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516/2015號
上 訴 人：A
B
C
D
E
被上訴人：F
G
H
I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 案情叙述：
刑事起訴法庭控告四名嫌犯F、G、H及I為直接共同正犯，彼等既遂行為觸犯兩項由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並請求初級法院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合議庭刑事案第CR3-14-0061-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 判決四名嫌犯F、G、H及I被起訴為直接共同正犯，彼等既遂行為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均罪名不成立。
輔助人A、B、C、D及E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1. 本上訴係針對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三庭合議庭判決，判處眾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彼等既遂行為觸犯：兩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罪名不成立。
2. 獲證明之事實中指出（請參閱本狀第10條及第11條的叙述）。
3. 於2008年6月3日嫌犯G在合約中表明已收取了港幣6,000,000.00元作為轉讓有關土地使用權之訂金，於2008年8月28日嫌犯G在合約中表明已收取了港幣11,500,000.00元之餘款。
4. 被上訴人、證人及嫌犯F以支票及本票完全支付相關價金。
5. 嫌犯G（即本案的出讓人）的個人之賬戶內應有相應之相關存入紀錄。
6. 嫌犯G沒有作出犯罪行為而毫無疑問會將支票及銀行本票而存入其個人之賬戶內。
7. 相反，嫌犯G聯同其他嫌犯或倘有而未被起訴之相關人士合謀去詐騙相關的被害人時，則其個人之賬戶內僅有相關被害人之部份存款紀錄。
8. 足以證明相關嫌犯或倘有而未被起訴之其他人士以偽裝方式詐作支付購地款，供眾被害人相信一同購買及出資。
9. 法庭就必須查證嫌犯G而存入個人之賬戶內之紀錄是否與卷宗第71頁至74頁所開立的支票及銀行本票相吻合。
10. 以上所述的事宜，均為必須查明的對法庭裁判必不可缺之事實事宜，同時亦為本案之訴訟標的。因此，法庭必須對整個訴訟標的作出查證。但被上訴的合議庭並沒對以上事宜作出查證，該漏洞足以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上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11. 獲證明之事實及未獲證明之事實中指出（請參閱本狀第27條及第28條的叙述）。
12. 未獲證明嫌犯F見狀便表示已自行於2008年12月31日向嫌犯G交付港幣2,250,000.00元之訂金，以購買總價為港幣9,000,000.00元，位於路環J地段的上述紗紙契土地。
13. 嫌犯F支付第一期之第二次買地之訂金港幣2,250,000.00元予嫌犯G。再支付第二期之第二次買地之購地款港幣2,250,000.00元予嫌犯G。
14. 沒有第一次的付款又何來第二次付款呢。
15. 澳門K銀行支票顯示，出票人為F，收款人為G，出票日期明確為2008年12月31日開立，更重要的是附有相關之聲明收妥作實之收據。
16. 出票日期、出票人、收款人、金額等與承諾轉讓土地權益合約毫無疑問是吻合，合約後續之必然結果。
17. 當證明上述而未獲證明的事實而極可能引申到判決書內相關並有牽連而未獲證明之事實將獲得證實，從而獲得變更判決的可能性。
18. 購買第二幅土地之交易價金為HKD9,000,000.00元，嫌犯F、證人N及眾上訴人已完全支付所指的交易價金。
19. 嫌犯G（即本案的出讓人）的個人之賬戶內應有相應之相關存入紀錄。
20. 嫌犯G沒有作出犯罪行為而毫無疑問會將支票及銀行本票而存入其個人之賬戶內。
21. 相反，嫌犯G聯同其他嫌犯或倘有而未被起訴之相關人士合謀去詐騙相關的被害人時，則其個人之賬戶內僅有相關被害人之部份存款紀錄。
22. 足以證明相關嫌犯或倘有而未被起訴之其他人士以偽裝方式詐作支付購地款，供眾被害人相信一同購買及出資。
23. 由於在獲證明之事實與說明理由當中存在著無法克服的不相容性，而且該不相容性是嚴重且不能以其他解釋來克服的，因此被上訴的裁判沾上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
24. 獲證明之事實及事實之判斷中指出（請參閱本狀第46條及第47條的叙述）。
25. 購入的不動產不能辦理水電供應，即使買賣為一塊土地，試問有誰會買呢。
26. 本澳持有之紗紙契之不動產，無論屬於土地或房屋亦無法申領水電供應，正如已興建在上述土地之房屋不能申領水電供應一樣。
27. 嫌犯F向A等人遊說購買紗紙契的土地時，解釋有關手續實很簡單且費用便宜，故可於稍後自行辦理亦可。
28. 原因是被上訴的合議庭視為獲證實的這部份與事實之判斷是不合邏輯，亦違反一般經驗法則。
29. 被上訴的合議庭視為獲證實的這部份與事實之判斷是不合邏輯，亦違反一般經驗法則。
30. 而且該錯誤是極為嚴重的，即使是一個普通人亦會馬上注意到被上訴的合議庭判決視為獲證實的事實與事實之判斷之間存在衝突，其結論是違反邏輯，同時亦違反一般生活經驗法則。
31. 事實之判斷中指出（請參閱本狀第56條的叙述）。
32. 我們援引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姚穎珊法官對本案所查辦的精辟見解，以反駁被上訴的合議庭判處罰名不成立，該判決是完全違反一般經驗法則。
33. 回歸後“紗契紙”土地不得買賣已屬人所共知的事實，那麼，難道四名嫌犯會不知道嗎？且更讓人深思的是，作為一名已在律師樓幹活多年的人員，L此一關鍵人物又怎會不洞悉有關騙計的底蘊，如真的一無所知，又如何製作多份購買土地文件呢？
34. 即使是對嫌犯I而言，儘管其稱對案中之土地買賣細節並不知情，然而，對於其本人作為路環的一名有輩份的鄉親，針對“紗紙契”土地此一屬路環坊間極為關注的事宜，嫌犯I又怎可能毫不認知。
35. 更重要的是，其在案中曾兩度在律師樓內簽署了兩份文件，就此等嚴肅的買賣行為，一般人也不會隨便為之，作為一常理，又怎可在事件被揭露後單純以不知悉為由而完全推諉倘有之刑責。
36. 由此可見，上述四名嫌犯已存有施以騙計的意圖，且在施騙程中各師（司）其職，有作為主導遊說先駒的嫌犯F、負責擔任出售者的嫌犯G及其跟班嫌犯H，另尚有擔任具公認力的路環鄉親嫌犯I。
37. 當然，尚不可少得的是聲稱為現任土地運輸局局長親兄弟的L之通力配合，從而合力致使有關騙計得以遂成。
38. 對於為何成立有關公司，從犯罪跡象而言，本法庭認為嫌犯們當時只是在第一幅土地被購後，為了增強眾被害人對有關土地發現項目之信任才成立所謂的公司，同時亦為日後再次遊說眾被害人購入第二幅土地作好準備，此等種種也是騙計之技倆。
39. 不可單從被害人的角度來看待彼等如何詮釋“紗紙契”的定義，以及看事物。
40. 眾被害人一方彼等間均存有一共通點，就是他們均非在本澳土生土長，且事業基地也以內地為主，因而致使對“紗紙契”土地為何物亦一如半解，只知是有“契”的土地，且在受騙過程中基於當局者迷的情況。
41. 正如眾被害人獲悉有關買賣之法律程序全權交由一名在律師樓任職且屬現任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親兄弟之人士處理，試問眾被害人還怎會沒有信心呢？
42. 實需考慮的另一要點是L此一鍵人物，案發過程中，經其他數名嫌犯之多番遊說後，L之出現可說是不可或缺，又或可理解為其出現可將其餘嫌犯先前之遊說施騙工作進一步昇華，因而致使眾被害人被迷之心更趨鞏固。
43. 一如祈福黨之犯罪情況，儘管坊間人們均知悉當中之騙計，惟社會上總有被迷上的人士上當，但我們絕不會認為有關犯案者可憑藉這個所謂“人所周知”的情況而逃過倘有之刑責。
