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389/201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A)
日期：2017年3月23日
主要法律問題：留置權、不當扣留證件罪、勒索罪
摘 要
根據已經證明之事實顯示，被害人的錢包是在其睡著時，由上訴人拾去，並將之收藏。雖然上訴人涉嫌觸犯的盜竊罪因被害人不予追究而被檢察院歸檔處理，但是，上訴人在拾得有關錢包時，是已經知道錢包是屬於被害人的，卻沒有將錢包歸還被害人或通知警察當局，其行為已經違反《民法典》第1247條第1款的規定。
除了銀包本身以外，所有的其他證件及提款咭都不具有本身的經濟價值，而它們的功用都是非一般金錢可以衡量的，同時未有任何事實指出該銀包價值。因此，不存在符合《民法典》第1247條第4款之可索取報酬的情況。由於不存有報酬情況，本案亦不適用第5款所述的留置權。
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人以被害人如不提供“茶錢”便不歸還被害人證件來取得不法利益這一手段並不足以構成上述勒索罪條文所規定之以暴力或重大惡害相威脅的犯罪構成要件，因此不以勒索罪論處。
然而，未被歸還的澳門居民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衛生局醫療金咭及提款咭等證件存有大量被害人的個人資料，且被扣起身份證明文件對被害人將造成很大的困擾及不便，亦屬於重大惡害，因此，上訴人的行為已經觸犯一項勒索罪。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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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389/201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A)
日期：2017年3月23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5年1月14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3-14-0012-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及既遂形式觸犯一項第6/97/M號法律第6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不當扣留證件罪，被判處一年三個月徒刑，緩期兩年執行。
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規定被上訴的判決違反澳門《民法典》第452條、第745條第1款g項、第1247條及第6/97/M號法律第6條的不當扣留證件罪之規定
2. 根據已證事實第2條，上訴人於被害人睡著拾到了被害人之銀包，雖然，根據已證事實第4條被害人醒來向上訴人詢問上述銀包下落時，上訴人向B聲稱：“咱你依家身上有冇錢?如果你比錢我，我咪比番D證件你。
3. 但是，根據有關事實之判斷，證人B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其聲稱，他人告知其上訴人拾到自己的錢包，其亦承諾提供茶錢，但上訴人索要的金額過高，最後，自己報警處理，報警之後，嫌犯於某日(已忘記確切日期)，嫌犯將錢包還給了自己。
4. 可見，被害人於不見銀包後，由他人告知上訴人拾到自己的錢包後，曾作出相關許諾，承諾給予上訴人茶錢。
5. 上訴人認為，在此情況下，應屬於澳門《民法典》第452條單方許諾的情況。
6. 而且，根據澳門《民法典》第1247條第4款及第5款之規定及第745條g項之規定，上訴人認為根據上述規定，其本人拾取到被害人錢包後，有權按照捨得物在交出時所具之價值索取報酬。
7. 而且，就有關債權拾得人亦可對拾得物享有留置權。
8. 在享有債權及就該債權對拾得物有留置權的情況下，上訴人認為其可以對被害人的錢包(當中人應包括錢包內之物品)進行留置。
9. 而且，根據第6/97/M號法律第6條的規定，上訴人認為，有關犯罪的構成要件應為一人意圖為自已或他人取得不法行益，又或對他人造成損害，或強迫他人作為或不作為或容忍某種活動者。
10. 如上所述，第一，被害人曾作出給予茶錢的許諾，第二，上訴根據民法典第第745條第1款g項及第1247條第4款及第5款之規定可對拾得物有權索取報酬及對該債權享有留置權。
11. 基於此，上訴人所索要的報酬是合法的，且為法律所規定能享有的，亦不能理解為對有他人造成損害。
