原審法院的認定事實的決定。我們認為，即使原審法院用一連串的推測而來認定已經證事實，也是存在決定的理由說明，即使很簡單甚至錯誤也是有說明，而並不存在可以導致判決書無效的缺乏說明。
再者，一連串的推測得出的結論，也正是原審法院的形成自由心證的結果，而原審法院在遵循《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時，除了列舉被認定的已證事實及未證事實外，亦指出了用以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明確指出法院根據嫌犯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作出的聲明及相關證人證言、並分析卷宗內所載的書證及其他證據後就相關事實作出認定，根本不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規定而導致判決無效的情況。
因此，很明顯上訴人B及A所指責判決缺乏理由說明毫無道理，此部份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三） 審查證據上明顯的錯誤的瑕疵
上訴人B提出這個上訴理由。
首先，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就第94點、第100點、第107點、第111點、第119點、第120點及第113點已證事實沾有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因為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與法定證據以及有約束力的證據所證明的事實相矛盾，主要表現在：
第一，AX、S是6間政府持有股份的公司的政府代表，而非僅僅在「I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擔任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的職位，所以第94點事實認定時有明顯錯誤；
第二，六間公司決定出售五幅土地的決定是由該等公司的經股東合議作出決定的，而非一個行政決定，所以認定第100、107、109點的事實有錯誤；
第三，毫無疑問，依照治安警察局的出入境紀錄，2005年6月22日O不在澳門，而有關餐廳的訂檯紀錄不能作為證明O在澳門的事實，故無證據完全證明O曾跟上訴人B見面的事實，那麼，第111點事實不能被證實；
第四，原審法院認定第120點的事實也是違背了具有完全證據效力的公文書的證據規則，因為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是一間澳門註冊的公司，而非香港公司；另外，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沒有向V Limited公司提供過任何有關五幅土地的規劃方案、設計及建築圖則等的顧問服務，相反在上訴人提交的2002年以來的無數的大數額的銀行帳目來往明顯可以證明其與澳門的商人的生意往來的事實；
第五，第133點事實的認定也違反了法定證據規則，因為有關土地的轉讓並不是由澳門政府批准的，而是由行政長官這個唯一有權核准的機構，基於有利的建議意見而批准的。但是，土地利用的延期請求卻被前工務運輸司司長這位被指接受2000萬賄款之後批准五幅土地的轉讓請求的在4個月後的2006年3月3日的批示否決了，這完全違反了人們的一般人邏輯和經驗法則。更重要的是，O所作的五個批示完全沒有對V Limited公司給予任何的優惠。
其次，上訴人B指出有些事實如第92、93、7、134、135、95、96、101點根據一般的經驗法則以及邏輯規則：
第一，第92、93點事實不能被視為得到證實， 因為回歸這個事件使得原來的授權和受權終止，也就是說所證實的事實不能違反法律的規定，而也沒有任何證人在這方面作出證言，故回歸之後上述六間公司的的政府代表的職權僅屬於澳門行政長官，並且參與了邀請投標的事務程序。
第二，對於認定第7、134、135點事實，上訴人指摘原審法院有選擇性地將事實載於其中，造成一種證據不符合事實的印象，一者，2005LUXE手冊中的很多打勾•的項目並沒有對應任何款項。再者所有涉及機構用地的部份都有行政長官的參加開會的記錄。
第三，有關五幅地的權利公司的出售計劃早已經在O被任命為司長之前開始，故很明顯原審法院在認定第95、96、101點事實的時候違反了一般的經驗法則。
第四，關於第102、115點的事實，很明顯，2005年6月27日BC聯行所提交的建議邏輯上是2005年6月23日由BA建築師（國際）有限公司所完成的設計方案，而非2005年2月28日。
第五，沒有任何的證據，包括證人證言或者書證，可以支持第97、98、99、121、124、126、128、129、130、131點的事實，實際上原審法院正是因為缺乏證據沒有證實第97、98、99、121、124、126、128、129、130、131點的部份事實。
最後，第145、146點的已證事實應該是結論性或者法律事實，應該視為沒有敘述。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也提出了這方面的瑕疵。
首先，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採納廉署人員的證言作證據，因為這些證據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5、117條的規定為不被容許的證據，法院也不能用於作為形成心證的證據。
其次，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就第97點、第98點、第104點、第134點、第113點、第115點、第120點、第128點、第129點已證事實沾有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這是基於欠缺考慮一些證人(尤其是由其提交的證人)的證言、借貸合同等證據，具體來說：
第一，第97點事實為結論性事實，亦沒有任何其他事實和證據的支持，尤其是原審法院認定第110、111點事實的未證事實部份，應該視之為未證事實。
第二，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上訴人與B之間存在行賄O的協議，故第98點應視為沒有證實。
第三，第99、113、120、128、129點事實得到郤沒有任何的證據支持可以決定上訴人與V及BG公司準備簽訂一份服務合同，亦無任何證據證明上訴人對BJ的銀行帳戶的信息有丁點的知情。同樣第124、126、127點事實也是在缺乏任何證據證明上訴人與這些銀行的信息有任何關聯，更勿論知道所提到的2000萬的去向。
第四，與第98點事實一樣第100點的事實認定沒有任何證據以支持證明O對I公司在股東大會的表決作出外部干預和影響採取邀請投標方式。
第五，與分析第100點事實的理由一樣，第115點事實亦存在審理錯誤。
第六，法院在決定第135點事實時將不是《友好手冊》作者的上訴人與其部份內容聯繫在一起，明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
最後，第145、146點基於上述所有的理由，其事實的認定存在明顯錯誤。
而檢察院亦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所載的未證實事實是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的，因被上訴的合議庭於2013年7月5日在聽取證人S的證言時，已確認了其在檢察院所作之口供(卷宗第2511頁至第2515頁)，當中已清楚交代當初作出有關判給正正是基於O在言行間的影響而得出的結果，認為O實施的是4項《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從而應以相同罪名對嫌犯G以共同正犯(跟O)定罪，並因而判處嫌犯E、C、F、G及H以共同正犯(跟O)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和處罰之「清洗黑錢罪」(“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
在審理這些上訴的理由之前，我們必須先指出以下幾點：
首先，在檢察院的上訴中，由於涉及的嫌犯除了C外，其餘的嫌犯均是缺席審判者，那麼，涉及本上訴部份的3個合同及一個後加工程—“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執行合同及其後加工程(即“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承攬工程中針對提高污水排放質量標準的後加工程”)、“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路環污水處理站第二期設計及建造”執行合同，亦是基於受到O刻意的明示或暗示，以特定的方式判給「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以及分別跟「AW Engineering Limited」、「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或「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所組成的聯營公司的以及卷宗中亦載有多張支票及銀行資料，均顯示了「AW Engineering Limited」的代表—上訴人C、「AR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的代表—上訴人E及「AR工程(澳門)有限公司」的代表—被判刑人F(非上訴人)透過「AQ Asia Limited」及二判AV分別地、迂迴地將賄款金額存入了「BJ Property Limited」的香港中銀帳戶和「AS Assets Limited」在香港永亨銀行帳戶內等事實，卻由於上訴惠及和不損害共犯原則（《刑事訴訟法典》第392條第2、3款），所以，我們現時不能審理檢察院的上訴。
其次，上訴法院所要審理的是上訴所提出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必按照上訴人提出的每一個上訴理由一一作出分析（參見中級法院衆多的判決中司法見解，如2000年1月27日、2000年12月7日、2001年5月3日、2001年5月3日、2002年5月17日分別在第1220、130/2000、18/2001、63/2001、47/2002號上訴案的判決）。
我們看看上訴人所提出的審理證據的明顯錯誤的觀點。
澳門的司法見解均一致和一直堅持，《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就是對於法院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裁判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均會發現原審法庭對案中的證據所要證明的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這種錯誤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我們知道，法律賦予法官審理證據的自由，並且保障其在審理證據中形成的自由心證不被質疑，即《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所規定的『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當然，法官在對構成訴訟標的的具爭議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事先規定的情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的所有證據材料，從而判斷哪些事實屬實、哪些不屬實。
法律在另一方面強制法官必須對這個審理過程作出理由說明，否則無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360條)。所以，除了運用經驗法則去分析外，我們還可以從法院的理由分析中得出法院在審理證據的過程中是否存在明顯的錯誤。
具體地說，在本案中，上訴人B及A幾乎認為所有的涉及其犯罪的事實部份不是違反證據原則、規則，就是違反一般的經驗法則，所以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然而，我們只能看見上訴人B及A發表了一系列對有關證據評價的意見，並指出認為應該接納和不應該接納的書證、人證等，尤其是用一些片面的證據來指責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而不是綜合所有的證據作出衡量，也就是說，彼等提出這個問題單純用於表達不同意或不接受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進而質疑法律認定為不可侵犯的原審法院的自由心證。因此，對於這些上訴理由，本院無需一一作分析，其也難以躲避明顯不成立的命運。
不過，由於上訴人不恰當地將“禁用證據”的問題塞入這裡來指責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我們不得不具體來說說這個問題。
上訴人A指責原審法院合議庭採納廉署人員的證言作證據因為這些證據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115、117條是不被容許證據，不能採納。
毫無道理。
原審法院在理由說明中解釋其對事實的判斷所依據的證據時提到，“本法庭的判斷建基於出庭的嫌犯的生命及證人的證言，尤其是廉政公署的調查員，彼等讓本合議庭在審訊聽證期間對須分析之大量文件作出重大的貢獻，尤其是該等文件大部份是以英語編寫的。”
很明顯，法律並沒有禁止這些調查員已證人身份對自己直接接觸和了解的事實作證，但是，在上訴人並沒有指出法院採納了這些調查員哪些陳述作為心證的依據的情況下，依照法院的上述說明，可以看出原審法院所依據的證據並沒有上訴人所說的非法證據。
而對於我們來說，尤其是在閱讀了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部份，再結合終審法院對涉及O的事實的認定部份，我們確實看不出有哪些事實的認定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以致一般人一看就可以看得出的錯誤，完全沒有確認原審法院的的事實審理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瑕疵。
更何況我們須重申，本案與在終審法院所審理的第37/2011號案件實際上屬於同一個案件，所涉及的事實問題相同，如果終審法院已經確定了的事實或者對證據作出了衡量，我們必須依照這些事實，因為它們在本案也有確定性的效果，否則陷入審理的矛盾之中。
四）說明理由方面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
上訴人C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已證事實跟未證事實(尤其是第30點、第31點、第63點、第64點、第76點、第77點、第78點)之間出現不可補正的矛盾，因一方面證實了彼等嫌犯跟O共謀合力，明知上述資金是O利用職權收受回報作不法行為，但另一方面又未能證實O有影響過有關評標結果，甚至未能證實彼等嫌犯跟O的關係密切及有會面，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的瑕疵。
而上訴人B亦指出已證事實第96點跟第119點之間、第134點跟第135點之間出現不可補正的矛盾，因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的瑕疵。這就是為什麼所有記事簿上沒有上訴人的名字，因為他無意投得土地，故已認事實與決定的理由存在矛盾。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理由說明方面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是裁判本身的瑕疵，即指在事實事宜方面的證據性理據說明中、法院認定的事實之間、或認定的事實與未獲認定的事實之間存在矛盾。這種矛盾是絕對的，即一方面說“是一”，另一方面又說“不是一”，而不能存在於被指互相矛盾的事實之間各自所表達的意思不同或者各自所證實的內容不同的事實之間。
在本具體個案中，上訴人C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已證事實跟未證事實之間出現不可補正的矛盾，因一方面證實了彼等嫌犯跟O共謀合力，明知上述資金是O利用職權收受回報作出不法行為，但另一方面又未能證實O有影響過有關評標結果。
我們認為並不存在一方面說“是一”，另一方面又說“不是一”的情況。未能證實“O有影響過有關評標結果”，一者祇是顯示O有否作出不法行為的事實，而證實“彼等嫌犯跟O共謀合力，明知上述資金是O利用職權收受回報作出不法行為”顯示是否認定嫌犯與O有否作出洗錢的行為的事實，不存在不相容和絕對的矛盾；二者行賄者與受賄者之間絕對可以在作出承諾時，雙方均清楚知道絕對有可能需要受賄者作出不法行為，但最終受賄者是沒有作出，又或無充分的時間讓其作出的情況，即《刑法典》第337條第2款所規定的情節。
因此，我們認為，上述已證事實與未證事實之間是絕對可能同時發生的，單就事實描述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矛盾。
而B所認為互相矛盾的事實，第96與119點，134與135點，前者關於誰決定出售五幅土地的承租權，後者關於在友好手冊中沒有上訴人的名字，卻證實上訴人支付了賄款2000萬，但毫無道理。
是五間公司的股東大會決定也好，是接受五間公司授權管理五幅土地的承租權的I在管理行為中所作出的出售決定也好，根本不存在任何矛盾。
原審法院已經證實了嫌犯A與B在行賄上是共犯，友好手冊的內容也祇是一個證據而已，並不妨礙法院根據其它的證據認定上訴人也作出了有關的支付，無矛盾可言。
檢察院也提出了這方面的瑕疵，正如上文所說的，現在我們還不能審理檢察院的上訴，即使實際上是檢察院的上訴所提出的問題是一個法律問題亦然。
五）獲證明的事實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的裁判的瑕疵
上訴人A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獲證明的事實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的裁判，尤其認為卷宗證據不足以將有關犯罪責任對彼等進行歸責，該裁判因而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瑕疵。
我們一直認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是法院在認定的事實存在可以作出法律適用時候存在遺漏，以使法院面對事實無法作出法律的適當適用，這種遺漏，尤其是因法院沒有對整個訴訟標的作出應有（包括依職權）的查證下而發生。這也是一個事實審理層面的問題，而不涉及缺乏認定犯罪要素的某些事實這種屬於法律層面的問題。
很明顯，上訴人A所認為的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判處上訴人觸犯行賄為非法行為和洗黑錢的罪名的主張完全是一個法律問題，是存於是否可以依照已證事實作出有關法律的適用的法律問題。
在本案中，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已一一列載了所有已證實的控訴書重要事實及未證事實，而實際上我們也未能看見法院在調查事實時出現了任何遺漏。
可見，上訴人A指被上訴的合議庭的事實審理存在 “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毫無道理的。
六）違反“疑點利益歸被告”原則
上訴人B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對於所存在的疑問應適用“疑點利益歸被告”原則，從而作出無罪判決。
我們知道，這個原則是在有關證據方面的原則，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理證據的過程中，對所審理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的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的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
上訴人提出這個問題的前提也是上訴人所主張的法院在審理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而既然法院在審理證據上不存在任何的錯誤，這個主張也明顯不能成立。
事實上，原審法院在審查及調查證據之後，己經將認為存在疑問的事實列為未證實事實之列，我們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已充分貫徹了“罪疑從無原則”的原則。而上訴人B的這個主張也純粹用於表示不同意被上訴的合議庭對事實的認定，因此，應裁定上訴人B此部份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七）再次調查證據的申請
上訴人A和B均在主張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理之後申請再次調查證據。然而，此措施的進行首先足以確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瑕疵為前提。現在，在上述對事實問題的上訴的決定後，此申請就不能滿足批准的基本條件了。因此，不批准彼等的申請。
八）法律問題——行賄作不法行為罪
上訴人C指庭審調查的證據及卷宗證據不足以判處彼等以《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受賄作不法行為罪」；總之，彼等上訴人均否認曾作出被定罪的事實，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適用法律錯誤。
上訴人A更指出被上訴的合議庭無證實O在有關判給中作出了不法干預，故不存在“作出不法行為”的要件，不能以《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對其作出歸責。
而作為次要理由，上訴人C及A認為，極其量亦只應判處彼等觸犯《刑法典》第339條第2款(結合同一法典第338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行為。
《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行賄罪」的適用必須援引第337條所規定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
這兩條規定：
第337條（受賄作不法行為罪）
“一、公務員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該公務員同意或追認，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作為違背職務上之義務之作為或不作為之回報者，處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未實行該事實，行為人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三、如行為人在作出該事實前，因己意拒絕接受曾答應接受所給予之利益或承諾，又或將該利益返還，或如為可替代物，而將其價值返還者，則不予處罰。”
第339條（行賄）
“一、為第337條所指之目的，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本人同意或追認，給予或承諾給予公務員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者，又或在該公務員知悉下給予或承諾給予第三人該利益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如該目的係上條所指者，行為人處最高六個月徒刑，或科最高六十日罰金。
三、第三百二十八條ｂ項之規定，相應適用之。”
行賄者所為的第337條的目的是使公務員作出違背職務上的義務的作為或不作為，而給予或承諾給予公務員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者。
原審法院在適用法律的時候認定，是由O一手塑造有關競投的方式，選擇獲邀請參與投標公司、限定交標期間、設定及變更批給標準，一直操控其競投的過程，直至作出決定導致項目最終判給了一間未能符合法律要求來獲得該批給的「V Limited」。而事實上也證實了，包括在終審法院的第37/2011號卷宗中也確認，O因為干預上述五幅土地的批給，收取了由涉案商人所支付的至少2000萬港元的賄款，並且已經因觸犯第337條第1款的罪名而被判刑。
上訴人要求以《刑法典》第339條第2款的規定（結合第338條的規定）定罪，簡直是無稽之談和明顯不可行的主張，因為我們不能也無權改變終審法院在第37/2011號卷宗的判決。
因此，我們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以《刑法典》第33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行賄罪」對彼等作出歸責是完全合法且正確的，上訴人C及A此部份上訴理由完全不成立。
九）洗黑錢罪
上訴人A及B均認為案中有關賄款的給付及流向，只顯示彼等給付賄款的行為，而不存在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洗黑錢罪」，應予釋放，否則就是雙重評價有關行為了。
第2/2006號法律第3條規定：
“第三條 （清洗黑錢）
