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
第272/2014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
檢察院
A
日期：
B
C
D
E
F
2016年12月7日
主要法律問題：
- 促進刑事程序的正當性/不可補正之無效
- “因其職務而對之作出的事實”之加重情節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量刑過重
- 民事賠償
- 《刑法典》第183條讓公眾知悉有罪判決的規定
摘 要
1. 在起訴批示確定了本案的訴訟標的後，卷宗的進行，以及隨後的審理都應以此為依歸。這樣，因為輔助人提出的控訴事實已經得到刑事起訴法院的確認，就不會出現《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b)項所指的缺乏檢察院促進程序的不可補正之無效。
2. 雖然在事發時，輔助人並不在立法會內進行會議，或從事任何直接與議會有關之工作，但是，嫌犯誹謗輔助人的原因乃出於輔助人當時身為立法會議員，並就輔助人一些以此身份而作出的言行而起。
因此，有關情況應該歸納於“因其職務而對之作出的事實”的範圍中(《刑法典》第129條h)項)，而嫌犯的行為具有上述加重情節。
3. 原審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充足，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4. 在本案中，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未經法院認定的事實以及相關的判決及理由說明，原審法院在説明理由方面並未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5.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相關嫌犯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輔助人以及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各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6. 原審法院量刑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的要求，不存在量刑過重的情況。
7. 從有關事實中可以看到，各上訴人之行為確實導致了輔助人受到侮辱，精神困擾和沮喪的傷害，符合了《民法典》第557條的規定。且有關賠償金額亦沒有明顯過高，反而相反。
8. 原審法院要求是在採取了保障各嫌犯的私隱的前提下，把判決書的內容刊登於兩份發行量最大的報刊上。
原審法院的決定並沒有違反《刑法典》第183條第2款的規定。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
第272/2014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
檢察院
A
日期：
B
C
D
E
F
2016年12月7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3年12月19日，第一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3-13-0081-PCC/CR3-13-0081-PCC-A號卷宗內被控告：
-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及一項《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改判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
- 一項《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被判處七個月徒刑；（CR3-13-0081-PCC案）
- 一項《刑法典》第177條第1款a)及b)項、配合第175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公開侮辱及詆毀罪，被判處五個月徒刑；（CR3-13-0081-PCC-A案）
- 一項《刑法典》第177條第1款a)及b)項、配合第174條規定及處罰的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宣告罪名不成立。（CR3-13-0081-PCC-A案）。
- 上述兩罪競合，合共被判處九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緩期兩年執行。
同判決中，第二嫌犯D、第三嫌犯E、第四嫌犯B、第五嫌犯C及第六嫌犯F被控告：
-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及一項《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改判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
- 一項《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各判處三個月徒刑，緩刑一年執行。（CR3-13-0081-PCC案）
於2014年2月27日，上述合議庭判處第一至第六嫌犯A、D、E、B、C及F將本案判決書刊登：
a) 在本澳兩份發行量最大的報刑上(一份中文報紙、一份葡文報
紙)。
b) 以全文刊登，但須：
隱去第七嫌犯的姓名和基本資料，僅以“第七嫌犯”顯示；
其他嫌犯，僅保留姓名，隱去其他基本的個人身份資料。
c) 刊登費用由第一至第六嫌犯共同負擔。
檢察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在CR3-13-0081-PCC，刑事起訴法庭接納輔助人的自訴書，對六名被判刑人A、D、E、B、C、F作出起訴，控告各被判刑人為直接正犯、以既遂行為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以及澳門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
2. 審判後，原審法院改判各被判刑人為直接正犯、以既遂行為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判處A七個月徒刑，其餘五名，各判處三個月徒刑，緩刑一年。
3. 對於原審法院的判決，在應有的尊重下，本院未能認同，並認為在欠缺檢察院促進刑事訴訟程序之正當性下，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b)項結合第400條第1款之不可補正之無效的違反法律問題。
4. 按照卷宗資料，上訴人不得不指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欠缺檢察院促進有關訴訟程序，而各被判刑人卻被原審法院按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之規定，以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判處。
5. 值得注意在整個刑事偵查階段，檢察院均認定各嫌犯所觸犯的侮辱罪，該犯罪為私罪。
6. 針對檢察院的決定，輔助人並沒有向刑事起訴法庭提出預審。
7. 刑事起訴法庭卻在四名嫌犯提出的預審中，決定接納輔助人的自訴書，控告各嫌犯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及一項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
8. 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及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按照刑法典第182條屬準公罪。
9.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7條之規定，除了第38條及第39條之限制外，檢察院是唯一司法機關具正當性促進刑事訴訟程序。
10. 亦即是說，在本案中，輔助人在其提交的自訴書中，按照刑法典第174條、第175條、第177條及第178條控告各嫌犯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及一項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明顯欠缺正當性。
11. 明顯地，早在刑事起訴法庭的起訴批示，已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b項及第37條的規定，在欠缺檢察院促進刑事訴訟程序之正當性下，構成不可補正之無效。
12. 而在訴訟程序之清理批示中，同樣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b項及第37條的規定，在欠缺檢察院促進刑事訴訟程序之正當性下，構成不可補正之無效。
13. 而在原審法院的判決書，亦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b項及第37條的規定，在欠缺檢察院促進刑事訴訟程序之正當性下，構成不可補正之無效。
14.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的規定，不可補正之無效應在程序中任何階段內依職權宣告。
15. 而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109條之規定：一、無效使當中出現瑕疵之行為成為非有效行為，亦使依附於該行為之各行為及可能受該無效影響之各行為成為非有效行為。二、在宣告無效時，須規定何行為方視為非有效行為，且在必要時及在可能範圍內須命令重新作出該等行為……。
16. 因此，應依職權宣告刑事起訴法庭起訴批示、訴訟程序之清理批示及原審法院在CR3-13-0081-PCC的判決因欠缺檢察院促進有關訴訟程序的正當性構成不可補正之無效。
17. 上訴人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亦違反刑法典第178條、第182 條、第129條第2款h項、第336條第2款a項結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違反法律瑕疵。
18. 從已證事實中反映，確實，輔助人G當時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議員，而按照刑法典第336條第2款a項之規定，等同於公務員之概念。
