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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案第937/2015號
上訴人：A
B
C
D
E
F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檢察院控告以下嫌犯之行為觸犯：
- 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四嫌犯C、第五嫌犯H、第六嫌犯D、第七嫌犯E和第八嫌犯I是直接共犯，其既遂之故意行為已觸犯了《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之規定，分別構成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針對控訴書中有關J和K的事實）；
- 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三嫌犯B和第九嫌犯L是直接共犯，其未遂之故意行為已觸犯了《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之規定，分別構成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未遂）（針對控訴書中有關M和N的事實）。
並請求初級法院以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接受卷宗後，開立了第CR3-15-0018-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件，並進行審理階段的訴訟程序。
在案件待決期間，檢察院於第3394頁的“檢閱”步驟中，在沒有解釋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提請初級法院對控告書的定罪部分內容作出以下更正：
“綜上所述，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四嫌犯C、第五嫌犯H、第六嫌犯D、第七嫌犯E和第八嫌犯I是直接共犯，其既遂之故意行為已觸犯了《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之規定，分別構成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及《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針對控訴書中有關M和N的事實）；
- 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三嫌犯B和第九嫌犯L是直接共犯，其未遂之故意行為已觸犯了《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之規定，分別構成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未遂）及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針對控訴書中有關M和N的事實）。”
後來，在初級法院作出決定之前又提請對上一請求的內容作出更正：即第一段的“（針對控訴書中有關M和N的事實）”應為（針對控訴書中有關J和K的事實）。
對此請求，僅嫌犯C提出反對（參見第3492-3496頁）。
初級法院法官以第3594頁的批示，簡單決定“Fls3394 e 3443：批准檢察院更改”。

對此批示，嫌犯C不服，提起上訴。1

檢察院就上訴人C對初級法院卷宗載於第3594頁批示所提起的上訴，作出如下答覆：
1. 上訴人認為，上述卷宗載於第3594頁批示分別違反審檢分立原則、《刑法典》第2條所規定的合法性原則、以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2條、第265條、第295條之規定。
2. 對於上訴人之觀點，不能予以認同。
3. 事情發展的經過是：檢察院控告嫌犯（現時上訴人）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在提出控訴以後，卷宗移送法院以便進行審理。法院接納了控訴書，此時，檢察院發現，根據控訴書所載的事實，嫌犯不但觸犯了已被指控的法律規定，即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還觸犯了《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因此，檢察院在沒有變更控訴書所載之事實的情況下，在法律適用方面作出更改，對控訴罪名作出更改，指控嫌犯不但觸犯了原已被指控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還有觸犯了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法庭將更改通知了嫌犯，最後接納檢察院所作出的更改。
4. 在這裡需要強調，檢察院所作的更改並無觸及犯罪事實的描述，而僅限於適用法律的層面。誠然，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265條第3款c項的規定，控訴書應指出適用之法律規定。事實上，在控訴書中有指出嫌犯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只是根據控訴書所描述的事實，還觸犯了《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a及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
5. 控訴書/起訴書所描述的具體事實，是訴訟的標的，亦是法庭審理的限制；然而在適用法律方面，法庭則是自由的。由於訴訟標的一旦被審理，並有確定判決後，則不論結果如何，都成為既決案，因此，對交予審理的事實，法庭必須評價其各種可能的法律效果，而不僅限於控訴書／起訴書所指出的法律後果，換言之，法庭適用的法律規定可異於控訴書／起訴書所載。從另一角度出發，法庭在審理案件時，對審理的事實，正確適用法律，並不受限於控訴書／起訴書所指定的法律規定，亦是維護合法性原則。
6. 既然法庭可適用與控訴書／起訴書不同的法律，按照此一道理，為確保遵守辯論原則，法庭在審判聽證尚未開始之前，通知嫌犯還有的可能適用的法律後果及規定，並給予足夠期間準備辯護。此一操作，並無違反法律。
7. 同時，本案是檢察院主動提出更改，因此，更不存在違反審檢分立原則。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決定應予維持。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接受了上訴並確定為遲延上呈，須隨後及連同本卷宗上呈，及具移審效力。

初級法院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3-15-0018-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 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四嫌犯C、第五嫌犯H、第六嫌犯D、第七嫌犯E和第八嫌犯I是直接共犯，以既遂之故意行為已觸犯了《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之規定，分別構成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及《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針對控訴書中有關J和K的事實）；
- 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三嫌犯B和第九嫌犯L是直接共犯，其未遂之故意行為已觸犯了《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之規定，分別構成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未遂）及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針對控訴書中有關M和N的事實）裁定：
1. 第一嫌犯G：
1.1.為直接共犯：
- 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有關J和K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六年六個月徒刑；
- 《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有關J和K的事實），不獨立處罰；
- 以未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未遂）（有關M和N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四年徒刑；
- 《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三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名不成立。
1.2.第一嫌犯G，二罪競合，合共判處八年六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2. 第二嫌犯A：
2.1.為直接共犯：
- 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有關J和K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五年九個月徒刑；
- 《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有關J和K的事實），不獨立處罰；
- 以未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未遂）（有關M和N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三年六個月徒刑；
- 《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三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罪名不成立。
2.2.第二嫌犯A，二罪競合，合共判處七年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3. 第三嫌犯B：
3.1.為共同犯罪：
- 以未遂方式《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未遂）（有關M和N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三年三個月徒刑；
- 《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
- 一項（署名O之證件）罪名成立，判處一年三個月徒刑；
- 二項（署名P和Q之證件），罪名不成立。
3.2.第三嫌犯B，二罪競合，合共判處四年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4. 第四嫌犯C：
- 為直接共犯，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有關J和K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五年九個月徒刑；
- 為直接共犯，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有關J和K的事實），不獨立處罰。
5. 第五嫌犯H：
- 被控告為直接共犯，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有關J和K的事實）及《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有關J和K的事實），均罪名不成立。
6. 第六嫌犯D：
- 以直接共犯，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有關J和K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五年徒刑；
- 《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有關J和K的事實），不獨立處罰。
7. 第七嫌犯E：
- 改判為從犯，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從犯）（有關J和K的事實），判處三年九個月徒刑；
- 《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有關J和K的事實），罪名不成立。
8. 第八嫌犯I：
- 為直接共犯，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有關J和K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五年徒刑；
- 《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有關J和K的事實），不獨立處罰。
9. 第九嫌犯L：
- 為直接共犯，以未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未遂）（有關M和N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三年三個月徒刑；
- 《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三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罪名不成立。
- 判處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四嫌犯C、第六嫌犯D、第七嫌犯E和第八嫌犯I以連帶責任方式支付被害人J和K財產損害賠償，合計：港幣壹仟伍佰萬元，附加自本判決作出之日至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
　　　　　
　　　　　原審法院還判處了訴訟費用以及司法費，並對扣押物做了以下的判處：
－將第五嫌犯H的扣押五交還第五嫌犯。
－根據《刑法典》第101和第102條的規定，由於被用作實施犯罪行為，或極有可能在被在被用作實施犯罪行為，或者犯罪所得，或已經失去融通價值，間扣押於卷宗之其他所有其他物品宣告歸本特區所有。

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嫌犯對判決不服，向本院提起了上訴，並分別在其上訴理由中作了以下的簡要陳述：

