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
--- 日期:27/06/2017 ----------------------------------------------------------
--- 裁判書製作法官:蔡武彬法官 ------------------------------------------------
第417/2017號上訴案
上訴人:A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Companhia de Seguros da A (Macau), S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判決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嫌疑人A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觸犯:
- 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第28條第5款之規定,有關的行為構成1項輕微違反,而根據同一法令第66條第1款c)項的規定,每項可科處澳門幣2,000元至10,000元的罰金;
- 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第52條第2款之規定,有關的行為構成1項輕微違反,而根據同一法令第66條第1款c)項的規定,每項可科處澳門幣2,000元至10,000元的罰金。
並請求初級法院以普通勞動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勞動法庭的第LB1-16-0125-LCT號勞動輕微違反訴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1. 判處嫌疑人A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觸犯一項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第28條第5款及第66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輕微違反,每項科處澳門幣叁仟元(MOP$3,000.00)之罰金;
2. 判處嫌疑人A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觸犯一項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第52條第2款及第66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輕微違反,每項科處澳門幣陸仟元(MOP$6,000.00)之罰金;
3. 對上述兩項輕微違反進行併罰,判處澳門幣玖仟元(MOP$9,000.00)之罰金。
上訴人A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對此判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
1. 在尊重不同意見的前提下,上訴人不認同原審法庭認定上訴人違反任何的輕微違反。
2. 本次的意外發生於2015年9月25日,然而,意外發生後,受害人一直拒絕向僱主及上訴人提交因是次意外的醫療費用。
3. 根據卷宗資料顯示,受害人於意外後在勞工事務局錄取筆錄,但其聲明多是關於與其僱主之間的勞資糾紛,投訴僱主工作安排不當,認為僱主不顧員工的安全,不接受其請病假,要求其帶病上班,從而導致是次的墜海意外。(卷宗第16、54、65至66、95至98頁)
4. 事實上,上訴人在意外發生半年後,才陸續收到受害人的醫藥費單以及病假證明,上訴人無法在意外發生後即時知悉或調查受害人所受的侵害是否由是次意外而造成。
5. 另一方面,受害人意外後,其明知僱主已購買了僱員賠償保險,並可為是次工作意外而生的費用作出賠償,但自行向其個人購買的保險公司作出理賠。
6. 因此,上訴人有理由懷疑其所受的意外侵害與工作意外並無因果關係。
7. 如果受害人認為工作意外導致其腦部有損傷,為何不將有關的費用向僱主所購買的勞動保險公司申請賠理,而是向其個人所購買的保險公司申請賠償。
8. 根據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就有關欠付特定給付和欠付暫時絕對無能力賠償方面的規定,均是指責任實體要每15日向受害人作出支付。(第28條第5款及第52條第2款)
9. 即使僱主將是次的工作意外所引致的負擔之責任轉移至上訴人,但現階段,上訴人認為是次工作意外與受害人所受的侵害並不必然地存在因果關係,上訴人未必是該工作意外的責任實體。
10. 在未能確定上述的情況下,如上訴人按上述的規定每15日向受害人就醫療費用及病假作出定期給付,但最終如上訴人不屬於是次意外的責任實體時,那麼,上訴人需要透過民事訴訟的方式才可向受害人追討已作出的給付,明顯地是對上訴人不公平,亦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11. 另一方面,立法者已就因工作意外而生的問題定出特別的訴訟程序 – 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的訴訟程序。
