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1029/201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檢察院
A (A)
日期：2017年6月8日
主要法律問題：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摘 要
根據已證事實及卷宗內的文件書證，包括肇事車輛的泊車紀錄及錄像，事發地點與第一嫌犯被發現的距離，以及事發時與第一嫌犯被發現之間的時間差距，還包括第一嫌犯的對答內容及第二嫌犯沒有出現在案發現場，只是在事後一個多小時才主動到治安警察局“自首”等客觀事實，應足以認定控訴書內其他被原審法院否定的事實。
原審法院明顯沒有注意及考慮卷宗內的文件書證，僅單憑嫌犯行使沉默權而作出的事實認定，在此，存有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1029/2015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檢察院
A (A)
日期：2017年6月8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5年7月30日，第一嫌犯B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4-10-0108-PCC號卷宗內被控訴觸犯一項《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醉酒駕駛罪、一項《道路交通法》第89條配合第94條第(二)項所規定和處罰的逃避責任罪、一項《刑法典》第142條第1款配合第14條a)項所規定和處罰的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及一項《刑法典》第279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和處罰的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均獲被判處無罪。
嫌犯B被控觸犯一項《道路交通法》第99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的輕微違反(不遵守停車義務)，獲被判處不成立。
第二嫌犯C被控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31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的袒護他人罪，獲被判處無罪。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判決如下：
判處被告D保險有限公司須向原告A賠償澳門幣311,490.36元；該賠償須連同本判決日起計直至完全繳付有關賠償時的法定利息。
檢察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根據2015年7月30日之被上訴裁判，原審法院認定嫌犯B被控觸犯《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醉酒駕駛罪、《道路交通法》第89條配合第94條第(二)款所規定和處罰的一項逃避責任罪、《刑法典》第 142條1款配合第14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及《刑法典》第279條第1款a)及b)項所規定和處罰的一項危險駕駛道路上之車輛罪，均獲判處無罪，以及
嫌犯B被控觸犯《道路交通法》第9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輕微違反〔不遵守停車義務〕，獲判處不成立；
嫌犯C被控觸犯《刑法典》第33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袒護他人罪，獲判處無罪。
2. 根據被上訴裁判的「已證事實」，原審法院僅能證實車輛MF-XX-XX為肇事車輛並造成本案的交通意外，但未能證實誰是當時駕駛車輛MFXX-XX的司機，包括不能認定嫌犯B或嫌犯C駕駛車輛MF-XX-XX。
3. 原審法院的「事實之判斷」的內容如下：
「嫌犯B…，但就被指控的事實則保持沉默。
嫌犯C…，但就被指控的事實則保持沉默。
…
雖然E稱案發時見到肇事車輛駕駛者的左側面，其樣貌與B樣貌相似，但其始終不能肯定B就是該駕駛者，而其他證人、卷宗內的錄像資料及其他書證亦未能證實B就是肇事車輛的駕駐者；…」
4. 換言之，原審法院是基於證人E不能肯定車輛MF-XX-XX的駕駛者是嫌犯B，且其他人證及書證亦未能證實B就是駕駛者而作出開釋的決定。
5. 然而，原審法院對事實的判斷卻沒有完全考慮案發期間的重要事實：
(1)根據第413頁之凱旋門泊車記錄，MF-XX-XX在案發當日〔即2014年1月25日) 18時09份停泊於凱旋門酒店的停車場，並於22時56分離開該酒店的停車場。
(2)卷宗第334至337頁的錄影片段顯示MF-XX-XX駛離停車場及向倫斯泰特大馬路星際酒店方向駛去的過程。
(3)本案的案發時間是2014年1月25日晚上11時03分至11時13分左右，案發地點是北京街往高美士方向﹝即「利澳酒店」旁的十字路口﹞，及後MF-XX-XX沿利澳酒店正門之高美士街駛進，之後向右轉入長崎街，最終在長崎街萬豪軒對出斑馬線發現肇事車輛〔見第287頁之圖片，時間為23時13分〕。期間撞擊了多架輕型汽車及電單車，亦導兩名人士受傷。〔見第288頁及第302頁之錄影光碟所載之時間〕
(4)證人E是當時駐守在「利澳酒店」的警員，一發現交通意外後立即追截MF-XX-XX，最後在長崎街發現MF-XX-XX，當時車內已沒有任何人〔時間是同日23時16分，見第302頁之觀看錄影光碟筆錄的記載時間〕，但是，嫌犯B卻站在該車尾的行人道上(見「已證事實」第十點。
(5)證人E曾向嫌犯B查問，嫌犯B承認為MF-XX-XX之車主，但沒有回應其是否該車的駕駛者〔見「已證事實」第十一點〕。
(6)嫌犯B被懷疑為駕駛者後被帶往交通廳，並於1月26日00時36分進行酒精呼氣測試，結果為1.469克/升〔第33頁〕
(7)根據治安警察局的報告內容〔見第3頁〕，嫌犯於2014年1月26日凌晨1時20分到達警局交通廳，及承認自己是MF-XX-XX的駕駛者，當時亦為其進行酒精呼氣測試，結果是0.00克/升〔見第47頁〕。
6. 根據已證事實及證人警員E的口供，警員在發現交通意外後而立即追截MF-XX-XX，MF-XX-XX曾短暫地消失其視綫範圍，但不久後又被證人發現車輛已停泊在長崎街，其間經歷之時間甚短，而嫌犯B亦在長崎街被發現。
倘嫌犯B不是真正的駕駛者〔而僅為車主〕，則為何他能如此巧合地案發現場的附近出現？！
7. 再者，考慮到凱旋門酒店的停車場出入口與案發地點「利澳酒店」附近非常接近，其中間僅隔著皇朝區的商夏及宋玉生公園，如以車輛行駛，則不足五分鍾的車程，所以「嫌犯B在凱旋門店餐廳內喝了酒的情況下駕駛著MF-XX-XX向利澳酒店方向行駛，過程中撞到多架車輛，然後在長崎街棄車」此一說法非常合理；由於證人警員不久後到達，故嫌犯B仍在現場且被發現，故此，嫌犯B才向警方說自己僅是車主，而不提供真正的駕駛者名字及不再回答有關問題。
8. 事實上，倘B不是真正的駕駛者，他怎麼可能在交通意外後不足兩分鐘到達現場，而且事後被發現對酒精呈陽性反應，更可以反映其欲逃避醉駕的刑事責任鋌而走險，向證人警員否認是是車主，及要求自己的下屬〔嫌犯C〕冒認駕駛者！