12. 在此情況下，上訴人認為其行為共不符合不當扣留證件罪的構成要件，其並沒有觸犯第6/97/M號法律第6條的不當扣留證件罪。
綜上所述，根據澳門《民法典》第452條、第745條第1款g項、第1247條及第6/97/M號法律第6條的不當扣留證件罪之規定，嫌犯的行為 並沒有觸犯第6/97/M號法律第6條的不當扣留證件罪。
請求
1. 上述的事實及依據符合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上訴依據，懇請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接納上訴。及
2. 被上訴的裁判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規定適用法律存在問題，違反澳門《民法典》第452條、第745條第1款g項、第1247條及第6/97/M號法律第6條的不當扣留證件罪之規定，從而應被廢止，及應判上訴人無罪。
3. 承上所述，僅請法官閣下判上訴得直，請求尊敬的上級法院各位法官作出一如既往的公正裁判。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其拾得被害人之錢包，並且有權按照拾得物在交出時所具有之價值索取報酬，且就有關債權亦可對拾得物享有留置權。
2. 獲證明之事實顯示，被害人的錢包是在其睡著時，由上訴人拾去，並將之收藏。
3. 《民法典》第1247條，關於遺失之動物或動產之規定，在時間次序上是先發生遺失的事實，然後才出現，某人拾獲的行為，但是，在本案被害人從來沒有遺失錢包，而是上訴人趁其睡著時將錢包移走，放到被害人不知悉的地方。在不符合遺失物及拾得物的前提下，上述規定不能適用。
4. 另外，獲證明上訴人扣留被害人身份證明文件，並以此強迫被害人提供金錢，否則，不交還其證件及錢包。因此，上訴人的行為符合第6/97/M號法律第6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不當扣留證件罪。
5. 因此，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述瑕疵。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完全同意檢察院司法官在其對上訴理由闡述的答覆中所提出的觀點和論據，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及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
本院邀請上訴雙方對上訴人的行為是否觸犯一項勒索罪作出陳述。嫌犯對上述問題作出陳述，隨後，合議庭對上訴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11年9月11日下午約6時30分，被害人B與上訴人A在祐漢第四街休憩區內休息。
2. 其間，被害人B睡著，上訴人A拾到了被害人黑白色格仔紋銀包。
3. 上述銀包內有被害人B之證件，當中包括澳門居民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衛生局醫療金咭及一張提款咭。
4. 被害人B醒來向上訴人A詢問上述銀包之下落時，上訴人A向B聲稱:“咱你依家身上有冇錢?如果你比錢我，我咪比番D證件你。
5. 被害人向上訴人A表示需要銀包內之提款咭提取金錢，上訴人A著被害人在休憩區等候，稍後，上訴人A將屬於B的中國銀行提款咭交還。
6. 上訴人A陪同被害人到看台街中國銀行門外提款機提款，當時B取出澳門幣1400圓，上訴人A取去當中的澳門幣1000圓。
7. 隨後，上訴人A向被害人表示需再給予其澳門幣3000圓才歸還其餘證件。
8. 被害人多次要求上訴人A交還證件，上訴人A堅持要被害人交出澳門幣3000圓才歸遷，至2011年9月15日，被害人到治安警察局檢舉上訴人A。
9. 數日後，被害人在祐漢第四街休憩區再遇上上訴人A，上訴人知悉被害人已報警，於是將銀包及證件交還與被害人。
10. 上訴人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11. 上訴人A明知上述行為違法，會受法律制裁。
另外證明下列事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上訴人非為初犯。
12. 於CR3-04-0085-PSM（原PSM-101-04-6）簡易刑事案中，2004年11月3日初級法院判決裁定上訴人之行為觸犯一項非法持有及吸食受管制物質罪，處以45日徒刑，緩期十八個月執行，於2006年3月27日，上訴人的緩期被廢止，上訴人需執行45日實際徒刑，該刑罰已履行完畢。
