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496/201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及B
日期：2016年7月28日
主要法律問題：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摘 要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雖然錄像當中未能拍攝到盜竊的經過，但從錄像片段，尤其是兩名上訴人於事發前數小時已在現場徘徊數小時，他們之間在案發前後的互動，行動的路線，出入境紀錄，受害人的證言，以及指紋鑑定報告，足夠令合議庭毫無疑問地認定兩名上訴人與其他涉案人是以分工的方式作出盜竊的行為。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兩上訴人實施了加重盜竊罪，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兩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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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496/2016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及B
日期：2016年7月28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6年5月6日，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均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15-0347-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結合第198條第2款a)項配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加重盜竊罪，各被判處三年九個月實際徒刑。
兩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上訴理由。1
檢察院對兩嫌犯之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兩名上訴人指出，案中沒有錄像影到盜竊的過程，亦沒有人目睹盜竊的經過。雖然被害人認出第一上訴人曾用手指指向被害人汽車的右邊方向，但被害人沒有見到車內的手提袋是被誰人取走，亦沒有證據證明被害人的手提袋內載有其所說的現金港幣650,000元。
2. 再者，在調查的過程中，司警人員從第一上訴人身上扣押了30張紙幣，但司警人員僅選取了當中的三張紙幣去化驗，而在其中一張紙幣上染有被害人的指模。然而，司警人員沒有將所有紙幣拿去化驗，去查明是否有更多被扣押的紙幣沾有被害人的指摸，認為偵查及控訴方面的證據較為薄弱。
3. 另外，被扣押的紙幣上沒有驗到第二上訴人的指模，第二上訴人亦沒有被任何人士認出為作案人，影像中沒有見到第二上訴人盜取財物，故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能指證第二上訴人。
4. 故此，兩名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認定兩名上訴人有作出有關的犯罪行為，是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5. 原審法院是綜合分析及審查各方面的證據，包括兩名上訴人的聲明、證人的證言、卷宗內所載的書證，以及扣押物的審閱，進行綜合及客觀分析後形成心證。換言之，法院是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按照經驗法則和自由心證來予以自由評價。
6. 從事實事宜的理由說明，我們認為原審法院沒有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亦沒有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在審查證據方面，對於一般人來說，經審視獲認定的事實以及審判者在形成心證的過程中所使用的證據方法，均沒有發現任何錯誤，更遑論顯而易見的錯誤。
7. 事實上，被害人C在庭上指出，當日其先後在家中、貴賓會及押店提取了合共港幣650,000元的現金，之後放入手提袋內，繼而返回車上駕車離去。押店內的錄像我們亦看到被害人到押店提取款項的經過(見卷宗第25頁)，卷宗第466及470頁亦有相關的紀錄，證明被害人的確曾在押店提取港幣150,000元之後放入手提袋內。至於被害人表示在家中及貴賓會提取的款項，考慮到被害人未能提供證明文件證實有關金額，故原審法院僅能認定被害人損失港幣150,000元。
8. 被害人C在庭上清楚指出，第一上訴人就是當日一直在被害人駕駛的過程中跟著被害人汽車的人士，第一上訴人更用手指示意被害人的汽車的右邊車輪出現狀況，引導被害人下車，唯被害人下車後發現汽車的右邊車輪根本沒有任何問題，但再上車時即時發現放在左邊乘客位的手提袋不翼而飛，而第一上訴人亦已消失了，明顯地第一上訴人是故意誘騙被害人下車，再由其同伴打開被害人汽車的左邊車門，取走被害人的手提袋。
