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230/2016號
上訴人：A（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簡介
嫌犯A，男性，居住於澳門，因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2個月徒刑。本案刑罰與第CR3-14-0163-PCC號案卷的刑罰作競合，判處1年8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暫緩執行上述徒刑，為期2年，緩刑期附隨考驗制度及由社工跟進。
後來，上訴人在緩刑期間再次沒有遵守戒毒的緩刑義務，因此原審法院在聽證之後，做出以下廢止緩刑的決定：
“批示
被判刑人於2015年10月22日在本案因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2個月徒刑。本案刑罰與第CR3-14-0163-PCC號案卷的刑罰作競合，被判刑人於該案觸犯了一項「較輕的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兩案三罪競合，判處1年8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暫緩執行上述徒刑，為期2年，緩刑期附隨考驗制度及由社工跟進。判決於2015年11月11日轉為確定。
被判刑人於2015年10月07日簽署了戒毒治療計劃書，但遺憾只經過了一個月多，便分別在2015年11月11日及18日驗出對氯胺酮呈陽性反應，在這事件發生前，於2015年8月24日，即在另案的緩刑期內，也驗出對氯胺酮呈陽性反應。
在聽取被判刑人的聲明後，其聲稱因與女朋友吵架，以及在經濟和工作的壓力下才吸食毒品，亦表示不願意入住院舍戒毒，同時亦聲稱並沒有向其母親解釋本案的情況，亦沒有向母親透露其有再吸食毒品，綜合上述，法庭認為被判刑人在兩案所犯的三罪均與毒品有關，且其中一項為較嚴重的「較輕的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而在兩案的緩刑期內，尤其在本案的緩刑期內短短一個月便驗出兩次吸食毒品，法庭認為其解釋並不合理，同時法庭認為被判刑人在兩案的審判期間及緩刑期間仍有吸食毒品，表示被判刑人從未離開過毒品，同時其亦無向母親解釋及透露有再吸食毒品，法庭認為被判刑人的家庭支援力是不足的。因此，法庭認為被判刑人未能藉着緩刑而吸取教訓，顯示作為暫緩執行徒刑依據的目的未能藉此途徑達到，故根據《刑法典》第54條第1款a項的規定，決定廢止本案暫緩執行徒刑，被判刑人須服1年8個月實際徒刑。”
上訴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1. 本上訴係針對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三庭獨任庭的廢止緩刑的批示，上訴人須服1年8個月之徒刑。
2. 廢止緩刑批示違反《刑法典》第54條、第53條及第17/2009號法律第19條1款的規定「徒刑的暫緩執行」。
3. 上訴人於2015年10月7日簽署了戒毒治療計劃書，根據尿檢結果：分別在2015年11月11日及18日驗出對氯胺酮呈陽性反應。
4. 上訴人至少一共有21次進行尿液檢驗，加上未有附上的九月份合格的尿液檢驗結果，而戒毒治療計劃至2017年11月10日結束，上訴人僅僅3次對氯胺酮呈陽性反應的時間距離完結的日期還有相當遠的距離，怎可能單憑這些微不足道的時間就作出判定。
5. 上訴人沒有向母親解釋及透露有再吸食毒品，是避免再次令母親傷心而不敢告知，而絕非家庭支援力不足。
6. 上訴人在庭上毫無隱瞞及承認在該期間仍有吸食毒品，其原因是經濟及工作上壓力過大，及與女朋友分手，所以與朋友飲酒消遣時吸食。
7. 現在上訴人已下定決心戒毒，並於2016年2月22日正式入住澳門青年挑戰綜合培訓中心作住院式戒毒治療。
