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146/2015號
上 訴 人： A（輔助人）
被上訴人: B（嫌 犯）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輔助人C、A分別對嫌犯B提出自訴，要求判處嫌犯觸犯《刑法典》第175條規定及處罰的侮辱罪，並分別要求判處嫌犯民事賠償25萬和20萬澳門元的請求。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嫌犯B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以連續方式觸犯了：
- 澳門《刑法典》第184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侵犯住所罪；及
- 澳門《刑法典》第147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恐嚇罪。
並請求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刑事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輔助人C、A在接到檢察院的公訴狀後，提出了附帶民事賠償請求，要求分別賠償其25萬和20萬的請求。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普通訴訟案第CR3-13-0243-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1. 嫌犯B被控告為直接正犯、以犯罪既遂方式觸犯了：
a) 一項侵犯住所罪（根據《刑法典》第184條第2款規定）（針對C），宣告罪名不成立；
b) 一項恐嚇罪（根據《刑法典》第147條第2款規定）（針對C），宣告罪名不成立；
c) 一項侮辱罪（根據《刑法典》第175條、第176條規定）（針對C），宣告罪名不成立；
d) 一項恐嚇罪（根據《刑法典》第147條第2款規定）（針對A），罪名成立，判處一百日罰金；每日罰金額為澳門幣壹佰圓（MOP$100.00），罰金總額為澳門幣壹萬圓（MOP$10,000.00），如不支付罰金，亦不以勞動代替，則執行六十六日徒刑。
e) 一項侮辱罪（根據《刑法典》第175條、第176條規定）（針對A），判處四十五日罰金，每日罰金額為澳門幣壹佰圓（MOP$100.00），罰金總額為澳門幣肆仟伍佰圓（MOP$4,500.00），如不支付罰金，亦不以勞動代替，則執行三十日徒刑；
2. 嫌犯上述兩罪並罰，判處合共一百二十日罰金之單一刑罰，每日罰金額為澳門幣壹佰圓（MOP$100.00），合共罰金澳門幣壹萬貳仟圓（MOP$12,000.00），如不支付罰金，亦不以勞動代替，則執行八十日徒刑。
輔助人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1
檢察院就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2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其內容如下：
2014年11月14日初級法院合議庭判處嫌犯B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147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恐嚇罪」，處以100日罰金，日罰金為澳門幣100元，倘不支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須服66日徒刑；以及1項同一法典第175條及第176條所規定及處罰之「侮辱罪」，處以45日罰金，日罰金為澳門幣100元，倘不支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須服30日徒刑。二罪並罰，共處120日罰金之單一刑罰，日罰金為澳門幣100元；倘不支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須服80日徒刑。
輔助人A不服上述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現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闡述中，上訴人A認為被上訴裁判在量刑過輕，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1款及第64條之規定，並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規定。
對於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我們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駁回。
