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550/201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A)
B (B)
日期：2015年6月25日
主要法律問題：
- 說明義務
- 量刑過重
- 緩刑
摘 要
1. 從兩上訴人被當場截獲，且在兩人身上發現共34個偽造籌碼的事實，配合證人再確認兩上訴人的行為，一般人可以清楚看到一條合符邏輯及經驗法則的證據鏈，在此，原審法院已履行說明理由的義務。
2. 雖然兩名上訴人為初犯，以及部分承認被指控的事實，但根據已證事實顯示，兩名上訴人是有計劃地從香港來到澳門行使偽造的籌碼，更預先與他人一起在珠海將200個偽造的籌碼帶到澳門。
近年涉及娛樂場形形式式的詐騙案件不斷發生，屢禁不止，已冒出要加大力度打擊的社會共同意願。也就是說，一般預防的目的在本案也十分突出。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詐騙罪判處三年三個月徒刑，雖然已超越抽象刑幅的一半，但仍有它的合理性，不應視為過重。
3. 根據上點理由，本合議庭維持兩上訴人被判處的三年三個月徒刑，有關徒刑已超過了可以被緩刑的年限。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550/201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A)
B (B)
日期：2015年6月25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5年4月10日，兩上訴人A(第一嫌犯)及B(第二嫌犯)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14-0273-PCC號卷宗內，均被裁定以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配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和處罰的詐騙罪，分別被判處三年三個月徒刑。
上訴人A(第一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1
上訴人B(第二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就原審法院在確定刑罰份量方面，在此保持充分之尊重，上訴人認為有關判刑是偏高(重)的。
2. 根據中級法院之合議庭裁決(參閱中級法院合議庭裁決638/2010及856/2010)，其認為在《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中指出：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強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為此，賦予審判者刑罰之確定之自由並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受到法律約束之司法活動，對法律的真正適用。
3. 為此，在澳門《刑法典》第65條第1款之規定，原審法院合議庭在量刑時，為預防犯罪之要求，故亦需考慮上訴人能重返社會的要件。
4. 故此審判者在量刑時，須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之規定，科處刑罰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除此之外，還須根據澳門《刑法典》第65條之規定。
5. 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在法律所定之限度內為之，同時也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例如：
a) 事實之不法程度、實行事實之方式、事實所造成之後果之嚴重性，以及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之義務之違反程度；
b) 故意或過失之嚴重程度；
c) 在犯罪時所表露之情感及犯罪之目的或動機；
d) 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
e) 作出事實之前及之後之行為，尤其係為彌補犯罪之後果而作出之行為；
f) 在事實中顯示並無為保持合規範之行為作出準備，而欠缺該準備係應透過科處刑罰予以譴責者。
6. 上訴人被判處的詐騙罪屬澳門《刑法典》第二編之“侵犯財產罪”，該罪狀所保護的最主要的法益為保護被害人的財產法益，故審判者判斷行為人罪過程度及量刑時，應著重考慮其侵犯的財產金額。
7. 根據獲證事實可知，被害人XX娛樂場因上訴人行為導致的損失金額為港幣四萬五千元(HKD45,000.00)。
8. 此金額雖屬《刑法典》第196條a項之巨額價值，但依現今社會經濟狀況及同類犯罪來說，並非屬很高的價值。
9. 然而，上訴人卻因此而被判處3年3個月徒刑，即上訴人每服刑一天抵銷MOP$39.61元之犯罪所得，以現今社會的消費力，這明顯是不合理及過重的。
10. 亦從被上訴裁判第8頁可知，有關45個港幣壹仟圓(HKD1,000.00)籌碼已返還給XX娛樂場，換言之，XX娛樂場的財產性損失基本上獲得彌補。
