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896/2015號
上訴人：檢察院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指控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了：
- 澳門《刑法典》第279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以及
- 澳門《刑法典》第137條及第14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並請求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1-14-0303-PCC號普通刑事案中，經過庭審，判決嫌犯A：
－ 觸犯《刑法典》第279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罪名成立，判處七個月徒刑；
－ 觸犯了《刑法典》第137條及第14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七個月徒刑；
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一年徒刑之單一刑罰，暫緩二年執行。
檢察院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
1. 根據原審法院的裁判，嫌犯因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79條第1款a項及b項之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而被判處七個月徒刑；及觸犯了《刑法典》第137條及第14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傷害身體完整性，判處七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一年徒刑之單一刑罰，暫緩二年執行。
2. 針對兩項罪名的主刑之量刑，以及競合後的量刑，本檢察院認為量刑適當，並無異議。
3. 然而，原審法院在判處「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及「加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時沒有考慮判處附加刑。但是，基於上述兩罪乃因嫌犯的駕駛行為而觸犯，故此，根據《道路交通法》第3/2007號第94條第(一)項之規定，本案中需判處附加刑。
4. 根據「已證事實」，嫌犯在飲用酒精的情況下依然駕駛電單車，且為了逃避警員的檢查加速向其他方向逃走，過程中兩次逆法定方向駕駛，看到警員再次揮手要求停車時仍加速行駛，其行為對道路上的其他使用者構成嚴重危險，所以其行為確實觸犯《刑法典》第279條第1款a)項及b)項之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而嫌犯以「或然故意」方式撞傷警員的行為亦構成同一法典第137及140條之加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5. 雖然《刑法典》無特別注明禁止駕駛之附加刑［作為比較法的目的，葡國《刑法典》的第291條與澳門《刑法典》第279條為相同的罪名，其中葡國《刑法典》的第69條第1款a)項1明文規定應判處禁止駕駛的附加刑，為期由三個月至三年］，但不代表觸犯《刑法典》的第279條時就無需適用判處附加刑，其理由如下：
一.《刑法典》的第279條第1款a)項［即在酒精或麻醉藥品影響下危險駕駛車輛罪］與《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或第2款的罪行屬想像競合（concurso aparente）的關係，前者及後者均屬危險犯（crime de perigo）；但前者需證明行為人除了醉駕及藥駕外，還需對道路使用者及行人帶來更嚴重的危險，方予成立有關罪行，所以其主刑較重，最高可處以三年徒刑或罰金，而後者僅需證明行為人在酒精或藥物影響下駕駛車輛即構成犯罪，故有關主刑較輕，僅最高可處於一年徒刑或罰金。眾所周知，觸犯《道路交通法》第90條需被同時判處附加刑-禁止駕駛一年至三年，則當觸犯《刑法典》中更保護相同法益的罪行時亦應判處附加刑。
二.《刑法典》第三章［附加刑］中，並沒有獨立規定禁止駕駛此類附加刑，但這不可以理解成澳門的刑事法律制度中沒有此類附加刑，因為，立法者習慣在單行刑事法律中規定有關附加刑的判處。
三.所以，專門規範駕駛行為的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前身法律為《道路交通法》］中必有相關的配套規定，包括附加刑的規定：第3/2007號法律第94條列出了需同時判處附加刑的原因，其中包括第（一）項「駕駛時實施的任何犯罪」，例如在駕駛時觸犯《刑法典》第142條之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6. 所以，在本案中，由於嫌犯在駕駛時正觸犯了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故此需按該第94條之規定判處附加刑。
7. 倘若不作此理解，嫌犯的駕駛行為亦是直接地對治安警員的身體完整性造成了傷害，即嫌犯亦被判處《刑法典》第137條及第140條的一項加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的基礎，亦應按該第94條第（一）項而對其判處附加刑。
