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cisão Sumária nos termos do art.º 407º, n.º 6 do C.P.P.M. (Lei n.º 9/2013). ------------------------
--- Data: 19/11/2015 -----------------------------------------------------------------------------------------------
--- Relator: Juiz Choi Mou Pan ----------------------------------------------------------------------------------
---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
--- 日期：19/11/2015 -------------------------------------------------------------------------------------------
--- 裁判書製作法官：蔡武彬法官 ----------------------------------------------------------------------------
上訴案第967/2015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裁判書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案中，上訴人A觸犯：
1. 在CR1-11-0025-PCS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及一項「占有偽造文件罪」，於2011年3月24日分別被判處5個月及7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10個月徒刑，暫緩執行2年；
2. 在CR1-11-0102-PCS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及一項「使用他人文件罪」，於2011年7月14日分別被判處3個月及7個月徒刑；與CR1-11-0025-PCS號卷宗內(該卷宗在競合後已適時歸檔)作刑罰競合，兩案四罪並罰，被判處1年3個月徒刑，暫緩執行2年3個月。期後由於緩刑期間再次犯罪，而被廢止緩刑。
3. 在CR4-13-0138-PSM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於2013年7月26日被判處7個月徒刑，暫緩執行3年。
4. 在CR3-13-0148-PSM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於2013年8月5日被判處7個月徒刑；與CR4-13-0138-PSM號卷宗作刑罰競合，兩案兩罪並罰，被判處12個月徒刑；此案在競合後已適時歸檔。
5. 在CR1-14-0079-PCS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及一項「偽造文件罪」，於2014年5月2日分別被判處7個月及9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1年徒刑。
6. 上述CR1-11-0102-PCS、CR4-13-0138-PSM及CR1-14-0079-PCS三案，被判刑人合共須服3年3個月實際徒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並且已於2015年9月29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153-13-2-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15年9月29日作出批示，否決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對此，上訴人A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且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1. 上訴人對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於2015年9月29日作出不批准上訴人A假釋申請的決定；上訴人對此判決不服，決定向 貴院提起上訴。
2. 假釋的形式要件是指被判刑者服刑達三分至二且至少已服刑六個月；而實質要件則是指在綜合分析了被判刑者的整體情況並考慮到犯罪的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需要後，法院在被判刑者回歸社會和假釋對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的影響兩方面均形成了有利於被判刑者的判斷。
3. 上訴人被判處3年3個月徒刑，於2015年9月29日服滿申請假釋所取決的三分之二刑期，毫無疑問，上訴人是絕對符合了《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之形式要件，且被上訴的判決對此亦毫無異議。
4. 只需稍加觀察下列的事實，我們深信，即使任何一名受過中等教育的市民都可馬上得出，上訴人是有足夠能力、合適的心態、條件以及會以盡責的方式重投社會，展開新的生活。
- 上訴人並非初犯，但屬首次入獄。
- 上訴人為內地居民，具初中學歷，與前妻育有三名子女；曾任職貨車司機及經營雜貨店。其因沉迷賭博而多次非法進入本澳。
- 根據其個人在囚檔案，上訴人服刑至今已2年1個月，獄中行為總評價為“一般”，屬“信任類”，於2015年7月7日因違反獄規而被處罰。
- 上訴人服刑期間，未有參與學習課程；曾於2013年申請廚房職訓但不獲批准。
- 上訴人入獄後，其家人曾經來澳門前往監獄探訪。
- 上訴人稱倘獲假釋後將返回內地生活及照顧患病女兒。
- 根據上訴人為着假釋而透過信函作出聲明，表示已明白賭博的害處；解釋了為何不參加學習課程；解釋了為何違返獄中規則；身心體會到坐牢的痛苦，且在獄中慢慢改變人格；並承諾痛改前非，且決心重新做人。（見卷宗第82頁至83頁）
- 澳門監獄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技術員為上訴人製作之假釋報告，當中建議可考慮給予上訴人假釋（見卷宗第9頁至14頁）。