一、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利益是指來自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過三年徒刑的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的財產，以及由該等財產獲得的其他財產，即使該事實以共同犯罪的任一方式作出亦然。
二、為掩飾利益的不法來源，或為規避有關產生利益的犯罪的正犯或參與人受到刑事追訴或刑事處罰，而轉換或轉移該等利益，又或協助或便利有關將該等利益轉換或轉移的活動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三、隱藏或掩飾利益的真正性質、來源、所在地、處分、調動或擁有人的身份者，處與上款相同的刑罰。
四、即使產生有關利益的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作出，但只要該事實亦受對該事實有管轄權的國家或地區的法律處罰，仍須對第二款及第三款所指犯罪作出處罰。
五、如產生有關利益的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的刑事程序非經告訴不得進行，而未有人適時提出告訴，則以上各款所指事實不受處罰，但該等利益是來自《刑法典》第一百六十六條及第一百六十七條所指的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者除外。
六、按以上各款的規定所科處的刑罰，不得超過對產生有關利益的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所定刑罰的最高限度。
七、為適用上款的規定，如有關利益是來自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則上款所指的刑罰的最高限度為各符合罪狀的不法事實中刑罰最高者。”
所謂清洗黑錢罪是指將非法來源的財產隱藏起來的程序，一次方式使改等財產擁有一個最終合法的外表，而進入合法的經濟體系中。10
關於行賄所得跟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洗黑錢罪」的行為的競合的論點，終審法院第36/2007號案件闡述了「受賄罪」中支付賄款的行為跟「洗黑錢罪」行為之間的關係了：
“不必說涉及掩飾性支付被告金錢的事實構成了受賄罪的要素，因此不可以構成清洗黑錢罪。不是如此的，不但賄款的支付不是受賄罪的要素，一如我們所見，只要要求利益或提供了利益，不必要有實際上的收取，受賄罪即已既遂了，純粹支付現金或將支票交給受賄公務員是一回事，實際支付予被告的掩飾的曲折途徑，如本案中所有個案所出現的那樣，則是另一回事。
因此，賄款的支付並不吸收清洗黑錢罪。”
在本案中，可以確定O在涉案各合同評標過程中已作出了不法干預，適用《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的規定處罰受賄者。而本案的上訴人不但為了《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的目的而作出了行賄的行為，而且接受受賄者的迂迴支付賄款的要求而作出協同掩飾犯罪來源的行為，而與受賄者共同觸犯了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1、2、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清洗黑錢罪」，並且以受賄者的罪名（《刑法典》第337條第1款）作為上游罪名，可處刑罰為1年至8年徒刑。
我們看看。
這筆款項是在2005年10月24日由「BB有限公司」名下的BW轉至上訴人B所實質持有的「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並由該公司於同日支付給O所實際操控的BJ在香港中銀的賬戶。
儘管「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與「V Limited」曾經提交文件指上述2000萬港元是用來證明那只是於2005年9月28日所支付的顧問服務；然而，卷宗其他證據鏈形成的證據足以推翻該文件的證據，可以證明該顧問服務事實上並不存在，因為有關顧問合約中所提及的建築師與「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與「V Limited」並無任何合作關係，有關建築師並未提供相關服務，其僅於2005年12月至2006年年初才被「V Limited」所接觸並商討涉及600萬元左右的規劃工作，相關工作於2006年才進行並於同年年尾收取了有關費用。
之後，上訴人B又曾指出該2000萬港元是用於臨時預支予AC的工程費，關於這個說辭，其他一直負責跟進該項目的證人可以證明，BH公司只是負責展銷房的工程部份，而且已經是2006年之後的事情了，所涉及的建造費用也只不過是1900萬元左右；按照行規，工程款項是根據合約分期支付的，並不存在一次性清付的可能性，且有關工程費用已經由「BB有限公司」屬下的BI全部另行支付予BH公司；曾因BH公司作出勘探工程而要支付的近170萬元，亦於2006年至2008年全部由BI支付完畢，作出這些支付的文件、單據等證據均載於卷宗書證內。
至於可能涉及四、五十億元的正式建築工程，根本是子虛烏有，所以，絕不會因此而向AC預支2000萬元如此高金額的工程款項。
顯然易見，「BG投資貿易有限公司」跟「V Limited」於2005年9月28日簽訂的2000萬港元協議書，當中所載的服務只是巧立名目而已，換言之，那只是一個向O支付2000萬港元賄款的包裝及借口，目的是掩人耳目，實際是O作出不法干預批地所獲得的約定回報。
已證事實已經明確敘述了O收到的該2000萬港元的支票乃在相當迂迴的途徑最終被存入了O所操控的「BJ Property Limited」的中國銀行帳戶中。
另外，從這些事實可見，上訴人B所主張的從犯的理由明顯不能成立，他的角色從掩飾利益的來源的一些列行為來說，只有是O和A的共犯才能完成。
因此，上訴人A及B此部份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十）量刑過重及違反緩刑的規定
上訴人A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量刑過重，違反《刑法典》第65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356條第1款之規定，請求判處低於3年之徒刑；更指出被上訴的合議庭應考慮其符合《刑法典》第66條第2款d項的情節而應獲得同一法典第67條第1款的特別減輕優惠，從而適用同一法典第48條第1款規定的緩刑。
首先，上訴人A經多次通知，仍然顯出不合作的態度，缺席審判之餘更馳口否認所犯罪行，我們實在看不到其在哪一情節符合了《刑法典》第66條第2款d項（行為人在實施犯罪後長期保持良好行為）的情節。
其次，我們一直認為，法律賦予法官在法定的刑幅之內選擇一合適的刑法的自由，而上訴法院只有在原審法院的刑罰明顯罪刑失當或者明顯不合適的情況下才有介入的空間。
根據卷宗資料，上訴人A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了本案所針對的犯罪，犯罪的故意程度高，嚴重影響社會的安寧，並帶來了十分負面的影響。此外，在犯罪預防的要求上，上訴人A所犯的罪行涉及的金額巨大，一般預防的要求高。
事實上，原審法院在量刑方面已根據《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及第65條之規定，當中雖然充分考慮了上訴人A的罪過程度、所犯罪行的性質及其嚴重性、可適用的刑罰幅度、案件的具體情況，其行爲對社會安寧帶來的負面影響，並綜合考慮犯罪預防(無論是特別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需要，而對上訴人A科以兩罪併罰後適用5年3個月實際單一徒刑已經是輕無可輕了，在罪刑相適應的層面上是符合比例原則的。
由於不符合《刑法典》第48條所規定的形式要件，我們認為無考慮給予緩形的空間。
因此，上訴人A此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
第四部份、判決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
－ 上訴人B及A的中間上訴理由不成立；
－ 上訴人C、B及A對原審終局判決的上訴理由以及再次調查證據的申請理由全部不成立；
－ 不審理檢察院的上訴。
檢察院無須支付任何訴訟費用。
另外三名上訴人須支付各自所提起的上訴所衍生的訴訟費用，及下列的司法費：C須支付12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A和B每人分別就其對原審判決的上訴支付20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並就各自提起的每一項中間上訴支付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刑事訴訟法典》第390條第1款f項）。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5年7月17日
蔡武彬
陳廣勝
譚曉華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Por não se conformar com o despacho proferido em 7 de Outubro de 2013, que autorizou a testemunha Q a exibir, ler e interpretar o conteúdo de alguns documentos, cuja autoria foi atribuída à testemunha P, já inquirida na sessão do dia 1 de Julho de 2013, é interposto o presente recurso (conforme consta da acta da sessão de julgamento do dia 7 de Outubro de 2013, onde foi transcrito o despacho ora recorrido, e da gravação da audiência no registo sem língua portuguesa, “Translator 1, Recorded on 07-Oct-2013 at 11/07/46 (0Y2E37%G00211270). WAV”, dos 05:50 minutos aos 10:05 minutos, e no registo em língua chinesa, “Translator 2, Recorded on 07-Oct-2013 at 10.46.51 (0Y2DBRDW00311270).WAV”, dos 26:40 minutos aos 28:59 minutos e “Recorded on 07-Oct-2013 at 11.15.56 (0Y2ED1#100311270).WAV” dos 00:00 minutos aos 01:55 minutos);
2. O despacho ora recorrido viola o disposto no artigo 116º, nº 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e dispõe que, quando o depoimento resultar da leitura de documento da autoria de pessoa diversa da testemunha, o mesmo não pode servir como meio de prova sem o juiz chamar o autor a depor;
3. Bem como ofende o disposto no artigo 117º, nº 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uma vez que a testemunha Qinterpretou e esteve a discorrer, como tem vindo a ser hábito das testemunhas do CCAC, sobre o conteúdo dos ditos documentos;
4. O recorrente duvida da autoria desses documentos, isto porque os documentos não foram entregues directamente pela testemunha P, mas sim expedidos por correio para o CCAC, sendo que aquela testemunha não se pronunciou sobre a dita agenda durante a sua inquirição na sessão do dia 1 de Julho de 2013;
5. Independentemente da autoria desses documentos, o depoimento de Qresultou, claramente, da leitura e interpretação de documentos cuja autoria não é dele;
6. Ao abrigo do artigo 116º, nºs 1 e 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o Tribunal a quo dever ter impedido o depoimento indirecto e chamar o autor dos documentos para depor;
7. Mesmo que a testemunha P tenha já prestado depoimento nada impede o Tribunal de a chamar a depor outra vez;
8. Por ser depoimento indirecto, o mesmo não pode servir como meio de prova, não podendo ser valorado para o efeito d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9. Todavia, o Tribunal a quo não só não chamou o alegado autor a depor como autorizou a continuação do depoimento indirecto sobre esta matéria contrariando, dessa forma, a proibição legal da valoração de meio de prova prevista nos artigos 116º, nº 2 e 117º, nº 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de Direito aplicáveis que V. Exas.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e, em consequência, revogado o despacho recorrido, desconsiderando-se a parte do depoimento das testemunha Q, que incidiu sobre as agendas cuja autoria foi atribuída a outra testemunha, nomeadamente não a valorando para o efeito de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com as demais consequências legais.
2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douto Tribunal a quo nunca autorizou a “leitura” do conteúdo da agenda;
2. Consta claramente na acta do dia 7 de Outubro que apenas autorizou a “referência” ao documento;
3. Sendo investigadores que interviram na fase de inquérito, as testemunha não podem deixar de referir os actos de investigação que realizaram articulando declarações, documentos apreendidos, buscas, registos telefónicos, etc.;
4. Seria impossível para o investigador explicar o decurso da sua investigação sem referir minimamente o conteúdo de certas declarações ou de documentos apreendidos sob pena de ser depoimentos totalmente incoerentes senão mesmo “ocos” e incompreensíveis;
5. Por outro lado, não há razão para questionar a veracidade do documento pois o tal foi envido na sequência da correspondência expedida pela CCAC;
6. Não havendo qualquer autorização da “leitura” da agenda não pode haver qualquer violação do art. 116º no. 2 do CPPM, devendo julgar improcedente o recurso.
Ness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rejeitar o recurso por ser manifestamente improcedente fazendo a habitual Justiça!
3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As buscas efectuadas no dia 8 de Dezembro de 2006, na casa onde morava o então Secretário para a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da R.A.E.M., Engº. O, e a efectuada também no seu gabinete de trabalho, estão inquinadas de insuprível ilegalidade.
2. Ainda que se tratasse de uma casa de função, certo é que o Engº O, o então Secretário para a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da R.A.E.M., nela tinha a sua residência e, consequentemente, o seu domicílio.
3. Não lhe foram entregues, como a lei impõe, cópias do mandado de busca, tendo-lhe sido recusado o direito de assistir, ou de se fazer representar nessa acção.
4. Com as buscas levadas a efeito na casa onde morava o Engº O, Secretário para a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da R.A.E.M., à altura dos factos, e a efectuada também no seu gabinete de trabalho, foram violada as disposições do artigo 31º da Lei Básica da R.A.E.M. e dos artºs 113º, nº 3, e 161º, nº 1 do Código do Processo Penal.
5. Os documentos apreendidos nessas buscas ilegais não têm qualquer valor probatório e, consequentemente, não podiam, quer directa quer indirectamente, ter servido de prova quanto aos arguidos nos presentes autos.
6. A proibição de valoração vale tanto para o processo em que a busca foi feita como para todos os processos conexos.
7. Mesmo que assim não fosse, os documentos em causa nada têm que consubstancie a pronúncia deduzida contra o ora recorrente, nem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se apuraram quaisquer factos que corroborassem a prática dos crimes que lhe foram imputados.
8. O recorrente era, efectivamente e como ficou provados face aos factos apurados durante a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chefe do departamento de engenharia ambiental da firma ATAL Engineering Limited à data dos factos de que tratam os presentes autos.
9. A empresa ATAL Engineering Limited, como bem resultou da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era um membro do consórcio liderado pela firma 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 cuja actividade se desenvolvia na área da engenharia, que não na específica tecnologia do tratamento de águas residuais.
10. O recorrente não conhecia, nem nunca teve quaisquer contactos com o Engº. O, ignorando em absoluto se este cometeu, directamente ou por interposta pessoa, quaisquer ilícitos, designadamente o crime de corrupção, quer na forma activa quer passiva.
11. O recorrente desconhecia, nem tal nos autos ficou provado, que as contas bancárias onde foram feitos alguns depósitos, sob indicação da firma AQ Global Water Technology N.V., pertencessem a companhias controladas pelo ex-Secretário para a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Eng.º O.
12. O douto acórdão sub judice, inquina também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a respectiva fundamentação.
13. No despacho de pronúncia, foram referidas diversas posturas reveladoras da interferência do ex-Secretário para a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Eng.º O, as quais aparecem concretizadas nos artigos 30, 31, 63, 64, 76, 77 e 78 da mesma, e que aqui se dão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s.
14. A matéria constante destes factos, porém, foi dada como Não Provada, conforme bem resulta de fls. 197 a 199 do douto aresto em apreço.