8. 亦考慮到嫌犯的在整個駕駛行為中不但屬於醉駕，亦多次嚴重違反道路規則［兩次逆駛］，其為了繼續逼退警員B的追捕而以［或然故意］方式撞傷警員，基於嫌犯的整個行為受一決意驅使，則僅判處一個附加刑已足夠。
9. 值得一提的是，針對附加刑之判處，法院需按照「已證事實」及相關的犯罪之規定而主動依職權判處，故此，即使在控訴書中沒有提及需判處附加刑，但亦不免除法院判處附加刑的責任。
10. 綜上所述，原審法院沒有判處嫌犯禁止駕駛的附加刑是不正確的，因其沒有適用《道路交通法》第94條第（一）項的規定。為此，亦考慮到嫌犯為初犯、職業為餐廳經理，本檢察院請求上級法院改為判處禁止駕駛之附加刑，為期不少於二年，且沒有任何暫緩執行之理由，及命令嫌犯需於裁判確定後十天內向治安警察局交通廳交出駕駛執照，否則可構成違令罪［第3/2007號法律第121條第7款］，以及告誡嫌犯倘在禁止駕駛期間駕駛，則按第3/2007號法律第92條的規定作出處罰。
綜上所述，本檢察院請求中級法院裁定上訴理由成立，請求上級法院改為判處禁止駕駛之附加刑，為期不少於二年，且沒有任何暫緩執行之理由。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其內容如下：
2015年7月24日，初級法院判處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279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判處7個月徒刑，以及1項同一法典第137條及第140條所規定及處罰之「加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7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共判1年徒刑之單一刑罰，緩刑2年。
檢察院不服初級法院上述裁判而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中，尊敬的檢察官閣下認為被上述的合議庭無判處嫌犯A以禁止駕駛之附加刑，違反了《道路交通法》第94條第1款之規定，並請求判處A不少於2年的禁止駕駛之附加刑。
對於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我們認為應裁定理由成立。
《刑法典》第65條規定：
“第三章
附加刑
第六十條
（一般原則）
一、任何刑罰均不具有喪失民事權利、職業權利或政治權利之必然效力。
二、對於某些犯罪，法律得規定禁止行使某些權利或從事某些職業。”
關於附加刑，無論學說抑或司法見解，都不難找到其性質與適用的空間。
從學說層面而言，Jorge de Figueiredo Dias及M. Maia Gonçalves不約而同地指出，《刑法典》中關於附加刑的種類的規定是一種開方式的規定，即使法典有以明示方式列舉出某些附加刑的種類，但並非盡數列舉，可以透過法律創設其他附加刑，如在各種單行刑事法律規範中所作出一樣（參見M. Maia Gonçalves，《Código Penal Português-Anotado e Comentado e Legislação Complementar》，第10版，第260頁；以及Jorge de Figueiredo Dias，《Direito Penal Português-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第二再版，第163頁至第164頁）。
雖然澳門未跟得及葡萄牙的腳步，後者已在《刑法典》的總則中將禁止駕駛明確規定為附加刑的一種，並為其訂定具體的適用前提；然而，我們看見《道路交通法典》第94條的存在：
“第九十四條”
因犯罪而被禁止駕駛
因下列犯罪而被判刑者，按犯罪的嚴重性，科處禁止駕駛兩個月至三年，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一) 駕駛時實施的任何犯罪；
(二) 第八十九條所指的逃避責任；
(三) 偽造，移走或掩蔽車輛識別資料；
(四) 偽造駕駛執照、其替代文件或等同文件；
(五) 盜竊或搶劫車輛；
(六) 竊用車輛；
(七) 任何故意犯罪，只要繼續持有駕駛執照可為其持有人提供特別有利於再犯罪的機會或條件。”
我們可以確定，即使並非規定在《刑法典》的總則中，立法者確實已預見了禁止駕駛作為附加刑的適用前提。
而尤其適用在本具體個案中的是《道路交通法典》第94條第1項所規定的前提－駕駛時實施的任何犯罪。
在本具體個案中，初級法院判處上訴人2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刑法典》第279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並判處7個月徒刑。
「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在《刑法典》中所屬的章節是第四章的妨害交通安全罪。
毫無疑問，上訴人3A所實施的行為是其在駕駛時所實施的犯罪，完全符合了《道路交通法典》第94條第1項所規定的前提，依法應對上訴人4A判以禁止駕駛之附加刑。
在司法見解的層面上，我們十分認同中級法院亦曾於2013年12月16日在第828/2010號刑事上訴案件中對附加刑的解讀：
“1.附加刑（penas acessórias），或者稱之為刑罰的效果（efeitos das penas）它們的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非自治的附屬性。它的適用，其所依附的主刑，即使在並罰的情況下，也不失去它的個性以及特殊性。
2.主刑的個性以及特殊性取決於有關犯罪的個性以及特殊性，也正因為這個個性以及特殊性，決定了其特性延伸至它的附加刑。
3.對行為人適用禁止駕駛的附加刑正是考慮到個人以及集體的安全的要求，而非行為人的犯罪罪過決定。
......”
