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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案第493/2015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指控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巨額),並請求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4-14-0225-PCC號普通刑事案中,經過庭審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 宣告嫌犯A被指控觸犯1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及3項同一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相當巨額),罪名不成立。
- 有關指控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所觸犯3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相當巨額)改判為觸犯同一法典第211條第3款之3項詐騙罪(巨額)。
- 判處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3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巨額),每項處以9個月徒刑。數罪競合,處以2年徒刑之單一刑罰。徒刑暫緩執行,為期2年6個月,自判決確定起計算。條件為嫌犯須於30天內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135,000.00。

嫌犯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其內容如下:
1. 尊敬的初級法院法官閣下(Tribunal “a quo”)於2015年3月13日作出之合議庭裁判,判處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3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巨額),每項判處以9個月徒刑。數罪競合,處以嫌犯 2年徒刑之單一刑罰。徒刑暫緩執行,為期2年6個月,自判決確定起計算。條件為嫌犯須於30天內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135,000.00。
2. 本上訴的標的是針對上述判決書之內容。
3. 在尊重初級法院法官閣下(Tribunal “a quo”)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被訴決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之瑕疵、違反罪疑從無原則、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之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決的瑕疵,以及違反相關之法律規定,特別是《刑法典》第29條第2款及第76條之規定。
4. 根據卷宗內第20頁所載之資料,由被害人親自作成之“個人借貸契約”,金額為港幣400,000.00圓整,足以顯示上訴人與被害人之間的關係,僅屬民事借貸之性質。
5. 上述的金額完全包含了檢察院控訴書中所指控上訴人“詐騙”了被害人之全部款項。
6. 被害人在進行審判聽證的過程中,亦坦白承認了上述的“個人借貸契約”由其主動作成且由雙方(即被害人及上訴人)簽署,以便承認與上訴人之間存有借貸關係。
7. 不論上訴人是否曾以一些言語試圖說服被害人向其貸出款項,其結果為被害人最後明確承認其上訴人間只屬民事的借貸關係,並非詐騙行為,否則,被害人根本是無須作成該“個人借貸契約”,而理應簡單直接向警方舉報便可!
8. 按上訴人之微見,基於上述的疑點,本案原應進行“對質”的證據方法,然而,上述的證據方法並沒有採用。
9. 考慮到由被害人所提交之“個人借貸契約”顯示出存在一借貸關係,且無法證明上訴人是否曾實施被指控之犯罪行為,基於罪疑從無的原則以及因被訴判決亦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的瑕疵,應開釋上訴人所被處以之3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巨額)。
10. 倘若 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的理解,透過上述的已證事實顯示,上訴人被指控實施《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所指之行為是分別於2011年8月5日、2011年8月22日及2011年8月23日進行。
11. 在尊重初級法院法官閣下(Tribunal “a quo”)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判處其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3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巨額),每項判處以9個月徒刑。數罪競合,處以上訴人2年徒刑之單一刑罰之決定違反《刑法典》第29條第2款及第73條之規定。
12. 已證事實方面顯示上訴人所實行之方式基本上相同 - 即訛稱能為被害人以優惠的金額兌換人民幣、替被害人辦理兩地車牌以及取得不動產等。
13. 該三項巨額詐騙罪之發生存在可相當減輕罪過之同一外在情況下誘發實行,即上訴人與被害人是互相認識,且被害人信任上訴人,故使上訴人向被害人實施上述已證事實第2、3及4點所指稱之行為時,存有便利。
14. 上訴人在作出第二次(即已證事實第3點所載的替被害人辦理兩地車牌)之行為,以及第三次(即已證事實第4點所載的替上訴人取得不動產並由上訴人及被害人平分利潤),其過錯程度均在同一「外在情況」下得到相當的減輕。
15. 上訴人認為其行為符合《刑法典》第29條第2款有關連續犯之規定,並應根據同法典第73條之規定向上訴人作出處罰。
16. 即判處上訴人以連續犯方式實施了《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所規定之巨額詐騙罪,並處以為期九個月之徒刑,緩刑兩年。
17. 被訴判決亦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之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決的瑕疵。
18. 根據已證事實第2、3及4點,證明了上訴人作出之行為使被害人合共損失了港幣$130,000.00。
19. 被訴判決上裁定上訴人須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135,000.00之決定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基此,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之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決的瑕疵,並應予以撤銷該部份之決定。
