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975/2015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判決書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第CR1-12-0080-PCC號案中，上訴人A為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152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判處四年實際徒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並且已於2014年9月21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127-12-2-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15年9月21日作出批示，否決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對此，上訴人A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且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 對《刑法典》第56條1款a項之論述
1. 事實上，上訴人犯有與他人合力實行剝奪被害人人身自由超過兩日的犯罪，然而，上訴人認為，在假釋制度中，對被判刑人作所出的預測應具有前瞻性，立法者更著重的，應該是要求被判刑人在服刑的過程中在人格上有積極的演變。
2. 故此，我們著眼點不應停留在過去既成事實的犯罪行為，因為過去的犯罪行為而認定上訴人未能從中汲取教訓，否定上訴人在入獄以來不斷進步，積極努力改過自新的表現。否則，只會構成對改過者的否定及打壓，對刑事政策所追尋的方針毫無裨益。
3.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來看，由監獄技術員所撰寫的假釋報告，其在該報告的結論（見卷宗內第70頁）中指出：“綜合以上的資料，A申請參加學習課程，以表現自己；並能善用餘暇的時間，定期參加宗教聚會，進行閱讀和體能鍛練，以提升自己和磨練意志，與人相處融洽，曾在二零一三年違規被罰，但之後汲取教訓，作出改善，整體行為表現尚好。
A經歷牢獄教訓，明白到所犯罪行的嚴重性，對家人和社會所帶來影響，釐清自身的責任，價值觀得以修正。
A與家人彼此珍惜親情，能互助互愛，他得到家人的支持及接納，有從事正當工作的計劃。基於上述，技術員認為可以考慮給予A獲得假釋的機會”。
面對着這樣演變，我們更能將其作為依據，去認同上訴人人格有著積極改變、不斷的改善及進步這一觀點。
4. 雖然法官 閣下反對上訴人之假釋，在整個服刑之過程中， 監獄方面之技術員長期以來對上訴人之人格演變作出了觀察，是最為了解上訴人是否適合回歸社會，及會否再對社會之安寧帶來影響的人士之一，因此，法官在考慮是否給予上訴人假釋時，應重視其意見。
5. 眾所周知，因為喪失了人身自由，在獄中之生活絕對不會比在家中生活更好，上訴人亦多次表示經過今次的牢獄之苦後，對自己所作出的違法行為感到十分後悔，上訴人家人的不離不棄亦使其體會到自由及親情的重要與可貴，更重要是也令其明白到做事必須遵照正途。
6. 上訴人並表示希望若法官 閣下給予假釋出獄後，會以重返社會及照顧家庭為優先考慮，“返回內地與家人同住，并會去其朋友開的汽車修理店工作”。以上行為足以證明在特別預防方面已對上訴人產生了應有之效果。
7. 本次是上訴人第二次申請假釋，在第一次假釋被否決後，上訴人仍積極參與學習活動，並向獄方申請參加學習課程。可見，上訴人是真心悔過，並沒有因為第一次假釋被否決後而放棄改過自身。
8. 上訴人決心想在獄中學習和充實自己，令自己不會和社會脫節，讓上訴人早日重返社會並適應社會。因此，有理由相信其一旦獲假釋，能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重返社會及不再犯罪。
9. 另外，還存有以下對上訴人假釋有利的事實：
- 上訴人是首次入獄；
- 上訴人透過信函作出聲明，對自己所犯下的錯誤進行了深刻的反省，深感自己以往所犯的錯是多麼的可悲（參見卷宗97頁之內容）；
- 上訴人積極參與獄中之學習活動，今年繼續報讀了一個有關預防賭博的講座，但沒有安排。從去年開始定期參加宗教聚會，一直至今（參見卷宗67頁之內容）；
- 服刑人入獄至今，其妻子定期探訪，對其不斷支持及鼓勵（參見卷宗67頁之內容）；
- 倘獲假釋，上訴人將與其家人同住，並有正當職業，將於汽車修理店工作。
10. 上述對上訴人有利的事實以及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肯定地認為，假釋實質要件中的特別預防- “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演變，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已對上訴人產生了應有之效用。換言之，上訴人的表現和態度是足以使人相信其自身是有足夠的能力、合適的心態、條件以及會以盡責的方式重投社會，展開新的生活。
- 對《刑法典》第56條1款b項之論述
11. 閱讀上述被上訴的批示後可知，原審法院是基於卷宗編號：CR1-12-0080-PCC刑事有罪判決內所獲之已證實事實，來認定上訴人的犯罪情節屬相當嚴重，繼而認為給予上訴人假釋將會對一般預防帶來嚴重的衝擊。上訴人同樣對原審法院的看法不表認同。
12. 須知道，上訴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對澳門社會特別是被害人本人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和危害，但上訴人已失去自由三年八個月，其所承受的代價不可謂不沈重，多年的牢獄生活的確可以令公眾相信，上訴人是在努力改過自新，從而令到公眾都知道實施犯罪將導致嚴重之後果，及不敢犯下相關之罪行，當以這一點再去考慮對上訴人的假釋申請時，即使對其立即釋放，也不會使公眾在心理上產生無法接受之感受，或對社會秩序產生重大的衝擊。
13. 上訴人已服刑的時間足以達到按現今刑事政策要求的一般預防所要求的效果。
14. 刑事政策之所以引人假釋制度，並不是為著對改過自身者設下難以跨越的門檻；相反，是為著協助被判刑人士能在獲釋後以克己守法的態度在社會中生活，並為被判刑人提供從監獄長期生活後回歸到社會的緩衝期。
15. 我們必須了解刑罰之目的，各國之學者都認為，現今刑罰之目的有三個，第一是一般預防，第二是特別預防，而最後則為協助犯罪者重返社會。
16. 倘若強硬地把囚犯囚禁於監獄內到最後一刻，我們僅能達到尊重判決及完全執行刑罰之效果，但卻未能收到鼓勵囚犯在獄中積極改過，爭取早日重回社會的效果。而有時候，完全服刑的囚犯便是因不能立即適應社會生活而再次犯罪。那麼，所招致的結果是，刑罰的實施既沒有達到特別預防，亦無法達到一般預防。
17. 相反，若果上訴人早日學習到克己守法，以批准假釋之方式給予正面的肯定，相信必定加強上訴人對保持守法意識的積極性，鼓勵其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重新容入社會而不再犯罪，這樣，正好亦符合刑事法律制度中的再社會化原則。同時，亦能更能加強社會大眾對理性法律秩序的尊重。