9. 另外，透過錄像，我們可以見到，兩名上訴人與其他四名涉案人於事發當日已在北京街及J區押店一帶徘徊數小時，各人均戴上運動帽及太陽眼鏡，而正如司警人員所言，他們有別於一般的遊客，沒有進入任何商店購物，沒有進入賭場賭錢，反而只是不斷望向珠寶店及押店裡面，明顯是在尋找目標，而本案不幸被他們看上的目標就是本案的被害人C。
10. 兩名上訴人及其他涉案人士不會一起在街上行走，反而會以單獨或兩人一組的方式分開行走，但各人均同時在案發現場的附近，這一點亦令我們相信他們是在分工合作在街上尋找適合的目標。
11. 司警人員在庭上解釋調查的過程，包括分析如何透過錄像的片段追尋到兩名上訴人的身份資料，以及解釋為何認定他們就是作案人。我們從錄像片段可以見到與兩名上訴人一起的其中一名涉嫌人趁被害人進入D押店後，隨即行近被害人的汽車旁邊，同時亦注視著被害人在押店內的情況，當時兩名上訴人亦在押店的附近(見卷宗第21至28頁)。
12. 隨後，當被害人駕車後，兩名上訴人及涉案人均跑步尾隨被害人駕車路線(見卷宗第31至37頁及第42至45頁)。
13. 另外，司警人員D解釋為何從第一上訴人身上扣押的30張現金僅選取三張紙幣去化驗，其表示他們是按經驗去留意紙幣是否有被接觸過，從而判決那些紙幣最有可能驗出指模，最終決定將扣押紙幣中的首兩張及最底下的一張港幣1,000元去化驗，更解釋其是戴上手套去扣押現金，故被害人在失去手提袋後無可能再接觸到被扣押的金錢，而將紙幣拿去化驗就目的，正正就是為了查看紙幣上會否存有被害人的指模，結果顯示三張紙幣的其中一張港幣1,000元紙幣驗出被害人的指模(見卷宗第198頁)。
14. 雖然兩名上訴人質疑司警人員只取3張紙幣去檢驗的做法，但我們認為，這個證據是不能被推翻的，紙幣上印有被害人的指紋是鐵一般的事實，故第一上訴人就是本案的作案人之一。
15. 根據出入境紀錄顯示，兩名上訴人於2015年4月15日下午2時許一起入境澳門，而他們及另一涉案人於案發後不久(2015年4月16日晚上7時許)先後相距20分鐘離境(見卷宗第140至147頁)。
16. 雖然錄像當中未能拍攝到盜竊的經過，但我們從錄像片段，尤其是兩名上訴人於事發前數小時已在現場徘徊數小時，他們之間在案發前後的互動，行動的路線，出入境紀錄，被害人的證言，以及鑑定報告，我們認為毫無疑問地兩名上訴人與其他涉案人是以分工的方式作出盜竊的行為，先由第一上訴人引誘被害人下車查看其右邊汽車的車輪，再由第二上訴人或其他涉案人走到被害人左邊乘客位取走被害人的手提袋，之後所有人迅速逃離現場。
17. 故此，本院認為，原審法院認定兩名上訴人以分工的方式作出盜竊的行為，當中並沒有明顯的錯誤，兩名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18.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兩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兩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予以駁回。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均為哥倫比亞籍人，兩名嫌犯夥同其他四名哥倫比亞籍人士，分工合作，共同協議、有計劃地來澳，共同實施了下列不法行爲。
2. 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其四名同夥，自2015年4月16日13時許，在澳門新口岸J區押店附近行走以尋找作案目標。
3. 同日18時許，被害人C駕駛私家車(車牌編號：MJ-XX-X3，牌子：XX，型號：XX，顔色：黑色)，來到澳門XX大馬路「D」押店提取現金時，被嫌犯的同夥發現後，隨即靠近被害人停在路旁的私家車伺機作案。其中一名同夥趁被害人登上私家車及沒有注意之情況下，走近私家車的左後方後離去。
4. 被害人將裝有至少港幣壹拾伍萬元(HKD:150,000)現金的手提袋，放在左前方乘客位置便駕車離開。而嫌犯的其餘同夥則沿被害人私家車的行車路線追趕上述私家車。
5. 當被害人駕車行駛至宋玉生公園位置(即中土大廈門對開位置，右邊行車道)，第一嫌犯在右方行人道上用手指向被害人私家車右邊車身向被害人示意。被害人當時沒有理會，則繼續駕車向前行駛，而第一嫌犯則一直跟隨被害人私家車至XX廣場與XX街交界處(即XX附近)。由於當時道路堵塞，被害人便下車察看。此時，第一嫌犯用手指向私家車右邊車胎，而其中一名同夥則趁被害人不備，將被害人放在左前方乘客位置裝有現金的手提袋取走，隨後兩名嫌犯及同夥便逃去無蹤。
6. 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其同夥的上述行爲，共造成被害人如下損失：
一個啡色手提袋，牌子：XX，價值澳門幣壹萬叁仟元(MOP:13,000)；
至少港幣現金壹拾伍萬元(HKD:150,000) ;
人民幣現金3000元(RMB:3,000) ;
一張其本人持有的中國駕駛執照，編號不詳；
一張其本人持有的中國銀行提款卡，編號不詳；
一張其本人持有的交通銀行提款卡，編號不詳；
一張其本人持有的工商銀行提款卡，編號不詳；
一張其本人持有的農業銀行提款卡，編號不詳；
鑰匙及雜物。
7. 第一嫌犯、第二嫌犯於2015年5月6日被警方截獲，並從第一嫌犯身上搜獲港幣貳萬玖仟伍佰元(HKD:29,500)。通過對上述懷疑為贓款的港幣進行抽樣檢驗，在其中一張印有香港E銀行有限公司(編號：DXXXXX73)的壹仟元港幣表面檢驗出一個指紋痕跡，經過比對該指紋與被害人左手拇指指紋相吻合。
8. 同時，警方從第一嫌犯的行李箱及身上搜獲多樣與本案有關的物品，包括：衫、褲、鞋、太陽鏡、手袋、手錶等(參閱卷宗第168至174頁，並視爲完全轉錄)。上述物品與第一嫌犯作案時的穿戴相同(參閱卷宗第21、61及222頁，並視爲完全轉錄)。