基於中級法院得依職權對法律問題進行審理，尤其是《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之瑕疵，為著合法性原則，我們在此不得不提出本案的定罪問題。
一.關於定罪問題
本案所涉及的兩個犯罪包括《刑法典》第147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恐嚇罪」及同一法典第175條及第176條所規定及處罰之「侮辱罪」。
a. 關於「恐嚇罪」：
《刑法典》第147條規定：
“第四章
侵犯人身自由罪
第一百四十七條
（恐嚇）
一、以實施侵犯生命罪、侵犯身體完整性罪、侵犯人身自由罪、侵犯性自由或性自決罪、或侵犯具相當價值財產罪等威脅他人，足以使之產生恐懼或不安，又或足以損害其決定自由者，處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
二、如以實施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之犯罪相威脅，行為人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三、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
首先，必須指出，「恐嚇罪」所侵犯的是個人自由，這種自由包括決定的自由、作出行為的自由及移動的自由。
正如Jorge de Figueiredo Dias所提醒，不應將恐嚇罪所針對的被害人/被動主體(vítima/sujeito passivo do crime de ameaça)跟恐嚇中聲稱會實施的犯罪所針對的被害人/被動主體(vítima/sujeito passivo do crime ameaçado)混為一談，而只有前者，才是《刑法典》第147條所規定及處罰之「恐嚇罪」所要處罰的對象（參見《Comentáio Conimbricense do Código Penal – Parte Especial》，Tomo I，Jorge de Figueiredo Dias，Coimbra Editora，第340頁至第351頁）。
科英布拉中級法院於2001年12月12日在第2880/2001號上訴案件及於2013年6月5日在第769/09.7TALRA.C1號上訴案件中亦曾分別支持了Jorge de Figueiredo Dias的學說。
綜合法條、上述權威學說及司法見解，容許我們對有關《刑法典》第147條所規定及處罰之「恐嚇罪」的前提和效果概括歸納如下：
1. 惡害（mal）：包括人身或財產性質的惡害；
2. 將來（futuro）：這種惡害必須是將來所實現的，而不是燃眉的、當前的；
3. 取決於行為人的意志（que dependa da vontade do agente）：將來惡害的實現或發生必須是取決於行為人意志的，否則，就可能只是一個警告或忠告而已；
4. 實質危險的犯罪（crime de perigo concreto）：縱使不要求行為人實質實施其揚言會作出的犯罪行為，但有關犯罪行為在具體情況下的而且確會導致被動主體的恐懼或不安；
5. “適當”準則（critério da adequação）：恐嚇行為無必要真的要引起被動主體的恐懼或不安，只要影響其個人作出決定的自由就足以達到適當的程度了（adequação de ameaça）；
6. 恐嚇中聲稱會實施的犯罪所針對的被害人/被動主體（vítima/sujeito passive do crime ameaçado）可以是恐嚇行為所針對的人本人或第三人，但必須是跟本人存在一定程度的緊密聯繫的人；
7. 恐嚇行為必須為被動主體所知悉（conhecimento da ameaça por parte do sujeito passive），可以是以任何媒體（如電話、信件等）又或透過中間人向被動主體，直接地、個人地作出有關恐嚇行為。
在本具體個案中，已證事實顯示嫌犯B曾於2013年1月至4月期間，透過不同的電話向是其丈夫或前夫C號碼為66XXXX81的手提電話發出該等已證事實中所載的短訊（詳見卷宗第781頁至第782頁）。
雖然在該等短訊中有提及上訴人A，然而，姑勿論作為一個舞蹈老師的嫌犯B事實上有否可能實施短信中揚言要實施的犯罪行為，無可置疑的是，嫌犯B這些短信所要送達的人是其丈夫或前夫C而已。
可以肯定，儘管嫌犯B發出的短訊內容足以滿足恐嚇行為所必須的適當程度，其恐嚇行為所針對的對象亦只是其丈夫或前夫C；至於上訴人A，極其量亦只是B的恐嚇行為中揚言會實施的犯罪所針對的被害人/被動主體（vítima/sujeito passive do crime ameaçado）。
另一方面，從該等短訊的內容中，我們完全看不見嫌犯B曾要求是其丈夫或前夫C將其短訊轉告上訴人A，以便透過C向上訴人A作出直接的、個人的恐嚇言論，從而達到影響上訴人A作出個人決定的自由的效果。
到此，我們始終無法得出一個結論，可以認定上訴人A是嫌犯B作出的行為（即使被認定為恐嚇行為）所直接針對的被動主體；無論如何，上訴人A都不可能成為倘有之恐嚇行為的被害人。