19. 且通過已證事實第10點及第11點，上訴人認為此乃被判刑人A及所屬團體對G擔任立法議員的工作所作出的負面評價，這方面的爭論涉及個人評價，同時。
20. 我們認為，本案事發時，G身處其議員辦事處，並非在立法會內履行着立法議員的職務，且一直沒有提供充足資料證明被害人當時正在行使立法議員職務，也沒有說明被害人因行使何種具體職責職務而引致被判刑人A等的不滿，促使後者作出本案的行為。
21. 因此，並不符合刑法典第178條、第129條第2款h項及第336條第2款a項之犯罪加重。
22. 原審法院的判決沾染着刑法典第178條、第182條、第129條第2款h項及第336條第2款a項結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違反法律問題。
23. 這將引致所作出之判決無效。
24. 因此，應宣告原審法院的判決無效。
基於此，敬請認定本上訴理由成立，宣告刑事起訴法庭起訴批示、訴訟程序之清理批示及原審法院的判決存在不可補正之無效及判決無效，深信閣下定能一如既往，作出公正的判決。
輔助人對檢察院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1
第一嫌犯A對於有罪判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2款之規定，上訴亦得以下列內容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卷宗所載之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再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a)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b)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c)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2. 原審法院對事實作出認定的依據，包括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作出的聲明，上訴人承認派發上述新聞稿、舉牌及說出上述言語，但聲稱當時比照香港同類事件的做法，其不知道該等行為侵犯他人人格，且不知道其行為的後果嚴重；
3. 第七嫌犯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承認收集簽名，其認為“G反對現金分享”並非虛假。
4. 其他嫌犯於審判聽證中行使緘默權。
5. 證人H、I、J、K、L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客觀講述了事情經過，以及對輔助人造成的羞辱感覺、困擾及焦慮。
6. 在審判聽證中播放了2011年9月5日輔助人辦事處所在大廈前及下環街市門口和氹仔埃武拉街兩次集會的現場錄影光碟。
7. 上訴人認為載於CR3-13-0081-PCC-A控訴書第5點至第9點的事實及；
8. 載於CR3-13-0081-PCC控訴書第17點至第26點的事實不應獲得證實。
9. 因此，原審法院在認定上述事實存有瑕疵。
10. 故現請求上訴法院決定指控上訴人的、載於控訴書CR3-13-0081-PCC-A控訴書第5點至第9點的事實及；
11. 載於CR3-13-0081-PCC控訴書第17點至第26點的事實不獲得證實。
12. 並決定上訴人一項為直接正犯、以既遂行為觸犯的澳門《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罪名不成立(CR3-13-0081-PCC案)、及；
13. 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77條第1款a及b項、配合第175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罪名不成立(CR3-13-0081-PCC-A案)。
14. 如上訴法院不認同上述所指；
15.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實質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65條之規定。
16. 因此，上訴人被指為直接正犯、以既遂行為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判處七個月徒刑；( CR3-13-0081-PCC案)；及澳門《刑法典》第177條第1款a及b項、配合第175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判處五個月徒刑；( CR3-13-0081-PCC-A案)。均明顯過多；
17. 亦實質違反了《刑法典》第72條2款之規定，即原審法院將上述兩項刑罰競合後，合共判處九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明顯過高及過重。
18. 《刑法典》第40條和65條規定了“具體刑罰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時，亦須考慮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故意之嚴重程度、所表露之情感、嫌犯之動機、嫌犯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
19. 上訴人認為根據已證明之事實，被上訴之裁判量刑時明顯沒有考慮《刑法典》第40條和65條所規定之內容，因此，其被指控觸犯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判處七個月徒刑；( CR3-13-0081-PCC案)；及澳門《刑法典》第177條第1款a及b項、配合第175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判處五個月徒刑；( CR3-13-0081-PCC-A案)，均明顯過多；
20. 因此，應對一項加重公開誹謗罪及詆毀罪(CR3-13-0081-PCC案)，改判少於七個月徒刑；
21. 及應對一項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CR3-13-0081-PCC-A案)改判少於五個月之徒刑；
22. 原審判決亦實質違反了《刑法典》第72條2款之規定，即原審法院將上述兩項刑罰競合後，合共判處九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明顯過高及過重。
23. 因此，應對上訴人改判少於九個月之單一刑罰。
24. 同時，上訴人認為現被上訴之裁決關於民事損害賠償亦實質違反了《民法典》第447條、第557條、第556條、第558條、第560條之規定，即錯誤地判處上訴人向輔助人支付合共澳門幣三萬圓非財產損害賠償。
25. 上訴人認為其被指控的事實沒有構成《民法典》第447條所規定的損害賠償義務。
26. 現被上訴的裁判不應根據《民法典》第557條、第556條、第558條、第560條之規定，判處上訴人向輔助人支付合共澳門幣三萬圓非財產損害賠償。
27. 現請求改判上訴人不須向輔助人支付現被判處的賠償。
28. 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不認同以上所述，上訴人亦認為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向輔助人支付合共澳門幣三萬圓非財產損害賠償明顯過高。
29. 現請求改判上訴人向輔助人支付少於澳門幣三萬圓非財產損害賠償。
檢察院對上訴人A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就上訴人提出的理由闡述，因民事部份不受上訴影響，檢察院僅就刑事部份作出答覆。
2. 上訴人認為單憑上訴人及第七嫌犯M在審判聽證中作出的聲明及其餘嫌犯行使緘默權，以及證人H、I、J、K、L的證言及在審判聽證中播放的錄影光碟，原審法院對載於CR3-13-0081-PCC-A控訴書第5點至第9點的事實，以及載於CR3-13-0081-PCC控訴書第17點至第26點的事實不應視為獲得證實，質疑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的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及一項公開侮辱及詆毀罪的裁決，在認定上述事實存有瑕疵。
3. 就CR3-13-0081-PCC-A的案件中，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作出了客觀綜合分析所有證據，當中包括第一嫌犯及各證人在審判聽證中作出之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扣押物及其他證據，因此，並不存在任何瑕疵，上訴人的說法明顯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上訴人之說法明顯行不通，正正顯示其在挑戰原審法院的自由心證，而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之規定，審判者的心證不受指責。
4. 關於CR3-13-0081-PCC案，檢察院較早前向原審法院提交的上訴理由闡述書中已提過，原審法院的判決，因欠缺檢察院促進刑事訴訟程序之正當性，構成不可補正之無效，該無效行為應始於刑事起訴法庭的起訴批示，當中接納輔助人在沒有正當性下在其自訴書中控告各嫌犯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及一項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的半公罪，以及不符合刑法典第129條第2款h)項及第336條第2款a)項、第182條、第128條的犯罪加重，對於上訴人提出的理據，檢察院的立場維持不變。
5.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的量刑，明顯過高。
6. 對於CR3-13-0081-PCC-A，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在刑罰份量確定時，已一一考慮了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及第65條的規定，對於判處上訴人一項公開及詆毀罪五個月徒刑屬過當，刑罰是正確和平衡的。
7. 致於CR3-13-0081-PCC，檢察院維持在上訴書的立場，認為應宣告原審法院的判決存在不可補求的無效，並自刑事起訴法庭起訴批示開始視為無效。
綜上所述，敬請判本上訴部份理由成立，深信閣下定能一如既往，作出公正的判決