9. 警方從第二嫌犯的行李箱及身上搜獲多樣與本案有關的物品，包括：手袋、太陽鏡、牛仔褲、短袖衫、鴨嘴帽、手錶等(參閱卷宗第182至190頁，並視爲完全轉錄)。上述物品與第二嫌犯作案時的穿戴相同(參閱卷宗第47、52、53、60及223頁，並視爲完全轉錄)。
10. 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其同夥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及故意在物主不知悉及不同意的情況下，分工合作，合謀將被害人的錢物取走並據為己有。
11. 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其同夥清楚知道其上述行為的違法性，會受法律所制裁。
另外還證實如下事實：
12. 第一嫌犯A聲稱是商人，每月收入約為美元2,500至2,600元。
13. 具有中學六年級學歷程度，須供養2名子女及母親。
14. 第二嫌犯B聲稱是商人，每月收入約為美元1,500至3,000元。
15. 具有中學六年級學歷程度，須供養3名子女及父母。
16.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兩名嫌犯都是初犯。
未被證實之事實：
載於控訴書其餘與已證事實不符之重要事實，包括:
1. 2015年4月16日18時許，其中一名同夥使用利器刺破被害人C所駕駛的車牌編號MJ-XX-X3的私家車的左後方車胎後離去。其目的是損壞被害人私家車車胎，造成被害人財物上有所損失，並以此為其他同夥取去被害人車内財物創造條件。
2. 被害人的手提袋裝有港幣陸拾伍萬元(HKD:650,000)現金。
3. 當被害人下車察看，第二嫌犯則趁被害人不備，將被害人放在左前方乘客位置裝有現金的手提袋取走。
4. 被害人還遭受如下損失：
港幣現金伍拾萬元(HKD:500,000)。
5. 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其同夥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及故意的情況下，分工合作，合謀損壞被害人私家車車胎，造成被害人財物上有所損失。
三、 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兩上訴人指出案中沒有錄像影到盜竊的過程，亦沒有人目睹盜竊的經過，受害人沒有見到車內的手提袋是被誰人取走，亦沒有證據證明受害人的手提袋內載有其所說的現金港幣650,000元。另外，司警人員只選取了第一嫌犯身上扣押30張紙幣的其中三張去化驗，證據較為薄弱。且沒有任何證據指證第二嫌犯作案。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合議庭對事實之判斷主要建基於所有於審判聽證中提供之證據進行整體之積極分析及比較後而得出，尤其是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各自所作的聲明、證人/被害人C、F、G、H及D(最後四人均是司法警察局偵查員)所作的證言以及在庭上對載於本卷宗內所有書證及扣押物之審閱。
首先，第一嫌犯在庭上堅決否認曾實施向其歸責的犯罪事實，聲稱案發前已與第二嫌犯認識，並於2015年4月15日與該嫌犯一同來澳門，來澳的目的是賭錢及觀光。當日入住I酒店附近一間很多菲律賓人租住的酒店。聲稱沒有偷取被害人的錢款，沒有見過被害人或他的汽車。承認案發當天曾在J區逗留數小時，但辯稱這跟一般的遊客沒異，僅是逛街及觀看商店而已。還表示在其身上搜出的錢款是其本人帶來澳門的，而那些港幣則在香港XX一間兌換店兌換的，不清楚為何被搜出的錢款有被害人的指模。
第二嫌犯B在庭上同樣堅決否認曾實施向其歸責的犯罪事實。表示於2015年4月15日至16日，在本澳一直與第一嫌犯在一起，來澳的目的是旅遊，並沒有與其他人一起作案包括案中的另一名嫌疑人K。
證人/被害人C在庭上講述案發經過，表示於2015年4月16日下午在澳門L娛樂場M賭廳內提取了港幣300,000.00元，期後再到家中取出現金港幣200,000.00元，最後到達澳門XX大馬路D押店提出現金港幣150,000.00元，將取得的現金，總數為港幣650,000.00元放入其一個手提袋內，及後將上述手提袋放在其駕駛的車輛之乘客位上便駕駛該車輛離開。當駛至XX廣場近XX大廈時，當時其駕駛上述車輛靠最右線，而其右方的行人路上有一名不知名男子(經辨認後證實為第一嫌犯)用手指向其車輛右側，當時其沒有理會，而該名男子一直跟隨其車輛到XX廣場與XX街交界時，剛巧堵車，故其便落車查看私家車右方，而上述男子用手指向右邊輪胎，經檢查車胎並沒有任何異樣後，便返回車廂，當打算駕車離去時，發現其較早前放在乘客位的手袋不見了，回頭查看該名男子時已不知所踪，故懷疑該名男子糾結他人乘其檢查車胎之際打開車門盜取其手袋，並報警求助。證人肯定上述的不知名男子正是第一嫌犯。
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F、G、H及D在庭上詳細描述了整個調查經過及結果。經調查後，確定本案犯案過程是先由其中一名涉嫌人刺破被害人的車呔，隨後集團成員尾隨被害人的私家車，利用XX區車多擠塞的特點，先由第一嫌犯追上私家車引誘被害人下車及下車查看車呔，再由集團的其他成員盜竊被害人車內放有港幣現金的手袋。而在犯罪過程中，為免被拍到容貌，每名成員作案時都頭帶鴨舌帽且各人的行爲均很合拍。