第二嫌犯A：
1. 有關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
2. 對於原審法院的判決，除抱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表示不服，對該等裁判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規定，提出上訴。
3. 參看原審合議庭裁判第33頁，關於事實之判斷內第28點所指：“證人R（司警人員）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證人聲稱其於5月9日翻閱A的手提電話，查閱A的微信的資料，微信的對方為C。A是透過電話號碼加入C，透過C的電話號碼和微信I.D.完全確定通話對方為C。證人和T一起翻查微信，並製作了卷宗第453頁和背頁的報告”。
4. 然而，根據有關卷宗第453頁和背頁的報告，顯示當中大部分內容為聆聽語音聊天記錄，並指相關日期為2014年4月8日，時間為12H47至13H23。
5. 其中該筆錄第15行之表述如下：“----經聆聽上述電話與C之微信記錄後，並將語音內容轉錄成文字附於本案卷宗，對話內容大致如下：---- ”。針對有關之筆錄，該筆錄制作人以“內容大致如下”來作描述，這種表述毫無疑問是對筆錄之精確性及完整性有所保留。
6. 為此，對於欠缺全面的資訊材料作為原審合議庭作出形成有罪心證的依據，是明顯存有嚴重瑕疵及危險的。
7. 其次，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72條、第1款規定，“僅就下列犯罪，且有理由相信電話監聽對發現事實真相或在證據方面屬非常重要，方得由法官以批示命令或許可對電話談話或通訊進行截聽或錄音：……”。上述條文規定了針對“電話談話或通訊進行截聽或錄音”必須法官以批示之命令或許可為之。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13條、第3款規定，“在未經有關權利人同意下，透過侵入私人生活、住所、函件或電訊而獲得之證據，亦為無效……”。
8. 現在，參看卷宗內第453頁指相關的談話內容涉及上訴人A及第四嫌犯C，上述法律條文所保障的程序公正之法益，為前述兩人之間的言談隱私，屬個人私隱範疇內高度的保護標的（即非以公眾為對象之言詞錄音）。因此，在未經有關權利人同意下聆聽、錄製或轉錄而獲得之言詞錄音證據，均屬無效。
9.引述卷宗內第451頁之聲明書，相關的行文如下：“本人A，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XXX，現授權澳門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杳員翻閱以下屬本人的流動手提電話內之短訊、通訊錄、WECHAT、WHATSAPP及通話資料記錄，以及記憶卡、電話卡之資料記錄，以便進行有關刑事調查”。明顯地，上述所指的同意並沒有包括：聆聽。配合卷宗隨後的453頁之筆錄第9行表述為：“聆聽及翻閱工作前已獲得涉嫌男子A的准許，並在事前已簽署一份聲明書確認”。只要簡單對比上述的事實，已經可以立即肯定上訴人A所簽署的聲明書內，根本不存有授予偵查人員聆聽相關資訊材料的權限。
10. 因此，原審合議庭引用上述所指的無效證據作為形成有罪心證的依據，屬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瑕疵。
11. 參看原審合議庭裁判第37頁，關於事實之判斷內第42點所指：“卷宗第453至454頁聆聽和翻閱聊天工具（微信）筆錄記載了部分第二嫌犯和第四嫌犯的聊天內容，相關聊天記錄由司法警察局電腦法證處從相關嫌犯手機中轉錄於光碟內，之後，由相關的偵查員聆聽和翻閱，並詳細記錄在卷宗第485-488頁的筆錄中。該證據合法、有效。辯方若提出無效之異議，應指出具體的無效事實，而非以簡單推測有關的光碟是何人製作，有無做光碟鑑定檢驗的疑問來動搖對該等證據的信任”。
12. 然而，根據卷宗第485頁之內容如下：“於2014年05月09日，本人實習刑事偵查員S，為著本案調查工作所需，於本局博彩罪案調查處內，聯同一等刑事偵查員T，翻閱及聆聽由本局電腦法證處提供之一張載有涉案電話內WECHAT軟件通訊記錄之光碟。上述光碟內載有嫌犯A手提電話（牌子：APPLE，型號：IPHONE，電話號碼：XXX）內WECHAT軟件中與WECHAT用戶（ID：XXX）之間的通訊記錄”。根據卷宗第2213頁至2221頁，於2014年08月14日所製作的報告第一段指出，“根據本局電腦法證處所提供之報告：270/DIF/2014（參閱卷宗第1994頁至2026頁），經對案中嫌犯：A、L和B等人所檢獲之手提電話、電話卡、USB記憶體和記憶卡進行檢驗後，分別發現如下涉案資料”；其中該報告內第2215頁第一段之表述如下：“在嫌犯A使用之其中一部手提電話（牌子：APPLE，型號：IPHONE4，IMEI：XXX）內，發現如下：A曾透過通訊應用程序“微訊”與一個名為“XXX”之用戶（帳號：XXX，相信為嫌犯C）傾談並部署詐騙被害人J於新濠天地集美賭廳內的1500萬元存款，而有關之涉案對話內容已被製作成筆錄並附於本卷宗內（參閱第485至488頁）”。由此可見，上述的報告內容完全是建基於卷宗第485頁至488頁於2014年05月09日所作成之筆錄；而在2014年05月09日當日所作成之筆錄則指有關的光碟屬由電腦法證處提供的。
13. 然而，根據卷宗第1993頁所載的“流動電話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指出於2014年6月12日由電腦法證處回覆博彩罪案調查處之報告第一段的內容如下：“貴處（博彩罪案調查處）於2014年5月12日來函就題述案卷進行刑事偵查之需要，要求本處檢驗下列流動電話、SIM卡、記憶卡及USB記憶棒，以提取其內通話記錄、短訊、通訊錄及聊天記錄：……3 流動電話（牌子：APPLE，型號：iPhone4，IMEI編號：XXX）……”。比較上述報告內的製作日期，參看電腦法證處的回覆公函，指其在2014年5月12日才收到由博彩罪案調處所送來的涉案流動電話，並隨之而進行檢驗分析。可是，在原審合議庭被視作重要證據之“翻閱及聆聽涉案通訊記載光碟筆錄”卻表示早於2014年5月9日已收到由電腦法證處提供之一張光碟。對此，上訴人難以理解為何電腦法證處表示在2014年5月12日才收到的涉案流動電話並進行檢驗分析；但為何博彩罪案調處可於2014年5月9日獲電腦法證處提供相關的資訊光碟。
14. 在庭審聽證過程中，證人S偵查員亦表示，“當時我收到個時係隻光碟姐，但文件上面既野我當時無收到”。載於（聽證錄音15.6.23CR3-15-0018-PCC#13/Translator2/Recorded on 23-Jun-2015 at 10.25.03(1EMSPB)105111270-51:19至51:48）
15. 上訴人在此強調，澳門刑事訴訟法所奉行的自由心證原則，必須建立在證據合法性原則之上，對證據的採納必須確保其來源合法、完整及有效。故上述所指的光碟證據來源，明顯地存有重大的不合理及瑕疵。
16. 同時，簡單地對比卷第453頁第15行所轉錄成文字內容之“時間”存有誤差。因此，有關的不準確是屬於製作時的“筆誤”，還是流動電話內的機械故障；亦難以判別，也沒有任何的偵查人員或技術人員，可作出準確的解釋。
17. 參看原審合議庭裁判第38頁，關於事實之判斷內第47點所指：根據電話監聽內容，特別是附卷D中的文件（第164至173頁），A和“XX”的通話中描述了4月8日第一宗事實的經過。然而，對於有關“XX”的身份資料在本案內從未被核實。而在相關對話中，亦未有談及上訴人具體作出了哪些實質的犯罪行為；從言談之間顯示上訴人根據未有了解完整的事實經過；另外，根據卷宗附卷0中的文件（第52至58），於2014年5月10日“不知名男子”和“XX”的通話中（第56頁）表示了“而家而可以，可以換句話講係阿“XX”監生幫阿“XX”頂…咗㗎咋，我話畀你聽”；而“XX”則表示“啃咗，係囉，嗯”。明顯地，原審合議庭只參考了上訴人與“XX”之間對描述事件的對話，卻忽略了其他曾談及與本案有關的具體對話內容。值得注意，上訴人並非與本案中的任何嫌犯談及此事，亦沒有親自或指示任何嫌犯作出2014年4月8日的涉案具體事實，而只是向第三人（XX）描述過相關的擬似案發經過。倘若原審合議認為“XX”與上訴人之間的談話內容，足以令法院形成有罪的心證；則為何原審合議庭不考慮有關“XX”與第三人之提及“上訴人可能無辜地代替（XX）承受了本案的罪狀”的談話內容。
18. 對於法院在根據自由心證原則來審查證據時，必須全面地考慮針對嫌犯不利及有利的證據；而不應片面地僅考慮對嫌犯造成負面效果的不利證據。
19. 參看原審合議庭裁判第30頁，關於事實之判斷內第23點所指：證人U（司警人員）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證人聲稱，其主要參與了前期調查之總結，主要是透過觀看錄影筆錄和跟縱MQ-70-XX車輛經過作總結。……當日，並未確認到MQ-70-XX的司機，之後經過分析電話監聽記錄，發現MQ-70-XX車輛非車主F本人使用，而是其哥哥A使用，由此，確定MQ-70-XX的駕駛者為第二嫌犯A，並確定是A犯案。
20. 然而，根據卷宗第195頁至204頁，於2014年4月9日由上述證人所製作的報告書，參看該報告書內第196頁、第8行至第13行指出“……但其中一名身穿黑色上衣（圖案寫有“FAKE”）男子（下稱涉嫌男子B），發現是緊接於涉嫌男子A到達高梅金殿娛樂場後駕駛一台平治ML350的白色四驅車抵達美高梅金殿娛樂場門外，涉嫌男子B下車後便隨即進入上述洗手間，逗留了約37秒，便隨涉嫌男子A後面離開美高梅金殿娛樂場駕駛上述車輛離開”。可是，偵查人員根本未能確定上述於美高梅金殿娛樂場門外的一台平治ML350的白色四驅車為車輛MQ-70-XX。上訴人在此提出，不能僅因為是同一型號種類的汽車，從而主觀地錯誤認定抵達美高梅金殿娛樂場門外的白色車輛，即屬MQ-70-XX。
21. 參看該報告書內第196頁、第14行至第21行的表述如下：“……涉嫌男子B進入洗手間就只是約37秒，且離開洗手間後便立即駕車離開，排除了有可能的三人後，極有可能涉嫌男子B就是接收XXX電話卡的同伙（事實上，於後期涉嫌男子A在XX花園對面聯國學校的街道上將詐騙款項交予他人的較早時間，附近店舖的錄像拍攝了與該台平治ML350的白色四驅同型號，車牌MQ-70-XX的汽車經過，查核得知該汽車的登記人為F（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XXX），而F外貌與該名進入洗手間的涉嫌男子B外貌亦極為相似，有理由相信同一人）”。對於上述的分析，僅屬偵查人員查主觀上的誤解。第一、針對“極有可能涉嫌男子B就是接收XXX電話卡的同伙”的結論，根本沒有任何的實質證據作為支持，亦沒有任何證人能指出在上述洗手間內，當時曾發生過何等事宜，故報告書的分析部份，引用“極可能”作為表述，其實是沒有任何依據的；第二、車輛MQ-70-XX於上述較早時間曾駛經聯國學校附近的店舖，這一點與本案並不存有任何的因果關係，不能基於車輛MQ-70-XX曾駛經懷疑涉案的附近地點，則主觀地認定其必被牽涉在內；第三、對於該報告書內原指“F外貌與該名進入洗手間的涉嫌男子B外貌亦極為相似，有理由相信同一人”，這毫無疑問是偵訊人員當時的錯誤分析，事實上，偵查人員根本無法確定上述所指的涉嫌男子B為何人，而只能僅憑猜想其必為該車登記人（F）。
22. 及後，偵查人員指“......之後經過分析電話監聽記錄，發現MQ-70-XX車輛非車主F本人使用，而是其哥哥A使用”。可是，在所有的電話監聽記錄中，並未有指出該車僅只有A使用。透過原審合議庭裁判第28頁、第13點指出“證人F……聲稱，車牌編號為MQ-70-XX的私家車是以證人的名字登記，由父親出資，全家人（當中包括：X父及其四名子女，合共五人）一起使用的，難分誰用的多，車鎖匙放在家中，如果出大陸是A（第二嫌犯）使用，因只有其大陸牌，當日，車子泊在停車場時被扣押”。同時，根據偵查人員T在庭審聽證過程中，法官閣下曾詢問證人如下：“MQ-70-XX既車匙係邊到搜到？……上一庭佢個車主就話呢架車就唔係…唔係恆常都係A用既，我就係想知當日你地扣押條車匙的時候係係邊個身上搜到嘅？”證人回答：“車匙呀…我記得好似係即時去停車場，應該係佢比我地跟住去咩嫁”，法官閣下問及：“佢？邊個佢？”證人回答：“呀A囉”，法官閣下問及：“即係你地個日截獲左A，咁車匙佢係邊到攞出黎嫁？”，證人回答：“應該係佢交出黎嫁”，法官閣下問及：“佢自己屋企攞出黎嘅？”，證人回答：“好似係，我記得”，法官閣下問及：“你講清楚，佢個屋企住幾多人呀？”，證人回答：“佢屋企呀？佢屋企應該都好多人住”，法官閣下問及：“即係佢番上左屋企就攞左佢嘅車匙就交比你地？”，證人回答：“我記得好似係啦”。載於（聽證錄音15.6.23CR3-15-0018-PCC#13/Translator2/Recorded on 23-Jun-2015 at 10.25.03 (1EMSPB)105111270-23:24至24:26）
23. 透過上述庭審時的證言，可以知悉有關進行扣押車輛MQ-70-XX之時，相關的車匙並非由上訴人所持有；反之，是存放於X家（X父、A、F同住）之內，須由偵查人員陪同上訴人回家領取。
24. 由此可見，車輛MQ-70-XX曾駛經聯國學校附近店舖時的駕駛者，根本是無法確定的；亦沒有任何依據能認定該車在上述地點經過，則必然與本案有關。
25. 參看原審合議庭裁判第34頁，關於事實之判斷內第31點所指：“……有關錢的流向，只查到部分，根據監聽內容，G指示A，讓A保留500萬元，其他款項存入兩個內地戶口，是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的，是經地下錢莊打入的……”。然而，偵查人員從來沒有調查關於上述所指的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是否存在由G或A所開立的戶口；亦沒有調查所謂的“經地下錢莊打入”，是否屬實；更甚者，也沒有證明上訴人仍保留500萬元之事宜屬實。
26. 在整個偵查過程中，從無在上訴人的身上或家中發現任何贓款或贓物，更並未發現本案所述用以作出犯罪行為的“補領電話卡”。因此，原審合議庭對於審查上述證據方面明顯存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故獲證事實的第1點、第2點、第3點、第6點、第7點、第9點針對上訴人的部份而言，根本無法證明。
27. 有關以未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
28. 參看原審合議庭裁判第32頁，關於事實之判斷內第27點所指：“證人V（司警人員）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證人聲稱其參與5月8日一宗事實的調整。當日MQ-70-XX駕駛者（之後認定為A）下車，進入美高梅，證人與同事一起跟蹤進入。A一邊打電話一邊走，之後，B進入美高梅，並進入男廁，接著，A進入男廁。在廁所內，載假髮的B將東西交給A，A過後拍了拍B的膊頭出去，B稍後離開。……當時嫌犯B將一個藍色的袋子交給A，一見便知道是XXXX電話卡的包裝袋”。然而，偵查人員卻並未在上訴人身上搜獲上述所指的“電話卡”；事實上，為何證人V會如此肯定B交給上訴人的東西必然是涉案的“補領電話卡”呢！這明顯是證人自身已存在了主觀的錯誤判斷。證人首先的表述為轉交一“東西”，隨後則表示為一“藍色的袋子”，但為何一個藍色的袋子會必然是XXXX電話卡的包裝袋呢。且證人僅憑顏色（藍色）即可立即肯是“XXXX”的包裝袋而非其他物品，這明顯是有違邏輯法則。因此，原審合議庭在審查上述證據時，明顯出現錯誤。故獲證事實的第10點、第16點、第17點、第19點針對上訴人的部份而言，根本無法證明。
29. 倘尊敬的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的觀點，除抱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對有關以未遂方式判處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針對罪狀方面提出上訴。
30. 參看原審合議庭裁判第19頁，關於獲證明之事實第19點第1段指：“第二嫌犯在收取到第三嫌犯冒認第三被害人N所補發的電話卡後，隨即以此卡致電太陽城貴賓會，冒充M了解其戶口內的款項資料，但因無法說出N預先設置的取款密碼而未能成功”；既然上訴未能成功地了解被害人戶口內的款項資料，亦即表示當時上訴人的主觀心素上，是不知道上述的戶口內存有相當巨額的款項。
31. 誠然，即使在獲證明之事實第19點第2段指出：“M所持XXX號戶口內此時存有港幣柒佰叁拾萬元”。然而，這一獲證事實只是反映出當時該戶口內的客觀狀況，無任何直接證據可以推定犯罪者的主觀目的，是希望侵害多少金額的財產。
32. 故未能證實上訴人當時的犯罪故意是屬於相當巨額的詐騙罪。除此之外，也沒有任何其他的證據能證明，就該一次的犯罪行為中，相關欲取得之款項為多少。因此，根據罪疑從無的原則，針對上述所指控的一項以未遂方式作出的（相當巨額）項詐騙罪，應改判為以未遂方式作出的（普通）項詐騙罪。
33. 基於此，按照定罪量刑的原則，倘尊敬的中級法院接納上述以一較輕的罪狀作出處罰，則有關的量刑也當以相適應之刑幅作出下調處理。
34. 倘尊敬的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的觀點，除抱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對該等判刑量刑過重的決定，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規定，提出上訴。
35. 原審合議庭在量刑方面，認為對上訴人所觸犯的《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有關J和K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五年九個月徒刑；以未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未遂）（有關M和N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三年六個月徒刑；二罪競合，合共判處七年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然而，上訴人除抱有尊重之態度外，對此表示不同意，在量刑方面，上訴人認為其量刑是偏高（重）的，違反了適度原則。
36. 上訴人被指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配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該法律可處二年至十年徒刑，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對其處以五年九個月之實際徒刑時，是違反了《刑法典》第65條之規定，因為此罪的最低刑幅為2年，已屬不輕的處罰；故此，若要對此條文適用更高的刑幅時，必須是具備更為充分的事實及理由，以及情節更為嚴重的案件。
37. 其次，審判者在量刑時，必須考慮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之需要，同時也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為了預防犯罪之要求，亦需考慮上訴人之個人狀況，刑罰亦不得超過其罪過程度。
38. 從審判聽證中，證實上訴人為初犯，無任何刑事犯罪記錄，入獄前為賭場叠碼，每月收入約為港幣四萬至五萬元，教育程度為小學六年級，需供養父母，上訴人為家中的主要經濟支柱，父母年紀老邁，需要上訴人照顧及供養，其生活亦需依賴上訴人；原審法院合議庭在作出具體量刑時並沒有全面考慮上訴人之具體背景，因此違反了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1款及第65條第1款的規定。
39. 因此，針對上訴人因以既遂方式實施1項詐騙罪判處五年九個月之徒刑，屬明顯過高。
40. 分析上訴人以未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未遂）（有關M和N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三年六個月徒刑，此罪根據《刑法典》第22條第2款及67條之規定而適用刑罰方面之特別減輕，從而將有關的刑罰之最高限度減三分之一至六年八個月，而下限則應減為法定最低限度之一個月（見《刑法典》第41條1款），根據一般的司法實踐，在量刑方面，上訴人認為其量刑是偏高（重）的，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
41. 針對上訴人觸犯了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配合第196條b項及第21條及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在對其適用特別減輕的抽象刑幅作出處理後，並根據以上各理由作出適應之量刑，建議改判上訴人以直接共犯及未遂方式所觸犯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應判處兩年徒刑為宜。
42.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2款的規定，在任何情況下，刑罰均不得超逾罪過之程度；同時，根據澳門《刑法典》第65條第1款的規定，刑罰份量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在法律所定之限度內為之。
43. 綜合上述整個案情的分析，可以知悉上訴人為初犯，無任何刑事犯罪紀錄，教育程度為小學六年級，尚需供養父母，為家中的主要經濟支柱，父母年紀老邁，需要上訴人照顧及供養，其生活亦需依賴上訴人；故針對上訴人的量刑應判處較輕之刑罰。否則，原審合議庭即沾上了罪過與量刑不相適應之瑕疵。
44. 關於車輛MQ-70-XX之扣押物。參看原審合議庭裁判第56頁針對扣押物的段落，作出了如下表述：“根據《刑法典》第101條和第102條規定，由於被用作實施犯罪行為，或極可能再被用作實施犯罪行為，或為犯罪所得，或已經失去融通價值，將扣押於卷宗之其他所有其他物品宣告歸本特區所有，判決確定之後，將現金及有價值物品送交財政局……”。然而，原審合議庭未有按照上述法律第102條、第1款的規定，“在作出事實之日，或在作出物件喪失之命令時，如物件不屬任何作出該事實之行為人或該事實之受益人，則不喪失該物件……”，把車輛MQ-70-XX返還予W或F。
45. 參看原審合議庭裁判第28頁，關於事實之判斷內第13點所指，車牌編號為MQ-70-XX的私家車是以F的名字登記，由父親出資，全家人一起使用的，難用誰用的多，車鑰匙放在家中，如果出大陸是A（第二嫌犯）使用，因只有其大陸牌，當日，車子泊在停車場時被扣押。
46. 明顯地，有關車輛所有權之登記者為F，而實質出資人為其父親W；因此，不論是從形式上或實質上，該車輛都不屬上訴人所有，而上訴人僅為該車輛之借用人。因此，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批准把該車輛向W或F作出返還。
再次調查之證據：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2條第3款及第415條之規定，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聽取於2015年6月23日進行之第一審法院之審判聽證錄音之光碟（15.6.23 CR3-15-0018-PCC#13/Translator2/Recorded on 23-Jun-2015 at 10.25.03 (1EMSPB)105111270）（以下簡稱“錄音”）：
1) 錄音51:19至51:48，以證明由原審合議庭視作重要證據之“翻閱及聆聽涉案通訊記載光碟筆錄”中之的光碟證據來源，明顯地存有重大的不合理及瑕疵，為何電腦法證處表示在2014年5月12日才收到的涉案流動電話並進行檢驗分析；但為何博彩罪案調處可於2014年5月9日獲電腦法證處提供相關的資訊光碟；
2) 由錄音23:24至24:26，以證明有關進行扣押車輛MQ-70-XX之時，相關的車匙並非由上訴人所持有；反之，是存放於W家（W、A、F同住）之內，須由偵查人員陪同上訴人回家領取。由此可見，車輛MQ-70-XX曾駛經聯國學校附近店舖時的駕駛者，根本是無法確定的；亦沒有任何依據能認定該車在上述地點經過，則必然與本案有關。
　　綜上所述，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裁定上訴人所提出之理由成立，並按照澳門《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基於證據不足為由，建議廢止原審法院合議庭裁判，繼而開釋上訴人罪名；倘尊敬的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的見解，則懇請尊敬的法官閣下，根據隨後相關的定罪及量刑問題，改判上訴人較輕的刑罰。另外，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批准把車輛MQ-70-XX向W或F作出返還。