輔助人對上訴人A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2
第四嫌犯B及第五嫌犯C對於有罪判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2款之規定，上訴亦得以下列內容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卷宗所載之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再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a)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b)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c)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2. 原審法院對事實作出認定的依據，包括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作出的聲明，上訴人承認派發上述新聞稿、舉牌及說出上述言語，但聲稱當時比照香港同類事件的做法，其不知道該等行為侵犯他人人格，且不知道其行為的後果嚴重；
3. 第七嫌犯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承認收集簽名，其認為“G反對現金分享”並非虛假。
4. 其他嫌犯於審判聽證中行使緘默權。
5. 證人H、I、J、K、L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客觀講述了事情經過，以及對輔助人造成的羞辱感覺、困擾及焦慮。
6. 在審判聽證中播放了2011年9月5日輔助人辦事處所在大廈前及下環街市門口和氹仔埃武拉街兩次集會的現場錄影光碟。
7. 上訴人認為載於CR3-13-0081-PCC控訴書第17點至第26點的事實不應獲得證實。
8. 原審法院在認定上述事實存有瑕疵。
9. 因此，上訴人現請求改判載於CR3-13-0081-PCC控訴書第17點至第26 點的事實不獲得證實。
10. 並決定上訴人一項為直接正犯、以既遂行為觸犯的澳門《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罪名不成立(CR3-13-0081-PCC案)。
11. 如上訴法院不認同上述所指；
12.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實質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65條之規定。
13. 因此，上訴人被指為直接正犯、以既遂行為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判處三個月徒刑，均明顯過多；
14. 《刑法典》第40條和65條規定了“具體刑罰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時，亦須考慮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故意之嚴重程度、所表露之情感、嫌犯之動機、嫌犯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
15. 上訴人認為根據已證明之事實，被上訴之裁判量刑時明顯沒有考慮《刑法典》第40條和65條所規定之內容，因此，其被指控觸犯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判處三個月徒刑；( CR3-13-0081-PCC案)，均明顯過多；
16. 因此，應對一項加重公開誹謗罪及詆毀罪(CR3-13-0081-PCC案)，改判少於三個月徒刑；
17. 同時，上訴人認為現被上訴之裁決關於民事損害賠償亦實質違反了《民法典》第447條、第557條、第556條、第558條、第560條之規定，即錯誤地判處上訴人向輔助人支付合共澳門幣五千元非財產損害賠償。
18. 上訴人認為其被指控的事實沒有構成《民法典》第447條所規定的損害賠償義務。
19. 現被上訴的裁判不應根據《民法典》第557條、第556條、第558條、 第560條之規定，判處上訴人向輔助人支付合共澳門幣五千元非財產損害賠償。
20. 現請求改判上訴人不須向輔助人支付現被判處的賠償。
21. 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不認同以上所述，上述人亦認為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向輔助人支付合共澳門幣五千元非財產損害賠償明顯過高。
22. 現請求改判上訴人向輔助人支付少於澳門幣五千元非財產損害賠償。
檢察院對上訴人B及C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單憑第一嫌犯A、第七嫌犯M在審判聽證中作出的聲明及其餘嫌犯包括上訴人行使緘默權，以及證人H、I、J、K、L的證言及在審判聽證中播放的錄影光碟，原審法院對載於CR3-13-0081-PCC控訴書第17點至第26點的事實不應視為證實，質疑原審法院判處兩名上訴人的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各三個月徒刑，緩刑一年執行的裁決，在認定上述事實存有瑕疵。
2. 針對上述CR3-13-0081-PCC案，檢察院維持在較早前向原審法院提交的上訴書內理由闡述立場，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因欠缺檢察院促進刑事訴訟程序之正當性，構成不可補正之無效，該無效行為應始於刑事起訴法庭的起訴批示，當中接納輔助人在沒有正當性下在其自訴書中控告各嫌犯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及一項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的半公罪，以及不符合刑法典第129條第2款h)項及第336條第2款a)項、第182條、第128條的犯罪加重，對於上訴人提出的理據，檢察院的立場維持不變。
3.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的量刑判決，明顯過高。
4. 關於CR3-13-0081-PCC，檢察院維持在上訴書的立場，認為應宣告原審法院的判決存在不可補求的無效，並自刑事起訴法庭起訴批示開始視為無效。
綜上所述，敬請判本上訴部份理由成立，深信閣下定能一如既往，作出公正的判決。
輔助人對上訴人B及C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3
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D、第三嫌犯E及第六嫌犯F對於刊登報刊的判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各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作出上述判決時，實質違反了《刑法典》第183條之規定。
2. 《刑法典》第183條2款規定了法院須定具體方式，讓公眾知悉該判決。
3. 各上訴人認為將本案判決書以全文刊登明顯違反了上述規定。上訴人認為足以讓公眾知悉該判決的方式便滿足了《刑法典》第183條2款規定。
4. 因此，請求中級法院撤銷現被上訴的決定並根據《刑法典》第183條2款規定重新決定讓公眾知悉本判決的方式。
輔助人對上訴人A、D、E及F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4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檢察院及各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CR3-13-0188-PCS（CR3-13-0081-PCC-A）案：
1. 2012年5月至11月期間，上訴人A(第一嫌犯)及嫌犯M多次在澳門不同地區街道上向途人派發關於現金分享的傳單，同時，亦要求途人在彼等向政府要求發放2013年度現金分享的請求書內簽名。
2. 兩名嫌犯多次在上述簽名集會上手持揚聲器，直接向途人宣稱輔助人G要求政府不要向澳門市民發放現金分享，並展示寫有含“抗議工聯G反對現金分享”標語的紙牌及橫額（參見第29至63頁照片）。
3. 兩名嫌犯藉在本澳各區街道集會向公眾收集簽名期間，公開針對輔助人作出上述行為。
4. 上訴人A在下環街市門口及氹仔埃武拉街舉行的兩次集會期間，透過揚聲器向途人指“我地抗議G反對現金分享，佢就告我，幾無恥”及“G出嚟講野啦，係合理，可以接受，係唔係出賣我地工人，知唔知道呀，大家聽到啦，我地無冤枉佢呀，G真係做政府走狗，出賣工人＂(詳見卷宗第154頁的觀看視像記錄，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5. 上訴人A公然及肆意地針對輔助人作出上述“幾無恥”及“政府走狗”等言詞，其行為意圖侵犯輔助人的名譽及人格尊嚴。
6. 上述行為及言詞令當時身為XX副會長的輔助人感到受辱，名譽尊嚴被侵犯。
7. 上訴人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
8. 上訴人A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會受到法律制裁。
CR3-13-0081-PCC案:
1. 上訴人A是XX會理事長。
2. 上訴人D(第二嫌犯)、上訴人E(第三嫌犯)、上訴人B(第四嫌犯)、上訴人C(第五嫌犯)及上訴人F(第六嫌犯)為該會會員。
3. 當時，輔助人G是任期內的直選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4. 2011年9月2日，上訴人D受上訴人A指派，到輔助人位於...的辦事處，告知辦事處工作人員其所屬自救會將會於2011年9月5日12時30分前來遞信。
5. 2011年9月4日，上訴人A告知所有媒體上述遞信意圖，並要請媒體到場，以便將其意圖在本澳傳播。
6. 上述邀請以書面“致各位媒體朋友”形式發出。
7. 上述致媒體信中寫到: “G，競選中，都聲稱，為基層，以騙取選民的支持，不守承諾的G大姐。”並“歡迎採見證。”
8. 2011年9月5日，中午12時30分，第一至第六嫌犯到達輔助人的辦事處所在大廈前。
9. 此事已經有不少電視、電台、報紙記者到場。
10. 第一至第六名嫌犯到達之後，在大廈門前對媒體記者，上訴人A聲稱輔助人“無恥”、“垃圾議員”，”我地呢好多市民去投訴G騙選票，同情票，做咩票后呀，無恥”，之後上訴人A舉拳高呼“無恥”，第二至第六嫌犯隨之高呼“無耻”。
11. 上訴人A還向在場傳媒發出指責輔助人不履行競选承諾的聲明：