15. Foi dado como provado que os arguidos D, F e C, ora recorrente, tinham perfeito conhecimento que O era funcionário público e pagaram, ou prometeram oferecer-lhe benefícios indevidos como retribuição, levando O a praticar actos que violem a sua obrigação no cumprimento de deveres no exercício das funções durante os procedimentos administrativos da apreciação e aprovação da concessão daquele contracto.
16. Deu-se também como provado que o arguido C, ora recorrente, agiu com O por mútuo acordo e em conjugação de esforços, bem sabendo que o supracitado valor correspondia a retribuição ilícita a O, pessoa que mediante os seus poderes interferiu na apreciação e aprovação da concessão do contracto em causa.
17. Todavia e contraditoriamente, foi expressamente decidido que não se prova nenhum facto relativo aos crimes imputados aos 1º a 5º arguidos (sendo que o ora recorrente é o arguido nº 4) que o ex-Secretário tenha em contrapartida praticado ou omitido qualquer acto contrário aos seu s deveres do cargo (veja-se fls. 214 do douto acórdão em apreço).
18. De resto, é o próprio Tribunal a quo quem expressamente reconhece que “... da prova testemunhal pouco havia em relação aos 2º, 3º, 4º arguidos, E, F e C”, ora recorrente (veja-se fls. 203 do douto acórdão em análise).
19. Mesmo que se entendesse não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semp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não integram o crime pelo que o or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uma vez que os mesmos integram antes o crime p. e p. pelo nº 2 do art. 339º do C.P., com referência ao crime previsto no art.º 338º do mesmo diploma legal.
Nestes termos, nos mais de Direito, e sempre com o douto e indispensável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Senhores Juízes, deve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e, consequentemente:
1) Revogar-se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absolvendo o ora recorrente dos crimes por que foi condenado;
2) Caso assim não seja entendido, anular-se o julgamento, ordenando-se o reenvio d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tal como se dispõe nos nºs 1 e 3 do art.º 418º do C.P.P.’
3) No limite, se nenhum dos pedidos que antecede merecer a concordância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rá a dosimetria da pena ser feita não em função do crime p. e p. e p. pelo artº 339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mas pelo crime p. e p. pelo nº 2 do art.º 339º do mesmo Código, com referência ao crime previsto no art.º 338º do mesmo diploma legal.
Assim decidindo estarão Vossas Excelências fazendo, para além de boa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o Direito, a administração de, como se pede e espera, a costumada, necessária e sã Justiça!
4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Imputa-se à decisão ora recorrida 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de facto e de direito, nos termos preconizados pelo art. 355º, nº 2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os vícios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previstos no art. 400º, nº 2, als. b) e c) do mesmo Diploma,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e erro de direito, pela incorrect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que foi feita dos factos imputados ao ora Recorrente;
2. O Tribunal a quo não explicou, na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quais foram as provas concretas que serviram para alicerç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e considerar provados cada um dos factos descritos nos pontos 92 a 135 e 145 e 146 da matéria considerada provada, sobretudo no que se refere ao Recorrente;
3. O Tribunal a quo não fundamenta a decisão em elementos que, em razão das regras da experiêencia ou de critérios lógicos, pudessem constituir o substrato racional que conduziu a que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fosse no sentido de condenar o Recorrente;
4. Exigia-se do Tribunal recorrido não só a indicação das provas ou meios de prova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sua convicção, mas, primordialmente, a expressão tanto quanto possível completas dos motivos de facto que fundamentaram a decisão;
5. A livre convicção a que se refere o artigo 114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é apenas um princípio metodológico de sentido negativo que impede a formulação de regras que predeterminam, de forma geral e abstracta, o valor que deve ser atribuído a cada tipo de prova, ou seja, estabelecimento de um sistema de prova legal;
6. O objectivo do artigo 355º, nº 2 do Código Processo Penal (de resto, na senda do princípio do dever de fundamentação dos actos decisórios vertido no art. 87º, nº 4), é exigir que da fundamentação conste “uma exposição, tanto quanto possível, completa, ainda que concisa, dos motivos, de fcato e de direito, que fundamentam a decisão, com indicaçã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7. O dever de fundamentação visa a total transparência da decisão, para que os seus destinatários (e a sociedade em geral) possam compreender claramente os juízos de valoração e de apreciação da prova, a actividade interpretativa da lei e sua aplicação, bem como possibilita ao tribunal superior a fiscalização e o controlo da actividade decisória, fiscalização controlo que se concretizam através do recurso;
8. Partir dos factos descritos nos pontos 88 a 91, 109, 116 a 118 e 122, os únicos que assentam em documentos analisados e em depoimentos prestados em audiência, iniciando uma cadeia de presunções, em si mesmas indemonstráveis, para, em sede de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concluir que o Recorrente e o 6.° arguido combinaram com o Eng. O o pagamento de HK$20.000.000,00 a O, para este interferir no procedimento da venda dos 5 lotes de terreno e nos posteriores procedimentos administrativos é,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totalmente inaceitável;
9. É entrar por um território de incerteza deduzir de um facto conhecido um facto desconhecido e aumentar esta cadeia, deduzindo, deste último, outro facto desconhecido. Quando tal acontece, substitui-se um processo lógico de construção de uma convicção por uma convicção subjectivamente correspondente à normalidade das coisas, mas já desligada da prova produzida;
10. 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implica a nulidade da sentença, de acordo com as disposições combinadas da alínea a) do artigo 360.º e do n.º 2 do artigo 355.°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11. O Tribunal não pode construir o seu raciocínio em contradição com a prova vinculada, nem pode negar a eficácia probatória plena a documentos autênticos, como claramente sucede, no Acórdão recorrido, ao ter dado por provados os factos descritos nos pontos 94, 100, 107, 111, 119, 120 e 133;
12. Exist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ando se dão por provados factos que, face à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e à lógica do homem médio, não se teriam podido verificar ou são contraditados por documentos que fazem prova plena e que não tenham sido arguidos de falsos;
13.R e S exerceram cargos de gerentes nas 6 sociedades (e não apenas na I), respectivamente, desde as datas de constituição e da data em que foram nomeados por deliberação das sócias, nas Assembleias Gerais, e não por via de qualquer acto administrativo, como, erradamente, ficou provado;
14. Nas sociedades por quotas os gerentes/administradores são nomeados para exercerem os mandatos até renunciarem aos cargos ou deles serem destituídos, conforme dispõe o artigo 384º do Código Comercial;
15. No que toca aos factos descritos nos pontos 100, 107 e 119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o, é manifesto que as deliberações das 6 sociedades comerciais de direito privado, lavradas em livros oficiais de actas das Assembleias Gerais abertos por autoridades públicas (ou seja, também elas documentos autênticos), contrariam a redação mencionada naqueles referidos pontos da matéria de facto;
16. As deliberações tomadas nas reuniões das Assembleias Gerais, de 16 de Junho de 2005, demonstram claramente que a decisão de transmitir os direitos resultantes das concessões por arrendamento dos 5 lotes o terreno resultou de uma decisão de um órgão colegial, a Assembleia Geral aprovada por unanimidade dos sócios (conforme consta das actas das Assembleiais Gerais das 6 sociedades, a fls. 138 e ss. do Apenso P);
17. As actas assinadas pelos representantes de todos os sócios demonstram que a decisão de vender os direitos decorrentes das concessões por arrendamento, bem como a de abrir um procedimento de consulta, com convites a três entidades, teve origem numa decisão unânime e soberana dos sócios, e não num acto administrativo, tal como foi referido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pelas testemunhas Eng.ª S, Eng. R e Dr.ª T, respectivamente nas sessões de 15/07/2013, 6/12/2013 e 11/12/2013;
18. O Eng. O não estava em Macau no dia 22 de Junho de 2005 – como resulta do Ofício de 30 de Julho de 2013, do Comandante do Corpo de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que confirmou a fidedignidade dos registos juntos pelo CCAC aos autos a fls. 7639 a 7641;
19. Ensina 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no Acórdão proferido, em 20 de Novembro de 2003, no Recurso Penal nº 191/2003, que a listagem fornecida pela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de registos de entrada e saídas pelos postos fronteiriços constitui um documento autêntico com força probatória plena quanto às horas (e datas) de saída e entrada de Macau neles referidas, que só pode ser ilidida com base na declaração da falsidade do mesmo documento nos termos dos artigos 365º, nº 1, e 366º, nº 1 do Código Civil, nos termos e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 artigo 471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20. Não foi feita qualquer prov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permita dar como provado o facto descrito no ponto 111, ou seja que “no dia 22/06/2005, cerca das 20H00, o arguido B teve um encontro com O no Restaurante XX do Hotel Golden Dragon”;
21. Na sessão de julgamento realizada em 30 de Outubro de 2013 pelas 15h22, a testemunha U, guarda-costas do Eng. O, referiu ter visto o Sr. B apenas por uma única vez, em data que não se recorda, no restaurante do Hotel Golden Dragon, a sair sozinho e embriagado de uma sala VIP, em direcção ao elevador, cerca de 15 minutos depois de ali ter chegado o Eng. O, e que, depois da saída do Sr. B, o Eng. O permaneceu nessa sala VIP durante mais uma a duas horas, sem que a testemunha U soubesse com quem estava o Eng. O, ou qual o tema da conversa, uma vez que ficou sempre à espera no corredor;
22. Aquele depoimento não serve o propósito de provar o facto descrito no ponto 111;
23. A Eastern Base, ao contrário do que consta no ponto 120, é uma sociedade de Macau, registada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desde 5 de Dezembro de 2001, ou seja, desde data muito anterior à dos factos ora em análise – conforme consta da certidão comercial da Eastern Base a fls. 4032 a 4034 e do contrato de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celebrado, em 28 de Setembro de 2005, com a V Limited, a fls. 1300 e ss. do Apenso J;
24. No contrato d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consultadoria de arquitectura para o aproveitamento dos 5 lotes de terreno, é indicado o Sr. Arquitecto W como o responsável pela supervisão dos trabalhos;
25. O que significa que a V, para o propósito de preparar os documentos a submeter às Obras Públicas, recorreu e contratou uma sociedade de Macau e um dos mais conceituados e experientes arquitectos locais e que aprticipou nos primeiros planos de aproveitamento do Maca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ity encomendados pela I entre 1994 e 1996, como resultou do depoimento das testemunhas Eng. R, Arqs. X, Y, e da Dra. T;
26. Consta dos documentos analisados em audiência e dos depoimentos dos Arquitectos da Z, AA e AB, e do Arquitecto X, prestados na sessão de 3 de Julho de 2013, que a Z e o Arquitecto X só foram contratados em Março de 2006 e que os seus primeiros estudos para submissão às Obras Públicas são de 19/4/2006 (Apenso O2, a fls. 52);
27. Sendo assim, foi o Arq. W e a Eastern Base que prepararam os estudos da V apresentados pela I à DSSOPT, no requerimento de 17/2/2006, para a transmissão dos direitos resultantes das concessões por arrendamento e para a prorrogação dos prazos de aproveitament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o projecto (cfr. Apenso P. Vol. 2, fls. 495 a 513);
28. A Eastern Base exerceu actividade em Macau desde o ano de 2002, como resulta da análise,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dos extractos relativos aos movimentos bancários da sociedade (cfr. fls. 1319 a 1362 e fls. 1593 a 1608 do Apenso J), de onde constam inúmeros registos de transacções de elevados montantes relativos a negócios com conhecidos e respeitados empresários de Macau;
29. O ponto 133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contraria prova legal ou vinculada, neste caso, a cópia certificada emitida pela DSSORT, a fls. 101 e ss. do Apenso N, que atesta que foi a I, em 16 de Fevereiro de 2005, a requerer a autorização para a transmissão dos direitos resultantes das concessões por arrendamento e a prorrogação dos prazos de aproveitamento;
30. O pedido de autorização da transmissão dos direitos decorrentes das concessões por arrendamento foi deferido pelo Chefe do Executivo, por ser ele a única entidade competente para homologar o pedido, após parecer favorável da Comissão de Terras (Apenso N, Vol. 5, fls. 1377, 1474 e 1475);
31. O pedido de prorrogação dos prazos de aproveitamento foi indeferido por Despacho do Ex-Secretário (Apenso P, Vol. 3, fls. 597 a 691), de 3 de Março de 2006, ou seja, 4 meses após ter recebido o suposto suborno de 20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para facilitar o processo de avaliação e aprovação dos 5 lotes de terreno;
32. Facto que, só por si, demonstra que as conclusões tiradas n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ofende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da lógica do homem médio;
33. Nos cinco Despachos do Secretário O, de 29 de Março de 2006, nº 48/2006, n.º 49/2006, n.º 50/2006, n.º 51/2006 e n.º 52/2006, as alturas máximas permitidas e as áreas de construção aprovadas para cada um dos 5 lotes foram, respectivamente, de (90 metros e 23,955m2), (90 metros e 63,800m2), (108 metros e 95,750m2), (76 metros e 76,500m2) e (108 metros e 133,000 m2) - ctr. consta dos Apensos N1, a fls. 286, N2, a fls. 577, N3, a fls. 872, N4, a fls. 1166 e N5, a fls. 1473;
34. Entre Março de 2006 e Março de 2011, a V apresentou vários planos de aproveitamento com sucessivas alterações impostas pela DSSOPT até ter sido proferido o Despacho n.º 15/2011 do actual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que aprovou a anexação dos 5 lotes, o prazo de aproveitamento até 13 de Dezembro 2015, as alturas entre 85 e 155 metros e o aumento da área de construção para 731,560m2 (ctr. consta do Processo Principal, Vol. 11, fls. 2943 e ss.);
35. Os referidos Despachos de 29 de Março de 2006 são os únicos actos praticados pelo ex-Secretário, relativos aos lotes de terreno, sendo manifesto que os mesmos em nada beneficiaram a V ou o ora Recorrente;’
36.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 erro ostensivo, de tal modo evidente que não passa despercebido ao comum dos observadores – também se verifica quando se dão por provdos os factos descritos nos pontos 92, 93, 95, 96, 97, 98, 99, 101, 102, 115, 121, 124,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4, 135 (com referência ao ponto 7), 145 e 146 da matéria provada, que, face às regras da experiencia comum e à lógica do homem médio, não podiam ter-se verificado;
37. As conclusões extraídas nos pontos 92 e 93, são desde logo contrariadas pel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6/1999, de 20 de Dezembro, que estabeleceu as scompetências dos Secretários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RAEM”), e/ou pelo artigo 42º, al. b) do Código de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que prevê a extinção da delegação de poderes por caducidade em virtude de mudança dos titulares do órgão delegante e/ou do órgão delegado;
38. No caso concreto, os próprios órgãos delegante e delegado, ou seja o Governador de Macau e o Secretário-adjunt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foram extintos na data da transferência de poderes para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39. Não podem dar-se como provados factos que contrariam a lei e que não encontram qualquer apoio ou suporte na prova produzida em julgamento uma vez que nenhuma testemunha validou os correspondentes artigos do espacho de pronúncia;
40. A competência para representar a RAEM, a partir de 20 de Dezembro de 1999, na qualidade de sócia daquelas 6 sociedades de direito privado, pertencia exclusivamente ao Chefe do Executivo, por isso que todas as menções aos terrenos do aeroporto nas agendas do Eng. O aparecem inseridas em listas de assuntos discutidos com o Chefe do Executivo (ver Processo Principal, fls. 6547, 6549, 6538, 6512 e 6527) (Luxe 2005, Amizade 2005 e Amizade 2006);
41. No caso em apreço, o procedimento da consulta por convites foi discutido com o Chefe do Executivo, que aprovou a caução de 200 milhões de patacas e o prazo de 10 dias para apresentação das propostas - efr. consta na Agenda denominada “Luxe 2005”, a fls. 6551, do Volume 26 do Processo Principal;
42. Quanto aos sinais de “visto” ou “√” inscritos nas agendas do ex-Secretário ao lado de variados assuntos e que estão referidos nos pontos 7, 134 e 135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resulta evidente, também aqui, a existência do erro notório por violação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da lógica do homem médio;