8. 在檢察院方面，對上訴人在庭上的表現是正面的、是坦誠的，以及對上訴人仍可視為其有一個知道錯誤並祈望改過的決心，檢察院建議若法庭認為有需要時，可適量地延長被判刑人的緩刑時間，並請法庭最後對被判刑人作出嚴厲的告誡。
9. 正如中級法院第788/2010號裁判第6頁寫道：“我們不是生活在真空下，法律本身也容許對一些較輕情節的行為作出比較寬容的處罰，正如我們的刑罰的目的一樣，徒刑只有在最後的情況下在予以運用。”
10. 刑罰的其中一個目的是使人能重返社會，在適用刑罰時，將會顯示出此制度具有使人能重新納入社會的功能。
11. 鑑於國際法比較法的趨向是將藥物依賴者視為需要社會援助的病人，故保留並明確有關藥物依賴者在履行或遵守若干義務或行為規則下可暫緩執行徒刑的規定（第十七條），以及法院可命令暫緩執行徒刑而附隨考驗制度的規定，有關制度有助藥物依賴者康復及有助其新納入社會。
12. 委員會對這一問題給予了特別關注，認為藥物依賴的治療和康復應該置於優先考慮，刻不容緩。
13. 當窮盡了立法者所訂立的所有治療方法而結果落空，徒刑才是最後的介入手段。
14. 上訴人已入住澳門青年挑戰綜合培訓中心作住院式戒毒治療，參與戒除毒癮計劃、積極工作，遵守對其適用的計劃並定期作出尿液檢測。
15. 現在，上訴人僅僅3次對氯胺酮呈陽性反應就判定上訴人未能藉著緩刑而吸取教訓從而廢止暫緩執行徒刑，明顯與立法者訂立本法的原意背道而馳。
16. 因此，應廢止被上訴的批示，對上訴人適用緩刑並重新訂定新的附隨考驗制度及由社工跟進。
請求
綜上所述，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本上訴得直，並廢止被上訴的批示，以及根據刑法典第53條、第17/2009號法律第19條的規定，對上訴人適用緩刑並重新訂定新的附隨考驗制度及由社工跟進的公正裁判替代之。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基於上訴人在緩刑期內短短一個月便驗出兩次吸食毒品，又上訴人在2宗案件的審判期間和緩刑期間仍有吸食毒品，從而廢止了緩刑，理據並不充份。原因上訴人在9個月的21次尿檢中，僅3次對氯胺酮呈陽性反應，這是微不足道的。上訴人並責難原審法院怎可能單憑這點就廢止緩刑。
2. 本院對此不能認同。
3. 上訴人已有吸毒的刑事犯罪紀錄，並非初犯。上訴人在本案因「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2個月徒刑，緩刑１年6個月，緩刑期附隨考驗制度及由社工跟進。
4. 上訴人在另一案CR3-14-0163-PCC，因違反「較輕的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和「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兩罪競合，被判處1年8個月，緩刑2年，緩刑期附隨考驗制度及由社工跟進。
5. 上訴人在上述兩案3項犯罪中，均與毒品有關，但法庭兩次均願意給予上訴人一個緩刑改過自新機會，為協助上訴人戒除吸毒惡習和遠離毒品，判上訴人必須遵守附隨考驗制度及由社工跟進。
6. 但上訴人沒有珍惜這個緩刑機會，本案在2015年10月22日作出判決，在2015年11月11日轉為確定，但上訴人在2015年11月11日和18日的尿檢中即出現對氯胺酮呈陽性反應，這並非微不足道的事情。連同在2015年8月24日的一次，是2個月內的第3次。這都屬於上訴人在另一案中的緩刑期間內發生。
7. 從以上事實顯示，上訴人從來沒有嚴肅和認真看待及尊重法院判決。眾所周知，吸毒行為一次也屬嚴重，枉論3次了，但上訴人卻輕描淡寫地形容為微不足道行為，實屬不能苟同。
8. 正如原審法院在聽取聲明批示所言，法庭認為上訴人未能藉著緩刑而吸取教訓，顯示作為暫緩執行徒刑依據的目的未能藉此途徑達到故依據《刑法典》第54條第1款a項的規定，決定廢止本案暫緩執行徒刑。
9. 上訴人認為，沒有向母親解釋及透露再吸食毒品，是避免再次令母親傷心而不敢告知，而絕非家庭支援不足。並反過來指責原審法院判斷不正確。