11. 故可顯示上訴人所侵犯的法益與同類犯罪相比明顯較低。
12. 另外，上訴人為初犯。
13. 上訴人在原審聽證中基本承認被指控的事實及交待犯罪經過，對犯罪行為感到後悔，承諾痛改前非。
14. 上訴人經歷超逾一年的羈押措施，其在獄中已充分受到刑罰的教育，決心不再作出任何犯罪行為，可顯示上訴人在預防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已得到很大改善，故在此請求尊敬的法官閣下能對上訴人重新量刑，並給予暫緩執行徒刑的機會。
15. 須指出的是，批准將上訴人的徒刑暫緩執行，並不代表姑息犯罪。假使上訴人在緩刑期間再次犯罪，則為著刑法目的及預防犯罪效果，應廢止相關緩刑。
16.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一款規定，科處刑罰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希望尊敬的法官閣下能給予上訴人機會，讓其重返社會。
17. 正如中級法院788/2010號裁判第6頁寫道：“我們不是生活在真空下，法律本身也容許對一些較輕情節的行為作出比較寬容的處罰，正如我們的刑罰的目的一樣，徒刑只有在最後的情況下在予以運用。”
18. 法院在確定刑罰之份量時，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對上訴人作出輕判的處罰。故應對上訴人重新量刑，並處以較輕之刑罰，應判處其不高於二年三個月徒刑，並暫緩執行之，更為合適。
綜上所述，和依賴法官閣下之高見，應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繼而：
重新對上訴人量刑，並暫緩執行有關徒刑。
並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一如既往地作出公正裁決。
檢察院對兩上訴人A及B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A指原審法院於被上訴判決中只是單純列出證據，但並沒有闡述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以及沒有列出用作形成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故認為被上訴判決因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而構成了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指判決無效的情況。
2. 被上訴判決中的第二部分為“理由說明”，當中指出了對裁決具重要性的已證事實及未證事實(見本卷宗第405頁至第406頁，有關內容為著適當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3. 其後，原審法院在“事實之判斷”中指出了用作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見卷宗第406頁及其背頁，有關內容為著適當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指出卷中內所載有的證據，包括兩名嫌犯的聲明、證人C、D、E的證言、司警人員F的證言，以及卷宗內的書證及扣押物。原審法院提及在兩名嫌犯在XX娛樂場帳房試圖將偽造的籌碼進行兌換而被發現有關籌碼為偽造的，結合兩名嫌犯的聲明及證人的證言，以及卷宗內的書證及扣押物，從而認定已證事實及未證事實。
4. 之後，被上訴判決中的“法律部分”除了載有相關適用的法律條文外，還指出了案中已證事實與相關法律條文之間的銜接，以及量刑所依據的前提要件與其相關的法律規定等內容(見卷宗第406頁背頁至407頁，有關內容為著適當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5. 由此可見，被上訴裁決已指出了原審法院用以形成心證的證據，也明確及具體地指出了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明顯符合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
6. 在具體量刑方面，《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確立了量刑應考慮的因素和量刑的標準。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已經全面衡量了相關的因素，在被上訴的裁判中也清楚地指出了量刑的依據(見卷宗第406背頁至第407頁) 。
7. 有關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除了兩名上訴人在庭上所作出的聲明外，亦可根據卷宗第352頁至357頁，以及卷宗第359頁至364頁的社會報告反映出來，而原審法院是在審閱有關報告後，結合其他量刑的標準從而對兩名上訴人判處合適的刑罰。
8. 本案中，雖然兩名上訴人為初犯，以及基本承認被指控的事實，但根據已證事實顯示，兩名上訴人是有計劃地從香港來到澳門行使偽造的籌碼，更預先與他人一起在珠海將200個偽造的籌碼帶到澳門。在XX娛樂場內，上訴人A與涉嫌人“G”以對賭的方式行使偽造籌碼，上訴人B則在後面把風，最終兩名上訴人事敗被捕。