9. 相反，在治案警察局交通廳內自認為駕駛者的嫌犯C在案發時候不在現場，而在事後1小時才自行上交通廳？！而且，倘嫌犯C是真正的駕駛者，為何他當時不在現場？
10. 觀乎證人警員的口供，其在庭上只是指出真正駕駛者的左側面很像嫌犯B，但可以肯定真正駕駛者不是C；再對比兩名嫌犯的樣貌及身材〔可參考其身份證之相片〕均有頗大的差異，則證人警員的證言足可排除C是司機此一說法。那麼，嫌犯C向交通廳聲稱自己是司機便是觸犯《刑法典》之袒護他人罪。
11. 因此，原審法院的決定〔尤其是沒有全盤考慮所有的環境證據，如錄像片段，又沒有採信證人警員的證言〕明顯是違反了一般經驗法則：其一方面否定嫌犯B是真實的駕駛者，另一方面又漠視證據上的指出的諸多巧合；而且，原審法院甚至不認定另一嫌犯C是否真正的駕駛者！這便是更不合理之處，因為在偵查階段中，本案是因另一嫌犯C承認自己為駕駛者而起，本案中再無另一第三人為駛者的可能性，則原審法院對「已證事實」的認定，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12. 倘中級法院不認同上述的理解，本院亦認為原審法院的裁判沾有「法律適用及「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之瑕疵-
13. 原審法院的將以下事實視為「未證事實」，(見第893頁及背頁〕-「於澳門交通警司處內，嫌犯B聲稱於2014年1月25日於凱旋門酒店將輕型汽車(MF-XX-XX)借給員工C(第二嫌犯)使用，隨後自行到萬豪軒酒家參加飲宴，至2014年1月26日約0時接到C電話通知，C在高美士街發生交通意外，故步行至交通意外現場了解事件。
直至2014年1月26日凌晨約1時20分，第二嫌犯C去往澳門交通警司處，向該處警員聲稱其為肇事汽車(MF-XX-XX)之駕駛者，但未能清楚講述事故經過，且多次聲稱忘記正確時間、取車位置、被撞車輛數目及現場情況，並表示在事故發生後，其沿長崎街行人路步行返回“利澳酒店＂現場附近，但沒有致電車主B（第一嫌犯）以告知有關交通事故。
…
兩名嫌犯在自由、有意識的情況下，自願作出上述行為。
…
嫌犯C意圖使已實施犯罪之人(嫌犯B)免受刑罰，故意向有權限當局提供與事實不符的聲明，欺騙有權限當局，妨礙有權限當局的正當、合法之刑事調查，其行為妨害了司法公正之實現，損害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公共利益。
兩名嫌犯皆知悉他倆的行為乃本澳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14. 根據卷宗第35頁，嫌犯B在治安警察局以證人身份作上如上口供；而卷宗第45頁，嫌犯C在治安警察局以證人身份作出如上口供。而按警員報告內容〔第3頁〕，負責警員是因為兩人的證供不合理及有矛盾下才宣告兩人為嫌犯，理由是兩人有跡象顯示觸犯《刑法典》第331條之「袒護他人罪」。
15. 由於「袒護他人罪」的犯罪要件是意圖使已實施犯罪之人免受刑罰或保安處分，而阻止警方進行全部或部份的證明活動，或對該等活動作出欺騙。則在本案中，由於檢察院及警方均懷疑嫌犯C不是真正的駕駛者，其為了使真正的駕駛者B不被警方追究其刑責，才頂替B承認不小心危險駕駛之行為。
16. 所以，嫌犯C的口供〔第45頁〕構成「對警方進行的活動〔偵查行為的詢問筆錄〕作出欺騙」，其意圖是使「已實施犯罪之人〔B〕免受刑罰」，即符合「袒護他人罪」的構成要件。
17. 但是，原審法院卻將以上兩項控訴事實現為「未證事實，雖然原審法院沒有說明其中理由，但觀其原因，唯一的理由是因為兩名嫌犯在庭上保持沉默，所以即使警員證人在庭上確認了有關詢問筆錄的內容，但法院仍將嫌犯曾被警方詢問及其內容的相關控訴事實視為「未證事實」﹝《刑事訴訟法典》第337條第7款及第338頁的反面解釋的規定﹞。
18. 然而，原審法院在此卻犯下法律適用之錯誤，在本案中控告「袒護他人罪」，而袒獲他人罪又涉及「對有權限當局的活動作出欺騙」，則警方/有權限當局作為「被害人」，當然可以向法院講述其偵查活動間的被欺騙行為或被阻止的行為，即是嫌犯利用何種手法阻止偵查或欺騙警方，這不會受制於嫌犯的沉默權。正如倘嫌犯被控對警方實施加重侮辱罪，即使嫌犯受審時保持沉默，但警方向法院覆述嫌犯所說出的侮辱字句，法院也可以相信因警方的證言而視之為既證事實而判罰，也可以不相信警方的證言而視為為未證事實而開釋嫌犯，但絕不會僅因為嫌犯行使沉默權而將之視為「未證事實」。
19. 而且，根據有關控訴事實，只是證明了兩嫌犯曾向交通警局處警員說出有的內容，亦並非證實兩嫌犯實施了證供內所指的行為，則原審法院將之視為「未證事實」亦是不合理。
20. 但是，以上兩項控訴事實對嫌犯C是否觸犯「袒護他人罪」尤為重要因為結合本案控訴事實，只要能夠證實C不是真正駕駛者〔而不論真正的駕駛者是不是另一嫌犯B〕，則C向警方承認其為駕駛者的行為便是「袒護他人罪」；
21. 另一方面，按「已證事實」，原審法院在裁判中亦不能證實誰是真正的駕駛者，包括沒有認定C是真正駕駛者〔相信亦是因為C沉默之故〕，結合將上述「未證事實」視為「已證事實」，則C的行為〔包括主觀及客觀的構成要件〕足以構成《刑法典》第331條第1款之犯罪。
22. 為此，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及理解法律上有瑕疵，其沒有採納第35頁及第45頁的文件〔口供筆錄〕是違反了證據原則，使原審法院錯誤地將上述兩項事實認定為「未證事實」，亦從而將「袒護他人罪」的主觀「故意」的事實亦錯誤認定為「未證事實」。
23. 亦基於該等控訴事實視為「已證事實」之重要性，亦需將此案發還重審或直接將嫌犯C判處觸犯《刑法典》第331條第1款之「袒護他人罪」罪名成立。
綜合以上所述，本檢察院認為被上訴裁判中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為此，應根據同一法典第415條之規定發還重審，以便法院重新審查卷宗所有的證據以認定兩名嫌犯是否觸犯控訴書內指控的事實。
以及，倘中級法院不認同上述的理解，本檢察院亦認為被上訴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及第400條第1款的瑕疵，尤其是將「未證事實」第五段及第六段〔即第893頁第三及第四段)，以及「未證事實」第八、十四及十五段〔即第893頁第一、六及七段〕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及法律適用之瑕疵，為此，亦需將此案發還重審或直接將嫌犯C判處觸犯《刑法典》第331條第1款之「袒護他人罪」罪名成立。
民事請求人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關於財產損害賠償之部份
1.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並不認同載於原審法院判決書第29頁之關於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人就將來之財產損失賠償為澳門幣壹萬壹仟圓(MOP$11,000.00)之裁判。
2. 是次交通意外使上訴人臉上有明顯且較大面積之疤痕，因此，上訴人為消除上述疤痕以回復昔日容貌，上訴人須進行磨面手術和療程。
3. 上訴人於提起民事賠償請求書狀後仍須接受去除疤痕的療程(見文件1，正本已附於卷宗內)，有關費用合共為澳門幣貳仟零叁拾圓(MOP$24,030.00)。