第三嫌犯B：
1. 針對有關相當巨額詐騙的控罪，上訴人B請求上訴庭考慮到，基於對認定上訴人的作出詐騙罪的主觀故意方面，存在不能排除的疑點，開釋其相當巨額詐騙罪的。
2. 理由如上述，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上訴人與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和第九嫌犯L在事先有聯絡；
3. 上訴人在被捕前並不知道其在冒領他人取得電話卡的真正作用，亦不知道交付涉案的電話卡後，還需要提取款項。否則上訴人根本就不需要被第九嫌犯監視，第九嫌犯也不會因為作出監視而能獲得報酬。
4. 而且，在被認定的事實中，只能證明上訴人在來澳前知道來澳“辦事”，不能證實上訴人來澳前知道自己需要參與與賭場貴賓會有關的詐騙罪。因為已證事實中證明上訴人得知其手持的證件經過變造，但是有關工具，包括經變造的護照，假髮與眼鏡，被證實在上訴人取得XXX號電話卡時經已被使用過；
5. 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上訴人曾經或試圖使用上述工具前往太陽城貴賓會作出提款的行為。
6. 至於從上訴人的手提電話中搜尋到的有關第三被害人的帳戶號碼，只是由不知名人士向上訴人發出的一組純由數字構成的短訊；
7. 在已經即時遞補上訴人與第二名及第九名嫌犯，並即時扣押他們身上的手提電話的情況下，尚且不能證明該組號碼是由同案被告第一嫌犯、第二嫌犯或第九嫌犯中任何一人向上訴人發出，足以證明涉案尚有不知名的人士；
8. 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是在第一嫌犯、第二嫌犯或第九嫌犯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指示下離開賭場；
9. 僅以上訴人被不知名人士命令將有關電話卡交予第二嫌犯，以及被不知名人士命令在賭場內停留而未有任何進一步行動，不足以證明其有向賭場貴賓會作出詐騙行為的意圖；
10. 基於存疑無罪的原則，應開釋相當巨額詐騙罪，如不如此認為，則
11. 針對《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考慮到其為未遂，根據《刑法典》第21條及第67條的規定，相當巨額之加重詐騙罪的刑幅降為一個月徒刑至六年八個月徒刑；在刑幅因未遂而降低的情況下，考慮到上訴人為初犯，在有關事實中的參與程度（其不屬於主謀，有關的作案工具以及資訊，概由不知名人士提供），以及在本案之中沒有收受到任何利益，被上訴的裁判對其判處三年三個月徒刑的刑罰，實屬過重。降低至兩年較為適宜；
12. 此外，根據卷宗中的資料，以及證人X在2015年6月16日的庭審中作出而未被書面載於判決中的聲明中，指在太陽城貴賓會的帳戶可能設有密度及不設密碼，對於沒有設定密碼的帳戶，提供個人資料是查詢帳戶資料的必須步驟（2015年6月16日庭審錄音第26分41秒至第27分16秒），對於設有密碼的帳戶，只提供個人資料亦不足以查詢帳戶資料；
13. 上述證人並沒有說明假如有密碼，就不需要核對帳戶持有人的個人資料；
14. 因此，取得帳戶持有人／運作人的帳戶，明顯不能當然得出不必須取得涉案帳戶的聯絡電話的結論；
15. 所以，既然被上訴的裁判認定上訴人相當巨額詐騙罪成立，則不能認定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對上述詐騙罪不屬必須，從而得出可以單獨處罰的推論。如不如此認為，則
16. 針對《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處罰的三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考慮到上訴人為初犯，有關行為的既遂，並未對特區社會造成實質損害，判處一年三個月徒刑的刑幅，實屬過重，降低至一年較為適宜。
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
- 基於“存疑無罪”的原則，開釋上訴人B被控的相當巨額詐騙罪；倘不如此；則
- 基於上訴人B所作的使用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的行為，視為對上述的詐騙應被吸收；或倘不如此認為，則
- 將其徒刑減至3年或以下。

第四嫌犯C以葡文提交了上訴陳述。2
第六嫌犯D也以葡文提交了上訴陳述。3

第七嫌犯E以葡文提交了上訴陳述。4

　　　檢察院就所有上訴人對最後的判決提起的上訴分別作出了答覆，其內容如下：

對嫌犯A的上訴的答覆：
1. 上訴人認為，卷宗第453頁報告第15行的表述，毫無疑問是對筆錄之精確性及完整性有所保留。而原審法庭在對事實認定時考慮了該報告，因此，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2. 該段報告顯然是指出將語音內容轉錄成文字，聆聽的對話內容大致如下。由於對話使用的語言是廣州白話，一種地方口語，當中有可能涉及許多口語，並沒有相對應的書面語，即有音無字的情況。而報告稱轉錄了對話的大致內容，是完全忠於實況的表述，並不如上訴人所言代表筆錄內容欠準確或完整。此外，卷宗內還有其他書證，原審法庭亦作出考慮，特別是原始對話的內容。
3. 因此，上訴人所述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並不存在。
4. 上訴人又提出卷宗第453頁報告，是在未經有關權利人同意下聆聽、錄製或轉錄而獲得的言詞證據，應屬無效。
5. 上訴人宣稱未經其同意，並非事實。在制作卷宗第453頁報告之前，上訴人作出聲明並載於卷宗第451頁，明確同意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翻閱其手提電話的通話資料紀錄。同時，上訴人亦陪同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聆聽及翻閱相關手提電話的通話紀錄，並簽署了卷宗第453頁之筆錄。
6. 另外，上訴人單純因為存在卷宗第1993頁的「流動電話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就質疑卷宗第485至488頁的「翻閱及聆聽涉案通話記錄光碟筆錄」之光碟來源，毫無理由。
7. 在本案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亦無任何事實需要再次調查。
8. 上訴人又提出其不知道被害人N帳戶有多少款項，因此，其以未遂方式觸犯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應改判為未遂方式觸犯一項（普通）詐騙罪。
9. 上訴人冒充被害人致電到貴賓會了解其戶口內的款項資料，目的就是提取該帳戶內的款項，只是由於上訴人控制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當時被害人帳戶存有港幣柒佰叁拾萬元，上訴人未能成功將該款項提走。因此，原審法庭判決上訴人以未遂方式觸犯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完全正確。
10. 原審法庭在量刑時明確指出考慮《刑法典》第40及65條之規定，以及案中各項情節，才決定現時的刑罰。
11. 上訴人為初犯，在兩項犯罪中擔當指揮角色，實際參與了整個詐騙計劃的重要組成部份。在審判聽證中保持緘默，未有顯示其對犯罪行為感後悔。涉案的金額逾千萬，犯罪手法經過周密部署。
12. 上訴人以既遂方式觸犯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根據《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可處2年至10年徒刑，現時被判處5年9個月徒刑；而以未遂方式觸犯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根據《刑法典》第22條、第67條，以及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可處1個月至6年8個月徒刑，現時被判處3年6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後，合共被判處7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亦屬適當。
13. 上訴人提出，卷宗扣押的汽車，MQ-70-XX由其父親W出資購買，弟弟F名字登記，供全家人起使用。上訴人只是供用該車，原審法庭應將該車返還給上述人士。
14. 上訴人被發現實施本案的犯罪行為時使用著該車輛，但是，未有充份材料支持符合《刑法典》第101條第1款的規定。因此，涉案被扣押的汽車MQ-70-XX應返還正當所有人。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而涉案被扣押的汽車MQ-70-XX應返還正當所有人。

對嫌犯B的上訴的答覆：
1. 上訴人認為，在認定其作出詐騙罪的主觀故意方面，存在不能排除的疑點，特別是不足以證明其有向賭場貴賓會作出詐騙行為的意圖。因此，原審判決違反存疑無罪原則。
2. 根據「獲證明之事實」第10項至第20項，清楚顯示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三嫌犯B和第九嫌犯L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自願與他人結成團伙，通過預先協議，以分工配合的方式利用賭廳在核對客人身份資料程序方面的漏洞，使用偽造身份證明文件，假冒他人身份騙取電信公司和賭場貴賓會信任，冒充客人提取其於賭場貴賓會戶口中相關巨額款項，以達到為自己及第三人謀取不當相當巨額利益之非法目的，只是因為行為人控制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
3. 上訴人儘管未有親身到貴賓會提款，但是，實際參與了整個詐騙計劃的重要組成部份。因此，原審法庭認定上訴人故意與其他同案分工合作、共同合力冒充被害人來提取其在貴賓會存放的款項，完全正確，並無違反存疑無罪原則。
4. 上訴人又認為，原審法庭判決其相當巨額詐騙罪成立，則不能認定對該詐騙罪而言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不屬必要，繼而獨立論處。
5. 上訴人到電話公司使用偽造的往來港澳通行證，申請補發屬於被害人使用的電話號碼的SIM卡。在這個過程中，並不需要核對原持卡人的身份資料，原因是電訊公司本身並沒有這些資料。在登記申請補領人的身份資料時，上訴人原本可向職員出示自己真實的身份證明文件，卻選擇使用偽造的往來港澳通行證。因此，上訴人使用偽造的往來港澳通行證，非實必要，該項犯罪應獨立論處。
6. 原審法庭在量刑時明確指出考慮《刑法典》第40及第65條之規定，以及案中各項情節，才決定現時的刑罰。
7. 上訴人為初犯，實際參與了整個詐騙計劃的重要組成部份。在審判聽證中保持緘默，未有顯示其對犯罪行為感後悔。
8. 上訴人以未遂方式觸犯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根據《刑法典》第22條、第67條，以及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可處1個月至6年8個月徒刑，現時被判處3年3個月徒刑；而一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根據《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可處1年至5年徒刑，現時被判處1年3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後，合共判處4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亦屬適當。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

對嫌犯C的上訴的答覆：
1. 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述瑕疵--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2. 根據原審判決，控訴書所載事實大部份獲得證實，並無任何遺漏，而且獲證明之事實相當充份。答辯狀亦無待證事實。因此，就上訴人以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足以作出有罪判決。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

對嫌犯D的上訴的答覆：
1. 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未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
2. 原審判決中列明了審判聽證中獲證明之事實及未獲證明的事實，形成心證所依據的證據，適用的法律規定及判決的理由。當中清楚敘述了法庭對事實認定時所依據的證據，包括對嫌犯的聲明、證人的證言，並對卷宗的文件書證作出分析比較。
3. 該法律要求在闡述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時，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原審判決確實有列出所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故此，符合上述關於判決書要件的規定。
4. 在量刑方面，原審判決考慮了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亦考慮了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故意之嚴重程度、所表露之情感、嫌犯之動機、嫌犯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才決定現時的刑罰。
5. 基此，上訴人所指的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之情況，並不存在。
6. 上訴人又認為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述瑕疵---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7. 根據原審判決，控訴書所載事實大部份獲得證實，並無任何遺漏，而且獲證明之事實相當充份。答辯狀亦無待證事實。因此，就上訴人以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足以作出有罪判決。
8. 上訴人又認為其只是以從犯方式參與本案的犯罪。
9. 根據上述獲證明之事實，清楚顯示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四嫌犯C、第六嫌犯D和第八嫌犯I，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自願與他人結成團伙，通過預先協議，以分工配合的方式利用賭廳在核對客人身份資料程序方面的漏洞，使用偽造身份證明文件，假冒他人身份騙取電信公司和賭場貴賓會信任，冒充客人提取其於賭場貴賓會戶口中相關巨額款項，達到為自己及第三人謀取不當相當巨額利益之非法目的，其行為直接導致他人蒙受到相當巨額之財產損失。
10. 上訴人實際參與了整個詐騙計劃的重要組成部份，搬運騙取得來的款項。因此，原審法庭認定上訴人故意與其他成員分工合作、共同合力冒充被害人來提取其在貴賓會存放的款項，完全正確。上訴人的行為符合直接正犯的規定。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

對嫌犯E的上訴的答覆：
1. 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述瑕疵---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2. 根據原審判決，控訴書所載事實大部份獲得證實，並無任何遺漏，而且獲證明之事實相當充份。答辯狀亦無待證事實。因此，就上訴人以從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足以作出有罪判決。
3. 上訴人又提出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述瑕疵---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4. 原審法庭認為，無證據顯示上訴人知悉其他嫌犯的犯罪計劃和行動，但是，從第四嫌犯所索取的資料來看，上訴人不可能不明白第四嫌犯索取資料的意圖是用於實施犯罪，且其提供的資料極具重要性。概括而言，就是上訴人知道第四嫌犯索取資料作犯罪用途，但是上訴人不知悉犯罪計劃的詳情如何進行，在此情況下仍然向第四嫌犯提供相關犯罪材料。
5. 原審法庭在量刑時明確指出考慮《刑法典》第40及65條之規定，以及案中各項情節，才決定現時的刑罰。
6. 上訴人為初犯，涉案金額逾千萬。
7. 上訴人以從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根據《刑法典》第26條、第67條，以及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所規定，可處1個月至6年8個月徒刑，現時被判處3年9個月徒刑，亦屬適當。
8. 上訴人又認為，原審法庭將其被扣押的款項港幣218,000元宣告歸本特區所有，並判處其須與其他嫌犯以連帶責任方式支付被害人財產損害賠償港幣15,000,000元及利息，是違反《刑法典》第101條的規定。
9. 根據獲證明之事實第9項，上訴人在犯罪後收取了港幣150,000元，作為其提供第一被害人身份資料的報酬。按照《刑法典》第103條第1款的規定，上訴人因為作出犯罪事實而獲得的報酬港幣150,000元，應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
10. 此外，上訴人與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四嫌犯C、第六嫌犯D和第八嫌犯I造成被害人J和K港幣15,000,000元財產損害賠償。現時原審法庭判決上訴人與該等同案以連帶責任方式支付被害人上述損害賠償，附加自判決作出之日至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完全正確。
11. 上訴人被扣押的款項港幣218,000元，減去上述港幣150,000元後，餘下款項，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71條第3款，結合同一法典第212條的規定，應以預防性假扣押之名義繼續扣押。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上訴人被扣押的款項港幣218,000元，當中港幣150,000元，應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餘下款項，應以預防性假扣押之名義繼續扣押。