12. 當工作意外發生後,根據法律規定,僱主應通知勞工事務局以保障受傷僱員的權利。作為承保僱員賠償保險的保險公司,一般情況下,均會依法作出賠償。
13. 然而,當保險公司認為有可疑時,例如認為受害人所受的侵害與工作意外不存在因果關係,這是就需要檢察院的介入,代表僱員追討保險公司或有的賠償。
14. 上訴人認為本案就需要透過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的訴訟程序來追討受害人的賠償,並由檢察院代表向上訴人作出控訴。
15. 只有在有關的工作意外訴訟程序中,法律才賦予了作為被告的上訴人申辯反駁的機會,例如進行由檢察院主導的試行調解會議、聲請進行會診委員會為受害人再次進行醫學鑑定、又或就檢察院的控訴提出答辯等。
16. 基於此,被上訴判決違反了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中第28條第5款及第52條第2款之規定。
17. 再者,《勞動訴訟法》亦考慮到工作意外的訴訟程序較長,因此有一個臨時損害賠償的機制。
18. 受害人可以向法院要求訂定一個臨時賠償,要求上訴人先行作出賠償,有關的性質其實就與第40/95/M號法令當中,要求責任實體每15日向受害人作出特定給付和暫時絕對無能力賠償相同,可以先解決受害人已支付了的醫療費用及其所面臨的經濟能力。
19. 上訴人認為由於在勞工事務局的階段未能向受害人作出賠償,主要是因為其不認同有關的因果關係,而在此階段,法律沒有賦予上訴任何提出爭辯的手段。因此,勞工事務局應隨即將有關的卷宗交由檢察院,並根據《勞動訴訟法》之規定由檢察院向上訴人就受害人的工作意外提出控訴。
20. 上訴人在勞工事務局的階段是處於被動的,且不具任何申辯的機會,只能等待勞工事務局將工作意外的卷宗交由檢察院作出控訴後方可提交答辯書狀及申請進行會診委員會。
21. 綜上所述,上訴人無法認同原審法庭裁判其違反了欠付特定給付和欠付暫時絕對無能力之賠償兩項輕微違反。
綜上所述,由於上訴人所提出的事實及理由充分,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
1) 裁定本上訴全部理由成立;
2) 撤銷原審法庭判決的上訴人違反兩項輕微違反;
3) 命令勞工事務局將有本案的工作意外根據《勞動訴訟法》之規定,由檢察院代表受害人向上訴人進行工作意外的特別訴訟程序,並在同一訴訟程序就受害人的特定給付和暫時絕對無能力之賠償進行審理。
檢察院就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上訴人對原審法院的判決不服而提起了上訴,同時上訴人不認同原審法庭裁定其違反了欠付特定給付和欠付暫時絕對無能力之賠償兩項輕微違反,其主要理由是:一.上訴人沒有作出給付及賠償是因為現階段還未能確定是次工作意外的責任實體屬誰:二.上訴人認為受害人所受的侵害與工作意外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上訴人並請求撤銷原審法庭判決及命令勞工事務局將本案的工作意外根據《勞動訴訟法》之規定,由檢察院代表受害人向上訴人進行工作意外的特別訴訟程序,並在同一訴訟程序就受害人的特定給付和暫時絕對無能力之賠償進行審理。
2. 對此,本院未能予以認同。
3. 關於未能確定是次工作意外的責任實體屬誰問題,就該辯解理由,事實很清楚,根據本案已證事實,意外受傷員工B所屬公司“C船務管理服務(澳門)有限公司”已將在澳門港澳碼頭內所發生的工作意外賠償責任轉移給上訴人,保單編號為CIM/EGI/2014/005277,期限為2014年10月24日至2015年10月23日(見卷宗第46頁)。工作意外發生於2015年9月25日上午約9時40分,在保單在訂定的期限內。由此可見,上訴人是上述工作意外的責任實體這一事實是無可辯駁的,其上述理由屬明顯不成立。
4. 關於上訴人不認同受害人的傷患與工作意外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問題,對於該辯解理由,檢察院亦未能予以認同,這是因為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第28條第1款所規定的特定給付,旨在使受害人之健康、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得以恢復。由於立法者認為僱員在勞動關係中處於較弱勢的一方,尤其是當僱員遭受工作意外而受傷的情況下,更加需要提供適當及必要的保護和救護。本澳上述法律的立法宗旨即是為了強化受害僱員的權益和保障,並以強制性條款確保工作意外的受害僱員不會長時間缺乏必要之支援。
5. 因此,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限制了責任實體(僱主或在保險有效期間內負有賠償責任的保險公司)對損害彌補的解釋權,亦即暫時無需考究受害人所受傷害與工作意外間的因果關係,只要員工在工作時間內於工作地點發生意外,責任實體必須在取得受害員工提供的特定給付的證明文件之日起,每十五日向受害員工支付一次特定給付,否則即構成一項欠付特定給付之輕微違反。
6. 同樣道理,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第52條規定了還難人(受害員工)在接受醫院治療,門診治療或恢復機能治療期間,有權享有絕對或部分暫時無能力之損害賠償。在上述情況下,同樣暫時無需考究受害人的傷患與工作意外間的因果關係,只要員工在工作時間內於工作地點發生意外,責任實體(僱主或在保險有效期間內負有賠償責任的保險公司)必須在取得受害員工提供的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之日起,每十五日計算一次損害賠償的給付並支付予受害員工,否則即構成一項欠付暫時絕對無能力之賠償之輕微違反。
