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184/2013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及B
C
日期：2016年4月28日
主要法律問題：
- 交通意外與受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關係
- 將來工資的損失
- 因果關係
- 缺乏說明理由的無效
摘 要
1. 根據適當因果關係理論之立場，由於交通意外對受害人所造成之傷勢不能直接導致其死亡，即有關交通意外不是造成受害人死亡的適宜及恰當的原因，因此，原審法院認定兩者間不存在因果關係的裁定正確，應予以維持。
2. 根據有關屍體解剖報告及心臟活體組織檢查報告可顯示，受害人患有糖尿病、心臟病等多種疾病。因此，原審法院考慮受害人的身體狀況，未能認定受害人可繼續工作15年，有關的判斷並不存在明顯的錯誤。
3. 上訴人在上訴狀所提交載於卷宗第61頁的鏡湖醫院之「診治經過」報告是受害人在事發後的治療過程報告，而報告內對死因的診斷並非專業的鑑定意見及終局性結論，仍需綜合考慮法醫隨後所作報告。
4. 原審判決列舉了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亦詳細說明了事實判斷的理由。
針對上訴人在其民事賠償請求書所提出的各項主張，原審法院已逐一明確及充分地說明相應的證據判斷及具體的判決理據，不存在上訴人提出的欠缺理由的瑕疵。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184/2013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及B
C
日期：2016年4月28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3年1月23日，嫌犯D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3-12-0125-PCC號卷宗內被控告觸犯一項「過失殺人」罪（根據澳門《刑法典》第134條第1款配合澳門《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及第94條第1項之規定），改判嫌犯為直接正犯，以既遂行為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42條第1款、配合《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及第94條第1項所規定及處罰的過失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被判處一年徒刑，緩期兩年執行。
同時，被判處禁止駕駛為期八個月。
裁定民事賠償請求之重要訴訟事實未獲證明屬實、訴訟理由不成立，駁回兩民事賠償請求人之訴訟請求。
裁定駁回C之起訴。
兩民事賠償請求人A及B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1
自發參加人C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上訴人曾於2012年5月7日在相關刑事偵查卷宗內書面表明其正進行工作意外保險之理賠及將具有代位權利之可能；
2. 儘管如此，截至上訴人呈交專門訴辯書狀為止，上訴人無未被法院依職權傳喚或通知相關刑事控訴書、各民事書狀及審判聽證日期；
3. 期後，上訴人於2012年10月12日，根據第40/95/M號法令核准的《對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第58條第1款規定以及《民事訴訟法典》第262條及第265條第1款之規定向原審法院聲請自發參加並為此呈交針對眾被告，汽車責任保險實體F、嫌犯D及車輛所有人G之專門訴辯書狀(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以主張代位索償；
4. 在上訴人的代位索償中，向原審法院請求裁定眾被告以連帶責任方式向上訴人支付已由上訴人向眾原告及相關債權人支付的：
4.財產損害賠償合共澳門幣陸拾陸萬柒仟貳佰伍拾圓(MOP667,250.00 )；當中包括了：
c)因履行工作意外保險而向原告A及B支付的因死亡之給付總金額澳門幣陸拾伍萬玖仟肆佰元(MOP659,400.00)；及
d)因履行工作意外保險而向死者之兄長H支付的喪葬費總金額澳門幣柒仟捌佰伍拾元 ( MOP7,850.00 )；以及
5.自判決之日起直至完全支付時之法定利息；
6.由眾被告共同支付一切訴訟費用、當事人費用、職業代理費以及其他因本訴而生之費用。
5. 對此，原審法院作出批示“第217頁至第265頁，以及第279頁至第281頁：考慮到C的自發參加的申請有正當性及適時，且他方民事當事人並沒有反對有關申請，故根據8月14日第40/95/M號法令第58條第1款及第3款規定，接納有關自發參加的申請”(卷宗第287背頁，該決定係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266條第4款作出)
6. 經庭審，被上訴判決裁定：
3)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之重要訴訟事實未獲證明屬實、訴訟理由不成立，駁回兩民事賠償請求人之訴訟請求；
4)駁回C之起訴；
7. 被上訴判決駁回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的說明理由部分載於判決書第四部分，主要如下：
“未能證明嫌犯的行為直接必然造成被害人的死亡…”
“民事賠償請求人僅提出死亡之損害賠償請求，沒有提出其他請求，即：在死亡賠償請求不獲支持下，請求獲支付身體完整性傷害之損害賠償請求”
8. 被上訴判決駁回代位索償的說明理由部分載於判決書第五部分，主要如下：
“根據8月14日第40/95/M號法令第58條規定，當交通意外同時為工作意外時，法院依職權傳喚工作意外保險實體參加訴訟，其目的是為了避免被保險人獲得雙重支付賠償，從而保障工作意外保險實體佔據被保險人地位的權益，以便工作意外保險實體以自己的名義，在之後的必要訴訟中行使追索權。該法條之規定，目的不是為了在交通意外引發之賠償的訴訟案件中同時審理兩保險實體之間的追索權之關係”
代位索償的正當性及權利
針對被上訴判決駁回代位索償的說明理由部分─判決書第五部分，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錯誤理解有關法律規定，且違反了“訴訟經濟原則”；
9. 上訴人的自發參加除經原審法院接納外，法律上，從8月14日第40/95/M號法令核准的《對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第58條規定以及其前身(舊法)第78/85/M號法令《核准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之損害賠償權》第49條第1及2款的規定(Doc.1)，該權利被明確肯定；
10. 基於上訴人向原告A(A)及B作出的損害賠償，上訴人取得了該等原告原有之索償權利(《民法典》第587條第1款規定)：
11. 且據以第40/95/M號法令核准的《對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第58條規定第1款規定，在已賠償金額的範圍內，上訴人代立行使原告A(A)及B的民事損害賠償中針對各被告的求償權；
12. 因此，上訴人係以主當事人(parte principal)身分參與本訴訟《民事訴訟法典》第262條)：
13. 上訴人得行使原告之權利對等之本身權利《民事訴訟法典》第263條)：
14. 無疑，第40/95/M號法令第58條規定確實是為了“避免被保險人獲得雙重支付賠償，從而保障工作意外保險實體佔據被保險人地位的權益”；
15. 但這只是立法者的其中一個目的；而這個目的從來不排除上訴人在被害人的索償訴訟中以主當事人身份主張代位索償；
16. 相反，從該規定可見，立法者一方面避免被保險人獲“雙重賠償”，另一方面，立法者確認了工作意外保險實體的求償權(代位)及該權利無論如何應獲得保障；
17. 因此，該法條中規定了工作意外保險實體的代位權及法院應依職權傳喚工作意外保險實體參與程序(儘管在實務上，絕大部分的情況中，法院均沒有依職權作出傳喚，那末，工作意外保險實體實不知如何能適時作出主張及避免雙重賠償)；
18. 既然上訴人作為工作意外保險實體具一如原告原有權利的代位權及應被傳喚參與被害人的索償訴訟，則不論該訴訟是一個獨立的民事訴訟程序抑或是刑事附帶民事損害賠償程序，上訴人都有權以主當事人身分求償並獲得賠償，而且毫無必要就相同的不法事實及責任在兩個不同訴訟(刑事及獨立民事程序)中重覆主張及兩度審理；
19. 這樣，除了是為著避免可能出現的判決不一致，也是基於“訴訟經濟原則”
20. 從上述規定中，上訴人無從理解原審法院如何得出一個沒有被明確及被規範的結論─“該法條之規定，目的不是為了在交通意外引發之賠償的訴訟案件中同時審理兩保險實體之間的追索權之關係”；
21. 顯然，原審法院是完全錯誤理解及演譯有關規定，而且違反“訴訟經濟原則 (princípio da economia processual) ”。
22. 因此，上訴人是具有充分及完全的正當性及權利以主當事人身分在本訴中求償；
23. 被上訴判決應予廢止或變更。
因果關係
24. 從已證事實可知，毫無疑問，就是次外通意外，嫌犯係唯一具有過錯的一方─嫌犯駕駛車輛撞到正橫過斑馬線的被害人；
25. 而交通意外確實導致被害人受傷及頭痛：枕區頭皮血腫(大小為3cm x 3cm)，左側前胸壁第三、第四及第五肋骨(弓部)骨折，肋間肌瘀血。(卷宗第71及第72頁之法醫鑑定報告)