判決後，第二嫌犯A的弟弟F以第4125頁的請求，要求取回其父親退休金購買並登記屬於其本人的被扣押的車輛MQ-70-XX，並附同證明文件。
對此申請，法院僅命令將合議庭判決的有關扣押物品的決定部分通知有關車主（包括MQ-70-XX車主）。
F對卷宗的批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了上訴，在其上訴理由如下：
1. 本上訴針對卷宗第4129（背頁）的被上訴批示及判決中關於將卷宗第446-450扣押筆錄之中之物品宣告喪失而歸本地區所有的裁決的部份，認為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瑕疵。
2. 首先，在判決書第1-11頁所載的所有控訴事實，根本沒有一項事實指出聲請人所有的車輛MQ-70-XX是如何涉及本案的犯罪事實，又或該不法事實所產生出的物件。
3. 在判決書中事實之判斷部份，可清楚讓人理解該車輛的所有權非屬第二嫌犯所有，亦並非只有第二嫌犯可予以使用，該車輛是上訴人與第二嫌犯及其他家庭成員共同使用的家庭用車。
4. 同時，在事實之判斷中，亦可發現司警人員對該車輛實施扣押時，並非在涉案地點，而是在潘家的停車場。
5. 該車輛的鎖匙也是在實施扣押時，亦非在涉案地點或第二嫌犯的身上，而是在W家的住宅單位。
6. 雖然從案中，得悉該車輛被扣押的原因，是基於司警人員在觀看錄影及跟縱第二嫌犯時，該車輛曾駛經懷疑涉案的附近地點。
7. 但，本案司警人員的證件及當局製作的報告書，針對被控事實方面，並未能證實相關犯罪事實與車輛MQ-70-XX存在任何適當的因果關係。
8. 更未能證實該車輛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曾用作實施犯罪事實。
9. 經分析上述判決書及卷宗內容，未能顯示該車輛是用於或預備用於作出一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物，或該不法事實所產生的物件。
10. 單憑分析該車輛曾駛過涉事地點，又或第二嫌犯曾駕駛該車輛等事實，根本不能得出該車輛與指控犯罪行為有關的結論。
11. 本案的犯罪行為，該車輛只是單純為第二嫌犯使用過的交通工具，其即使不駕駛該車輛，仍可以其他交通工具替代，在行為情節上未能特別顯示出該車被用作犯罪。
12. 因此，本案的事實，該車輛並不可被認定為與犯罪有關的條件，不符合《刑法典》第101條所規定不法事實之物的要件。
13. 針對《刑法典》第101條的另一要件，即“如基於其性質或案件之情節，係對人身安全，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或極可能有用於再作出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危險者”。
14. 上訴人認為本案的事實情節亦不符合此要件。
15. 引述尊敬的中級法院之182/2002號案件之分析，事實上，該汽車從性質上講是人及物之一般運輸工具，本身對於任何人不構成危險。
16. 亦看不到如何可以認為該汽車，即使在本案件的情節中考慮，是對於“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的物件。
17. 至於“有關汽車極可能有被用於作出新的犯罪之危險”之要件，本案中，上訴人及其家庭成員並非本案參與人，完全與本案無關。
18. 如此看來，這種事實情況顯然不足以客觀地以所要求的可能性程度立刻得出結論認為，極可能有該車輛再次被用作作出新的刑事不法行為的危險。
19. 綜上所述，原審批示及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前提，並不符合《刑法典》第101條所規定之各要件，沾上違法的瑕疵。
20. 由於案中第二嫌犯非為該車輛的所有權人，原審法院必須按《刑法典》第102條規定，對第三人（即上訴人）的物件宣告喪失而歸本地所有的裁決。
21. 引用尊敬的中級法院第167/2001號上訴案對《刑法典》第102條的分析，考慮到庭審未證實上訴人共同參與本案中一項或多項犯罪，並從中獲取利益，或作出不法行為後取得該好處。
22. 除了保留應有的尊重，原審法院對上訴人車輛MQ-70-XX作出的喪失宣告確定，明顯違反了澳門《刑法典》第101條及102條規定，必須予以廢止。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裁定上訴理由成立，並作出以下判處：
1) 接納本上訴。
2) 裁決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有關宣告卷宗446-450頁之扣押筆錄所扣押的MQ-70-XX號輕型汽車、登記摺、所有權登記憑證及車匙之喪失而歸本地區所有之被上訴原審批示及合議庭裁判中有關的部份。

檢察院就上訴人F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上訴人提出，卷宗扣押的汽車MQ-70-XX由其登記，供全家人一起使用。案中未證實該車曾用作實施犯罪，原審法庭將之宣告歸本特區所有，是違反《刑法典》第101條及102條的規定。
2. 上訴人的兄長，即卷宗第二嫌犯A，被發現實施本案的犯罪行為時使用著該車輛，但是，未有充份材料支持符合《刑法典》第101條第1款的規定，因此，涉案被扣押的汽車MQ-70-XX應返還正當所有人。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成立，涉案被扣押的汽車MQ-70-XX應返還正當所有人。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5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初級法院經過對案件進行庭審辯論後，認定了以下已證事實：
- 約2013年10月第一、二、四嫌犯經多次商議後協議以非法方式將他人存在賭場貴賓會戶口中的款項取走並由各嫌犯瓜分該等非法所得，具體方法是先由身在內地的第一嫌犯遊說賭客來澳門其指定賭廳中開戶、存錢或是以非法方式取得貴賓會客戶的資料，再由第二、四嫌犯按第一嫌犯所提供客戶身份資料，利用賭廳在核對客人身份資料程序方面的漏洞，負責安排人員冒充客人提取款項，而第四嫌犯同時負責尋找、買通賭場貴賓會帳房職員以核實、提供客戶的詳細個人資料。
- 2014年4月8日凌晨時分第一嫌犯以不明方式知悉內地居民J（第一被害人）和K（第二被害人）已將壹仟伍佰萬港元（其中籌碼為港幣壹仟萬元、現金為港幣伍佰萬元）存入到氹仔新濠天地集美貴賓會以J名義所開的XXX號戶口中後，即以電話訊息方式將此事及被害人姓名資料通知第二嫌犯。
- 第二嫌犯之後再通知第四嫌犯作出相關準備。
- 第四嫌犯隨後於同日凌晨零時四十八分致電第七嫌犯，要求該嫌犯利用其身為金沙賭場集美集團賬房高級經理之便，在該集團電腦資料庫內查閱兩被害人的詳細資料。因第七嫌犯表示已經下班回家，所以第四嫌犯要求第七嫌犯上班後再行查閱。
- 第七嫌犯上班後在明知違反公司規定的情況下，於當日下午約五時將透過公司賬房電腦系統所取得的第一被害人詳細身份資料（包括出生日期、證件種類以及所持證件號碼、電話號碼、存款金額等）全部告訴了第四嫌犯。
- 2014年4月8日傍晚六時五分第八嫌犯I到“XXXX有限公司”皇朝門市部，假冒第一被害人J身份，向當值職員XXX聲稱因遺失電話卡，要求補發一張該被害人所使用號碼為XXX的手提電話SIM卡，同時在載於卷宗82頁的“XXXX澳門售後服務申請表”上冒充J作出了簽名。
- 為證明其身份第八嫌犯當時還向XXX出示了一本印有其本人相片，但持證人資料為第一被害人J的偽造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
- XXX在核實第八嫌犯所提供身份資料和證件後，對其所言信以為真，即將一張新的號碼同為XXX的手提電話SIM卡交給了第八嫌犯。
- 第一被害人J正在使用的XXX號SIM卡因此在其完全不知情情況下無法繼續使用。
- 為逃避刑事偵查機關之後的追查，第八嫌犯當時戴上了假髮以及眼鏡作出掩飾。
- 第八嫌犯I在取得前述電話卡後，立刻前往美高梅娛樂場將電話卡交予在此等候的第二嫌犯A以便由該嫌犯冒充第一被害人J接聽由集美貴賓會職員打出的核實被害人身份電話。
- 同日傍晚約六時三十六分第八嫌犯I乘坐由Z所駕駛的M-16-XX號的士由美高梅娛樂場到達皇冠酒店經VIP門進入新濠天地娛樂場內的集美貴賓會後，向賬房部當值職員出示一本編號XXX、印有其相片，但持證人姓名為“AA”的往來港澳通行證，表示受J所託要將其戶口中的款項全數提出。
- 賬房部職員AB按公司指引，致電第一被害人J開戶時所登記的聯絡電話XXX以作出查核。
- 因第一被害人J所使用電話卡在其不知情情況下已被停止服務，所有電話已被轉至第二嫌犯所持的由第八嫌犯冒領的新電話卡上，所以AB所打出電話由第二嫌犯接聽到。
- 第二嫌犯在和AB的通話中以其預先所獲取的第一被害人J的身份資料冒認為該被害人並表示同意由“AA”將所有款項提出。
- 因第二嫌犯A所表述的與貴賓會電腦資料中所顯示的一致，AB相信接聽電話的人就是戶口持有人本人，於是在賬房另一職員施海怡的協助下，將壹仟萬港元的籌碼和伍佰萬元港幣的現金交予第八嫌犯。
- 第八嫌犯在載於卷宗31頁的新濠天地國際會（取款單）上以“AA”名義作出了簽署。
- 事實上第一被害人J從來沒有委託任何人代其在上述貴賓會內提取其戶口中的款項。
- 同日傍晚約六時第六嫌犯D按第四嫌犯C之前要求致電一名叫“XX”的人士，要求該人駕車到氹仔XX花園附近“睇水”及協助搬運兩袋東西。
- 當晚約六時四十分，一名未確定之人士駕駛一輛輕型電單車到達XX花園附近。為防止其真實身份被發現，該人用紙巾將電單車的前後車牌遮掩起來。
- 同日晚七時四分，該未確定之人士駕駛上述電單車到達氹仔永誠街與布拉干薩街交界處與乘坐由蘇敏忠所駕駛MR-46-XX號的士到達該處的第八嫌犯I匯合。
- 與此同時第六嫌犯也乘坐ME-36-XX號輕型汽車到達同一地點，上述未確定之人士和第六嫌犯一起將第八嫌犯手拿的裝有壹仟萬元港幣籌碼和伍佰萬元港幣現金的兩個膠袋拿上ME-36-XX號車內。
- 第二嫌犯A、第四嫌犯C一直在附近以電話對上述未確定人士、第六嫌犯和第八嫌犯進行操控。
- 第八嫌犯隨後也登上ME-36-XX號汽車，經第六嫌犯致電第四嫌犯，第八嫌犯取走了膠袋內的壹拾萬港幣現金並於同日晚七時二十分經蓮花口岸返回內地。
- 第六嫌犯之後按第四嫌犯要求將其餘款項帶往第四嫌犯C位於氹仔XX花園XX苑XX樓A座的住所。
- 當晚經第一嫌犯G和第二嫌犯A在電話中多次商議雙方同意將壹仟伍佰萬元中的伍佰萬元分配予第二、第四嫌犯，第二嫌犯則將玖佰叁拾伍萬元分別存入第一嫌犯在內地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所開立的戶口中，剩餘款項中伍萬元港幣用以支付協助將壹仟萬港元籌碼兌換成現金的身份不明人仕，壹拾伍萬元港幣由第四嫌犯在同月9日交給第七嫌犯E作為其提供第一被害人身份資料的報酬。
- 同月9日，第二嫌犯A再按第一嫌犯要求將貳拾肆萬元港幣交其姐姐AC，並由AC將該筆款項存入第一嫌犯在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所申請的6227 7024 1110 XXXX信用卡戶口中。
- 2014年4月內地居民M應其妹夫N（第三被害人）的要求，以其本人名義在太陽城集團太陽城貴賓會開立帳戶，帳號為XXX，為方便取款，M將N持有和使用的手提電話號碼XXX設定為聯絡電話。
- 第一、二嫌犯以不明方式知悉上述情況後，協議再次以同樣手法非法提取M在貴賓會戶口中的款項。
- 2014年5月6日第三嫌犯B透過一名身份不明之人，以不明方式製作並收取到一本持證人姓名為O、另一本持證人姓名為P的往來港澳通行證。
- 以上兩本通行證編號分別為XXX、XXX，均印有第三嫌犯個人的相片，另外，第三嫌犯B還以不明方式取得一副黑框眼鏡和一個假髮套，用以掩飾其身份。
- 第三嫌犯按上述身份不明之人安排進入澳門“辦事”。
- 第三嫌犯清楚知道其所要實施的並非合法行為。
- 2014年5月，第九嫌犯與一名身份不明人士達成合意來澳門實施一些行為。
- 第九嫌犯L以不明方式取得一本印有該嫌犯相片，但持證人姓名為Q，編號為XXX的往來港澳通行證外，還取得一個假髮套作掩飾之用。
- 第九嫌犯清楚知道其所要實施的並非合法行為。
- 2014年5月7日下午二時四十四分、下午二時四十九分第九嫌犯和第三嫌犯分別持其本人往來港澳通行證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 第九嫌犯被安排負責監視另一進行提款的人即第三嫌犯。
- 第九嫌犯為此可獲得報酬。
- 2014年5月8日傍晚約六時十五分，第三嫌犯按照未確定之人的電話指示，進入XXXX公司位於皇朝廣場附近的分店。
- 第三嫌犯向當值職員AD出示前述持證人姓名為O的往來港澳通行證，要求補領XXX號手提電話SIM卡，並在載於卷宗409頁和410頁的“XXXX澳門售後服務申請表”上以O身份簽名。
- 第三嫌犯清楚知道自己並非XXX號電話卡的持有、使用人。AD在依公司規定核實第三嫌犯的身份和資料後，對其所言信以為真，即將一張新的號碼同為XXX號的手提電話SIM卡交給了第三嫌犯。
- N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其正在使用的XXX號電話卡因此無法繼續使用。
- 第二嫌犯A透過第一嫌犯知道以上情況後，立即致電第三嫌犯要求第三嫌犯前往美高梅金殿娛樂場地下洗手間與其匯合以便將第三嫌犯冒領的XXX號電話卡交予其。
- 同日傍晚約六時四十九分第三嫌犯按第二嫌犯指示在前述洗手間內將電話卡交予隨後進入的第二嫌犯後就上述身份未確定之人的電話指示，前往星際娛樂場五樓太陽城貴賓會外等待機會提款。
- 差不多同一時間第九嫌犯L按身份不明之人的電話指示也到達前述貴賓會附近監視第三嫌犯。
- 第二嫌犯在收取到第三嫌犯冒認第三被害人N所補發的電話卡後，隨即以此卡致電太陽城貴賓會，冒充M了解其戶口內的款項資料，但因無法說出N預先設置的取聲密碼而未能成功。
- M所持XXX號戶口內此時存有港幣柒佰叁拾萬元。
- 第一、第二嫌犯也就無法按計劃找人冒充M提取以上戶口中的款項了。
- 同日晚八時二十五分司法警察局偵查員將欲離開星際娛樂場的第三嫌犯和第九嫌犯截停並帶往司法警察局調查。
- 司警人員在第三嫌犯使用電話所接收的信息中發現了M的名字以及其在太陽城貴賓會所開帳戶的號碼。
- 司警人員還在第三嫌犯B所攜帶物品中搜出持證人為O、P，但印有該嫌犯相片的兩本往來港澳通行證。在第九嫌犯身上則搜出了持證人為Q，但印有該嫌犯相片的往來港澳通行證。
- 經司法警察局刑事技術廳鑑定查核，以上三本通行證全為經變造之假證。
-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八和第九嫌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自願結成團伙，通過預先協議，以分工配合的方式利用賭廳在核對客人身份資料程序方面的漏洞，使用偽造身份證明文件，假冒他人身份騙取電信公司和賭場貴賓會信任，冒充客人提取其於賭場貴賓會戶口中相關巨額款項，達到為自己及第三人謀取不當相當巨額利益之非法目的，其行為直接導致他人蒙受到相當巨額之財產損失；
- 而第七嫌犯則為上述活動提供客戶資料及程序資訊，為上述行為提供了實質的幫助。
- 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九嫌犯的其中一次目的因其意志以外原因未能達到；
- 上述八名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禁止，會受到法律的相應制裁。
另外，獲證明：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三嫌犯B、第五嫌犯H、第六嫌犯D、第七嫌犯E、第八嫌犯I和第九嫌犯L均無犯罪記錄。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四嫌犯C有犯罪記錄；於CR4-10-0033-PCC案，2011年3月11日初級法院裁判裁定嫌犯觸犯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60日罰金，每日澳門幣100元，合共港幣6,000元，如不支付罰金，亦不以勞動代替，則須服刑40日。嫌犯已繳付罰金。
- 第一嫌犯G的個人狀況、經濟狀況和受教育程度不詳。
- 第二嫌犯A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六年級，從事叠碼，月收入港幣四萬至五萬元，需供養父母。
- 第三嫌犯B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初中三年級未畢業，任職建築雜工，月收入人民幣2,300至2,800元，需供養祖父母及母親。
- 第四嫌犯C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初中一年級，為裝修判頭，平均月收入澳門幣十萬元，需供養父母、妻子和一子一女。
- 第四嫌犯H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初中一年級，從事叠碼，月收入約港幣一萬八千元，需供養父母和一名一歲半的兒子。
- 第六嫌犯D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高中一年級，為古董買賣商，月收入為港幣三萬至四萬元，需供養父母、妻子和一子一女。
- 第七嫌犯E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高中一年級，任職賭廳帳房高級經理，月收入港幣三萬至五萬元，需供養父母、妻子和三名孩子。
- 第八嫌犯I的個人狀況、經濟狀況和受教育程度不詳。
- 第九嫌犯L的個人狀況、經濟狀況和受教育程度不詳。