根據卷宗第198頁由司法警察局犯罪現場勘查處所作的鑑定報告，曾將第一嫌犯身上所扣押的現金港幣29,500.00元的其中三張港幣一千元進行檢驗，發現其中一張印有香港E銀行有限公司(編號:DXXXXX73)的港幣一千元檢驗出一個指紋痕跡，該個指紋經輸入該局指紋自動識別系統後證實與該局庫存的其中一張指紋卡上的左手拇指指紋相吻合，該指紋卡上的資料屬於被害人C的。
此外，載於卷宗内的大量錄像及相關插圖亦能顯示出案發期間兩嫌犯與其餘在逃嫌疑人在案發地點的互動關係，尤其是，當被害人進入押店時兩嫌犯與另一名在逃嫌疑人一直在押店附近徘徊而當被害人駕車離開時，兩嫌犯及另一名嫌疑人K 又快速跑向被害人所行走的方向。
雖然案發地點為XX廣場與XX街交界，而現場又未有可覆蓋案發位置的閉路電視錄影鏡頭，故提供法庭的錄像未能錄得盜竊的具體經過，然而經綜合上述的眾多證據已能讓合議庭排除所有合理的懷疑以足夠的肯定認定兩嫌犯確曾聯同其餘在逃的嫌疑人偷取了被害人放在其汽車上的手袋，當中最少載有港幣150,000.00元。
然而，除了透過押店所提供的錄像能認定被害人的手袋裏載有港幣150,000.00元外，由於被害人一直未能向本法庭提交任何證據證實其餘的款項，故合議庭僅能認爲被害人的損失為不少於港幣150,000.00元。
此外，由於缺乏證據，故亦應開釋嫌犯被指控的一項毁損罪。”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兩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受害人及其他證人的證言，卷宗內所載的書證，以及扣押物的審閱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兩上訴人實施了有關加重盜竊罪的事實做出判斷。
受害人在審判聽證中清楚指認第一嫌犯是在事發當日一直跟着受害人汽車及示意受害人車輪出現狀況的人。
另外，透過錄像可以見到，兩名嫌犯與其他四名涉案人於事發當日已在XX街及J區押店一帶徘徊數小時，各人均戴上運動帽及太陽眼鏡，行為有別於一般的遊客。
雖然上訴人質疑司法警員只取3張紙幣去檢驗的做法，但是，紙幣上印有受害人的指紋卻是事實。
雖然錄像當中未能拍攝到盜竊的經過，但從錄像片段，尤其是兩名上訴人於事發前數小時已在現場徘徊數小時，他們之間在案發前後的互動，行動的路線，出入境紀錄，受害人的證言，以及指紋鑑定報告，足夠令合議庭毫無疑問地認定兩名上訴人與其他涉案人是以分工的方式作出盜竊的行為，先由第一上訴人引誘受害人下車查看其右邊汽車的車輪，再由第二上訴人或其他涉案人走到受害人左邊乘客位取走受害人的手提袋，之後所有人迅速逃離現場。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兩上訴人實施了加重盜竊罪，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兩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兩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兩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兩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兩上訴人各繳付4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16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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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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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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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Vem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a referida decisão que condenou os dois arguidos, ora recorrentes, A e B, pelo crime de furto p. e p. pelo art.º 197º, nº 1, com a qualificação do art.º 198º, nº 2, a) do C.P., na pena de 3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2. Não se conformam os recorrentes com a condenação lhes foi imposta (diremos mesmo, com a “injusta” condenação ... ) essencialmente - já que a convicçõ do Tribunal “a quo” não é sindicável - porque há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rt.º 400º, nº 2, al. a) e c) do C.P.P.).