18. 事實上，《刑法典》第56條1款a)項及b)項的規定之間並不是一種對立的關係，被判刑人的人格積極演進是能抵銷社會公眾心中的負面認定，從而推論出倘社會公眾知道上訴人的積極改善及進步，應可接受上訴人提早釋放，是不會動搖對法律秩序的信心，也不會影響社會安寧。就如澳門監獄技術員、上訴人家人等都積極期望上訴人可以獲得假釋（參見卷宗內內第67-77頁），他們對上訴人的支持，正好亦能反映出作為社會上的成員，他們都對上訴人回歸社會持正面意見。
19. 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而是一帶有條件的釋放，根據《刑法典》第58條所規定，立法者已將行為規則、附隨考驗制度、重新適應社會的個人計劃相應援引適用於假釋當中，同一法典第59條亦設置了廢止假釋的規定。考慮到能通過借助於上述規定的配合使用，及對本澳治安管理方面的信任，我們可理所當然地得出給予假釋不等同於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而且，更能消除獲判重罪即等同不可能假釋之不正確疑慮。
20. 正如中級法院合議庭卷宗編號665/2014號裁判書提及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時亦指出，“另一方面，由於罪犯在犯罪特別預防方面所表現的有利因素，因此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法院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而使人們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的錯誤印象。並且，這也不符合刑法所追求的刑罰的目的。”
我們知道，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往往比讓罪犯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利……”。
21. 故綜合分析了上訴人的整體情況，包括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的需要後，上訴人回歸社會和假釋後，是不會對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產生不利影響，我們會發覺，給予上訴人假釋的決定，會較否決其假釋之申請更為適當。
22. 基於此，上訴人是符合了《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假釋之全部要件，並應獲得法官 閣下給予其假釋之機會，然而，尊敬的法官 閣下並沒有作出這樣的決定，便是違反了上指條文之規定。
請求
綜上所述，和依賴尊敬的法官 閣下之高見：
- 應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繼而廢止被上訴之批示，因該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並且
- 應根據《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給予上訴人假釋。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反駁，其理據如下：
1. 本案涉及囚犯A於2012年7月11日，初審法院第CR1-12-0080-PCC號卷宗，被控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52條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判處四年實際徒刑，有關判決於同年7月23日轉為確定。
2. 囚犯A於2012年1月21日被拘留，同日移送至澳門監獄，刑期終止於2016年1月21日，2014年9月21日服滿法定申請假釋所取決的刑期。
3. 2014年9月19日，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法官，否決了囚犯A的首次假釋申請。
4. 2015年7月16日，澳門監獄就囚犯A的第二次假釋製作了報告，表示同意囚犯的假釋。
5. 執案檢察官同意給予囚犯A的假釋。
6. 9月21日，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法官認為法庭無法合理預期一旦解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同時指出上訴人的行為嚴重影響了本澳博彩業的正常健康發展，更對澳門旅遊城市的形象造成嚴重負面影響，有關犯罪對旅客在澳門逗留的安寧及安全均構成不利影響，服完全部刑期是常態，而本案中不存在應予考慮足以降低一段預防要求的情節，否決了囚犯A的假釋申請。
7. 上訴人（即囚犯）不服原審法院的決定，聲稱其已符合《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形式及實質前提，請求廢止有關批示，給予上訴人假釋。
8. 上訴人在上訴詞中強調應著重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正面人格改變，監獄製作的假釋報告已證明了這點，足以使人相信其有足夠的能力、合適的心態和條件重投社會，另一方面，上訴人認為刑罰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協助犯罪者重返社會，強硬要求囚犯服完刑期，不能鼓勵囚犯在獄中積極度過，爭取早日重返社會。
9. 讓我們看看上訴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是否已可證明其人格已如其所言，有所改變，足以讓一般人認為其重投社會不會構成為社會的負擔、為社會安寧帶來危機。
10. 上訴人因2012年初協同他人禁錮被害人超過兩天而被判刑四年，2012年入獄，2013年3月，在獄中，因持有或販運金錢或未經監獄允許之物件，進行欺詐性通信，未獲監獄長許可與其他囚犯、公務員或監獄外之人士訂立合同，2014年3月被科處收押紀律囚室30日，並剝奪放風權利2日。
11. 就是次假釋，監獄報告指上訴人汲取教訓和作出檢討，暫時沒有再次觸犯監獄制度，繼續嘗試積極參加各類活動，行為持續改善。
12. 從上訴人過往的行為軌跡，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其表現不算穩定，雖然在接受獄中處罰後的一年生涯中規中矩，但就此定論在短短的一年中其人格得以重新塑造，且能從此以負責任的態度溶入社會，實在難以令一般人接受、信服。
13. 上訴人須服滿刑期，是法院判決的確切執行，並不存在如上訴人所言的強迫，反而給予假釋不具必然性，只有在例外情況，囚犯具備明顯的符合法律要求的表現時方可為之，本案中，上訴人並未符合給予假釋的法定前提。
綜上所述，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予成立，應維持原審法院刑事起訴法庭的決定，否決上訴人的是次假釋請求。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以下法律意見(全文載於案卷第147-149頁，此處視為全文轉錄）1：