44. 四名嫌犯看準數名非於本澳土生土長的被害人根本不諳“紗紙契”為何物之情況，繼而看在有關遊說購地過程中注入本身在律師樓任職、聲稱為現任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兄弟的L此一關鍵元素，並以無限發展前景及厚利作餌，從而憑藉此等騙計兩度成功說服眾被害人購入自被遊說開始便根本非屬土地所有權有效憑證之“紗紙契”土地。
45. 最後，雖然嫌犯F一方經多番催促後終向各股東告知已就有關“紗紙契”土地之水電供應辦好立戶手續。
46. 然而，各人迅即發現所謂的水電立戶，只不過是利用隔壁地盤之電源轉駁過來使用，亦即是有關土地始終未有辦理立戶手續。
47. 對此，倘在有關“紗紙契”土地的買賣交易中不存在任何詐騙詭計，有關水電供應之立戶手續應早已完成，嫌犯們又何需藉此隱瞞的方式轉駁隔壁地盤之電源，裝作已為有關“紗紙契”土地之立戶辦妥開立手續。由此可見，嫌犯們實存處心騙人之心。
48. 以上種種是不合邏輯同時亦違反一般經驗法則，且該錯誤是極為嚴重的。
49. 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自由心證原則，應廢止被上訴的裁判，改為判處各名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彼等既遂行為觸犯：兩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罪名成立。
請求
承上所述，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本上訴得直，並作出如下公正裁判：
1) 廢止被上訴的合議庭判決，改為判處四名嫌犯F、G、H及I以直接共同正犯，彼等既遂行為觸犯：兩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罪名成立。
2) 或因為被上訴的合議庭判決沾上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及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及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的瑕疵；以及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自由心證原則，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1款規定，命令移送卷宗作出重新審判，以查明嫌犯G存入個人之賬戶內之紀錄是否與卷宗第71頁至74頁所開立的支票及銀行本票相吻合，以及其個人之賬戶內之紀錄是否與卷宗第63頁至65頁所開立的支票是否相吻合，是否已完全支付相關之交易價金。綜合目的證明嫌犯之間或倘有而未被起訴之其他人士以偽裝方式詐作支付購地款，騙取眾被害人信任一同購買及出資。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
1. 首先，檢察院完全同意原審法院對四名嫌犯F、G、H及I的開釋決定，裁定起訴之重要事實未獲證明屬實，起訴罪名不成立，事實上，檢察院早在偵查終結時，因未能搜獲足夠證據證實上述四人為共犯實施了詐騙罪，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決定將卷宗歸檔（卷宗第206頁），該歸檔決定其後亦獲上級檢察院司法官在輔助人提出的聲明異議答覆中予以維持（見第256頁）。
2. 上訴人以原審法院沒有查證案中嫌犯G所存入個人之帳戶內之紀錄是否與卷宗第71頁至第74頁，各買家所開立的支票及銀行本票是否相吻合為由，質疑裁判書存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並認為倘嫌犯G之個人帳戶內僅有相關上訴人之部份存款紀錄，則能證明嫌犯G聯同其他嫌犯或倘有而未被起訴之相關人士合謀詐騙各輔助人。
3.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本院無法認同，相反，即使證實嫌犯G存入個人之帳戶內之紀錄與各買家所開立的支票及銀行本票不相吻合，也不能毫無疑問地確定四名嫌犯觸犯了起訴狀所起訴的兩項相當巨額之詐騙罪，而事實上，原審法院在作出事實之判斷時，亦不能單純考慮嫌犯G之個人之帳戶內之紀錄與所收取回賣地的支票金額是否吻合便武斷地作出認定，在庭審中，嫌犯F及嫌犯G均聲稱相關支票的金錢事後有F以現金及籌碼支付，原審法院同時認為本案無證據輔助證明兩人以該等行為令F得到好處，如果是輔助人所述F找來土地商談買賣價格，聯繫律師等等工作，積極促成交易，嫌犯G若想支付其好處費用，並不需要以此迂迴的途徑作出，由此可見，上訴人提出的查證嫌犯G個人之帳戶，對發現事實真相沒有積極作用，並不存在欠缺事宜之查明或漏洞。
4. 我們並無發現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
5. 上訴人又質疑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獲證事實與未獲證事實之間存在明顯矛盾，指出卷宗資料第24頁、第58頁、第63頁及第65頁的資料顯示，足以證明嫌犯F支付第一期之第二次買地訂金港幣2,250,000.00予嫌犯G及第二期之第二次買地之購地款項港幣2,250,000.00予嫌犯G，因此，認為原審法院裁定以下事實為未獲證明之事實存在明顯錯誤。
6. “其後約於2008年年底，經過嫌犯F的不斷遊說，各被害人仍意見不一，嫌犯F見狀便表示已自行於2008年12月31日向嫌犯G交付港幣2,250,000.00元之訂金，以購買總價為港幣9,000,000.00元、位於路環J地段的上述“紗紙契”土地（見卷宗第63頁），並要求公司其他股東出資進行有關交易，股東們對此十分反感，嫌犯F見狀便再次施以技倆，帶同股東們進行“實地考察”，過程中不斷遊說倘將兩塊土地合併發展，將可使用更大的空間，日後的利潤更為可觀”。
7. 並認為合議庭裁判沾染着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要求廢止被上訴的裁判發回重審。
8. 本院無法認同。
9. 根據卷宗資料第24頁、第25頁及第58頁均清楚顯示在承諾轉讓土地權益合約當中，承讓人均不只嫌犯F一人簽署。
10. 而卷宗資料第63頁清楚顯示，F交來上述銀行支票港幣2,250,000.00作為購買位於澳門路環J地段壹幅（面積為2061.48平方英尺）之第一次樓款訂金，現由H［為G之代表人］聲明收妥作實。而卷宗第65頁為收賬通知書。
11. 由此可見，單憑上述資料，合議庭無法將上訴狀第28點的事實視為證實。
12. 我們並無發現上述瑕疵。
13. 上訴人又質疑原審法院的裁判沾染着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認為原審法院判斷加圍板和完成水電供應不是不動產買賣先決條件之說法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因本澳持有之沙紙契之不動產，無論屬於土地或房屋亦無法申領水電供應，要求廢止上訴的裁判及將卷宗發回重審。
14. 本院未能認同。
15. “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僅在一個普通人在面對裁判時立即覺察到法律的裁判違背已獲證明的或未獲證明的，違背經驗法則，有拘束力的證據或職業規則時才會出現。”
16. 在本案中，正如原審法院的判斷兩幅土地的買賣過程中，並沒有加設加建圍板和完成水電供應為買賣的先決條件，此外，亦無理據顯示輔助人購買有關土地賣方須加建圍板或開立水電戶口，否則不予購買，原審法院的說法，正正在分析各嫌犯以此作詭計和虛構事實行騙為不可行。
17. 因此，並不存在上述瑕疵。
18. 上訴人又以刑事起訴法庭法官的批示為理據，質疑原審法院的判斷認定，認為違反自由心證原則。
19. 本院未能認同。
20. 在預審階段，當收集到充份跡象顯示嫌犯科處刑罰或保安處分所取決之前提成立，則法官以有關事實起訴嫌犯，相反，在審判階段所要求的是實質證據，且需在聽證中調查或審查，法庭還需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說明的事實，以及闡述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因此，兩者不應混淆。
