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cisão Sumária nos termos do art.º 407º, n.º 6 do C.P.P.M. (Lei n.º 9/2013). ----------------
--- Data: 16/01/2017 ------------------------------------------------------------------------------------------
--- Relator: Dr. Choi Mou Pan -------------------------------------------------------------------------------
上訴案第950/2016號
上訴人：A（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判決
上訴人A在初級法院的第CR1-13-0183-PCC號刑事訴訟卷宗內，因觸犯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分別判處3年6個月徒刑及2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合共需服3年7個月實際徒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18年1月8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6年10月28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108-14-1-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16年10月28日作出批示，否決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對此，上訴人A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且提出了上訴理由：
1. 綜上所述，從假釋卷宗資料顯示，在特別預防方面，上訴人無論在服刑期間之人格轉變、在重返社會之前景方面、在與家庭聯繫、職業及經濟狀況方面，均顯示出上訴人將能較好地重新投入社會並且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尤其如下：
1) 經過兩年多的牢獄生涯，上訴人已獲得應有之懲罰並已深切反省，上訴人對之前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後悔，請求獲得寬恕和給予改過自身的機會，並承諾不會再犯以及在出獄後以負責任之方式生活和照顧家中年邁的父母；
2) 從保安及看守處報告中可顯示出，上訴人現時屬信任類之囚犯，由此顯示出其人格的積極演變；
3) 負責撰寫是次假釋報告的技術員對上訴人的服刑表現、人格的演變情況以及對重返社會的前景表示滿意和給予正面評價，且建議給予上訴人假釋的機會，讓其早日重返社會；
4) 根據該技術員撰寫的假釋報告，其建議給予上訴人假釋機會的原因主要基於以下數方面：i)上訴人雖然未有參加獄中職訓活動，但經常參加興趣班及講座，表現良好，並表示出獄後會跟著父親從事司機工作（參見卷宗第12至第13頁），已充分準備重返社會後之生活；ii)經是次服刑，顯示出上訴人已體會到以往之行為及價值觀需要改過，上訴人明白在任何情況下亦不能作出違反法律之行為以及上訴人在獄中沒有任何違規記錄，入獄後至今行為良好，能與其他囚犯和睦相處，上訴人對於其所作出的行為亦感到十分後悔；iii)入獄後，其家人及朋友經常前來探訪，給予上訴人充分支持，並希望上訴人能盡早出獄，一家團聚；
5) 上訴人在申請是次假釋時，已對之前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後悔，請求獲得寬恕和給予改過自身的機會，並承諾不會再犯，表示在其出獄後積極工作，與父母同住及供養父母，故相信上訴人在出獄後定必能重新踏實地適應社會生活；
6) 雖然上訴人曾犯錯，但其家人、親友一直對其不離不棄並且不斷地給予鼓勵及支持，正因如此，更使一向重視家人的上訴人感到愧疚和覺悟，並立志重回正軌；
7) 經過兩年多的牢獄生涯，上訴人已獲得應有之懲罰並已深切反省，時刻希望盡快回歸社會，以負責任之方式生活，並照顧家中年邁的父母；
8) 事實上，上訴人近年來在獄中雖然未有報讀獄中課程，但一直行為良好，表現有目共睹；
9) 上訴人在獄中閒時亦會做運動、參加各樣興趣班及講座以充實獄中生活及自我增值。
2. 從以上所見，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可以得出對其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針對上訴人的特別預防刑罰目的經已達至。
3. 就特別預防方面，澳門監獄長及檢察官 閣下均給予上訴人的假釋申請否定性意見，除給予應有之尊重外，本人並不同意。