26. 唯一的爭論點只是：嫌犯撞到被害人的不法事實與被害人的死亡之間是否有 “適當因果關係”
27. 在駁回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的被上訴判決的說明理由部分─判決書第四部分─原審法院並無詳細闡細有關理由，只是簡單指出“未能證明嫌犯的行為直接必然造成被害人的死亡…”
28. 因此，被上訴判決沾有欠缺說明理由的瑕疵，構成被上訴判決無效； (《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b)項)
29. 假如上訴法院不這樣認為，並理解原審法院擬透過，刑事說理部分─判決書第三部分“本案，交通意外之碰撞導致被害人E：“左前胸壁兩道挫傷痕及枕區頭皮血腫符合鈍合性外力所致，除此淺表挫傷之外，屍表及內臟查未見致死的機械性暴力損傷(見第70頁屍體解剖報告)。顯然，被害人E所受之傷，並無致死傷，不能直接導致其死亡。基於此，本案交通意外之碰撞對被害人E所造成的傷害為普通傷害，並非是直接造成其死亡之原因，即，行為人的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適當的因果關係””─否定民事損害賠償的適當因果關係，則應指出：
30. 原審法院裁定無適當因果關係主要是基於卷宗第70頁屍體解剖報告中指“屍表及內臟查未見致死的機械性暴力損傷”及認為“無致死傷，不能直接導致其死亡
31. 上訴人並不反對卷宗第70頁屍體解剖報告中指被害人“因急性心肌梗塞死亡”
32. 問題是在於，嫌犯的不法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是否全然不構成適當的因果關係；
33. 上訴人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並且，應視為該不法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存有適當因果關係；
34. 理由是：屬主流學說並被各級法院廣泛採納的“適當因果關係( causalidade adequada)”係源於德國Freiburg大學心理學家Von Kries在 1886年之著作《概率測算原理：論客觀可能性之概念(Die Prinzipien der Wahrscheninlichkeitrechnung; Über den Begriff der objektiven Möglichkeit )》：
35. 在葡國的學說上，又分別為可從“積極方式(formulação positiva)”或從“消極方式“formulação negativa) ”去理解；
36. 學說上，被主張，就合法事實造成的侵權責任應適用“積極方式(formulação positiva)”之理解，就不法事實造成的侵權責任應則適用“消極方式“formulação negativa) ”之理解；
37. 就“消極方式“formulação negativa) ”之理解，主流學說源於德國民法學者Enneccerus及Lehrmann，他們以否定的方式表述了該適當因果關係理論，按照兩位學者的理解，要成立適當因果關係必須同時符合兩個條件：一、行為的存在對於損害結果的發生機率產生了影響；二、行為並非是某些極端特殊的情形下才成為引發損害結果的條件；
38. 適當因果關係重點在於行為人的不法行為介入社會的現存狀態，並對現存的危險程度有所增加或者改變，亦即行為人增加了受害人既存狀態的危險程度，或者使受害人暴露在與原來的危險不相同的危險狀態，此時，行為人的行為就屬於產生損害結果的充分原因或者相當原因；
39. 該學說在葡萄牙的一些司法裁判中得以體現：
“I - Há nexo de causalidade adequada provando-se que do acidente resultaram lesões e stresstraumático que, conjuntamente com problemas cardícos，foram causa de morte por paragem cardíaca sobrevinda poucas horas após o acidente.
II - É que a crise cardíaca que acometeu a vítima não constitui nenhuma circunstância extraordinária, fortuita ou excepcional no sentido de repugnar que sobrevenha como consequência imediata de um acidente que causou lesões de alguma gravidade e stress traumático (art. 563.º do CC)”(葡萄牙Supremo Tribunal de Justiça案件編號2774/06.6TBGDM.P1.S1的司法裁判的摘要部分，詳文見Doc. 2)；
“A causa a que se segue outra causa que é daquela necessário efeito, é, ainda causa adequada. Os casos de interrupção da causalidade são aqueles em que à causa adequada posta pelo agente se sobrepõe outra causa, igualmente adequada para produzir o resultado, mas que não provém do mesmo agente, quer directamente, quer como consequência da causa inicial. São exemplos de escola, por exemplo: o incêndio no hospital (morrendo a vítima em consequência desse incêndio e não das lesões sofridas), o acidente no transporte para o hospital (que provoca outras lesões à vitima, senda estas a causa da morte).” (詳文見Acórdão do TRP de 04 de Outubro de 2006.www.dgsi) ；
40. 即便交通意外導致被害人受傷及頭痛：枕區頭皮血腫(大小為3cm x 3cm)， 左側前胸壁第三、第四及第五肋骨(弓部)骨折，肋間肌瘀血(卷宗第71及第72頁之法醫鑑定報告)不是導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
41. 但肯定的是，嫌犯的不法行為造成被害人的上述傷害，增加了被害人心肌硬塞發生的危險，繼而被害人的確因心肌梗塞而死；
42. 換句話，沒有嫌犯的不法行為，被害人就不致於增加了心肌梗塞的危險狀態；
43. 從負責主治被害人的鏡湖醫院呈交的醫療報告(卷宗第61頁)可見：被害人自交通意外後隨即於中午12時15分左右被送院，期後一直留院為院方所觀察，沒有離開，及至下午3時左右，被害人自訴胸痛(心肌硬塞的徵兆)，至17時40分左右，被害人出現上腹不適並嘔吐胃內容物90ml(心肌梗塞的徵兆)，最後於17時50分左右，出現腰背劇痛、低血壓、休克、心率快(心肌梗塞的徵兆)；
44. 被害人在被送院後一直留院觀察，期間無出現任何額外的或極端特殊的情況引發損害結果；
45. 即使主治被害人的鏡湖醫院呈交的醫療報告(卷宗第61頁)亦指出其死因乃由上述交通意外造成之外傷誘發心血管意外─心肌梗塞摔死；
46. 卷宗第70頁之法醫鑑定報告沒有排除這種誘因，也沒有指出誘發被害人心肌梗塞的其他極端特殊的情況；
47. 因此，可以認定，嫌犯的不法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之間確實存有適當因果關係；
48. 在一個個案相似的司法裁判中同樣支持上訴人的這種理解： “Consagrou a nossa lei no artº. 563º do Código Civil, a teoria da causalidade adequada, não tomando, porém, partido por nenhuma das suas duas formulações：positiva ou negativa. Segunda a formulação positiva, o facto será causa adequada do dano sempre que este constitua uma consequência normal ou típica daquele, ou seja, sempre que, verificado o facto, se possa prever o dana como consequência natural ou como efeito provável dessa verificação, enquanto que na formulação negativa o facto só deixará de ser considerado como causa adequada se, dada a sua natureza geral, se mostrar de todo em todo indiferente para a verificação do dano, tendo-o provocado só por virtude das circunstancias excepcionais, anormais, extraordinárias ou anómalas, que intercederam no caso concreto.