43. A redacção do ponto 134 é, por si só, suficiente para concluir de forma diversa daquela que consta dos pontos 7 e 135, sendo certo que, da análise completa das agendas do Eng. O, resulta ainda mais claro o erro ostensivo em que incorre o Tribunal a quo;
44. Basta confrontar o ponto 134, que é selectivo na escolha dos vários excertos que o compõem, transcritos de páginas e linhas diferentes das várias agendas, com o conteúdo original das mesmas, para ver que existem inúmeras referências com “√” sem qualquer menção a retribuiçõe;
45. Da leitura da agenda “Luxe 2005”, a fls. 6544 e 6545, a título exemplificativo, constata-se a existência de várias notas manuscritas com o símbolo “√”, sem qualquer erferência a montantes ou a retribuições;
46. Quanto à menção “XX/COTAI土地 仲量行/机場用地2000 √”(XX/COTAI terrenos AE / terrenos do aeroporto 2000 √) que aparece no ponto 134, importa frisar que a mesma resulta de uma colagem de duas linhas diferentes;
47. Foi entendido no Acórdão proferido em 4 de Junho de 2008 no Proc.nº CR3-07-0215-PCC, que a listagem de assuntos, que consta da agenda “caderno de amizada 2005”, e onde se inclui a referência à XXX, aos terrenos do Aeroporto e a um abstracto valor de 2000 √, dizia respeito a assuntos do Sr. AC e a mais ninguém;
48. Objectivamente, a menção “XXX/terreno de aeroporto 2000 √” não significa que 20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foram ou iam ser pagos nem que o Recorrente está relacionado com esse pagamento;
49. Dizer que 2000 √ corresponde a HK$20.000.000,00, como faz o Tribunal a quo, ofende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da lógica do homem médio permite contrapor, em resposta, que essa menção pode apenas estar relacionada com o requerimento da AE, a fls. 477 do Apenso V2, analisado em audiência, onde esta solicita que a caução prestada de MOP200.000.000,00 seja distribuída para pagamento inicial às 5 sociedades vendedoras, prestando, em primeiro lugar, MOP20.000.000,00 à J - Sociedade de Fomento Predial, Lda.;
50. Os pontos 95, 96 e 101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ofende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e a lógica do homem médio, porque desde o ano de 1995 que existia a intenção de vender os lotes de terreno, como resulta das actas das reuniões das Assembleias Gerais a fls. 6626 e ss. e da memória descritiva do plano de aproveitamento dos terrenos encomendado em 28/6/1996, pela I (efr. fls. 6049 e ss.);
51. Por essa intenção de venda ser do conhecimento público, foi encomendada ao Arquitecto AD uma planta de aproveitamento, em 25 de Março de 2004, para um estudo de viabilidade financeira, por uma empresa que nada tem que ver com os arguidos - efr. Apenso J8, fls. 2206 e depoimento prestado pelo Arq. AD na sessão de 4 de Dezembro de 2013;
52. Se o ora Recorrente tivesse tido conhecimento privilegiado sobre o procedimento de consulta - que não teve - teria tido, como comandam as regras da lógica, acesso aos documentos da consulta, aos relatórios de avaliações da Savills e à planta de aproveitamento elaborada, em 28/6/1996, pelos Arqs. Bruno Soares e Vicente Bravo, a fls. 6049 e ss.:
53. Ao contrário do que consta nos pontos 102 e 115, em 28 de Fevereiro de 2005, a Z não elaborou quaisquer estudos para os 5 lotes de terreno, pois resulta, com evidência, dos estudos elaborados em 28 de Fevereiro de 2005, a fls. 4003 a 4008 e do depoimento do Arq. X (na sessão de 3 de Julho de 2013), que a Z utilizou a mesma planta desenhada pelo Arq. AD em 25 de Março de 2004, para toda a zona em frente a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sem qualquer indicação das áreas de construção, número e localização de lotes, alturas e finalidade de construção;
54. O estudo prévio submetido pela AE, referido no ponto 115, é o estudo realizado pela Z em 23 de Junho de 2005 e não o estudo de 28 de Fevereiro de 2005;
55. Nenhuma prova, testemunhal ou documental, foi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permita sustentar qualquer um dos factos inscritos nos pontos 97, 98, 99, 121, 124, 126, 127, 128, 129, 130 e 131;
56. O ora Recorrente usou do direito de ficar em silêncio durante 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 nunca tendo admitido a prática dos ilícitos que lhe foram imputados – e o 6º arguido e as testemunhas da acusação O, AF, AG eAH não compareceram em audiência;
57. É manifesto que os pontos 145 e 146 não respeitam a factos, tal como exigido pelos artigo 111º, 115º e 355º, nº 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mas sim a matéria de direito e a conclusões jurídicas, mais concretamente, aos pressupostos e requisitos legais dos crimes por que o or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pelo que os mesmos devem ser dados como não escritos;
58. O vício 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ou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consiste tanto n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como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ou até mes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Ou seja, uma situação em que, seguindo o fio condutor do raciocínio lógico do julgador, os factos julgados como provados ou como não provados colidem inconciliavelmente entre si ou uns com os outros ou, ainda, com 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59. Descortinamos este vício ao verificar a contradição entre o ponto 96 e o ponto 119 da matéria de facto, pois, ao contrário do que consta do ponto 119, foram as 5 sociedades proprietárias dos lotes de terreno que deliberaram a transmissão dos direitos resultantes das concessões por arrendamento dos 5 lotes de terreno - tal como consta do ponto 96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das actas das Assembleias Gerais a fls. 441 e ss. do Apenso P;
60. Doutro passo, em nenhum dos excertos transcritos para o ponto 134, ao contrário que consta no ponto 135, aparece a menção a uma retribuição de HK$20.000.000,00, ou sequer ao nome do ora Recorrente nos assuntos ali referidos, pelo que é manifesto o erro em que incorre o Tribunal a quo ao referir que o Recorrente pagou HK$20.000.000,00 e que essa conclusão encontra assento nas mencionadas notas manuscritas nas agendas do ex-Secretário;
61. Circunstancialismo que, além do mais, entra em contradição com a fundamentação do Acórdão, uma vez que o Tribunal justifica a decisão referindo, expressamente, que “此亦印證為何在有關日期簿內沒有記載第七嫌犯B的名字，茲因該嫌犯並非真正有意投得上述土地的人。（não consta o nome do 7º arguido B nessas agendas por não ser este o verdadeiro interessado no terreno）”, uma vez que existe oposição entre o que ficou provado e o que é referido com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tomada;
62. O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identifica-se com o da “presunção da inocência do arguido” e impõe que o julgador valore sempre, em favor dele, um “non liquet”. Perante uma situação de dúvida sobre a realidade d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o crime imputado ao arguido, deve o Tribunal, em harmonia com o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decidir pela sua absolvição;
63. O princípioi “in dúbio pro reo” é uma regra de decisão, que funciona na falta de uma convicção para além da dúvida razoável sobre os factos. Assim o impõe o princípio penal da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estipulado no art. 29º da Lei Básica, e a confiança legítima nas decisões dos Tribunais;
64. O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é violado quando o tribunal dá como provados factos duvidosos desfavoráveis ao arguido, mesmo que tribunal não tenha manifestado ou sentido a dúvida que, porém, resulta de uma análise e apreciação objectiva da prova produzida à luz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ou de regras legais ou princípios válidos em matéria de direito probatório;
65. Resulta da motiv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supra transcrita, a existência de dúvidas sobre factos desfavoráveis ao arguido, quando apreciado o iter cognitivo do julgador;
66. Bastará atentar no Programa de Consulta (vide fls. 154 e ss. do Apenso P) para verificar que não é exigida qualquer experiência específica para participar na consulta;
67. De resto, o argumento defendido pelo Tribunal a quo perde significado quando verificamos que a I também não tinha qualquer experiência no ramo imobiliário quando foi incumbida de gerir os 5 lotes de terreno e de procurar investidores interessados na sua aquisição, conforme consta das actas a fls. 6626 e ss.;
68. Ficou demonstrado que o Programa da Consulta determinava no seu ponto 9 que o principal critério de avaliação era o preço (Apenso P, Vol. 1, fls. 166) e que apenas era exigida a apresentação de um Plano de Aproveitamento simples, ao nível de Estudo Preliminar (tal como consta do ponto 3.3.1 da Parte II do Programa da Consulta, Apenso P, Vol. 1, fls. 177), tendo sido referido pelos Srs. Engs. XX e S e pela Dra. T que a proposta vencedora foi a apresentada pela sociedade V, precisamente por ter sido aquela que oferecia o valor de aquisição mais elevado;
69. Perante a existência de dúvidas sobre a realidade d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os crimes imputados ao ora Recorrente, deveria o Tribunal ter decidido pela sua absolvição; não o tendo feito, o Tribunal a quo violou 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e, consequentemente, 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inscrito no art. 29º da Lei Básica, o que implica a nulidade do Acórdão ora recorrido;
70. O artigo 355º, nº 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impõe o tratamento jurídico dos factos apurados, com subsunção dos mesmos ao direito aplicável, sendo que, em caso de condenação, está o tribunal obrigado, como não podia deixar de ser, à determinação motivada da pena ou sanção a cominar, posto o que deve proceder à indicação expressa da decisão final, com indicação das normas que lhe subjazem;
71. Não se pode considerar fundamentada a decisão recorrida, por a mesma se limitar a fazer referência às disposições legais que prevêem os tipos de crime em causa, sem qualquer enquadramento concreto dos factos expressos nas normas que permitem a subsunção jurídica, o que implica a nulidade do Acórdão, de acordo com as disposições combinadas da alínea a) do artigo 360º e do nº 2 do artigo 355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72. Os actos dos funcionários, para serem relevantes para o preenchimento dos tipos da corrupção, hão-de caber dentro das suas específicas competências legais ou dos poderes de facto decorrentes do cargo que desempenham, circunstancialismo que não se verifica no caso sub judice;
73. Contudo, da matéria constante dos autos não só não se pode retirar que o Recorrente tenha praticado o crime por que foi condenado, como é impossível constatar a relação de causalidade necessária para o preenchimento do tipo objectivo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74. Apenas ficou provado, mesmo que sem indicação d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concretos, que O manifestou, em meados de 2004, a R a intenção de vender os lotes de terreno junto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que acordou com o Recorrente e com o 6.0 arguido interferir nos procedimentos de venda, e que deu indicações à I para realizar a reuni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e 16/06/2005, onde se deliberou abrir um procedimento de consulta;
75. A expressão “interferir” não tem significado concreto para o efeito da subsunção jurídica, uma vez que os actos que efectivamente determinaram a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e a transmissão dos direitos decorrentes das concessões por arrendamento dos lotes de terreno foram praticados pelos membros da Comissão de Avaliação e pelos sócios das concessionárias em reuniões das Assembleias Gerais, tal como ficou provado nos pontos 118 e 119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76. A proposta da V foi a escolhida, por ter sido, tal como ficou provado no ponto 117, a que apresentou o valor mais elevado para a aquisição dos direitos resultantes das concessões dos terrenos;
77. Pelo que deveria o Tribunal a quo ter absolvido o ora Recorrente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78. No que respeita a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revisto no artigo 3º da Lei nº 2/2006, de 3 de Abril, nenhuma referência encontramos na parte da fundamentação de direito que nos permita alcançar qual foi o enquadramento determinativo da aplicação da norma punitiva, quando se sabe que o Tribunal condenou o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e que este crime tem uma modura penal inferior à exigida n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ara o crime precedente;
79. A razão da nossa discordância prende-se, desde logo, com o facto de se pretender punir duplamente a mesma conduta, primeiro como autor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e, ao mesmo tempo, como comparticipante no crim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intenção qu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colide frontalmente com o princípio ne bis in idem, e que, por isso, não pode nem deve proceder;
80. A autonomização da entrega ou atribuição da vantagem patrimonial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consubstancia também uma violação do princípo da legalidade, pois a entrega da vantagem constitui já o ilícito típico da corrupção activa ou o acto de consumação material da corrupção com ela relacionado;
81. O montante de HK$20.000.000,00 referido no ponto 98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ão resulta de um crim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nem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assinala a prática de qualquer outro crime;
82. O pagamento do suborno em casos de corrupção activa de modo algum pode ser visto como dotado de autonomia valorativa, a considerar de modo autónomo;
83. Não é fundamento para a existência de um concurso efectivo a diversidade de bens jurídicos afectados no crime precedente e no facto posterior, da mesma maneira que a prática de um crime precedente que ofende o mesmo bem jurídico tutelado n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não significa que este deixe de ser punido;
84. A pena de 4 anos aplicada ao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é superior ao limite máximo da pena prevista para 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pelo que se mostra violado o supracitado art. 3.0, n.º 6 da Lei n.º 2/2006, de 3 de Abril;
85. Não se verifica qualquer ilicitude nos actos de autorização para a transmissão dos direitos resultantes das concessões por arrendamento, praticados nos procedimentos mencionados n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uma vez que todos esses actos obedeceram à lei e foram homologados pelo Chefe do Executivo, não sendo contrários aos deveres do cargo de qualquer interveniente;
86. O ex-Secretário indeferiu o pedido de prorrogação dos prazos de aproveitamento dos lotes de terreno, de 17 de Fevereiro de 2006, e limitou as áreas de construção e a altura dos edifícios, em nada beneficiando, durante o seu mandato, a V ou o ora Recorrente (cfr. Apenso P, fls. 495 a 513, Apenso N, fls. 301 a 305, fls. 286, fls. 577, fls. 872, fls. 1166 e fls. 1473);
87. Mesmo que se entenda que o Recorrente teve intervenção no dito pagamento de HK$20.000.000,00 (que não teve), nunca poderá ser condenado por um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88. Admitindo-se, sem prescindir e por amor ao raciocínio, que a conduta Recorrente configura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lícito, importa dizer que, nos termos do nº 2 do artigo 339º do Código Penal, o crime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até 6 meses ou com pena de multa até 60 dias;
89.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 artigo 110º, nº 1, al. e) do Código Penal, o procedimento penal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lícito extingue-se, por prescrição, em 2 anos a partir da prática do alegado crime;
90. O dito pagamento foi feito em 24 de Outubro de 2005, mas o Recorrente só foi notificado para interrogatório em 14 de Setembro de 2009, pelo que, decorridos 2 anos a partir de 24 de Outubro de 2005, data da prática do alegado crime, 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lícito prescrveu no dia 24 de Outubro de 2007, data muito anterior à da notificação para interrogatório, primeiro momento para interrupção do prazo de prscrição;
91. Assim, depois de 24 de Outubro de 2007, o procedimento penal contra o Recorrente não podia continuar, pelo que deveria o Tribunal ter absolvido o Recorrente dos crimes por que foi condenado;
92. Ainda que assim não se entenda, o Tribunal a quo fez uma errad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 enquadramento factual imputado ao Recorrente.
93.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em co-autoria material pela prática dos crimes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contudo, na fundamentação d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a sua conduta aparece caracterizada com os traços distintivos da cumplicidade e não da autoria;
94. Como se sabe, o cúmplice não toma parte no domínio funcional dos actos constitutivos do crime, isto é, tem conhecimento de que favorece a prática de um crime, limitando-se a facilitar o facto principal;
95. E como consta da motivação de direito d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o Tribunal recorrido considera o ora Recorrente como mero intermediário, que desempenhou um papel acessório;
96. Neste cenário, e sem prescindir, torna-se evidente que o Tribunal a quo incorreu em errad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violando o disposto no art. 26.° do Código Penal, que, em caso de aplicação ao Recorrente, deveria levar à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especialmente atenuad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s 26.º, n.º 2 e 48º e ss. do Código Penal.