9. 除了上訴人B嘗試在帳房兌換的兩個偽造的港幣10,000元的籌碼外，在兩名上訴人身上搜出合共34個面值港幣10,000元偽造的籌碼，由此可見，如二人按計劃行事並成功行使所有籌碼，將會令XX娛樂場損失龐大金額，可見兩名上訴人犯罪的故意程度甚高且行為屬嚴重。
10. 再者，兩名上訴人並非本澳居民，其只是以旅客的身份逗留澳門，但其沒有安守其作為旅客的本份，反而在本澳逗留期間作出違反本澳法律的行為，顯示出上訴人的行為的不法性程度甚高。
11. 另外，與其他犯罪相比，兩名上訴人所觸犯的詐騙罪屬嚴重的罪行，對澳門社會治安、法律秩序、社會安寧及旅遊形象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
12. 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況和澳門社會所面對的現實問題，尤其是對兩名上訴人所犯罪行進行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的迫切需要，兩名上訴人就「詐騙罪」被判處3年3個月徒刑，不能謂之過重，有關量刑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要 求。
13. 另外，對於所科處的徒刑是否可以暫緩執行，取決於是否符合法律(澳門《刑法典》第48條第1款)所規定的要件，包括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其中，形式要件是指所科處的刑罰為不超過三年之徒刑。
14. 本案中兩名上訴人被判處3年3個月徒刑，因此已不符合有關的形式要件。
15. 綜上所述，原審法院對兩名上訴人觸犯的罪行所判處的刑罰份量，是適量的，並沒有過重的情況，因此沒有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及第48條的規定。
16.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兩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A及B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14年4月5日早上，上訴人A、上訴人B聯同多名涉嫌人從香港來到澳門，目的為在本澳的娛樂場行使偽造籌碼。
2. 來到澳門後，上訴人A與其中兩名涉嫌人前往中國珠海市，與不知名涉嫌人會合，將約200個澳門XX娛樂場及澳門YY娛樂場的偽造港幣一萬元(HKD$10,000)籌碼帶到澳門。
3. 成功將偽造籌碼帶到澳門後，上訴人A、上訴人B、涉嫌人“G”，每人分得約二十個偽造的澳門XX娛樂場籌碼，其餘涉嫌人則負責行使偽造的澳門YY娛樂場籌碼。
4. 2014年4月5日下午約4時，上訴人A、上訴人B、涉嫌人“G”帶著偽造籌碼來到澳門XX娛樂場。
5. 首先，上訴人A與涉嫌人“G”以對賭的方式行使偽造籌碼，其中一人以偽造港幣一萬元(HKD$10,000)籌碼投注“庄”，另一人則以偽造港幣一萬元(HKD$10,000)籌碼投注“閒”，賭局中贏到的真籌碼則各自保管，過程中，上訴人B從後觀看及負責把風。
6. 上訴人A與涉嫌人“G”成功行使了數目不詳的偽造港幣一萬元(HKD$10,000)籌碼。
7. 之後，娛樂場職員在各賭檯搜獲十九個懷疑偽造港幣一萬元(HKD$10,000)籌碼。
8. 接著，上訴人A與上訴人B前往娛樂場帳房欲以兌換方式行使偽造籌碼，上訴人B向娛樂場職員出示兩個偽造港幣一萬元(HKD$10,000)籌碼，要求兌換面額較小的籌碼。
9. 但娛樂場職員懷疑上述兩個籌碼的真偽，於是通知保安員到場協助處理。
10. 除上述兩個懷疑偽造籌碼外，保安員在兩名嫌犯的身上分別再搜出十七個懷疑偽造港幣一萬元(HKD$10,000)籌碼，合共三十四個懷疑偽造籌碼，另外，在上訴人A身上搜獲四十五個真正的港幣一千元(HKD$1,000)籌碼(該四十五個真正籌碼是上訴人A以對賭方式以偽造籌碼換取得來的)。
11. 經司法警察局鑑定，上述五十五個懷疑偽造籌碼均不是真的XX娛樂場港幣一萬元(HKD$10,000)籌碼。
12. XX娛樂場損失港幣四萬五千元(HKD$45,000)。
13. 兩名上訴人為了自己能夠取得不正當的利益，與多名涉嫌人達成協議，共同合作，在明知籌碼是偽造的情況下，仍在本澳娛樂場當作真正籌碼行使，對他人造成損失。
14. 兩名上訴人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及故意之情況下實施其不法行為，並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會受法律制裁。
另外還證實如下事實：
15. 上訴人A聲稱是建築工人，每月收入約為澳門幣10,000元至14,000元。
16. 具有中學四年級學歷程度，須供養母親及妹妹。
17. 上訴人B聲稱是建築工人，每月收入約為澳門幣10,000元。
18. 具有中學二年級學歷程度，沒有任何人需要供養。
19.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兩名上訴人是初犯。
未被證實之事實：
1. 載於控訴書其餘與已證事實不符之重要事實，包括：其中一名涉嫌人爲H.