4. 上訴人上述的金錢損失與是次交通意外是具有直接且密切的因果關係，因此，根據《民法典》第558條第2款之規定，上訴人理應獲得因後續治療而生之損害賠償為澳門幣貳仟零叁拾圓(MOP$24,030.00)。
關於非財產損害賠償之部份
5.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並不認同載於原審法院判決書第29頁之關於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人之非財產損害賠償為澳門幣貳拾萬圓(MOP$200,000.00)之裁判。
6. 討論原審法院所作對上訴人之非財產損害賠償之裁判是否合適，就上訴人之身份背景而言，應以一般澳門居民的角度出發更為合理。
7. 截至統計暨普查局最新公佈，澳門2015年第二季總體就業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澳門幣壹萬伍仟圍(MOP$15,000.00)(見文件2，此數據參照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5年第二季就業調查第5-6頁之內容)。
8. 而原審法院所裁判之澳門幣貳拾萬圓(MOP$200,000.00)僅為上述中位數金額之約13.3倍。
9. 換言之，原審法院所裁判之非財產損害賠償僅為一名一般澳門居民13.3個月，亦即1年2個月的工作收入亦不足夠。
10. 根據原審法院判決書之獲證事實指出:“…2014年06月17日，法醫鑑定原告之傷勢，診斷為:“根據卷宗內第502頁及505頁相關之醫療檢驗報告，被鑑定人自訴因2014年1月25日在一宗交通意外中受傷，曾先後在仁伯爵綜合醫院及鏡湖醫院住院接受治療及門診隨訪;臨床診斷為:左側恥骨上下支骨折及右足頭面部軟組織挫裂傷。…
原告現年25歲，正值女性所謂黃金青春時期，然而，是次意外使其右邊面部有明顯傷疤，此傷疤使原告對自己容貌及自信心造成巨大打擊及壓力，亦使其面對其他人時感到自卑，甚至產生不敢外出見人而躲在家中的心理症狀。
現未有醫學報告能確定是次意外導致之盆骨骨折不會致原告將來生育造成負面影響，使已進入適婚年齡之原告一直十分惶恐，不知自己會否因是次意外而不能順利組織完滿家庭。
在住院及出院差不多三個多月的時間，原告生活不能自理，包括洗頭、穿衣服等簡單的事情都需要別人協助，其盆骨骨折更使其須依靠成人紙尿片輔助生理需要，這使作為成年人之原告感到十分羞恥。
原告為澳門......大學...系四年級學生，意外發生後須住院，無法上學讀書，被迫休學半年，亦因此導致原告本學年直接留級重讀，換言之，原告因是次意外須多浪費一年時間才能畢業，其眼看身邊同輩好友均畢業並開始發展事業，而自己則只能在學校原地踏步，心中感到十分焦慮。”
11. 根據前述之獲證事實，除了上訴人的左側恥骨上下支骨折及右足頭面部軟組織控裂傷，是次交通意外更使上訴人臉上有明顯且較大面積之疤痕。
12. 由於上訴人受傷，在位院及出院差不多三個多月的時間，原告生活不能自理，尤其盆骨骨折更使其須依靠成人紙尿片輔助生理需要，這使作為成年人之原告感到十分羞恥。
13. 即使現未有醫學報告能確定是次意外導致上訴人盆骨骨折不會對其將來生育造成負面影響，但亦使身為女性且已進入適婚年齡之上訴人一直十分惶恐，將來可能需要承受著大部分婦科檢查、診斷和治療，因為不知自己會否因是次意外而變成無法履行生育功能的女性，不能順利組織完滿家庭。
14. 對於生活在中國人社會裡的上訴人，倘若其日後真的成為無法生育的婦女，其還會承受著非常沉重的心理和社會負擔。
15. 而且，上訴人為年輕女性，為消除上述疤痕以回復昔日容貌而須進行不止一次的磨面手術及療程，導致上訴人不論在身體上或是精神上均承受多次痛苦壓力。
16. 因為每次進行磨面手術及療程時均會擔憂臉上會曾有無法遮蓋的永久性疤痕，會影響到日後別人對她的觀感。
17. 另外，上訴人亦因是次交通意外導致上訴人多浪費一年時間才能畢業，其眼看身邊同輩好友均畢業並開始發展事業，而自己則只能在學校原地踏步，心中感到十分焦慮。
18. 因為，上訴人深信自己畢業後定能順利就業，換言之是次意外直接使上訴人損失了一年工資，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2014年第一季至第三季總體就業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澳門幣壹萬叁仟圓(MOP$13,000.00)，故上訴人因是次意外而直接損失了澳門幣壹拾伍萬陸仟圓(MOP$156,000.00) 。(參見提起民事賠償請求書狀之附件33至附件34 )
19. 上述惶恐與傷害將終生陪伴著上訴人，以上訴人現時年齡為25歲而言，根據一般澳門居民最高工作年齡為65歲及一般女性預期壽命為85.5歲(見文件3，此數據參照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1-2036澳門人口預測第11-12頁之內容)，上訴人可以繼續工作40年及生活60.5年，亦即是說，本案所導致的惶恐與傷患將伴隨及困擾著上訴人繼續工作40年及生活60.5年。
20. 基於一般澳門居民不足1年2個月的工作收入即澳門幣貳拾萬圓根本不能與上述如此長年期憂患與痛楚困擾相對稱。
21. 故此，上訴人不能認同原審法院所作之非財產損害賠償之裁判。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現在澳門的通脹率正值高企，隨著年月的流逝，定額貨幣只能不斷地貶值。
22. 為著對應高企的通脹率，支付事物的價格亦相應提高，比如第8/2011號法令就將輕型汽車的民事責任保險的最低金額已調升至澳門幣叁百萬圓。
23. 在本案中，支付上訴人非財產損害賠償其中一個目的是補償上訴人以及使上訴人盡可能忘卻基於本案所受的嚴重傷害，且這些傷害將困擾上訴人的餘生亦即如前所述的至少六十年或甚至更長遠，從原審法院所裁判之非財產損害賠償僅為一名一般澳門居民13.3個月亦即1年2個月亦不足夠的工作收入而言，似乎原審法院針對上訴人的非財產損害賠償金額所作裁判並沒有考慮本澳的高企通脹率。
24. 因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訂定為澳門幣貳拾萬圓(MOP$200,000.00)的非財產損害賠償不符合《民法典》第560條之衡平原則之規定。
25. 考慮到上訴人所受的傷害程度及即將面對的通脹率，應改判上訴人獲得不低於澳門捌拾萬圓(MOP$800,000.00)的非財產損害賠償。
綜上所述，請求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裁定本訴理由成立，並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廢止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以及判定上訴人所要求的民事損害賠償金額為合共為澳門幣玖拾叁萬伍仟伍佰貳拾圓叁毫陸(MOP$935,520.36)。
並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一如既往地作出公正裁決。
嫌犯B及C對檢察院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1