並認定以下未獲證明的事實：
- 載於控訴書及答辯狀中其餘與上述獲證事實不符之重要之事實未獲證明屬實，特別是：
- 未獲證明：同日傍晚約六時，第六嫌犯D致電要求對方駕車到氹仔XX花園附近“睇水”及協助搬運兩袋東西之人為第五嫌犯H。
- 未獲證明：當晚約六時四十分第五嫌犯駕駛CM-XXX號輕型電單車到達XX花園附近。為防止其真實身份被發現，第五嫌犯按第六嫌犯的電話指示用紙巾將CM-XXX號電單車前後車牌遮掩起來。
- 未獲證明：同日晚七時四分第五嫌犯駕駛CM-XXX號電單車到達氹仔永誠街與布拉干薩街交界處與乘坐由蘇敏忠所駕駛MR-46-XX號的士到達該處的第八嫌犯I匯合。
- 未獲證明：與第六嫌犯一起將第八嫌犯手拿的裝有壹仟萬元港幣籌碼和伍佰萬元港幣現金的兩個膠袋拿上ME-36-XX號車內之人為第五嫌犯。
- 未獲證明：上述於2014年5月6日聯絡第三嫌犯B、幫其製作偽造證件、命令其更換電話卡、將電話卡交予第二嫌犯及前往等候指令冒充M取錢的一名身份不明男子叫“XX”。
- 未獲證明：上述於2014年5月聯絡第九嫌犯L之人叫“XX”。
- 未獲證明：因第九嫌犯向“XX”表示害怕到貴賓會提取他人款項時被人發現，因此“XX”讓該嫌犯負責監視另一進行提款的人即第三嫌犯。
- 未獲證明：第九嫌犯為此可獲得之報酬為伍萬港元。
- 未獲證明：第五嫌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自願與他人結成團伙，通過預先協議，以分工配合的方式利用賭廳在核對客人身份資料程序方面的漏洞，使用偽造身份證明文件，假冒他人身份騙取電信公司和賭場貴賓會信任，冒充客人提取其於賭場貴賓會戶口中相關巨額款項，達到為自己及第三人謀取不當相當巨額利益之非法目的，其行為直接導致他人蒙受到相當巨額之財產損失。
- 未獲證明：第七嫌犯直接與其他嫌犯合謀、分工實施上述行為。
- 未獲證明：上述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九嫌犯的在澳門偽造和使用了簽發給P和Q的二本證件。
- 未獲證明：第五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禁止，會受到法律的相應制裁。

三.法律部份：
本上訴程序需要審理上訴人對三部分的決定提起的上訴：
第一部分是嫌犯C對法院接受檢察院要求更正控告書的控罪部分的請求的決定的上訴，第二部分是第二、三、四、六、七嫌犯對最後的判罪決定提起的上訴，第三部分則是第二嫌犯A的弟弟F對法院宣告沒收其汽車的決定提起的上訴。
我們逐一看看。

第一部分
這一部分是第四嫌犯C對法院接受檢察院要求更正控告書的控罪部分的請求的決定的上訴。
事實上，正如檢察院在答覆上訴人的上訴所陳述的那樣，檢察院在偵查階段結束後，控告第四嫌犯（即上訴人）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卷宗移送法院，法院接納了控訴書，以便進行審理。此時，駐初級法院的檢察院發現，根據控訴書所載的事實，嫌犯不但觸犯了已被指控的法律規定，即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還觸犯了《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因此，檢察院在沒有變更控訴書所載之事實的情況下，在法律適用方面作出更改，對控訴罪名作出更改，指控嫌犯不但觸犯了原已被指控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還有觸犯了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為了履行辯論原則，法庭將更改通知了嫌犯。最後，接納檢察院所作出的更改。
無論原審法院接受檢察院提請控告罪名的作法正確與否，上訴人所反對的其實是原審法院增加了控告的罪名。然而，原審法院經過審理，作出了第四嫌犯C被控告的“為直接共犯，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有關J和K的事實）” ，不獨立處罰，而僅判處上訴人“為直接共犯，以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有關J和K的事實），罪名成立，判處五年九個月徒刑”。
正如裁判書製作人通知控辯雙方發表意見所提到的那樣，現在也因原審法院並沒有單獨判處所增加的罪名，對上訴已經沒有審理的必要了。
更重要的是，原審法院增加罪名的作法的倘有的瑕疵也絕對不可能影響對原來控告罪名及其事實的審判。因此，合議庭同意並決定維持這種建議，並作出因事後失去意義而不審理本上訴。

第二部分
這一部分是第二、三、四、六、七嫌犯對最後的判罪決定提起的上訴。儘管有些上訴論點相同，我們還是逐一分析各自的上訴理由。

一、第二嫌犯A的上訴
第二嫌犯的上訴對原審法院幾方面的事實審理提出質疑，認為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然後據此申請對證據的重新審理:
- 卷宗第453頁報告第15行的表述，毫無疑問是對筆錄之精確性及完整性有所保留。而原審法庭在對事實認定時考慮了該報告，因此陷入了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卷宗第453頁報告，是在未經有關權利人同意下聆聽、錄製或轉錄而獲得的言詞證據，應屬無效
其次，第二嫌犯上訴人提出其不知道被害人N帳戶有多少款項，因此，其以未遂方式觸犯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應改判為未遂方式觸犯一項（普通）詐騙罪。
再次，第二嫌犯上訴人對原審法院的量刑提出質疑，認為刑罰過重。
最後，卷宗扣押的汽車，MQ-70-XX由其父親W出資購買，弟弟F名字登記，供全家人起使用。上訴人只是供用該車，原審法庭應將該車返還給上述人士。
我們看看。
（一）關於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我們仍然要不厭其煩地引述我們一直理解的，正如我們在2014年6月19日第65/2012號上訴案件中作出的裁判所理解的：
“在證據的審查方面，在刑事訴訟中奉行的是自由心證原則，法院應按照經驗法則及其自由心證來評價證據，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或者說，除非出現明顯的錯誤，否則，這種自由是不能被挑戰。
面對互相矛盾的嫌犯以及證人的陳述，原審法院綜合地考慮各項證據而作出有關的事實判斷，這種判斷，既需要生活經驗，也需要膽量。法律正是賦予法官這種自由形成心證的權能，而法律在另一方面強制法官要作出決定的理由說明，讓人可以知道其心證是如何以及憑什麼形成的。”
一方面，法律賦予法官自由審理證據的權力，另一方面，當然要求法官必須在經驗法則及邏輯標準的基礎上自由評價證據，通過分析、評價案中的所有證據材料，從而判斷哪些事實屬實、哪些不屬實。6 也就是說，法官形成心證的過程是其經驗法則及綜合分析對證據所作的邏輯分析過程，由於其被要求採用客觀的標準但仍然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因此，只要無明顯錯誤而違反經驗法則及邏輯標準，法官對認定或不認定事實的結論是不容推翻的。
再者，正如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的答覆中直接對上訴的駁斥時所提到的，一方面，“該段報告顯然是指出將語音內容轉錄成文字，聆聽的對話使用的語言是廣州白話，一種地方口語，當中有可能涉及許多口語，並沒有相對應的書面語，即有音無字的情況。而報告稱轉錄了對話的大致內容，是完全忠於實況的表述，並不如上訴人所言代表筆錄內容欠準確或完整。此外，卷宗內還有其他書證，原審法庭亦作出考慮，特別是原始對話的內容”，另一方面，“上訴人宣稱未經其同意，並非事實。在制作卷宗第453頁報告之前，上訴人作出聲明並載於卷宗第451頁，明確同意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翻閱其手提電話的通話資料紀錄。同時，上訴人亦陪同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聆聽及翻閱相關手提電話的通話紀錄，並簽署了卷宗第453頁之筆錄。另外，上訴人單純因為存在卷宗第1993頁的「流動電話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就質疑卷宗第485至488頁的「翻閱及聆聽涉案通話記錄光碟筆錄」之光碟來源，毫無理由”。
也就是說，即使我們直接看看原審法院這些對證據的分析，也沒有發現一般人都能發現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有錯誤錯誤，何況明顯的錯誤。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其所請求的證據的再次調查失去了前提，應該予以駁回。
（二）關於因不知道有關帳戶裡面有多少款項，在沒有取得有關款項的情況下，所判處的未遂罪應該是普通的詐騙未遂，而非數額巨大的詐騙未遂。
很明顯上訴人的理由不成立。首先我們要說的是，上訴人以及其他嫌犯所計劃侵犯的對象乃澳門賭場貴賓會的客戶的帳戶，很難想像嫌犯不可能不知道有關帳戶的款項絕對不會低於刑法典第196條所限定的“數額巨大”（3萬元）的數量。其次，上訴人及其他嫌犯對這個結果的發生的可能性明顯持接受的態度，符合或然故意的主觀罪過。
而對其行為判處未遂，正是因為上訴人控制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我們從已證事實可以知道，當時被害人帳戶存有港幣柒佰叁拾萬元，上訴人以及其他嫌犯冒充被害人致電到貴賓會了解其戶口內的款項資料，目的就是提取該帳戶內的款項，只是由於上訴人控制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而未能成功將該款項提走。
因此，原審法庭判決上訴人以未遂方式觸犯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完全正確。
（三）關於量刑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原審法庭在量刑時明確指出考慮《刑法典》第40及65條之規定，以及案中各項情節，才決定現時的刑罰。並詳細考量了上訴人為初犯，在兩項犯罪中擔當指揮角色，實際參與了整個詐騙計劃的重要組成部份，在審判聽證中保持緘默，未有顯示其對犯罪行為感後悔以及涉案的金額逾千萬，犯罪手法經過周密部署等情節對上訴人作出了判決。
再者，正如我們一致堅持的那樣，法院在量刑的時候具有在法定的刑罰刑幅之內選擇一其認為合適的刑罰的自由，在沒有明顯的刑罪不對應和刑罰不合適的情況下，上訴法院沒有介入的空間。
原審法院對上訴人以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和處罰的詐騙罪（相當巨額）可處2年至10年徒刑而判處5年9個月徒刑以及以未遂方式觸犯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根據《刑法典》第22條、第67條，以及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可處1個月至6年8個月徒刑，而判處3年6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後，合共被判處7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沒有任何的明顯不適當。
（四）關於被扣押的汽車，上訴人有道理。
確實，上訴人被發現實施本案的犯罪行為時所使用的車輛MQ-70-XX屬於登記在其弟弟F（本案另一個非訴訟主體上訴人）名下的財產，由於未有事實證明此車輛的所有人“曾以可譴責之方式共同參與使用該等物件，或曾自事實中獲取利益” （《刑法典》第102條第2款），也沒有存在《刑法典》第101條第1款所規定危險。因此，原審法院宣告沒收此汽車的決定應該予以撤銷，而代之以將涉案被扣押的汽車MQ-70-XX返還合法所有人F。

二、第三嫌犯B的上訴
首先，上訴人認為，在認定其作出詐騙罪的主觀故意方面，存在不能排除的疑點，特別是不足以證明其有向賭場貴賓會作出詐騙行為的意圖。因此，原審判決違反存疑無罪原則。
其次，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判決其相當巨額詐騙罪成立，則不能認定對該詐騙罪而言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不屬必要，繼而獨立論處。
最後，作為補充的上訴理由，上訴人人為原審法院的量刑過重。
我們看看。
（一）存疑無罪
我們知道，刑事訴訟法的存疑無罪原則是指法院在審理證據的時候由於對證據的真實性或者充分性存在疑問而作出對被告有利的認定。然而，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理證據的時候並沒有任何的疑問，並且在分析證據的時候也沒有表現出任何的疑問而認定了對嫌犯不利的事實。
如果上訴人要質疑法院的判決在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事先與其他嫌犯由聯絡，這就是在質疑法院的自由心證，並單純用自己的看法去否定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這種上訴理由是明顯不成立的。
事實上，根據「獲證明之事實」第10項至第20項，清楚顯示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三嫌犯B和第九嫌犯L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自願與他人結成團伙，通過預先協議，以分工配合的方式利用賭廳在核對客人身份資料程序方面的漏洞，使用偽造身份證明文件，假冒他人身份騙取電信公司和賭場貴賓會信任，冒充客人提取其於賭場貴賓會戶口中相關巨額款項，以達到為自己及第三人謀取不當相當巨額利益之非法目的。上訴人儘管未有親身到貴賓會提款，但是，實際參與了整個詐騙計劃的重要組成部份，只是因為行為人控制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原審法院僅判處上訴人未遂實施一項罪名。
因此，上訴人質疑原審法院違反存疑無罪原則的理由明顯不能成立。
（二）對偽造文件罪的獨立判罪
上訴人認為，根據卷宗中的資料，以及證人X在2015年6月16日的庭審中作出而未被書面載於判決中的聲明中，指在太陽城貴賓會的帳戶可能設有密碼及不設密碼，對於沒有設定密碼的帳戶，提供個人資料是查詢帳戶資料的必須步驟，對於設有密碼的帳戶，只提供個人資料亦不足以查詢帳戶資料；證人並沒有說明假如有密碼，就不需要核對帳戶持有人的個人資料。因此，取得帳戶持有人／運作人的帳戶，明顯不能當然得出不必須取得涉案帳戶的聯絡電話的結論。也就是說，既然被上訴的裁判認定上訴人相當巨額詐騙罪成立，則不能認定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對上述詐騙罪不屬必須，從而得出可以單獨處罰的推論。
事實上，原審法院是基於嫌犯上訴人B適用簽發費O的偽造證件更換了電話卡是一項獨立行為的事實，構成了一項偽造具特別價值證件罪的。
我們知道，我們的刑法的罪名的判處乃基於嫌犯所侵犯的刑法所保護的法益而定的。且不論我們對原審法院的定罪的觀點有所保留，不論如何，上訴人到電話公司使用偽造的往來港澳通行證，申請補發屬於被害人使用的電話號碼的SIM卡。在這個過程中，上訴人使用偽造的往來港澳通行證，無論對犯罪的活動是否必要，該項犯罪都應獨立論處。
（三）量刑
正如上文所闡述的，法院在量刑的時候具有在法定的刑罰刑幅之內選擇一其認為合適的刑罰的自由，在沒有明顯的刑罪不對應和刑罰不合適的情況下上訴法院沒有介入的空間。
原審法庭在量刑時明確指出，上訴人實際參與了整個詐騙計劃的重要組成部份，雖為初犯，但是在審判聽證中保持緘默，未有顯示其對犯罪行為感後悔，並在詳盡考慮《刑法典》第40及第65條的規定的標準以及案中各項情節，才決定所判處的刑罰的。
原審法院以上訴人以未遂方式觸犯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根據《刑法典》第22條、第67條，以及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可處1個月至6年8個月徒刑，現時被判處3年3個月徒刑；而一項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根據《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c)項結合第245條所規定，可處1年至5年徒刑，現時被判處1年3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後，合共判處4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沒有任何的過重之夷。
基於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對上訴人的有罪判決。