Renovação da prova: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 art. 402º, nº 3 do Cód. Proc. Penal devem ser renovadas as seguintes provas:
- Inquirição das testemunhas S, R e T, já identificadas nos autos, relativamente aos seguintes factos da motivação:
I. A decisão de vender os direitos decorrentes das concessões por arrendamento, bem como de abrir um procedimento de consulta, resultou de deliberações, aprovadas por unanimidade nas reuniões das Assembleias Gerais, de 16 de Junho de 2005, das 6 sociedades, “J – Sociedade de Fomento Predial, Lda.”, “K – Sociedade de Fomento Predial, Lda.”, “L – Sociedade de Fomento Predial, Lda.”, “M - Sociedade de Fomento Predial, Lda.” e “N – Sociedade de Fomento Predial, Lda.” e “I – Sociedade de Fomento Predial, Lda.”;
II. A decisão de convidar a STDM/Vigers, a AE e a CBRE – CB Richard Ellis foi aprovada por unanimidade das sócias nas reuniões das Assembleias Gerais de 16 de Junho de 2005, por tere dimensão internacional e clientes com capacidade financeira para investirem em grandes projectos imobiliários;
III. O ex-Secretário não participou no procedimento da consulta, não interferiu na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nem na decisão de vender os 5 lotes de terreno à V;
IV. A proposta da V foi a seleccionada uma vez que, de acordo com os critérios definidos no Programa de Consulta, apresentou o valor mais elevado para a aquisição dos 5 lotes de terreno.
- Inquirição da testemunha U, já identificada nos autos, relativamente aos seguintes factos da motivação:
I. Que viu o Recorrente apenas uma única vez, em data que não consegue precisar, no restaurante do Hotel Golden Dragon, a sair sozinho e embriagado de um sala VIP, em direcção ao elevador, cerca de 15 minutos depois de ali ter chegado o Eng. O, e que, depois da saída do Recorrente, o Eng. O permaneceu nessa sala VIP durante mais uma a duas horas, sem que a testemunha soubesse com quem estava o Eng. O, ou qual o tema da conversa, uma vez que ficou sempre à espera no corredor.
- Inquirição das testemunhas R, X, Y e T, já identificadas nos autos, relativamente aos seguintes factos da motivação:
I. O Arq. W participou nos primeiros planos de aproveitamento dos terrenos em frente a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projecto denominado Maca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ity) encomendados pela I, entre 1994 e 1996;
II. As 5 sociedades proprietárias dos lotes de terreno e a I foram constituídas, em 27 de Junho de 1995, com o exclusivo propósito de promoverem a venda dos lotes de terreno em frente a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tendo sido realizadas viagens a Taiwan e Hong Kong com esse propósito;
III. Que era do conhecimento geral do mercado imobiliário que os terrenos junto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estavam à venda desde data muito anterior a 2004.
- Inquirição das testemunhas X, AA e AB, já identificadas nos autos, relativamente aos seguintes factos da motivação:
I. A Z e o Arq. X só foram contratados em Março de 2006 e os seus primeiros estudos para submissão à DSSOPT são de 19 de Abril de 2006.
- Inquirição das testemunhas AI e T, já identificadas nos autos, relativamente aos seguintes factos da motivação:
I. O pedido de autorização da transmissão dos direitos resultantes das concessões por arrendamento dos 5 lotes de terreno foi autorizado e homologado pelo Chefe do Executivo, após parecer favorável da Comissão de Terras;
II. O pedido de prorrogação dos prazos de aproveitamento dos 5 lotes de terreno foi indeferido por Despacho, de 3 de Março de 2006, do ex-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O;
III. O ex-Secretário limitou-se a concordar com o indeferimento proposto pela DSSOPT, relativamente ao referido pedido de prorrogação dos prazos de aproveitamento;
IV. Foi o actual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AJ, que, no Despacho nº 15/2011, aprovou a anexação dos 5 lotes de terreno, a prorrogação do prazo de aproveitamento até 13 de Dezembro de 2015, e o aumento das alturas dos edifícios e a área de construção;
V. O Eng. O, enquanto Secretário para os Transportes e Obras Públicas, não praticou qualquer acto em benefício da V ou do Recorrente.
A renovação da prova justifica-se pela necessidade de demonstrar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e conduziu à condenação do Recorrente, uma vez que as provas produzidas em julgamento, nomeadamente 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supra referidas, demonstram, claramente, que o Recorrente não praticou os crimes por que foi condenado.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de Direito, que V. Ex.as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declarando-se a nulidade do Acórdão recorrido, ou, caso assim não se entenda, a sua revogação, e em qualquer caso, absolvendo-se o Recorrente dos crimes por que foi condenado, ou a alteração d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conforme supra exposto, suspendendo-se a execução da pena.
5 其葡文內容如下：
Da nulidade do acórdão recorrido por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A. O acórdão recorrido é nulo, por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nos termos dos artigos 355º, nº 2, e 360, alínea a), do CPP, uma vez que não contém uma exposição dos motivos, de facto e de direito, que fundamentam a decisão, nem proceder à indicação e exame crític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B. Nas palavras de Costa Andrade, o acórdão recorrido “configura, a todos os títulos, uma expressão paradigmática da hipótese de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C. Com efeito, nas 6 páginas que, num total de 136, dedica à supost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a análise (soit disant) levada a cabo pelo tribunal a quo:
(i) Não abrange os factos essenciais (rectius, os factos tipicamente relevantes) dados por provados que serviram de base à condenação do ora Recorrente;
(ii) Consiste numa mera apreciação genérica e inócua do tribunal a quo sobre factos marginais e circunstanciais, não se procedendo a uma exposição rigorosa e completa, ainda que concisa, das razões de facto que motivaram a decisão de condenação, nem tão-pouco a uma indicação e exame crítio dos meios de prova que serviram para 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sobre os factos essenciais para a decisão;
(iii) Ignora por completo toda a prova documental e testemunhal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aponta em sentido contrário ao d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 não se faz sequer referência a essa prova, não se explica a razão pela qual foi ignorada, não se invocam as razões pelas quais se deu credibilidade a uma testemunha em detrimento da outra, nada;
(iv) Não contém uma única palavra sobre a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as normas incriminadoras e sobre 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s factos, limitando-se a proclamar o enunciado legal dessas normas.
D. É, por isso, nulo o acórdão recorrido, nos termos do artigo 360º, alínea a), do CPP, o que se invoca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legais.
D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a decisão recorrida mostra-se insuficiente para suportar a conenação do Recorrente.
F. Na medida em que a factualidade dela constante não preenche a previsão típica dos dos crimes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or cuja prática o Recorrente vem condenado.
G. Face ao exposto, a decisão recorrida encontra-se viciada por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vício previsto no art. 400º, nº 2, a) do CPP, e que aqui expressamente se invoca.
Da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H.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 400º, nº 2, c) do CPP, o recurso pode ter como fundamento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desde que este vício resulte d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por si só ou conjugados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I. Nos termos do art. 40º da Lei Básica da RAEM, continuam a vigorar no Território as disposições que lhe sejam aplicáveis do Pacto Internacional sobre os Direitos Civis e Políticos.
J. O art. 14º, nº 5 deste Pacto dispõe que “Qualquer pessoa declarada culpada de crime terá o direito de fazer examinar por uma jurisdição superior a declaração de culpabilidade e a sentença em conformidade com a lei”.
K. Com o que é assegurado na RAEM um efectivo duplo grau de jurisdição penal em matéria de facto.
L. À luz da lei da RAEM,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stitui um vício extrínseco da decisão, constituindo esta apenas um dos elementos em que o Tribunal ad quem deverá apoiar-se para aquilatar da existência do vício.
M. Sendo também susceptíveis de consideração quaisquer outros elementos dos autos, mediante um exame diligente e cuidadoso de todos eles.
N. E afastando entendimentos maximalistas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e na prática sacralizam o julgamento de facto em primeira instância.
Acresce que,
O. Dos depoimentos dos senhores inspectores do CCAC
P. O Tribunal a quo afirmou ter-se servido dos depoimentos dos agents de investigação do CCAC para formar a sua convicção.
Q. Tais depoimentos não são sequer admissíveis em processo penal,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115º, nº 1 e 117º, nº 2 do CPP.
R. Como estatui o art. 115º, nº 1 do CPP, “A testemunha é inquirida sobre factos de que possua conhecimento directo e que constituam objecto de prova”.
S. Não foi manifestamente o caso dos senhores inspectores do CCAC, cuja opinião se fundou, única e exclusivamente, no exame da prova dos autos.
T. Assim, e pelas razões expostas, os depoimentos dos inspectores do CCAC não poderiam ter sido valorados pelo Tribunal a quo ou, pelo menos, não poderiam ter sido utilizados para 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Concretamente, dos artigos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U. O art. 97 padece de evidente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s motivos que seguem:
V. Total ausência de factos provados ou elementos de prova, nomeadamente quaisquer testemunhas ou documentos, que revelem a existência de conhecimento e o estabelecimento de ligações entre o Recorrente e O; e
W. Desconsideraçãod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U, que afirmou conhecer o Recorrente e nunca o ter visto com O;
X. O art. 98 padece também do mesmo erro, pelo seguinte:
Y. Enquadramento cronológico sem qualquer sentido, totalmente estabelecido com base em datas incertas;
Z. Total ausência de factos provados ou elementos de prova, nomeadamente quaisquer testemunhas ou documentos, que revelem qualquer combinação entre o Recorrente e B para um acordo de corrupção com O;
AA. Desconsideração do art. 96, segundo o qual B decidiu adquirir os Terrenos;
BB. Desconsideração d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AD, AB, AA, AK e X, sobre a normalidade da prática de elaborar estudos prévios sobre terrenos;
CC. Total ausência de factos provados ou elementos de prova, nomeadamente quaisquer testemunhas ou documentos, acerca de uma visita pessoal do Recorrente aos Terrenos;
DD. Desconsideração do art. 104, segundo o qual teve lugar uma visita feita a pedido Recorrente, que não pelo próprio;
EE. Desconsideração do art. 134, na parte respeitante à inscrição nos Cadernos de que o “financiamento da caução” já estaria “resolvido”;
FF. Desconsideração das condições económico-financeiras do Recorrente e do grupo Chinese Estates (enquanto facto notório);
GG. Desconsideração do contrato de empréstimo celebrado em 26.06.2005 entre a V e a Groupluck (a fls. 2874 a 2921, Vol. 11);
HH. Desconsideração do contrato de empréstimo celebrado em 14.10.2005 entre a V e a XXX (a fls. 2959 a 2989, Vol. 11);
II. Desconsideração d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XXX e do documento de fls. 4595, Vol. 18, quanto às dificuldades da V na obtenção de uma garantia bancária, rejeição de uma minuta de garantia pela I e pedido da V para prorrogação de prazo para apresentação de garantia bancária;
JJ. Desconsideração do contrato de empréstimo celebrado em 16.01.2006 entre a V e o XXX Development Bank, (a fls. 489 a 492, Apenso V, Vol. 2);
KK. Violação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quanto ao que seria a normal actuação de um indivíduo com as condições do Recorrente, caso fosse sde facto o único verdadeiro interessado na concretização deum negócio com as características do dos autos;
LL. Violação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quanto ao que seria a normal actuação de um mero intermediário, como se diz que seria B, num negócio com as características do dos autos;
MM. Desconsideração d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AD, R, XXX, XXX, XXX e XXX, quanto ao facto de existir conhecimento generalizado, e já de há largos anos, quanto à intenção de venda dos Terrenos;
NN. Desconsideração d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XXX, quanto ao contexto em que a XXX veio a adquirir uma posição accionista na V;
OO. Desconsideração da carta de fls. 247 a 250 do Apenso W. Vol. 1, respeitante à abordagem da AE junto do grupo Chinese Estates quanto a um potencial interesse em adquirir uma posição accionista na V;
PP. Desconsideração dos documentos de fls. 253 a 258 do Apenso Q. Vol. 2, quanto aos estudos internos elaborados para tomada de decisão sobre tal proposta de investimento;
QQ. Desconsideração do documento de fls. 267 a 382 do Apenso Q. Vol. 2, quanto à data de formalização da aquisição pela Union Team de uma posição accionista na V;
QQ. Desconsideração do documento de fls. 267 a 382 do Apenso Q. Vol. 2, quanto à data de formalização da aquisição pela Union Team de uma posição accionista na V;
SS. Desconsideração do depoimento das testemunhas R e XXX, quanto ao contexto em que se deu a iniciativa de começar os preparativos para a venda dos Terrenos;
TT. Desconsideração d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AK e XXX, quanto à adequação da escolha das empresas convidadas para o concurso;
UU. Total falta de base legal quanto à existência de quaisquer requisitos legais que as concorrentes ao concurso devessem preencher;
VV. Desconsideração da real natureza da actividade das empresas convidadas para o concurso (enquanto facto notório);
WW. Violação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quanto ao conteúdo da actividade e participação de tais empresas no contexto de um concurso como o dos autos;
XX. Total ausência de facto provados ou elementos de prova, nomeadamente quaisquer testemunhas ou documentos, acerca de uma suposta “última palavra” de O no processo de venda dos Terrenos;
YY. Desconsideração d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R, XXX e S, no tocante à inexistência de qualquer influência externa, em particular de O, sobre a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a concurso;
ZZ. Desconsideração dos do documentos de fls. 160 e 161 (Vol. 1), 434 e 435 (Vol. 2), 747 e 748 (Vol. 3), 1023 e 1024 (Vol. 4), e 1336 e 1337 (Vol. 5), todos do Apenso N, respeitantes ao indeferimento, por O, dos pedidos da V para prorrogação dos prazos de aproveitamento dos Terrenos;
AAA. Também o art. 99 padece de evidente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s motivos vertidos nas conclusões formuladas infra a respeito dos arts. 120, 128 e 129;
BBB. Igualmente o art. 100 padece do mesm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 seguinte:
CCC. Motivos já vertidos nas conclusões formuladas supra a respeito do art. 98, no tocante à alegada intenção de O de fazer com que o Recorrente e B viessem a obter os Terrenos;
DDD. Desconsideração d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R e do documento de fls. 138 a 149 do Apenso P, Vol. 1, no tocante a ter sido a assembleia geral da I quem efectivamente deliberou, e de forma unânime, sobre o lançamento do concurso por convite, as empresas a convidar e todos os demais termos do programa de concurso;
EEE. Total ausência de factos provados ou elementos de prova, nomeadamente quaisquer testemunhas ou documentos, acerca de qualquer influência externa que tenha sido exercida sobre os sócios que votaram na referida assembleia geral;
FFF. Total ausência de factos provados ou elementos de prova, nomeadamente quaisquer testemunhas ou documentos, acerca de qualquer combinação com a AE no sentido de se apresentar a concurso acompanhada pelo Recorrente e por B;
GGG. Desconsideração d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AL e AK, no tocante à inexistência de qualquer instrução às convidadas quanto às empresas com quem deveriam associar-se para efeito do concurso;
HHH. Violação da regras da lógica e do senso comum, no tocante à alegada adequação do concurso por convite para assegurar que o Recorrente e B viriam a obter os Terrenos;
III. Desconsideração d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R, XXX e S, e também do programa do concurso (a fls. 39 e ss., Apenso Q. Vol. 1), quanto à circunstância de ser o preço o critério determinante para apuramento da proposta vencedora;
JJJ. Total ausência de facto provados ou elementos de prova, nomeadamente quaisquer testemunhas ou documentos, acerca de qualquer conhecimento antecipado pela V dos preços a oferecer pelos restantes concorrentes;
KKK. Desconsideração do documento de fls. 194, Apenso P, Vol. 1, no tocante às circunstâncias em que decorreu o acto de abertura das propostas a concurso;
LLL. Total falta de base legal quanto à existência de qualquer obrigatoriedade de lançamento de concurso público para concessão ou stransferência de concessão de terrenos, seja por parte de entidades privadas, seja por parte do Território;
MMM. Desconsideração do facto de a generalidade das concessões de terrenos pelo Território, incluindo para os grandes empreendimentos de jogo, ter ocorrido por ajuste directo (enquanto facto notório);
NNN. Desconsideração do documentos de fls. fls. 1966, Apenso J, Vol. 7, respeitante a um pedido apresentado pela STDM para aquisição dos Terrenos por ajuste directo;
OOO. Desconsideração do documentos de fls. 138 a 149 do Apenso P, Vol. 1, relativo à aquisição de um outro lote nos terrenos do aeroporto pela sociedade AM, também por meio de ajuste directo;
PPP. Total ausência de factos provados ou elmentos de prova, nomeadamente quaisquer testemunhas ou documentos, acerca de em algum momento ter sido considerada ou sugerida a realização de um concurso público para venda dos Terrenos;
QQQ. Igualmente o art. 113 padece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 seguinte:
RRR. Motivos já vertidos nas conclusões formuladas supra a respeito do art. 98, no tocante à alegada combinação entre o Recorrente e B;
SSS. Motivos vertidos nas conclusões formuladas infra a respeito dos arts. 120, 128 e 129, no tocante à alegada participação atribuída ao Recorrente na preparação de um contrato de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entre a V e a Eastern Base;
TTT. Igualmente o art. 115 padece do mesm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s motivos já vertidos nas conclusões formuladas supra a respeito do art. 100, no tocante às circunstâncias da escolha das empresas convidades para o concurso, à natureza da actividade destas empresas, ao conteúdo previsível da sua participação no concurso e quanto à forma como estas empresas seleccionaram os investidores com que se associaram;
UUU. Os arts. 120, 128 e 129 padecem também eles do mesmo erro notório, pelos motivos seguintes;
VVV. Total ausência de factos provados ou elementos de prova, nomeadamente quaisquer testemunhas ou documentos, acerca de qualquer participação do Recorrente na preparação do contrato entre a V e a Eastern Base;
WWW. Desconsideração d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AN e do contrato de empréstimo celebrado em 26.06.2005 entre a V e a Groupluck (a fls. 2874 a 2921, Vol. 11), no tocante ao procedimento de saque de quantias ao abrigo do referido contrato, análise dos respectivos pedidos no seio do grupo Chinese Estates, trâmites do processo de execução de pagamentos e natureza da participação do Recorrente nesse processo;
XXX. Desconsideração dos documentos de fls. 8 e ss. do Apenso R, Vol. 1, 159 e ss. do Apenso Q. Vol. 1, 182 e ss. do Apenso Q. Vol. 1 e fls. 197 do Apenso Q. Vol. 1, no tocante à forma de apresentação do drawdown notice a favor da Eastern Base e sua semelhança com os drawdown notices posteriores e anteriores;
YYY. Total ausência de factos provados ou elementos de prova, nomeadamente quaisquer testemunhas ou documentos, acerca de um putativo conhecimento do Recorrente sobre a informação da conta bancária da Ecoline;
ZZZ. Desconsideração dos arts. 124, 126 e 127, dos quais decorre a inxistência de qualquer conexão entre a pessoa do Recorrente e essa informação;
AAAA. Desconsideração do documento de fls. 1982 e ss. do Apenso Q, Vol. 1, no tocante à data em que foi apresentado o drawdown notice e em que foi solicitado que se proceesse ao pagamento a que o mesm se referia;
BBBB. Violação das regras da lógica, no tocante ao à possibilidade de o Recorrente ordenar um pagamento em resultado do conhecimento da informação bancária da Ecoline;
CCCC. Total ausência de factos provados ou elementos de prova, nomeadamente quaisquer testemunhas ou documentos, acerca de um putativo conhecimento pelo Recorrente do alegado destino final dos HK$20,000,000.00 sacados por meio do drawdown notice a favor da Eastern Base;
DDDD. Violação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no que respeita ao conhecimento pelo Recorrente desse alegado destino final;
EEEE. Também o art. 135 padece do mesmo erro notório, por violação das regras probatórias da prova documental, na parte em que se pretende vincular ao teor do documento o Recorrente, que não é seu autor;
FFFF. Finalmente, também os arts. 145 e 146 padecem do mesmo erro, por todos os motivos vertidos nas conclusões formuladas supra.