13. 於CR1-06-0052-PSM簡易刑事案中，2006年3月17日初級法院判決裁定上訴人之行為觸犯一項非法持有吸食受管制物質罪，處以兩個月徒刑，一項煙槍及其他器具之不適當持有罪，處以四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五個月實際徒刑，該刑罰已履行完畢。
14. 於CR3-09-0029-PCC案，2009年2月6日初級法院判決裁定該上訴人觸犯一項不法持有毒品供個人吸食罪，判處二個月徒刑以及觸犯一項煙槍及其他器具之不適當持有罪，判處一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判處二個月十五日徒刑的單一刑罰，該刑罰准予暫緩十八(18)個月執行，條件為須到社會工作局屬下戒毒機構接受戒毒治療及接受毒品的驗尿測試。於2009年11月13日的批示，延長上訴人的緩期一年，於2011年10月7日的批示，上訴人的緩期被廢止，上訴人需執行兩個月十五日實際徒刑，該案已經履行完畢。
15. 於CR4-13-0205-PCC案，2014年7月18日初級法院判決裁定該上訴人觸犯一項吸毒罪，判處二個月徒刑,緩刑二年執行，緩刑條件為在緩刑期間須遵守戒毒治療的考驗制度。現尚未履行完畢。
上訴人為裝修散工，每月收入為4,000圓，無家庭及經濟負擔，及受教育程度為小學三年級。
未獲證明之事實：
控訴書中其他與上述獲證事實不符之重要事實未獲證明屬實，特別是：
未獲證明：上訴人A趁機取走了被害人放於手袋內之銀包。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留置權、不當扣留證件罪、勒索罪
上訴人認為其行為符合《民法典》第1247條第4款、第5款及第745條第1款g)項的規定，從而給予拾得遺失物者(拾得人)一個享有留置該物的權利，並且排除上訴人行為的不法性。最後，更應該認定上訴人的行為並未滿足第6/97/M號法律第6條“不當扣留證件罪”的罪狀。
《民法典》第1247條規定：
“一、某人拾得遺失之動物或其他動產，且知悉有關物主時，應將之返還予該人或就物之拾得向其作出通知；如不知何人為物主，則應在考慮拾得物之價值後以最適當之方式就該物之拾得作出公告，又或通知警察當局，但如有習慣，則應依習慣處理。
二、拾得物所具有之價值明顯超過澳門幣二千元者，拾得人必須通知警察當局。
三、如在作出物之拾得之公告或通知後一年內，未有物主認領，則遺失物即歸拾得人所有。
四、拾得人將物返還物主後，有權就所遭受之損失及作出之開支收取賠償，並有權按拾得物在交出時所具之價值索取報酬。報酬之計算方法如下：價值為澳門幣二千元或二千元以下者，取其百分之十；價值為澳門幣二千元以上至二萬元者，就超過澳門幣二千元之部分，另取其百分之五；價值為澳門幣二萬元以上者，就超過二萬元之部分，再取其百分之二。
五、拾得人就上款所指之債權對拾得物享有留置權，且在其本人無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情況下，無須對物之失去或毀損負責。”
《民法典》第745條規定：
“一、享有留置權之情況尚有：
a) 運送人因運送而生之債權，針對運送物；
b) 旅舍主人因提供住宿而生之債權，針對住客攜至旅舍或其附屬設施之物；
c) 受任人因受委任作出之行為而生之債權，針對為執行委任工作而收受之物；
d) 無因管理之管理人基於無因管理而生之債權，針對其為執行管理事務而管領之物；
e) 受寄人及使用借貸之借用人因有關合同而生之債權，針對因該等合同而收受之物；
f) 在移轉或設定物權之預約中，已獲交付本約合同標的物之接受許諾人，因可歸責於他方當事人之不履行而按第四百三十六條之規定產生之債權，針對該物；
g) 按照第一千二百四十七條第五款之規定所指之拾得人。
二、如屬連續運送，且全體運送人共同負有義務，則視最後之運送人以本人名義及其他運送人名義持有運送物。”
《民法典》第452條規定：
“一、一人僅以單方意思表示許諾作出一項給付或承認一項債務，但未指明原因者，債權人無須證明基礎關係；在出現完全反證前該基礎關係推定存在。
二、然而，如未要求以文書以外之其他方式證明基礎關係，則上述許諾或承認應在文書內作出。”
上訴人認為就《民法典》第745條第1款g項規定，其享有債權及就該債權對拾得物有留置權，因此可以對被害人的錢包(當中人應包括錢包內之物品)進行留置，並且排除上訴人行為的不法性。
另外，上訴人亦認為被害人曾作出相關許諾，承諾給予上訴人茶錢，應屬於澳門《民法典》第452條單方許諾的情況。但這部分內容根本不被列入已證事實當中。
根據已經證明之事實顯示，被害人的錢包是在其睡著時，由上訴人拾去，並將之收藏。雖然上訴人涉嫌觸犯的盜竊罪因被害人不予追究而被檢察院歸檔處理(參見卷宗第72頁)，但是，上訴人在拾得有關錢包時，是已經知道錢包是屬於被害人的，卻沒有將錢包歸還被害人或通知警察當局，其行為已經違反上述第1247條第1款的規定。