10. 對上訴人將責任轉移原審法院的行為，本院不能認同。
原審法院是指，上訴人吸食毒品行為有隱瞞家庭的表現，倘若能誠實告知家庭，有家庭在背後的支持力量，必定對上訴人戒除吸毒習性產生正面作用。
11. 惜上訴人清晰個人無力爭脫毒品之引誘下，沒有作出努力多方尋求協助，尤其家庭和母親，繼而指出是因為不想母親傷心才故意隱瞞。事實告訴我們，上訴人並無真心遠離毒品，再次吸毒的行為，最終還是讓母親知悉，這豈不是給母親雙倍打擊。
12. 再者，上訴人的如此回應亦非面對緩刑是否廢止的正確態度，反顯示尚未認清個人的責任和為何被原審法院廢止緩刑，並將責任推向上訴人母親和原審法院。
13. 上訴人表示，在法庭上毫無保留隱瞞及承認在緩刑期間仍有吸食毒品行為，其原因是經濟及工作壓力過大，及與女朋友分手，所以與朋友飲酒消遣時吸食毒品，現在上訴人已下決心戒毒。故應符合《刑法典》第48條徒刑之暫緩執行。
14. 上訴人在聲明聽證中，毫無保留隱瞞及承認在緩刑期間仍有吸食毒品行為，這是因為存有客觀的尿檢紀錄和化驗結果，不容上訴人抵賴和否認。
15. 上訴人對吸食毒品行為，解釋為經濟及工作壓力過大及與女朋友分手，這完全不是一個可接受和合理解釋。
16. 根據17/2009號法律第14條規定，任何人在澳門地區被證實有吸食毒品行為，已屬違法行為，當負刑事責任。上訴人有接二連三的吸毒行為，依上述法律規定有條件被再次偵查，就因處在緩刑期間未被另行處理，只圍繞是否廢止緩刑問題。
17. 上訴人對有關吸食毒品行為的解釋如被接受，等於在承認緩刑期間吸食毒品合法化，不予定罪和處分，是確認二次吸毒合理化，這屬荒謬解釋。
請上級法院予以駁回。
18. 上訴人指出，依《刑法典》第40條規定，刑罰的其中一個目的是使人能重返社會。上訴人在本次聲明聽證後，已自願入住澳門青年挑戰綜合培訓中心作住院式戒毒治療，應給予一次重返社會的機會。
19. 在2015年12月16日社會重返廳的緩刑而附隨考驗制度報告中，上訴人被證實尿檢中出現對氯胺酮呈陽性反應，但上訴人堅拒不入院舍戒毒，報告建議法院傳召上訴人。在2016年1月28日的聲明聽證中，上訴人多次強調不會自願進入院舍戒毒。
20. 原審法院，是在綜合一切對上訴人有利和不利的情事上，尤其在緩刑期間的紀錄和狀況，包括上訴人聲稱因與女朋友吵架，以及在經濟及工作壓力下吸毒，表示不願入住院舍戒毒，同時上訴人聲稱並沒有向其母親解釋本案情況，亦沒有向母親透露其再吸食毒品，尤其在緩刑期內短短一個月便驗出兩次吸食毒品，原審法院認為解釋不合理，因而決定廢止本案暫緩執行徒刑。
21. 在聲明聽證後，上訴人自行在2016年2月22日進入澳門青年挑戰中心，此行為未在原審法院的聲明聽證上出現，未經原審法院知悉和同意及確認。
22. 為此，上訴人不能以自己之方式，為原審法院作出入住院舍之決定，更不能用此行為以達到維持緩刑的表象。
23.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駁回。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了法律意見書。1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部分
卷宗載明了以下的事實可資作出決定之用：
－ 2015年4月24日，上訴人在另一案CR3-14-0163-PCC，因違反「較輕的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和「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兩罪競合，分別被判處1年6個月和2個月徒刑，兩罪並罰，被判處一年七個月的徒刑，緩刑2年，緩刑期附隨考驗制度及由社工跟進。
－ 上訴人在本案因「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2個月徒刑，緩刑１年6個月，緩刑期附隨考驗制度及由社工跟進。
－ 此判決於2015年5月14日轉為確定。