4. 澳門監獄長於2016年8月31日所作之意見書中，對於上訴人的假釋申請給予否定性意見，其指出“Trata-se de um recluso com duas condenação anteriores com pena suspensa, uma delas revogada, c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adequado, e com perspectivas favoráveis de reinserção social. O seu modo de vida anterior parece revlar ligações a grupos marginais. Assim, tendo em conta que não é primário, somos de parecer desfavorável em relação à su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5. 除此，檢察官 閣下亦在卷宗第57頁給予上訴人的假釋申請否定性意見，檢察官 閣下認為“考慮到囚犯並非初犯，在2012年至2014年期間，多次觸犯吸毒罪，雖給予緩刑，但囚犯在緩刑期間觸犯相同罪行，且更進行販毒活動，所犯罪行漸趨嚴重，對社會影響深遠…因此，無論是從刑罰的一般預防還是特別預防的目的考慮，現階段均不應給予囚犯A自由，建議否決囚犯A的假釋。”
6. 必須指出，上訴人先前作出之犯罪行為已是無可改變的事實，而有關犯罪的確對本澳的治安及市民生活安寧帶來的衝擊，但上訴人自入獄後一直保持良好表現，因而獲得撰寫是次假釋報告的技術員之給予假釋建議，此點可證明上訴人的自制力和守法意識在服刑期間確實已有顯著改善，人格亦有重大轉變，從上述可見上訴人應被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給予其假釋並不會出現如澳門監獄長及檢察官 閣下所認為的情況。
7. 被上訴批示因下列理由，反對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1) “(…)縱觀服刑人之犯罪紀錄，服刑人曾多次觸犯同類型的刑事罪行，可見完全漠視法庭的判決，其故意程度高及守法意識極低，這使法庭對於其不再重犯的可能性在現階段仍抱有相當懷疑，故本法庭對其人格發展是否得到足夠的改善、是否能以遵紀守法且負責任的態度重新做人不再犯罪及是否真正汲取教訓仍信心不足（…）”；
2) “(…)涉及毒品犯罪問題對澳門社會治安和法律秩序帶人相當嚴峻的挑戰，更有資料顯示，此類犯罪有年輕化趨勢，且濫藥人士中年齡最少為小學生，情況令人擔憂，其行為對社會安寧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由於毒品對居民的身體健康構成不可逆轉的影響，更加突顯預防此類犯罪的迫切性，因此，服刑人的行為對法制構成負面沖擊，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公眾安寧，高度打擊社會大眾對法律制度的信心（…）”
8. 被上訴裁決中作為否決假釋的其中一項依據，是基於上訴人在被判刑前的生活狀況、犯罪情節，以及行為不法性的嚴重程度，因此認為上訴人守法意識薄弱從而認為其獲釋後未能以對社會負責任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然而，根據《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之規定，故此亦應結合考慮上訴人服刑前後之表現考慮；然而，上訴人在獄中表現良好，屬信任類，監獄部門的假釋報告對上訴人的人格轉變亦持正面意見，綜上所述，應能從中得出上訴人獲釋後能以對社會負責任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的有利結論。
9. 被上訴裁決關於一般預防的判斷並不能被認同，因為透過理由說明可知，並沒有針對上訴人的具體個案作分析，只是單純根據相關犯罪類型的嚴重性而作出上訴人不符合一般預防的判斷；事實上，在考慮一般預防之要件時，除了犯罪類型之嚴重性外，尚需考慮假釋人之人格、行為等多個具體因素，並結合當地社會實況，以判斷在具體情況下提早釋放相關人士會否影響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因此，必須分析的是社會大眾能否接受某一特定人士提早釋放，而非分析社會大眾能否接受某一類型犯罪的人士提早釋放，故被上訴裁判在這方面分析明顯不充分。
10. 另外，被上訴裁決因上訴人所犯罪行情節嚴重而對上訴人重返社會產生懷疑，從而推定這對預防犯罪及社會安寧來負面影響，這種推定是與假釋制度及《刑法典》第56條規定的精神相違背的。假釋制度的設立，是因為立法者認為，在執行刑罰時，假釋制度有助於使人能重新納入社會，避免其將來再次犯罪。
11. 在一般預防方面，誠然，我們也考慮上訴人所犯的罪行的嚴重性以及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考慮方面的因素，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由於上訴人在犯罪特別預防方面所表現的有利因素，我們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我們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而使人們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和“假釋制度側重一般預防”的錯誤印象。並且，這也不符合我們的刑法所追求的刑罰的目的。
12. 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而是一種附條件的試行釋放。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往往比讓罪犯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效。
13. 上訴人已因所觸犯的犯罪事實，被判以實際徒刑，法律對有關犯罪的處罰機制已得以施行，而徒刑的實施已足以使公眾恢復對有關法律秩序有效性的期望或信心。
14. 更重要的是，從卷宗中既然已有跡象顯示上訴人已徹底悔悟，在獄中的表現良好，人格演變有很大的進步，在獲釋後有家人支持，亦會積極尋找穩定的工作，腳踏實地生活，而且因實施有關犯罪已被處以實際徒刑的處罰，公眾對有關法律秩序的有效性的期望亦已恢復。