再者，正如被上訴的合議庭在裁判理由說明（事實之判斷）部份所指出，嫌犯B所面對的婚姻狀態、其丈夫或前夫C面對有關短訊的反應、輔助人一方所提交的不完整的證據（有關電話短訊的對答部份，即C回應之短訊回覆部份完全被刪除），綜合考慮卷宗資料，尤其是載於卷宗第9頁及其背面由上訴人A向嫌犯B發出的短訊內容，以及上訴人A仍然跟嫌犯B的丈夫或前夫C一起生活的客觀行為，我們未看見嫌犯B的行為已經令所針對的人一其丈夫或前夫C造成任何實質危險，甚至未達到“適當”的準則。
況且，C亦坦言並未受到嫌犯B所作出的行為所影響（見第782頁背面）。
因此，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我們認為，應宣告嫌犯B實施1項《刑法典》第147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恐嚇罪」無罪。
b. 關於「侮辱罪」：
《刑法典》第175條及第176條規定：
“第一百七十五條
（侮辱）
一、將侵犯他人名譽或別人對他人觀感之事實歸責於他人者，即使以懷疑方式作出該歸責，又或向他人致以侵犯其名譽或別人對其觀感之言詞者，處最高三個月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
二、如屬歸責事實之情況，則上條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規定，相應適用之。
第一百七十六條
（等同）
以文書、動作、圖像或其他表達方式作出誹謗及侮辱，等同於口頭作出誹謗及侮辱。”
正如Manuel Leal Henriques對「侮辱罪」精要的註釋：
“本條文的構成要件一跟我們在上條犯罪（即「誹謗罪」）中所強調的一樣--同樣是侵害某人的名譽或觀感，然而，本犯罪中的侵害必須是以直接的方式作出，在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不存在任何中介。”（參見《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 Parte Especial》，第三冊，Manuel Leal Henriques，第438頁）。
中級法院於2013年12月5日在第744/2012號上訴案件中亦作出了同樣的理解：
“……
四、由於檢察院當初賴以指控嫌犯實施四項加重侮辱司法警察局局長罪的控訴事實，並無指出相關的互聯網討論區是由該名局長所設立，更無指出該名受害人已親自上網點擊觀看嫌犯在該等討論區內張貼的四張帖子內容，故即使此四張帖子的內容帶有辱罵該名局長的字眼，仍須改判嫌犯並無實施任何侮辱局長的刑事行為，這是因為案中既證事實未能符合有關侮辱是必須在直接面向受害人的情況下作出者的客觀罪狀要素（見《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就侮辱罪而規定的基本罪狀）。……”（深色及間線由我們加上）
在本具體案件中，正如我們在上面分析「恐嚇罪」中所提及，從該等短訊的內容中，我們完全看不見嫌犯B曾要求是其丈夫或前夫C將其短訊轉告上訴人A，以便透過C向上訴人A作出直接的、個人的言語攻擊。
綜合上述法條，學說及司法見解，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我們未能認同本案嫌犯B之行為已符合了《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侮辱罪」的客觀構成要件。
因此，我們認為亦應宣告控訴嫌犯B實施1項《刑法典》第175條及第176條所規定及處罰之「侮辱罪」無罪。
二.關於上訴理由
倘中級法院不認同我們的意見，對於作為輔助人的上訴人A就量刑部份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量刑過輕，因而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1款及第64條之規定，以及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規定。
對於輔助人能否針對刑罰的選擇和量刑提出上訴的問題，在充分尊重不同意見的前提下，我們認同，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57條第1款a項之規定，輔助人係「具有法律藉著訂定罪狀特別擬保護之利益之人」，而且，根據《刑法典》第40條第1款之規定，對行為人科處刑罰的其中一個目的正是為了保護法益。
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91條第1款b項之規定，嫌犯及輔助人就對其不利之裁判，均具提起上訴之正當性。
在具體刑罰的確定方面，法院應遵守《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並在法定刑幅內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在本具體個案中，嫌犯B被判處對上訴人A實施了1項《刑法典》第147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恐嚇罪」及1項同一法典第175條及第176條所規定及處罰之「侮辱罪」。