21.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之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22. 在本卷宗我們並無發現違反任何經驗法則，證據之自由評價由法官決定，不可觸犯。
綜上所述，敬請否決本上訴，維持原則，深信 閣下定能一如既往，作出公正的判決。
第四嫌犯I上訴人（輔助人）提起之上訴，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 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定因起訴之重要事實未獲證明屬實，判處四名嫌犯F、G、H及I被起訴二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均罪名不成立。
- 上述卷宗之輔助人以合議庭裁判存有以下瑕疵提起上訴：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根據；
- 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自由心證原則；
- 針對上述第四嫌犯的部份，輔助人認為被上訴法院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自由心證原則，在其上訴的陳述指出中第58點至第60點指出第四嫌犯沒有理由對本卷宗其餘3名嫌犯與各輔助人就本卷宗中位於路環兩幅沙紙契土地買賣的內容毫不知情。
- 其理由為第四嫌犯為路環鄉親中具有一定輩份，且已居住當地多年，沒有理由不知道沙紙契土地問題。
- 因此，輔助人認為第四嫌犯與其他三名嫌犯共同觸犯兩項由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
- 須要注意的是判決書中的未獲證明之事實中，未能證實第四嫌犯為收取若干報酬便配合其餘三名嫌犯之計謀，作為簽立上訴答覆狀第2點所指的協議及合約之所謂見證人。
- 也未能證實第四嫌犯曾經參與虛構事實，使用詭計及意圖造成各輔助人財產損失等行為，因此，第四嫌犯的被控的事實最終也不成立。
- 按被上訴判決已證事實部份顯示，卷宗的第一第二及第三名嫌犯與各名輔助人早在2008年3月29日已就購買第一幅沙紙契土地在本澳一間律師樓簽訂協議。
- 直到2008年的8月再就第一幅土地簽訂補充協議，在這個時點第四嫌犯才以見證人身份出現並簽訂前述的補充協議。
- 同時，正如上述，沒有證據去證實這宗紗紙契土地買賣是一個虛構事實。
- 因為第一嫌犯以至各輔助人，均為著買地的目的到現場視察，並且尋找土地的權利人，亦即本案的第二嫌犯。
- 由整個合同前的準備到簽署第一份購地合同，第四嫌犯均沒有出現。
- 因此，沒有證據顯示第四嫌犯以見證人身份出現是一種詭計的安排，更沒有證據顯示各輔助人因為第四嫌犯的出現加強了各人購買兩幅土地的決心。
- 相反的，這是一般不動產交易市場上在以法定形式完成前，經常會出現由一位見證人去證明一宗不動產買賣的存在與出現。換言之，第四嫌犯在這裡只是擔當一個證人的角色。
- 在購入第二幅土地時，情況也與上述情況大致相同。
- 因此，被上訴法院在審查針對第四嫌犯是否觸犯被起訴的罪狀及事實所有的證據時根本沒有違反經驗法則。相反，被上訴法院在審查輔助人提供的證言時更表明他們不客觀及存在隱瞞，且有些內容更有違常理（在被上訴判決第33頁）。由此可見，被上訴法院是經過全面審查本卷宗所有證據，其沒有存在任何違反經驗法則的事情。
- 綜上所述，從判決書已證明事實中並無任何證據顯示第四嫌犯曾參與案中所指的“紗紙契”交易，該宗交易也並非虛構事實，更沒有使用詭計，作出意圖造成各被害人財產損害的行為，基於第四嫌犯行為根據沒有參與本卷宗第一至第三嫌犯及各名輔助人之間交易，且卷宗第一至第三名嫌犯在有關交易行為亦不符合《刑法典》第211條的「相當巨額詐騙罪」。因此，應維持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判處第四嫌犯被起訴的罪名不成立。
基於上述的理由，現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作出如下裁決：
1) 裁定上訴人所提出的所有請求均不成立；及
2) 維持被上訴合議庭於2015年3月18日在卷宗編號為CR3-14-0061-PCC作出的裁決。
F對上訴人（A、B、C、D及E）提出的上訴不服而作出了答覆，並提出理據。1
G對上訴人（A、B、C、D及E）提出的上訴不服而作出了答覆，並提出理據。2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了法律意見書。3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已證事實：
- A及C分別約於2002年及2006年結識嫌犯F，而N則與嫌犯F認識近廿載。
- 後來，經過一輪磋商，嫌犯F、A、C聯同嫌犯F之友人N共四人一起平均出資購買上述“紗紙契”土地，並相約前往由嫌犯F預先安排的O律師樓洽談購地細節。
- 2008年3月29日，嫌犯F便相約A、C、N、P（A的女婿）及嫌犯H一同前往O律師樓商討有關交易細節，各人甫到達該律師樓，便由該律師樓一名叫L的人士專責接待及安排一切立約事宜。
- 最後，於同日即2008年3月29日，A及C與嫌犯F及其友人N以各佔四分之一的份額平均出資，並以港幣17,500,000.00元購入上指“紗紙契”土地，同時隨即簽署一份載明各人平均承擔土地款項及相關費用的“購地備忘錄”，當中尚註明有關港幣千多萬之餘款將由嫌犯F代收（見卷宗第17頁）。
- 此外，由C認購的上述四分之一份額中，按照其與嫌犯F所訂之協議，其本人實質只佔當中的一半即八分之一，而另外一半份額即八分之一則屬於嫌犯F所有。
- 在差不多的時候，由於D有見自己多在內地，故無暇處理澳門之投資業務，因此，其便詢問其叔父E有否興趣一同投資上述“紗紙契”土地。E承讓了其姪兒D所佔份額之一半，即八分之一。E由於自己所持資金不足，故便將其所佔份額八分之一的一半轉讓予Q。
- 另外，A亦基於師生的關顧關係將其一半之份額即八分之一出讓予被害人B，以便可一起分享其成。
- 2008年6月3日，於O律師樓，在L的見證下，嫌犯G作為出讓方與A及C，以及嫌犯G及N簽訂了一份“承諾轉讓土地權益合約”，藉此將上述“紗紙契”土地之購買權益轉讓予A、C、嫌犯F及N，而嫌犯G尚在合約中表明已收取了港幣6,000,000.00元作為轉讓有關土地使用權之訂金，同時尚約定自當日起計90日內買方須一次過付清餘款即港幣11,500,000.00元（見卷宗第18至19頁）。當日，在場者尚有嫌犯H，以及D與E。
- 同日，為落實上述口頭承諾，嫌犯F尚在上述律師樓繕立一份聲明書，表明將上述合約中的四分之一購買權益全數委託予在場的D（見卷宗第421頁）。
- 在簽署上述合約後，上述“紗紙契”土地的各購入者（包括A、C、D、B、F及N）一同成立一所公司，並按各自在購買上述土地時的出資比例計算各人所佔之股額，為此，彼等遂於2008年7月成立了“R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見卷宗第8至16頁）。
- 至臨近交付上述土地餘款期限之時，該“紗紙契”土地的水電立戶仍未辦妥，對此，嫌犯F向A等人解釋有關手續實很簡單且費用便宜，故可於稍後自行辦理亦可，但如定要兩名嫌犯G及H代辦，則需讓彼等多賺一筆，接著，嫌犯F便建議日後自行辦理亦可，各人聽後接受由嫌犯G及H代辦。
- 2008年8月28日，於O律師樓，A、C、嫌犯F及N代表“R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與嫌犯G簽立了一份“補充協議”，該協議亦全由L安排草擬，同時，在嫌犯F的安排下，嫌犯I為收取若干報酬，以其本人為S互助會監事長的身份作為簽立上述協議之見證人，而L則作為知見人，兩人亦同在協議上簽字，藉此將上述“紗紙契”土地之購買權益轉讓予上述公司，而嫌犯G尚在該文件中表明已收取了港幣11,500,000.00元之餘款，從而完成上述“紗紙契”土地之買賣交易（見卷宗第60至61頁）。當日，在場者尚有嫌犯H，以及D與E。
- 為上述購買“紗紙契”土地，各名被害人支付了以下金額：
- A：合共為港幣2,187,500.00元（有關支付證明見卷宗第71至74頁所載之銀行支票複印本）；
- D：合共為港幣2,187,500.00元（有關支付證明見卷宗第836至838頁所載之銀行支票複印本）；