在本具體個案中，上訴人5A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已對澳門的行人及道路安全構成了傷害，我們實在對其繼續在澳門街道上駕駛車輛的安全和自控能力不懷信心；其行為令我們相信，只有禁止其駕駛才能減低其對澳門道路安全的危險性及交通事故的機率。
因此，我們認為，既然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在判處上訴人6A因實施了妨害交通安全的犯罪行為（「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而判處7個月徒刑，則依法必須禁止其駕駛方為正確，否則是違反了《道路交通法》第94條第1項之規定。
綜上所述，應裁定檢察院之上訴理由成立，並判處A不少於2年的禁止駕駛之附加刑。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控訴書中以下事實獲證明屬實：
- 2014年4月2日凌晨，嫌犯A與女朋友C在澳門XX街「D卡拉OK」消遣期間喝下大量含酒精的飲品。
- 同日清晨約5時，嫌犯明知自己已處於受酒精影響下的狀態，仍駕駛重型電單車MI-XX-X4（現扣押在案，參閱卷宗第5頁的照片）載著C在本澳公共道路上行駛。
- 同日清晨約5時05分，嫌犯駕駛MI-XX-X4從XX街逆駛往XX廣場時，被在附近行駛的巡邏車ME-03-83上的治安警員所目睹，警員B於是下車，並向嫌犯示意停車受檢。
- 由於嫌犯害怕酒後駕駛遭警員檢控，故沒有理會警員B，並駕車加速往XX街方向逃去，警員B見狀立即返回上述巡邏車與其他警員一同追截嫌犯。
- 隨後，嫌犯駕駛MI-XX-X4從XX街右轉入XX大馬路，並駛出XX大馬路後左轉入XX大馬路，再左轉入XX街，然後再次右轉入XX大馬路。
- 當上述巡邏車到達XX街與XX大馬路交界時，警員目睹嫌犯駕駛MI-XX-X4在轉入XX大馬路後左轉入XX街，故警員B下車跑到XX廣場與XX里街交界攔截嫌犯，而其他警員則繼續駕駛上述巡邏車尾隨追截嫌犯。
- 由於警員B沒有退讓，當MI-XX-X4高速駛至警員B面前時，嫌犯急轉彎欲從警員B的右方繞過，但不成功，MI-XX-X4因此撞到警員B的右腳，警員B隨即倒地受傷，而嫌犯及C亦一同跌倒在地上，其他警員於是上前將嫌犯扣留。
- 隨後，警員對嫌犯進行酒精呼氣測試，證實其血液含酒精量為每升0.91克。
- 嫌犯的上述行為直接造成被害警員B的右下肢軟組織挫傷，需要3日康復（參閱卷宗第31頁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在此視為全部轉載）。
-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明知自己曾喝下大量含酒精的飲品且已處於受酒精影響下的狀態，不具備安全駕駛的條件，仍然在公共道路上駕駛重型電單車，且先後兩次逆法定方向駕駛，並在看到前方有警員指揮其停車時仍加速行駛，其行為對道路上的其他使用者的生命、身體完整性及財產安全構成嚴重危險。
-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不遵守警員的指示將車輛停下及接受調查，明知高速駕駛車輛在被害警員B的面前急轉彎的行為很可能會導致正在執行公務的被害警員B受傷，但嫌犯仍這樣做，對很可能傷害被害警員的身體完整性及健康的情況抱接受態度，並因此直接對被害警員B的身體完整性和健康造成傷害。
-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且會受法律制裁。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嫌犯於庭審後已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2,700元的賠償金（見第79頁）。
- 嫌犯自願承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
- 嫌犯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如下：
- 嫌犯為餐廳經理，月入平均澳門幣30,000元。
- 需供養父母親。
- 學歷為大學畢業。
未獲證明之事實：沒有。
三.法律部份：
檢察院在其上訴理由中， 認為被上述的合議庭無判處嫌犯A以禁止駕駛之附加刑，違反了《道路交通法》第94條第1款之規定，並請求判處A不少於2年的禁止駕駛之附加刑。
我們看看。
《道路交通法典》第94條規定了因犯罪而可以科處禁止駕駛的情況：
“因下列犯罪而被判刑者，按犯罪的嚴重性，科處禁止駕駛兩個月至三年，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一) 駕駛時實施的任何犯罪；
(二) 第八十九條所指的逃避責任；
(三) 偽造，移走或掩蔽車輛識別資料；
(四) 偽造駕駛執照、其替代文件或等同文件；
(五) 盜竊或搶劫車輛；
(六) 竊用車輛；
(七) 任何故意犯罪，只要繼續持有駕駛執照可為其持有人提供特別有利於再犯罪的機會或條件。”