三、第四嫌犯C的上訴
首先，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述瑕疵--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因為明顯沒有證據證明第8嫌犯所持有的港澳通行證的資料只能由上訴人提供，也沒有證實上訴人在取得1500萬的活動中介入了哪些犯罪活動。而必須具備的證明嫌犯們的犯罪的計劃以及上訴人的角色以及犯罪的事實與上訴的介入的聯繫的事實都沒有被認定。
其次，原審法院在沒有證實受害人實際上遭受了1500萬元的損失的情況下，而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的規定作出依職權的賠償判決是不合法的。
我們看看。
（一）我們一直認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是指法院在調查事實時出現遺漏，所認定的事實不完整或不充份，以至依據這些事實不可能作出有關裁判中的法律決定。這是事實問題，而不是法律層面的問題，也還沒有到達對事實的的法律適用的時候。而上訴人所提出的問題恰恰是根據事實沒有能夠確認上訴人觸犯被判處的罪名，也就是說缺少某些構成要素，這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如果真的確認了事實的不足，如果不進行證據的重新審理，就只能發回重審，而上訴人的問題如果確認，可以由上訴法院依法作出改判。
實際上，上訴人所說的確實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也就是上訴人是否具有與其他嫌犯的共同犯意以及上訴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參與程度的問題等的定罪的問題。
根據原審判決所認定的獲得證實的事實，尤其是第1至9項與上訴人有關的事實，完全可以作出上訴人以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的有罪判決。原審法院的定罪正確，沒有可以質疑的地方。
關於原審法院依職權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作出賠償判決的前提應該基於受害人確實遭受實際的損失的事實的問題，沒有道理。原審法院在第9點的已證事實明顯可以看到，嫌犯們在犯罪中取得了1500萬元的款項並將其瓜分了。
我們知道，上訴人以及其他嫌犯被判處的罪名是詐騙罪，這是一個結果犯的罪名，以嫌犯實際獲得不法財產利益為客觀要素，而這種不法財產利益乃以受害人的實際損失為事實的另外一個層面。這也是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即使沒有寫明在事實上，我們也知道，既然判處了嫌犯們的詐騙罪（既遂）罪名成立，也就等於明確認定了受害人的實際損失的存在。原審法院所作出的依職權的賠償判決沒有失去法律依據。
基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對其的有罪判決應予以維持。

四、第六嫌犯陳家浩的上訴
第六嫌犯上訴人提出了以下的問題：
－原審判決在選擇刑罰的時候沒有遵守說明理由的義務，沒有批判性的考量嫌犯的罪過程度、譴責的需要以及犯罪預防的要求的要素，從而未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並陷入了判決無效的瑕疵之中；
－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述瑕疵---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無論是已證事實還是證人的證言、電話竊聽的結果都沒有顯示上訴人在交款的地點，故不能判處上訴人詐騙罪罪名成立；
－上訴人只是以從犯方式參與本案的犯罪；
－量刑過重以及應該緩刑。
我們看看。
（一）關於說明理由的瑕疵，上訴人的理由明顯不能成立。《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列舉的理由說明缺乏並沒有包括第356條關於量刑方面的理由說明，所以上訴人所提出的問題在這個無效的瑕疵中沒有討論的空間。
而事實上，原審判決在量刑方面考慮了行為人的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亦考慮了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實行方式、後果的嚴重性、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義務的違反程度、故意的嚴重程度、所表露的情感、嫌犯的動機、嫌犯的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的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的情節，並決定了在法律上被視為事法院的自由的選擇一合適的刑罰，何來的理由說明的缺乏。
（二）關於事實不足的瑕疵，上訴人實際上所提的是一個法律的問題，也就是對事實的法律適用的問題，而非事實的瑕疵。我們知道，事實不足的瑕疵是法院在認定的事實方面存在調查的漏洞，而使得不能對事實作出適當的法律適用。而上訴人所提的問題，如果真的存在，也僅僅是缺乏定罪的構成要件中的因素而已，如上訴人所說的沒有證明上訴人在交款現場的事實，也就只是不存在上訴人由參與犯罪行為的事實的具體事實，其結果將是作出開釋的判決。
但是，從法院所認定的控訴書所獲得證實的大部份事實，可以適當地確定上訴人構成了以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第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的罪名，原審法院的定罪沒有任何錯誤。
（三）至於上訴人所認為其只是以從犯方式參與本案的犯罪，更是沒有道理。根據上述獲證明的事實，清楚顯示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四嫌犯C、第六嫌犯D和第八嫌犯I，與他人結成團伙，通過預先協議，以分工配合的方式利用賭廳在核對客人身份資料程序方面的漏洞，使用偽造身份證明文件，假冒他人身份騙取電信公司和賭場貴賓會信任，冒充客人提取其於賭場貴賓會戶口中相關巨額款項，達到為自己及第三人謀取不當相當巨額利益之非法目的。而上訴人實際參與了整個詐騙計劃的重要組成部份，搬運騙取得來的款項。因此，原審法庭認定上訴人故意與其他成員分工合作、共同合力冒充被害人來提取其在貴賓會存放的款項，完全正確。上訴人的行為符合直接正犯的規定。
（四）最後，關於量刑方面的問題，正如上文所說的，法院在量刑的時候具有在法定的刑罰刑幅之內選擇一其認為合適的刑罰的自由，在沒有明顯的刑罪不對應和刑罰不合適的情況下上訴法院沒有介入的空間。原審法院也像上文所說的的，詳細考量的各種決定選擇適當刑罰的情節，對上訴人以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和處罰的詐騙罪（相當巨額）可處2年至10年徒刑而判處5年沒有任何的明顯不適當。
而由於所判處的刑罰高於三年，緩刑完全沒有適用的空間。
基於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的判決予以維持。

五、第七嫌犯E的上訴
上訴人提出了以下問題：
1. 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的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2. 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述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的瑕疵；
3. 量刑過重
4. 扣押金額的沒收
5. 從犯的連帶賠償責任
在審理此上訴之前，我們面臨一個法律問題應該遵守辯論原則，即依已證事實顯示上訴人的參與對詐騙罪的既遂起到重要的作用，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其所提供的客人的資料為其他嫌犯的犯罪活動不可或缺。現通知上訴人在五天內發表意見，然後合議庭再另行審理。
此分開審理的方式亦基於其他嫌犯的羈押最長期間的臨近事實。

第三部分
此部分是非本案訴訟主體的第二嫌犯的弟弟F對原審法院沒收其名下的車輛的決定提起的上訴，要求上訴法院撤銷原審法院沒收其被扣押汽車的決定，並歸還其財產。
這一點，我們在對第二嫌犯的上訴的最後一個問題已經做出了決定，該項決定也同樣適用於對此上訴的決定，因此，不再另行對上訴人F的上訴作重複的審理。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因嗣後無意義而不審理第四嫌犯上訴人C的中間上訴。
－因理由不成立而駁回第三嫌犯、第四、第六嫌犯的上訴。
－第七嫌犯E的上訴因需遵守辯論原則而容後再審。
－第二嫌犯A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以及F的上訴理由成立，撤銷原審法院沒收MQ-70-XX輕型汽車的決定，並將其歸還車主。維持其他部分的決定。
本上訴程序的訴訟費用方面，第一個中間上訴由上訴人支付以及2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最後的中間上訴無需支付任何費用，而對終局判決的上訴的訴訟費用由所有嫌犯上訴人對各自的上訴負責支付，並分別支付以下比例：
－第二嫌犯上訴人支付10個計算單位；
－第三嫌犯、第四嫌犯、第六嫌犯上訴人分別支付8個計算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6年5月12日
蔡武彬
賴健雄
趙約翰
1 葡文內容：
1. É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a decisão de fls. 3594 na parte em que decide: “fls. 3394 e 3443: admite alteraç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2. O aludido despacho é nulo por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por violação dos princípios do acusatório e da legalidade previsto no artigo 2º do CPP, mais atentando contra o preceituado nos artigos 42º, 265º e 295º do CPP e contra os direitos do aqui Recorrente.
3. É inadmissível que, após a dedução da acusação pública, onde se subsumiram os factos nela descritos à prática de um único crime de burla, se possa reformular essa peça processual, dando aos factos imputados uma nova e multifacetada veste jurídica.
4. Da acusação de fls. 3082 a 3088 resulta que os acontecimentos nela descritos foram subsumidos do ponto de vista jurídico-penal na descrição abstracta do crime de burla p.p pelo art.º 211 nº 1 e nº 4 al. a) em conjugação com o art.º 196º al. b) do CP.
5. A lei expressamente exige, sob pena de nulidade expressamente prevista na alínea c) do nº 3 do artigo 265º do CPP, que os factos descritos na acusação sejam legalmente enquadrados com a indicação das disposições legais aplicáveis.
6. A acusação é acto constitutivo dos direitos do arguido porquanto, não havendo instrução, protege o acusado de outras imputações sobre os mesmos, sendo o ponto de partida para o arguido absorver a imputação que lhe é feita e ver aberto o caminho para a organização da sua defesa de acordo e dentro dos seus limites. (neste sentido vide Juiz Conselheiro Jubilado dos Supremo Tribunal de Justiça de Portugal, Doutor Manuel Leal Henriques in 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artigo 265º do CPP)
7. No caso dos autos, findo o inquérito, e não tendo sido requerida abertura de instrução, os autos foram remetidos e recebidos pelo Tribunal competente para o julgamento, nos termos do preceituado no artigo 293º do CPP, pelo que por despacho datado de 26.01.2015 de fls. 3385, o Meritíssimo Juiz a quo recebeu a acusação, nos exactos termos em que a mesma tinha sido deduzida, nomeadamente, no que diz respeito à imputação e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a realidade factual que aquela caracterizou como sendo a de um crime de burlo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p. no art.º 211 nº 1, nº 4 al. a) em conjugação com o artº 196 al. b) do CP, dando-a por integralmente transcrita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8. Ao Ministério Público subscritor do requerimento de fls. 3394 e 3443 apenas caberia, nos termos d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42º do CPP, sustentá-la no julgamento, não lhe sendo lícito intrometer-se na acusação já deduzida.
9. Mas o Digníssim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antes requereu, em 28.01.2015, a rectificação da acusação. Não uma alteração de pormenor, de correcção de um mero lapso de escrita, ou até de uma reformulação verbal menos correcta, mais sim da imputação ao Recorrente de mais dois crimes!
10. E como se não bastasse o requerido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veio o Tribunal a quo no despacho recorrido deferir-lhe a pretensão com um simples “admite-se a alteração requerida pelo MP”.
11. Do despacho recorrido não resulta quais os motivos de facto e de direito que pudessem determinar a viabilidade da pretens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pelo que padece de evidente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Não de fundamentação deficiente, mas de total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12. A Lei não consagra a possibilidade de se subsumirem os factos descritos na acusação a mais crimes dos que dela constam.
13. A decisão é ainda nula por atentar contra o princípio do acusatório que estabelecendo o tema da acusação para julgamento, determina também as competências que cada juiz tem em cada fase do processo penal.
14. Se ao Juiz de Instrução ainda lhe é possível alterar o conteúdo da estrutura acusatória em sede de despacho de pronúncia o mesmo não sucede em fase de julgamento. O despacho de pronúncia é o último acto que, definitivamente, determina o conteúdo acusatório para efeitos de julgamento. Por essa razão, ao Juiz de Julgamento só lhe é licita aceitar ou rejeitar a acusação e/ou recorre-se da alteração não substancial dos factos para efeitos de alguma flexibilidade que o legislador ente4ndeu não ofender substancialmente os direitos do arguido.
15. No mais, o juiz de julgamento, se entender que existem factos que poderão determinar a existência de mais crimes, está condenado a socorrer-se apenas às regras da alteração substancial de factos previstas no artigo 340º do CPP. Nada mais lhe é permitido.
16. O juiz a quo violou, assim, o âmbito da sua competência, alterando a estrutura acusatória, promovendo em consequência um processo ex novo no qual se tornou ao mesmo tempo de instrução e de julgamento.
17. Ao não resultar da Lei disposição que permita conformar o requerido pelo MP e deferido pelo despacho ora recorrido viola ainda o despacho 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a que alude o artigo 2º do CPP, porquanto permite que ao arguido seja aplicada uma pena em violação das disposições previstas no Código.
18. Além do mais esta “nova acusação” já em fase de julgamento vem, entre outros, eliminar por completo o direito que o Arguido ora Recorrente tem de acordo com alínea a) do nº 1 do art. 269º do CPP de poder requer a abertura de instrução face à acusação que contra ele foi deduzida.
19. Na realidade, esta actuação processual do Ministério Publico ao acusar ex novo o Arguido já em fase de julgamento, consubstancia num aniquilar da Fase Instrutória do processo penal, esvaziando as atribuições e sobretudo as competências do Tribunal de Instrução criminal.
20. O processo está pois manifestamente inquinado, viciado, por nulidades decorrentes de uma promoção ilícita e de uma aceitação que mais não é que um novo despacho de pronuncia ilegalmente promovido por um juiz de julgamento.
21. O despacho ora recorrido de fls 3594 padece do vício de nulidade, devendo ser declarado como tal por esse Venerando Tribunal e em consequência ser revogado e substituído por outro que indefira o requerido pelo Digníssim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ublico a fls 3394 e 3443.
2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presente recurso vem interposto do Acórdão proferido nos vertentes autos, que condenou o 4ª Arguido, or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em co-autoria material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1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p. pela alínea a) do nº 4 do art. 211º do Código Penal na pena de prisão de 5 anos e 9 meses, e ainda ao pagamento, conjuntamente com o 1º, 2º, 6º, 7º e o 8º Arguidos, de uma indemnização aos ofendidos J e K, no valor de HKD15.000.000.00, acrescidos dos juros legais desde a decisão até efectivo e integral pagamento.
2. No vertente caso,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é insuficiente para a decisão de direito do ponto de vista das várias soluções possíveis, tendo ficado por provar factos que seriam imprescindíveis para se poder concluir com se concluiu na decisão recorrida incorrendo por isso a decisão recorrida no vício consagrado na alínea a) do nº 2 do art.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3. Essencial à boa decisão da causa, no caso em que o 4º Arguido vinha acusado da prática, em co-autoria, de um crime de burla, seria a prova relativa à existência de um acordo entre todos para a realização de determinada acção e a prova de que a sua actuação, embora parcial, tivesse sido elemento componente do todo e indispensável à produção do resultado, o que não sucedeu.
4. Tendo a acusação defendido que o papel do 4º Arguido era o de, alegadamente, obter as informações pessoais dos ofendidos no sentido das mesmas serem usadas para 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necessário seria que se demonstrasse o que fez com tais informações após as ter recebido, o que não sucedeu.
5. Entre o momento em que o 7º Arguido transmite ao 4º Arguido os dados de identificação de J e o momento em que o 8º Arguido entrou na China Telecom munido com o salvo-conduto de J – de onde constavam já as suas informações pessoais – passaram cerca de 4 minutos! (cfr. fls. 64 e 70 do apenso J e fls 118 dos autos).
6. É mais do que evidente de que inexistem provas suficientes que determinem com toda a certeza que as informações constantes do salvo conduto de que o 8º arguido se fazia acompanhar foram, ou só poderiam ser, fornecidas pelo 4º arguido.
7. Atenta a construção do tipo legal do crime de burla importaria enquadrar a conduta do 4º Arguido num dos elementos típicos do crime, o que não sucedeu porquanto não ficou comprovada qual a intervenção do mesmo na execução do crime que se consumou quando a quantia de HKD15.000.000.00 foi retirada na conta aberta no casino Jimei em nome de J.
8. Era preciso estabelecer a existência de um plano, o papel do Arguido na execução desse plano e a ligação entre a sua tarefa e a consumação do crime, o que, como não se extrai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em tão pouco da fundamentação de facto ou de direito da sentença recorrida, o que leva ao preenchimento do vício elencado na alínea a)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o qual, a ser reconhecido, como se espera, deverá levar à revogação da decisão recorrida e à substituição por outra que absolva o Recorrente pela pratica do crime de que vinha acusado.
9. Andou ainda mal o Tribunal a quo ao condenar os Arguidos, ao abrigo do preceituado no artigo 74º do CPP, ao pagamento a J e a K da quantia de HKD15.000.000.00 acrescida de juros.
10. Os requisitos de que depende o arbitramento oficioso de qualquer quantia a título de reparação por prejuízos são, assim, cumulativos.
11. Não resulta dos autos que a reparação se imponha por um especial dever de protecção dos lesados nem qual o prejuízo pelos mesmo sofrido.
12. Resulta de fls 25, paragrafo 5, da decisão recorrida, que J declarou em audiência que dos HKD15.000.000.00 depositados, HKD10.000.000.00 pertencente a K e o restante montante pertence à testemunha, mas das declarações para memória futura de K, a fls. 104 e 105 dos autos, que incluem 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a fls. 4 a 7, já resulta que no dia 7 de Abril de 2015 pelas 23h00 levantou HKD15.000.000.00 da conta de Y (conta numero 218-8, tel: XXX, natural da província de Shanxi, China, com cerca de 40 anos de idade) do Club Sun City do casino Star World, sendo HKD10.000.000.00 desse valor emprestado pelo Y e quanto aos restantes HKD5.000.000.00 HKD3.000.000.00 pertencem ao Depoente e HKD2.000.000.00 a J. (fls 6 dos autos em tradução livre d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13. Tendo em conta que dos HKD15.000.000.00 em discussão nos autos, HKD10.000.000.00 foram alegadamente retirados de uma conta de um terceiro, que não os Ofendidos, não resulta comprovado qual o prejuízo sofrido.
14. Assim, à luz do art.º 74º, nº 1,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não poderia o Tribunal ter arbitrado oficiosamente qualquer indemnização porquanto do julgamento não resultou prova suficiente de todos os pressupostos e do quantitativo da reparação a arbitrar segundo os critérios da lei civil;
15. Por tudo o que deixa dito, a decisão recorrida padece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revisto na alínea a)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tendo, ainda, 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ado o preceituado no artigo 74º do CPP.
16. Consequentemente, deverá ser proferido por esse Venerando Tribunal douto acórdão que revogue a decisão recorrida declarando a absolvição do Recorrente do crime pelo qual vinha condenado e, em todo o caso, ser o mesmo absolvido do pagamento de qualquer compensação aos Ofendidos os quais deverão recorrer aos meios civis que têm ao seu alcance para fazer valer eventuais direitos que tenham decorrentes dos factos em discussão nos autos.