民事被請求人D保險有限公司對民事請求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2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認為檢察院提出的上訴理由成立，原審裁判中的確存在審查證據明顯有錯誤的事實瑕疵而需要把卷宗發還重審。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14年1月25日晚上約23時，輕型汽車（MK-XX-XX）撞到輕型汽車（MF-XX-XX）的左後車身。
2. 輕型汽車(MF-XX-XX)以“S”形的路線左右衝撞。
3. 上述交通事故發生時，正在“利澳酒店”正門執勤的治安警察局警員E（編號25XXXX）聽到巨響，立即向發出聲響的位置察看，發現一輛輕型汽車(MF-XX-XX)與另一輛輕型汽車（MK-XX-XX）發生碰撞，但碰撞後輕型汽車(MF-XX-XX)沒有停車以解決交通事故問題，而是繼續高速離開事故現場，於是立即快步尾隨追截。
4. 其後，輕型汽車（MF-XX-XX）失控剷上左方的“利澳酒店”門前之行人道後再向右駛出行人道，過程中，幾乎撞向停泊在前方的一輛白色輕型汽車及數名行人，隨後輕型汽車（MF-XX-XX）高速駛過分隔交通方向及車道的虛線，在差點撞向迎面行駛的兩輛輕型汽車時返回左方的車行道(參見卷宗第294及298頁之照片)。
5. 當其時，F(第二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1頁)正駕駛編號為CM-XXXXX的輕型電單車及載著乘客A（第三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438頁)在輕型汽車（MF-XX-XX）的前方行駛，由於A聽到後方傳來巨大的撞車聲音，故要求F將電單車停靠一旁查看，於是駕駛輕型電單車(CM-XXXXX) 的F立即減速準備停在左方巴士站的位置，但此時，輕型汽車（MF-XX-XX）已高速駛至並撞向輕型電單車(CM-XXXXX)車尾，而在巴士站候車之途人見狀立即作出閃避(參見卷宗第299及300頁之照片)。
6. 上述碰撞直接造成第二被害人F及第三被害人A連人帶車倒地而受傷淌血，被撞後的輕型電單車（CM-XXXXX）則因慣力再衝前撞向停泊在巴士站的編號為MK-XX-XX的輕型汽車右車尾（參見卷宗第63頁之描述圖）。
7. 之後，輕型汽車（MF-XX-XX）衝前撞向前方行駛的編號為MM-XX-XX之輕型汽車的右車尾，引致該輕型汽車（MM-XX-XX）再撞向左邊路旁停泊的二十二輛電單車，該等電單車車牌編號分別為CM-XXXXX、CM-XXXXX、MH-XX-XX、CM-XXXXX、MF-XX-XX、MK-XX-XX、MJ-XX-XX、MF-XX-XX、CM-XXXXX、MF-XX-XX、CM-XXXXX、MF-XX-XX、MF-XX-XX、MJ-XX-XX、CM-XXXXX、MH-XX-XX、CM-XXXXX、CM-XXXXX、MK-XX-XX、MD-XX-XX、CM-XXXXX及CM-XXXXX。
8. 隨後，輕型汽車（MF-XX-XX）再次駛過分隔交通方向及車道的虛線，並迅速駛回左方的車行道，其間一輛編號為MC-XX-XX之“黃的”正迎面行駛，該“黃的＂駕駛者為G（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1頁）。
9. 其時，從後追趕的警員E目睹第二被害人F及第三被害人A兩人受傷倒卧地上，而輕型汽車（MF-XX-XX）已右轉入長崎街方向離去，便停止追截，留下來照顧兩名傷者，同時通知上級派員到場協助。
10. 稍後，一名中年男子向警員E告知肇事汽車（MF-XX-XX）停泊在長崎街萬豪軒對出斑馬線上，於是警員E走到長崎街，並發現編號為MF-XX-XX-之輕型汽車，但車內沒有任何人，而嫌犯B則站在該車尾行車道上，且車旁行人道上站有四至五名男子。
11. 當時，警員E多次向嫌犯B及在場數名男子作出查問，嫌犯B承認為輕型汽車（MF-XX-XX）的車主，但沒有回應其是否該車的駕駛者，隨後嫌犯B被帶往澳門交通警司處調查。
12. 調查期間，嫌犯B接受呼氣酒精測試，結果證實其血液酒精濃度為1.46克/升（參見卷宗第33頁之酒精測試記綠）。
13. 調查期間，警方先後聯絡了上述被撞車輛之車主，除了十一輛電單車之車主(MJ-XX-XX之車主H、CM-XXXXX之車主I、MF-XX-XX之車主J、CM-XXXXX之車主K、MK-XX-XX之車主L、MH-XX-XX之車主M、MD-XX-XX之車主N、MF-XX-XX之車主O、CM-XXXXX之車主P、CM-XXXXX之車主Q及MF-XX-XX之車主R)因受損輕微或已獲賠償而不追究肇事車輛駕駛者的民事責任外，其餘車輛之車主分別發現他們的車輛有如下損毀：
1)輕型汽車MK-XX-XX的車頭、車頭大燈、車頭冚及左右沙板損毀(參見卷宗第55及56頁之損毀照片)，該車的車主為S（第一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270頁）；
2) 輕型電單車CM-XXXXX全車損毀(參見卷宗第48至64頁之照片)，該車之車主為F（第二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246頁）；
3) 輕型汽車MM-XX-XX多處受損，包括右方車身完全破裂、右後方車輪變形、後方車軸變曲、左前方完全破裂等等，該車之車主為T(第四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240頁)；
4) 輕型汽車MK-XX-XX的右前門、尾門、前泵把、沙板、右前大燈、右前後呔呤等損毀，維修費為澳門幣18,600元(參見卷宗第377頁之單據)，該車之車主為U（第五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373頁）；
5)重型電單車MH-XX-XX全車均有不同程度損毀，該車之車主為V（第六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114頁）；
6) 重型電單車MF-XX-XX全車均有不同程度損毀，該車之車主為W（第七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172頁背面）；
7) 輕型電單車CM-XXXXX兩邊車身外圍爆裂、左邊車底爆裂露出內部零件、右邊死氣喉變形、散熱扇脫落、車尾燈爆裂、車尾牌變形、前面車頭花損、腳踏板變形及座位等多處地方損毀，該車之車主為Y（第八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236頁）；
8) 輕型電單車CM-XXXXX多處受損，其中包括兩邊車身花損爆裂、車頭車尾燈損毀、腳踏板爆裂、座位下的儲物箱爆開等等，該車之車主為Z（第九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250頁）；
9) 輕型電單車CM-XXXXX的受損嚴重，包括車頭、車身及車身兩旁等位置，該車的車主為AA（第十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357頁）；
10)重型電單車MK-XX-XX的車頭沙板、後視鏡、牌照板、右前車身蓋、右腳踏、風古、隔熱片、尾牌、右手同胶受損，維修費用為澳門幣2,240元(參見卷宗第366頁之單據)，該車的車主為BB（第十一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361頁）；