15. 故此，在考慮上訴人的假釋會否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時，亦不能否認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舉止行為其有更大重要性。
16. 單純地因為上訴人當年被判刑的罪行的嚴重性而直接否決上訴人的假釋申請，將與假釋背後的法律精神不一致。
17. 事實上，在卷宗中，雖然就是次假釋申請，澳門監獄長及檢察院給予不利於假釋申請的意見，然而，上述均是與本案上訴人沒有直接接觸的實體，而所有與上訴人有直接接觸的實體，包括澳門監獄技術員及保安及看守處皆因上訴人服刑時的行為良好，均就上訴人假釋申請作出正面的意見。
18. 故此經考慮有關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演變上的進步，以及對法律秩序或社會安寧的影響上，根據澳門《刑法典》第56條第1款之規定，實沒有必要再繼續將上訴人囚禁於監獄中。
19. 反而，應提供假釋機會予上訴人，提供一個過渡期讓上訴人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其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往往比讓上訴人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利。
20. 綜上所述，上訴人在犯罪的一般預防方面亦能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我們相信，假若提早釋放，不會對維護法律秩序和影響社會安寧造成威脅而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也就是說上訴人亦符合犯罪的一般預防要件。
21. 因此，我們認為上訴人的假釋申請已符合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之規定，具備了假釋的條件，其上訴應理由成立，而否決假釋的裁決亦應予以撤銷。
綜上所述，請求中級法院法官閣下：
基於本上訴所針對的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之規定，判上訴理由成立而廢止原審法官的裁判並裁定批准上訴人之假釋申請。
檢察院就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本案涉及囚犯A（A）於2012年1月13日，在初級法院第CR1-11-0361-PCS號卷宗，因觸犯8月l0日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45日罰金，罰金日額為澳門幣100元，合共罰金澳門幣4,500元，倘不支付罰金，須服30日徒刑。囚犯已繳付有關罰金。
2. 2013年5月31日，於初級法院第CRl-13-0082-PCS號卷宗內，A再因觸犯一項同一法律所規定及處罰的罪行，被判處兩個月徒刑，緩刑一年年六個月執行，並附隨考驗制度及須接受社工跟進和戒毒治療。
3. 同年7月9日，於初級法院第CR4-13-0196-PCS號卷宗內，A又一次因觸犯一項8月10日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兩個月徒刑，並與第CR1-13-0082-PCS號卷宗之刑罰競合，共判處三個月徒刑，緩刑兩年執行，並附隨考驗制度。2013年11月12日，根據《刑法典》第53條d項的規定，囚犯在該案的緩刑被延長多一年。2014年3月11日，根據《刑法典》第53條a項及b項的規定，囚犯被要求於緩刑期間配合社工為其安排的治療方式，接受院舍式戒毒治療。
4. 緩刑期間，2014年5月22日，於初級法院第CR1-13-0183-PCC號卷宗，A觸犯一項8月10日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一項同法律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三年七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5. 有關刑期終止於2018年1月8日，於2016年10月28日服滿法定申請假釋所取決的刑期。
6. 2016年8月31日，澳門監獄就囚犯A的首次假釋製作了報告，表示不同意囚犯的假釋。
7. 10月24日，檢察院建議否決囚犯A假釋。
8. 10月28日，刑事起訴法庭法官考慮到A的犯罪紀錄，曾多次觸犯同類型的刑事罪行，可見其完全漠視法庭判決，故意度極高及守法意識極低，對其不再重犯的可能性仍抱有懷疑的態度，另一方面，原審法官認為囚犯的販毒行為對法制構成負面沖擊，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公眾的安寧，倘現時提前釋放被判刑人，將極有可能對社會秩序及安寧造成沖擊，高度打擊社會大眾對法律制度的信心，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因此，否決了囚犯的假釋請求。
9. 上訴人(即囚犯)不服原審法院的決定，聲稱其已符合《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形式及實質前提，請求廢止有關批示，給予上訴人假釋。
10. 上訴人在上訴詞中指上訴人在入獄後一直表現良好，可見其人格已有重大轉變，應給予其改過自新的機會。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一般預防方面欠缺分析上訴人的提前釋放是否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單純以上訴人所犯罪行的嚴重性推定提前釋放上訴人將對社會安寧帶來負面影響，與假釋制度的法律精神相違背。