2. 上訴人A與涉嫌人“G”至少成功行使了十九個偽造港幣一萬元(HKD$10,000)籌碼。
3. XX娛樂場損失不少於港幣十九萬元(HKD$190,000)。
三、 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說明義務
- 量刑過重
- 緩刑
1. 上訴人A認為原審法院未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把一切裁判依據的事實及法律理由加以闡述，沒有列出形成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構成一項《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指的判決無效。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
“二、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刑事訴訟法典》第356條第1款的規定：
“一、有罪判決內須指出選擇所科處之制裁及其份量之依據，有需要時尤其須指出履行制裁之開始時間、命令被判刑者履行之其他義務及其存續期間，以及被判刑者重新適應社會之個人計劃。”
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規定，法院在說明心證時要更詳細解釋其所採信的證據及原因。
事實判斷方面，原審法院說明如下：
“合議庭對事實之判斷主要建基於所有於審判聽證中提供之證據進行整體之積極分析及比較後而得出，尤其是兩名嫌犯在庭上各自所作的聲明，證人C、D、E及F(最後一位是司法警察局偵查員)所作之證言以及在庭上對載於本卷宗內所有書證及扣押物之審閱。
綜合嫌犯及證人所作的證言，兩名嫌犯被截獲的情況，亦即當兩人在XX娛樂場帳房試圖將兩個偽造的港幣1萬元的籌碼進行兌換而被發現有關籌碼是偽造的，再結合分析所有載於卷宗內的書證及扣押物，讓合議庭毫無疑問地認定兩名嫌犯與未被查明的其餘作案人分工合作在XX娛樂場透過對賭或兌換籌碼的方式行使事先在內地所取得的假的1萬元港幣籌碼。從而令該娛樂場受到港幣45,000.00元的財產損失。
然而，在庭上取得的證據，未能讓合議庭排除所有合理懷疑以足夠的肯定認定所有在事發時在上述娛樂場，尤其是從嫌犯及他們的同黨曾進行賭博的賭枱處所檢獲的籌碼均屬兩名嫌犯及他們的同黨曾使用的，且導致XX娛樂場遭受至少港幣190,000.00元的損失。”
本案中，正如助理檢察長在其意見書所述如下：
“眾所周知，從經過最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律在裁判說明理由方面有著新的要求，並且，對於法院心證形成的說明及解釋，都定下了更為嚴格的標準，藉此向各訴訟實體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然而，對於應該說明的程度或標準，法律也只能要求以一種扼要的，但儘可能完整的方式闡述。
事實上，在說明心證形成的問題上，從來不存在一個固定模式。而且礙於各訴訟主體立場的不同，也不可能寄望憑著法院對其心證形成的說明能完全解決各訴訟主體之間因角色不同而產生的矛盾，或藉此改變各主體之間各自主觀地以對己方有利的方法來評價證據。
另外，心證的闡述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很多在審查證據後所形成的心證都並非單憑證據的表像來獲得的。往往是通過與證據的直接接觸，例如在人證方面，除了透過證人的回答內容外，還得考慮證人在回答時與各訴訟主體的互動，從舉手投足間來作判斷的，因此，要把這些心路歷程以文字形式表達絕對並非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
正正是上述的原因，法律亦只是要求一個“扼要”的說明，代表著只要能綜合清楚說明理由就成，不應糾纏於說明的篇幅長短，更不可能完全顧及該說明是否符合各個訴訟主體的主觀願望。
同時，有一點亦必須說明，往往心證說明的深度亦取決於證據的強弱與多寡程度，當證據充份、事實清楚的時候，心證說明變得簡單亦屬正常。
本案中，根據卷宗內的人證書證及錄影等證據，都可以看到上訴人是在一個現行犯的狀態下被拘留的，因此，要加以說明心證的需要實在不多。相反，倘若在這些證據前提下法院把事實視為不獲證明，才產生嚴肅說明的需要。
而綜觀被上訴裁判中的理由說明部分(見卷宗第406頁背頁)，我們只能說原審法院基本已履行了闡述理由的法定義務。從對各種證據的綜合分析，對於認定上訴人曾作出符合詐騙罪的犯罪行為清楚無誤。因此，根本未曾發生任何導致判決書無效的情況。”