11)輕型電單車CM-XXXXX的車頭蓋、左右車身及死氣喉等多處位置損毀，維修費用為澳門幣7,000元(參見卷宗第371頁之單據)，該車的車主為CC（第十二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368頁）；
12)輕型電單車CM-XXXXX的全車外殼、一對方向燈外殼、頭盔箱、打火杆、引擎吊架、排氣管、一個後車牌、尾沙板、後視鏡、車底防水殼、風扇外蓋、乘客腳踏及煞車杆損毀，維修費為澳門幣5,560元(參見卷宗第383頁之單據)，該車的車主為DD（第十三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379頁）；
13)輕型電單車CM-XXXXX的左右車身損毀及車尾沙板裂開，該車的車主為EE（第十四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386頁）；
14)重型電單車MJ-XX-XX的豬頭、大燈、前大檔、前叉、行李箱、一對倒後鏡、一對手筒膠、地台板、車底長膠、左右膠邊、尾沙板、死氣喉外冚、左右車身冚、尾架、座位、風古內冚、風古外冚、波箱冚(大)後及波箱冚(細)前損毀，維修費為澳門幣7,500元(參見卷宗第395至397頁之單據)，該車的車主為FF（第十五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391頁）；
15)重型電單車MF-XX-XX的豬頭、前大膠、左右指揮燈、前大燈、左右車身膠、左右鏡、前沙板及地台板損毀，維修費為澳門幣5,000元(參見卷宗第488頁之單據)，該車的車主為GG（第十六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418頁）。
16)重型電單車MF-XX-XX的車尾嚴重受損，主要發動機需更換，但車主R（第十七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404頁）表示不追究肇事駕駛者的民事責任。
17)重型電單車MK-XX-XX受損輕微，該車車主L(第十八被害人，參見卷宗第355頁)表示不追究肇事駕駛者的民事責任；
18)重型電單車MH-XX-XX受損輕微，該車車主M(第十九被害人，參見卷宗第355頁)表示不追究肇事駕駛者的民事責任；
19)重型電單車MD-XX-XX受損輕微，該車車主N(第二十被害人，參見卷宗第384頁)表示不追究肇事駕駛者的民事責任；
20)重型電單車MF-XX-XX受損輕微，該車車主O(第二十一被害人，參見卷宗第184頁)表示不追究肇事駕駛者的民事責任；
21)輕型電單車CM-XXXXX受損輕微，該車車主P(第二十二被害人，參見卷宗第415頁)表示不追究肇事駕駛者的刑事及民事責任；
22)輕型電單車CM-XXXXX受損輕微，該車車主Q(第二十三被害人，參見卷宗第416頁)表示不追究肇事駕駛者的民事責任。
14. 第二被害人F及第三被害人A傷勢之直接檢查報告、醫療報告及臨床法醫學意見書詳見於本卷宗第18、502、505、509及560頁，在此為適當之法律效力被視為全部轉錄。
15. 上述交通事故造成第二被害人F右膝及右踝部軟組織挫傷，估計共需3日康復(以其主診醫生所判定之康復期為準)，未對其身體造成嚴重傷害（參見卷宗第509頁之臨床法醫學意見書）。
16. 上述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被害人A左側恥骨上下支骨折及右足頭面部軟組織挫裂傷，若無任何合併症的話，估計共需4至6個月康復(以其主診醫生所判定之康復期為準)，未對其身體造成嚴重傷害（參見卷宗第510頁之臨床法醫學意見書）。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中獲證明屬實的事實如下：
17. 原告由於是次交通意外，而直接地導致原告受到身體上之創傷，使原告於2014年1月25日被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接受治療及住院至2014年2月13日，同日轉至鏡湖醫院住院至2014年04月03日，之後接受門診覆診。2014年06月17日，法醫鑑定原告之傷勢，診斷為:“根據卷宗內第502頁及505頁相關之醫療檢驗報告，被鑑定人自訴因2014年1月25日在一宗交通意外中受傷，曾先後在仁伯爵綜合醫院及鏡湖醫院住院接受治療及門診隨訪;臨床診斷為:左側恥骨上下支骨折及右足頭面部軟組織挫裂傷。而被鑑定人缺席接受臨床法醫學檢查。其傷患特徵符合由鈍器或其類似物(交通意外)所致，若無任何合併症的話，估計共需04-06個月康復(以其主診醫生所判定之康復期為準)，而被鑑定人之傷勢應並未對身體的完整性造成嚴重傷害。”另外，鏡湖醫院之醫療檢驗報告節錄如下:“患者A，女性，證件號:51XXXXX(5)，門診號:10XXXXX，於2014年2月13日來診，自訴交通意外致左髋疼痛20天，曾於山頂醫院治療，行X光按查示:左恥骨上支骨折。已行頭面部清創縫合術。醫生檢查:神清，頭面部、右眼部等多處可見縫合傷口疤痕，愈合良好，巳拆線;左腹股溝區輕壓痛，左髋關節屈曲90度時疼痛加重，左下肢軸叩擊痛(-)，左膝、踝關節活動如常;左足各趾活動正常，血運正常，皮膚感覺如常。其餘各肢體活動正常。病理征未引出。X光檢查:1.左側恥骨上、下支骨折，骨折斷端無明顯移位; 2.其餘骨盆各構成骨未見骨折或脫位。MRI檢查: 顱腦MRI平掃未見異常。診斷:1.左恥骨上下支閉鎖性骨折; 2.腦震盪。急診收入院，入院後予卧床休息、止痛對症治療及物理治療，於2014年4月3日出院，後於2014年4月16日至2014年5月12日回門診覆診，需繼續門診跟進治療，未能評估傷殘。”。(詳見卷宗第510頁之臨床法醫學意見書及第505頁之醫療檢驗報告)
18. 原告因是次交通意外之發生而花費之醫療和藥物費用為MOP$80,451.00。(見附件2至附件19)
19. 原告在意外前曾購買醫療保險，其已獲該保單之保險公司支付HKD56,759.35元，即MOP58,462.14之醫療費用。(見附件20 )
20. 是次交通意外發生前，原告為澳門......大學之學生，並於澳門賽馬會兼職電話投注組長，每月收入為澳門幣5,496.75元正(見附件21)。
21. 是次交通意外的發生，導致原告由2014年1月25日至同年4月3日住院，由於是次意外導致原告只能緩慢行走及經常出現頭暈症狀，不能繼續繁忙的接聽電話工作，故出院後至7月份共6個月不能照常上班，當中損失了6個月的薪金，共MOP$32,980.50。
22. 原告為澳門......大學...系之四年級學生，意外發生後須住院，無法上學讀書，被迫休學半年，亦因此導致原告該學年須直接留級重讀。(見附件22 )
23. ......大學每半年學費為MOP22,500.00元(未計算其他雜費在內)，即每年學費至少MOP45,000.00元，由於是次意外直接導致原告須重讀一年，換言之是次意外使原告須額外多支付學費MOP45,000.00元才能完成學士課程。(見附件23)
24. 由於原告受傷，行動不便，導致不能自理日常生活所需，須使用成人紙尿片，費用合共MOP411.00。(見附件24至附件27 )
25. 是次交通意外使原告有明顯且較大面積之疤痕，原告為年輕女性，基於現今社會風氣及背景，為消除上述疤痕以回復昔日容貌，原告將進行磨面手術，為著尋求更好之手術效果，原告曾就有關手術向不同醫療所諮詢，該諮詢費用合共為MOP1,110.00元，而上述磨面手術之手術費評估為MOP10,000.00元。(見附件28至附件32 )