5. 之所以持這樣的結論，全因為上指的這些事實無一不符合司法見解所稱的“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演變，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6. 於本案卷宗第73頁中，原審法庭認為：“就實質要件，在特別預防方面，被判刑人士並非初犯罪，從2010年起先後五度非法再入境本澳，曾三度獲法院給予徒刑暫緩執行，但仍然於緩刑期內兩次觸犯同類性質犯罪，而根據CR3-13-0148-PSM號卷宗中之已證事實，被判人人在最後一次獲法庭給予緩刑機會後，於2013年7月27日被治安警察局驅逐出境並遣返中國內地，同時被禁止進入本澳為期10年，然而，其仍於2013年7月1日獨自一人以游泳方式偷渡進入本澳。被判刑人在被遣返數天後已再次作出類同的犯罪行為，可見其並未珍惜法庭給予的緩刑機會，故意程度相當高，反映其守法意識薄弱，視本澳法律如無物，故對被判刑人的特別預防要求相對較高。法庭認為，根據被判刑人的過往人格及獄中表現，現時尚未能合理反映其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對於原法庭上述觀點，除了應有的尊重外，我們並不認同，理由如下：
7. 上訴人認為，在假釋制度中，對上訴人所作出的預測應具有前瞻性，立法者更著重上訴人在服刑的過程中在人格上有積極的演變。
8, 首先需了解上訴人的背景開始，以便得出上訴人的積極演變。
9. 上訴人在單親家庭中長大，自小父母離異導致從小反叛，上訴人在農村長大，自小父母兄弟姐妹相處滆洽。
10. 上訴人學習成績不好，只完成初中三畢業後就開始輟學，其時已約19歲，便開始踏足社會。
11. 上訴人至離開學校，就在建築地盤當貨車司機，亦曾在市場內開設雜貨店做生意。
12. 但是，自從上訴人開始染上賭癮後，一切到改變了。
13. 首先上訴人因為啫賭，跟妻子經常發生爭執，並於2012年結束20年的婚姻關係。
14. 上訴人因為賭博，本來生活在小康家庭之中，及後債台高築。最終要挺而走險，在澳門非法工作及逗留，目的是要協助疊碼工作還債及賭博。
15. 我們知道不能以家庭環境之好壞、學歷文化之優劣及工作性質之高低，而作為犯罪之理由。
16. 因此，我們更需要看上訴人在服刑前和服刑期間的人格轉變。
17. 上訴人在入獄時，因而年屆40歲，所以未 有報讀任何學習課程。
18. 然而，上訴人參報讀獄中的廚房職訓，只是不獲批准，顯示上訴人具有積極的上進心，並為出獄後取得一技之長而努力，顯示其已抛棄了心存僥倖不勞而獲的心態。
19.在澳門監獄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技術員為上訴人製作之假釋報告中，顯示上訴人有親友支持，並洗心革面，顯示出其在思想上的改變。
20. 故此，我們從上述的事實可以知道上訴人在服刑中的改變，其已深深地汲取教訓及真悔悟，故此我們有充份的理由相信上訴人倘獲假釋後能循規蹈矩安份生活且不再犯罪。
21. 面對着上述對上訴人有利的事實以及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假釋的實質要件的特別預防--“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演變，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已對上訴人產生了應有之效用。換言之，上訴人的表現和態度是足以使人相信其自身是有足夠的能力、合適的心態、條件以及會以盡責的方式重投社會，展開新的生活。
22. 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刑罰中的特別預防已對上訴人產生了應有之效果，也從而得出提前釋放上訴人也是有利的結論。
23. 於本案卷宗第73頁背頁及74頁中，原審法庭認為：“就本案囚犯的情況，尤其在一般預防方面，刑罰的目的除了是對犯罪者予以矯治外，亦為了防衛社會及確保社會成員對法律制度的信心，因此，就是否應該給予假釋，尚須考慮、犯罪的惡性對社會安寧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否已經消除，以及提前釋放被判刑人會否影響法律誡命在公眾心目中的執行力及威懾力。
澳門作為國際旅遊城市加上本地博彩業的發展，吸引大量外地人士進入澳門，同時亦令大量非法入境、非法逗留的人士在本地從事違法活動獲取利益。本澳非法入境罪行頻生，屢禁不止，且非法入境者在澳無合法工作，彼等為了維持生計而從事非法活動，因而帶動非法旅館、協助偷渡及其他犯罪日益倡獗。非法入境者已對本澳居民生活帶來了嚴重影響，亦已成為社會治安的禍患，對於此類犯罪行為的一般預防要求較高。本案中，並無任何特殊且應予考慮的情節足以降低一般預防的要求，提早釋放被判刑人將對法律的威懾力構成負面影響且不利於社會安寧。”
24. 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對此作出了否定的案，換句話來說，刑庭法官閣下認為：上訴人一旦提前出獄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因此，上訴人必須服一定長年期的刑罰方能使社會大眾恢復對法律制度的信心及期望。
25. 而之所以有如此決定，無非是因為上訴人所實施的罪行，而衍生的出來對社會的衝擊；然而，我們認為有必要對以上原因作出反駁。
26. 在這，我們歸納上訴人所犯下的罪行有：五項「非法人再入境罪」、一項「占有偽造文件罪」、一項「使用他人文件罪」及一項「偽造文件罪」。
27. 就上述的犯罪行為性質相同及類似，被上訴的法院因為上訴人觸犯非法再入境罪，從而引出該罪對澳門居民生活帶來了嚴重影響，且成為社會治安的禍患。
28. 對於原法庭上述觀點，除了應有的尊重外，我們並不認同，理由在於，根據眾多的司法實踐及判案中顯示，眾多的非法入境者的目的都是為着賭博而進入本澳。
29. 根據上訴人的表示其非法進入澳門的目的是為着賭博。因此，實際上我們看不到上訴人的一般預防方面要求應該要較高，並需要有特殊且應予考慮的情節足以降低一般預防的要求。
30. 顯然，上訴人的實際徒刑已對社會大眾作出了回應及已消除社會的負面影響，滿足了對預防犯罪的一般預防的條件。
31. 最後，在參照眾多的中級法院的判決都指出“我們也考慮上訴人所犯的罪行的嚴重性以及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考慮方面的因素，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由於罪犯在犯罪特別預防方面所表現的有利因素，我們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我們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而使人們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的錯誤印象。