在原審判決中，原審法院已列舉了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亦已指出了原審法院用以形成心證的證據，亦明確地指出了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當中已清楚敍述了法庭對事實認定時所依據的證據，包括對兩上訴人的聲明、證人的證言，並對卷宗的文件書證作出分析。
因此，從兩上訴人被當場截獲，且在兩人身上發現共34個偽造籌碼的事實，配合證人再確認兩上訴人的行為，一般人可以清楚看到一條合符邏輯及經驗法則的證據鏈，在此，原審法院已履行說明理由的義務。
另外，在“法律部分”方面，除了載有相關適用的法律條文外，原審法院還指出了案中已證事實與相關法律條文之間的銜接，以及量刑所依據的前提要件與其相關的法律規定等內容(見卷宗第406頁背頁至407頁)。
由此可見，原審法院已說明了用以形成心證的證據，也明確及具體地指出了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滿足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要求。
因此，上訴人A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兩名上訴人認為其為初犯、上訴人所侵犯的法益與同類犯罪相比明顯較低，以及在原審聽證中基本承認被指控的事實及交待犯罪經過。因此原審法院在確定刑罰之份量時，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對上訴人作出輕判的處罰。兩名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對其觸犯的一項「詐騙罪」判處三年三個月實際徒刑是偏重的，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應改為判處不多於二年三個月之徒刑刑罰。
《刑法典》第40條規定：
“一、科處刑罰及保安處分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
二、在任何情況下，刑罰均不得超逾罪過之程度。
三、保安處分僅在其與事實之嚴重性及行為人之危險性相適應時，方得科處之。”
《刑法典》第65條規定：
“量刑須根據《刑法典》第65條之規定。一、刑罰份量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在法律所定之限度內為之。
二、在確定刑罰之份量時，法院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尤須考慮下列情節：
a)事實之不法程度、實行事實之方式、事實所造成之後果之嚴重性，以及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之義務之違反程度；
b)故意或過失之嚴重程度；
c)在犯罪時所表露之情感及犯罪之目的或動機；
d)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
e)作出事實之前及之後之行為，尤其係為彌補犯罪之後果而作出之行為；
f)在事實中顯示並無為保持合規範之行為作出準備，而欠缺該準備係應透過科處刑罰予以譴責者。
三、在判決中須明確指出量刑之依據。”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上訴人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配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抽象刑幅為可科處五年或最高六百日罰金。
本案中，雖然兩名上訴人為初犯，以及部分承認被指控的事實，但根據已證事實顯示，兩名上訴人是有計劃地從香港來到澳門行使偽造的籌碼，更預先與他人一起在珠海將200個偽造的籌碼帶到澳門。在XX娛樂場內，上訴人A與涉嫌人“G”以對賭的方式行使偽造籌碼，上訴人B則在後面把風，最終兩名上訴人事敗被捕。
兩名上訴人並非本澳居民，與他人合伙從外地來澳作出違反本澳法律的行為，顯示出兩上訴人的行為的不法性程度甚高，其主觀故意程度較高，犯罪情節亦是嚴重，最終是以現行犯的狀態被拘留的，對社會秩序和安寧以及受害人財產帶來負面影響。
本案中，兩名上訴人認為其所侵犯的法益與同類犯罪相比明顯較低，涉及金額為港幣四萬五千元(HKD45,000.00)，依現今社會經濟狀況及同類犯罪來說，上述金額並非屬很高的價值。但除了上訴人B(第二嫌犯)嘗試在帳房兌換的兩個偽造的港幣10,000元的籌碼外，在兩名上訴人身上搜出合共34個面值港幣10,000元偽造的籌碼，由此可見，如二人按計劃行事並成功行使所有籌碼，將會令XX娛樂場損失龐大金額，可見兩名上訴人犯罪的故意程度甚高且行為屬嚴重。