很明顯，《道路交通法典》第94條第1項所規定的科處禁止駕駛的附加刑的前提是在駕駛時實施的任何犯罪，並且無需像第7項的“任何故意犯罪”那樣，還必須證明“繼續持有駕駛執照可為其持有人提供特別有利於再犯罪的機會或條件”，因為在駕駛時候所犯的罪名推定為“繼續持有駕駛執照可為其持有人提供特別有利於再犯罪的機會或條件”。更無需要求必須是故意犯罪，駕駛時所犯的過失犯罪也包括其中。
規定適用這個附加刑的宗旨，正如我們在另外的案件中所認為的，對行為人適用禁止駕駛的附加刑正是考慮到個人以及集體的安全的要求，而非行為人的犯罪罪過決定。7
在本案中，嫌犯被判處觸犯1項《刑法典》第279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 毫無疑問， 完全符合《道路交通法典》第94條第1項所規定的可以科處禁止駕駛的附加刑的前提。
原審法院在判處嫌犯A因實施了妨害交通安全的犯罪行為（「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而判刑時，沒有依法對嫌犯科處禁止駕駛的附加刑，違反了《道路交通法》第94條第1項的規定。
因此，無需更多的筆墨，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然而，由於原審法院並沒有就此問題作出任何的審理和決定，那麼，為了保障當事人對附加刑的量刑的兩級審理的機會，原審法院必須對嫌犯適用禁止駕駛的附加刑，並對確定附加刑的具體量刑作出決定。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原審法院必須對嫌犯適用禁止駕駛的附加刑，並對確定附加刑的具體量刑作出決定。
無需判處訴訟費用。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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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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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é Maria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Vencido seguir declaração de v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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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Processo nº 896/2015
(Autos de recurso penal)
Declaração de voto
O douto Acórdão que antecede concedeu provimento ao recurso trazido a este T.S.I. e em que o Exmo. Magistrado Recorrente pedia a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na pena acessória de “inibição de condução” a que alude o art. 94° da Lei n.° 3/2007; (conhecida como a “Lei do Trânsito Rodoviário”, onde se prescreve que: “Sem prejuízo de disposição legal em contrário, é punido com inibição de condução pelo período de 2 meses a 3 anos, consoante a gravidade do crime, quem for condenado por:
1) Qualquer crime cometido no exercício da condução;
2) Fuga à responsabilidade, nos termos do artigo 89.º;
3) Falsificação, remoção ou ocultação de elementos identificadores de veículos;
4) Falsificação de carta de condução ou de documento substitutivo ou equivalente;
5) Furto ou roubo de veículo;
6) Furto de uso de veículo;
7) Qualquer crime doloso, desde que a posse da carta de condução seja susceptível de oferecer ao seu titular oportunidades ou condições especialmente favoráveis para a prática de novos crimes”).