7. 經分析上訴書的內容及理由,可以確定上訴人對本個案中有關勞工B於2015年9月25日在工作地點及工作時間發生工作意外(墜海)而受傷的事實認定並無異議。而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述兩個理由皆明顯不成立,因此應駁回有關上訴。
8. 最後,,關於上訴人請求撤銷原審法庭判決及命令勞工事務局將本案的工作意外根據《勞動訴訟法典》之規定,由檢察院代表受害人向上訴人進行工作意外的特別訴訟程序,並在同一訴訟程序就受害人的特定給付和暫時絕對無能力之賠償進行審理。
9. 上訴人的上述請求,根本是另一性質不同的訴訟請求,即屬工傷意外所引致的賠償責任問題。處理此一賠償責任問題雖然規範於相同法令[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但為實現工傷意外所生的權利而提起的訴訟程序則屬於勞動民事訴訟程序中的一種特別訴訟程序,而本案作為勞動輕微違反訴訟程序則屬於具刑事訴訟性質的一種程序,兩者的訴因及所要處理的訴求截然不同。
10. 原審法庭在判決書中已經清楚指出因工作意外而產生的損害賠償的處理途徑:“根據《勞動訴訟法典》第101條第2款規定,對於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生權利,必須透過獨立提起民事訴訟實現,因此,法院不對本案受害員工可獲得之賠償進行審理,但這不妨礙受害員工可透過獨立訴訟主張其倘有之權利。”(參見卷宗第401頁背面)。
11. 因此關於上訴人所提出的最後請求,原審法庭已經對其作出回應,在此無需作出討論及反駁。
12. 綜上所述,由於上訴人對本案原審法庭所認定的事實事宜並無異議,因此本上訴人案僅應涉及法律上之事宜,然而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及結論部分僅僅是不認同原審法庭的判決,並提出多方面的辯護。但是,上訴人並沒有在上訴之結論部分指出其必須指出的被上訴之判決所違反的具體法律規定。因此,該上訴明顯不符合《勞動訴訟法典》第1條第1、2款及第89條配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02條第2款a)項之規定,應視為實質欠缺理由及結論內容,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1款之規定,駁回有關上訴。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1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並運用《形式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所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簡單的裁判。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認定了以下的已證事實:
- 受害員工B,持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編號為XXX,男性,出生日期為1961年6月26日,聯絡地址為澳門XXX,聯絡電話為XXX,僱主為“C船務管理服務(澳門)有限公司”,在職日期由2008年12月24日至2016年6月16日,職位為碼頭維修技工,受傷時基本回報為月薪約澳門幣17,980.30元;
- 上述員工在聽從僱主的工作指令、指揮及領導下工作;
- 於2015年9月25日上午約9時40分,受害員工當時在外港碼頭外圍進行油漆工作,期間不慎跌進海裏,並飲了大量不潔淨及受污染的海水,導致不停嘔吐,其後由救護車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接受治療,之後再轉至鏡湖醫院繼續治療;
- 於2015年9月25日勞工局接獲工作意外通知;
- 因是次意外,受害員工於2015年9月26日至2015年10月8日(合共13天)期間在鏡湖醫院住院,出院後於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7日至2016年6月19日、2016年6月30日至2016年7月13日(合共268天)獲得鏡湖醫院發出病假證明書;
- “C船務管理服務(澳門)有限公司”將在澳門港澳碼頭內所發生的工作意外賠償責任轉移給嫌疑人,保單編號為CIM/EGI/2014/005277,期限為2014年10月24日至2015年10月23日(見卷宗第46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嫌疑人於2016年7月14日已收取受害員工於2015年9月25日及2016年5月13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求診的醫療費收據2張(編號336067及261342)、於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6月17日、2016年6月30日及2016年7月13日在鏡湖醫院住院及求診的醫療費收據34張(編號分別為6506976、6516637、6483311、6528343