- 輔助人不履行競选承諾；
- 輔助人無膽量向政府施壓以維護基層。
- 輔助人不守承諾。
12. 之後，第一至第六嫌犯多次感謝媒體到場，並派發指責輔助人不履行競选諾言的單張。
13. 當天，上述事情被廣播和電視媒體作出新關報導。
14. 2011年9月6日，上述事情被中、英、葡文報紙作頭條報導。
15. 同一天(2011年9月6日)，上述嫌犯所屬之XX會向媒體發出通知，通知自救會將於第二天下午2時30分召開記者會。
16. 上述通知書中寫到 “G大姐下流，不守承諾，本會要控告，G。”
17. 上述言語是公開詆毀輔助人的言語，指責輔助人欺騙选民，不履行選舉承諾，沒有膽量批評政府。
18. 上述嫌犯除了上述公開詆毀輔助人之言語之外，還透過派發單張，及透過媒體報到方式公開並多次對輔助人進行指責。
19. 上述行為直接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成員。
20. 自開始便是有計劃有意圖地利用所有中、葡、英文在內的社會傳媒散播。
21. 第一至第六嫌犯是在有計劃、故意及選擇時機地做出上述行為。
22. 將侮辱、中傷、詆毀之言論以公開、引起轟動及傷害的方式傳播。
23. 第一至第六嫌犯之行為侵犯了輔助人的尊嚴和感觀。
24. 上述行為源起輔助人履行的立法會議員職務，是對其履行職務不客觀、不理智的批評，是對輔助人直接攻擊，漫罵和誹謗。
25. 第一至第六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
26. 第一至第六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被法律所禁止及處罰。
民事訴訟狀：
27. 輔助人認為其長期以來捍衛市民權利和利益之奮斗歷程中，有時會面對艱巨時刻，但卻被指控人嘲弄和蔑視，更被他們在大街上無禮侮辱和誹謗。
28. 這一切令受害人感沮喪和難過。
29. 這些情況還引致輔助人失眠。
另外證明下列事實：
30.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七名嫌犯無犯罪紀錄。
31. 上訴人A聲稱無業，靠儲蓄生活，需撫養一名孩子，其學歷程度為初中二年級。
32. 上訴人D稱無業，需撫養一名女兒，其學歷程度為小學三年級。
33. 上訴人E聲稱無業，無家庭及經濟負擔，其學歷程度為小學五年級。
34. 上訴人B聲稱為洗車員，需撫養一名兒子，其學歷程度為初中二年級。
35. 上訴人C聲稱為洗車員，需撫養一名兒子，其學歷程度為小學六年級。
36. 上訴人F聲稱無業，無家庭及經濟負擔，其學歷程度為小學二年級。
37. 第七嫌犯M聲稱無業，其為傷殘人仕，需供養兩名兒子，其學歷程度為小學三年級。
未獲證明之事實：
1. 未獲證明：上訴人A和嫌犯M藉在本澳各區街道集會向公眾收集簽名期間，公然及肆意地針對輔助人作出上述行為，清楚知道“G反對現金分享”的事實內容為虛假。
2. 未獲證明：上訴人A和嫌犯M清楚知道上述歸責於輔助人的事實會影響他人對輔助人的觀感，尤其是一般市民對輔助人的觀感，仍作出該行為。
3. 未獲證明：2011年9月5日，第二至第六嫌犯除了高呼“無耻”之外，亦說出其他言語。
4. 未獲證明：輔助人需借助藥物幫助入睡。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促進刑事程序的正當性/不可補正之無效
- “因其職務而對之作出的事實”之加重情節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量刑過重
- 民事賠償
- 《刑法典》第183條讓公眾知悉有罪判決的規定
1. 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在欠缺檢察院促進刑事訴訟程序之正當性下，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b)項及第37條的規定，構成不可補正之無效。
《刑事訴訟法典》第37條：
“在以下各條所載之限制下，檢察院具有促進刑事訴訟程序之正當性。”
《刑事訴訟法典》第38條：
“一、如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則為使檢察院能促進訴訟程序，具有正當性提出告訴之人將事實告知檢察院係屬必需。
二、為着上款所指之目的，凡向任何有法定義務將告訴轉達檢察院之實體提出之告訴，均視為向檢察院提出。
三、告訴須由告訴權人或具有特別權力之受任人提出。”
《刑事訴訟法典》第265條：
“一、如偵查期間收集到充分跡象，顯示有犯罪發生及何人為犯罪行為人，則檢察院須對該人提出控訴。
二、充分跡象，係指從該等跡象能合理顯示出嫌犯可能最終在審判中被科處刑罰或保安處分者。
三、控訴書須載有下列內容，否則無效：
a）指出認別嫌犯身分之資料；
b）敘述或扼要敘述能作為對嫌犯科處刑罰或保安處分之依據之事實，儘可能載明犯罪實施之地方、時間及動機，行為人對事實之參與程度，以及任何對確定應科處行為人之制裁屬重要之情節；
c）指出適用之法律規定；
d）指出將調查或聲請之證據，尤其是將在審判中作證言之證人及作陳述之鑑定人之名單及其身分資料；
e）日期及簽名。
四、如屬案件相牽連之情況，則僅提出一控訴。
五、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三款及第一百條第一款a與b項之規定，相應適用之；如該兩種通知方式使用後顯得無效，則訴訟程序繼續進行。”
《刑事訴訟法典》第266條：
“一、在就檢察院之控訴作出通知後十日內，輔助人或在控訴行為中成為輔助人之人亦得以檢察院控訴之事實或該等事實之某部分提出控訴，又或以其他對檢察院控訴之事實不構成實質變更之事實提出控訴。
二、經作出下列修改後，上條第三款之規定，相應適用之：
a）該控訴得僅限於單純贊同檢察院之控訴；
b）僅需指出未載於檢察院控訴內而將調查或聲請之證據。”
《刑事訴訟法典》第267條：
“一、如非經自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則偵查完結後，檢察院須通知輔助人，以便其於十日內提出自訴。
二、如屬上款所指之情況，而檢舉人仍未成為輔助人，則檢察院須通知檢舉人，以便其於十日內成為輔助人並提出自訴。
三、第二百六十五條第三款及第五款之規定，相應適用於以上兩款所指之自訴。
四、檢察院得在自訴提出後十日內，以相同於自訴之事實或該等事實之某部分提出控訴，又或以其他對自訴之事實不構成實質變更之事實提出控訴。
五、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三款及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相應適用於上款所指之控訴。”
《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
“除另有法律規定定為不可補正之無效外，下列情況亦構成不可補正之無效，而此等無效應在程序中任何階段內依職權宣告：
a）組成有關審判組織之法官人數少於應有數目或違反定出有關組成方式之法律規則；
b）檢察院無依據第三十七條之規定促進有關訴訟程序，以及在法律要求其到場之行為中缺席；
c）依法須到場之嫌犯或其辯護人缺席；
d）法律規定必須進行偵查或預審而無進行偵查或預審；
e）違反與法院管轄權有關之規則；
f）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以外採用特別訴訟形式。”
本上訴的爭議是因對各嫌犯的犯罪行為屬於準公罪性質還是私罪性質的界定所引起的程序合法性的問題。
我們先看看有關本案卷宗的相關資料。
本案中，在輔助人作出告訴後，承辦檢察官在2012年5月29日作出批示，認定有跡象顯示有關嫌犯只觸犯《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規定之侮辱罪，而基於該罪屬私罪，通知檢舉人聲請成為輔助人及提出自訴，否則，檢察院將於期限屆滿後將卷宗歸檔。(詳見卷宗第163頁批示)
輔助人接通知後提起自訴，指控相關嫌犯以競合方式觸犯《刑法典》第174、175及17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公開誹謗及抵毁罪，一項加重公開侮辱及抵毁罪。(詳見卷宗第166至174頁之申請)
同時，輔助人向助理檢察長提出聲明異議。(詳見卷宗第201頁至204頁之申請)。
2012年10月22日，助理檢察長作出批示，認定沒有充足資料證明被害人(輔助人)當時正在行使立法議員職務，因而被害人應按私罪的規定推動本案的往後程序，以便追究各嫌犯的刑事責任(詳見卷宗第217至218頁批示)。
隨後，檢察院將輔助人所提交的自訴通知相關嫌犯。
在接到通知後，有關嫌犯向刑事起訴法庭提起預審申請(詳見卷宗第296頁申請)。
2013年3月11日，經預審辯論後，刑事起訴法庭起訴六名嫌犯A、D、E、F、B及C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第175條第1款配合同一法典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129條第2款h)及第336條第2款a)項所規定和處罰之一項『加重公開誹謗罪』以及一項『加重公開侮辱罪』。(詳見卷宗第341至347頁預審辯論紀錄)。
根據上述資料顯示，本案承辦檢察官認為本案嫌犯的犯罪行為屬於私罪性質，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267條規定，輔助人需要單獨提起控訴(自訴)來推進程序的進行。
然而，輔助人則認為嫌犯的犯罪行為屬於準公罪性質，而檢察院應當提起控訴。
但是，輔助人亦根據要求，遞交了自訴書，但當中的適用法律部分仍指控嫌犯觸犯了準公罪。
隨後，本案嫌犯向刑事起訴法庭提出預審申請並被接納，最後，刑事起訴法庭更依據輔助人的自訴書內容，以《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及《刑法典》第175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公開侮辱及詆毀罪，向相關嫌犯提出起訴。
至此，刑事起訴法庭所作出的起訴批示，在法律上已取代了之前由檢察院所作出的聲明異議決定，同時也取代了輔助人所提起的自訴書，並成為在本案中，包括在事實及法律定性方面的訴訟標的。
在起訴批示確定了本案的訴訟標的後，卷宗的進行，以及隨後的審理都應以此為依歸。這樣，因為輔助人提出的控訴事實已經得到刑事起訴法院的確認，就不會出現《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b)項所指的缺乏檢察院促進程序的不可補正之無效。
另外，雖然在本案中是由嫌犯而非輔助人提出預審申請，但不妨礙刑事預審法官在依職權的情況下對帶有犯罪跡象的行為進行獨立的認定。
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c)項所規定的不可補正之無效。
