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109/2015號
日期：2015年9月24日
主題： - 《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
- 受害人不反對該金額
-
摘 要
1. 《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一款關於依職權裁定給予彌補的條件之一“受害人不反對該金額”不能被理解為“受害人必須明示不反對確定的金額”。所謂的不反對，就是沒有清晰的反對意見(包括清楚的默示反對)這個消極的事實令法院不能適用上訴條文。
2. 如果在案件中沒有任何可以顯示受害人曾經明確表示反對法院依職權確定賠償金額，就應該裁定滿足了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一款b)的條件。
3.
裁判書製作人
(蔡武彬)
上訴案第109/2015號
上 訴 人：A
被上訴人：B有限公司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嫌疑人B有限公司(B Limitada)觸犯了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20條結合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62條第3款之規定，有關的行為構成一項輕微違反，而根據第7/2008號法律第85條第1款(6)項的規定，每項可科處澳門幣20,000至50,000元之罰金。並請求初級法院以勞動輕微違反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普通訴訟案第LB1-14-0061-LCT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處嫌疑人B有限公司(B Limitada)觸犯一項第21/2009號法律《僱用外地僱員法》第20條結合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62條第3款及第85條第1款第(6)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輕微違反，每項科處澳門幣叁萬叁仟元（MOP33,000.00）之罰金，該罰金不轉換為徒刑。
檢察院依職權代理本案受害工人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其內容如下：
1. 本上訴僅針對被上訴判決中關於不依職權裁定給予受害工人彌補的民事部份而提起。
2. 被上訴判決的理由說明指出：“案中，由於受害員工沒有表示追討尚欠之薪酬，也沒有表示不反對法院於本案定出有關賠償，故並不符合依職權裁定給予彌補之條件。” 故認為不符合《勞動訴訟法典》第100條第1款準用《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1款b)項規定的要件。
3. 依職權裁定給予彌補制度，旨在回應因不具經濟能力或資源而無法於訴訟程序中或另案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的弱勢受害人的即時需要，尤其在勞動輕微違反程序中，受害人均為勞動階層，更需突顯該制度能確保受害勞工的權益在訴訟程序中得以實現。
4. 為此，只有當受害人明確表示反對情況下，法院才不依職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裁定給予彌補。或更直接而言，《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1款規定法院依職權裁定給予彌補的三個要件中，a)項和c)項均為為積極要件，然而，b)項 – 即現所討論的受害人不反對該金額 – 則為一項消極要件，換言之，只要不存在受害人的反對，即可成就。
5. 尊敬的終審及中級法院的司法見解均持同上理解（終審法院2014年1月23日第80/2013號合議庭裁判及中級法院2009年11月19日號合議庭裁判）。
6. 按照卷宗資料顯示，受害工人在程序的調查階段一直與勞工局合作提供所需的調查資料，並曾於勞工局內錄取聲明及作出投訴，應視為已表達了追討其應有的薪金差額賠償的意願。
7. 受害工人未能參與本案審判程序及未能出席庭審，這並不意味著其推翻或放棄之前在勞工局投訴及要求追討賠償的意願，更不能理解成向法院反對依職權裁定給予彌補。
8. 本案中，受害工人沒有表示反對，且已證實了上訴人拖欠受害工人薪金差額以及確切的尚欠相差金額，符合《勞動訴訟法典》第100條第1款準用《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1款規定的所有要件，為此，應依職權裁定給予受害工人被拖欠的薪金差額澳門幣192,609.39元的彌補。
綜上所述，請求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並依職權裁定被上訴人須向受害工人，即上訴人支付所拖欠的薪金差額澳門幣192,609.39元。
B Limitada就上訴人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1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其內容如下：
2014年10月22日，初級法院判處違法者B有限公司(B Limitada)觸犯了1項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20條結合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62條第3款及第85條第1款第(6)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輕微違反，每項科處澳門幣33,000元罰金，且不得轉換為徒刑。