《刑法典》第147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恐嚇罪」的可科處最高刑幅為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而同一法典第175條（結合第176條）所規定及處罰之「侮辱罪」的可科處刑幅最高為三個月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
從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可見，原審法院在量刑時並未忽略考慮《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及第64條之規定。
同時，考慮到嫌犯B是初犯。
而從已證事實中可知本案所涉及的是婚外情的問題。
加上，由輔助人一方提供的關鍵性證據（電話短訊內容）並不完整，不能進一步顯示嫌犯B作出有關行為的主觀罪過程度。
考慮到有關犯罪的性質、嚴重性及其法定刑幅，嫌犯B的行為的罪過及犯罪預防的需要，我們認為原審法院選擇判處嫌犯B罰金完全合法且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並無違反相關法律規定。
事實上，我們一向主張，法律既然賦予法院在法定的刑幅之內選擇一合適的刑罰的自由，上級法院只有在刑罰明顯違反罪刑不適應或者不合適的情況下才有介入的空間。
因此，我們認為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予駁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
- 由於本案情節未符合《刑法典》第147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恐嚇罪」，以及同一法典第175條及第176條所規定及處罰之「侮辱罪」之構成要件，基於合法性原則，應宣告嫌犯B無罪；
- 倘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不認同本院上述意見，亦認裁定上訴人A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上訴。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 嫌犯B是被害人C的妻子，兩人於2012年開始辦理離婚手續，另一名被害人A是被害人C的情侶。
- 嫌犯與兩名被害人因感情問題而結怨。
- 2013年1月至4月期間，嫌犯利用多個不同的電話號碼（62XXXX99、62XXXX61、66XXXX05、66XXXX82），每天不分晝夜，多次發短訊予被害人C的手提電話66XXXX81，目的為擾亂被害人C的私人生活。（參閱卷宗第387-404、411、416和464頁）
- 嫌犯發短訊予被害人的頻率十分頻繁，有時一天會達到十次以上，包括深夜時分。
- 被害人C的手提電話在夜間及深夜時分會當作住宅電話使用。
- 嫌犯於2013年1月至4月向被害人C發出的電話短訊中，包括以下字句：
- 『活的不耐煩了！我想你死！我不會放過你！』（參閱卷宗第396頁）
- 『就算你死我也不會讓你和D在一起！我會報復！你把我惹火了我什麼事都做得出』（參閱卷宗第397頁）
- 『豬！快點搬家！愛之深恨之砌！別讓我後悔親手殺了你』（參閱卷宗第464頁）
- 嫌犯亦曾向被害人C發出一支手槍的圖片（參閱卷宗第399頁至402頁）。
- 嫌犯向被害人C發出的電話短訊中，亦包括以下威脅另一被害人A生命及身體完整性的字句：
- 『我要她的命』（參閱卷宗第483頁、第485頁）
- 『我不會放過你和D要麼她死要麼我亡』（參閱卷宗第488頁）
- 『你給我錢離婚是嗎？也好啊，用你的錢要她的命也不錯』（參閱卷宗第493頁）
- 『告訴你想殺了那女人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參閱卷宗第514頁）
- 『你和D去死吧，出門讓車闖死你們』（參閱卷宗第522頁）
- 『祝願你和A早日歸天』（參閱卷宗第525頁）
- 『你帶著D一起快樂去死吧』（參閱卷宗第544頁）
- 『就算你死我也不會讓你和D在一起！我會報復』（參閱卷宗第557頁）
- 『你和D一起去死』（參閱卷宗第558頁）
- 嫌犯多次不分晝夜發短訊被害人C當作住宅電話使用的手提電話，目的為擾亂被害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及寧靜。
- 嫌犯向被害人C發出手提電話信息為對被害人C及另一被害人A實施侵犯生命罪及實施侵犯身體完整性罪作威脅的言語，僅令被害人A產生恐懼及不安。
- 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及故意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清楚知道其行為的非法性，會受法律制裁。