2. 檢察院又認為本案事發時，輔助人G身處其議員辦事處，並非在立法會內履行着立法議員的職務，且一直沒有提供充足資料證明被害人當時正在行使立法議員職務，也沒有說明被害人因行使何種具體職責職務而引致被判刑人A等的不滿，促使後者作出本案的行為，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違反了《刑法典》第178條、第182條、第129條第2款h)項及第336條第2款a)項之規定。
《刑法典》第174條規定：
“一、向第三人將一事實歸責於他人，而該事實係侵犯他人名譽或別人對他人之觀感者，即使以懷疑方式作出該歸責，或向第三人作出侵犯他人名譽或別人對他人觀感之判斷者，又或傳述以上所歸責之事實或所作之判斷者，處最高六個月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
二、如屬下列情況，該行為不予處罰：
a)該歸責係為實現正當利益而作出；及
b)行為人證明該歸責之事實為真實，或行為人有認真依據，其係出於善意認為該歸責之事實為真實者。
三、如該歸責之事實係關於私人生活或家庭生活之隱私者，上款之規定，不適用之。
四、如按該事件之情節，行為人係有義務了解所歸責之事實之真實性，而其不履行該義務者，則阻卻第二款ｂ項所指之善意。”
《刑法典》第177條規定：
“一、向第三人將一事實歸責於他人，而該事實係侵犯他人名譽或別人對他人之觀感者，即使以懷疑方式作出該歸責，或向第三人作出侵犯他人名譽或別人對他人觀感之判斷者，又或傳述以上所歸責之事實或所作之判斷者，處最高六個月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
二、如屬下列情況，該行為不予處罰：
a)該歸責係為實現正當利益而作出；及
b)行為人證明該歸責之事實為真實，或行為人有認真依據，其係出於善意認為該歸責之事實為真實者。
三、如該歸責之事實係關於私人生活或家庭生活之隱私者，上款之規定，不適用之。
四、如按該事件之情節，行為人係有義務了解所歸責之事實之真實性，而其不履行該義務者，則阻卻第二款b項所指之善意。”
《刑法典》第178條規定：
“如被害人為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款ｈ項所指之任一人，且係在執行其職務時或因其職務而受侵犯，則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五條及第一百七十七條所規定之刑罰，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二分之一。”
《刑法典》第182條規定：
“本章之罪，非經自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但屬第一百七十八條及第一百八十一條所規定之情況者，僅須告訴即已足夠。”
《刑法典》第129條規定：
“一、如死亡係在顯示出行為人之特別可譴責性或惡性之情節下產生，行為人處十五年至二十五年徒刑。
二、在顯示出上款所指之特別可譴責性或惡性之情節中，包括下列情節：
a) 行為人係被害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直系血親尊親屬、被害人收養之人或收養被害人之人；
b) 行為人折磨被害人，或對之為殘忍行為，以增加其痛苦；
c) 行為人受貪婪、以殺人為樂、或受任何卑鄙或微不足道之動機所驅使；
d) 行為人受種族、宗教或政治之仇恨所驅使；
e) 行為人之目的，係為預備、便利、實行或隱匿另一犯罪，又或便利犯罪行為人逃走或確保其不受處罰；
f) 行為人使用毒物，又或使用任何陰險之方法或顯現出實施公共危險罪之方法；
g) 行為人在冷靜之精神狀態下，或經深思所採用之方法後而為行為，又或殺人意圖持續超逾二十四小時；或
h) 行為人在公務員、教學人員、公共考核員、證人或律師執行職務時對之作出事實，或因其職務而對之作出事實。”
《刑法典》第336條規定：
“一、為著本法典之規定之效力，「公務員」一詞包括：
a)公共行政工作人員或其他公法人之工作人員；
b)為其他公共權力服務之工作人員；
c)在收取報酬或無償下，因己意或因有義務，而不論係臨時或暫時從事、參與從事或協助從事屬公共行政職能或審判職能之活動之人。
二、下列者等同於公務員：
a)總督及政務司、立法會議員、諮詢會委員、法院及檢察院之司法官、反貪污暨反行政違法性高級專員及巿政機關據位人；
b)本地區官方董事及政府代表；
c)公營企業、公共資本企業、公共資本占多數出資額之企業，以及公共事業之特許企業、公共財產之特許企業或以專營制度經營業務之公司等之行政管理機關、監察機關或其他性質之機關之據位人，以及該等企業或公司之工作人員。”
這個問題的爭論，是輔助人是否應視為公務員的概念，而嫌犯的行為是否針對輔助人在執行職務時或因其職務而對之作出的事實。
根據已證事實，在案發時輔助人為時任立法會議員，而嫌犯在案發時打著“XX會理事長”的旗號，到輔助人的議員辦事處門外進行有關指責的活動。
嫌犯所屬的組織與輔助人所屬的組織都屬參與立法會選舉的社團，並且擁有相同或頗接近的同屬勞工階層的選民基礎。
嫌犯使用如“政府走狗” 、 “騙選票”及 “垃圾議員”等言詞指責輔助人，顯然，是衝著輔助人的選民基礎而來，意圖動搖甚至希望獲取同一個選民基礎的支持。
雖然在事發時，輔助人並不在立法會內進行會議，或從事任何直接與議會有關之工作，但是，嫌犯誹謗輔助人的原因乃出於輔助人當時身為立法會議員，並就輔助人一些以此身份而作出的言行而起。
因此，有關情況應該歸納於“因其職務而對之作出的事實”的範圍中(《刑法典》第129條h)項)，而嫌犯的行為具有上述加重情節。
故此，檢察院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3. 上訴人A、B及C則認為原審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根據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的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亦未發現存在漏洞。
另外，根據原審法院已確認之事實：
5. “2011年9月4日，上訴人A告知所有媒體上述遞信意圖，並要請媒體到場，以便將其意圖在本澳傳播。
6. 上述邀請以書面“致各位媒體朋友”形式發出。
7. 上述致媒體信中寫到: “G，競選中，都聲稱，為基層，以騙取選民的支持，不守承諾的G大姐。”並“歡迎採見證。”
8. 2011年9月5日，中午12時30分，第一至第六嫌犯到達輔助人的辦事處所在大廈前。
……
21. 第一至第六嫌犯是在有計劃、故意及選擇時機地做出上述行為。
22. 將侮辱、中傷、詆毀之言論以公開、引起轟動及傷害的方式傳播。
23. 第一至第六嫌犯之行為侵犯了輔助人的尊嚴和感觀。
24. 上述行為源起輔助人履行的立法會議員職務，是對其履行職務不客觀、不理智的批評，是對輔助人直接攻擊，漫罵和誹謗。
25. 第一至第六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
故此，原審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充足，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故此，上述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4. 上訴人A、B及C又認為原審法院判決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同樣理解可見於Germano Marques da Silva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III”5。
在本案中，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未經法院認定的事實以及相關的判決及理由說明，原審法院在説明理由方面並未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因此，三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5. 上訴人A、B及C認為原審法院判決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第一嫌犯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第一嫌犯承認派發上述新聞稿、舉牌及說出上述言語，但聲稱當時比照香港同類事件的做法，其不知道該等行為侵犯他人人格，且不知道其行為的後果嚴重。
第七嫌犯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承認收集簽名，其認為“G反對現金分享”並非虛假。
其他嫌犯於審判聽證中行使緘默權。
證人H、I、J、K、L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客觀講述了事情經過，以及對輔助人造成的羞辱感覺、困擾及焦慮。
在審判聽證中播放了2011年9月5日輔助人辦事處所在大廈前及下環街市門口和氹仔埃武拉街兩次集會的現場錄影光碟。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第一、第七嫌犯及各證人在審判聽證中作出之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扣押物及其他證據後，本合議庭認定上述事實。”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相關嫌犯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輔助人以及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各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各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因此，三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也不成立。
6. 此外，上訴人A、B及C認為原審判決量刑過重，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
《刑法典》第40條規定：
“一、科處刑罰及保安處分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
二、在任何情況下，刑罰均不得超逾罪過之程度。
三、保安處分僅在其與事實之嚴重性及行為人之危險性相適應時，方得科處之。”
《刑法典》第65條規定：
“量刑須根據《刑法典》第65條之規定。一、刑罰份量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在法律所定之限度內為之。
二、在確定刑罰之份量時，法院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尤須考慮下列情節：