26. 原告現年25歲，正值女性所謂黃金青春時期，然而，是次意外使其右邊面部有明顯傷疤，此傷疤使原告對自己容貌及自信心造成巨大打擊及壓力，亦使其面對其他人時感到自卑，甚至產生不敢外出見人而躲在家中的心理症狀。
27. 現未有醫學報告能確定是次意外導致之盆骨骨折不會致原告將來生育造成負面影響，使已進入適婚年齡之原告一直十分惶恐，不知自己會否因是次意外而不能順利組織完滿家庭。
28. 在住院及出院差不多三個多月的時間，原告生活不能自理，包括洗頭、穿衣服等簡單的事情都需要別人協助，其盆骨骨折更使其須依靠成人紙尿片輔助生理需要，這使作為成年人之原告感到十分羞恥。
29. 原告為澳門......大學...系四年級學生，意外發生後須住院，無法上學讀書，被迫休學半年，亦因此導致原告本學年直接留級重讀，換言之，原告因是次意外須多浪費一年時間才能畢業，其眼看身邊同輩好友均畢業並開始發展事業，而自己則只能在學校原地踏步，心中感到十分焦慮。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30. 在本次交通事故發生之時，車牌編號MF-XX-XX輕型汽車已依法於被告D保險有限公司投保，其保單編號為0008XXXX。
31.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兩名嫌犯均有刑事紀錄。
32. 兩名嫌犯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分別如下：
33. 嫌犯B－商人，月入澳門幣50,000元至60,000元。
－需供養父母及三名未成年女兒。
－學歷為小學二年級。
34. 嫌犯C－裝修工人，月入平均澳門幣10,000元。
－需供養父母及一名未成年兒子。
－學歷為小學四年級。
未獲證明之事實：
1. 2014年1月25日晚上約23時，S(第一被害人，身份資料參見卷宗第270頁)駕駛編號為MK-XX-XX之輕型汽車沿本澳宋玉生廣場往觀音像方向靠右車道行駛，當駛至宋玉生廣場與北京街交匯處時，交通訊號燈正亮著綠燈，故S駕車駛入交匯處，以便沿友誼大馬路上的行車天橋駛入皇朝區（參見卷宗第63頁之描述圖）。
2. 與此同時，第一嫌犯B駕駛編號為MF-XX-XX之輕型汽車高速沿北京街往高美士街方向駛出並進入上述交匯處，第一被害人S目睹上述情形，為避免撞車，立即嘗試剎車，但未能剎停車輛，以致其輕型汽車（MK-XX-XX）撞到嫌犯B的輕型汽車（MF-XX-XX）的左後車身(參見卷宗第63頁之描述圖)。
3. 上述碰撞導致嫌犯B的輕型汽車(MF-XX-XX)偏離行車路線，但嫌犯B不予理會，繼續加速向前行駛，以致其輕型汽車(MF-XX-XX)受偏離路線及加速力的影響而未能以直線行駛。
4. G發現編號為MF-XX-XX之輕型汽車左前車輪爆裂，且目睹駕駛者為一名年約四十多歲的男子(即嫌犯B)。
5. 於澳門交通警司處內，嫌犯B聲稱於2014年1月25日於凱旋門酒店將輕型汽車(MF-XX-XX)借給員工C(第二嫌犯)使用，隨後自行到萬豪軒酒家參加飲宴，至2014年1月26日約0時接到C電話通知，C在高美士街發生交通意外，故步行至交通意外現場了解事件。
6. 直至2014年1月26日凌晨約1時20分，第二嫌犯C去往澳門交通警司處，向該處警員聲稱其為肇事汽車(MF-XX-XX)之駕駛者，但未能清楚講述事故經過，且多次聲稱忘記正確時間、取車位置、被撞車輛數目及現場情況，並表示在事故發生後，其沿長崎街行人路步行返回“利澳酒店＂現場附近，但沒有致電車主B（第一嫌犯）以告知有關交通事故。
7. 事實的真相是：於交通事故發生前，嫌犯B於2014年1月25日傍晚18時09分駕駛編號為MF-XX-XX之輕型汽車到達“凱旋門酒店＂，當時使用了酒店的代客泊車服務，並先後到“凱旋門娛樂場德晉廳＂及“老上海滬粵酒家(凱旋門店)＂消費，直至晚上22時51分才離開“老上海滬粵酒家(凱旋門店)＂，然後在“凱旋門酒店＂大堂代客泊車處取車及駕車離開（參見卷宗第413頁的泊車記錄、第424及428頁之觀看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425至427頁及第429至432頁之照片），於交通事故發生後，嫌犯B聯絡嫌犯C，且共同擬定與事實不符的謊言，以瞞騙及逃避警方偵查。
8. 兩名嫌犯在自由、有意識的情況下，自願作出上述行為。
9. 嫌犯B明知自己處於醉酒狀態，並不具備安全駕駛之條件，但其仍然故意在公共道路上駕駛輕型汽車，並不遵守指揮交通的紅燈所表明的強制停車的義務，危險駕駛車輛，從而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發生。
10. 嫌犯B身為交通事故之肇事者，但意圖以其可採用之法定方法以外之方法，逃避可能引致之民事或刑事責任。
11. 嫌犯B明知自己於醉酒狀態駕駛車輛有可能發生交通事故及造成人員傷害之後果，雖然行為時並不希望或並不接受該事實或後果之發生，但嫌犯B在行為時屬必須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以致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發生，並直接導致兩名被害人(F及A)之身體完整性受到普通傷害。
12. 嫌犯B明知自己處於醉酒狀態，並不具備安全駕駛之條件，但其仍然故意在公共道路上駕駛輕型汽車，其間三次與道路上的車輛發生碰撞，之後不但不停車以正當法定方法處理交通事故，而是繼續加速駕車離去，過程中其所駕駛車輛再失控撞及他人車輛，引致他人受傷及眾多車輛被撞毀，其行為明顯違反在道路上行駛之規則，對他人尤其是對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生命、身體完整性及他人的巨額財產造成嚴重危險。
13. 嫌犯C意圖使已實施犯罪之人(嫌犯B)免受刑罰，故意向有權限當局提供與事實不符的聲明，欺騙有權限當局，妨礙有權限當局的正當、合法之刑事調查，其行為妨害了司法公正之實現，損害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公共利益。
14. 兩名嫌犯皆知悉他倆的行為乃本澳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 財產損害賠償
- 非財產損害賠償
1. 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開釋兩名嫌犯的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之“審查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嫌犯B在審判聽證中就其個人及家庭狀況作出了聲明，但就被指控的事實則保持沉默。
嫌犯C在審判聽證中就其個人及家庭狀況作出了聲明，但就被指控的事實則保持沉默。
證人HH(鏡湖醫院醫生)在審判聽證中就原告的傷患作證。
證人F、A、T、G及E在審判聽證中就彼等所知作出了聲明。
證人II(原告的母親)在審判聽證中就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的內容作證。