- C：合共為港幣2,187,500.00元（當中有關港幣1,339,375.00元之支付證明見卷宗第860頁所載之銀行證明書，其餘港幣848,125.00元為現金交付）；
- E：合共為港幣906,150.00元（有關支付證明見卷宗第827頁及第859頁所載之銀行證明書及聲明書、第830至831頁所載之銀行證明及支票複印本，以及第832頁所載之還款事宜聲明書）；
- 除上述四名被害人之外，B基於與A的師生關顧關係，承讓了A所佔份額的一半即八分之一，其為此支付金額合共人民幣1,945,000.00元，以當時之匯率計算約為港幣2,187,500.00元（有關支付證明見卷宗第847至848頁所載之銀行轉帳回單，以及第850頁所載之聲明書）；
- 另外，Q亦承讓了E因所持資金不足而出讓之一半份額即十六分之一，其為此支付金額合共港幣1,281,350.00元（有關支付證明見卷宗第827頁及第859頁所載之銀行證明書及聲明書，以及第828頁至第829頁背頁所載之銀行證明書及支票複印本）。
- 同日即2008年8月28日，D簽立了一份聲明書，表明將其所持有的“R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之一半，即百分之十二點五轉讓予E及Q（見卷宗第422頁），從而按照先前協議間接地將上述土地之部分所佔份額轉予兩人。
- 其後，經嫌犯F及E追討下，於2009年2月17日，各股東才將合共港幣2,250,000.00元轉入E的有關支票帳戶內。翌日，嫌犯F便相約A、E及嫌犯H在O律師樓會面，當時，由A及嫌犯F作為“R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代表，與嫌犯H簽立一份關於購入上述位於路環J地段的“紗紙契”土地之“承諾轉讓土地權益合約”，該合約亦是由L安排草擬（見卷宗第58至59頁），隨即，嫌犯F才將E早前所簽發的上述支票交給嫌犯H，同時，尚廢除了嫌犯F以個人名義與嫌犯H於2008年12月31日所簽立了購買第二幅土地的合約（見卷宗第964至965頁）。
- 2009年4月21日，土地工務運輸局在本澳報紙上首次干登了一則告示，指出上述所購買之土地屬政府所有且被非法佔用，並命令“R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須騰空上述土地，其上所存放之物品必須清場。
- 至2009年4月28日，為穩妥起見，A、B、嫌犯F及N代表“R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在O律師樓與嫌犯G正式簽立一份“承諾轉讓土地權益合約”，該合約亦全由L安排草擬，並同樣由為收取若干報酬的嫌犯I以其本人為S互助會監事長的身份作為簽立上述合約之見證人，而L則作為知見人，兩人亦同在合約上簽字，藉此將上述該幅位於路環J地段的“紗紙契”土地之購買權益轉讓予上述公司（見卷宗第24至25頁，當中載明之立約日為嫌犯F先前與嫌犯H簽立購買第二幅土地之合約的日期，即2008年12月31日）。
- 隨後於2009年5月15日，A將第二幅土地的應付尾數港幣1,125,000.00元以簽發支票的方式交予嫌犯F。
- 2009年5月18日，各人將款項轉予嫌犯F，再由嫌犯F開出承兌金額為港幣4,500,000.00元的銀行本票交予嫌犯G，以完成第二幅土地交易。
- 為購買第二幅“紗紙契”土地，各名被害人支付的金額如下：
- A：港幣1,125,000.00元（有關支付證明見卷宗第1108頁所載之銀行支票複印本）；
- D：港幣1,125,000.00元（有關支付證明見卷宗第839至840頁所載之銀行支票複印本）；
- 此外，B基於與A的師生關顧關係，承讓了A所佔份額的一半即八分之一，其為此支付金額人民幣1,000,000.00元，以當時之匯率計算約為港幣1,125,000.00元（有關支付證明見卷宗第849頁所載之銀行轉帳回單，以及第850頁所載之聲明書）。
- 隨後某天，嫌犯F告知各股東有關土地之水電供應已辦好立戶，並陪同各股東前往現場察看有關安裝情況。
- 然而，經在現場查看後，各被害人迅即發現所謂的水電立戶，其實只是利用隔壁地盤之電源轉駁過來使用，即是說，有關土地始終未有辦理立戶手續。
- 此外，土地工務運輸局亦於2009年6月19日再次刊登一則告示，以對“R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作出最終決定通知，並勒令該公司須於告示被刊登日起計15天期限內，騰空上述所購買的士地，移走其上存有的物件、物料及設備，並將土地歸還特別行政區政府，而無權取得任何賠償（見卷宗第55頁）。
- 當上述兩幅土地均被政府以非法開山霸地為由而強制收回後，各人隨即委託律師向法院申請中止收地程序，但終不獲批准。
另外證明下列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四嫌犯均無犯罪記錄。
- 第一嫌犯聲稱為地產商人，其月薪收入為澳門幣50萬至60萬元，需供養父母及六名子女，其學歷為初中一年級程度。
- 第二嫌犯聲稱為從事買賣翡翠的商人，其月薪收入為澳門幣200萬元，需供養兩名子女，其學歷為初中二年級程度。
- 第三嫌犯聲稱為金銀礦業顧問，其月薪收入為人民幣12萬元，需供養妻子及兩名子女，其學歷為初中二年級程度。
- 第四嫌犯聲稱無工作，每三個月收取月澳門幣5千多元養老金，無家庭及經濟負擔，其學歷為小學三年級程度。
未獲證明之事實：
- 起訴書中其他與上述獲證事實不符的重要事實未獲證明屬實，特別是：
- 未獲證明：本案中，四名嫌犯F、G、H及I共謀合力，以案中數名籍貫均為福建且不熟悉澳門土地買賣情況之人士作為詐騙對象，合力向彼等先後訛稱可將案中兩幅日後可用作興建房產發展項目的“紗紙契”（非土地所有權的有效證明文件）土地售予他們，有關被害人不虞有詐地購買了該兩幅屬於本特別行政區公產之土地，最終被四名嫌犯詐取相當鉅額的不法利益。
- 未獲證明：在其後的交往期間，約於2008年年初，嫌犯F分別向A及C極力推介投資購買路環“紗紙契”土地的美好前景，並稱購買後將來可在該處發展興建老人院、住宅及酒店等項目。
- 未獲證明：由於A及C根本不諳“紗紙契”性質為何，為加強其倆的投資信心，嫌犯F遂曾數度帶領兩人前往路環多幅土地作“實地考察”，過程中尚指著路旁的某某土地，向兩人訛言舉出本澳多個商界名人投資有關“紗紙契”土地的成功例子，視察期間，透過嫌犯F的介紹，A及C亦因此互相結識。
- 未獲證明：其後不久，嫌犯F便分別向A及C稱已物色了一幅位於路環黑沙海蘭花園對面的“紗紙契”土地，並再次與兩人前往“實地考察”。此後，在遊說投資期間，嫌犯F尚將上述土地的“所有人”即嫌犯G，以及其“跟班”即嫌犯H介紹予A及C認識，期間，嫌犯G向眾人稱嫌犯H為路環T村民，其十分熟悉“紗紙契”土地的買賣。
- 未獲證明：在場的嫌犯F更即場向各人稱“L”(即上指名為L之人士)乃現任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的親兄弟，其對“紗紙契”土地的買賣十分熟識。接著，L便向在場各人回應說自己辦理過很多“紗紙契”土地買賣，並強調購買“紗紙契”土地肯定不會有問題，而在場的兩名嫌犯F及H亦一同加入附和。
- 未獲證明：商談細節期間，嫌犯F為加強各人對於購入“紗紙契”土地確可取得有關土地權益之信任，尚向各人表示土地的前業主已向政府提交有關建築發展項目的申請且已獲得批准，但因前手業主仍未補回地價以致有關項目被中止，因此，只要彼等在購入該土地後補回有關地價，便可繼續發展相關項目和在土地上興建房產。
- 未獲證明：另外，為提高交易的安全，磋商期間各人尚查詢賣方可否先在有關土地上以圍板方式確定土地範圍，並在完成該土地之水力及電力供應申請手續後方正式簽署有關正式買賣合約，嫌犯等人一方對此要求不表反對，但前提是各人須先支付港幣500,000.00元作為“誠意金”，對此，各人均無異議。
- 未獲證明：其後，在正式於律師樓簽立正式合同前，嫌犯F續以上述同樣的方式，包括進行“實地考察”、訛稱“必有利可圖”及指出若干“成功例子”，以及表示土地的前業主已向政府提交有關建築發展項目的申請且已獲得批准，但因前手業主仍未補回地價以致有關項目被中止，只要買家在購入該土地後補回有關地價便可繼續發展相關項目等手段遊說其保險客戶D參與上述投資，並最終成功將其原先本身所佔的四分之一份額以相同之上述買入價，藉口頭承諾的方式出讓予同樣誤信嫌犯F計謀的D。
- 未獲證明：為此，嫌犯F便再次帶同D及E前往 “實地考察”，從中嫌犯F續加以遊說，並舉出若干成功例子，最終，導致E承讓了其姪兒D所佔份額之一半，即八分之一。