Não tendo a lei adoptado nenhuma destas formulações, goza o intérprete de inteira liberdade para optar pela solução “que, em tese geral, se mostre a mais defensável, dentro do espírto do sistema”, nos termos do artº. 10º, n.º3, do C. Civil, e como a “doutrina mais criteriosa, quando a lesão proceda de facto ilícito (contratual ou extracontratual), é a da formulação negativa” será essa a posição que deve, em princípio reputar-se adoptada no nosso ordenamento jurídico (A. Varela, Das Obrigações em geral, 9ª ed., vol. I, p. 930”(詳文見Doc. 3)
49. 此外，援引中級法院的理解：“中級法院得透過分析原審的初級法院在判決書內已查明的事實，並在《民法典》第342條所容許的情況下，根據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在司法層面土推斷在本案中，由嫌犯的不當駕駛行為所導致的交通意外與受害人最終死亡之間，是否如民事索償人所主張般，存在該當的因果關係”(見澳門中級法院案件編號379/2011的司法裁判)
50. “有關因果關係的探究，是不受制於初級法院在本案內早已作出的刑事判決的結果，因為民事索償要求還應按照民事法律的規定去審理，即使有關索償是在刑事訴訟內提出者亦然。”(見澳門中級法院案件編號379/2011的司法裁判)
51. 因此，應改判嫌犯之不法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存有適當因果關係；
52. 從而直接判處眾被告以連帶責任方式向上訴人(自發參加人)支付在其代位索償中請求的財產損害賠償合共澳門幣陸拾陸萬柒仟貳佰伍拾圓( MOP667,250.00 )，自判決之日起直至完全支付時之法定利息，以及由眾被告共同支付一切訴訟費用、當事人費用、職業代理費以及其他因本訴而生之費用。
綜上所述，懇請 法官閣下裁定上訴理由成立，裁定：
1. 廢止被上訴判決；
2. 上訴人是具有充分及完全的正當性及權利以主當事人身分在本訴中求償；
3. 改判嫌犯之不法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存有適當因果關係；從而直接判處眾被告以連帶責任方式向上訴人(自發參加人)支付在其代位索償中請求的：
1.財產損害賠償合共澳門幣陸拾陸萬柒仟貳佰伍拾圓( MOP667,250.00 )；當中包括了：
a)因履行工作意外保險而向原告A(A)及B支付的因死亡之給付總金額澳門幣陸拾伍萬玖仟肆佰元(MOP659,400.00)；及
b)因履行工作意外保險而向死者之兄長H支付的喪葬費總金額澳門幣柒仟捌佰伍拾圓( MOP7,850.00 )；以及
2.自判決之日起直至完全支付時之法定利息；
3.由眾被告共同支付一切訴訟費用、當事人費用、職業代理費以及其他因本訴而生之費用。
民事被請求人F對C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C提出，被上訴判決因沒有詳細闡述駁回民事請求的理由而屬無效。
2. 按照澳門現行的司法見解，所謂缺乏說明理由的無效判決，一般是指判決沒有列舉已證事實及未證事實，或沒有指出其心證所依據的證據，或完全沒有以事實或(及)法律作即使是簡要的分析的判決。
3. 本案中，被上訴判決第10頁已載明未經證明之事實，並緊接著列出原審法院形成其心證所依據的證據，以及對事實作出判斷的過程。
4. 最後，原審法院在被上訴判決第16至17頁說明了上訴人在本案中無權行使追索權，因此駁回上訴人之起訴。
5. 因此，針對上訴人在其民事賠償請求書所提出的各項主張，原審法院已逐一明確及充分地說明相應的證據判斷及具體的判決理據。
6. 被上訴裁判既已載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就裁判依據所要求的最起碼說明，則不論這說明是否符合法理，原審法庭已履行了其說明判決依據的義務。
7. 因此，被上訴裁判並未因欠缺說明理由而無效，原審法院所作的裁判應被維持。
8. 上訴人C指出，嫌犯的不法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之間存在適當的因果關係，認為應適用主流學說並被各級法院廣泛採納的適當因果關係，並以消極方式去理解，但此一見解未能適用於本案訴訟。
9. 本案中，原審法院按照卷宗所載書證及聽證中形成的證據，對本案的重要事實作出判斷。
10. 首先，載於卷宗第61頁的鏡湖醫院之「診治經過」覆函，僅屬被害人在事發後的急診過程簡述，而不是專業的鑑定意見，特別是對死因的診斷並非終局性的結論；
11. 因為該覆函單純以事發後被害人到醫院接受急救治療過程為基礎，主診醫生對被害人的病情(以及死因)作出的診斷僅屬初步評估。
12. 其次，參閱卷宗第70至73頁之「屍體解剖報告」的法醫總結為死者因急性心硬塞死亡；冠狀動脈硬化及重度狹窄，其心臟供血的三條冠狀動脈中，左旋支及右支檢見內置的支架；除淺表挫傷之外，屍表及內臟檢查未見致死的機械性暴力損傷。
13. 同時，詳照卷宗第7475頁的「心臟活體組織檢查報告」，另一名醫生作出相同且更詳盡的診斷結論：符合急性心肌硬塞；嚴重的冠狀動脈粥樣硬化；陳舊性心肌硬塞病灶，並出現心肌纖維化、心肌瘢痕及心肌肥厚的徵象。
14. 再者，被上訴人保險公司的專家證人I醫生在聽證中所作聲明總結為：被害人因事故僅受有表淺外傷，有關的碰撞未傷及其他器宮或大腦；
15. 被害人在意外後的驗血結果顯示其“心肌酶”指數未見異常，換言之，其時並無心臟病發的任何跡象；被害人的主要冠狀動脈閉塞的百分比相當高，其心臟可隨時在任何生活環境或情況下突然缺血，發生急性心肌梗塞而死亡，且無需以外界環境作為誘因；
16. 倘若被害人因意外發生受到驚嚇而影響心肌活動，就不會遠在八小時之後，才心臟病發；以及
17. 被害人同時患有II型糖尿病，而糖尿病是一種被公認為直接加速動脈粥樣硬化的惡化情況之高層次因素。
18. 另一方面，上訴人A(被害人的妻子)在庭上表示被害人在意外後接受一系列的身體驗查，結果均未顯示異常，鏡湖醫院的醫生告知被害人可以出院。
19. 綜觀上述，卷宗內不存在任何能得出“嫌犯的不法行為增加了被害人心肌梗塞而死的危險”此一可能性的結論。
20. 《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明文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
21. 為著發現事實的真相並作出良好的裁判，證據價值的衡量以直接原則作為前提，原審法庭必然具有更好的條件就審判聽證中形成的證據作出公正及合理的評價。
22. 上訴人在其理由闡述書中，並未質疑原審法庭對「已證事實」及「未證事實」的認定。
23. 上訴人不服被上訴裁判的理由，僅在於上訴人不認同原審法庭對已證事實所作的評價。
24. 上訴人不能僅因其個人觀點對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持有不同意見，而質疑原審法院認定意外與死亡之間沒有因果關係的裁判存在錯誤。
25. 上訴人亦提及卷宗第70的法醫學「屍體解剖報告」，沒有排除意外造成之外傷誘發心肌梗塞此一誘因。
26. 根據民法所規定的證據法則，上訴人負有證明不法事實與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的舉證責任。
27. 上訴人要求上述的解剖報告必須載有“排除誘因”的結論，明顯違反相關的證據規則，並將法定的舉證責任倒置。
28. 因此，本案交通事故的碰撞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任何的適當因果關係。
29. 另一方面，上訴人援引澳門中級法院第379/2011號合議庭裁判，表示中級法院得根據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推斷不法行為與損害是否存在因果關係，對此被上訴人F不認同。
30. 事實上，只有具專門知識的專科醫生，方具有足夠能力就具體個案進行分析及發表意見，此絕非一般人能以經驗法則作出的判斷。
31. 正因如此，《刑事訴訟法》第139條規定，為理解或審查有關事實而需要特別之技術、科學或藝術知織，須借助鑑定證據。
32. 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客觀綜合分析了被害人E的傷勢、接受治療過程、自身的健康狀況及死亡原因，特別是載於卷宗第61、70至73、74及75頁的鑑定意見後，方作出對重要事實的判斷。
33. 由於用以證明不法事實與損害結果存在因果關係的基礎事實未獲證實，上訴人所提出的求償權請求理應被完全駁回。
34. 另一方面，我們還需釐清本案各方當事人之間的爭議法律關係。
35. 上訴人C向被上訴人F主張代位索償權，是由於其認為被上訴人的被保險人(嫌犯)之不法行為，與上訴人的被保險實體之僱員(被害人)死亡之間，存在適當的因果關係。
36. 事實上，基於僱員意外保險的合同責任，上訴人向被害人支付因工作意外引致死亡的賠償；
37. 基於因不法事實產生的民事實任，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前者已支付的賠償款項。
38. 故此，上訴人為履行其自身的合同義務，作出死亡賠償的決定及相關的支付行為，與被上訴人F沒有任何關係，因為後者並非上述保險合同的任一方合同當事人。
39. 承前述，既無法證明嫌犯的不法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存在適當因果關係，則上訴人無權要求被上訴人返還有關的死亡賠償。
40. 原審法院以獲證事實為基礎，按照自由心證作出判決，在審查證據及判斷方面未沾有法律規定的瑕疵，被上訴合議庭裁判就事實的判斷並不存在任何錯誤，被上訴裁判應被維持。
綜上所述，懇請尊敬的法庭裁定：
1. 本上訴理由不成立，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應被維持，並全部駁回針對被上訴人F的請求；及
2. 判處上訴人C支付相應的訴訟費用、當事人費用及職業代理費。
並懇請尊敬的法庭一如以往作出公正裁決！