20. 綜上所述,被訴判決,即判處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實施了3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巨額),每項判處以9個月徒刑。數罪競合,處以嫌犯2年徒刑之單一刑罰。徒刑暫緩執行,為期2年6個月,自判決確定起計算。條件為嫌犯須於30天內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135,000.00。帶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之瑕疵、違反罪疑從無的原則、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之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決的瑕疵,以及違反相關之法律規定,特別是《刑法典》第29條第2款及第76條之規定,因而應撤銷被訴判決之決定。
請求:
  綜上所述,倘若有所遺漏,懇請 尊敬的法官閣下按照有關法律之規定指正補充,並接納本聲請,裁定上訴理由成立,因而:
- 撤銷初級法院所作出之判決;
- 並由中級法院作出開釋上訴人三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巨額詐騙罪。
  倘若 尊敬的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的理解,亦請求:
- 撤銷初級法院所作出之判決;
- 並由中級法院作出以連續犯及既遂的方式實施之三項巨額詐騙罪,判處9個月徒刑,暫緩執行為期兩年;以及
- 支付澳門幣$130,000.00。

檢察院就上訴人A所提起的上訴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在上訴理由闡述及其結論中,上訴人提出被上訴裁判存有以下瑕疵:
- 獲證明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及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 違反《刑法典》第29條第2款及73條關於連續犯的規定。
2. 關於上訴人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即控訴書及上訴人提交的答辯狀中述及的事實事宜悉數進行調查,並作出認定,沒有出現遺漏審查的情況。
3. 關於上訴人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本院認為上訴人的說法歪曲事實。
4. 在庭審中,被害人表示該借貸文件是用作保障其利益,因為其之前已多次向上訴人交付款項,該等款項中,僅控訴書所載的第5點和第6點(獲證事實5條和第6條)是以借貸的名義向上訴人交付金錢,其餘的則如控訴書所載般,是上訴人以各種不同的藉口要求提供款項,被害人是基於對上訴人的信任,認為上訴人有能力做到其所說的事情而向其支付款項,而非借貸。
5. 對於借貸的問題,被上訴裁判已作出考慮,繼而對上訴人因上述事實而被指控的兩項詐騙罪(其中一項為巨額)作出開釋決定。
6. 最後,關於連續犯的問題,上訴人所指信任因素沒有為其之後作出的犯罪行為提供任何便利或創造有利條件,更說不上是可相當減輕其罪過的情況,不符合《刑法典》第29條第2款規定以連續犯處罰的前提條件。
  基於此,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維持原判,並作出一如既往的公正裁判!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了法律意見書,其內容如下:
上訴人A於2015年3月13日被初級法院合議庭判處其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3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巨額詐騙罪」,每罪判以9個月徒刑;數罪並罰,共判處2年徒刑的單一刑罰,暫緩執行2年6個月,條件是於30天內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135,000元的財產損失。
上訴人A不服上述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因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闡述中,上訴人A認為被上訴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之瑕疵;又或《刑法典》第29條第2款及第73條之規定,以及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之瑕疵。
我們十分支持尊敬的檢察官閣下在上訴理由答覆中所闡述的立場,認同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全部明顯不成立。
1. 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違反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指出其跟被害人之間僅存在民事債務關係,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裁判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6月19日在第191/2014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6月19日在第116/2012號及第65/2012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6月5日在第623/2013號上訴案件、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在具體個案中,正如尊敬的檢察官閣下在其上訴理由答覆中所複述的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的兩個段落(參見卷宗第428頁背面及第464頁),被上訴的合議庭已正如上訴人所提出地,認同其跟被害人之間僅存在民事債務關係,因而決定開釋上訴人有關犯罪。
因此,上訴人A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實在不知從何談起。
此部份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駁回。
2. 關於《刑法典》第29條、第73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
另外,上訴人A又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所載的第2點至第4點已證事實屬連續犯的情況,應改判以9個月徒刑,緩刑2年;同時,上訴人A亦指出上述第2點至第4點已證事實所載的被害人損失分別為港幣4萬元、港幣3萬元及港幣6萬元,合共港幣13萬元,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須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135,000元;因此,上訴人A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了《刑法典》第29條及第73條,並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
關於《刑法典》第29條連續犯之規定,不乏精闢的司法見解指出其前提要件,如中級法院於2013年10月31日在第528/2013號上訴案件作出之裁判:
“1. 以連續犯論處犯罪人的真正前提,是奠基於在具體案情內,存在一個可在相當程度上,使行為人在重複犯罪時感到便利、和因此可相當減輕(亦即以遞減方式逐次減輕)其在每次重複犯罪時的罪過程度的外在情況。
......”