- 未獲證明：此外，為鞏固各人之購買決意，即使已簽立了上述“購地備忘錄”，嫌犯F仍不時帶同各被害買家前往有關土地再作視察，並繼續作出誘引的推介。
- 未獲證明：“承諾轉讓土地權益合約”全由L安排草擬。
- 未獲證明：當時，嫌犯F將L介紹予一同在場之D認識時，尚向D表示L正是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的親兄弟，其辦理過很多“紗紙契”土地的買賣。
- 未獲證明：是嫌犯F及N以有利日後發展項目為由提議成立公司。
- 未獲證明：嫌犯I為收取若干報酬便配合其餘三名嫌犯之計謀，作為簽立上述協議之所謂見證人。
- 未獲證明：然而，在交付餘款前，各被害人曾要求查看有關“紗紙契”的正本，惟當時同在場的嫌犯H指由於保存該文件的T委不在澳門，故未能即時出示有關正本，此時，嫌犯F補充表示其曾查看過有關正本，且指稱該正本已經政府認證，並著各人可以放心，對此，各被害人當時一時無話，只好將全數餘款交予嫌犯G。
- 未獲證明：就上述因被三名嫌犯F、G及H施以詐騙而進行之購買“紗紙契”土地的交易，各名被害人之損失為上述支付的金額。
- 未獲證明：其後，在完成上述首幅“紗紙契”土地的交易後，嫌犯F續向各被害人不斷鼓吹彼等已購入之“紗紙契”土地之價格持續上升，另其友人在購入另一“紗紙契”土地後進行項目發展時，尚因為該土地靠近山邊而可不斷往山裡面開挖，從而可使用更大面積的土地，同時，嫌犯F續以擴大已購入的土地面積為由，向各被害人推介另一幅與上述已購土地相連且靠近山邊的同類“紗紙契”土地。
- 未獲證明：其後約於2008年年底，經過嫌犯F的不斷遊說，各被害人仍意見不一，嫌犯F見狀便表示已自行於2008年12月31日向嫌犯G交付港幣2,250,000.00元之訂金，以購買總價為港幣9,000,000.00元、位於路環J地段的上述“紗紙契”土地（見卷宗第63頁），並要求公司其他股東出資進行有關交易，股東們對此十分反感，嫌犯F見狀便再次施以技倆，帶同股東們進行“實地考察”，過程中不斷遊說倘將兩塊土地合併發展，將可使用更大的空間，日後的利潤更為可觀。
- 未獲證明：最後，在嫌犯F的極力推介及遊說下，各股東終同意購入上述位於路環J地段的“紗紙契”土地，並合資支付第二期付款。此時，嫌犯F為免出現變數，便立即提議先由E於2009年1月初開出一張承兌款項為港幣2,250,000.00元的支票，以便先應付賣方即嫌犯H，但實質上E的有關支票戶口內根本沒有足夠款項予以支付，嫌犯F見狀便馬上稱有關支票只是用作拖延，且保證其能說服嫌犯H等人不予追究倘有之空頭支票刑事責任，最終，E簽發了相關支票。
- 未獲證明：各被害人於同日得悉上指告示後十分緊張，嫌犯F隨即便陪同A及E前往O律師向L查問有關情況，當時，L再施謊言，向各人解釋有關事件只是政府未有弄清楚，有關土地的“紗紙契”已經政府鑑證，亦已支付地稅即“業鈔”，且兩年前賣主已向政府入稟發展建築項目，故只要各股東付清尾數後，相關項目便會轉至“R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名下。為此，L尚表示將致函予土地工務運輸局作出解釋，並著各人可以放心。經過L的安撫，各人暫時釋疑。
- 未獲證明：隨即，嫌犯F才將E早前所簽發的上述支票交給嫌犯H，而非如其之前向其他股東所述將該支票先交予嫌犯H等人以作拖延。
- 未獲證明：就上述因被三名嫌犯F、G及H施以詐騙而進行之購買第二幅“紗紙契”土地的交易，各名被害人之損失金額為其等支付的金額。
- 未獲證明：四名嫌犯F、G、H及I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故意糾合在一起實施上述周密計劃，彼此共同分工及互相配合，合謀以詭計先後使四名被害人A、C、D及E誤信有關兩幅依法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公產之“紗紙契”土地確可被出售以用作發展項目，從而先後兩度成功誘騙彼等投資有關土地，以為自己及他人不正當得利，當中兩名被害人C及E因資金不足故僅投資了第一幅土地，而另外兩名被害人A及D則因此先後兩度作出投資以購入該兩幅土地；就第一幅“紗紙契”土地的交易，四名被害人A、C、D及E均受騙地共同支付了相當鉅額的金錢；其後，就第二幅“紗紙契”土地的交易，兩名被害人A及D因再度被騙而共同支付了相當鉅額的金錢。
- 未獲證明：四名嫌犯的行為最終直接致使四名被害人遭受相當鉅額的金錢損失；
- 未獲證明：四名嫌犯均清楚知道彼等的行為是法律所不容許，且會受法律之相應制裁。
三. 法律部份：
本上訴為眾輔助人對原審法院的開釋判決而提起，其上訴理由首先提出了原審法院的事實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的所有瑕疵，然後是法律適用的錯誤。
第一，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上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作出該裁判的瑕疵，因為獲證明的事實證明，於2008年6月3日嫌犯G在合約中表明已收取了港幣6,000,000.00元作為轉讓有關土地使用權的訂金，於2008年8月28日嫌犯G在合約中表明已收取了港幣11,500,000.00元的餘款，嫌犯G（即本案的出讓人）的個人賬戶內應相應有相關存入紀錄，法庭就必須查證嫌犯G而存入個人的賬戶內的紀錄是否與卷宗第71頁至74頁所開立的支票及銀行本票相吻合，理由是，如果嫌犯G沒有作出犯罪行為而毫無疑問會將支票及銀行本票而存入其個人賬戶內。相反，嫌犯G聯同其他嫌犯或倘有而未被起訴的相關人士合謀去詐騙相關的被害人時，則其個人之賬戶內僅有相關被害人的部份存款紀錄。這個事實足以證明相關嫌犯或倘有而未被起訴的其他人士以偽裝方式詐作支付購地款，供眾被害人相信一同購買及出資。上述事宜，均為必須查明的對法庭裁判必不可缺的事實事宜，同時亦為本案的訴訟標的，法院沒有調查這些事實，而使得查證的事實存在漏洞。
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瑕疵（事實不充分的瑕疵）僅存在於法院沒有證實必要的可資作出適當法律適用以及決定案件實體問題的事實而使得事實部分存在漏洞，不能作出適當的法律適用，無論是有罪還是無罪判決；法院在審判過程中除了必須在該刑事訴訟案件的標的包括控訴書或辯護詞所界定的範圍內，對這些事實作調查，還必須令所認定的事實不存在漏洞而導致不能作出法律的適用。
然而，上訴人的這個理由不能成立，因為上訴人所提出的假設（“如果嫌犯G沒有作出犯罪行為而毫無疑問會將支票及銀行本票而存入其個人賬戶內”）並非訴訟的標的，控訴書上也沒有列明此“事實”，而法院已經對所所有的控告事實作出的審理，沒有存在事實審理的漏洞。
第二，原審法院在審理證據時存在明顯的錯誤，因為原審法院在認定有關“水電立戶”的事實時候，一方面證明了：“至臨近交付上述土地餘款期限之時，該“紗紙契”土地的水電立戶仍未辦妥，對此，嫌犯F向A等人解釋有關手續實很簡單且費用便宜，故可於稍後自行辦理亦可，但如定要兩名嫌犯G及H代辦，則需讓彼等多賺一筆，接著，嫌犯F便建議日後自行辦理亦可，各人聽後接受由嫌犯G及H代辦”，另一方面在說明理由的時候寫道：“至於加圍板和完成水電供應，不是不動產買賣的先決條件，此外，本案亦無證據顯示輔助人購買有關土地賣方須加圍板或開立水電戶口，否則不予購買。故此，不能視為第一、第二和第三嫌犯以此做詭計和虛構事實行騙”，並以此指責原審法院的分析是不合邏輯，亦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對這種錯誤即使是一個普通人亦會馬上注意到，因為購入的不動產不能辦理水電供應，即使買賣為一塊土地，試問有誰會買呢。問題在於嫌犯F向A等人遊說購買紗紙契的土地時，解釋有關手續實很簡單且費用便宜，故可於稍後自行辦理亦可。
對於這個上訴理由，我們要指出的是，原審法院所作出的分析並非在審理證據的時候的分析，而是在解釋事實和適用法律的時候作出的分析，極其量也是一個對事實的判斷的錯誤，並非存與審理證據層面的問題。實際上，上訴人所要反對的是原審法院面對這個已證事實卻認定嫌犯沒有詐騙的故意讓人匪夷所思，這已經是法律適用層面的問題了，更不是上訴人在所謂的“法律使用錯誤”章節所指出的違反自由心證原則的錯誤的問題。