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是初犯，但兩名上訴人是在一個現行犯的狀態被拘留，事後的認罪態度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減輕作用，更何況上訴人亦沒有作出一個完全及毫無保留的自認，因此，這有利情節本身所能起到的減輕作用實在是微乎其微。
近年涉及娛樂場形形式式的詐騙案件不斷發生，屢禁不止，已冒出要加大力度打擊的社會共同意願。也就是說，一般預防的目的在本案也十分突出。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詐騙罪判處三年三個月徒刑，雖然已超越抽象刑幅的一半，但仍有它的合理性，不應視為過重。
因此，上訴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3. 上訴人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一款規定，科處刑罰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故提出了應該給予上訴人暫緩執行徒刑的機會。
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後，認定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得將所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換言之，法院若能認定不需通過刑罰的實質執行，已能使行為人吸收教訓，不再犯罪，重新納入社會，則可將對行為人所科處的徒刑暫緩執行。因此，是否將科處之徒刑暫緩執行，必須考慮緩刑是否能適當及充分地實現處罰之目的。
另一方面，需考慮對犯罪一般預防的要求。
隨著近年博彩業的發展，上訴人所觸犯的詐騙罪亦已經成為多發型的嚴重罪行，對社會秩序帶來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詐騙罪屬侵害他人財產性質的犯罪，往往涉及的金額巨大，不但令被害人蒙受嚴重的經濟損失，而且往往行為的惡害最終都不能透過賠償而得到完全的彌補，所以，必須透過刑罰的執行來向社會發出正面訊息，以免使人墮入誤區，以為在經濟型犯罪行為中行為人往往不需要服刑。
再者，在特別預防方面，本案中也未發現除了減刑作用不大的認罪態度外，存在其他明顯的減輕情節，故此，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況和澳門社會所面對的現實問題，本案對兩名上訴人處以緩刑並不能適當及充分實現刑罰的目的，尤其不能滿足一般及特別預防的需要。
況且，根據上點理由，本合議庭維持兩上訴人被判處的三年三個月徒刑，有關徒刑已超過了可以被緩刑的年限，因此，兩名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兩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判決。
判處兩上訴人A及B分別繳付8個及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B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2,000圓。
著令通知。
201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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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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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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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Ponderando na factualidade dada como provada, em especial, no facto de serem os arguidos “primários”, e considerando a moldura penal prevista para o crime cometido – 1 mês a 5 anos de prisão – afigurando-se-me algo excessiva a pena de 3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que, por isso, podia ser objecto de redução.)