輔助人控訴書和民事請求狀中，與上述獲證事實相符之事實外，以下事實獲證明：
- 嫌犯發短信至輔助人C之手提電話，稱C為“鴨”、“狗”，稱呼A為“雞”（即妓女），亦上傳狗隻的圖片。
- 嫌犯的行為令輔助人A感到人格受到侮辱。
另外證明下列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無犯罪記錄。
- 嫌犯聲稱為舞蹈教師，收入約人民幣4,000圓，需供養父母及兩名兒子；其學歷為大專畢業程度。
未獲證明之事實：
- 控訴書、輔助人控訴書和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狀中其他與上述獲證事實不符之重要事實，或為超出本訴訟標的事實而不具重要性，或屬結論性事實及法律判斷，或未獲證明屬實，特別是：
- 未獲證明：嫌犯致電被害人C的頻率十分頻繁，有時會達到十次以上，包括深夜時分。
- 未獲證明：上述圖片令被害人C產生恐懼及不安。
- 未獲證明：嫌犯向被害人C手提電話發出的上述訊息令被害人C產生恐懼及不安。
三.法律部份：
在本上訴中，上訴人提出三點上訴理由：
- 原審法院在適用《刑法典》第64條選擇刑罰時候沒有選擇徒刑不當；
- 原審法院除了應該選擇徒刑外，並適用緩刑時，對嫌犯施加不接觸上訴人和不走近上訴人公司的禁令；
- 原審法院所判定的精神損失賠償並沒有反應上訴人的平靜生活、名譽等的價值。
然而，由於檢察院在意見書中提出了一個新的法律問題，也就是法院所判處的罪名不能成立，由於已證事實顯示嫌犯的恐嚇行為僅僅是直接向輔助人C的手提電話發短信。
我們對尊敬的助理檢察長的意見不表贊同，因為在本案中的已經證明的事實中已經確認了所有恐嚇罪所的構成要素。誠然，威脅的被害人和威脅所指犯罪的被害人可以不是同一人，3 但是，在本案中，單凴兩受害人的情侶的親密關係，嫌犯僅向其正在辦理離婚手續的丈夫發送以侵犯生命的犯罪相威脅的信息，對於他們均成為恐嚇罪的受害人來說，沒有區別。4
另外，至於嫌犯的行為被原審法院判處觸犯侮辱罪的問題，我們認為根據法院所認定的上訴人提出自訴的事實，基於嫌犯所作出的侮辱的行為是向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作出的事實，我們認為嫌犯的行為構成《刑法典》第174條規定及處罰的誹謗罪。因此，在遵守了辯論原則後，本院將依職權作出改判。
現在是時候審理上訴人的上訴問題。然而，在審理之前，還是要看看作為輔助人的上訴人是否可以提出有關刑罰的具體問題。
根據終審法院2015年4月15日在第128/2014號上訴案所作的統一司法見解（載於2015年5月6日第18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一組副刊）所主張的，“輔助人不具有針對所科處之刑罰的種類和幅度提出上訴的正當性，除非他能夠證明自己在具體個案中對於提出相關質疑具有切身的利益”，由於上訴人提出了自訴，也在檢察院提起公訴之後，提出了有關犯罪引起的民事損害賠償之訴，顯然，對質疑法院的具體刑罰的種類的決定具有正當性。
關於上訴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依照第64條進行適用選擇性刑罰的時候，原審法院認為根據嫌犯的過錯程度，犯罪的嚴重程度以及犯罪的預防的需要，應該優先選擇非剝奪自由之刑，並認為次刑罰已經足夠實現懲罰的目的。
雖然本院依職權改判嫌犯觸犯比較嚴重的誹謗罪，但是，由於上訴人沒有就判刑的輕重提出上訴理由，而只是對刑罰的種類提出異議，那麼，我們只能就此上訴的問題作出分析。
《刑法典》第64條規定：“如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須先選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在此，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衡量和判斷實現處罰之目的的適當性的價值，在沒有明顯的錯誤和明顯不適當的情況下，上訴法院沒有介入的空間。
正如原審法院認定的已證事實所顯示的，本案的主要角色是另外一個輔助人C和嫌犯的關係所引發的一系列矛盾。再者，嫌犯所為之行為雖然嚴重侵犯了上訴人的人格尊嚴、聲譽，但是也至少與上訴人作為嫌犯的尚未離婚的丈夫的情侶關係有關，犯罪的危害性和罪過的嚴重性並沒有達到應該選擇剝奪自由的刑罰的程度，因此，原審法院的選擇沒有可以質疑的地方。
關於適用緩刑以及附加措施的請求，我們認為，在上述的決定前提下，緩刑已經沒有適用的基礎，而對嫌犯施加一定的行為禁令規則也不能依照《刑法典》第50條的規定予以採納，因為第50條的規定也是在適用緩刑的基礎上作出的。
同樣，在罪刑法定原則下，我們找不到可以對嫌犯適用的附加刑以及保安處分的前提：對於前者，刑法並沒有依照《刑法典》第60條第2款所規定的那樣對嫌犯被判處的罪名具體規定特別的附加刑，而對於嫌犯來說，也不適用第61至63條所規定的職務禁止或者中止的前提；對於後者，對嫌犯也沒有適用第83條至100條的前提（不可歸責者、濫用職業或者其他商業、工業活動等，或者患有精神失常者）。