Complementarmente, da desconsideração de conclusões de facto
GGGG. Acrescenta-se ainda, relativamente aos arts. 97, 98, 135, 145 e 146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que todos eles veiculam matéria meramente conclusiva.
HHHH. Devendo as respectivas respostas ser tidas por não escritas, na esteira do que decidiu o Veneran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no seu Acórdão de 15.10.2008 (Proc. nº 35/2008).
Do Direito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IIII. O acórdão recorrido errou na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a norma que prevê 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cf. artigo 337º, nº 1, do CP), uma vez que, de acordo com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alegada) conduta do ora Recorrente não preenche os elemetnos típicos daquele ilícito criminal.
JJJJ. Com efeito, apesar de resultar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 erradamente, como se demonstrou – que o Recorrente entregou 20 milhões de HKD a O, não consta nem resulta dos factos provados que este (i) tenha praticado os actos que se traduziram na adjudicação dos direitos sobre os terrenos à V e/ou que tenha influenciado os actos que efectivamente se traduziram nesse resultado – a saber, a proposta feita pela Comissão de Avaliação de Propostas no sentido da adjudicação dos terrenos à V e a decisão de adjudicação dos terrenos à V tomada pelos sócios da I-,
KKKK. Sendo certo que, nos termos dos artigo 337º, nº 1, e 339º, nº 1, do CP, o crime de corrupção exige que a entrega da peita seja uma contrapartida da prática de um acto de favorecimento do corruptor, o que, de acordo com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ão sucedeu.
LLLL. Apsar de se afirmar, no facto conclusivo constante do artigo 98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que a entrega da vantagem a O teria como contrapartida a interferência do ex-Secretário no processo de venda dos terrenos, por forma a garantir que o ora Recorrente ficaria proprietário dos mesmos.
MMMM. Em lado nenhum se especifica, através da alegação de factos (e não de conclusões), em que acções ou omissões, ou seja, em que acto ou actos é que essa interferência deveria, supostamente, traduzir-se.
NNNN. Percorridos os demais artigos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constata-se que são imputados apenas dois actos a O.
(i) afirmou a XXX, em meados de 2004, que tencionava vender o lotes de terreno em causa (cfr. artigo 95 dos factos provados);
(ii) deu indicações, no dia 16 de Junho de 2005, para que a “I” convocasse uma assembleia extraordinária, na qual foi deliberado adoptar a modalidade de concurso por convite em lugar do concurso público (cf. artigo 107 dos factos provados).
OOOO. São apenas estes os actos imputados a O, na Pronúncia e no Acórdão recorrido, em relação à venda dos terrenos do aeroporto, sendo que não se vislumbra, em tais actos, qualquer resquício de ilicitude, nem qualquer relação directa entre eles e a transmissão à “V Limited”dos direitos sobre os terrenos.
PPPP. Na verdade, segundo a Pronúncia e o acórdão recorrido, os actos que consubstanciam essa relação são:
(i) A deliberação da Comissão de Avaliação sobre as propostas apresentadas pelas três empresas concorrentes, através da qual se adjudiciou o concurso à V;
(ii) A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a “I”, de 5 de Agosto de 2005, de conceder a transmissão dos direitos em causa à V; e, por fim,
(iii) A aprovação e adjudicação dos direitos sobre os terrenos nos termos descritos, no primeiro trimestre de 2006, pel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e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QQQQ. Nenhum destes actos é imputado a O, nem tão-pouco se lhe imputa o exercício de influência sobre os membros que compunham os órgãos colegiais que praticaram tais actos.
RRRR. O tribunal a quo afirma, na “fundamentação” do acórdão, que, apesar de ninguém o ter dito expressamente em audi6encia, seguramente que O teria tido a última palavra em relação àquelas decisões.
SSSS. Ou seja, o tribunal a quo vem afirmar, na “fundamenta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a ocorrência de um facto que, além de não ter resultado provado, não consta dos factos dados por provados no Acórdão recorrido.
TTTT. Sendo que se trata de um facto essencial para o preenchimento dos elementos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na medida em, este sim, poderia ser configurado como um acto de um funcionário concreto, determinado e apto a produzir o resultado alegadamente pretendido com o alegado pagamento do suborno.
UUUU. Contudo, o tribunal a quo não faz qualquer alteração aos factos da Pronúncia no sentido de incluir o (alegado) facto de O ter influenciado aquelas deliberações, pelo que é inevitável concluir que, de acordo com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ão é verdade que O tenha de alguma forma influenciado a proposta de adjudicação da Comissão de Avaliação de Propostas e a respectiva decisão de adjudicação tomada pela I,
VVVV. Pelo que se impõe concluir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erro na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a norma prevista no artigo 339º, nº 1, do CP, uma vez que não estão preenchidos os elementos típicos do ilícito criminal aí previsto, pelo que o ora Reecorrente deveria ter sido absolvido da prática de tal crime.
Sem conceder:
WWWW. Mesmo que se considerasse que consta ou resulta dos factos provados do Acórdão recorrido que O influenciou a proposta da Comissão de Avaliação de Propostas e a decisão da I de adjudicação do concurso à sociedade V – o que é falso e apenas se equaciona por cautela de patrocínio -,
XXXX. Ainda assim os factos provados não seriam subsumíveis na norma prevista no nº 1 do artigo 339º do CP, mas antes no nº 2 desse preceito legal, na medida em que daqueles factos provados não resulta a prática, por O, de qualquer acto ilícito.
YYYY. Com efeito, mesmo admitindo tal hipótese, para que a conduta de O fosse subsumível no crim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para acto ilícito – e, consequentemente, para que a conduta do Recorrente fosse subsumível n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 tais deliberações teriam de ter conteúdo ilícito, i.e., teriam de ser contrárias ao Direito, o que não é manifestamente o caso – aliás, nem sequer se ensaia, no Acórdão recorrido, qualquer tentativa de demonstração do contrário.
ZZZZ. De facto, tais deliberações:
(i) Não violam qualquer princípio ou dispositivo legal d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a RAEM;
(ii) Foram tomadas pelo órgãos colegiais com competência para o efeitos, de forma unânime e devidamente fundamentada;
(iii) Reultaram na transmissão dos direitos sobre os terrenos à proposta que, segundo o Relatório de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ficou em primeiro lugar, essencialmente por ser a proposta que apresentava o preço mais elevado, sendo esse, segundo o programa de concurso e conforme afirmado em julgamento por diversas testemunhas, o critério decisivo de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AAAAA. Assim sendo, mesmo que se entendesse resultar dos factos provados que O influenciou as deliberações em apreço - o que é falso e apenas se admite por cautela de patrocínio -, sempre deveria concluir-se que O teria influenciado a prática de actos lícitos, e não de actos ilícitos.
BBBBBB. Razão pela qual deve também concluir-se que O teria praticado um crim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para acto lícito e, consequentemente (rectius, “por força da construção em “espelho” dos tipos incriminadores de corrupção activa 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que o ora Recorrente teria praticado um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lícito, e não para acto ilícito.
D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CCCCC. No que respeita a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elo qual o ora Recorrente vem igualmente condenado, há várias razões, de natureza fáctico-jurídica, que determinam que os factos dados por provados n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preenchem os elementos do tipo de tal ilícito criminal.
Primeira razão:
DDDDD. Não se verifica 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orque o alegado facto ilícito precedente que teria sido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seria o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o qual não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superior a 3 anos, tal como exigido pelo artigo 3º, nº 1, da Lei nº 2/2006 – não existe, quanto ao ora Recorrenet, crime precedente, para efeitos deste ilícito penal.
EEEEE. Não é válida a tese, perfilhada no acórdão recorrido, de que o crime precedente é, em relação ao ora Recorrente, o crim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para acto ilícito praticado por O, o qual é punido com uma pena superior a 3 anos.
FFFFF. Ou seja, não é válida a tese segundo a qual o pagamento da alegada peita realiza, de uma assentada e em relação ao mesmo arguido,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corrupção passiva para acto ilícito 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GGGGG. Em primeiro lugar, tal tese bule frontalmente com os princípios da legalidade e da tipicidade, vertidos no artigo 29º da Lei Básica da RAEM, na medida em que assenta na imputação simultânea, ao ora Recorrente, dos crimes de corrupção activa 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o que viola a configuração típica autónoma que estes crimes assumem no CP de Macau.
HHHHH. Em segundo lugar, tal tese bule igualmente com o princípio ne bis in idem, decorrente do princípio do Estado de Direito vertido nos artigos 4º e 30º da Lei Básica da RAEM, na medida em que, ao tratar o ora Recorrente, ainda que apenas para efeitos d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como participante no crim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alegadamente praticado por O e, simultaneamente, autor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verifica-se uma dupla punição do mesmo segmento fáctico-jur’dico.
IIIII. Em terceiro lugar, e por outro lado, tal tese bule também com a jurisprudência dos tribunais superiores da RAEM, designadamente com a decisão adoptada pelo TSI no Acórdão de 19.03.2009 (Proc. nº 572/2008), na qual, num caso de contornos idênticos à situação fáctica ora em apreço, o Tribunal ponderou a hipótese de o pagamento do suborno valer como colaboração na corrupção passiva e de este constituir assim o facto ilícito típico precedente para efeitos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mas afastou-a de modo peremptório reafirmando a ideia de que essa função cabia no caso concreto à corrupção activa.
Segunda razão:
JJJJJ. Mesmo que se entendesse ser procedente a tese acolhida no Acórdão recorrido e acabada de analisar – o que apenas por absurdo e cautela de patrocínio se admite -,
KKKKK. Ainda assim não se verifica 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orque o alegado pagamento dos 20 milhões de HKD a O seria ainda, e apenas, um acto de execução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e não um acto autónomo que possa e deva ser punido à luz de um outro ilícito penal, designadamente d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LLLLL. Parafraseando o Exmo. Senhor Juiz Choi Mou Pan, no seu voto de vencido no Acórdão do TSI de 30.10.2008: “... sendo certo que para a consumação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não é necessária a entrega efectiva de vantagens ou bens prometidos, não quer isto implicar que com a entrega efectiva de tais vantagens por parte do corruptor activo, já se inicia a lavagem de capitais enquanto estes nem sequer se integram na esfera jurídica do beneficiador da lavagem de capitais – o corruptor passivo. Independentemente da consumação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quer activa, quer passiva, esta entrega efectiva ainda está no âmbito das actividades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Terceira e quarta razões:
MMMMM. Em qualquer caso, 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elo qual o Recorrente bem condenado também não se verificaria porque os 20 milhões de HKD alegadamente pagos a O (i) não têm uma origem ilícita e (ii) não representam uma vantagem para o Recorrente.
NNNNN. Com efeito, o pagamento de um suborno só se torna produto de um crime, e, portanto, só se torna susceptível de ser branqueado quando esse pagamento entra na disponibilidade do agente corrompido.
OOOOO. Até esse momento fáctico-jurídico, o montante utilizado para o pagamento do suborno não tem uma origem ilícita e não representa, para o corruptor, uma vantagem, ou seja, não representa para este o produto de um crime.
PPPPP. Pegando novamente nas palavras do Exmo. Senhor Juiz Choi Mou Pan, “[o pagamento de um suborno], seja pela forma de entrega de cash seja por meio da emissãode cheques para depositar nas contas bancárias [do funcionário corrupto]... não fazem converter o capital sujo no limpo, mas sim fazem converter o capital limpo (...) no sujo”.
QQQQQ. Assim, ao condenar o or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o tribunal a quo errou na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a norma prevista no artigo 3º, nºs 1 e 3, da Lei nº 2/2006.
Da medida da pena.
RRRRR. É chocante e lamentável a absoluta inexistência de fundamentação das penas concretamente aplicadas, não só ao aqui Recorrente, mas a todos os arguidos.
SSSSS. E é igualmente chocante e lamentável 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que foi aplicada ao Recorrente, ainda para mais, repete-se, sem um laivo que seja de fundamentação.
TTTTT. Além dos dois parágrafos iniciais, que consistem única e exclusivamente na proclamação de enunicados legais, o Tribunal a quo nada mais disse sobre os critérios legais de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e sobre as razões, de facto e de direito, que terão presidido à aplicação de determinada pena a determinado arguido. NADA!