1其結論葡文內容如下：
1. Pelo acórdão recorrido, foi o recorrente condenado como autor material, na forma consumada, de um crime burla,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211.°, n.º 3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na pena de três anos e três meses de prisão efectiva;
2. Dispõe o artigo 356.°, nº. 1 do CPPM que: «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especifica os fundamentos que presidiram à escolha e à medida da sanção aplicada, indicando nomeadamente, se for caso disso, o início do seu cumprimento, outros deveres que ao condenado sejam impostos e a sua duração, bem como o plano individual de readaptação social»;
3. Determina, ainda, o artigo 355.°, n.º 2 do citado diploma legal que “Ao relatório segue-se a fundamentação, que consta da enumera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bem como de uma exposição, tanto quanto possível completa, ainda que concisa, dos motivos, de facto e de direito, que fundamentam a decisão, com indicaçã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4. Há, assim, que distinguir três momentos na fundamentação: a enumera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a exposição dos motivos que fundamentam a decisão e a indicaçã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undament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5. Tem sido unânime entendimento da doutrina que a exigência da fundamentação não se satisfaz com a mera enumeração dos meios de prova produzidos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é preciso muito mais para que se dê como cumprida esta exigência;
6. A fundamentação deve sempre proporcionar ao destinatário normal a constituição do denominado iter cognoscitivo e valorativo para que aquele fique a conhecer o motivo por que se decidiu naquele sentido. Trata-se, em suma, de exigir motivação adequadamente compreensível;
7. De facto, e desde logo, é a ideia de fundamentação como legitimação concreta que impõe uma exteriorização das razões da decisão. Mais do que uma fundamentação completa, o que se pretende é que ela seja concreta e suficiente;
8. Assim sendo, a mera indicação dos elementos de prova não basta, frustrando a própria lei, ao impedir de comprovar se na sentença se seguiu um processo lógico e racional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ão sendo, portanto uma decisão ilógica, arbitrária, contraditória ou notoriamente violadora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9. Falta de motivação que determina necessariamente a nulidade da sentença;
10. Para além deste inultrapassável vício, o Acórdão ora recorrido não especificou os fundamentos que presidiram à escolha e à medida da pena aplicada. Não existe uma qualquer exposição ainda que concisa, 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é absoluta;
11. Efectivamente, a omissão do tribunal de julgamento - pois limitou-se a enumerar as alíneas do n.º 2 do artigo 65.º do citado diploma legal - inviabiliza qualquer juízo crítico quanto à forma como foram valoradas na decisão a culpa do agente e 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criminal, o grau de ilicitude, o modo de execução, a gravidade das consequências, o grau de violação dos deveres impostos, a intensidade do dolo, os sentimentos manifestados, a sua motivação, as suas condições pessoais e económicas, o comportamento anterior e posterior e demais circunstancialismo apurado;
12. Por outro lado, o ora recorrente centra a sua crítica à medida da pena na circunstância de não ter sido levado em conta o relatório social;
13. Relativamente ao crime de burla e face à moldura penal encontrada, três anos e três meses de prisão, parece a mesma extremamente excessiva;
14. A pena a aplicar deveria ter sido inferior a três anos de prisão;
15. É, assim, manifesta a violação do artigo 40.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Com efeito, a pena em caso algum pode ultrapassar a medida da culpa;
16. Sendo certo que a medida de segurança só pode ser aplicada se for proporcionada à gravidade do facto e à perigosidade do agente. Situação que não se deu por minimamente provada;
17. Por último, considera o recorrente que foi violado o disposto no artigo 48.ç do Código Penal;
18. Com efeito, n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não são as considerações sobre a culpa do agente que devem ser tomadas em conta, mas antes juízos prognósticos sobre o desempenho da sua personalidade perante as condições de vida, o seu comportamento e bem assim as circunstâncias de facto;
19. Importa ainda salientar que o artigo 48.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consagra um poder-dever, ou seja, um poder vinculado do julgador, que terá que decretar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na modalidade que se afigurar mais conveniente para a realização daquelas finalidades, sempre que se verifiquem os necessários pressupostos;
20. Sempre que se verifiquem os respectivos pressupostos, o juiz tem o dever de suspender a execução da pena: esta é uma medida de conteúdo reeducativo e pedagógico.
Termos em que, e contando com o muito dout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e em consequência o Acórdão recorrido revogado, ou, não sendo assim entendido, ser a pena diminuída e consequentemente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Assim procedendo, farão Vossas Excelência inteira e sã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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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2015 p.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