上訴人可以做的本是以此問題對原審法院認定未證事實的時候存在審理證據的錯誤，也許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們要強調的是，這裡所說的可行不是理由可以成立，而是這樣就用對了這個“審理證據的明顯錯誤的瑕疵”的問題）。一者，從未證事實中可以得出結論，嫌犯在其與上訴人的生意中存在詐騙的故意的事實沒有得到證實；二者，上訴人無非也只是不同意原審法院沒有認定嫌犯們存在詐騙的故意的事實。
那麼，面對上訴人混淆事實審理和法律審理的問題的上訴理由之後而沒有提出更多的其他理由的情況下，上訴法院的審理唯有借助法律容許的依職權審理的權能對訴訟標的作出審理。
也就是說，我們繼續審理上訴人提出的第三個瑕疵，即被上訴的裁判沾上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的瑕疵，因為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時候，認定了互相矛盾的事實。一方面，在未獲證明的事實中寫道：“嫌犯F見狀便表示已自行於2008年12月31日向嫌犯G交付港幣2,250,000.00元之訂金，以購買總價為港幣9,000,000.00元，位於路環J地段的上述紗紙契土地”，另一方面卻在已證事實中寫道：“嫌犯F支付第一期之第二次買地之訂金港幣2,250,000.00元予嫌犯G。再支付第二期之第二次買地之購地款港幣2,250,000.00元予嫌犯G”，沒有第一次的付款又何來第二次付款呢。事實上，澳門K銀行支票顯示，出票人為F，收款人為G，出票日期明確為2008年12月31日開立，更重要的是附有相關之聲明收妥作實之收據。出票日期、出票人、收款人、金額等與承諾轉讓土地權益合約毫無疑問是吻合，合約後續的必然結果。購買第二幅土地之交易價金為HKD9,000,000.00元，嫌犯F、證人N及眾上訴人已完全支付所指的交易價金。嫌犯G（即本案的出讓人）的個人之賬戶內應有相應之相關存入紀錄。嫌犯G沒有作出犯罪行為而毫無疑問會將支票及銀行本票而存入其個人之賬戶內。相反，嫌犯G聯同其他嫌犯或倘有而未被起訴之相關人士合謀去詐騙相關的被害人時，則其個人之賬戶內僅有相關被害人之部份存款紀錄。足以證明相關嫌犯或倘有而未被起訴之其他人士以偽裝方式詐作支付購地款，供眾被害人相信一同購買及出資。
我們知道，法院在製作判決書的時候，尤其是在列舉事實部分的時候所要做的，是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要求，列舉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以及說明事實判決的理由。誠然，在沒有證明有關第一次付款的事實，而在證明了有關第二次的付款的事實的時候卻保留原來起訴事實所敘述的“第二次”有些不妥，但是作為單純逐條縷述控告書的逐條縷述的事實的列舉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說，法院證實了原控訴書所陳述的第二次的付款的事實，沒有證實原控訴書所陳述的第一次的付款的事實。事情的重點不在於所證明的事實是否第二次，而是那付款的事實和內容。那麼，以此來指責原審法院在事實審理上認定了不可補正的矛盾是不妥的。
然而，上訴人並沒有看到問題的重點。
我們面對原審法院所認定的已證事實，很容易得出與原審法院不同的結論，也就是說，嫌犯們從出售在澳門已經眾所周知的不被承認為合法文件的“紗紙契”所載的土地開始，就設計了一些列的讓輔助人走進的陷阱。雖然上訴人在進行交易時也有過錯，尤其是在澳門政府土地工務運輸局於2009年4月21日，在本澳報紙上首次刊登了一則告示，指出上述所購買之土地屬政府所有且被非法佔用，並命令“R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須騰空上述土地，其上所存放之物品必須清場的時候，仍然於2009年4月28日，為穩妥起見，A、B、嫌犯F及N代表“R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在O律師樓與嫌犯G正式簽立一份“承諾轉讓土地權益合約”，該合約亦全由L(尊敬的刑事預審法官發現此人有參與犯罪活動的跡象而命令製作證明書交予檢察院作出檢控——參見卷宗第1184背頁)安排草擬，並同樣由為收取若干報酬的嫌犯I以其本人為S互助會監事長的身份作為簽立上述合約的見證人，而L則作為知見人，兩人亦同在合約上簽字，藉此將上述該幅位於路環J地段的“紗紙契”土地之購買權益轉讓予上述公司，但是，到最後在開立水電戶口的問題上，已經明顯存在隱瞞事實真相的故意。雖然，單純以開立水電戶口的問題上還難以決定性和根本性地揭示嫌犯們的犯罪故意，但是以此再結合所有的已證事實，至少所得出的結論與未證事實不相容，兩者明顯存在不可補正的矛盾之處。
也就是說，上訴人所質疑的這個事實的瑕疵，實際上存於已證和未證事實之間，而並非上訴人所指的無關緊要的事實上。
確定了事實審理的瑕疵，上訴法院沒有辦法作出補正，因為涉及整個案件的重新審理的問題。故必須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的規定，將卷宗發回原審法院，由沒有介入的法官組成新的合議庭對整個案件的訴訟標的進行審理，然後作出決定，尤其需要注意考慮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的規定，依職權決定對受害人作出損失的賠償，即使作出了無罪判決亦然。
因此，雖然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但是我們依職權作出以上決定。
四. 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但是，依職權撤銷原審法院的判決，將卷宗發回原審法院，由沒有介入的法官組成新的合議庭對整個案件的訴訟標的進行審理，然後作出決定，尤其需要注意考慮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的規定，依職權決定對受害人作出損失的賠償，即使作出了無罪判決亦然。
本上訴程序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共同支付，並分別支付10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5年12月17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oão Augusto Gonçalves Gil de Oliveira (趙約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賴健雄
儘管本人不認同《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條第一款所指的瑕疵屬可由上訴法院依職權審理的問題，但本人認為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確實存在本合議庭裁判指出的矛盾，理應發回重審。但礙於此問題不屬本上訴法院依職權審理的事宜，故不同意本合議庭依職權對之審理。就本裁判的其餘部份，本人則完全認同。
1 其葡文內容：
1. Vêm os Recorrentes nos presentes autos invocar a existência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revisto na alínea a) do nº 2 do art.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alegando para tanto 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poderia ter dado por provado que o arguido G recebeu todos os pagamentos referentes à alienação do terreno em causa nos presentes autos, num total de HKD17.500.000,00, porque não foi apurado pelo tribunal se os referidos pagamentos coincidiam com os registos bancários da conta pessoal do Arguido G.