－ 在本案的判決中，對在第CR3-14-0163-PCC號的判罪和刑罰作出並罰，被判處1年8個月的徒刑，緩刑2年，緩刑期附隨考驗制度及由社工跟進。
－ 本案在2015年10月22日作出判決，在2015年11月11日轉為確定。
－ 判決確定後，上訴人在2015年11月11日和18日的尿檢中即出現對氯胺酮呈陽性反應。
－ 連同在2015年8月24日的一次，是2個月內的第3次。這都屬於上訴人在另一案中的緩刑期間內發生。
三、法律部分
上訴人在上訴陳述中認為，本人已經入住澳門青年挑戰綜合培訓中心作住院式戒毒治療，參與戒除毒癮計劃、積極工作，遵守對其適用的計劃並定期作出尿液檢測。現在，上訴人僅僅3次對氯胺酮呈陽性反應就判定上訴人未能藉著緩刑而吸取教訓從而廢止暫緩執行徒刑，明顯與立法者訂立本法的原意背道而馳。
我們看看。
本上訴所爭論的是關於《刑法典》第54條第l款a項的適用問題。就廢止緩刑的法定條件，本案中最關鍵的一點，是分析行為人在緩刑期間作出的符合同一條文a項或b項所指的違反行為，從預防犯罪的目標考慮是否仍然能透過一個刑罰的威嚇而達到，而且，是否已不存在任何合理的期盼令法院相信行為人仍具備充足守法的能力。
從我們總結的事實可見，在另案的緩刑的初期，已經在驗尿對毒品呈陽性反應，而在本案的判罪，甚至在對上訴人的數個與毒品有關的犯罪並罰後仍然給予緩刑的機會的情況下，仍然；兩次驗尿顯示對毒品呈陽性反應。很明顯，對於上訴人這些消極的戒毒態度，不單在第一次被判出緩刑之後仍然訴諸觸犯於毒品有關的罪名，而且在法院再次給予環行集會的情況下，仍然沒有遠離毒品，連續兩次驗尿成毒品的陽性反應（不是偶然的一次，而是兩次）。可見，上訴人所聲稱的經濟和工作的眼裡以及於女朋友的分手並與朋友消遣時朋友提供的毒品的事實根本不能作為得到原諒的借口。不想母親擔心而不告訴母親仍然吸毒的事實更不能得到理解。上訴人在被判刑之後仍然吸毒的事實很難很難讓人相信他有把母親的擔心放在心上。
上訴人所說的原審法院單憑三次的驗尿呈陽性反應就決定廢止緩刑的說法不準確，事實上，原審法院是在上訴人在法院再次判處上訴人同一罪名的情況下並且給予緩刑的情況下，仍然不遵守緩刑義務而遠離毒品，不單一次而且是兩次驗尿呈陽性反應，明顯可以得出結論，上訴人不單是不履行有關緩刑條件，而是顯然對其暫緩執行徒刑所希望達到的犯罪預防目的不可能達致的情況，尤其是期望上訴人遠離毒品，不再實施跟毒品有關的非法行為的目的已落空。
眾所周知，毒品的禍害是深不可測的，不但會嚴重影響吸毒者的個人健康，亦是造成家庭問題及社會問題的根源。
所以，當初法院要求上訴人參與戒毒以及考驗制度作為緩刑條件絕對是一個從上訴人利益角度考慮的決定，抱著一個相對遙遠的希望，希望上訴人能把握機會把問題的根源處理。但是，上訴人始終未能珍惜機會。
原審法院在直接接觸以及口頭的原則下，面對上訴人本人，經過聽證，得出了其個人的人格特徵以及其生活環境和條件顯示不能再次透過一個刑罰的威嚇而達到懲罰的目的，也不存在任何合理的期盼令法院相信行為人仍具備充足守法的能力的結論，從而迫不得已作出廢止緩刑的決定。作為上訴法院，我們沒有條件質疑原審法院從第一手資料得出的結論，應該維持其決定。
基於此，我們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上訴應予以駁回。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予以駁回。
判處上訴人繳付4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6年5月19日
蔡武彬
司徒民正
陳廣勝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Acompanham-se as judiciosas considerações do nosso Exmo. Colega que, atestam, plenamente, a falta de fundamento do alegado e pretendido pelo recorrente.