另外，本案中，所涉及未被歸還之物乃屬於受害人的澳門居民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衛生局醫療金咭、一張提款咭及藏有上述物品的一個銀包。可以說，除了銀包本身以外，所有的其他證件及提款咭都不具有本身的經濟價值，而它們的功用都是非一般金錢可以衡量的，同時未有任何事實指出該銀包價值。因此，不存在符合《民法典》第1247條第4款之可索取報酬的情況。
由於不存有報酬情況，本案亦不適用第5款所述的留置權。
而且事實上，上訴人不但已成功從受害人處獲得了一千圓澳門幣的報酬，但仍然繼續要求受害人給予澳門幣三千圓的報酬。然而，上訴人亦沒有按照《民法典》第1247條的規定，先把拾得物返還給物主，甚至在收取了一千圓的報酬後仍然不作全部的返還，並向受害人作出更多及並無法理依據的報酬要求。上訴人的行為已遠遠超越了《民法典》第1247條當中法律給予拾得人之權利。
第6/97/M號法律第6條規定：
“凡扣留他人的身分或旅遊證件，意圖為自己或他人取得不法利益，或對他人造成損害或強迫他人作為或不作為或容忍某種活動者，處一至五年徒刑。”
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扣留被害人身份證明文件，並以此強迫被害人提供金錢，否則，不交還其證件及錢包。因此，上訴人的行為不但滿足了第6/97/M號法律第6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不當扣留證件罪的所有罪狀構成要素，更觸犯了更嚴重的勒索罪。
《刑法典》第215條規定：
“一、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而以暴力、或以重大惡害相威脅等手段，強迫他人作出使該人或別人有所損失之財產處分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符合：
a)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二款ａ、ｆ或ｇ項，又或第二百零四條第二款ａ項所指之要件，行為人處三年至十五年徒刑；
b)第二百零四條第三款所指之要件，行為人處十年至二十年徒刑。”
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人以被害人如不提供“茶錢”便不歸還被害人證件來取得不法利益這一手段並不足以構成上述勒索罪條文所規定之以暴力或重大惡害相威脅的犯罪構成要件，因此不以勒索罪論處。
然而，未被歸還的澳門居民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衛生局醫療金咭及提款咭等證件存有大量被害人的個人資料，且被扣起身份證明文件對被害人將造成很大的困擾及不便，亦屬於重大惡害，因此，上訴人的行為已經觸犯一項勒索罪。
雖然勒索罪可處以二年至八年徒刑，較不當扣留證件罪為高，但是，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99條規定，由於本上訴僅由嫌犯提起，本院不得對上訴人作出使其受損害的裁決。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但本院改判上訴人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5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勒索罪，但維持原審判刑。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2,000圓。
著令通知。
201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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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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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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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Segue declaração).