、6528341、6549885、6570249、6591785、6615190、6615652、6636153、6657611、6680282、6680581、6702262、6723744、6764719、6808004、6848273、6880188、6918971、6968327、7016336、7061145、7109562、7149604、7190955、7230928、7265685、7276983、000008025712、000008059724、000008059800及000008104386)、由鏡湖醫院發出的病假證明書27張(編號分別為W2015-24269、A0646572、A0649492、A0650743、A0651783、A0653267、A0654682、A0656652、A0657459、A0670137、A0673648、A0660418、A0655243、A0668808、A0663650、A0704449、A0705664、A0682045、A0683840、A0710309、A0714857、A0717640、A0721960、A0723813、A0724934、A0725092、A0727597)、於2016年5月10日在仁伯爵綜合醫院醫療報告1張(編號0003418876)及由鏡湖醫院發出的疾病證明8張(編號分別為W2015-24269、02015-30546、02015-31877、02015-34658、02016-21468、02016-29419、S2016-003463、S2016-005306),涉及281天完全失去工作能力的休假狀況(經扣除受害員工私人保險的賠償後僅涉及268天完全失去工作能力的休假狀況),以及醫療費用賠償共澳門幣34,449.00元(經扣除受害員工私人保險的賠償後為澳門幣16,320元),但嫌疑人以仍未收取“C船務管理服務(澳門)有限公司”部份資料為由,沒有向受害員工支付上述暫時絕對無能力賠償及醫療費用;
- 嫌疑人於2016年8月5日已收取之前向“C船務管理服務(澳門)有限公司”要求的上述資料文件,然而,嫌疑人沒有於2016年8月22日或以前向受害員工支付於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7月13日期間的上述暫時絕對無能力賠償及醫療費用,也沒有作出合理解釋;
- 其後還一直欠付受害員工上述暫時絕對無能力賠償及醫療費用;
- 受害員工於2015年9月26日至2015年10月8日在鏡湖醫院住院期間的休假賠償及醫療費用已透過其私人購買的保險公司(D)獲全數理賠;
- 基於是次意外受害員工自意外發生日起逾一年仍未康復,為履行法定義務,勞工局為此編制第AT/536/2016/DSSO號工作意外通知筆錄,並已於2016年9月30日把該筆錄連同個案原件送交至澳門初級法院跟進;
- 嫌疑人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情況下,明知法律不容許而作出上述違例行為。
- 此外,還證明以下事實:
- 上述意外令受害員工遭受腦震盪及輕型顱腦損傷。
- 未獲證明的事實:
- 控訴書中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的上訴集中於向上訴法院解釋為甚麼沒有作出特定支付和暫時絕對無能力賠償,主要有:
1、本次的意外發生於2015年9月25日,然而,意外發生後,受害人一直拒絕向僱主及上訴人提交因是次意外的醫療費用。在意外發生半年後,才陸續收到受害人的醫藥費單以及病假證明,上訴人無法在意外發生後即時知悉或調查受害人所受的侵害是否由是次意外而造成。
2、受害人意外後,其明知僱主已購買了僱員賠償保險,並可為是次工作意外而生的費用作出賠償,但自行向其個人購買的保險公司作出理賠。如果受害人認為工作意外導致其腦部有損傷,為何不將有關的費用向僱主所購買的勞動保險公司申請賠理,而是向其個人所購買的保險公司申請賠償。因此,上訴人有理由懷疑其所受的意外侵害與工作意外並無因果關係。
3. 即使僱主將是次的工作意外所引致的負擔之責任轉移至上訴人,但現階段,上訴人認為是次工作意外與受害人所受的侵害並不必然地存在因果關係,上訴人未必是該工作意外的責任實體。在未能確定上述的情況下,如上訴人按上述的規定每15日向受害人就醫療費用及病假作出定期給付,但最終如上訴人不屬於是次意外的責任實體時,那麼,上訴人需要透過民事訴訟的方式才可向受害人追討已作出的給付,明顯地是對上訴人不公平,亦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4.最後,要求由檢察院代表受害人向上訴人進行工作意外的特別訴訟程序,並在同一訴訟程序就受害人的特定給付和暫時絕對無能力之賠償進行審理。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
第一,上訴人在初級法院勞動法庭的庭審期間除了選擇沒有出庭為自己辯護外,也沒有提交書面的辯護狀。那麼,在上訴階段所提出的辯護理由,尤其是“受害人一直拒絕向僱主及上訴人提交因是次意外的醫療費用”的事實,原審法院並沒有對此作出審理,完全屬於新的問題,上訴法院沒有辦法對此作出審理。
第二,即使“受害人其明知僱主已購買了僱員賠償保險,並可為是次工作意外而生的費用作出賠償,但自行向其個人購買的保險公司作出理賠”屬實,這又與上訴人拒絕作出法律所強制作出的支付和賠償有何關係?正如原審法院的判決書所載,所提交的醫藥費用的單據有些已經扣除了受害員工私人保險(D)的賠償,包括休假和醫療費用等的理賠(第399背頁),這是受害員工自己的權利,與其應該載勞動保險中得到賠償有何衝突?