3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Pelo acórdão recorrido,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pela co-autoria material, de um crime de burla,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211º, nºs 1 e 4, alínea a) em conjugação com o artigo 196º alínea b) todos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na pena de cinco anos de prisão efectiva;
2. Todavia, afigura-se insubsistente a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acima mencionado;
3. Dispõe o artigo 356º, nº 1 do CPPM que:《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específica os fundamentos que presidiram à escolha e à medida das sanção aplicada, indicando nomeadamente, se for caso disso, o início do seu cumprimento, outros deveres que ao condenado sejam impostos e a sua duração, bem como o plano individual de readaptação social》;
4. Determina, ainda, o artigo 355º, nº 2 do citado diploma legal que “Ao relatório segue-se a fundamentação, que consta da enumera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bem como de uma exposição, tanto quanto possível completa, ainda que concisa, dos motivos, de facto e de direito, que fundamentam a decisão, com indicaçã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5. Há, assim, que distinguir três momentos na fundamentação; a enumera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a exposição dos motivos que fundamentam a decisão e a indicaçã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undament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6. Tem sido unânime entendimento da doutrina que a exigência da fundamentação não se satisfaz com a mera enumeração dos meios de prova produzidos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é preciso muito mais para que se dê como cumprida esta exigência;
7. A fundamentação deve sempre proporcionar ao destinatário normal a constituição do denominado iter cognoscitivo e valorativo para que aquele fique a conhecer o motivo por que se decidiu naquele sentido. Trata-se, em suma, de exigir motivação adequadamente compreensível;
8. De facto, e desde logo, é a ideia de fundamentação como legitimação concreta que impõe uma exteriorização das razões da decisão. Mais do que uma fundamentação completa, o que se pretende é que ela seja concreta e suficiente;
9. Assim sendo, a mera indicação dos elementos de prova não basta, frustrando a própria lei, ao impedir de comprovar se na sentença se seguiu um processo lógico e racional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ão sendo, portanto uma decisão ilógica, arbitrária, contraditória ou notoriamente violadora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10. Falta de motivação que determina necessariamente a nulidade da sentença;
11. Ocorre o vício d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quando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se apresente insuficiente para a decisão de direito adequada, o que se verifica quando o tribunal não apurou matéria de facto necessária para uma boa decisão da causa, matéria essa que lhe cabia investigar, dentro do objecto do processo, tal como está circunscrito pela acusação e defesa, sem prejuízo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339º e 34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12. Para que se verifique o vício d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é necessário que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se apresente insuficiente, incompleta para a decisão proferida, por se verifica lacuna no apuramento da matéria de facto necessária a uma decisão de direito adequada, ou porque impede a decisão de direito ou porque sem ela não é possível chegar-se à conclusão de direito encontrada;
13. No presente caso,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é manifestamente insuficiente para a decisão de direito encontrada;
14. O facto de o ora recorrente ter tido conversas telefónicas não o coloca no local dos factos. Nenhuma das testemunhas da acusação foi capaz de afirmar peremptoriamente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va no local da entrega do dinheiro;
15. Não existe, por outro lado, qualquer registo vídeo que nos permita conclui com segurança que o recorrente esteve e procedeu à entrega do dinheiro em causa. As escutas telefónicas e o sistema de escutas não permite, com segurança, que se possa afirmar que determinada pessoa esteve no local da entrega;
16. Não se podendo dar como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 esteve no local da entrega como se pode condená-l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17. Para que se verifique 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é necessário que a matéria se apresente insuficiente, incompleta para a decisão proferida, por se verificar lacuna no apuramento da matéria de facto necessária a uma decisão de direito adequada, ou porque impede a decisão de direito ou porque sem ela não é possível chegar-se à conclusão de direito encontrada;
18. Ora, face a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nos autos é de crer a existência de uma lacuna que permite julgar verificado o vício d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sendo, por isso, incorrecto o enquadramento jurídico-penal operado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19. Sendo, pois, necessário o reenvio do processo por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20. Ë autor quem domina o facto, quem dele é senhor, quem toma a execução nas suas próprias mãos, de tal modo que dele depende decisivamente o “se” e “como” da realização típica;
21. A cumplicidade cifra-se num mero auxílio à prática do crime, sem domínio do facto típico;
22. Estipula o disposto no artigo 26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que “é punível como cúmplice quem, dolosamente e por qualquer forma, prestar auxílio material ou moral à prática por ontem de um facto doloso”;
23. Ora, na nossa modesta opinião, os factos apurados apenas são enquadráveis no conceito de auxilio material ou moral;
24. O cúmplice é um mero participante secundário porque a sua participação na prática do crime não é essencial, no sentido de que sem a sua acção o crime seria cometido na mesma, embora em tempo, lugar ou circunstâncias diversos. O cúmplice surge no processo executivo como um mero interveniente acidental;
25. No presente caso, o ora recorrente apenas terá transportado os sacos com o dinheiro. O que significa que o crime em si já tinha sido cometido e que se não fosse o ora recorrente teria sido outra pessoa;
26. O seu comportamento apenas se traduziu num mero auxílio material;
27. O cúmplice fica fora do fato típico, apenas favorece ou auxilia a execução e como “auxiliator simplex”; foi precisamente o que aconteceu – perante a factualidade apurada – no caso do Recorrente;
28. Sem prescindir do alegado supra, o recorrente terá cometido o crime p. e p. pelo artigo 211º, nºs 1 e 4, alínea a) em conjugação com o artigo 196º alínea b) todos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mas sob a forma de cumplicidade, pois age como cúmplice quem dolosamente e por qualquer forma, prestar auxilio material ou moral à prática por outrem de um facto doloso;
29. É, pois, manifesta a violação do artigo 26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30. Quem lê o douto Acórdão ora recorrido fica sem perceber se efectivamente foi ou não elaborado o relatório social, por forma a ser correctamente cumprido o disposto na lei para que o Tribunal possa fundamentar a medida das penas a aplicar;
31. É, assim, manifesta a violação do artigo 40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ua;
32. Por último, caso se entenda que o ora recorrente efectivamente cometeu um crime de burla, como cúmplice, considera o ora recorrente que deveriam ter sido dados como reunidos os pressupostos legais para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33. A generalidade da doutrina vibra pelo mesmo diapasão, sempre em volta da ideia de que a pena de privação da liberdade é a ultima ratio da política criminal. E, na verdade, “trata-se de uma extrema ratio”. Considera, assim, o ora recorrente que foi violado o disposto no artigo 48º do Código Penal porquanto a pena a aplicar, caso se entenda que praticou o crime de burla como cúmplice, deveria situar-se num patamar inferior a três anos;
34. No presente caso, e em face do princípio geral ínsito no artigo 64º do citado diploma legal, nada justifica que se remova o recorrente da comunidade onde está estavelmente inserido, para o qual tem contribuído, quebrando as suas ligações familiares, retirando-o do convívio afectivo da sua família que dele precisa.
Termos em que, e contando com o muito dout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requer:
a) em face d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seja revogada a decisão ora recorrida e absolvido o recorrente, ou, se assim não for entendido;
b) seja dado como verificado 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o reenvio dos autos para novo julgamento.