民事被請求人F對上訴人A及B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綜觀上訴人在理由陳述書第11頁所引述的醫療報告，明顯不能得出上訴人所指的“交通意外與被害人的死亡存在因果關係”此一結論。
2. 首先，載於卷宗第61頁的鏡湖醫院之「診治經過」覆函，僅屬被害人在事發後的急診過程簡述，而不是專業的鑑定意見，特別是對死因的診斷並非終局性的結論；
3. 因為該覆函單純以事發後被害人到醫院接受急救治療過程為基礎，主診醫生對被害人的病情(以及死因)作出的診斷僅屬初步評估。
4. 其次，參閱卷宗第70至73頁的仁伯爵綜合醫院之「屍體解剖報告」的法醫總結為死者因急性心梗塞死亡；冠狀動脈硬化及重度狹窄，其心臟供血的三條冠狀動脈中，左旋支及右支檢見內置的支架；除淺表挫傷之外，屍表及內臟檢查未見致死的機械性暴力損傷。
5. 同時，詳照卷宗第74至75頁的「心臟活體組織檢查報告」(譯本載於第336至337頁)，另一名醫生作出相同且更詳盡的診斷結論：符合急性心肌硬塞；嚴重的冠狀動脈粥樣硬他；陳舊性心肌梗塞病灶，並出現心肌纖維化、心肌瘢痕及心肌肥厚的徵象。
6. 再者，被上訴人保險公司的證人I醫生在聽證中所作聲明總結為：被害人因事故僅受有表淺外傷，有關的碰撞未傷及其他器官或大腦；
7. 被害人在意外後的驗血結果顯示其“心肌酶”指數未見異常，換言之，其時並無心臟病發的任何跡象；被害人的主要冠狀動脈閉塞的百分比相當高，其心臟可隨時在任何生活環境或情況下突然缺血，發生急性心肌梗塞而死亡，且無需以外界環境作為誘因；
8. 倘若被害人因意外發生受到驚嚇而影響心肌活動，就不會遠在八小時立後，才心臟病發；
9. 被害人同時患有II型糖尿病，而糖尿病是一種被公認為直接加速動脈粥樣硬化的惡化情況之高層次因素。
10. 另一方面，上訴人A(被害人的妻子)在庭上表示被害人在意外後接受一系列的身體驗查，結果均未顯示異常，鏡湖醫院的醫生告知被害人可以出院。
11. 顯然，本案交通事故的碰撞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芝間，不存在直接必然的適當因果關係。
12. 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明文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照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
13. 為著發現事實的真相並作出良好的裁判，證據價值的衡量以直接原則作為前提，原審法院必然具有更好的條件就審判聽證中形成的證據作出公正及合理的評價。
14. 上訴人不服被上訴裁判的理由，僅在於上訴人不認同原審法院對「未獲證明事實」所作的評價。
15. 上訴人不能僅因其個人觀點對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持有不同意見，而質疑原審法院認定意外與死亡之間沒有因果關係的裁判存在錯誤。
16. 事實上，只有具專門知識的專科醫生，方具有足夠能力就具體個案進行分析及發表意見，此絕非一般人能以經驗法則作出的判斷。
17. 正因如此，《刑事訴訟法典》第139條之規定，為理解或審查有關事實而需要特別之技術、科學或藝術知識，須借助鑑定證據。
18. 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客觀綜合分析了被害人E的傷勢、接受治療過程、自身的健康狀況及死亡原因等有關的鑑定意見後，方作出對重要事實的判斷。
19. 原審法院以獲證事實為基礎，按照自由心證作出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未沾有瑕疵，被上訴裁判就事實的判斷並不存在任何錯誤。
20. 被上訴人保險公司認為，原審法院完全駁回上訴人提出的被害人死亡損害賠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應被維持。
21. 就被害人的所失利益方面的請求，被上訴人保險公司認為本案爭議標的在於，權利主體死亡後，其倘有的繼承人是否有權請求該主體有關將來工資的所失利益。
22. 終審法院作出的第7/2004號及第15/2011號合議庭裁判，以及中級法院作出的第535/2010號裁判，就上述爭議持有一致的見解─被害人一旦死亡，就無法以所失收益的名義獲得其假設活著可以得到的薪金的權利，因為法律人格隨死亡而終止。
23. 原審法院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及司法見解作出裁判，上訴人所提出有關被害人E的所失利益賠償請求理應被駁回。
24. 因此，被上訴裁判在審查證據方面沒有錯誤，亦未存有任何法律規定的瑕疵，原審法院所作的合議庭裁判應被維持。
綜上所述，懇請尊敬的法庭裁定：
1. 本上訴理由不成立，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應被維持，並全部駁回針對被上訴人F的請求；及
2. 判處上訴人A及B支付相應的訴訟費用、當事人費用及職業代理費。
並懇請尊敬的法庭一如以往作出公正裁決！
嫌犯D對C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原審法院合議庭判決書第三)點判決如下：
合議庭裁定駁回C之起訴。
2. 上訴人因不服上述判決內容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請求以連帶責任方式判處三位被告支付上訴人已向被害人之繼承人以工作意外保險名義支付之賠償金額MOP$667,250元。
3. 然而，鑑於上訴人請求之金額為MOP$667,250元，並不超過同一法典第6條第1款所指之限額，故根據11月28日第57/94/M號法令第45條第2款的規定，上訴人所提起之訴訟必需僅針對保險人，而非被上訴人。
4.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413條E項及第412條第2款之規定，應駁回對被上訴人之起訴。
5. 此外，被上訴人是完全同意初級法院合議庭之判決內容。
6. 正如被上訴之判決書中所述，根據8月14日第40/95/M號法令第58條規定，當交通意外同時為工作意外時，法院依職權傳喚工作意外保險實體參加訴訟，其目的是為了避免保險人獲得雙重支付賠償，從而保障工作意外保險實體佔據被保險人地位的權益，以便工作意外保險實體以自己名義在之後之必要訴訟中行使追索權。該法條之規定，目的不是為了在由交通意外引發之賠償的訴訟案件中同時審理兩保險實體之間追索權之關係。
基於此，駁回“C”之起訴。
7. 本案為一交通意外引申之刑事附帶民事損害賠償之訴訟，且原審法院已判處被害人之死亡與是次交通意外間並不存有適當因果關係。
8. 基於此，被害人之繼承人並沒權利收取因被害人喪失生命的相關 賠償，以及因辦理喪禮而花費的費用。
9. 就事實之判斷部分，合議庭已完全考慮了卷宗內死者之醫療報告、法醫學屍體解剖報告以及心臟活體組織檢查報告對死者E的傷勢、接受治療過程、自身的健康狀況以及死亡原因作出鑒定意見，特別是卷宗第61、70至73、74及75頁。
10. 同時，亦考慮了證人I醫生在審判聽證中作出之聲明。
11. 此外，根據卷宗第70頁之屍體解剖報告，該報告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仁伯爵綜合醫院之法醫J醫生作出；同時，根據卷宗第74頁之病理解剖報告，該報告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仁伯爵綜合醫院之病理─解剖醫生K作出；
12. 仁伯爵綜合醫院為澳門之公共當局；上述兩份報告為屬根據澳門《民法典》第363條之規定作出，所以為公文書。
13.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54條之規定，如無對公文書之真確性或其內容之真實性提出有依據之質疑，則該文書所載之實質事實視作獲證明。
14. 根據卷宗之資料獲悉，從來沒有任何人仕質疑上述兩份報告之內容。
15. 另外，被上訴判決書內其中一條獲證明之事實“根據屍體解剖報告的法醫總結，被害人E死亡原因是由急性心肌梗塞造成的”；
16. 原審法院合議庭認定：“本案，交通意外之碰撞導致被害人E：“左前胸壁兩道挫傷痕及枕區頭皮血腫符合鈍合性外力所致，除此淺表挫傷之外，屍表及內臟檢查未見致死的機械性暴力損傷(見第70頁屍體解剖報告)”。
顯然，被害人E所受之傷，並無致死傷，不能直接導致其死亡。
基於此，本案交通意外之碰撞對被害人E所造成的傷害為普通傷害，並非是直接造成其死亡之原因，即，行為人的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適當的因果關係。”
17. 鑑於導致被害人死亡之直接原因是急性心肌梗塞；且交通意外之碰撞對被害人E所造成的傷害為普通傷害，並非是直接造成其死亡之原因；所以原審法院合議庭認定被害人之死亡與交通事故之間並不存有適當因果關係；
18. 故此，原審法院合議庭將“被害人因外傷(交通意外)誘發心血管意外死亡”視為未獲證明之事實，及認定行為人的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適當的因果關像是完全正確的。
19. 即，表示交通意外之保險公司並不負有向被害人死亡作出賠償之任何義務。
20. 即使上訴人已向被害人之繼承人以工作意外保險名義支付之賠償金額MOP$667,250元亦言。
21. 故此，原審法院駁回對上訴人之起訴並沒有違反法律規定。
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判處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之判決。
懇請法官作出公平裁決！
嫌犯D對上訴人A及B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即，輔助人)因不服原審法院對民事部分之判決內容而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
2. 初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就民事部分判決如下：合議庭裁定民事賠償請求之重要事實未獲證明屬實、訴訟理由不成立，駁回兩民事賠償請求人之訴訟請求。