然而，就欠薪彌補方面，初級法院認為受害員工沒有表示追討尚欠之薪酬，也沒有表示不反對法院所定出的賠償金額，因而認為不符合《勞動訴訟法典》第100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1款之規定，而決定不在本案中依職權定出受害員工應有的賠償。
檢察院不服上述判決在欠薪彌補之部份的決定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中，檢察院認為被上訴的判決錯誤適用法律，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勞動訴訟法典》第100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1款之規定。
首先，必須指出，雖然本上訴標的涉及民事性質的事宜，原根據經第9/2009號法律修改之《民事訴訟法典》第56條、第60條及第59條之規定，檢察院本應無正當性發表意見。
然而，我們認為，在本具體個案中，檢察院是基於合法性原則而提起本上訴的，跟當事人純粹在民事金額上的不同意性質不同，因此，我們認為，我們應在此發表意見。
對於檢察院所提出的上訴理由，我們認為應裁定成立。
根據第52/99/M號法令第3條第3款及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79條之規定，關於勞動關係的違法行為，經適當配合後，補充適用《刑法典》、《勞動訴訟法典》及行政違法行為的一般制度。
因此，在本個案中，涉及刑事附帶民事的制度，補充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60條至第74條之規定。
對於刑事跟民事請求之間的關係，立法者的取態是“強制依附原則”，目的是便民，方便苦主更容易更經濟、負擔更少（舉證責任更少）地解決其民事請求，除了《刑事訴訟法典》第61條所規定的情況可獨立提出民事請求之外，一般情況下必須附帶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處理民事請求。
正如檢察院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引用Manuel Leal Henriques的學說，在此，同樣引用此學者跟Manuel Simas Santos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註譯》第192頁所引用Jorge Fonseca的代表作：澳門法典在民事性質的損害賠償上所遵行的是請求原則，僅在例外的情況容許依職權作出判處…有關例外必須是真正的例外，是必須配合澳門很大一部份的人口的文化及社會經濟條件而言，確實在通知上存在相當的困難，使他們難以得知其在訴訟上應享有的權利，因此，在犯罪學角度上稱為“重複被告”。
而《刑事訴訟法典》第60條正正就是上述學者所指的例外情況之一：
“第六編
民事當事人
第六十條
（依附原則）
以一犯罪之實施為依據之民事損害賠償請求，須在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中提出；僅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下方得透過民事訴訟獨立提出該請求。”
《刑事訴訟法典》第64條規定：
“第六十四條
（提供資訊之義務）
一. 當一據知具有正當性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之人參與其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之首個行為時，司法當局或刑事警察機關應告知該人得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提出該請求及告知其須遵守之手續。
二. 具有正當性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之人得於偵查終結前，在訴訟程序中表示其有提出該請求之意圖。”
可以，法律已規定了當局必須對利害關係人作出有關刑事附帶民事的權利的通知，如果缺乏通知，當事人可能永遠不知道其權利，就可能永遠不會提起民事請求，而喪失其民事賠償的權利，而這個遺漏通知會影響民事請求的權利的行使，影響了整個行為的價值，這個缺口是不會隨時間而被補正的，因而可導致不當情事的產生，見《刑事訴訟法典》第 110條之規定：
“第一百一十條
（不當情事）
一. 如在訴訟程序中存在任何不當情事，則僅當利害關係人在當中出現不當情事之行為作出時提出爭辯，該不當情事方使有關行為成為非有效行為，並使該不當情事可能影響之隨後進行之程序成為非有效程序；如利害關係人在行為作出期間不在場，則僅當其自接獲通知參與訴訟程序中任何程序之日起五日內，或自參與在該訴訟程序中所作之某一行為時起五日內提出爭辯時，該不當情事方使有關行為成為非有效行為，並使該不當情事可能影響之隨後進行之程序成為非有效程序。
二. 如任何不當情事可能影響已作出之行為之價值，得在知悉該不當情事時依職權命令就該不當情事作出彌補。”
因此，刑事附帶民事的強制依附原則是必須遵守的，所以必須由法官須依職權作出審查。
對於無獨立提出民事賠償請求的情況，立法者就作出了第74條之候補性規定，法官必須在最後依職權作出民事賠償的判定：
“第七十四條
（依職權裁定給予彌補）
一. 如無依據第六十條及第六十一條之規定在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中或透過獨立之民事訴訟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則當出現下列情況時，即使有關判決為無罪判決，法官亦須在判決中裁定給予一金額，以彌補所造成之損害:
a) 該金額係為合理保護受害人之利益而須裁定者；
b) 受害人不反對該金額；及
c) 從審判中得到充分證據，證明依據民法之準則而裁定給予之彌補之前提成立及應裁定給予有關金額。
二. 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下，就調查證據方面，法官須確保尊重辯論原則。
三. 上條之規定，相應適用於裁定有關彌補之判決。
眾所周知，上述第74條的情況尤其發生在諸如本案的勞動輕微違反案件中，因為勞工一般都會一旦作出投訴，其案件就會有政府相關部門的跟進，一般不會懂得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60條之規定主動作出民事賠償請求，所以，結合上述學說的理解，我們認為，立法者正正是預見了這種情況，為了更好地保障受害勞工，才設置出第74條的機制，否則，受害勞工沒有主張就完全無法獲得任何賠償，這樣就會造成實質上的不公義了。
第74條規定，當出現下述情況時，法官必須依職權判處民事賠償金額：
a) 該金額係為合理保護受害人之利益而須裁定者；
b) 受害人不反對該金額；及
c) 從審判中得到充分證據，證明依據民法之準則而裁定給予之彌補之前提成立及應裁定給予有關金額。
在本具體個案中，正如尊敬的檢察官在其上訴理由中所一一指出：
1. 針對a項規定的前提，受害員工A已為本案一直跟勞工局保持聯絡，並專程在離開澳門之後再次返澳錄取聲明（見第148頁至第149頁）；儘管並未嚴格使用“追究”一詞，但其已作出了“投訴”，充份表現其認為有關欠薪屬其欲保護之利益；
2. 針對b項規定的前提，對於勞工局所計算的金額雖未正式通知受害員工A，被上訴法院未定出任何金額，以便受害員工決定是否反對；然而，值得強調的是，勞工局是以此受害員工的投訴內容而計算出來的賠償金額，邏輯上是符合受害員工A的意願的；
3. 針對c項的前提，我們認為本案涉及的是勞動合同的（資方）義務不履行，且已被上訴之法庭既然認定存在違法者B有限公司（B Limitada）之違法行為，可以認定有關勞動合同之不履行亦可歸責於此違法者，應根據《民法典》第787條及後續條文之規定予之彌補，至少應裁定給予受害員工A所投訴的欠薪金額。
因此，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我們認為被上訴的判決因無依職權作出民事賠償的決定，確實是錯誤適用法律，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勞動訴訟法典》第100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1款之規定。
綜上所述，應宣告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法院應根據《勞動訴訟法典》第100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1款之規定，依職權判處受害工人A之欠薪。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認定了以下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
- 受害員工A，持編號為xxxxxxxxx之英國護照，居住於澳門xxxx街xxxx第x座xx樓x，電話：6xxxxxxx，其新西蘭地址為xxx xx road, xx, xx, New Zealand，電話為+64xxxxxxxxxx，其於2012年4月28日至2013年2月28日期間受僱於嫌疑人，職位為培訓及營運經理；
- 上述員工在聽從嫌疑人的工作指令、指揮及領導下工作；
- 於2013年3月25日，勞工局接獲人力資源辦公室來函，指嫌疑人涉嫌沒有按原合同上訴訂之工資給予上述員工，為此，勞工局開立個案展開調查；
- 根據人力資源辦公室第07549/IMO/GRH/2012號外地僱員許可批示，嫌疑人承諾給予上述員工之工資為月薪澳門幣30,000元及住宿津貼澳門幣10,000元；
- 嫌疑人僅以口頭協議聘用上述員工，而沒有簽訂書面勞動合同；
- 於上述員工在職期間，嫌疑人每月僅給予前者以下工資：
期間
工資（澳門幣）
2012年4月
$1,517.95
2012年5月
$11,073.61
2012年6月
$10,466.26
2012年7月
$11,876.36
2012年8月
$9,550.45
2012年9月
$10,113.85
2012年10月
$12,547.24
2012年11月
$13,244.89
2012年12月
$10,000.00
2013年1月
$10,000.00
2013年2月
$10,000.00
- 而沒有支付相等於聘用許可申請中承諾給予上述員工的工資；
- 嫌疑人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情況下，明知法律不容許而作出上述違例行為。
此外， 還證實以下事實：
- 嫌疑人曾於2014年6月12日向勞工局存款澳門幣100,000元，但其並沒有解釋有關款項之用途。
未獲證明的事實：
控訴書及答辯中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尤其是：
- 嫌疑人與上述員工曾訂下口頭協議，訂明其每月工資為澳門幣10,000元，營業分紅為每月澳門幣20,000元，營業分紅是根據上述員工之工作表現發放；
- 上述員工入職時與嫌疑人協議之基本薪金為澳門幣30,000元，另外計算營業分紅。
三.法律部份：