2. De todo modo, não seria preciso muito para que uma leitura mais atenta d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depressa fizesse naufragar a existência do vício referido no art. 400º, nº 2, alínea a),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e vem invocado pelos Recorrente.
3. Na decisão recorrida ficou clara e textualmente expresso que designadamente através do depoimento da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da testemunha M – Investigador da Policia Judiciária – que conforme os registos das contas bancárias e os documentos, os montantes de dinheiro das compras eram depositados conjuntamente na conta do F, que depois terá pago ao G e H.
4. A referida decisão recorrida ainda fez questão de pormenorizar as razões pelas quais não se poderia entender que existia intenção de enganar por parte do Arguido F no que diz respeito à movimentação dos montantes de dinheiro que as respectivas compras envolviam.
5. O facto de o Tribunal a quo ter acabado por dar por não provada essa factualidade constante da pronúncia, representa que aquele objecto probando já foi inteiramente investigado por esse Tribunal, sem lacuna nenhuma, pelo que não pôde ter ocorrido qualquer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como um vício do foro do julgamento da matéria de facto, a que se refere tal preceito processual penal.
6. No que ao vício 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diz respeito, vêm os Recorrentes, mais uma vez, numa atitude desesperada de atacar o inatacável, invocar novamente a questão dos pagamentos e dos cheques que, como supra se deixou exposto não têm razão nenhuma de ser.
7. Se tal questão levantada pelos Recorrentes em sede de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ão tem qualquer hipótese de proceder em virtude de na decisão recorrida existirem fundamentos bastantes que obstem a tal, o mesmo se diga em sede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8. Diga-se que tamanha é a vontade dos Recorrentes em fazer valer as suas opiniões pessoais sobre os factos, que acabam por vir sustentar o vício invocado numa interpretação dos factos dados como assentes completamente autodidacta e restritiva daquilo que efectivamente se deu como provado n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se percebendo em que medida os factos dados como assentes invocados pelos Recorrentes podem estar em contradição entre si.
9. Do tanto que os Recorrentes tentaram dizer, relativamente ao vício concretamente dito não disseram nada, tendo-se limitado simplesmente a manifestar a vontade em que se repita o julgamento ao abrigo do art. 418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para que se produza prova sobre factos que já foram analisados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e cuja avaliação do douto tribunal a quo determinou a sua não comprovação.
10. In casu, o Tribunal a quo evidenciou detalhadamente todos os elementos legalmente previstos pelo art. 355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nomeadamente, toda a matéria referenciado ao objecto do processo, elencando a que resultou “provada”, indicando a que resultou “não provada”, e, fundamentando adequada e claramente a sua análise analógica, através das provas e dos depoimentos produzidos durante 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à luz do princípio de experiência.
11. Dúvidas portanto não há quanto à interpretação a dar ao disposto no art. 400º nº 2 alínea b)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porquanto o conteúdo da referida norma legal já foi esclarecido repetidamente quer nas inúmeras e ilustres decisões proferidas pel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e Macau quer nas doutrinas dos mais entendidos, donde que, também aqui não deve merecer qualquer provimento o alegado pelos Recorrentes.
12. Confirmativo do desespero dos Recorrentes já supra mencionado é o facto destes, na tentativa de acertar em algum, virem ainda invocar que a decisão posta em crise terá também incorrido e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13. Depois de uma mera alegação genérica do referido vício, os Assistentes aqui Recorrentes, em vez de identificarem o erro, passaram a expor uma nova e pessoal interpretação dos factos, despegada da prova analisada no douto acórdão.
14. E fizeram-no da pior maneira possível, distorcendo a realidade dos factos e, contra a leges artis e contra a Lei, nem tampouco se dignaram em indicar concretamente a que prova se referem (testemunha ou documento em concreto).
15. O âmbito do recurso é alargado a outros fundamentos, entre os quais o alega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ão obstante tal fundamento se encontrar dependente do facto do vício resultar d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por si só ou conjugados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16. Atente-se que os Recorrentes não interpuseram recurso da matéria de facto, ou seja, toda a parte do acórdão em crise em que o Tribunal a quo elencou como tendo sid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com o especial cuidado de se fazer referência à douta pronúncia foi de todo ignorada pelos Recorrentes.
17. Os Recorrentes fizeram tábua rasa do Acórdão, pretendendo com isso simplesmente transmitir toda uma “estória” diferente, o que contende com os deveres processuais a que os Recorrentes estavam obrigados, tanto mais que fazem, ou pretendem fazer, uma avaliação sobre a interpretação da factualidade tal como a mesma foi apurada pelo Tribunal a quo.
18. Motivando e suportando o seu recurso no erro notório d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s Recorrentes deveriam ter, desde logo identificado a parte da decisão que incorre nesse mesmo erro e, da mesma forma, indicar os elementos do acórdão e dos autos que impunham notoriamente uma posição diferentes por parte do julgador.
19. Os Recorrentes, numa posição de quase supremacia limitam-se a ditar factos que entenderam dever ter sido dados como provados e que contrariam a factualidade apurada pelo Tribunal a quo.
20. Daí se dizer que os Recorrentes fazem uma vez mais uma acusação temerária e autónoma, verdadeiramente insultuosa e ofensiva da honra e bom nome do Recorrido e fazem-no sem qualquer alegação de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porque deverá não apresentaram.
21. É de lembrar que os Recorrentes não formularam nenhum recurso da matéria de facto, tendo-se limitado a alegar um abstract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o entanto, os Recorrentes tinham um dever processual de identificar os elementos que permitam apurar a existência de um erro notório.
22. In caso, não tendo sido dado como provado qualquer factos susceptíveis de integrar os elementos objectivos e subjectivos do tipo de ilícito (burla), os Recorrentes, por referência a esse vício teriam de demonstrar que os referidos elementos se encontravam preenchidos.
23. A decisão recorrida encontra-se devidamente fundamentada, com um raciocínio lógico inteligível e perceptível a qualquer destinatário.
24. Diga-se mesmo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que é devido, mais clara não poderia ser.
25. Os Recorrentes, esses, limitam-se a formular novas acusações sem se dignar a indicarem os pretensos erros da decisão que pretendem pôr em crise.