3. Dá-se aqui por reproduzida a matéria de facto assente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4. Exist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ando o tribunal decidiu contra o que ficou provado ou não provado, tendo em conta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Este erro so existe quando for patente que o julgador errou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m julgamento.
5. 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ão deveria ter conduzido o Tribunal “a quo” à decisão condenatória.
6. Essencialmente, foram reproduzidos videos obtidos de câmaras na via pública e foram ouvidas testemunhas que depuseram, sobre o conteúdo dos vídeos.
7. Isto é, aquilo que foi visto em audiência, foi aquilo que as testemunhas viram auteriormente e que, para que o Tribunal “a quo” pudesse entender, comentaram ao mesmo tempo que era feito o respectivo visionamento.
8. Quando se diz, pois, n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recorrida que a condenação teve essencialmente por base o depoimento dos Investigadores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 que explicaram em audiência o “iter” criminoso dos arguidos, indicando as conclusões a que a investigação chegou - há que ter em conta essencialmente dois factos:
• aquilo sobre o que os Investigadores da PJ. tiraram as suas conclusões, ou seja, o visionamente das imagens colhidas, foi o mesmo a que o Tribunal “a quo” teve acesso; e
• não foram colhidas imagens do furto em si, facto que expressamente é referido n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9. Por outras e mais simples palavras: as imagens nada elucidam e ninguém viu o acto de furto que alegadamente foi praticado pelos arguidos e outros indivíduos. Nem mesmo o ofendido.
10. Da restante prova produzida, resulta que o alegado ofendido, C, identificou o 1º arguido, o recorrente A, como um indivíduo que apontou o lado direito do veículo que ele conduzia; não conseguiu ver quem lhe furtou a mala com dinheiro que se encontrava no assento do lado esquerdo do seu veículo; e não logrou fazer prova do valor que alegadamente fazia transportar na mala que lhe foi alegadamente furtada (a quantia de HKD$650,000.00).
11. Resulta também que, numa das 3 notas - das 30 que foram apreendidas ao arguido, A - foi encontrada uma impressão digital do ofendido.
12. Na versão da investigação - que a acusação e o Tribunal “a quo” acolheram como boa - a nota onde foi aposta aquela impressão digital faria parte daquelas que alegadamente foram furtadas ao ofendido.
13. Isto é, de trinta notas tiraram-se três (vá lá saber-se com que critério ... ) e, destas três notas, uma tinha uma impressão digital do ofendido.
A fase da investigação e da acusação ganharia “mais força” se, naquelas trinta notas, mais impressões digitais do ofendido houvera. Mas não foi o caso.
14. Andou mal,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o Tribunal “a quo”, na formação da sua convicção.
E tanto assim é que ocorrerá perquntar: e o papel do arguido Prada?
Este, não foi reconhecido por ninguém; não “tocou” no dinheiro do ofendido; e ninguém o viu nas imagens video ...
Porque foi, então, condenado?
Porque entrou e saiu de Macau na companhia do 1º arguido?
15. Ninguém viu ou reconheceu os recorrentes como os autores do furto alegadamente praticado no veículo do C(C).
Aliás, ninguém viu o furto.
16. A restante prova circunstancial, tendo em conta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 que, aliás, só é imputável ao arguido, A - não deveria ter fundamentado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17. O Tribunal “a quo” apreciou o que já constava dos autos e as testemunhas depuseram com base em videos, dos quais nada resulta como imputável aos recorrentes.
18. Tratando-se, como se trata, de u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dever-se-á anular a decisão recorrida e proceder ao reenvio d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º 418º do C.P.P ..
Termos em que,
Como se peticiona,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Assim se fazendo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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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2016 p.1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