第三,至於上訴人所提到的“未能確定是否工作意外以及上訴人認為是次工作意外與受害人所受的侵害是否存在因果關係的情況下,而作出定期給付,如果最終確定上訴人不屬於是次意外的責任實體時,那麼,上訴人需要透過民事訴訟的方式才可向受害人追討已作出的給付,明顯地是對上訴人不公平,亦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的主張,完全是一種無力的辯解和推搪。
索償權也是法律賦予保險公司的一種權利,但他的實現必須遵循法定的程序,這是不可改變的,更不能以此為不合理而逃避自己的法律義務和責任。法律強制僱主必須將載於第40/95/M法令的義務轉移至保險公司(第62條)。
正如尊敬的檢察官載對上訴的答覆中所指出的,“第40/95/M號法令第28條第1款所規定的特定給付,旨在使受害人之健康、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得以恢復。由於立法者認為僱員在勞動關係中處於較弱勢的一方,尤其是當僱員遭受工作意外而受傷的情況下,更加需要提供適當及必要的保護和救護。本澳上述法律的立法宗旨即是為了強化受害僱員的權益和保障,並以強制性條款確保工作意外的受害僱員不會長時間缺乏必要之支援”。
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限制了責任實體(僱主或在保險有效期間內負有賠償責任的保險公司)對損害彌補的解釋權,亦即暫時無需考究受害人所受傷害與工作意外間的因果關係,只要員工在工作時間內於工作地點發生意外,責任實體必須在取得受害員工提供的特定給付的證明文件之日起,每十五日向受害員工支付一次特定給付以及依照第52條的規定作出絕對或部分暫時無能力之損害賠償。
最後,上訴人所要求的由檢察院代表受害人向上訴人進行工作意外的特別訴訟程序,並在同一訴訟程序就受害人的特定給付和暫時絕對無能力之賠償進行審理的請求,也是明顯沒有道理的。
上訴人所要求的是另一性質的訴訟請求,即屬工傷意外所引致的賠償責任問題,並非屬於刑事訴訟程序的本案所能夠解決的勞動民事訴訟爭議。對此,原審法院也很清楚作出了解釋:“根據《勞動訴訟法典》第101條第2款規定,對於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生權利,必須透過獨立提起民事訴訟實現,因此,法院不對本案受害員工可獲得之賠償進行審理,但這不妨礙受害員工可透過獨立訴訟主張其倘有之權利。”(參見卷宗第401背頁)。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予以駁回。
上訴人必須支付上訴程序的訴訟費用,以及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所規定的同樣的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7年6月27日
蔡武彬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Diz a recorrente que a decisão impugnada violou as normas dos artigos 28º, nº 5, e 52º, nº 2, do DL 40/95/M.
Dispõem estes preceitos o seguinte, respectivamente:
As prestações em espécie são pagas quinzenalmente à vítima pela entidade responsável, a contar da data em que recebe o documento comprovativo relativo a essas prestações à vítima; e
As prestações respeitantes às indemnizações referidas no número anterior são calculadas e pagas quinzenalmente à vítima pela entidade responsável, a contar da data em que recebe o documento comprovativo sobre a incapacidade de trabalho.
Face à matéria de facto imputada à recorrente, que ficou exuberantemente demonstrada em audiência e que não vem impugnada, é óbvio que 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se impunha irrefragavelmente.