本上訴為檢察院代表勞動者對原審法院不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的規定依職權訂定已經判處嫌犯勞動違法的賠償的決定提起的上訴，也就是說本案的唯一問題就是，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法院是否應該依職權訂定賠償。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裁定嫌犯因“沒有支付相等於聘用許可申請中承諾給予員工的工資”的行為構成第21/2009號法律《僱用外地僱員法》第20條結合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62條第3款及第85條第1款第(6)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輕微違反。涉及輕微違反的刑事部分沒有成為上訴的標的應該視為已經確定，而本上訴僅涉及民事賠償部分。
《勞動訴訟法典》第100條(依職權裁定給予彌補)規定：
“一、如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七十四條第一款各項所規定的要件，且當事人並無就有關賠償提出民事請求或獨立提起民事訴訟，則法官須在判決中裁定給予一金額，以彌補所造成的損害，即使所作的判決為無罪判決亦然。
二、在上述所指的情況下，就調查證據方面，法官須確保辯論原則受尊重。”
而《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一款同樣在“依職權裁定給予彌補”的標題下規定：
“一. 如無依據第六十條及第六十一條之規定在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中或透過獨立之民事訴訟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則當出現下列情況時，即使有關判決為無罪判決，法官亦須在判決中裁定給予一金額，以彌補所造成之損害：
a) 該金額係為合理保護受害人之利益而須裁定者；
b) 受害人不反對該金額；及
c) 從審判中得到充分證據，證明依據民法之準則而裁定給予之彌補之前提成立及應裁定給予有關金額。”
原審法院在解釋這一條文的適用時指出，“由於受害員工沒有表示追討尚欠之薪酬，也沒有表示不反對法院於本案定出有關賠償，故並不符合依職權裁定給予彌補之條件”，故認為不符合《勞動訴訟法典》第100條第1款準用《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1款b)項規定的要件。
很明顯，原審法院將法律的“受害人不反對該金額”理解為“受害人必須明示不反對確定的金額”，這是一種錯誤的理解。所謂的不反對，就是沒有清晰的反對意見(包括清楚的默示反對)這個消極的事實令法院不能適用上訴條文。很顯然，如果在案件中沒有任何可以顯示受害人曾經明確表示反對法院依職權確定賠償金額，就應該裁定滿足了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一款b)的條件。這種理解在中級法院於2009年11月19日在第583/2007號上訴案中已經得到肯定。
同樣，沒有提出追討欠薪的請求，更不能理解為受害人反對法院依職權確定賠償。
事實上，正如被上訴人提到的，勞動者在載於卷宗第33-35頁寫給勞工事務局職員的email中表示不想再跟進本案的事實，我們經過對其內容的了解，發現有關投訴雇員並沒有完全地自由表達自己不再追究的意願，尤其是不想因為需要前來澳門而作出更多的花費。也許因為這樣，勞工局也沒有將其視為清晰表達反對追討欠薪的意願，並繼續進行有關的行政程序。
因此，我們應該確定已經滿足了適用第74條第一款所規定的可以依職權作出判給彌補損害金額的條件。
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應該撤銷被上訴法院的決定，而代之以根據《勞動訴訟法典》第100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1款之規定，依職權確定一合適的金額作為嫌犯對受害工人A的欠薪的賠償。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撤銷被上訴法院的決定，原審法院應該根據《勞動訴訟法典》第100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1款的規定，依職權確定一合適的金額作為嫌犯對受害工人A的欠薪的賠償。
本程序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5年9月24日
蔡武彬
陳廣勝
司徒民正 (Vencido, considero que a questão de alegada existência do procedimento “pelo trabalhador/ofendido, assim como os seus termos e circunstância” deviam ser objecto de (expressa) pronúncia após novo julgamento no T.J.B., podendo a decisão recorrida de insuficiência de matéria de facto para a decisão de direito.)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Recorrente, em representação do Lesado nos presentes autos, apresentou recurso da Sentença quanto à decisão de não arbitrar oficiosamente uma indemnização, nos termos do artigo 100º, nº 1 do CPT.