E – ainda que à primeira vista possa parecer isenta de qualquer reparo a decisão assim proferida, pois que o arguido foi efectivamente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e 1 “crime cometido no exercício da condução”, (o de “condução perigosa de veículo rodoviário”, p. e p. pelo art. 279° do C.P.M.) – adequada não se me apresenta a solução a que se chegou.
Eis, essencialmente, os motivos do meu entendimento.
Pois bem, é sabido que o “processo penal” é o resultado de uma constante procura de equilíbrio entre as “necessidades do exercício do ius puniendi, (e, assim, dos objectivos de segurança de uma sociedade”), e do reconhecimento dos “direitos (de defesa) do arguido”.
Daí, nomeadamente, os direitos e garantias que ao arguido se consagram, inclusivé, a nível de leis fundamentais, como entre nós é exemplo claro o art. 29° da L.B.R.A.E.M., desde sempre se entendendo que em processo penal não pode “valer tudo”, e que a aplicação de uma sanção – seja ela qual for – implica, necessáriamente, um determinado processado, onde, em síntese, se há-de dar a conhecer ao arguido o que se lhe imputa, assegurando-se-lhe o tempo (e os meios) adequado(s) a preparar e organizar a sua defesa.
Nesta conformidade, a “comunicação da acusação” surge como um instituto destinado a salvaguardar o “direito de defesa do arguido”, já que ao arguido deve ser dado a conhecer qualquer facto ou qualquer elemento – essencial e acidental – de que possa derivar ou agravar a sua responsabilidade; (sobre o “princípio da comunicação da acusação” vd., v.g., G. Canotilho e V. Moreira in “Constituição da República Portuguesa Anotada”, Vol. I, pág. 516).
Não é pois por mera coincidência (ou por mero acaso) que no art. 265°, n.° 3 do C.P.P.M. se prescreve que:
“(…)
3. A acusação contém, sob pena de nulidade:
a) As indicações tendentes à identificação do arguido;
b) A narração, ainda que sintética, dos factos que fundamentam a aplicação ao arguido de uma pena ou medida de segurança, incluindo, se possível, o lugar, tempo e motivação da sua prática, o grau de participação que o agente neles teve e quaisquer circunstâncias relevantes para a determinação da sanção que lhe deve ser aplicada;
c) A indicação das disposições legais aplicáveis;
d) A indicação de provas a produzir ou a requerer, nomeadamente o rol das testemunhas e dos peritos a serem ouvidos em julgamento, com a respectiva identificação;
e) A data e assinatura.
(…)”.
No caso dos presentes autos e na acusação pública contra o arguido deduzida, imputou-se-lhe a autoria d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condução perigosa de veículo rodoviário” e um outro de “ofensa qualificada à integridade física”, p. e p. pelos art°s 279° e 137° e 140° do C.P.M., (cfr., fls. 44 a 45), e, nesta (exacta) conformidade foi, após julgamento, condenado; (cfr., fls. 81 a 85-v).
Porém, considerou o Exmo. Recorrente que a decisão padecia de violação – por omissão na aplicação – do transcrito art. 94°, n.° 1 da Lei n.° 3/2007.
Ora, provado tendo resultado que o arguido cometeu o crime de “condução perigosa de veículo rodoviário” e – enquanto tal – o de “ofensa qualificada à integridade física”, correcta seria a sua condenação na pretendida “pena acessória de inibição de condução”, (atento o estatuído no referido art. 94° da Lei n.° 3/2007).