終審法院亦曾於2014年9月24日在第81/2014號上訴案件中亦一再提醒我們:
“一、罪行連續性的根本前提是存在一種來自外部並且在相當程度上方便了犯罪活動的再次出現,使得對行為人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亦即依法行事的可要求性漸趨減低的關係。
二、法院在審查連續犯罪的要件,尤其是受同一外在情況的誘發使得行為人的罪過得到相當減低這一要件是否得到滿足時應該尤其嚴格。
......”
在本具體個案中,正如尊敬的檢察官閣下在其上訴理由答覆中所複述的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已證事實所顯示,上訴人A實施第一次犯罪隨後的次數的犯罪時,我們未能看見是基於在實施前一次犯罪存在任何能令其感到便利的情節,明顯地,上訴人A作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之第2點至第4點已證事實是出於獨立的故意。
事實上,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已單就上訴人A實施本案所針對的犯罪行為的罪過程度作出了清晰的理由陳述(詳見卷宗第429頁至第430頁)。
因此,可以斷言,上訴人A被判罪的事實情節並不存在《刑法典》第29條第2款所規定的連續犯的外在情況,當中,可認為上訴人A每次重複犯罪時的罪過程度並無以遞減方式逐次減輕,不受惠於連續犯制度,不能適用《刑法典》第73條之處罰規定。
鑒於此,被上訴的合議庭判處上訴人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3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巨額詐騙罪」是正確的。
至於量刑方面,被上訴的合議庭對上訴人A實施的每項犯罪判以9個月徒刑,數罪並罰後共判處2年徒刑的單一刑罰,暫緩執行2年6個月,並未見明顯違反法律規定或罪刑相適應原則,因此,我們認為上訴法院不具介入量刑決定的空間。
最後,正如上訴人A所指,以及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已證事實所證實,上訴人A損害了被害人合共130,000港元的財產,被上訴的合議庭將此金額兌換成澳門幣後,決定判處上訴人A於30天內向被害人支付135,000澳門元的財產損失,雖然確實存在兌換率上的計算出入問題,但在我們看來並沒有有關金額的出入並不致違反法律規定、適當適度及衡平原則。
上訴人A以上述金額的計算為上訴理據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是毫無根據的,尤其是《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理解是指,法院在審判的過程中必須在有關訴訟案件的標的(包括控訴書或辯護詞所界定的)範圍內,查明並證實必要的事實,用以作為適當的法律適用及決定案件實體問題。
本個案中,被上訴的合議庭已審理了包括控訴書及答辯狀在內的標的(見卷宗第421頁至第424頁),從而作出的決定;因此,我們實在無法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遺漏審查或事實不充分的瑕疵。
因此,就賠償金額方面,我們支持被上訴的合議庭的裁判決定。
綜上所述,上訴人A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刑法典》第29條及第73條,並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之瑕疵是沒有道理的,應裁定上訴人A此部份上訴理由亦明顯不成立,應予駁回。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認定了已證的事實。1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提出了具有次要關係事實和法律的問題:
首先,認為原審法院陷入了審理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因為由被害人所提交的“個人借貸契約”顯示出存在一借貸關係,且無法證明上訴人曾實施被指控的犯罪行為,基於罪疑從無的原則應開釋上訴人所被處以之3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巨額)。
在這個上訴論點中還指責,基於出現的疑點,本案原應進行“對質”的證據方法,然而,上述的證據方法並沒有採用。
其次,作為次要問題,上訴人的行為構成連續犯。
再次,被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之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決的瑕疵,因為在僅僅證明上訴人作出的行為使被害人合共損失了港幣$130,000.00,卻裁定上訴人須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135,000.00之決定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
我們看看。
雖然,上訴人提出了事實的瑕疵的問題,但是,上訴人所提出的問題實際上屬於一個純粹的法律問題。第一,關於存在個人借貸關係,應該開釋嫌犯的問題,這裡並非事實的審理,而是原審法院對是否存在個人借貸關係而相應作出法律的適用的問題,不涉及對證據的審理。第二,原審法院作出賠償的判決於事實不符,更是一個法律的適用的問題,或者是判決錯誤的問題, 並不存在所認定的事實的漏洞而無法進行合適的法律適用這個“事實不足支持作出法律的適用的瑕疵”。
事實上,上訴人所謂的受害人提交了個人借貸關係的聲明的事實並沒有得到法院的認定,這裡不能作為已證事實予以考慮。儘管如此,原審法院在適用法律的時候,明確將第2、5、6點的事實認定為個人的借貸關係而將這部分控告事實予以開釋。因此,也不能指責原審法院沒有作出這方面的審理。
至於其餘方面的不法所得: 嫌犯承諾為受害人兌換人民幣的兩次收取的共4萬港幣,聲稱幫受害人辦理兩地車牌收取的3萬港幣,聲稱幫受害人承購珠海物業收取的6萬元,並不能認為屬於個人借貸關係,而是嫌犯編制各種借口獲取受害人的相信而獲得的不法利益,原審法院將其列為詐騙罪的法律適用完全沒有錯誤。
關於《刑法典》第29條連續犯的問題,我們一直認為,以連續犯論處犯罪人的真正前提,是奠基於在具體案情內,存在一個可在相當程度上,使行為人在重複犯罪時感到便利、和因此可相當減輕(亦即以遞減方式逐次減輕)其在每次重複犯罪時的罪過程度的外在情況。
終審法院曾於2014年9月24日在第81/2014號上訴案件中作出這樣的精闢見解:
“一、罪行連續性的根本前提是存在一種來自外部並且在相當程度上方便了犯罪活動的再次出現,使得對行為人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亦即依法行事的可要求性漸趨減低的關係。