並且，這也不符合我們的刑法所追求的刑罰的目的。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往往比讓罪犯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效。
更重要的事，上訴人在獄中的表現良好，人格演變有很大的進步，這反而讓我們相信，假若提早釋放，不會對維護法律秩序和影響社會安寧造成威脅而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32. 故此，不得不提已故的刑法學家H.H.Jecheck, Thomas Weigend教授的一段文章“一個負有社會國家原則義務的國家，不能僅滿足於對違法者的處罰，而且還必須考慮到，在刑罰執行完畢後，他能夠在社會上重新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德國刑法教科書 - 總論]，作者：H.H.Jecheck, Thomas Weigend，中國法制出版社，第1097頁）
33. 因此，在綜合分析了上訴人的整體情況--包括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的需要，以及現時社會上對假釋制度的看法後，給予上訴人假釋機會之決定會比否決其申請更為合適。
34. 上訴人認為提早釋放將不會對社會秩序及安寧造成沖擊，並沒有不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及b)項的規定，認為已符合假釋的實質要件，而其在判處刑罰時已經將案件的犯罪嚴重及犯罪時的不法性於量刑時已表現出來，現在假釋時不應刻意認為犯罪的嚴重及不法性必定在假釋也會對社會秩序及安寧造成沖擊。
35. 假釋制度並非立法者預先訂立出來的一個實施詭辯的制度,澳門《刑法典》裡的假釋制度的確立，將符合《刑法典》第56條1款a)及b)的情況下，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36. 上訴人認為犯錯受罰是理所當然，他表示後悔及接受法庭之判決，希望法庭將給予其改過的機會。
請求 敬仰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能夠給予批准上訴人A假釋的申請，給予其重返社會的機會。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反駁，其理據如下：
經本院分析上訴人在判刑卷宗內的犯罪情節、服刑後在獄中的表現、有關犯罪行為對社會秩序帶來的影響等方面後，檢察院認為被上訴法院作出否決上訴人假釋的決定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應予維持。
基於此，請求 法官閣下判處本上訴不成立。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以下法律意見(全文載於案卷第111-112頁，此處視為全文轉錄）1：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案中，上訴人A觸犯：
1. 在CR1-11-0025-PCS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及一項「占有偽造文件罪」，於2011年3月24日分別被判處5個月及7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10個月徒刑，暫緩執行2年；
2. 在CR1-11-0102-PCS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及一項「使用他人文件罪」，於2011年7月14日分別被判處3個月及7個月徒刑；與CR1-11-0025-PCS號卷宗內(該卷宗在競合後已適時歸檔)作刑罰競合，兩案四罪並罰，被判處1年3個月徒刑，暫緩執行2年3個月。期後由於緩刑期間再次犯罪，而被廢止緩刑。
3. 在CR4-13-0138-PSM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於2013年7月26日被判處7個月徒刑，暫緩執行3年。
4. 在CR3-13-0148-PSM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於2013年8月5日被判處7個月徒刑；與CR4-13-0138-PSM號卷宗作刑罰競合，兩案兩罪並罰，被判處12個月徒刑；此案在競合後已適時歸檔。
5. 在CR1-14-0079-PCS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及一項「偽造文件罪」，於2014年5月2日分別被判處7個月及9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1年徒刑。
6. 上述CR1-11-0102-PCS、CR4-13-0138-PSM及CR1-14-0079-PCS三案，被判刑人合共須服3年3個月實際徒刑。
- 上訴人將於2016年10月30日服完全部徒刑。並於2015年9月29日服完刑期的三分二。
- 監獄方面於2015年8月7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接受假釋。
- 監獄獄長不同意上訴人A提早獲得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15年9月29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讓我們分析這些上訴理由。
我們知道，《刑法典》所規定的假釋制度是基於1886年《刑法典》所沿襲的十九世紀中期從歐洲發展起來的刑事法律制度。2 它體現了實現刑罰的目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尤其是在預防犯罪方面的功能起到積極作用。今天的假釋制度亦從單純考慮特別預防發展到具有綜合特別及一般預防的要求的相對完整的制度。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3
那麼，我們看看。