26. Tal recurso não pode ser havido como sério, na medida, em que essa reparação pretendida pelos Recorrentes não seriam nunca suficientes para que se dessem como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o crime de burla.
27. Na esteira da jurisprudência, não bastará a existência de meros pretextos ou hipotéticos erros para que se possa inferir um vício que possa claudicar a decisão proferida. Antes pelo contrário, é necessário mais.
28. É necessário a existência de um erro e que esse erro seja evidente, crasso e perceptível ao nível de um bónus paterfamilias.
29. Como é sabido,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ão tem como sanção a nulidade, podendo, quanto muito ser reparada pelo Tribunal.
30. Os Recorrentes limitaram-se a reproduzir, genericamente as suas posições, já manifestadas nos presentes autos em sede de audiência, não logrando os mesmos preencher os demais elementos objectivos e subjectivos do crime em causa, razões pelas quais mais uma vez deverá o alegado pelos Recorrentes ser improcedente.
31. De todo o modo para que ficasse completo o rol de vícios invocados pelos Recorrentes, e porque mais não existem para ser invocados, vieram a final os Recorrentes ainda colocar em causa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s provas previsto no art. 114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32. De forma totalmente desrazoável e injustificada, vieram os Recorrentes alegar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se coaduna com o senso comum e que por isso terá violado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as provas.
33. Tal assunção feita pelos Recorrentes não passa de mais uma demonstração de total desespero em fazer valer as suas próprias e insensatas convicções sobre os factos génese dos presentes autos, convicções essas as quais, como se teve oportunidade de supra deixar demonstrado, não se coadunam com o decidido pelo douto tribunal a quo, o qual, sustentou a decisão ora recorrida nas declarações dos arguidos, dos assistentes, das testemunhas, nas provas documentais, nos objectos apreendidos e todos os demais meios de prova produzidos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34. Na decisão recorrida consegue-se constatar um raciocínio lógico, coerente, racional e ponderado na análise de todos 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sem que se possa apontar um qualquer vício. Donde que, mesmo que seja outra a vontade dos Recorrentes, o certo é que 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levaram à decisão recorrida e não a uma outra qualquer decisão pretendida pelos Recorrentes.
35. Não poderá ser por mero descontentamento ou inconformidade dos Recorrentes que a decisão posta em crise, ao abrigo da invocação de um qualquer vício, poderá ser alterada, conforme se pode concluir da leitura do acórdão proferido pelo Tribunal da Segunda Instância no processo nº 235/2012 de 10 de Outubro de 2013.
36. Concluindo se assim que à semelhança dos demais vícios invocados pelos Recorrentes também no que ao vício de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s provas diz respeito, deverá improceder a preensão dos Recorrentes, mantendo-se assim tudo como se decidiu n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2 其葡文內容：
1. O recurso apresentado e Motivado é inepto e tem que ser imediatamente rejeitado;
2. Os recorrentes têm que ser condenados, com todas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e de forma punitiva, como Litigantes da Má Fé.
Pelo sumariamente exposto, com o Muito Douto Suprimento de V.Exas., deve ser de imediato rejeitado o recurso e condenados severamente os Recorrentes.
3 其葡文內容：
É bem caso para se sustentar que “se mais vícios houvera, mais topar”, já que os recorrentes / Assistentes vêm o acórdão controvertido arremetido de todos os vícios consignados no nº 2 do art.º 400º, CPP –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 para além de, ao abrigo do nº 1 do mesmo normativo, lhe imputarem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que apelidam da livre convicção, consignado no art.º 114º do mesmo diploma.
Mas, sem qualquer razão, como bem adianta e demonstra a Exma Colega junto do tribunal “a quo”, cujas judiciosas considerações, de resto, se subscrevem inteiramente.
Na verdade, não se vê, desde logo, que a pretendida investigação e apuramento do dinheiro depositado na conta individual do arguido G, como tentativa de apurar a existência de registos correspondentes aos cheques e livrança constantes de fls. 71 a 74, pudesse, de forma válida e relevante, contribuir para o apuramento da verdade material, quanto ao que especificamente se pretenderia demonstrar, tanto mais que, quer aquele arguido, quer F declaram que os valores constantes nos cheques foram pagos em numerário e fichas, razão por que a diligência pretendida a este nível não seria passível de, por qualquer forma, comprovar o uso dos meios fictícios imputados, o fingimento do pagamento pelos restantes arguidos do dinheiro para a aquisição e investimento nos terrenos em causa, não se registando, pois, a tal propósito, qualquer lacuna relevante no apuramento da matéria de facto.
No que tange à pretens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fectuado o devido confronte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reportada pelos interessados no ponto 27 do recurso respectivo e a dada como não provada, constante do ponto 28 da mesma peça, não se descortina ou vislumbra que as conclusões alcançadas a tal nível se contradigam ou conflituem, bastando, para tanto, atentar no que, a propósito, é frisado pela Exma Colega “a quo”, com reporte as elenemtos constantes de fls. 24, 25, 58, 63 e 65 dos autos, donde se colhe que no contrato-promessa de alienação, o arguido, G não constava como o único alienante a assinar o contrato, que o cheque pago por este, no momento de HKD2.250.000 se destinou ao pagamento de sinal de aquisição do bem ali identificado, tendo H assinado a declaração de recebimento da quantia, em representação de G, pelo que bem se vê que aquela matéria dada como não provado o foi de acordo com 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disponíveis, não conflituando ou contradizendo, em termos de senso comum ou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 a matéria dada como provada, assinalada.
Depois, o juízo emitido pelo Colectivo sobre a circunstância de a instalação de tapume e fornecimento de água e electicidade não constituírem condição fundamental para a compra e venda de imobiliário, mais não corresponde senão à realidade, apresentando-se, consequentemente, lógica a asserção de que também não seria por tal matéria que se poderia, sem dúvida razoável, concluir pela prática, por parte dos três primeiros arguidos dos factos fictícios e tortuosos, conducentes à prática das burlas imputadas.
Finalmente, com base na fundamentação do despacho do Mmo J.I.C., pretendem os recorrentes pôr em questão o juízo d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entendendo que os arguidos bem saberiam que as escrituras em papel de seda não são documentos que, em Macau, comprovem a propriedade e que, pelos artifícios, enganos e manha, a que, para reforço da credibilidade dos “alvos”, terão associado a utilização de L, irmão do director da DSOPT, conseguiram enganar os ofendidos, determinando-os ao pagamento das quantias em questão, pelo que, na sua perspectiva, senso comum e regras da experiência, o juízo a formular pelo Colectivo não poderia deixar de ser senão a prática efectiva, por parte dos arguidos, dos crimes de burla imputados.
Ora, como os recorrentes não poderão desconhecer, uma coisa são os indícios da prática do crime, matéria sobre que terá recaído a apreciação do Mmo J.I.C., outra, bem diferente, é a comprovação respectiva em sede de julgamento, onde tais indícios, consoante a prova produzida, poderão, ou não, obter confirmação na convicção dos julgadores acerca da prática efectiva, sem razoável dúvida, dos ilícitos imputados.
Daqui resulta como evidente que o juízo emitido em sede de indícios, não tem a virtualidade de condicional a convicção dos juízes julgadores resultante d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oduzida em julgamento. O contrário, isto é, a tentativa nesse sentido, aqui ensaiada pelos recorrentes, essa sim, tende a afrontar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erto é que não descortinamos, através da prova produzida e d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de forma consistente e congruente que a dúvida que se instalou no Colectivo quanto à prática dos factos imputados aos arguidos, se não apresente como razoável, à luz do senso comum e regras da experiência.
Donde, sem necessidade de maiores considerações ou alongamentos, sermos a entender ser de negar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
------------------------------------------------------------
---------------
------------------------------------------------------------
1
TSI-516/2015 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