UUUUU. E, além do mais, tratou vários arguidos por atacado, ponde tudo e todos no mesmo saco, como se todos tivessem tido a mesma (alegada) participação nos factos, o mesmo grau de culpa e de ilicitude, a mesma intensidade de dolo, as mesmas situações pessoais e económicas, as mesmas atenuantes, as mesmas necessidades especiais de prevenção e de reintegração na sociedade, et cetera, et cetera...
VVVVV. Os artigos 65º, nº 3, do CP e 356º, nº 1, do CPP exigem que na sentença se especifiquem os fundamentos que presidiram à escolha e à medida da sanção aplicada.
WWWWW. Apesar de, na legislação ordinária, não se cominar o vício de não especificação dos fundamentos que presidiram à escolha e à mdida da sanção aplicada com o desvalor jurídico da nulidade, outra não pode ser a consequência atribuída pelo ordenamento jurídico perante um vício que afecta de forma grave e séria os direitos de defesa do arguido e que se traduz na violação de princípios elementares do processo penal.
XXXXX. Assim, perante a total inexistência de fundament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aplicada ao ora Recorrente (e aos demais arguidos), o acórdão recorrido é, também nesta parte, nulo, o que se invoca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legais.
Por outro lado, e sem prejuízo do exposto,
YYYYY. Tendo em conta os critérios legais estabelecidos para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e não obstante se desconhecer em absoluto os fundamentos que presidiram à medida da pena aplicada ao ora Recorrente, os autos contêm factos que, de acordo com aqueles critérios, tornam ilegal a pena aplicada ao Recorrente.
ZZZZZ. Desde logo, a circunstância de os factos objecto do presente processo terem orcorrido há 9 anos e de, desde então, o ora Recorrente ter mantido uma boa conduta – não foi condenado nem investigado pela prática de qualquer oturo ilícito criminal -, o que, nos termos da alínea d) do nº 2 do artigo 66º do CP determina 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AAAAAA. Nove anos é sinquestionavelmente “muito tempo”. Basta, aliás, notar que o prazo de prescrição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é de 5 anos e d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de 10 anos (cf. artigo 110º do CP).
BBBBBB. O decurso de um tão avultado lapso temporal, para além de – inevitavelmente – prejudicar as possibilidades de defesa dos arguidos, uma vez que o decurso do tempo tende por si só a dificultar, e muito, a reconstituição dos factos, também atenua, de forma muitíssimo sensível, a própria necessidade de punir.
CCCCCC. Verificando-se, pelo menos no que respeita ao ora Recorrente, a situação típica da circunstância vertida na citada alínea d) do nº 2 do artigo 66º do CP, a consequência, nos termos do artigo 67º, nº 1, alíneas a) e b), do mesmo Código, não pode ser outra que não o desagravamento da moldura penal abstracta, concretizado mediante:
- Redução de um terço ao limite máximo da pena de prisão aplicável; e
- Redução a um quinto do limite mínimo da pena de prisão aplicável ou redução para o mínimo legal caso a pena não seja igual ou superior a 3 anos.
DDDDDD. A esta luz:
- Sendo 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até 3 anos (cf. artigo 339º, nº 1, do CP), a mesma deverá ser reduzida em um terço, por força da atenuação especial aqui aplicável, passando a ser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até ao limite máximo de 2 anos;
e
- Sendo 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de 2 a 8 anos (cf. artigo 3º da Lei nº 2/2006), a mesma deverá ser reduzida para um limite mínimo de 1 mês [duração legal mínima da pena de prisão – cf. artigo 41º, nº 1, do CP] e um limite máximo de 5 anos e 3 meses [correspondente a 2/3 de 8 anos].
EEEEEE. Sendo aplicáveis, como são, a alínea d) do nº 2 do artigo 66º do CP e o artigo 63º, nº 1, alíneas a) e b), do mesmo Código, teria necessariamente de ser esta a moldura penal a aplicar aos crime pelos quais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FFFFFF. Mesmo adoptando o padrão das penas aplicadas pelo tribunal a quo – quanto a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aplicou uma pena 1 mês inferior ao limite máximo abstracto, e quanto a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aplicou uma pena que se situa a meio dos limites mínimos e máximos abstractos -, conclui-se que, por força da atenuação especial aqui aplicável, a pena aplicada quanto àqueles crimes deveria ter sido, respectivamente, de 1 ano e 9 meses e de 2 anos e 6 meses, devendo o cúmulo jurídico ser operado dentro deste quadro punitivo.
GGGGGG. Sucede, porém, que tais penas seriam, ainda assim, manifestamente injustas e desproporcionais, não só porque existem outras circunstâncias gerais atenuantes que depõem (também) no sentido da redução da medida da pena, como ainda, conforme se demonstrará de seguida, não existem quaisquer circunstâncias agravantes que imponham uma pena elevada.
HHHHHH. Com efeito, importa desde logo ter em conta, enquanto factor atenuante, a circunstância de, à data dos factos, a censura ético-penal dos crimes de corrupção 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ser ainda pouco significativa por comparação com a presente data – facto que é público e notório.
IIIIII. E apesar de tal circunstância não se achar prevista, de modo expresso, no artigo 66º do CP, não pode deixar de relevar, enquanto factor relevante na graduação da pena, a diminuta consciência ético-social existente à data da prática dos factos sobre um determinado tipo de ilícito.
JJJJJJ. Trata-se manifestamente de uma circunstância que possui valor atenuante, desde logo na perspectiva da culpa (ainda que stambém, em certa medida, sob o ponto de vista da prevenção).
KKKKKK. Assim, na medida em que os crimes de corrupção e de sbranqueamento eram, à data dos factos, alvo de uma censura ético-penal bastante mais reduzida do que sucede na presente data, a consciência da ilicitude do agente que praticasse tal tipo de ilícito nesse momento seria necessariamente reduzida, bem como, por consequência, a intensidade do seu dolo.
Por outro lado,
LLLLLL. Importa também ter em conta, de acordo com os factos dados por provados, o modo de execução do facto não assume, no que diz respeito ao ora Recorrente, especial gravidade. Antes pelo contrário, aliás.
MMMMMM. Em primeiro lugar, apesar de se afirmar que o ora Recorrente celebrou um acordo de corrupção com O, não resulta dos factos provados que o Recorrente se tenha alguma vez encontrado com o ex-Secretário, o que desde logo revelaria, no mínimo, uma participação muito lateral do ora Recorrente na execução do facto;
NNNNNN. Em segundo lugar, e quanto ao alegado pagamento da peita, resulta também dos factos provados que o ora Recorrente se limitou a assinar um cheque a favor da sociedade Eastern Base, não tendo tido qualquer participaçãona movimentação subsequente do dinheiro, o que uma vez mais revela uma participação lateral na (alegada) execução dos factos;
OOOOOO. Por fim, e em terceiro lugar, importa também recordar que o or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e dois crimes – corrupção activa 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 pela prática do mesmo facto, i.e., pelo (alegado) pagamento da peita a O, o que, conjugado com as circunstâncias em que tal pagamento teria sido realizado, revela um modo de execução do (alegado) facto scriminoso que não é merecedor de especial censura ético-penal.
PPPPPP. De facto, apesar de ter sido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e dois crimes, do ponto de vista factual apenas se imputa ao ora Recorrente a celebração com O de um acordo de corrupção e a realização do pagamento acordado.
QQQQQQ. Assim, mesmo que fosse verdade que o ora Recorrente celebrou tal acordo e realizou tal pagamento – e não é! -, não pode deixar de relevar, para efeitos de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a circunstância de se tratar de um facto isolado, que o Recorrente (alegadamente) executou de forma que não merece especial censura, que não repetiu e que só por um manifesto erro de direito é que foi também qualificado com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or outro lado ainda,
RRRRRR. Impõe-se também relevar a circunstância de o ora Recorrente ser primário, e de ter sempre pautado a sua vida pela fidelidade ao Direito, circunstância que, nos termos da alínea e) do nº 1 do artigo 65º do CP, serve também como factor atenuante n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Finalmente,
SSSSSS. Não pode também deixar de se estranhar o facto de, não sendo o arguido cuja soma de todas as penas concretamente aplicadas é mais elevada – o 1º arguido foi condenado num total de 8 anos e 1 mês de prisão, ao passo que o or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num total de 6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 foi, ainda assim, aquele que, a par do 7º arguido, foi punido com a pena única mais elevada.
TTTTTT. Assim, para ser justa e proporcional – sem prejuízo, naturalmente, de tudo quanto se expôs acima sobre a ausência de responsabilidade penal do ora Recorrente -, e para ser conforme com o factor da proporcionalidade em relação à gravidade do acto e ao grau de culpa, a pena a aplicar ao ora Recorrente nunca poderia exceder os 3 anos de prisão.
UUUUUU. Devendo ainda ser determinada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e tal pena,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artigo 48º, nº 1, do CP, uma vez que, conforme se crê ter demonstrado, a personalidade e as condições de vida do Recorrente, o seu comportamento anterior e posterior aos factos e as circunstâncias em que estes teriam (alegadamente) sido praticados permitem concluir que “a simples censura do facto e a ameaça da prisão realizam de forma adequada e suficiente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o que se requer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legais.
VII. Da Renovação da Prova e da Realização de Audiência
O ora Recorrente requer,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e nos termos dos artigos 402º, nº 3, 414º e 415º do CPP, a realização de audiência para (i) renov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e pelas razões seguidamente expostas, e para (ii) produção de alegações orais sobre a matéria objecto do presente recurso.
Renovação da prova:
Audição dos seguintes depoimentos:
1.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U, prestado na sess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realizada em 30.10.2013, gravado sob o ficheiro áudio “Recorded on 30-Oct-2013 at 15.22.39 (OYW7M0O100211270).WAV” (TRADUTOR 1).
Por te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7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e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o putativo conhecimento e ligações entre o Recorrente e AML.”
2.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AD, prestado na sess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realizada em 04.12.2013, gravado sob os ficheiros áudio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2.03.07 (0^)G(0#G00211270).WAV”,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2.09.43 (0^)G5Z(100211270) WAV”,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2.12.47 (0^)G9}IG00211270). WAV”,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2.16.03 (0^)GDB(W00211270). WAV” (Tradutor 1).
Por te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i) a normalidade da prática de elaborar estudos prévios sobre terrenos e (ii) o conhecimento generalizado, e já de há largos anos, quanto à intenção de venda dos Terrenos.
3.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AK, prestado na sess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realizada em 11.12.2013, gravado sob o ficheiro áudio “Recorded on 11-Dec-2013 at 16.04.58 (0^8!-IC100211270). WAV” (Tradutor 1).
Por te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i) a normalidade da prática de elaborar estudos prévios sobre terrenos e (ii) a adequação da escolha das empresas convidadas para o concurso.
4.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AO, prestado na sess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realizada em 03.07.2013, gravado sob os ficheiros áudio “Recorded on 03-Jul-2013 at 11.24.43 (0V(-OZ0100211270).WAV” e “Recorded on 03-Jul-2013 at 11.07.13 (0V(-2L4G00211270).WAV” (Tradutor 1).
Por te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i) a normalidade da prática de elaborar estudos prévios sobre terrenos e (ii) o conhecimento generalizado, e já de há largos anos, quanto à intenção de venda dos Terrenos.
5.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AN, prestado na sess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realizada em 04.12.2013, gravado sob os ficheiros áudio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5.54.14 (0^NLMO1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6.01.42 (0^)O$3AW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6.02.33 (0^)O%@8G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6.11.15 (0^)O7}NW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6.13.24 (0^)O@WEG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6.15.59 (0^)OD4N1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6.23.24 (0^)ON14W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6.26.26 (0^)OR3H1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6.31.22 (0^)OXU91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6.33.07 (0^)P#F2G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6.35.21 (0^)P(DKG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7.13.06 (0^)Q@EFG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7.22.25 (0^)QLXCW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7.31.18 (0^)QXQN1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7.39.53 (0^)R3DKG00211270)”, “Recorded on 04-Dec-2013 at 17.44.47 (0^)R9}!100211270)”, “Record on 04-Dec-2013 at 17.45.48 (0^)RA9!G00211270)” (Tradutor 1).
Por te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i) as dificuldades da V na obtenção de uma garantia bancária e (ii) o contexto em que a Union Team veio a adquirir uma posição accionista na V; e
Arts. 99, 120, 128 e 129,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o procedimento de saque de quantias ao abrigo do contrato de empréstimo entre a Grouluck e a V, análise dos respectivos pedidos no seio do grupo Chinese Estates, trâmites do processo de execução de pagamentos e natureza da participação do Recorrente nesse processo.
6.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R, prestado através da carta rogatória nº 619/13.OTASXL, gravado sob o ficheiro áudio “20130322114824_467838_65148.wma”,
Por te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i) o conhecimento generalizado, e já de há largos anos, quanto à intenção de venda dos Terrenos, (ii) a inexistência de qualquer influência externa, em particular de O, sobre a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a concurso e (iii) o contexto em que se deu a iniciativa de começar os preparativos para a venda dos Terrenos; e
Art. 100,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i) o ter sido a assembleia geral da I quem efectivamente deliberou, e de forma unânime, sobre o lançamento do concurso por convite, as empresas a convidar e todos os demais termos do programa de concurso e (ii) a circunstância de ser o preço o critério determinante para apuramento da proposta vencedora.
7.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AP, prestado na sess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realizada em 11.12.2013, gravado sob os ficheiros áudio Recorded on 11-Dec-2013 at 15.27.11 (0^7{S45G00211270).WAV” e “Recorded on 11-Dec-2013 at 15.40.27 (0^7)44K100211270).WAV” (Tradutor 1).
Por te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º,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o conhecimento generalizado, e já de há largos anos, quanto à intenção de venda dos Terrenos.
8.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AL, prestado na sess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realizada em 24.06.2013, gravado sob o ficheiro áudio “Recorded on 24-Jun-2013 at 16.17.31 (OUO9F8#100211270).WAV”, “Recorded on 24-Jun-2013 at 17.07.09 (OUOA2H(W00211270).WAV”, “Recorded on 24-Jun-2013 at 17.17.31 (OUOAF8#100211270).WAV”, “Recorded on 24-Jun-2013 at 17.28.47 (OUOAU8I100211270).WAV”, “Recorded on 24-Jun-2013 at 17.38.59 (OUOB24!100211270).WAV” (Tradutor 1).
Por te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º,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o conhecimento generalizado, e já de há largos anos, quanto à intenção de venda dos Terrenos; e
Arts. 100 e 115,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a inexistência de qualquer instrução às convidadas quanto às empresas com quem deveriam associar-se para efeito do concurso.
9.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XXX, prestado na sess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realizada em 11.12.2013, gravado sob os ficheiros áudio “Recorded on 11-Dec-2013 at 11.29.13 (0^7UU_FW00211270).WAV”, “Recorded on 11-Dec-2013 at 11.48.24 (0^7VDWNW00211270).WAV” e “Recorded on 11-Dec-2013 at 12.38.15 (0^7X181G00211270).WAV” (Tradutor 1).
Por te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º,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i) o conhecimento generalizado, e já de há largos anos, quanto à intenção de venda dos Terrenos, (ii) o contexto em que se deu a iniciativa de começar os preparativos para a venda dos Terrenos, (iii) a adequação da sescolha das empresas convidadas para o concurso e (iv) a inexistência de qualquer influência externa, em particular de O, sobre a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a concurso; e
Art. 100,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a circunstância de ser o preço o critério determinante para apuramento da proposta vencedora.
10.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S, prestado na sess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realizada em 15.07.2013, gravado sob os ficheiros áudio “Recorded on 15-Dec-2013 at 19.00.21 (0VCE!DFW00211270).WAV”, “Recorded on 15-Jul-2013 at 19.10.21 (0VCE6TB100211270).WAV” (Tradutor 1).
Por te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º,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a inexistência de qualquer influência externa, em particular de O, sobre a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a concurso; e
Art. 100,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a circunstância de ser o preço o critério determinante para apuramento da proposta vencedora.