11. 我們完全認同原審法院的立場。
12. 上訴人從2012年開始先後三次因吸食毒品而被處以刑罰，雖給予緩刑，但在緩刑期間，更參與販毒活動，因而被判入獄。
13. 雖然上訴人在獄中表現良好，但從上訴人的犯罪“往績”足以推定其並非知錯能改人士，這從之前曾給予其罰金刑、緩刑等，但其仍不予珍惜，相反變本加厲，加入販毒人士行列便可以得知，因此稱上訴人為冥頑不靈亦不為過。兩年多的囹圄生涯是否能令上訴人有根本性的改變，相信一般人均會對之抱懷疑態度。
14.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假釋亦是刑罰制度的一種形式，且有利於釋囚重新投入社會，但必須指出，只有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所規定的法定前提，即“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時才可賦予，本案中除了上訴人在獄中行為良好的有利因素外，我們再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應提前釋放上訴人，尤其是考慮了上訴人以往的生活及人格，以及其犯罪行為的嚴重性。
綜上所述，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予成立，應維持原審法院刑事起訴法庭的決定，否決上訴人的是次假釋請求。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在初級法院的第CR1-13-0183-PCC號刑事訴訟卷宗內，因觸犯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分別判處3年6個月徒刑及2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合共需服3年7個月實際徒刑。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18年1月8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6年10月28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16年9月13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16年10月28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
從其獄中的表現來看，上訴人在獄中沒有申請參與監獄的學習活動，曾申請獄中的職訓，但因個人原因而沒有參與。上訴人因為了善用獄中時間增進個人知識和修養，而曾參與了「英文興趣班」、「英文暑假班」、「如何培養好習慣」、「戒毒講座」和「戒毒小組SY部茖人莫於毒」。閒時會喜愛做運動。可見，上訴人這些顯示其在人格塑造方面的積極因素多少給其重返社會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原審法院雖然也肯定了上訴人在獄中表現良好這方面的積極因素，但是我們也同意原審法院所基於上訴人多次犯罪而仍然對其是否誠實做人不再犯罪抱有懷疑的結論，更何況監獄長也對上訴人的提前出獄提出了否定的意見。也就是說，上訴人一方面在獄中復興的時間尚短，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考察一個曾多次犯罪的囚犯人格的塑造的完整程度，就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仍然沒有辦法得出積極的結論，另一方面，其表現還沒有得到所有部門的充分和滿足的肯定，我們仍然還不能說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已經為重返社會做好積極的準備。那麼，上訴人還不具備基本的假釋條件，這就決定了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
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應該予以駁回。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裁判書製作人裁定A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予以駁回。
本案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應繳納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包括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三款所規定相同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上訴人還須支付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7年1月16日
蔡武彬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Inconformado com a decisão de 28 de Outubro de 2016, que lhe denegou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la vem recorrer o recluso A.