3. 上訴人(即，輔助人)提出之上訴中，主要是針對原審法院合議庭將“被害人因外傷(交通意外)誘發心血管意外死亡”及“被害人E仍能工作15年，因此而喪失澳門幣1,823,250圓將來之收益”視為未獲證明之事實，並認為被害人E之死亡與意外間存有適當之因果關係，故主張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4. 然而，被上訴人並不認同上訴人(即，輔助人)提出之上訴主張；且完全同意初級法院合議庭之判決內容。
5. 因為，被上訴之判決書中關於事實之判斷部分，合議庭已完全考慮了卷宗內死者之醫療報告、法醫學屍體解剖報告以及心臟活體組織檢查報告對死者E的傷勢、接受治療過程、自身的健康狀況以及死亡原因作出鑒定意見，特別是卷宗第61、70至73、74及75頁。
6. 同時，亦考慮了證人I醫生在審判聽證中作出之聲明。
7. 此外，根據卷宗第70頁之屍體解剖報告，該報告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仁伯爵綜合醫院之法醫J醫生作出；同時，根據卷宗第74頁之病理解剖報告，該報告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仁伯爵綜合醫院之病理─解剖醫生K作出；
8. 仁伯爵綜合醫院為澳門之公共當局；上述兩份報告為屬根據澳門《民法典》第363條之規定作出，所以為公文書。
9.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54條之規定，如無對公文書之真確性或其內容之真實性提出有依據之質疑，則該文書所載之實質事實視作獲證明。
10. 根據卷宗之資料獲悉，從來沒有任何人仕質疑上述兩份報告之內容。
11. 另外，被上訴判決書內其中一條獲證明之事實“根據屍體解剖報告的法醫總結，被害人E死亡原因是由急性心肌梗塞造成的”
12. 初級法院合議庭認定：“本案，交通意外之碰撞導致被害人E：“左前胸壁兩道挫傷痕及枕區頭皮血腫符合鈍合性外力所致，除此淺表挫傷之外，屍表及內臟檢查未見致死的機械性暴力損傷(見第70頁屍體解剖報告)”。顯然，被害人E所受之傷，並無致死傷，不能直接導致其死亡。基於此，本案交通意外之碰撞對被害人E所造成的傷害為普通傷害，並非是直接造成其死亡之原因，即，行為人的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適當的因果關係”
13. 鑑於導致被害人死亡之直接原因是急性心肌梗塞；且交通意外之碰撞對被害人E所造成的傷害為普通傷害，並非是直接造成其死亡之原因；所以初級法院合議庭認定被害人之死亡與交通事故之間並不存有適當因果關係；
14. 基於此，上訴人(即，輔助人)沒權利收取因被害人喪失生命的相關賠償，以及因辦理喪禮而花費的費用。
15. 故此，初級法院合議庭將“被害人因外傷(交通意外)誘發心血管意外死亡”視為未獲證明之事實，及認定行為人的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過當的因果關係是完全正確的。
16. 其次，上訴人指出“被害人E仍能工作15年，因此而喪失澳門幣1,823,250圓將來之收益”不應被視為未獲證明之事實。
17. 然而，綜觀整個案卷，並沒有任何證據資料顯示被害人仍可繼續工作多15年及喪失相關薪金收益。
18. 但卻有大量資料顯示，被害人並非一個身體健康狀況良好的中年人，其患有多年糖尿病、胃潰瘍、心臟病等，更曾因急性下壁心肌梗塞接受冠脈介入治療手術(參見卷宗第61及70-75頁)。
19. 因此，以被害人之身體狀況，其於51歲後是否仍可繼續從事相同工作或繼續工作均存在疑問性，更何況是繼續相同工作多15年。
20. 故，根本不可能得出被害人喪失澳門幣1,823,250圓將來收益之結論。
21. 故此，初級法院合議庭將“被害人E仍能工作15年，因此而喪失澳門幣1,823,250圓將來之收益”視為未獲證明之事實是完全正確的。
22. 此外，被害人之繼承人亦無權以被害人喪失未來收入為由收取任何賠償；這是因為被害人死亡後，由於法律人格隨著當事人死亡而終止，已不能以所失之利益的名義取得假設他在生時工作所取得的報酬(參見終審法院第7/2004號案件)。
23. 同時，上述因喪失未來收入的賠償金額亦不能依職權根據澳門《民法典》第488條第3款的規定，以被害人要求收取的扶養，因為原告並沒有在民事損害賠償中指明被害人給予其家人多少金錢數額作為扶養費，亦沒有作出該部分之請求；故根據請求原則，法院不能判處該部份之賠償。
24. 眾所周知，本澳眾多的司法判例一致認為，“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方面出現錯誤，即被法院視為認定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在案件中應被認定或不應被認定的事實不相符，或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返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這種錯誤必須是顯然易見的錯誤，以至於不會逃過普通觀察者的眼睛，任何普通人都很容易就能發現，它的存在。
25. 需要強調的是，在證據的審查方面，在刑事訴訟中奉行的是自由心證原則，法院應按照經驗法則及其自由心證來評價證據，除非法律另有規定。
26. 在本案中並沒有任何“法律另有規定”的情況存在。
27. 實際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法院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質疑法院在綜合分析各項證據後形成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28.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29. 縱觀案卷中所載的原審法院用作形成其心證的證據材料，本人並不認為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犯有任何明顯的、即使是並普通人亦可輕易察覺的錯誤，亦沒有違背任何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
30. 因此，初級法院合議庭認定由於未能證明嫌犯的行為直接必然造成被害人的死亡，所以針對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之訴訟請求亦不成立是完全正確的。
31. 除獲給予應有之尊重外，被上訴之判決並不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之法律適用上的錯誤。
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判處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之判決。
請法官作出公平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認為由於上訴只涉及民事賠償部分，檢察院不具正當性提交法律意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於2011年12月22日, 上午約12時02分，嫌犯D駕著車牌號碼MD-XX-X7貨車在沙梨頭海邊大馬路左車道行駛，方向由海灣南街向沙梨頭南街。
2. 當時，L駕著車牌號碼MG-XX-X9輕型汽車在上述路面右車道、並在嫌犯前方行駛。
3. 當駛至第213A10號燈柱附近的斑馬線時，L將車輛停下，讓包括E(被害人)及M在內的數名行人從其行車方向右方往左方橫越斑馬線，這時，嫌犯剛巧駕車駛至， 其貨車的左方倒後鏡撞到未完全橫越斑馬線的被害人， 導致被害人失控倒地受傷， 及感到頭痛。
4. 該碰撞引致被害人受傷， 並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治療， 於同日(2011年12月22日)， 晚上7時55分， 被害人E被證實死亡。
5. 根據屍體解剖報告的法醫總結， 被害人E死亡的原因是由急性心肌梗塞而造成的。
6. 在意外發生時， 天氣晴朗， 路面乾爽， 街上照明度為日間， 交通密度正常。
7. 嫌犯知道駛近人行橫道時， 應將車輛減速， 且應停下讓正在人行橫道上行走的行人優先通過， 但仍沒有遵守， 引致其車輛撞倒被害人。
8. 嫌犯不小心駕駛及沒提高警覺， 以避免交通意外發生。
9. 嫌犯亦明知上述行為會被法律所不容及制裁。
10. 根據屍體解剖報告的法醫總結:1)死者E，因急性心肌梗塞死亡。 2)冠狀動脈硬化及重度狹窄，其心臟供血的三條冠狀動脈中，左旋支及右支檢見內置的支架。3)左前胸壁兩道挫傷痕及枕區頭皮血腫符合鈍合性外力所致，除此淺表挫傷之外，屍表及內臟檢查未見致死的機械性暴力損傷(見第70頁屍體解剖報告)。
11. 意外發生後，嫌犯感到非常內疚，透過XX報向其家人致歉及慰問，委派妻子在被害人出殯前之靈堂守夜當晚到靈堂拜祭死者，並向其家屬交付了一萬圓帛金以表心意。
民事請求狀及答辯狀中以下事實獲證明屬實：
12. 兩民事賠償請求人是死者的唯一妻子和兒子。
13. 死者去逝之前受到精神傷害。
14. 兩名民事賠償請求人因失去丈夫和父親，受到精神傷害。
15. 兩名民事賠償請求人花費了澳門幣70,755圓喪葬費安葬死者。
16. 死者在交通意外之前任職XX報記者，每月收取為澳門幣7,850圓薪金以及每月1,500圓補助。
17. 死者死亡時51歲。
18. 透過CIM/MTC/2011/XXXXXX/E0/R1號保險單，MD-XX-X7重型汽車的交通民事賠償責任轉移給第二民事賠償被請求人F，每起意外的保險賠償限額為澳門幣150萬圓。
有關訴訟第三人請求之請求狀及答辯狀中以下重要事實獲證明屬實：
19. “C”與XX報訂立了工作及職業病之保險合同，相關保單編號為6XXXXXXC，承保期間由2011年4月10日至2012年4月9日。
20. 在承保期間，受害人E(死者)為投保人XX日報之僱員。
21. 交通意外發生期間，受害人E(死者)正執行投保人XX日報之工作。
22. “C”根據上述保單及第40/95/M號法令核准的《對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第58條第1款規定作出了賠償，合共澳門幣陸拾陸萬柒仟貳佰伍拾圓(MOP$667,250.00)：
a) 因死亡之給付總金額澳門幣陸拾伍萬玖仟肆佰圓(MOP659,400.00)。
i. 當中的75%，澳門肆拾玖萬肆仟伍佰伍拾圓(MOP$395,640.00+ MOP$98,910.00)，支付予死者之妻子，即輔助人A；及
ii. 當中的25%，澳門幣壹拾陸萬肆仟捌佰伍拾圓(MOP$l64,850.00)，支付予死者之未成年兒子B。