Exame dos seguintes documentos:
11. Fls. 2874 a 2921, Vol. 11,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o contrato de empréstimo celebrado em 26.06.2005 entre a V e a Groupluck;
12. Fls. 2959 a 2989, Vol. 11,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o contrato de empréstimo celebrado em 14.10.2005 entre a V e a Silver Point.
13. Fls. 4595 Vol. 18,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as dificuldades da V na obtenção de uma garantia bancária, rejeição de uma minuta de garantia pela I e pedido da V para prorrogação de prazo para apresentação de garantia bancária
14. Fls. 489 a 492, Aenso V, Vol. 2),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quanto à modificação das condições de crédito da V a partir de Janeiro de 2006.
15. Fls. 247 a 250 do Apenso Q, Vol. 1,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a abordagem da AE junto do group Chinese Estates quanto a um potencial interesse em adquirir uma posição accionista na V.
16. Fls. 253 a 258 do Apenso Q, Vol. 2,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os estudos internos elaborados para tomada de decisão sobre aquela proposta de investimento.
17. Fls. 267 a 382 do Apenso Q, Vol. 2,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a data de formalização da aquisição pela Union Team de uma posição accionista na V.
18. Fls. 160 e 161 (Vol. 1), 434 e 435 (Vol. 2), 747 e 748 (Vol. 3), 1023 e 1024 (Vol. 4), e 1336 e 1337 (Vol. 5), todos do Aenso N,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98,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o indeferimento, por O, dos pedidos da V para prorrogação dos prazos de aproveitamento dos Terrenos.
19. Fls. 138 a 149 do Apenso P, Vol. 1,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100,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o ter sido a assembleia geral da I quem efectivamente deliberou, e de forma unânime, sobre o lançamento do concurso por convite, as empresas a convidar e todos os demais termos do programa de concurso.
20. Fls. 39 e ss., Apenso Q, Vol. 1,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100,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a circunstância de ser o preço o critério determinante para apuramento da proposta vencedora.
21. Fls. 194, Apenso P, Vol. 1,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100,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as circunstâncias em que decorreu o acto de abertura das propostas a concurso.
22. Fls. fls. 1966, Apenso J, Vol. 7,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100,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o pedido apresentado pela STDM para aquisição dos Terrenos por ajuste direito.
23. Fls. 138 a 149 do Apenso P, Vol. 1,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100,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a aquisição de um outro lote nos terrenos do aeroporto pela sociedade AM, por meio de ajuste directo.
24. Fls. 2874 a 2921, Vol. 11,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100,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o procedimento de saque de quantias ao abrigo do referido contrato, análise dos respectivos pedidos no seio do grupo Chinese Estates, trâmites do processo de execução de pagamentos e natureza da participação do Recorrente nesse processo.
25. Fls. 8 e ss. do Apenso R, Vol. 1, 159 e ss. do Apenso Q, Vol. 1, 182 e ss. do Apenso Q, vol. 1 e fls. 197 do Apenso Q, Vol. 1,
Por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devida conta pelo Tribunal a quo, tendo-se em vista a indagação sobre a matéria do art. 100, visando-se esclarecer o Tribunal de recurso sobre (i) a forma de apresentação do drawdown notice a favor da Eastern Base e sua semelhança com os drawdown notices posteriores e anteriores e (ii) e data em que foi apresentado o drawdown notice e em que foi solicitado que se procedesse ao pagamento a que o mesmo se referia.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de Direito aplicáveis:
A. Deve ser declarada a nulidade do Acórdão recorrido;
B. Caso assim não se entenda, devem ser dados por não provados os factos supra elencados, por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ou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em consequência, deve o ora Recorrente ser absolvido dos crimes pelos quais vem condenado;
C. Caso assim não se entenda, deve o processo ser reenviado para o triubnal de primeira instância, por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ou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á;
D. Caso assim não se entenda, deve o Acórdão recorrido ser revogado e substituído por outro que:
(i) Condene o ora Recorrente, não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ilícito (nº 1 do artigo 339º do CP), mas antes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para acto lícito (nº 2 do artigo 339º do CP);
(ii) Absolva o ora Recorrente d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E. Caso assim não se entenda, deve o Acórdão recorrido ser revogado, na parte em que determina a medida da pena do ora Recorrente, e subtituído por outro que condene o Recorrente numa pena de prisão inferior a 3 anos,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Tudo com as devid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6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douto Tribunal a quo entendeu por não provado a prática, por parte do O, de acto ou omissão contrários aos deveres do cargo, pelo que não se provou o crime antecedente previsto no no. 1 do art. 3 da Lei no. 2/2006 e absolveu d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contra os 5 arguidos;
2.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enferma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na prova por não ter atendido as declarações lidas na audiência da testemunha S, ex Sub-Directora do Gabinete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e Infra-Estruturas, nos termos do art. 337º no. 3 al. b) do CPPM que confirma a influência do ex-Secretário;
3. Como também não atendeu a omissão da intervenção do O mesmo sabendo que o consórcio liderada por “AQ” não apresentou documento da sua constituição, nem a demora injustificada no processo de decisão, etc.;
4. Verificando 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da apreciação da prova deve realizar a renov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do art. 415 do CPPM por ter documentada as mesmas;
5. O douto Tribunal a quo condenou os arguidos D, E, F, C nos crimes de corrupção activa (por acto ilícito) p.p. pelo no. 1 do art. 339º, entretanto entendeu que O ao aceitar as vantagens não praticou acto ilícito;
6. 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or acto ilícito) e o crim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por acto ilícito são as duas faces da moeda e, por natureza, existe uma correspondência;
7. É uma manifesta contradição entender que os particulares deram ou prometeram vantagens para o funcionário praticar um acto ilícito enquanto este aceitou não para praticar um acto ilícito, dai, o douto acórdão vicia 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a fundamentação;
8. Existe ainda contradição quando o douto Tribunal a quo condenou G no crim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por acto ilícito mas entendeu que O não agiu de forma contrária aos seus deveres do cargo;
9. É que o crim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é um crime típico para os funcionários, e, o crime dos comparticipantes não funcionários só podem constituir por derivação dos actos praticados pelo primeiro nos teros do art. 27º do CPM;
10. Pelo que é manifestamente incompreensível quando condenou G em corrupção passiva por acto ilícito e entendeu que O não praticou qualquer acto ilícito, mais uma razão para a verificação do vício de contadição insanável na fundamentação;
11. Em terceiro lugar, acresce ainda que é do conhecimento público que O foi condenado pelo Tribunal da Última Instância da RAEM por acórdão de 31 de Maio de 2012, processo no. 37/2011 (actual Cr4-12-0125-PCC) por 6 crimes de corrupção passiva por actos ilícitos cujos factos abrangem os concursos relativament aos ETAR aqui em causa.
12. Pelo que não pode ignorar e entender que não praticou os tais actos, mais um fundamento para a verificação do mesmo vício;
13. 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revisto no art. 3 da Lei no. 2/2006 pressupõe um crime antecedente punível com pena máxima superior a 3 anos;
14. O tal crime não carece de provar nos prsentes autos por ter já uma condenação do Tribunal da Última Instância da RAEM transitada em julgado;
15. Não se trata de uma mera hipótese ficcionada mas uma verdadeira condenação onde resultou a prisão do ex-Secretário O, um dos titulares dos principais cargos políticos da RAEM;
16. Condenação essa que é do conhecimento do Tribunal e que não pode ser ignorada nomeadamente para efeitos do crime 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17. Entender de forma diversa irá arruinar a fé pública do sistema jurisdicional da RAEM junto da população, uma vez que seria totalmente incompreensível para o cidadão comum que O foi condenado no crim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por actos ilícitos pela Mais Elevada Instância da RAEM, entretanto o tal não é “contado”, pela 1ª Instância, para efeitos de incriminação do ilícito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18.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ou os artigos 400º no. 2 b) e c) do CPPM, artigos 337º e 339º e 27º do CPM bem como o art. 3 no.s 1, 2 e 3 da Lei no. 2/2006.
Ness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Vossas Excelências:
- Renovar a prova nos termos do art. 415º do CPPM por verificar os vícios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de condradição insánavel da fundamentação;
- Considerar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dos artigos 30, 31, 63, 64, 76 e 77 da acusação e por conseguinte condenar os arguidos D, E, F, C e G, d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ou
- Considerar que verificaram os crimes procedentes para efeitos do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or ter condenação do Tribunal da Última Instância da RAEM por acórdão de 31 de Maio de 2012, e condenar os mesmos arguidos D, E, F, C e G n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p. pelo art. 3º no. 1, 2 e 3 da Lei no. 2/2006.
7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A contestação e as respectivas provas do Recorrente D foram apreciadas pelo Tribunal reflectindo em alguns factos não provados pelo que não se pode queixar que não foram apreciadas a contestação;
2. Na realidade, o Recorrente vem desafiar a livre convicção do douto Tribunal a quo que é insindicável nos termos do art. 114º do CPPM excepto casos extremos;
3. Quanto à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invocada pelos Recorrentes D e B, diz a jurisprudência que não se pode recorrer a “perspectivas maximalistas”, “Tendo o Tribunal elencado os factos que considerou provados, consignando, expressamente, que nenhuma matéria ficou por provar, e expondo as razões que o levaram a decidir como decidiu, justificando, igualmente, a sua decisão quanto à pena principal e acessória, evidente é que inexiste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Ac. do TSI de 2012/1/19, proc. no. 795/2011);
4. Quanto à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invocada por D e A, tendo o douto Tribunal a quo conhecido todo o objecto probando do processo, tanto a matéria da acusação como das contestações não se verifica o tal vício;
5. Quanto à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a fundamentação invocada por D, C e B, entendemos precisamente o oposto no sentido que o douto Tribunal a quo devia ter considerado provado o acto ilícito do Ex-Secretário matéria que foi objecto d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6. Quanto a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invocada pelos Recorrentes D, A e B, a jurisprudência entende que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xiste quando se dão como provados factos incompatíveis entre si, isto é, que o que se teve como provado ou não provado está em desconformidade com o que realmente se provou, ou que se retirou de um facto tido como provado uma conclusão logicamente inaceitável. O erro existe também quando se violam as regras sobre o valor da prova vinculada,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ou as legis artis. Tem de ser um erro ostensivo, de tal modo evidente que não passa despercebido ao comum dos observadores.” (Ac. do TSI de 2013/12/5, proc. no. 714/2013);
7. Não existe qualquer incompatibilidade entre as provas e os factos provados, nem houve qualquer violação d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u erro de tal modo evidente que não passa despercebido ao comum dos observadores, inexiste o vício invocado;
8. Quanto ao erro de qualificação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or facto ilícito invocado por D, C e A, reiteramos a nossa posição na motivação do recurso e se dá por reproduzido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9. Quanto à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culpa invocada por D, não se verifica qualquer fundamento fáctico que possa demonstrar que foi vítima de extorsão e abuso de poder executado por O, antes houve prova no sentido que tomou iniciativa em abordar o Ex-Secretário enquanto o seu antigo colega;
10. Quanto à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e in dúbio pro reo invocada por D e B, entendemos que perante a prova produzida o douto Tribunal a quo não teve dúvida nenhuma antes pelo contrário decidiu com segurança quanto à matéria de facto;
11. Mais uma vez os Recorrentes vêm apenas a desafiar o poder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e é insindicável por força do art. 114º do CPPM;
12. Quanto à questão da ilegalidade da busca e dos documentos apreendidos invocada por C, reiteramos que o tal já foi decidida várias vezes pelo Tribunal da Última Instância nos autos no. 36/2007, 53/2008 e 37/2011 constituindo jurisprudência da instância máxima da RAEM.
13. Quanto à questão da intervenção do C alegando que nem sequer conhece pessoalmente o Ex-Secretário, o douto Tribunal a que teve a preocupação de fundamentar no sentido que houve correspondência entre os elementos do consórcio que inclui o Recorrente discutindo a necessidade de pagamento ao Ex-Secretário e as respectivas percentagens;
14. Os tais factos conjugados com outros factos provados, o douto Tribunal a quo chegou a conclusão sobre a intervenção do Recorrente na corrupção activa que é uma questão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do art. 114º.
15. Quanto à questão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or acto ilícito invocado pelo Recorrente A e B entendendo que não se verificou um acto ilícito do Ex-Secretário também não assiste de razão, porque conforme os factos provados foi O que manobrou todos os pormenores do concurso incluindo a indicação dos concorrentes, as regras, o limitado prazo para apresentação de propostas, etc.;
16. Por outro lado, a doutrina e jurisprudência entende que a consumação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or facto ilícito não carece da verificação do acto ilícito por parte do funcionário bastando a dação ou promessa de vantagem patrimonial ou não patrimonial;
17. Em relação a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invocado por A e B que consideram a falta do requisito do crime precedente com pena máxima superior a 3 anos de prisão, salientamos que o crime precedente que se refere no no. 1 do art. 3 da Lei 2/2006 é o crime cometido pelo “beneficiário da dissimulação” que o crime de corrupção passiva por facto ilícito cuja pena máxima é superior a 3 anos;
18. Também não houve qualquer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ne bis in idem ao condenar 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e o crime de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orque o agente da corrupção activa bem podia entregar o dinheiro em mão ao funcionário, sem necessidade de recorrer a meios que dissimulam a origem do fundo;
19. Não sendo um acto sine que non do crime de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pagamento do suborno e considerando ainda os dois crimes defendem de bens jurídicos distintos, há concurso real dos dois crimes;
20. Quanto à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invocado por A, entendemos que não se verificou o requisito de circunstância que diminui por forma acentuada a ilicitude do facto, a culpa do agente ou a necessidade da pena;
21. Também a medida da pena é totalmente adequada e proporcional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gravidade dos factos, a intensidade do dolo, o impacto à boa imagem da RAEM junto da população e na comunidade internacional;
22. Quanto ao pedido da renovação da prova e da realização do julgament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indeferido por não se verificar os vícios invocados.
Ness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Vossas Excelências Venerandos Juizes julgar improcedentes os recursos interpostos fazendo a habitual Justiça!
8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A pretens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ao sustentar que a prova produzida num processo anterior deve ser valorada em processos posteriores e com aqueles conexos, é ilegal, pois não consente o exercício, pelos arguidos, do contraditório.
2. Não devem considerar-se provados, ao contrário do qu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peticiona, os factos constantes dos artigos 30, 31, 63, 64, 76 e 77 da acusação, por terem sido dados por não provados pelo douto tribunal a quo.
3. De igual modo, deverá ser rejeitada a pretens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ao pedir que sejam considerados verificados “os crimes precedentes para efeitos do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por ter condenação do Tribunal da Última Instância da RAEM por acórdão de 31 de maio de 2012”, não só por não terem sido sindicados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dos presentes autos, mas por a tal se oporem os art.º 3º, nº 3, do C.P.C., e artº 2º e nº 1 do artº 336º, ambos do C.P.P.
4. Colide, igualmente, com o princípio da lgalidade, consagrado no artº 2º do C.P.P.
5. Tal pretensão afronta, ainda, o princípio do contraditório, previsto no nº 3 do art.º 3º do C.P.C., aplicável ex vi do art.º 4º do C.P.P.
6. Viola, também, o estatuído no nº 1 do art.º 336º do C.P.P., no que à valoração das provas respeita.
Neste termos,
Nos mais de Direito, e sempre com o dout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o recurso apresentado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no que ao recorrente concerne, não deve merecer provimento.
Assim decidindo estarão Vossas Excelências fazendo, para além de boa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o Direito, a administração de, como se pede e espera, a costumada, necessária e sã Justiça!
9 參見Lições de Prof. Doutor Jorg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rocessual Penal》,1988-9, 第161頁。當然應該承認它們頁並非完全的重疊，比如遞交文件證據僅僅要求遵循直接原則而沒有要求遵循口頭原則。
10 終審法院第37/2011號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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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SI-368/2014 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