從其獄中的表現來看，上訴人在服刑期間，於2015年2月27日因違反第40/94/M號法令第七十四條第1)項的規定，而被科處在普通囚室作隔離剝奪放風權利。上訴人的行為總評價為“一般”。在獄中曾申請廚房職訓，但不獲批准，之後沒有再提出申請。上訴人在獄中閒時喜歡看書報及做運動。根據上訴人在獄中的表現，監獄方面給出不建議提前釋放的意見。加上上訴人所犯罪的故意程度來看，在被判刑後幾天就繼續以犯罪的方式進入澳門，所顯示的對上訴人能否不再犯罪的疑問和對其能否重返社會重新做人的信心上，上訴人本人並沒有以較好的獄中表現消除人們對他再犯的疑慮，那麼，在我們尚不能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完全顯示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這就已經決定了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
因此，無需更多的考慮，我們認為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其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予以駁回。
三、決定
綜上所述，裁判書製作人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的權能，駁回嫌犯的上訴。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以及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相同計算單位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規定的懲罰性金額。
上訴人還有支付委任辯護人的辯護費用1500澳門元。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5年11月 19日
蔡武彬
1 其全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e pressupostos de natureza formal e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a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pesar de o recorrente satisfazer em absoluto o pressuposto de natureza formal, tendo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não vemos uma conclusão paralela em relação ao pressuposto material previsto art.º 56 nº 1 do C.P.M..
In casu, face ao comportamento e à vida prisional do recorrente, foi dado parecer desfavorável pelo Direito do E.P.M.. Pois, o registo da punição disciplinar que ao recorrente foi imputada no dia 07/07/2015.
Assim, concordamos que bem salientou a decisão recorrida, na qual nos opinou considerações cautelares, no âmbit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uma vez que o recorrente ainda não está preparada para a sua reintegração social (cfr. fls. 103 a 104v.).
Por outro lado, analisados os autos, foi o recorrente, indocumentado, não é primário, tendo 5 condenações anteriores, sendo que, condenado, na pena de 3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de crime de posse de documento falso, de uso de documento de identificação alheio, e de reentrada ilegal, perturbando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 tipo de crime praticado pelos imigrantes ilegais como o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viria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não enxergamos qualquer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se entender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coem no referido disposto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rejeitado o recurso interposto por improcedente.
2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 531; 參見馬克昌主編《刑罰通論》，武漢出版社，2000年，第636-638頁。
3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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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967/2015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