更主要的是嫌犯所發出的被判處的恐嚇罪的行為和侮辱行為均是直接向其丈夫所發出的，沒有跡象顯示存在正在發生的危險和適用特別保全措施的需要，所以上訴人的請求不能予以支持。
因此，上訴人刑事方面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最後，我們看看民事賠償方面的上訴理由。上訴人不同意原審法院的精神損害賠償的金額的確定。
從已證的事實可見：
- 嫌犯向被害人C發出手提電話信息為對……A實施侵犯生命罪及實施侵犯身體完整性罪作威脅的言語，僅令被害人A產生恐懼及不安。
- 嫌犯發短信至輔助人C之手提電話，稱呼A為“雞”（即妓女）。
- 嫌犯的行為令輔助人A感到人格受到侮辱。
據此，對於恐嚇罪，原審法院確定了15000澳門元的精神損害賠償，對於侮辱罪，確定了5000澳門元的賠償。雖然現在本院改判誹謗罪，這不影響確定原審法院所判的金額，至少因為法律對誹謗罪所規定的懲罰比侮辱罪更嚴重。
我們知道，正如《民法典》第489條作規定的，對像本案因犯罪而產生的精神損害賠償或非物質損害賠償金額的訂定，由法官依公平公正原則作出，而法官只能根據每一個案中已證事實及具體情況作出考慮，5 而不可能以其他個案或判決中某個可量化的項目作為衡量精神損害賠償的指標，更不可能存在一計算精神損害賠償的公式。6
考慮到本案的犯罪行為實施的方式、對象、前因後果、行為人的故意程度以及對受害人的（精神上的）損害程度，我們認為原審法院所確定的金額沒有明顯的不適當和不合適，對於上訴法院來說，沒有介入的空間。
上訴人這方面的上訴理由也不能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定：
- 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 本院依職權改判嫌犯觸犯《刑法典》第174條所規定和處罰的誹謗罪，但維持原審法院的量刑。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以及5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5年11月5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本人不同意改判嫌犯觸犯誹謗罪。雖然人格是獨立的，但是在本案之中，嫌犯僅僅是向兩輔助人發出侮辱性的語言的手機信息，正如對彼等作出恐嚇的行為一樣，對犯罪的對象以一體性看待，並不作出區分，更沒有改變另一輔助人對上訴人的觀感或者對其觀感的判斷的企圖。這部分投票落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osé Maria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Voltei a decisão)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Tribunal a quo violou o disposto nos artigos 40º, nº 1, e 64º do Código Penal, o que se invoca para os efeitos do art. 400º, nº 1, do C.P.P., ao ter aplicado uma pena de tipo não detentivo, escolha essa que incumpriu o fim de protecção de bens jurídicos que às penas cabe satisfazer.
2. Pelo contrário, a aplicação in casu de uma pena de prisão teria sido conforme a esse desiderato e fim do Direito Penal, de defesa de bens jurídicos.
3. Todavia, a recorrente propugna que tal pena de prisão seja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desde que condicionada ao cumprimento, nos termos do art. 50º do Código Penal, das seguintes “regras de conduta”:
i) A proibição de a arguida contactar, por qualquer meio, directo ou indirecto, com a recorrente; e
ii) A proibição de a arguida frequentar, se dirigir e aproximar da casa e do local de trabalho da recorrente.