Porém, há um “pormenor” que importa atentar.
É o seguinte: a deduzida acusação era (totalmente) omissa em relação a qualquer “pena acessória”, nenhuma referência nela se fazendo (sequer) ao “art. 94° da Lei n.° 3/2007”.
E, assim – podendo-se mesmo questionar o “interesse em agir” do Exmo. Recorrente, já que a sentença julgou procedente a acusação deduzida em toda a sua extensão, não sendo igualmente de olvidar que a “questão colocada” em sede do seu recurso não deixa de ser uma “questão nova” – sempre se dirá que correcta não se nos apresenta a solução a que se chegou no douto Acórdão deste T.S.I..
Com efeito, há que ter presente que em processo penal – e em prol dos “direitos de defesa do arguido” – o objecto da acusação delimita e fixa os poderes de cognição do tribunal e, consequentemente, a extensão do caso julgado, sendo que a este efeito se chama a “vinculação temática do tribunal”, e é nele que se consubstanciam os princípios da identidade, da unidade ou indivisibilidade e da consunção do objecto do processo penal, princípios segundo os quais o processo deve manter-se o mesmo da acusação ao trânsito em julgado da sentença, assim se assegurando o direito de defesa do arguido que desta forma se vê protegido contra arbitrários alargamentos da actividade cognitória e decisória do tribunal e assegura os direitos ao contraditório e à audiência.
Dest’arte, e inquestional se nos apresentando que é o referido princípio de vinculação temática aplicável em matéria de penas principais, nada nos parece autorizar uma diversidade de regimes por forma a se retirar do seu campo de aplicação as penas acessórias.
Aliás, a “al. c) do n.° 3 do art. 265° do C.P.P.M.” não distingue, não nos parecendo assim que deva o intérprete distinguir.
Daí – (e para não nos alongarmos), porque a pretendida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na pena acessória de “inibição de condução” também não foi (oportunamente) requerida em sede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fectuada no T.J.B., caso em que, assegurado ficando o contraditório, outra poderia ser a solução – a presente declaração; (sobre a questão, cfr., v.g., os Acs. do S.T.J. de 02.02.2005, C.J.S.T.J., XIII, tomo I, pág. 189; de 13.12.2006, C.J.S.T.J., XIV, tomo III, pág. 187 e de 25.06.2008, in D.R., 1ª, n.° 146, de 30.07.2008).
Uma nota final, apenas para esclarecer que, (em nossa opinião), o que se deixou explanado, em nada contende com o entendimento adoptado e a prática seguida por este T.S.I. de, em sede de conhecimento de recursos interpostos, e se for caso disso, alterar – oficiosamente – 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o criminal operada pelo T.J.B..
Com efeito, estas ditas “alterações” – que com toda a naturalidade se nos impõe, pois que o seu impedimento levaria a que este Tribunal tivesse que confirmar (eventuais) “erros na aplicação do direito”, o que, de todo, não se mostra adequado – são (sempre) precedidas de adequado e (oportuno) contraditório e em total respeito do “princípio da proibição da reformatio in pejus”; (cfr., art. 399° do C.P.P.M., onde, note-se, em sede de excepções à sua aplicação, de forma expressa, inclui até a “medida de segurança de internamento”, não se referindo a qualquer “pena acessória”, o que, em nossa opinião, não deixa de ser aspecto que “reforça” o entendimento que aqui propomos).
Macau, aos 03 de Dezembro de 2015
1 葡國《刑法典》第69條第1款a項之規定之原文如下：
Artigo 69º Proibição de conduzir veículo com motor
2. É condenado na proibição de conduzir veículos com motor por um período fixado entre três meses e três anos quem for punido:
b) Por crime previsto nos artigo 291º ou 292º;
2 應為嫌犯。
3 應為嫌犯。
4 應為嫌犯。
5 應為嫌犯。
6 應為嫌犯。
7 參見2013年12月16日在第828/2010號刑事上訴案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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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896/2015 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