二、法院在審查連續犯罪的要件,尤其是受同一外在情況的誘發使得行為人的罪過得到相當減低這一要件是否得到滿足時應該尤其嚴格。
...... 。”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認定嫌犯觸犯的三項詐騙罪的事實:承諾為受害人兌換人民幣,聲稱幫受害人辦理兩地車牌,聲稱幫受害人承購珠海物業,雖然都是對同一個受害人,但是,上訴人實施第一次犯罪隨後的兩次犯罪時,並不存在任何令上訴人基於在實施前一次犯罪而感到的便利,至少她所編出來的謊言都是不同的,而獲取受害人同意所冒的險也是不同的。雖然,受害人很容易上當,但這不是連續犯裡面所為的可以明顯減輕嫌犯罪過的“外在因素”。上訴人的行為出於獨立的故意,每次重複犯罪時的罪過程度並無以遞減方式逐次減輕,不受惠於連續犯制度。
所以,原審法院的定罪沒有任何錯誤,應該予以維持。
由於上訴人沒有具體提出量刑方面的上訴問題,而要求改判更輕的刑罰也是在其其他上訴理由的基礎上提出的。無論如何,被上訴的合議庭的量刑並未見明顯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上訴法院不具介入量刑決定的空間。
最後,上訴人所指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依照已證事實所所認定被害人合共損失130,000港元的財產,而判處上訴人A於30天內向被害人支付135,000澳門元的財產損失的問題。雖然,原審法院的判決沒有任何的理由說明,但是,完全可以理解:在轉換成澳門元的時候以一個大約的兌換率上作計算,並沒有任何的不合適和顯失衡平原則。因此,就賠償金額方面,被上訴的合議庭的裁判決定應該予以維持。
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本上訴程序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要支付6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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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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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é Maria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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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Em data não apurada quando a arguida estava a fazer compras no Fortress B House conheceu o empregado de venda C aqui ofendido.
2. Na manhã do dia 5 de Agosto de 2011, quando o ofendido estava a trabalhar na loja Fortress da Rua do XX, encontrou de novo a arguida. A arguida, por sua iniciativa, disse ao ofendido que era a dona da sala de jogo D, e que poderia trocar Renminbis por um preço mais vantajoso do que o praticado no mercado. Daí que o ofendido bastava entregar vinte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para receber dezanove mil Renminbi.
O ofendido depois de ouvir, entendeu que era lucrativo, pelo que levantou na sua conta bancária nº 711XXXXX07 do Banco DBS, conta esta solidária com a sua mãe, o montante de vinte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para trocar por Renminbi.
Na manhã do dia 7 do mesmo mês, a arguida ligou ao ofendido, alegando que se ele entregasse mais vinte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juntamente com os vinte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antes entregue e assim poderia dar-lhe cinquenta mil Renminbi.
Perante a tentação de um elevado lucro, o ofendido entregou à arguida mas o montante de vinte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No entanto, a arguido depois de receber por duas vezes o dinheiro do ofendido, nunca chegou a entregar ao ofendido o dinheiro que tinha alegado trocar. Quando o ofendido telefonava à arguida para se informar, a arguida não só arranjava vários pretextos para atrasar na entrega do dinheiro, como pediu ao ofendido para lhe emprestar o montante de quinze mil patacas a título de despesas de transporte para o levantamento do dinheiro na China. O ofendido acreditou nas palavras da arguida, pelo que, lhe entregou o montante de quinze mil, a título de despesas de transporte.