Alega que estão preenchidos todos os requisitos legalmente exigidos para a concessão da pretendi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elo que, ao decidir em contrário, o despacho recorrido violou o artigo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Respondeu o Ministério Público, defendendo a manutenção do julgado.
Vejamos.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visa preparar, de forma controlada, o regresso do recluso ao seio da comunidade. Intentando acautelar e compatibilizar simultaneamente o interesse do recluso e da comunidade, o instituto é propício a situações de tensão dialéctica, cuja solução residirá na reunião perfeita dos pressupostos exigidos no artigo 56.º do Código Penal.
Resulta deste normativo que a libertação condicional de um recluso, para além de ter o assentimento deste, depende dos demais pressupostos formais e materiais aí enunciados.
O recluso deu o seu assentimento e nenhuma dúvida ocorre quanto à verificação dos pressupostos formais, como bem foi considerado, porquanto a pena é superior a 6 meses e já se mostra cumprida em 2/3.
O problema reside na observância dos requisitos materiais.
Conforme jurisprud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é de aplicação casuística, e a sua concessão depende da análise da personalidade do recluso e d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ortemente indiciador de que o mesmo vai reinserir-se na sociedade e ter uma vida em consonância com as regras de convivência, bem como depende da compatibilidade com 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estando implícitas neste último requisito material considerações de prevenção geral sob a forma de exigência mínima irrenunciável da preservação e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 v. g., acórdão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e 09.09.2004 e de 03.07.2008, proferidos nos processos 214/2004 e 378/2008, respectivamente, e citados por Leal-Henriques em anotação “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No caso vertente, afigura-se que ainda subsistem dúvidas em sede d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nosso entendimento, tal como o tribunal ponderou 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defendeu na sua resposta, que não basta o mero bom comportamento em reclusão para afirmar um juízo favorável em termos de prevenção especial. O bom comportamento é o mínimo que se pode esperar de um recluso que expia uma pena criminal, não sendo, só por si, um indício seguro de que o recluso está reeducado para o direito e vai passar a pautar a sua vida por padrões de sociabilidade responsável e abster-se de cometer crimes. É preciso demonstrar algo mais, sobretudo quando o recorrente, não sendo primário, cometeu o crime de tráfico, por que cumpre pena, numa altura em que decorria o período de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e uma outra pena, o que, na ausência de outros elementos ponderosos, permite pôr em causa a sua preparação para um regresso antecipado à vida em liberdade.
Depois, não podemos esquecer a questão da prevenção geral. Prevenção geral positiva ou de integração, enquanto exigência de tutela do ordenamento jurídico, que se manifesta primordialmente no momento chave da aplicação da pena, mas que não pode menosprezar-se na avaliação das condições de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 cf. Figueiredo Dias,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parágrafos 283 e 852. O tipo de ilícito que levou à condenação (tráfico de droga) prolifera e assume tal acuidade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com consequências tão nefastas, aliás devidamente destacadas n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que é objecto de acentuada reprovação ético-jurídica da comunidade. No caso, sabendo-se que o recluso já vinha lidando anteriormente com drogas - embora apenas tivesse sido punido por consumo - e persistiu em se manter no mundo da droga, passando a dedicar-se ao tráfico, numa altura em que estava a beneficiar d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e uma pena por consumo, a censurabilidade da conduta e a sua reprovação ético-jurídica pela comunidade adquirem ainda maior acuidade. Daí que se creia que também as finalidades de prevenção positiva, que devem ser salvaguardadas n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ão aconselham a libertação do recluso neste momento.
Nesta conformidade, o nosso parecer vai no sentido de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
------------------------------------------------------------
---------------
------------------------------------------------------------
7
TSI-950/2016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