4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recorrente não cometeu o crime a que fora condenado, ainda que ao nível da cumplicidade, pelo que não pode aceitar por boa a decisão que ora se impugna.
2. Logo após a sua detenção policial, o arguido prestou cabal depoimento perante a Polícia, explicando a razão de ser da sua ajuda ao 4º arguido.
3. Ajudou-o porquanto foi convencido pelo 4º arguido de que os dados por este solicitado se destinavam para a cobrança de uma dívida de jogo.
4. Dos autos nada aponta em contrário, nem há prova bastante para infirmar o que o ora recorrente sempre alegou em sua defesa.
5. A única prova objectivamente colhida nos autos e reproduzida em julgamento, ou seja, as escutas feitas às conversas telefónicas tidas entre os 4º e 7º arguidos demonstram à sapiência que o recorrente não sabia, nem tinha a mínima ideia ou suspeita de que os dados solicitados e fornecidos se destinavam ao cometimento de crimes.
6. As conversações telefónicas entre os 4º e 7º arguidos demonstram que o 4º arguido durante as conversas sempre ocultou a sua verdadeira intenção, dizendo mentiras, assim se abusando da amizade que outrora os unia.
7. As escutas telefónicas demonstram que os dados obtidos e fornecidos pelo recorrente o foram no preciso dia do cometimento do crime, a poucos minutos da consumação do crime.
8. Aliás, é o próprio acórdão condenatório que afirma, confirmando, que dos autos, e para além do teor das conversações telefónicas, não emerge outra prova cabal do seu envolvimento no crime.
9. O que o acórdão limita a fazer é tirar uma conclusão com base em dedução sobre uma presunção: a de que o recorrente não podia deixar de aperceber que em face da natureza dos dados pessoais solicitados e fornecidos esses se destinariam, necessariamente para o cometimento de crime.
10. Ora, uma dedução não equivale a uma prova para sustentar uma condenação penal. O acórdão construiu uma condenação com base numa dedução sobre a natureza de dados numa conversa telefónica. Tal constitui, em nossa perspectiva, um erro grasso.
11. Razão pela qual, 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ora em crise encontra-se eivada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de-facto provad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a), do CPPM.
12. O acórdão recorrido, a sua fls. 13 julgou provado o facto imputado no ponto 4 da acusação pública, que se limita a descrever os actos praticados pelo recorrente.
13. Mais adiante, a fls 24 e seguintes e fls 39 do acórdão recorrido, na análise que o Tribunal Colectivo “a quo” fez a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para servir de fundamentação à decisão condenatória, diz-se que da prova carreada, à excepção das conversas telefónicas entre os 4º e 7º arguidos, não há outra prova que o 7º arguido sabia do plano criminoso. Mas. É evidente, do tipo de informação solicitado pelo 4º arguido, o 7º arguido não podia deixar de aperceber que a intenção do 4º arguido seria para usá-los para cometer crimes, e os dados fornecidos eram essenciais.
14. Sob a epígrafe de facto provado, diz o acórdão recorrido que o recorrente acedeu indevidamente ao computador e retirou os dados pessoais do ofendido e forneceu-os ao 4º arguido. Nada mais. Não refere que recorrente soubesse que os mesmos se destinariam a um empreendimento criminoso em curso. Aliás, nem podia ser de outra forma, pois, se se soubesse da existência prévia do plano criminoso e assim tivesse participado nele, já seria co-arguido. Não.
15. Mas, por outro lado, na análise que fez, o acórdão recorrido faz reforçar a tese por si construída de que o 7º arguido, em face da natureza dos elementos pessoais em causa, “... não poderia deixar de aperceber que os mesmos dados seriam para cometer crime”.
16. Mas entre o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disse e supra referido há manifest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Ora limita-se a descrever os factos sem conhecimento prévio do plano criminoso. Ora diz que não podia deixar de aperceber que os dados obtidos seriam para cometir crime. A contradição é relevante e insanável.
17. Termos em que se concluiu que, nessa parte, há vício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nos termos d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b), do CPPM.
18. 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aplicada ao ora recorrente é severa em demasia.
19. Para aferir da bondade de um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aplicada, para além de ter em conta os requisitos legais na matéria, há que ter em conta as outras penas penais aplicadas aos demais co-arguidos no presente caso, já que, a relativa justeza da pena deverá reflectir a medida da culpa de cada um dos intervenientes.
20. O ora recorrente apenas deu ajuda ao 4º arguido, que é o único indivíduo que o recorrente conhecia pessoalmente. Confrontando o grau de envolvimento do 4º arguido e os benefícios que esse mesmo arguido obteve no crime, concluiu-se, necessariamente, que a pena aplicada ao recorrente é severa em demasia.
21. O 4º arguido foi condenado em co-autoria na pena de 5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Ao recorrente foi aplicada a pena de 3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Ou seja, o cúmplice mereceu uma pena correspondente a mais de 2/3 da pena aplicada ao co-arguido directamente envolvente com o recorrente.
22. Correctamente aplicando a lei, deveria ser aplicada a recorrente uma pena de prisão de 2 anos ao recorrente. Em nossa perspectiva, 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ao aplicar ao recorrente a pena de 3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violou a lei, a norma constante do artigo 65º, nºs 1 e 2, a) e b) do CPM.
23. A decisão recorrida declarou perdido a favor da RAEM os bens e valores monetários pertencentes ao recorrente, mormente, um cartão magnético e a quantia de HKD$218.000,00, encontrada em casa do recorrente.
24. O recorrente sempre explicou a proveniência desse dinheiro e a razão de ser do facto de o dinheiro estar guardado em sua residência.
25. Não é curial fazer presumir que qualquer bem ou valor encontrado em caso do casal seja produto do crime, ou usado no cometimento de crime. O acórdão condenatório nessa parte não específica em concreto a fundamentação legal aplicável, fazendo apenas uma referência genérica a cada uma das hipótese legalmente admissível para a declaração da perda dos bens nos termos do artigo 101º do CPM.
26. Há que ter em conta que o recorrente, e, solidariamente com os demais co-arguidos, foi condenado a indemnizar o ofendido no montante de quinze milhões de dólares. Se, para além dessa condenação civil vir a acrescentar essa perda de bens forçada, equivaleria a uma dupla condenação monetária. Sempre se dirá que, em face dos factos tidos por provados, a vantagem económica concretamente obtida pelo recorrente nesses factos se cifra apenas em HKD$150.000,00, e não HKD$218.000,00.
27. Razão pela qual, 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sa parte que declarou perdida a favor da RAEM os bens e valores monetários na quantia de HKD$218.000,00, violou a lei, a norma constante do artigo 101º, nº 1, do CPM.
　　　Pese embora a existência da documentação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oralmente, em face da complexidade do caso e a enorme quantidade de prova envolvente, a presença manifesta dos vícios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de-facto provada e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a fundamentação que inquinam a decisão recorrida, acarretam, para uma boa administração da Justiça, a determinação do reenvio do processo para um novo julgamento, nos termos do artigo 415º do CPPM.
　　　Nestes termos, nos melhores de Direito,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admitido, e a final ser julgada procedente, por provado, em consequências:
a) Ser o recorrente absolvido pelo cometimento, em cumplicidade, do crime de burla agravada a que fora condenado, por verificação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de-facto provada; ou,
b) Ser o recorrente absolvido pelo cometimento, em cumplicidade, do crime de burla agravada a que fora condenado, por verificação do vício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ou
c) Perante a existência dos vícios acima apontados, ser ordenado o reenvio do processo a novo julgamento. Ou,
d) Ser aplicada ao recorrente uma pena de 2 anos de prisão pelo crime cometido, em cumplicidade; e, em qualquer dos casos;
e) Ser revogado o acórdão recorrido na parte que declarou perdido a favor da RAEM os bens e valores monetários apreendidos ao recorrente, ordenando a sua imediata devolução; ou,
Assim se fazendo inteira e sã Justiça!!!
5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Dos recursos do 4º arguido C
　　Mediante as Motivações de fls. 3687 a 3706 e fls. 4255 a 4274 dos autos, o arguido C interpôs dois recursos respectivamente do douto despacho de fls. 3594 na parte de admitir os pedidos de alteração de fls. 3394 e 3443 do M.P., e do acórdão de fls. 4026 a 4054 dos autos.
　　1.1 – Repare-se que o requerimento de fls. 3443 se limita a rectificar um lapso de identificação dos ofendidos no requerimento de fls. 3394 dos autos, cuja primeira parte acresce, à acusação, doi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e especial valor p.p. pelas disposições no art. 245º ex vi as alíneas a) e c) do nº 1 do art. 244º do Código Penal. Ora bem, o acréscimo destes 2 crimes estriba-se exactamente, de todo em todo lado, nos factos constantes da acusação.
　　Após a audição dos arguidos afectados (vide. despachos de fls. 3396 e 3444 dos autos), a MMª Juiz a quo admitiu, no douto despacho em crise, a alteração pretendida pela ilustre colega no requerimento de fls. 3394 dos autos. O que implica, de acordo com o preceito na alínea f) do art. 1º do CPP, uma alteração substancial, na medida de acrescer, à acusação, doi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e especial.
　　Acontece que no douto Acórdão de fls. 4026 a 4054 dos autos que foi também posto em crise pelo ora recorrente, o tribunal colectivo da 1ª instância chegou à conclusão de o crime de burla absolver os 2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e especial acrescidos pela ilustre colega, e em consequência, não aplicar pena autónoma a estes dois crimes.
　　E logo no início da Motivação de fls. 4255 a 4274 dos autos, o ora recorrente C declarou que o recurso do acórdão final criticava apenas a condenação dele na prática, em co-autoria material e forma consumada, de 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e no pagamento da indemnização no valor de MOP$15,000,000.00 acrescidos de juros legais desde a decisão até a efectivo e integral pagamento.
　　De qualquer modo, o recorrente não manifestou, em nenhum lado dessa Motivação, a intenção de manter o recurso intercalar do apontado despacho de admissão do requerimento da ilustre colega, traduzida em acrescer à acusação e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e especial.
　　Tudo isto semeia-nos a ideia de se verificar, no caso sub iudice, a perda do interesse em agir e a consequente inutilidade da lide do presente recurso nesta parte, em virtude de que a eventual provimento do mesmo não trazer o efeito prático ao recorrente.
　　1.2 – Repita-se que em mexer a factualidade descrita na acusação, o requerimento de fls. 3394 dos autos se limita a acrescer-lhe doi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e especial. Isto que dizer que a ilustre colega não aditou, no dito requerimento, novos factos à acusação.
　　O que ainda importa salientar é que o requerimento de fls. 3394 dos autos foi apresentado em 28/01/2015, antes da designação da data de julgamento em 05/02/2015 e 06/02/2015 (vide fls. 3401 e 3404 dos autos). E o qual foi notificado ao recorrente conjuntamente com a notificação da acusação e da data de julgamento designada (vide fls. 3427 dos autos).
　　Nesta medida, não se descortina que a admissão desse requerimento prejudique o exercício pelo requerimento do direito de defesa. Traduzido apenas em admitir esse requerimento, o douto despacho recorrido é das competência da MMª Juiz titular a quo e não carece de fundamentação.
　　Admitindo o requerimento do MºPº destinado a acrescer 2 crimes à acusação, e assegurando o pleno exercício do direito de defesa ao ora recorrente e aos demais arguidos atingidos pelo aditamento dos referidos crimes, o douto despacho da MMª Juiz titular a quo não apresenta colisão com o princípio do acusatório.
　　Deste modo, afigura-se-nos que tal despacho mostra impecável e até mais conforme com o princípio da economia processual, não enfermando de nulidade ou de quaisquer dos vícios que lhe foram assacados pelo recorrente na sua Motivação, pelo que improcede o recurso intercalar.
　　1.3 – Quanto ao Acórdão final, o recorrente assacou o apenas 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consagrada na a) do nº 2 do art. 400º do CPP, arrogando que era preciso estabelecer a existência de um plano, o papel do Arguido na execução desse plano e a ligação entre a sua tarefa e a consumação do crime, o que, como não se extrai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em tão pouco da fundamentação de facto ou de direito da sentença recorrida.
　　Na nossa óptica, trata-se, com efeito, de um argumento manifestamente inconsistente.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subscrevemos inteiramente as criteriosas explanações da ilustre colega na douta Resposta (fls. 4322 a 4325 dos autos), e não temos nada de relevante para acrescentar-lhes.
　　Pois bem,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pelo tribunal a quo assegura, sem margem para dúvida, a decisão de condenar o recorrente na prática, na co-autoria material e forma consumada, de 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2. Do recurso do 6º arguido D
　　Na Motivação de fls. 4133 a 4153 dos autos, o arguido D invocou a falta de motivação, a insuficiência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ara a decisão, a violação do disposto no n.º 1 do art. 26º do CP, a ofensa do preceituado no art. 40º deste diploma legal e, afinal, o preenchimento de todos os pressupostos para a suspensão de pena.
　　Em relação às primeiras três arguições, sufragamos as judiciosas explanações da ilustre colega na correspondente Resposta (cfr. fls. 4326 a 4330 dos autos). Com efeito, o próprio Acórdão recorrido mostra nitidamente que o Tribunal a quo enumerou 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indicou detalhadamente os meios de prova, especificou as disposições aplicadas ao presente caso, pelo que não existe a falta de motivação.
　　De outro lado,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demonstra, de molde suficiente e indubitável, que o recorrente /6º arguido cometeu, na co-autoria e forma consumada, 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Daí não há in casu nem a insuficiência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ara a decisão, nem a violação do disposto no nº 1 do art. 26º do CP.
　　Sopesando a gravidade da ilicitude, a intensidade da culpa e o modo de participação do recorrente /6º arguido no dito crime, a condenação dele na pena de 5 anos de prisão mostra equilibrada, justa e proporcional. Por isso, não podem deixar de cair por terra a arguição da ofensa do preceito no art. 40º do CP e a pretensão da suspensão da pena aplicada.
3. Do recurso do 2º arguido A
　　No seu recurso (cfr. Motivação de fls. 4154 a 4198 dos autos), o 2º arguido A arrogou a reserva representada pela locução《內容大致如下》sobre a inexactidão do conteúdo do auto transcrição da conversa telefónica, a nulidade da prova materializada na transcrição da conversa telefónica,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a consequente falta de prova para apoiar os factos referidos nas 26 e 28 conclusões, a desproporcionalidade das penas aplicadas e a restituição do veículo matrícula MQ-70-XX.
　　Ora bem, na sua douta Resposta de fls. 4312 a 4316 verso, a ilustre colega procedeu, ponto a ponto, à criteriosa apreciação bem como à cabal impugnação de todos os argumentos do recorrente, às quais aderimos sem reserva nem aditamento.
4. Do recurso do 7º arguido E
　　Por sua vez (cfr. Motivação de fls. 4211 a 4225 dos autos), o 7º arguido E arrogou 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a severidade desproporcional e a violação do prescrito no nº 1 do art. 101º do CP.
　　Repare-se que além do 4º facto provado, o 9º facto provado refere que nos dias 9 daquele mês, o 4º arguido C deu a quantia de HKD$150.000,00 ao 7º arguido, a título de recompensa de este ter fornecido os dados de identificação do 1º ofendido.
　　E no ponto 49 da parte《事實之判斷》, o Tribunal a quo explicou de modo cauteloso:關於第七嫌犯，根據所獲得之證據，除了第七嫌犯和第四嫌犯的上述通話之外，並無其它證據顯示第七嫌犯知悉其它嫌犯的犯罪計劃和行動，但是，很明顯，從第四嫌犯所索所的資料來看，第七嫌犯不可能不明白第四嫌犯索取資料的意圖是用於實施犯罪，且其提供的資料極具重要性，由此，僅證明第七嫌犯為本案相關嫌犯實施犯罪提供了物資的幫助。
　　No nosso prisma, são prudentes e conformes com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tanto a presunção estabelecida pelo Tribunal a quo（從第四嫌犯所索取的資料來看，第七嫌犯不可能不明白第四嫌犯索取資料的意圖是用於實施犯罪）, como o seu juízo sobre a relevância dos dados fornecidos pelo recorrente（且其提供的資料極具重要性）, e também a conclusão aí extraída（由此，僅證明第七嫌犯為本案相關嫌犯實施犯罪提供了物資的幫助。）.
　　Ressalvado 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afigura-se-nos que os dois factos provados respeitantes ao recorrente estão em estrita harmonia com a correspondente fundamentação, e são suficientes para suportar e abonar a condenação dele no cúmplice d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não existindo 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Comparada com as penas impostas aos restantes arguidos, designadamente ao 4º arguido, a pena de três anos e nove meses de prisão aplicada ao recorrente /7º arguido mostra desproporcional à gravidade da ilicitude e da culpa do recorrente, sendo dois equitativamente redutível.
　　De acordo com aqueles dois factos provados pertinentes, o Tribunal a quo afirmou peremptoriamente que《並無其它證據顯示第七嫌犯知悉其它嫌犯的犯罪計劃和行動》e《僅證明第七嫌犯為本案相關嫌犯實施犯罪提供了物資的幫助》. Quer isto dizer que: de um lado, não se descortina prova capaz de comprovar que o 7º arguido tinha sabido o plano e as condutas ilícitos de restantes arguidos, e de outro lado, estava provado apenas que o 7º arguido tinha fornecido ajuda material aos outros para executar o crime d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Recorde-se que a única ajuda prestada pelo recorrente/7º arguido consiste em fornecer ao 4º arguido os pormenores dados de identificação do 1º ofendido, incluindo data de nascimento, espécie e número do documentos de identificação, número de telefone e quantia depositada pelo 1º ofendido. (cfr. §2º do 4º facto provado)
　　Atendendo ao 9º facto provado na parte de que a recompensa dada ao recorrente é apenas de HKD$150.000,00, afigura-se-nos que não tem a ver com o aludido crime o valor de HKD$68.000,00, remanescente da quantia apreendida no montante total de HKD$218.000,00 que pertencia ao recorrente (HKD$218.000,00 – HKD$150.000,00 = HKD$68.000,00).
　　Daí decorre que segundo nos parece, infringe o disposto no nº 1 do art. 101º do CP o Acórdão recorrido na parte de declarar perdida a favor da RAEM a quantia de HKD$218.000,00 na sua totalidade. (根據《刑法典》第101條和第102條規定，由於被用作實施犯罪行為，或極可能再被用作實施犯罪行為，或為犯罪所得，......，將扣押於卷宗之其他所有物品宣告歸本特區所有......)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implica que o recorrente/7º arguido não fazia parte d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formada por restantes arguidos excepto o 5º que foi absolvido, sendo acidental a sua participação no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O que nos semeia a impressão de enfermar do erro de direito a 10ª decisão do Acórdão em questão, que determina《10.判處第一嫌犯G、第二嫌犯A、第四嫌犯C、第六嫌犯D、第七嫌犯E、第八嫌犯...以連帶責任方式支付被害人J和K財產損害賠償，合計：港幣壹千伍百萬元，附加自本判決作出之日至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
5. Do recurso do 3º arguido B
　　Na Motivação de fls. 4278 a 4285 dos autos, o arguido B invocou a ofensa do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traduzida em inexistir prova demonstrativa da sua culpa para praticar, na forma de tentativa, o crime de burla, a falta de autonomia da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or ser mero instrumento para cometer o crime de burla, e ainda a severidade desproporcional das penas condenadas em função de um crime de burla e de trê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de especial valor.
　　Procedendo à minuciosa leitura do Acórdão em causa subscrevemos, mais uma vez, as deliberadas explanações da ilustre colega na sua Resposta de fls. 4317 a 4321v., onde se encontram a criteriosa apreciação e a cabal impugnação de todos os argumentos do recorrente, no sentido de total improcedência do recurso.
　　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propendemos:
- pela improcedência dos 2 recursos do recorrente /4º arguido;
- ainda pela improcedência dos recursos dos 6º e 3º arguidos;
- pelo parcial provimento do recurso do 2º arguido, ordenando a restituição do veículo matriculado MQ-70-XX;
- e pelo parcial provimento do recurso do 7º arguido, revogando o Acórdão recorrido na parte relativa à pena imposta a si, à condenação dele na obrigação solidária de indemnização, e à declaração de ser perdida a favor da RAEM a quantia total de HKD$218.000,00.
6 中級法院2014年3月27日在第355/2013號上訴案件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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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937/2015 P.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