2. Alega o Recorrente que o arbitramento da reparação oficiosa visa garantir as necessidades das vítimas que não dispõem de meios financeiros ou são incapazes de formular um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particularmente os trabalhadores da classe operária.
3. A Recorrida não discorda desse entendimento mas impõe-se acrescentar que, de acordo com os ensinamentos do Prof. Dr. Manuel Leal-henriques “o que pretendeu o legislador foi deixar em aberto uma oportunidade para, em casos verdadeiramente excepcionais e rigorosamente demarcados na lei, garantir aos mais carenciados uma reparação pelos prejuízos sofridos e que de outra forma não lograriam de imediato obter por não terem sido desencadeados os expedientes indispensáveis à efectivação da respectiva indemnização (por não terem apreendido devidamente o alcance dos direitos e possibilidades que a lei lhes faculta para, no próprio processo penal, se verem compensados dos danos produzidos pelo crime ou por não disporem de meios económicos para intentar uma acção civil autónoma).” (do citado autor, in 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pág. 510).
4. Daqui se retira a natureza verdadeiramente excepcional deste regime e cuja aplicabilidade deverá ter em conta a condição sócio-económica do trabalhador e sua percepção dos direitos que lhe assistem.
5. No caso em apreço, o Lesado é cidadão da Nova-Zelândia, licenciado em Gestão Hoteleira pelo Cent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 Wellington, na Nova Zelândia (Cf. Fl. 187 dos autos), fluente em inglês, língua na qual comunicava com o gerente da Recorrida, com o quem acordou as condições salariais.
6. Daqui se depreende que o Lesado não preenche as características típicas de um trabalhador com uma particular aptidão à vitimização.
7. O Recorrente alega ainda que para que se verifique o requisito d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igo 74º do CPP, bastará à vítima não se opor à reparação.
8. Sucede que, conforme consta de fls. 33 a 35 dos autos, em 21 de Março de 2014, na sua última comunicação escrita com 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para os Assuntos Laborais (DSAL), o Lesado expressou, de modo inequívoco, pretender dsistir do procedimento contra o ora Recorrida.
9. Durante a relação de trabalho com a Recorrida, quer após a cessação da mesma, o Lesado nunca reclamou perante esta qualquer remuneração em falta.
10. Pelo contrário, foi o Gabinete dos Recursos Humanos que informou a DSAL da discrepância existente entre documentos submetidos pela Recorrida que indiciavam uma redução dalarial do Lesado.
11. O que motivou a DSAL a contactar o Lesado para apurar junto deste se a Recorrida havia incumprido com os seus compromissos salariais.
12. Quando presentiu que podia obter dinheiro ilegitimamente da Recorrida, o Lesado aproveitou-se oportunisticamente para assumir que, afinal, cerca de três quartos do seu salário nunca chegou a ser pago.
13. É reveladora a mensagem electrónica do Lesado enviada à DSAL, datada de 8 de Julho de 2013, constante nos autos a fls. 173, quando questionado pela primeira vez sobre o salário que havia acordado com a Recorrida, aquele indica que o salário base era de dez mil patacas e o subsídio de alojamento de quinhentas patacas, em completa oposição ao que consta do Despacho 07549/IMO/GRH/2012, emitido pelo Gabinete dos Recurso Humanos.
14. Acresce que, após ter comunicado à DSAL que não pretendia mais prosseguir com a queixa contra a Recorrida, o Lesado não mais comunicou com a DSAL, não se tendo dignado comparecer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para corroborar a sua versão dos factos.
15. No entender de Manuel Leal-Henriques deve-ser “[...] entender que quando o lesado deixou de movimentar o respectivo pedido (no rocesso crime ou em acção civil separada), porque nãó quis, não pôde ou porque se desleixou, não lhe é lícito beneficiar de qualquer arbitramento oficioso [...] (do citado autor, in 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 Prcocesso Penal de Macau, pág. 510).
16. Face ao exposto, e uma vez que, na sua última declaração constante dos autos, o Lesado declarou não pretender mais prosseguir com o procedimento contra a Recorrida, não tendo intervindo no processo e não tendo comparecido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ntende-se que o Tribunal a quo decidiu bem ao ter recusado o arbitramento oficioso de uma reparação ao Lesado,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100 do CPT, por não estarem verificados os pressupostos do nº 1 do artigo 74º do CPP.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de direito que V. Exas.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rá 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Recorrente ser julgado totalmente improced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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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109/2015 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