b)喪葬費總金額澳門幣柒仟捌佰伍拾圓(MOP$7,850.00)，經死者之兄長H支付。
另外證明下列事實：
23. 治安警察局認為嫌犯上述行為觸犯《道路交通法》第37條第2款所規定之輕微違反，已向嫌犯發出實況筆錄，編號為0119993。
24.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無犯罪前科。
25. 嫌犯聲稱失業，從事地盤散工工作，每月開工約十日，每月收入約澳門幣五千圓，需照顧妻子，嫌犯的學歷程度為初中一年級。
未獲證明之事實：
1. 嫌犯高速駕車駛至人行橫道；
2. 被害人因外傷(交通意外)誘發心血管意外死亡；
3. 上述碰撞造成被害人E被撞擊後傷重死亡的後果；
4. 2011年12月22日，上午約12時2分，嫌犯D駕著車牌號碼MD-XX-X7貨車在沙梨頭海邊大馬路左車道以時速每小時20公里行駛；
5. 嫌犯看見斑馬線上已沒有人橫過斑馬路，於是通過斑馬路；
6. 有關意外撞擊點為斑馬線外1.5米(即，被害人受傷躺下之處)；
7. 被害人E仍能工作15年，因此而喪失澳門幣1,823,250圓將來之收益。
三、法律方面
兩民事賠償請求人A及B提出的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交通意外與受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關係
- 將來工資的損失
自發參加人C提出的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因果關係
- 缺乏說明理由的無效
1. 兩民事賠償請求人A及B認為，原審法院認定交通意外與受害人E的死亡間不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關係，並裁定受害人的死亡賠償請求不成立的裁決患有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兩民事賠償請求人具體指出，原審法院將：“未獲證明之事實2：被害人因外傷(交通意外)誘發心血管意外死亡；”及“未獲證明之事實7：被害人E仍能工作15年，因此而喪失澳門幣1,823,250圓將來之收益。”兩項事實認定為未獲證明，即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嫌犯於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講述了交通意外發生的經過。
輔助人又民事賠償請求人A在審判聽證中講述了E在醫院接受觀察的情況。
證人L(MG-XX-X9輕型汽車駕駛員)及M(行人)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客觀講述了所見交通意外之經過。
治安警員在審判聽證中客觀地講述了到現場調查的經過。
消防員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
卷宗內死者之醫療報告、法醫學屍體解剖報告以及心臟活體組織檢查報告對死者E的傷勢、接受治療過程、自身的健康狀況以及死亡原因作出鑒定意見，特別是卷宗第61、70至73、74及75頁。
民事賠償請求人的其他證人在審判聽證中講述了交通意外對死者E的妻子和兒子造成的影響。
“F”之證人I醫生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
“C”之證人H在審判聽證中就弟弟E之喪葬費問題作出聲明。
嫌犯的妻子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嫌犯、民事賠償請求人A及各證人在審判聽證所作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其他證據後，本合議庭認定上述事實。”
原審法院判斷事實所依據的醫療報告包括卷宗第70頁之屍體解剖報告，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仁伯爵綜合醫院之法醫J醫生作出；卷宗第74頁之病理解剖報告，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仁伯爵綜合醫院之病理─解剖醫生K作出。
參閱上述「屍體解剖報告」，經法醫鑑定人對被害人進行詳細的外觀及內部檢查，綜合分析其健康狀況及病史，所得的法醫總結為：
“-死者因急性心梗塞死亡；
-冠狀動脈硬化及重度狹窄，其心臟供血的三條冠狀動脈中，左旋支及右支檢見內置的支架；
-左前胸壁兩道挫傷痕及枕區頭皮血腫符合鈍性外力所致，除此淺表挫傷之外，屍表及內臟檢查未見致死的機械性暴力損傷。”
而在上述「心臟活體組織檢查報告」，另一名醫生作出的診斷結論為：
“-符合急性心肌梗塞；
-嚴重的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出現纖維蛋白血栓病灶。約60%的左(主幹)冠狀動脈閉塞，多於95%的冠狀動脈左前降支閉塞，近98%的左迴旋支閉塞，50-75%的右冠狀動脈閉塞；
-陳舊性心肌梗塞病灶，並出現心肌纖維化、心肌瘢痕及心肌肥厚的徵象；
-證實右冠狀動脈及左回旋支裝有冠狀動脈支架。”
從上述的醫療鑑定報告中，可以看到交通意外只對受害人造成表淺外傷，而受害人本身已患有嚴重的動脈硬化及陳舊心肌梗塞。
因果關係的理論，我們可以參看中級法院2002年5月23日第77/2002號案件中的裁決：
“民事責任的前提是不法行為必須是損害之原因。（參閱前述第477條— “侵犯所造成之損害” ）
沒必要對不法行為發生時或發生後的所有損害予以補償，而只須對該事實造成的損害，即 “得被視作該事實所產生的損害” 予以補償。（A. Costa教授，同前著，第399頁）
眾所周知，一般有多重原因的競合才造成損害。
因這一共同因果性，產生了尋求將事實與損失聯繫起來的多種學說。
這些學說主要包括：條件等同論（或 “condition sine sua non” 論— “無此條件即無結果” ），這一理論將因果性擴展至所有及任何條件，認為不存在這些條件則不會出現結果；緊密原因論（又稱最後條件論或有效條件論）；以及幾乎一致認為有法律規定之理論：適當因果性論。
A. Varela教授認為（《Das Obrigações em Geral》，第1卷，第801頁）： “關鍵是事實是損害的條件，但絲毫不妨礙它往往只是該損害的條件之一，正如人們常見的一樣。”
A. Costa教授（同前著，第518頁）認為， “當一個條件在抽象意義上顯示適於造成損失時，它被視作造成該損失的原因。”
作為對這一學說的支持，澳門《民法典》第557條規定： “僅就受害人如非受侵害即可能不遭受之損害，方成立損害賠償之債” （前法典第563條）。但是I. Galvão Telles教授對這一法律規定持不同見解，認為更適宜規定對 “如非受侵害則受害人較少可能遭受之損害” 予以損害賠償（《Direito das Obrigações》，第1卷，第310頁）。
Pessoa Jorge教授認為， “損害賠償之債僅因損害而存在，該損害指：在有侵害之結果時，可能（即按照嗣後作出的可能性判斷）由該結果產生損害；或者以否定句表達之：盡管有侵害之結果，但依據可能性之判斷從中不會產生損害，這時不存在損害賠償。” （同前著，第411頁）
必須斷言，根據實際發生之因果程序，有關事實必須適宜造成損害。
這種吻合是與實際因果程序相吻合，而不是與擬制的因果程序相吻合。
如果損害係因一個非典型的因果程序而產生，則應視為不存在因果關係。
首先要查明有關的抽象事實本身（quo tale）是否適宜造成該結果。
本著生活常理以客觀方式評定這一適當性，但不以原告以及 “大多數聰明謹慎者” 不知悉或無法知悉的情形評定之。（Manuel de Andrade教授，《Teoria Geral das Obrigações》，第1卷，第351頁。他用否定句作出如下表達：當條件 “因其法律性質與該損害的產生完全無關、只是因為其他特別情況才成為該損害的條件之一並因此不適宜造成有關損害時” ，則不存在因果關係。）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Vaz Serra教授的警告（《Obrigações de Indemnização》，載於《BMJ》，第84期，第122頁），他指出： “適當因果性理論只是給予了一般的指引，還必須與每一個案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很多時候判決被質疑，且為什麼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予以裁判時必須進行謹慎判斷。”
為此可以確認，具有法律顯著性的 “原因” ，是指在抽象意義上並根據一般經驗法則或侵害人所知之法則，對損害之產生屬適宜及恰當的原因。換言之，指按常規標準造成此等效果的適當條件。”2
根據上述適當因果關係理論之立場，由於交通意外對受害人所造成之傷勢不能直接導致其死亡，即有關交通意外不是造成受害人死亡的適宜及恰當的原因，因此，原審法院認定兩者間不存在因果關係的裁定正確，應予以維持。
2. 另外，關於受害人將來收益之認定，兩民事賠償請求人認為，按照澳門各級法院的司法判例及統計數據，可預計當時51歲的受害人假如沒有死亡，將仍能工作15年，因此有權收取喪失的將來工資。
根據上述屍體解剖報告及心臟活體組織檢查報告可顯示，受害人患有糖尿病、心臟病等多種疾病。因此，原審法院考慮受害人的身體狀況，未能認定受害人可繼續工作15年，有關的判斷並不存在明顯的錯誤。
故此，兩民事賠償請求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3. 自發參加人C在其上訴中亦提出嫌犯的不法行為與受害人死亡之間存有適當因果關係，因此，原審裁決應被更改。
就這一問題，本院在本裁判法律方面第一點已就交通意外與受害人死亡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作出審理，在此不再重覆。
值得一提的是，上訴人在上訴狀所提交載於卷宗第61頁的鏡湖醫院之「診治經過」報告是受害人在事發後的治療過程報告，而報告內對死因的診斷並非專業的鑑定意見及終局性結論，仍需綜合考慮法醫隨後所作報告。
因此，自發參加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4. 另外，自發參加人亦提出，原審法院在駁回民事賠償請求的判決說明部分並無詳細解釋有關原因，沾有欠缺說明理由的瑕疵，違反了《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b)項的規定。
《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規定：