雖然E稱案發時見到肇事車輛駕駛者的左側面，其樣貌與B的樣貌相似，但其始終不能肯定B就是該駕駛者，而其他證人、卷宗內的錄像資料及其他書證亦未能證實B就是肇事車輛的駕駛者；另外，HH醫生表示原告的傷患於3~6個月內可完全康復且應該沒有後遺症，而原告於2015年6月11日提交的書證無法證實相關的面部治療與是次交通意外存在適當的因果關係。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兩名嫌犯所作之聲明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本案中，原審法院在說明其心證形成時，指出主要是由於兩名嫌犯對指控事實保持沉默，而案中重要證人E亦未能肯定第一嫌犯B就是駕駛者，因此，未能認定第一嫌犯是駕駛者，亦未能認定第二嫌犯到交通司警處冒充為駕駛者的事實。
現在分析原審法院在其心證形成的過程上是否完全合乎邏輯與經驗法則。
首先，對本案事實判斷有重要作用的事實如下：
(1) 根據第413頁之凱旋門泊車記錄，MF-XX-XX在案發當日〔即 2014年l月25日〕18時09分停泊於凱旋門酒店的停車場，並於22時56分離開該酒店的停車場。
(2) 卷宗第334至337頁的錄影片段顯示MF-XX-XX駛離停車場及向倫斯泰特大馬路星際酒店方向駛去的過程。
(3) 本案的案發時間是2014年1月25日23時03分至23時13分左右，案發地點是北京街往高美士街方向〔即「利澳酒店」旁的十字路口〕，及後MF-XX-XX沿利澳酒店正門之高美士街駛進，之後向右轉入長崎街，最終在長崎街萬豪軒對出斑馬線發現肇事車輛〔見第287頁之圖片，時間為23時13分〕。期間撞擊了多架輕型汽車及電單車，亦導兩名人士受傷。〔見第288頁及第302頁之錄影光碟所載之時間〕
(4) 證人E是當時駐守在「利澳酒店」的警員，一發現交通意外後立即追截MF-XX-XX，最後在長崎街發現MF-XX-XX，但當時車內已沒有任何人﹝時間是向日23時16分，見第302頁之觀看錄影光碟筆錄的記載時間﹞，但是，第一嫌犯B卻站在該車尾的行人道上(見「已證事實」第十點〕。
(5) 證人E曾向嫌犯B查問，嫌犯B承認為MF-XX-XX之車主，但沒有回應其是否該車的駕駛者〔見「已證事實」第十一點〕。
(6) 嫌犯B被懷疑為駕駛者後被帶往交通廳，並於1月26日00時36分進行酒精呼氣測試，結果為1.469克/升﹝第33頁﹞
(7) 根據治安警察局的報告內容﹝見第3頁﹞，第二嫌犯C於2014年1月26日凌晨1時20分到達警局交通廳，及承認自己是MF-XX-XX的駕駛者，當時亦為其進行酒精呼氣測試，結果是0.00克/升〔見第47頁〕。
根據已證事實及卷宗內的文件書證，包括肇事車輛的泊車紀錄及錄像，事發地點與第一嫌犯被發現的距離，以及事發時與第一嫌犯被發現之間的時間差距，還包括第一嫌犯的對答內容及第二嫌犯沒有出現在案發現場，只是在事後一個多小時才主動到治安警察局“自首”等客觀事實，應足以認定控訴書內其他被原審法院否定的事實。
另一方面，在事發後，司警人員曾在肇事車輛內嘗試採集指模樣本，以便核實司機的身份，但根據卷宗第130頁的結果，竟然檢測不到任何有價值的手印痕跡。
試問，在一般的情況下，駕駛者的指模不可能不留在車廂內的，尤其是方向盤、排擋捍或門邊等位置。因此，導致不能被檢測到的原因，只能是曾經有人故意清理，把所有指模都擦掉。
根據邏輯判斷，誰有條件在事發後幾分鐘的時間內作出上述行為？難道合理的判斷不會是當場被發現的第一嫌犯？
對於上述的疑問，原審法院都完全忽略，導致出現一個與邏輯及經驗法則產生矛盾的判斷。
另一方面，原審法院亦認為載於控訴書中關於第二嫌犯C的部分事實同樣不獲證明，當中尤其包括提及在2014年1月26日凌晨的1時20分，第二嫌犯前往澳門交通警司處，向該處警員聲稱，其為肇事汽車之駕駛者，但未能清楚講述事故經過，且多次聲稱忘記正確時間、取車位置、被撞車輛數目及現場情況，並表示在事故發生後，其沿長崎街行人路步行返回“利澳酒店”現場附近，但沒有致電車主B，以告知有關交通事故。
然而，原審法院上述的認定(未能證實有關事實)是符合邏輯及經驗法則嗎？
從卷宗資料可以得知，這部分控訴事實是基於治安警察所作出之筆錄(卷宗第1到第3頁)，而就第二嫌犯的部分而言，起碼是關於在2014年1月26日凌晨的1時20分，第二嫌犯前往澳門交通警司處，向該處警員聲稱，其為肇事汽車之駕駛者這一事實，則是透過警員所作出之偵查活動所得到的訊息。
關於這部分的指控事實並非單一透過任何一位證人在庭上的證言來加以認定的，相反，應該屬於在審查文件書證上而得到的。這部分事實的認定不會因為嫌犯在庭審時選擇沉默而受到約束或影響。相反，應屬於在審查文件的過程上就得以認定它的成立與否。
因此，原審法院明顯沒有注意及考慮卷宗內的文件書證，僅單憑嫌犯行使沉默權而作出的事實認定，在此，存有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原審法院對認定兩嫌犯沒有實施犯罪事實的認定確實存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規定：
“一、如因有第四百條第二款各項所指之瑕疵而不可能對案件作出裁判，則接收上訴之法院決定將卷宗移送，以便重新審判整個訴訟標的，或重新審判命令移送卷宗之裁判中具體指明之問題。
二、如所移送之卷宗為獨任庭之卷宗，則重新審判之管轄權屬合議庭。
三、如所移送之卷宗為合議庭之卷宗，則重新審判之管轄權屬另一合議庭，此合議庭由無參與作出上訴所針對之裁判之法官組成。”
故此，須將卷宗發回，以便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2及第3款規定，由另一合議庭重新審理整個訴訟標的。
上述裁決免除本院審理其餘問題。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撤銷原審判決，並將卷宗發回，以便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2及第3款規定，由另一合議庭重新審理整個訴訟標的。
由於發回重審，不審理A提出的上訴。
判處嫌犯B及C各繳付3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17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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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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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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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Segue declaração de voto).
Processo nº 1029/2015
(Autos de recurso penal)
Declaração de voto
Com o douto Acórdão que antecede concedeu-se provimento ao recurso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trazido a este T.S.I., dando-se como verificado o imputa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decretando-se o reenvio dos autos para novo julgamento.