a)事實之不法程度、實行事實之方式、事實所造成之後果之嚴重性，以及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之義務之違反程度；
b)故意或過失之嚴重程度；
c)在犯罪時所表露之情感及犯罪之目的或動機；
d)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
e)作出事實之前及之後之行為，尤其係為彌補犯罪之後果而作出之行為；
f)在事實中顯示並無為保持合規範之行為作出準備，而欠缺該準備係應透過科處刑罰予以譴責者。
三、在判決中須明確指出量刑之依據。”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根據原審法院已確認之事實，第一嫌犯因在下環街市門口及氹仔埃武拉街舉行的兩次集會期間以公開方式指責輔助人“無恥”、“政府走狗”的言語而被控告的一項公開侮辱及詆毀罪。第一嫌犯明知該等“無恥”、政府走狗”等言語侵犯他人的名譽和人格並且違法，仍然在自由、自主及自願的情況下公開散播。
另外，上訴人A分別連續兩日在輔助人議員辦事處所在大廈前向傳媒發出通知書以侮辱的言語指責輔助人，上訴人D、E、B、C和F，亦分別連續兩日在輔助人議員辦事處所在大廈前，以XX會會員透過上訴人A以該自救會組織成員名義透過媒體通知書用侮辱言語指責輔助人。
上訴人A、B及C所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174條第1款、配合第177條第2款、第178條、第336條第2款第a)項及第129條第2款h)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可被判處四十五日至三年徒刑或科處十五日至一百八十日罰金之刑罰。
上訴人A所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177條第1款a)及b)項、配合第175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公開侮辱及詆毀罪，可被判處最高二年徒刑或科處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之刑罰。
本案中，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A所觸犯的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判處七個月徒刑；一項公開侮辱及詆毀罪，判處五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九個月徒刑，緩刑兩年。
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B及C所觸犯的一項加重公開誹謗及詆毀罪，判處三個月徒刑，緩刑一年。
上述判刑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的要求，不存在量刑過重的情況。
在犯罪競合方面，原審法院對上訴人A合共判處九個月徒刑，緩刑兩年，符合《刑法典》第71條的相關規定。
因此，三名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7. 上訴人A、B及C提出因其行為未構成《民法典》第447條所規定的賠償義務，因此，原審判決民事賠償有錯誤違反了《民法典》第447條、第557條、第556條、第558條及第560條之規定。
《民法典》第557條規定：
“僅就受害人如非受侵害即可能不遭受之損害，方成立損害賠償之債。”
《民法典》第556條規定：
“對一項損害有義務彌補之人，應恢復假使未發生引致彌補之事件即應有之狀況。”
《民法典》第558條規定：
“一、損害賠償義務之範圍不僅包括侵害所造成之損失，亦包括受害人因受侵害而喪失之利益。
二、在定出損害賠償時，只要可預見將來之損害，法院亦得考慮之；如將來之損害不可確定，則須留待以後方就有關損害賠償作出決定。”
《民法典》第560條規定：
“一、如不能恢復原狀，則損害賠償應以金錢定出。
二、如恢復原狀雖為可能，但不足以全部彌補損害，則對恢復原狀所未彌補之損害部分，以金錢定出其損害賠償。
三、如恢復原狀使債務人負擔過重，則損害賠償亦以金錢定出。
四、然而，如導致損害之事件仍未終止，受害人有權請求終止，而不適用上款所指之限制，但所顯示之受害人利益屬微不足道者除外。
五、定出金錢之損害賠償時，須衡量受害人於法院所能考慮之最近日期之財產狀況與如未受損害而在同一日即應有之財產狀況之差額；但不影響其他條文規定之適用。
六、如不能查明損害之準確價值，則法院須在其認為證實之損害範圍內按衡平原則作出判定。”
民事賠償方面，原審判決裁定如下：
“本案，第一至第六嫌犯的行為侵犯了輔助人的人格和名譽尊嚴，導致輔助人感到人格受到侮辱，精神受到困擾和沮喪，六名嫌犯的行為毫無疑問是侵權行為，應就其等行為對輔助人造成的精神傷害負上賠償責任。
根據上述獲證事實，以及上述民法規定之確定賠償之準則，合議庭裁定：
第一嫌犯支付輔助人合共澳門三萬元非財產損害賠償，附加自本判決作出之日至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
第二至第六嫌犯每人支付輔助人澳門幣五千圓非財產損害賠償，附加自判決作出之日至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
關於損害賠償方面的事實，原審法院認定如下：
5. “2011年9月4日，上訴人A告知所有媒體上述遞信意圖，並要請媒體到場，以便將其意圖在本澳傳播。
6. 上述邀請以書面“致各位媒體朋友”形式發出。
……
10. 第一至第六名嫌犯到達之後，在大廈門前對媒體記者，上訴人A聲稱輔助人“無恥”、“垃圾議員”，”我地呢好多市民去投訴G騙選票，同情票，做咩票后呀，無恥”，之後上訴人A舉拳高呼“無恥”，第二至第六嫌犯隨之高呼“無耻”。
11. 上訴人A還向在場傳媒發出指責輔助人不履行競选承諾的聲明：
- 輔助人不履行競选承諾；
- 輔助人無膽量向政府施壓以維護基層。
- 輔助人不守承諾。
……
13. 當天，上述事情被廣播和電視媒體作出新關報導。
14. 2011年9月6日，上述事情被中、英、葡文報紙作頭條報導。
15. 同一天(2011年9月6日)，上述嫌犯所屬之XX會向媒體發出通知，通知自救會將於第二天下午2時30分召開記者會。
16. 上述通知書中寫到 “G大姐下流，不守承諾，本會要控告，G。”
……
27. 輔助人認為其長期以來捍衛市民權利和利益之奮斗歷程中，有時會面對艱巨時刻，但卻被指控人嘲弄和蔑視，更被他們在大街上無禮侮辱和誹謗。
28. 這一切令受害人感沮喪和難過。
29. 這些情況還引致輔助人失眠。”
從上述事實中可以看到，各上訴人之行為確實導致了輔助人受到侮辱，精神困擾和沮喪的傷害，符合了《民法典》第557條的規定。且有關賠償金額亦沒有明顯過高，反而相反。
因此，三名上訴人的上述理由並不成立。
8. 上訴人A、D、E、F認為原審法院要求將判決以全文刊登報刊的決定，違反《刑法典》第183條第2款的規定。
《刑法典》第183條規定：
“一、如在存有第一百七十七條所規定之情節下作出判刑，即使係免除刑罰，只要告訴權人或自訴權人在第一審之聽證終結前，聲請須讓公眾適當知悉該判決，則法院須命令為之，費用由行為人負擔。
二、法院須定出具體方式，讓公眾知悉該判決。”
原審法院認為：
“本案被判刑的事實有兩項：(一項是第一嫌犯在街市集會期間，利用手持揚聲器向過路的市民公開侮辱輔助人人格，在較大的範圍內對輔助人造成負面影響；(另一項是由第一嫌犯組織及安排，並由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嫌犯參與的公開侮辱被害人的事實，被第一嫌犯邀請的傳媒透過電視、廣播和多家中葡文報紙以新聞等方式廣泛報導，可見，對被害人的負面影響範圍亦較大。
考慮到本案相關嫌犯行為對輔助人造成負面影響的範圍，根據《刑法典》第183條的規定，將判決公佈在兩份本澳發行量最大的報章上(中文及葡文)，是適當和適度的。
因此，本合議庭決定：
a) 命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嫌犯將本案判決書刊登在本澳兩份發行量最大的報刊上(一份中文報紙，一份葡文報紙)。
b) 以全文刊登，但須：
- 隱去第七嫌犯的姓名和基本的個人身份資料，僅以“第七嫌犯”，顯示；
- 其他嫌犯，僅保留姓名，隱去其他基本的個人身份資料。
c) 刊登費用由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嫌犯共同負擔。”
上訴人只是提出，原審的裁決違反了《刑法典》第183條第2款的規定，但是沒有提出具體的理由。
原審法院要求是在採取了保障各嫌犯的私隱的前提下，把判決書的內容刊登於兩份發行量最大的報刊上。
原審法院的決定並沒有違反《刑法典》第183條第2款的規定。
因此，有關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檢察院及六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判處上訴人A繳付10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判處上訴人D繳付2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判處上訴人E繳付2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判處上訴人B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判處上訴人C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判處上訴人F繳付2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A、D、E、B、C及F各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2,000圓。
著令通知。
2016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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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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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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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A presente Resposta é tempestiva.