Ao que apreendemos do alegado, mostra-se o recorrente A inconformado com a decisão proferida que revogou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sua pena de prisão, em 28 de Janeiro de 2016, nos termos do artº 54º nº 1 al. a) do CPM, por em sua opinião, não existirem motivos suficientes para a sua revogação e o douto despacho ora recorrido do vício de erro de interpretação e de aplicação de direito previsto no nº 1 do art.º 400º do CPPM e ainda do vício de violação da lei express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s art.s 54º, 53º do CPM e no nº 1 do art.º 19º da Lei nº 17/2009.
Não se vê, como ceder à esgrimida e inócua argumentação do recorrente.
Como referem a este propósito os Cons. Leal-Henriques e Simas Santos, que “As causas de revogação não devem, pois, ser entendidas com um critério formalista, mas antes como demonstrativas das falhas do condenado no decurso do período da suspensão. O arguido deve ter demonstrado com o seu comportamento que não se cumpriram as expectativas que motivaram a concessão da suspensão da pena”.
O incumprimento dos deveres que condicionam a suspensão da pena é particularmente nefasto, do ponto de vista da prevenção geral positiva quando desacompanhado do cumprimento efectivo da prisão, por deixar uma forte impressão de impunidade.
Cortejados todos os elementos dos autos, ficou bem demonstrado não ter o recorrente cumprido a obrigação a que estava adstrito nem revelou, apesar das promessas, interesse efectivo em o fazer, antes utilizando expedientes dilatórios para se furtar à sua responsabilidade, ficando, bem claro, que o recorrente não cumpriu, falhou, por vontade própria, não soube aproveitar as oportunidades que o Tribunal lhe concedeu bem como não acatou a solene advertência que lhe foi dada.
Anote-se, pois, a completa postura de indiferença do recorrente para com a sua situação processual, facto que não pode ser olvidado, porquanto inviabilizador d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Sublinhe-se, a este respeito, que o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que, à data de prolação do acórdão, foi formulado, procurando contribuir para que o condenado interiorizasse a gravidade do seu comportamento e, bem assim, adoptasse comportamento em conformidade com as regras que pautam a convivência social, afastando-se de comportamentos tidos como desviantes, resulta prejudicado, porquanto ao longo do lapso temporal entretanto decorrido, o mesmo apenas demonstrou desinteresse e alheamento quanto às obrigações impostas no âmbito d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gizada e concretamente aplicada.
Finalmente, mais cumpre referir que o bom desenvolvimento e execução da condição de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aplicada está dependente de uma estreita colaboração e participação do condenado.
Em face de tudo quanto se deixa exposto o atento o disposto pelo artigo 54º, nº 1, alínea a) do CPM, forçoso se torna concluir que urge determinar a revogação d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aplicada ao recorrente.
Destarte, por não ocorrência do vício assacado, denominado de “erro de interpretação da lei”, com reporte ao nº 1 do art.º 400º do CPPM e ainda do vício de violação da lei express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s artºs 54º, 53º do CPM e no nº 1 do art.º 19º da Lei nº 17/2009, sermos a entender ser de manter o decidido, negando-se provimento ao recu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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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230/2016 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