本院接受A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審閱了案卷，並召開了評議會，經表決，合議庭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第CR1-12-0080-PCC號案中，上訴人A為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152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判處四年實際徒刑。
- 上訴人將於2016年1月21日服完全部徒刑。並於2014年9月21日服完刑期的三分二。
- 監獄方面於2015年7月27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接受假釋。
- 上訴人A是第二次申請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15年9月21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讓我們分析這些上訴理由。
我們知道，《刑法典》所規定的假釋制度是基於1886年《刑法典》所沿襲的十九世紀中期從歐洲發展起來的刑事法律制度。2 它體現了實現刑罰的目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尤其是在預防犯罪方面的功能起到積極作用。今天的假釋制度亦從單純考慮特別預防發展到具有綜合特別及一般預防的要求的相對完整的制度。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3
那麼，我們看看。
從其獄中的表現來看，上訴人在服刑期間，於2014年3月18日因持有或販運金錢或未經監獄允許之物件，進行欺詐性通信，及未獲監獄長許可而與其他囚犯、公務員或監獄外之人士訂立合同，而被收押紀律囚室30日，並剝奪放風權利2日。在第一次的假釋被否決後，並沒有任何得違反監獄紀律的行為，然而，其行為仍僅被評為“一般”。上訴人在獄中曾申請參加職業培訓，但因違規須再觀察其行為表現而未獲批准，在去年底再申請職訓（洗衣和麵包西餅），現正輪候中。上訴人閒時會定期參加宗教聚會、看書和做運動。
然而，一方面，雖然監獄方面在第一次給出不建議提前釋放的意見後，而這次給出了有利的建議，我們仍然覺得上訴人基於其所犯的罪行的嚴重性——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以及這類涉及賭場的犯罪，再加上上訴人在監獄中受到的嚴重的違紀行為（持有或販運金錢或未經監獄允許之物件，進行欺詐性通信，及未獲監獄長許可而與其他囚犯、公務員或監獄外之人士訂立合同）的懲罰以來，上訴人在獄中的表現並沒有突出的表現，而僅維持在一般水平，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觀察上訴人的人格的完整塑造，正如被上訴決定所擔心的，對其能否在出獄之後遵守社會規範，誠實做人，不再犯罪等存有疑問。
因此，單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尚不能完全顯示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無需考慮預防犯罪以及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考慮方面的因素，被上訴決定應予以維持。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一致決定判處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決定。
本案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應繳納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還要支付其委任辯護人的費用1500澳門元。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5年11月26日
蔡武彬
陳廣勝
譚曉華
1 其全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na íntegra,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de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o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Em relação à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condenado, nunca podemos deixar de ponderar, mesmo que result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mesmo, em referência às circunstâncias da sua resocialização, que “...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s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ssa medida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cf.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ª. Reimpressão, §850).
Por outro lado, consta-se na fls. 154 das anotações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dos Drs. Manuel Leal-Henrique e Manuel Simas Santos o seguinte: “Nas sessões de trabalho entre os representante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 do Executivo discutiu-se amplamente a temática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tendo os deputados chamado à atenção para a necessidade de se imprimir maior rigor na aplicação do instituto.”, citando o respectivo registo do relatório das Sessões, “Ainda sobre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foram apresentadas disconcordâncias quanto ao estipulado no ..., e no nº 4, que consagra a concessão ope Legis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a situação aqui regulada. (in Relatório das Sessões)”