2. Ao longo de todo o processo, não vislumbramos momento anterior ao do presente recurso em que a questão da nulidade insanável prevista na al, b) do artigo 106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PP) haja sido suscitada pela entidade recorrente.
3. Trata-se, portanto, salvo melhor opinião, de uma questão nova, não podendo, portanto, ser apreciada por esse Venerando TSI,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 nº 1 do artigo 400º do CPP.
4. Termos em que, ressalvada diversa opinião, se afigura ser de rejeitar, quanto a esta parte, o recurso a que ora se responde.
5. No caso vertente, foi aberta a instrução e foi proferido despacho de pronúncia pelo Meritíssimo Juiz de Instrução, no qual se deduz acusação com a agravante prevista no artigo 178º do Código Penal o que, conjugado com o artigo 182º do mesmo Código, nos conduz à qualificação da natureza dos crimes indiciados e objecto de pronúncia como sendo semipública.
6. Sendo certo que, em sede de debate instrutório, a Recorrida levantou expressamente esta questão e requereu ao Meritíssimo JIC que lhe desse uma solução, uma vez que, na fase de inquérito e em sede de Reclamação hierárquica formulada pela Recorrida, a posição anterior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MP) tinha sido a de estarmos face a crimes de natureza particular.
7. Na mesma sede, porém, o MP limitou-se a pedir que fosse feita justiça.
8. Assim, parece ser de considerar que o despacho de pronúncia supriu a inércia de MP e que esta entidade se conformou com tal decisão.
9. Por outro lado, como dizem Leal Henriques e Sima Santos no seu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Anotado” e como já dizia Maia Gonçalves no seu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Anotado”, a prova da acusação é a que passa a figurar na pronúncia (vd. Anotações aos artigos 289º e 308º, respectivamente, do CPPMacau e do CPPPortuguês) .
10. Foi o despacho de pronúncia do Meritíssimo Juiz de Instrução que corporizou a acusação.
11. Consequentemente,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foi proferida baseando- se naquela pronúncia e não na acusação particular da recorrida enquanto assistente.
12. Acresce que, mesmo depois deste despacho, a entidade recorrente continuou a praticar actos de promoção do processo.
13. Entretanto, o Meritíssimo Juiz titular do processo no TJB proferiu despacho já transitado em julgado onde, ao abrigo do artigo 283º do CPP, decidiu expressamente que se verificavam todos os pressupostos processuais e nenhuma nulidade ou questão prévia havia a resolver.
14. A entidade recorrente alega, ainda, que a recorrida não requereu a abertura da instrução.
15. Sucede, porém, que a recorrida se viu, na altura, confrontada, por um lado, com a posição da entidade recorrente notificando-a para deduzir acusação particular no prazo de 10 dias e,
16. por outro lado, com o disposto no nº 2 do artigo 269º do CPP, legitimando apenas o arguido enquanto sujeito que poderia requerer a abertura da instrução, face àquela (particular) modalidade de acusação.
17. Deste modo, para não correr o risco de sobrevir a preclusão do seu direito de deduzir acusação, a recorrida não teve alternativa senão cumprir o que lhe determinavam, isto é, deduzir ela a acusação.
18. De qualquer modo, ainda que se entenda que a Recorrida podia ter requerido a abertura da instrução e não o fez, o que realmente se veio depois a verificar foi que alguns dos arguidos requereram a abertura da instrução pelo que, veio a mesma efectivamente a realizar-se.
19. E consta da acta do debate instrutório que a Recorrida, nessa altura, suscitou expressamente a questão da natureza dos crimes indiciados pedindo para o Meritíssimo JIC a resolver, enquanto que o MP abdicou de qualquer intervenção quanto a esta matéria.
20. Consequentemente, parece-nos que mantém toda a propriedade o invocado nas conclusões 5 a 11.
21. Termos em que, salvo melhor opinião, não se verifica a nulidade insanável prevista na al, b) do artigo 106º do CPP.
22. Ficou provado que a ofendida, ora recorrida, é deputada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RAEM).
23. Ficou provado que a recorrida foi difamada e injuriada perante numerosos órgãos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à porta do seu Gabinete de Atendimento ao Público sito na rua das Lorchas, 265.
24. Deste modo, parece-nos que os crimes em causa foram cometidos enquanto a recorrida estava “no exercício das funções de deputada”, ainda que fora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25. Por outro lado, ficou provado que os arguidos fazem parte de uma associação política denominada “Associação de Mútuo Socorro dos Operários” e que foi nessa qualidade, em representação dessa associação que difamaram e injuriaram publicamente a recorrida.
26. É facto público e notório que a recorrida foi eleita por sufrágio universal em representação de uma outra associação política, vocacionada, igualmente, para a defesa dos direitos dos operários, a “União dos Operários de Macau”.
27. Ficou provado que os arguidos, enquanto membros da associação política a que pertencem, convocaram por escrito todos os órgãos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em 04/09/2011, para estarem presentes no dia seguinte pelas 12h30m em frente do gabinete de atendimento ao público da deputada G, na qual se diz que a recorrida incumpriu os seus compromissos eleitorais para com a camada básica da população.
28. Ficou provado que os arguidos chamaram “desavergonhada” e “deputada-lixo” à recorrente.
29. Igualmente ficou provado, que o 1º arguido declarou aos órgãos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que “Muitos cidadãos apresentaram queixas contra G por ter enganado os votantes, sem vergonha”, e que, de seguida, gritou “sem vergonha” com o punho levantado, secundado no seu insulto pelos demais arguidos.
30. Em suma, percorrendo os factos provados, o que se verifica, é que os crimes pelos quais foram condenados os arguidos, foram por eles cometidos tendo por exclusiva referência a conduta da recorrida enquanto deputada, isto é, “por causa” das suas funções.
31. A entidade recorrente não impugnou a factualidade dada por provada.
32. Como tal, face ao conjugadamente disposto nos artigos 129º/2/h) e 336º/2/a),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CPM), parece-nos que os arguidos incorreram na agravação prevista no artigo 178º do CPM.
33. Não se verifica, portanto, salvo melhor opinião, a nulidade da sentença por violação do artigo 178º do CPM, devendo antes confirmar-se o doutamente decidido, isto é, a aplicação deste normativo ao caso vertente.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de direito, sempre com o mui douto suprimento de V. Exas., deve a decisão constante do douto acordão recorrido ser mantida e neg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a que ora se responde.
Todavia, se, por remota hipótese, for provido o recurso a que ora se responde, com base na nulidade d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por violação da al. b) do artigo 106º do CPP, i. é, por se considerar que os factos imputados aos arguidos concitam a prática de crimes semipúblicos e que foi a falta de dedução da respectiva acusação por parte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enquanto única entidade com legitimidade para o efeito que provocou aquela nulidade, então, requer-se a esse Venerando Tribunal que expressamente se determine que a entidade recorrente terá que deduzir acusação contra os arguidos pela prática dos crimes pelos quais foram condenados, qualificando-os como crimes semipúblicos.