4. Quanto à indemnização concedida pelos danos morais, a mesma não reflecte que a actuação da arguida foi, por um lado, meramente por razões fúteis e torpes e, por outro lado, o resultado causado à paz, segurança, tranquilidade bem como á honra da recorrente foram extremamente severos e gravosos, como o próprio Tribunal recorrido referiu e que, mais ainda, a conduta da arguida foi constante e reiterada, assediando e perseguindo anos e anos a recorrente.
5. Ora, assim sendo, o Tribunal recorrido não fixou, como deveria, uma indemnização apta a compensar adequada e suficientemente os danos morais causados e sofridos pela recorrente.
6. Ora, ao não ter assim entendido, violou o Tribunal a quo o disposto no artigo 489º do Código Civil, o que se invoca para os efeitos do art. 400º, nº 1, do C.P.P. e 598º do C.P.C.
Termos em que se requer a V.Ex.as que se dignem considerar 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revogando-se a decisão recorrida e, assim sendo, determinando-se:
a) Aplicar à arguiida uma ena de tipo detentivo, suspendendo a sua execução condicionadamente às seguinte regras de conduta:
i) A proibição de a arguida contactar, por qualquer meio, directo ou indirecto, com a recorrente; e
ii) A proibição de a arguida frequentar, se dirigir e aproximar da casa e do local de trabalho da recorrente.
b) Condenar a arguida no pagamento à recorrente de danos morais no valor peticionado.
2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A presente resposta incide apenas a decisão penal proferido pelo tribunal a quo que a assistente A põe em causa no tangente à questão da medida da pena.
2. O crime de ameaça com a prática de crime punível com pena de prisão de limite máximo superior a 3 anos, o agente é punido com a pena de prisão até 3 anos ou com pena de multa, nos termos do art.º 147º nº 2 do C.P.M.
3. O crime de injúria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até 3 meses ou com pena de multa até 120 dias, por força do art.º 175º nº 1 e 176º do C.P.M.
4. A aplicação de pena visa a protecção de bens jurídicos e a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5. A pena não pode sultrapassar em caso algum a medida da culpa. (artº 40º nº 1 e 2º do C.P.M.).
6. Se ao crime forem aplicáveis, em alternativa, pena privativa e pena não privativa da liberdade, o tribunal dá preferência à segunda sempre que esta realizar de forma adequada e suficiente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art.º 64º do C.P.M.).
7. Nos presentes autos, tendo em conta que ficou provado que por causa das palavras de ameaça e injúria feita por escrito, por via de mensagem enviado ao telefone do ofendido C, contra C e a assistente, faz com que apenas a recorrente sentir medo e inquietação, ofensivo a honra e consideração. Atendendo todos 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dos autos, sobretudo a arguida é primária, o grau de ilicitude é moderado, a motivação do cometimento dos crimes por a assistente ser namorada do marido da arguida, é evidente que a pena de não privativa de liberdade realiza de forma adequada e suficiente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8. A pena mostra-se junta e equilibrada.
9. Pelo que o tal fundamento deve ser rejeitado.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V. Excelências Venerandos Juízes julgar o recurso improcedente, mantendo o douto acordão recorrido em íntegra.
Porém V. Excelências farão a habitual Justiça!
3 Américo Taipa de Carvalho在Figueiredo Dias 教授主編的《Comentário Conimbricense ao Código Penal Poruguês》,第一卷，對第153條的注解。
4 值得一提的是，恐嚇罪裏面的威脅行為必須“足以使之（被威脅者，即恐嚇罪的被動主體）產生恐懼或不安，又或足以損害其決定自由”，因此，此罪名只要求威脅能損害個人安寧或決定自由，而不需要實際上產生恐懼或不安，即被威脅者的決定自由受到影響。這樣，澳門《刑法典》沿用葡萄牙經過1995年修訂後的相同版本的《刑法典》之後，恐嚇罪不再是結果犯及實害犯，而變成單純的行為犯及危險犯。（參見上引著作）
5 參見中級法院2000年6月15日第997號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6 參見中級法院2005年4月7日第59/2005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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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146/2015 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