“一、遇有下列情況，判決為無效：
a) 未經法官簽名；
b) 未有詳細說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
c) 所持依據與所作裁判相矛盾；
d) 法官未有就其應審理之問題表明立場，或審理其不可審理之問題；
e) 所作之判處高於所請求之數額或有別於所請求之事項。
二、對於上款ａ項所指之遺漏，只要仍可取得作出有關判決之法官簽名，得依職權或應任何當事人之聲請予以補正，但該法官須在卷宗內聲明其簽名之日期；在任何情況下，均得向作出判決之法院提出該判決無效之爭辯。
三、如對判決不得提起平常上訴，則第一款ｂ項至ｅ項所指無效之爭辯僅得向作出該判決之法院提出；如對判決得提起平常上訴，則上訴得以上述任一無效情況作為依據。”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
“二、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本案中，原審判決列舉了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亦詳細說明了事實判斷的理由。
原審判決已載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就裁判依據所要求的說明，即原審法院已履行了其說明判決依據的義務。
而在民事損害賠償部分，原審法院判決如下：
“民事損害賠償責任適用現行民法規定。
*
《民法典》就賠償責任問題有下列規定：
第477條：“一、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權利或違反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者，有義務就其侵犯或違反所造成之損害向被害人作出損害賠償。二、不取決於有無過錯之損害賠償義務，僅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下方存在。”
第557條：“僅就被害人如非受侵害即可能不遭受之損害，方成立損害賠償之債。”
第564條：“一、如被害人在有過錯下作出之事實亦為產生或加重損害之原因，則由法院按雙方當事人過錯之嚴重性及其過錯引致之後果，決定應否批准全部賠償，減少或免除賠償。二、如責任純粹基於過錯推定而產生，則被害人之過錯排除損害賠償之義務，但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498條：“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定之責任，僅在就事故之發生可歸責於被害人本人或第三人時，或事故係由車輛運作以外之不可抗力原因所導致時，方予排除，但不影響第五百條之規定之適用。”
*
根據上述法律條文的規定，首先，賠償責任須同時滿足以下要件：
具有加害的行為事實，即導致他人傷害之人的自主的行為。
具有傷害的結果事實，即客觀存在的或法律認定的傷害。
加害行為和傷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即要求加害人的行為直接必然導致交通意外以及傷害。
*
本案，未能證明嫌犯的行為直接必然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因此，民事賠償請求人之訴訟請求不成立。
此外，民事賠償請求人僅提出死亡之損害賠償請求，沒有提出其他請求，即：在死亡賠償請求不獲支持下，請求獲支付身體完整性傷害之損害賠償請求。基於訴訟請求之限制，合議庭無權限為死者裁定因身體完整性受傷害所帶來的財產及非財產請求。
*
五、訴訟參與人之追索權
根據8月14日第40/95/M號法令第58條規定，當交通意外同時為工作意外時，法院依職權傳喚工作意外保險實體參加訴訟，其目的是爲了避免被保險人獲得雙重支付賠償，從而保障工作意外保險實體佔據被保險人地位的權益，以便工作意外保險實體以自己的名義，在之後的必要訴訟中行使追索權。該法條之規定，目的不是為了在由交通意外引發之賠償的訴訟案件中同時審理兩保險實體之間的追索權之關係。
基於此，駁回“C”之起訴。”
參看上述原審判決，針對上訴人在其民事賠償請求書所提出的各項主張，原審法院已逐一明確及充分地說明相應的證據判斷及具體的判決理據，不存在上訴人提出的欠缺理由的瑕疵。
故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各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判處上訴人各繳付4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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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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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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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本人不同意大多數意見所主張的本案的交通意外中司機的行為與受害人的死亡沒有因果關係的觀點，因為行為人的行為表現為一有過失的不法行為，在正常的情況下及非例外的情況下足以適當造成受害人的死亡，而且它不是僅表現為非重要的偶然原因。至少應認為此偶然原因(非不重要原因)與真正的原因的競合造成本案的死亡交通意外。由於因果關係乃一事實問題，我們不能僅單純以載於未證事實部分的一結論性事實而否定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間的因果關係。已證事實有足夠的事實讓我們得出與大多數意見相反的理解的結論，並可以直接作出決定，而無需訴諸事實的重新審理。因此問題為基本問題，對其的不同理解導致了所有其主問題的解決。總之，應判處所有上訴理由成立。)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s recorrentes consideram que ocorreu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e conduziu a um erro na aplicação da lei e se repercutiu na decisão final proferida no Acordão (artº 400 nº 2 alínea c) do C.P.P.M.;
2. No caso vertente ocorreu violação ostensiva dos relatórios médicos oficiais existentes nos autos, da prova vinculada e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3. O douto acordão recorrido considerou não provado (com relevância para o presente recurso) que:
O traumático acidente de viação tenha causado o enfarte cardiovascular e a morte do ofendido e; (被害人因外傷(交通意外)誘發心血管意外死亡) ;
4. Os recorrentes consideram que ocorreu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 douto Colectivo em virtude de existirem nos autos documentos oficiais, (relatórios médicos), que comprovam que o ataque de coração (acidente cardiovascular) sofrido pelo ofendido foi causado pelo susto que apanhou após ter sido embatido pelo veículo conduzido pelo arguido;
5. Ou seja, existem nos autos documentos necessários e suficientes para que o Colectivo devesse ter concluído pelo nexo de causalidade entre o acidente de viação e a morte do ofendido E e condenasse o arguido e a Companhia de Seguros no pagamento dos danos patrimoniais e morais causados ao ofendido e aos requerentes pela sua morte em virtude da ocorrência do acidente de viação;
6. O ofendido tinha, em virtude da sua situação clínica uma predisposição para que ocorresse um acidente cardiovascular mas a ocorrência do acidente cardiovascular que o vitimou foi causada, unica e exclusivamente, pelo susto/pavor que o ofendido sofreu com a ocorrência do acidente de viação;
7. Em TODOS os relatórios médicos existentes nos autos se pode constatar que, de uma forma ou de outra, se relaciona a ocorrência do acidente cardiovascular que vitimou fatalmente o ofendido com a ocorrência do acidente de viação.