Assim se fazendo serena JUSTIÇA.
2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A presente Resposta é tempestiva.
2. O CPP, no seu artigo 114º consagra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 julgador ao estipular que: “Salvo disposição legal em contrário, a prova é apreciada segundo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a livre convicção da entidade competente”.
3. E foi com base neste princípio e face ao plasmado nas disposições conjugadas dos citados artºs 65º e 40º (este último, sob a epígrafe “Finalidades das penas e medidas de segurança”) que o Distinto Colectivo a quo escolheu a pena aplicada e sua medida, sendo tal juízo insindicável.
4. Na verdade, se o Recorrente pretendesse impugnar tal juízo teria que, em primeiro lugar, demonstrar ter havido u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u suscitar a renovação da prova, o que não fez.
5. O Recorrente nunca demonstrou arrependimento pela sua conduta.
6. O Recorrente é presidente de uma associação cívica a quem compete, salvo melhor opinião, pela natureza das funções inerentes, sobretudo as de um Presidente, um especial dever de zelar pela legalidade do conteúdo dos seus actos, enquanto seu representante.
7. Os actos praticados pelo Recorrente são graves - face ao conteúdo dos termos e expressões empregues - verificando-se acentuado dolo na sua conduta, desde logo, pela premeditação.
8. Aliás, repare-se que ficou provado que a conduta do 1° e demais arguidos obedeceu a uma planificação, com intenção e oportunidade.
9. Consequentemente, nenhuma censura merece a escolha dada pelo Colectivo “a quo” à pena privativa da liberdade, cuja execução foi suspensa, uma vez que, atenta a natureza e bens tutelados pelos tipos de crime em causa, mostram-se-nos perfectibilizados os pressupostos legais para tal decisão.
10. É às disposições do Código Civil de Macau – artºs 477º, e segs. e 556º e segs. - que se têm de ir buscar não só os pressupostos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como também as regras de determinação dos danos a indemnizar (cfr. Ac. do STJ de 26.10.1989, A, nº 2, pág. 4).
11. O Código Civil de Macau, para além da tutela geral dos direitos de personalidade no artº 67º, prevê também o direito de protecção da honra, do bom nome e reputação, crédito pessoal e decoro, no seu artº 73º.
12. Nos termos do artigo 477º do Código civil de Macau, aquele que, com dolo ou mera culpa, violar ilicitamente o direito de outrem ou qualquer disposição legal destinada a proteger interesses alheios fica obrigado a indemnizar o lesado pelos danos resultantes da violação.
13. A Recorrida é casada e é, como se sabe e como também ficou provado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Deputada eleita pelo sufrágio directo à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est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14. A Recorrida é uma pessoa conhecida em Macau e em Regiões e Países vizinhos, sendo considerada uma mulher séria, digna e respeitada.
15. Ficou provado que as expressões difamatórias e injuriosas proferidas pelo 1º e demais arguidos desprestigiaram fortemente a Recorrida, causando-lhe mágoa e prejudicando a sua dignidade.
16. Ficou provado que tais actos foram praticados de forma não objectiva nem racional, constituindo um ataque directo, maledicência e difamação da recorrida.
17. Ficou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 bem sabia que os actos que praticou ofendiam a honra e consideração da Recorrida e que agiu livre e conscientemente.
18. Ficou provado que a Recorrida ficou muito desalentada e muito triste com os actos praticados pelo 1º e demais arguidos.
19. E que por causa da conduta do 1º e demais arguidos até sofreu de insónias.
20. Estamos perante danos de natureza não patrimonial, os quais devem ser considerados aquando da fixação do respectivo quantum indemnizatório, sempre que pela sua gravidade, apreciada à luz de factores objectivos, mereçam a tutela do direito, conforme o disposto no artº 489º, nº 1 do Código Civil de Macau.
21. O valor da indemnização por danos desta natureza terá que ser fixado equitativamente pelo Tribunal, tendo em atenção, nos termos do nº 3 do referido art.º 489º, o grau de culpabilidade do agente, a sua situação económica e as demais circunstâncias do caso, onde se inclui a gravidade das lesões provadas.
22. A indemnização por danos morais ou não patrimoniais não visa ressarcir a Lesada de qualquer prejuízo, mas antes compensá-la, de alguma forma, pela dor ou sofrimento, sendo de reputar correcta e adequada, a indemnização arbitrada pelo Tribunal “a quo”.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de direito, sempre com o mui douto suprimento de V. Exas., deve a decisão constante do douto acordão recorrido ser mantida e neg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a que ora se responde.
3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A presente Resposta é tempestiva.
2. O CPP, no seu artigo 114º consagra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 julgador ao estipular que: “Salvo disposição legal em contrário, a prova é apreciada segundo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a livre convicção da entidade competente”.
3. E foi com base neste princípio e face ao plasmado nas disposições conjugadas dos citados artºs 65º e 40º (este último, sob a epígrafe “Finalidades das penas e medidas de segurança”) que o Distinto Colectivo a quo escolheu a pena aplicada e sua medida, sendo tal juízo insindicável.
4. Na verdade, se os Recorrentes pretendessem impugnar tal juízo teriam que, em primeiro lugar, demonstrar ter havido u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u suscitar a renovação da prova, o que não fizeram.
5. Os Recorrentes não beneficiam das atenuantes da confissão ou do arrependimento pela sua conduta, já que optaram por manter o silêncio durante 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6. Os Recorrentes estão filiados numa associação cívica a quem compete, salvo melhor opinião, um especial dever de zelar pela legalidade do conteúdo dos seus actos.
7. Os actos praticados pelos Recorrentes são graves - face ao conteúdo dos termos e expressões empregues.
8. Ficou provado que a conduta dos Recorrentes obedeceu a uma planificação, com intenção e oportunidade.
9. Consequentemente, nenhuma censura merece a escolha dada pelo Colectivo “a quo” à pena privativa da liberdade, cuja execução foi suspensa, uma vez que, atenta a natureza e bens tutelados pelos tipos de crime em causa, mostram-se-nos perfectibilizados os pressupostos legais para tal decisão.
10. Foram os Recorrentes condenados, cada um, a pagar à ora Lesada a quantia de MOP$5.000,00, a título de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11. Ora, dispõe o art. 390º, nº 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e «Que o recurso da parte da sentença relativa à indemnização civil é admissível desde que a decisão impugnada seja desfavorável para o recorrente em valor superior a metade da alçada do tribunal recorrido».
12. Considerando que a alçada dos Tribunais de 1a instância é de MOP$50.000,00 e considerando o valor arbitrado na sentença recorrida, resulta que o recurso (parte civil), relativamente a estes dois Arguidos, não deverá ser admissível.
13. De qualquer modo, se por remota hipótese assim se não entender, sempre se diz que a Recorrida considera que a indemnização fixada pel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se afigura, equitativamente correcta e adequada, face à praxis do foro de Macau para casos similares.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de direito aplicável, sempre com o mui douto suprimento de V. Exas., deve a decisão constante d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ser mantida no que diz respeito à pena concretamente aplicada aos ora Recorrentes.
Mais, deve ser rejeitado, por inadmissibilidade, o recurso a que ora se responde, na parte em que impugna o montante indemnizatório arbitrado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mas, se por remota hipótese assim se não entender, deve então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a que ora se responde, mantendo-se o decidido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4其葡文內容如下：
1. respeitosamente, referir que a forma e conteúdo concretamente determinados pelo Distinto Tribunal “a quo” a que devem obedecer aquelas publicações se encontram em conformidade com a lei, designadamente, com o artigo 183º do Código Penal e são adequadas e proporcionais aos ilícitos penais pelos quais foram condenados os arguidos, pelo que, deve a decisão em causa, ser mantida nos seus precisos termos, devendo, consequentemente,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a que ora se responde, assim se fazendo, serenamente, Justiça.
5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 2 do art. 410.°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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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2014 p.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