A infractora foi instada pelo trabalhador a pagar, em 14 de Julho de 2016, contra sua entrega de toda a pertinente documentação, e não pagou. Pretextou que não tinha toda a informação oriunda da entidade patronal, exigindo mais informação e documentos. Essa informação e documentos foram-lhe facultados, uma vez mais pelo trabalhador, mas a recorrente não pagou nos quinze dias seguintes, nem o fez posteriormente. E nenhuma justificação deu para a sua inércia, apesar da intervenção da DSAL.
A prática das infracções não podia revelar-se de forma mais clara, nenhuma dúvida subsistindo de que a recorrente incorreu, aliás com dolo intenso, nas contravenções pelas foi condenada.
É manifesta a insubsistência da argumentação esboçada par sustentar a violação daquelas normas.
Posto isto, cabe igualmente dizer que as desculpas avançadas em sede de recurso para não pagar as importâncias que lhe foram reclamadas, para além de extemporâneas e deslocadas, também não têm cabimento. As dúvidas que equaciona relevam de um inteiro alheamento da situação do sinistrado, tota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s obrigações emergentes da lei e do contrato de seguro que celebrou.
À face da lei, é considerada responsável aquela entidade à qual é imputável a responsabilidade pelo acidente – artigo 3º, alínea m), do DL 40/95/M – sendo que, recaindo originariamente a responsabilidade pela reparação sobre a entidade patronal – artigo 4º do referido DL – está esta obrigada a transferir essa responsabilidade para seguradoras autorizadas a explorar o ramo de seguro de acidente de trabalho no território de Macau – artigo 62º do identificado DL. No caso, a responsabilidade estava transferida para a ora recorrente, com as consequências daí decorrente, nomeadamente em matéria de indemnizações e prestações em espécie previstas no artigo 3º da Portaria 237/95/M e nos artigos 28º e 46º e seguintes, do DL 40/95/M. E com a certeza de que a prestação de socorros urgentes ou o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ões e despesas não constitui confissão de responsabilidade pela seguradora, quando circunstâncias posteriormente conhecidas determinem a exclusão dessa responsabilidade – artigo 7º da Portaria 237/95/M.
Não têm, portanto, fundamento as dúvidas que a recorrente coloca quanto à responsabilização pela reparação derivada do acidente.
Quanto aos contornos do sinistro e à sempre conveniente “suspeita fundada” sobre o nexo de causalidade – questões de que a recorrente também apenas se lembrou em sede de recurso – convém recordar que o quadro normativo relativo aos acidentes de trabalho postula uma intervenção proactiva da seguradora, a qual, para além de dever providenciar acompanhamento clínico ao sinistrado, o que lhe confere, inclusive, o direito à nomeação do médico assistente – artigo 31º, nº 1, do DL 40/95/M – tem a obrigação de participar ao tribunal todos os acidentes de que tenha resultado incapacidade permanente, morte ou aqueles cuja incapacidade temporária se prolongue por mais de 12 meses – artigo 21º do DL 40/95/M. E quando obrigatoriamente feitas pela seguradora, nos termos do referido inciso, as participações têm que ser acompanhadas de todos os elementos elencados no artigo 47º, nº 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do Trabalho, a saber: cópia da apólice e seus adicionais em vigor; toda a documentação clínica e nosológica disponível; nota discriminativa das incapacidades, internamentos e indemnizações pagas desde o acidente; e última folha de salários, ordenados e outras prestações de carácter regular que à seguradora haja sido facultada pelo segurado, de acordo com a respectiva apólice.
Como se vê, as seguradoras não podem adoptar em matéria de acidentes de trabalho aquela postura de alheamento – que, por vezes, chega a raiar o limiar do desprezo pelo direitos do sinistrado -, esperando passivamente que o sinistrado e/ou a DSAL façam intervir os tribunais e recolham todos os elementos que elas, seguradoras, estavam obrigadas a obter e a enviar a tribunal.
A postura da recorrente, de protelar pagamentos devidos ao sinistrado, a pretexto de dúvidas que a si cabia remover e com fundamento na não existência de um processo que a si cabia também impulsionar, é ostensivamente ilegal, não podendo deixar de ser objecto de adequada censura e punição.
Improcede manifestamente o argumentário da recorrente, o que deve levar ao improvimento do recurso, se não mesmo à sua rejei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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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417/2017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