8. Óbvia será a conclusão que o acidente de viação com todo o stress que envolve, a situação de desconforto, o susto ou mesmo o pânico terá causado o coágulo no sangue que gerou o acidente cardiovascular fatal;
9. Não se pode negar, como o fez o douto Colectivo, que exista um nexo de causalidade entre a ocorrência do acidente de viação e o acidente cardiovascular que vitimou o ofendido, poucas horas depois do mesmo;
10. Ora,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 artº 556º do Código Civil :“Quem estiver obrigado a reparar um dano deve reconstituir a situação que existiria, se não se tivesse verificado o evento que obriga à reparação”, motivo porque os recorrentes consideram que os recorridos deverão ser condenados a indemnizar os recorrentes por todos os prejuizos sofridos pelo ofendido e pelos próprios recorrentes, tal como vêm discriminados e peticionados n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11. Por outro lado, o Acordão recorrido considerou não provado que o ofendido ainda pudesse trabalhar pelo menos mais 15 anos e que por esse motivo tenha perdido a título de salários futuros o montante de MOP$1,823,250.00. 被害人E仍能工作15年，因此而喪失澳門幣1,823,250.00,圓將來之收益;
12. E, não obstante ser sempre de duvidosa prova saber o número de anos que cada pessoa dispõe à sua frente para realizar a sua prestação profissional, sempre se dirá que, de acordo com a jurisprudência dos Tribunais de Macau, tal prova tem sido efectuada através dos dados estatísticos relativos à esperança de vida e ao número de anos que medeiam entre a idade da vitima na data em que ocorreu o acidente de viação e a idade prevista (ou pelo menos expectável) em que ocorre a sua reforma, no caso dos homens de Macau essa idade tem sido entendida como sendo 65 anos.
13. Ora, tendo o ofendido 51 anos na data em que ocorreu o acidente de viação não haveria, assim, qualquer motivo, para o douto Colectivo ter dado como não provado que o ofendido pudesse trabalhar, pelo menos, mais 15 anos na sua actividade profissional.
Nestes termos, nos melhores de Direito e sempre com o Mui Douto suprimento de V.Excelências, deve, pelas apontadas razões, ser julgado 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assim se fazendo a esperada e sã JUSTIÇA!
2 其原葡文內容如下：
“Para que haja responsabilidade aquiliana o facto ilícito tem de ser causa do dano (cfr. o citado artigo 477º - “danos resultantes da violação”).
Não há que ressarcir quaisquer danos que ocorram aquando, ou depois, do ilícito mas, e tão sómente, aqueles que o facto tenha causado, enfim “os que possam considerar-se pelo mesmo produzidos”. (Prof. A. Costa, ob. cit., 399).
É sabido que para o dano concorrem geralmente múltiplas causas.
Essa concausalidade originou várias doutrinas que procuram fazer a ligação do facto ao prejuízo.
E são, designadamente, a teoria da equivalência de condições – ou da “conditio sine sua non” que alarga a causalidade a toda e qualquer condição que, a não ocorrer, não se verificaria o resultado; a tese da causa próxima – da última condição ou, ainda da condição eficiente; e a que, quase unânimemente, é considerada ter consagração legal: a causalidade adequada.
Na opinião do Prof. A. Varela – “Das Obrigações em Geral”, I, 801 – o “essencial é que o facto seja condição do dano, mas nada obsta a que, como frequentemente sucede, ele seja apenas uma das condições desse dano.”
Para o Prof. A. Costa (ob. cit. 518) “considera-se causa de um prejuízo a condição que, em abstracto, se mostra adequada a produzi-lo”.
O artigo 557º da lei civil consagra esta doutrina ao dispor que “a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ção só existe em relação aos danos que o lesado provávelmente não teria sofrido se não fosse a lesão” (artigo 563º da lei anterior), embora o Prof. I. Galvão Telles discorde da formulação legal por entender mais adequado afirmar serem de indemnizar “os danos que, sem a lesão, haveria menor probabilidade de o lesado sofrer” (in “Direito das Obrigações”, I, 310).
Para o Prof. Pessoa Jorge “a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r só existe em relação aos danos que, tendo resultado da lesão, provávelmente (ou seja, em termos de um juízo de probabilidade ex post) dela teriam resultado; ou, numa versão negativa: a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r não existe em relação aos danos que, tendo resultado da lesão, todavia, em termos de juízo de probabilidade, dela não resultariam” (ob. cit. 411).
Há que concluir que o facto tem de ser adequado para produzir o dano, segundo o processo causal que, efectivamente, ocorreu.
E essa coincidência é com o processo causal efectivo e não com quaisquer processos causais hipotéticos.
Se o dano se produz devido a um processo causal atípico deve considerar-se excluído o nexo de causalidade.
O cominho a percorrer inicia-se com do facto em abstracto para apurar se, quo tale, é idóneo para a produção do resultado.
Essa idoneidade é aferida em termos objectivos atendendo às normais circunstâncias da vida mas abstraindo as que não eram conhecidos nem cognoscíveis nem do autor nem da “generalidade das pessoas inteligentes e cuidadosas”. (Prof. Manuel de Andrade – “Teoria Geral das Obrigações”, I, 351 – que, numa formulação negativa, afirma deixar de haver nexo causal se a condição “segundo a sua natureza legal era de todo indiferente para o surgir de um tal dano, e só se tornou uma condição dele em resultado de outras circunstâncias extraordinárias, sendo portanto inadequada para o dano em questão”).
Não se esqueça, contudo a advertência do Prof. Vaz Serra –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ção” – BMJ. 84-122 – ao alertar que “a teoria da causalidade adequada fornece apenas directrizes gerais, que carecem de ser adaptadas às circunstâncias de cada caso concreto. Compreende-se, por conseguinte, que seja duvidosa muitas vezes a solução e que o prudente arbítrio do juiz haja então de, vistas as circunstâncias do caso, decidir.”
Resta, pois, afirmar que a causa juridicamente relevante será o que é, em abstracto, adequada e apropriada à produção desse dano segundo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ou conhecidos do lesante, ou seja uma condição apropriada à produção do efeito, segundo um critério de normalida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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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4/2013 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