3. No dia 22 do mesmo mês, a arguida disse que poderia ajudar o ofendido a adquirir um veículo com chapa de matrícula dupla de Macau e da RPC, e que somente necessitava de entregar trinta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O ofendido por acreditar nas palavras da arguida, daí que entregou à arguida seis fotografias, a fotocópia do bilhete de identidade, a fotocópia da carta de condução e o montante de trinta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que tinha levantado na conta bancária supra mencionada, a fim de a arguida tratar das respectivas formalidades.
4. Na manhã do dia seguinte, a arguida telefonou ao ofendido, alegando que um cliente da sala de jogo tinha perdido todo o seu dinheiro e que estava disposto a hipotecar uma fracção no E da Taipa, para adquirir o montante de cem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mas como a arguido só possuía quarenta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perguntou ao ofendido se estava disposto a emprestar-lhe o montante de sessenta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para ela adquirir a supra fracção e que podiam artilhar em partes iguais os referidos lucros.
Para poder conquistar a confiança do ofendido, a arguida disse ao ofendido que poderia providenciar-lhe um emprego na sala de jogo D no dia 10 de Setembro do mesmo ano.
Persuadido pela arguida, o ofendido voltou a levantar o montante de sessenta mil na conta bancária em causa e entregou o referido montante à arguida.
5. No dia 26 de Agosto do mesmo ano, a arguida não parou de telefonar ao ofendido, para pedir um empréstimo no montante de vinte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a fim de tratar de uns assuntos urgentes. O ofendido por acreditar na arguida, voltou a levantar na conta bancária em causa o montante de vinte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para a arguida.
6. No dia 30 do mesmo mês, a arguida sob pretexto de necessitar de contratar um advogado para tratar do poder paternal dos filhos, pediu ao ofendido um empréstimo de cento e vinte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Para obter o referido montante, a pedido do ofendido, a arguida entregou a sua carta de condução como garantia.
O ofendido depois de receber a carta de condução da arguida, levantou na supra conta bancária o montante de cento e vinte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e entregou à arguida.
7. No dia 15 de Setembro do mesmo ano, após várias interpelações do ofendido, a arguida ainda não tinha conseguido providenciar o emprego prometido ao ofendido.
8. No dia 16 e 30 do mesmo mês, a arguia alegando que poderia ajudar o ofendido a adquirir uma fracção no F de Zhuhai e um emprego na sala de jogo, pediu ao ofendido para pagar o montante de cinquenta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a título de despesas de formalidades para a aquisição da fracção e o montante de trinta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a título de despesas de apresentação do emprego.
Em 27 de Novembro de 2011, o ofendido por se sentir enganado foi apresentar queixa junto da PSP e PJ, sendo que, a arguida nunca levou o ofendido a ver fracções de Zhuhai nem tão pouco arranjou emprego para o ofendido.
9. A argumentação referida supra da arguida foi todo um enredo inventado por esta ara poder conquistar a confiança do ofendido, com o intuito de obter interesses ilegítimos.
10. A arguida agiu de forma livre, voluntária e conscientemente, alegou factos que não correspondiam à verdade, a fim de conquistar a confiança do ofendido, causando-lhe prejuízos patrimoniais, de valor elevado, obtendo para si montantes em dinheiro a que não tinha direito.
11. A arguida bem sabia que a sua conduta era proibida e punida por lei.
- Mais se provou que:
12. No âmbito dos autos CR1-10-0088-PCC, a arguida A, por sentença de 30/11/2012,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burla (valor elevado) p.p. pelo artº 211º nº 3 conjugado com o artº 196º, alínea a) do Código Penal, foi condenada numa pena de 9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elo período de dois anos. A sentença transitou em julgado no dia 11/12/2012.
- Não se provou que:
a) Haja sido em meados de 2010 que a arguida conheceu o ofendido.
b) O ofendido por acreditar na arguida, em 16 de Setembro, 30 de Setembro e 4 de Outubro de 2011, respectivamente, levantou na conta bancária em causa o montante total de oitenta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e entregou à arguida.
c) A arguida não é dona da sala de jogo D, ou que não tem capacidades de providenciar emprego ao ofendido nem de ajudá-lo na compra da fracção, não tenha a arguida intentado qualquer acção relativa ao exercício do poder paternal dos fil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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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493/2015 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