Processo nº 389/2015
(Autos de recurso penal)
Declaração de voto
Temos entendido que, observado o contraditório, pode o Tribunal de recurso alterar, oficiosamente – sem iniciativa dos sujeitos processuais e por “dever do cargo” – 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o-penal efectuad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cfr., v.g., o Ac. deste T.S.I. de 14.12.2000, Proc. n.° 158/2000, podendo-se sobre a questão ver também os Acs. do Vdo T.U.I. de 26.03.2003, Proc. n.° 1/2003 e o de 23.02.2005, Proc. n.° 2/2005, onde se entendeu que “O tribunal de recurso pode (deve) alterar 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adoptada pela instância inferior ou pelo recorrente na motivação de recurso, desde que se mantenha dentro da questão suscitada no recurso”, e, com interesse, e a título de referência, o “Assento” do S.T.J. n.° 2/93, de 27.01.93, in D.R. de 10.03.93, e o n.° 4/1995, de 07.06.95, in D.R. de 06.07.1995).
Como argumentos no sentido de tal “poder”, avança-se, (em síntese), com o da “natureza pública” do Direito Penal e Processual Penal, que mais que uma “justiça meramente formal”, o que importa é a “recta justiça material”, que o arguido defende-se dos “factos pelos quais está acusado”, e que inaceitável seria que o julgador se transformasse num “mero espectador”, estando vinculado à interpretação da Lei seguid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sendo também exorbitante e injustificado, que se atribuísse ao réu a vantagem de beneficiar com qualquer erro de apreciação jurídica…
Considerando que o processo penal é norteado por princípios gerais que exprimem os valores preferenciais e os bens prevalecentes – em dado momento – numa certa comunidade, sendo o “ponto de equilíbrio” entre a “tensão” existente entre o poder punitivo e a almejada segurança jurídica e paz social e os direitos, liberdades e garantias das pessoas, somos pois de opinião que a referida alteração deve – sempre – ocorrer em (todas as) situações em que a re-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constitui um “mellius”, acabando por ser uma decisão (mais) favorável ao arguido.
Porém, em situações em que a decisão de alteração (ex offício) d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o-penal adoptad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vai no sentido de se declarar o arguido autor de um crime punido com uma pena abstracta mais elevada, e ainda que se respeite, o “princípio da proibição da reformatio in pejus” consagrado no art. 399° do C.P.P.M., há que ter cautelas, já que, da reflexão que nos foi possível efectuar parece-nos que deve haver “limites”.
E assim, (e sem prejuízo do muito respeito por outro entendimento), ocorrem-nos, no mínimo, sérias dúvidas quanto a uma “alteração” numa situação como a dos presentes autos, em que, em sede de um recurso do arguido, se procede, oficiosamente, a uma “requalific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subsumindo-a como a prática pelo mesmo do crime de “extorsão” do art. 215° do C.P.M., pelo qual foi acusado e após do mesmo ter sido (expressamente) absolvido.
Com efeito, a efectuada alteração, para além de ser uma “decisão (oficiosa) em sentido contrário” ao expressamente já decidido pelo Tribunal a quo, não deixa de ser uma “decisão desfavorável” ao arguido, (visto que o T.J.B. decidiu pela sua absolvição quanto ao imputado crime de “extorsão”, condenando-o tão só pelo crime de “retenção indevida documento” do art. 6° da Lei n.° 6/97/M).
É verdade que, em respeito do referido art. 399° do C.P.P.M., (estritamente limitado às “sanções”), manteve-se a pena pelo T.J.B. aplicada, contudo, ainda assim, (e ainda que a nova qualificação não seja fundamento para a improcedência de uma peticionada “redução da pena”), não deixa de constituir um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prejudicial” ao arguido, por o “declarar” (e “condenar”) como autor de um crime de “extorsão”, (pelo qual foi absolvido) e para o qual se prevê uma pena abstracta mais elevada; (cfr., art. 215° do C.P.M. e art. 6° da Lei n.° 6/97/M).
Macau, aos 23 de Março de 2017
José Maria Dias Az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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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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