É evidente, em consonância com o vigente C.P.M., ser a última ponderação a influência à ordem jurídica e tranquilidade social trazida pela decisã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condenado.
Analisados os autos, foi o recorrente, não residente de Macau, condenado na pena de prisão de 4 anos pela prática, na comparticipação, de crime da gravidade bastante elevada, perturbando seriamente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Apesar da manifestação do arrependimento e do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o recorrente durante o seu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violou em Fevereiro de 2014 as regras prisionais, mostrando assim a fraqueza da consciência da obediência à ordenas e regras que lhe são impostas.
Mesmo que seja especulativo de aferir a intenção da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recorrente, entendemos que não são preenchidos completamente os pressupostos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conseguir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confiando que este, uma vez em liberdade, conduzirá a sua vida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Além do mais, não podemos deixar de ter em conta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uma vez que são sempre partes da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m referência à natureza e à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do crime de Sequestro Qualificado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são evidentes o gravidade do crime, o prejuízo para a segurança pública e a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Como é do conhecimento geral a criminalidade, a quantidade e a influência negativa, relacionada com o crime contra a liberdade e a segurança física constituem como riscos sérios para a segurança pública e a paz social relevando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relativamente a este tipo de actividade ilícita.
In casu,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rigoros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 tipo de crime praticada pelo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virá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º 56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o doutamente exposto na resposta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não consegui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vermos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ncontrem eco no disposto do art.º 56º nº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rejeitado o recurso interposto por manifestamente improcedente.
2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 531; 參見馬克昌主編《刑罰通論》，武漢出版社，2000年，第636-638頁。
3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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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975/2015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