Entendeu-se que o T.J.B. incorreu no dit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siderando-se que a sua decisão quanto à matéria de facto – “não provada” – colidia com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Inúmeras vezes tem este T.S.I. emitido pronúncia sobre idêntica questão, constituindo entendimento firme e pacífico que:
-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penas existe quando se dão como provados factos incompatíveis entre si, isto é, que o que se teve como provado ou não provado está em desconformidade com o que realmente se provou, ou que se retirou de um facto tido como provado uma conclusão logicamente inaceitável.
- O erro existe também quando se violam as regras sobre o valor da prova vinculada,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ou as legis artis.
- Tem de ser um erro ostensivo, de tal modo evidente que não passa despercebido ao comum dos observadores.
- É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se produzem e avaliam todas as provas (cfr. artº 336º do C.P.P.M.), e é do seu conjunto, no uso dos seus poderes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jugados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fr. artº 114º do mesmo código), que os julgadores adquirem a convicção sobre os factos objecto do processo.
- Não basta uma “dúvida pessoal” ou uma mera “possibilidade ou probabilidade” para se poder dizer que incorreu o Tribunal n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r sua vez, e no âmbito do tratamento da mesma matéria temos igualmente considerado que:
- A imediação, que se traduz no contacto pessoal entre o Juiz e os diversos meios de prova, confere ao julgador (em primeira instância) os meios de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ssoal de que o Tribunal de recurso não dispõe.
- Para avaliar da racionalidade e da não arbitrariedade (ou impressionismo) da convicção sobre os factos, há que apreciar, por um lado, 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quanto à matéria de facto, (os fundamentos da convicção), e, por outro, a natureza das provas produzidas e dos meios, modos ou processos intelectuais utilizados e inferidos d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para a obtenção de determinada conclusão; (cfr., v.g., o Ac. deste T.S.I. de 12.01.2017, Proc. n.° 382/2016).
No caso dos presentes autos, efectuado o julgamento no qual foi produzido e apreciado “todo o material probatório” cujo conhecimento a acusação, a defesa, as partes civis e o próprio Tribunal Colectivo considerou “necessário à descoberta da verdade e à boa decisão da causa”, (cfr., art. 321° do C.P.P.M.), proferiu-s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o qual se deu como “não provada” parte da matéria de facto que se imputava aos arguidos e que suportava a acusação contra eles deduzida.
Em sede de fundamentação da sua convicção, consignou o Colectivo que em resultado da apreciação de toda a prova produzida – e que, ainda que de forma algo abreviada, especificou – não lhe foi possível dar como adquirida a dita matéria de facto, (cfr., fls. 893-v e 894 dos autos), e, daí, a absolvição dos arguidos quanto aos crimes que lhes eram imputados.
Parente isto, mostra-se-nos de considerar que ainda que não o tenha dito explicitamente, (implicitamente), deu o Colectivo a quo aplicação a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E considerando o “material probatório” em questão – no que diz respeito à (eventual) culpabilidade dos arguidos, apenas constituído por prova testemunhal – não nos parece que o decidido mereça qualquer censura.
É óbvio que existem “indícios” do envolvimento dos arguidos nos crimes que lhes são imputados.
Doutra forma, manifestamente “injusta” seria a acusação contra eles deduzida.
Todavia, a (mera) existência de “indícios e possibilidades ou probabilidades”, não basta para se proferir um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Doutra forma, necessário não era o julgamento.
E, a ser assim, (como nos parece dever ser), evidente também cremos que a (mera) existência de “fortes indícios”, “probabilidades” e “possibilidades”, (não implicando um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não pode implicar (necessáriamente) a consideração de que se incorreu e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Doutra forma, haveria sempre “erro”!
Somos de opinião que apenas se pode falar de “violação d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quando a decisão se apresenta, atentos os circunstâncialismos do caso (ou da situação), “clara” e “manifestamente” contrária ao que se devia decidir: (v.g.), violam-se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quando se dá, simultaneamente, como provado, que o “arguido estava em Macau a X horas”, e que, “passados 5 minutos, estava em Coloane”, pois que é da experiência de todos que ninguém consegue deslocar-se de Macau a Coloane em 5 minutos.
O mesmo podia suceder, (v.g.), se se desse como provado que no local do acidente se verificam fortes marcas de travagem de pneus, com uma distância superior a 30 metros, e, mesmo assim, se vem a dar como provado que o veículo automóvel circulava a uma velocidade não superior a 30Km/h, ou se se desse como “provado” que o arguido apontou a arma (carregada) ao ofendido, encostando-a à cabeça, premindo seguidamente o gatilho, dando-se depois como “não provado” que o arguido tinha intenção de matar o ofendido.
Como cremos ter-se evidenciado, são “situações” em que é a própria “natureza das coisas” que impõe outra solução.
Não se nos afigurando ser o caso dos autos, que tão só se nos apresenta como uma mera “probabilidade”, (que de acordo com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não foi acolhida pelo Colectivo a quo), adequado não nos parece considerar-se ter havido “erro notório”.
Macau, aos 08 de Junho de 2017
José Maria Dias Azedo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Vem o Digno Magistrado do Mistério Público interpor recurso da decisão proferida no âmbito dos presentes autos a qual determinou a absolvição de ambos os Arguidos B e C pelos crimes dos quais vinham acusados, tendo para tanto invocado o vi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a alínea c) do n.’ 2 do art. 400.º nos termos conjugado com a errada interpretação de questão direito que vem previsto no n.º 1 do art. 400º, ambos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2. Recurso este o qual, ressalvado o devido respeito que nos merece, não pode proceder por manifesta falta de sustentação legal.
3. Entende 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o juiz a quo ao decidir como decidiu, não teve em consideração todos os factos importantes que aconteceram durante o acidente objecto dos presentes autos, porquanto, terá somente tido em consideração 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E a qual terá dito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que não podia confirmar se o condutor da viatura com matrícula MF-XX-XX era ou não o arguido B.
4. No entanto, nem a decisão proferida em primeira instancia teve somente em consideração o depoimento do agente E, nem a posição manifestada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é susceptível de ser admitida como sustento probatório no sentido de fundamentar a alteração da decisão por parte de V Exas., com base n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5. Conforme se pode ler do corpo da decisão recorrida, as razões que determinaram a absolvição dos arguidos tiveram em consideração muito mais provas do que aquelas que foram elencadas pel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no seu recurso.
6. A decisão recorrida foi o resultado da análise dos depoimentos de todas testemunhas em conjunto com as provas documentais analisadas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bem como de acordo com o princípio de experiência de vida e senso comum.
7. O que é facto, é que da análise de todas as provas produzidas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e refira-se, tanto à prova testemunhal que foi prestada quer na pessoa dos intervenientes, quer na pessoa dos agentes da policia, quer até do resultado das imagens fotográficas das câmaras de vídeo vigilâncias, não resultou em momento algum que o condutor do veiculo de matricula MF-XX-XX fosse o 1º Arguido, o Sr. B.
8. Todos os intervenientes do acidente que legalmente prestaram o seu testemunho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foram claros e peremptórios em dizer que não viram quem era o condutor.
9. O máximo que foi conseguido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foi o testemunho do agente da policia E que referiu que: “O condutor era 90% parecido com o 1º Arguido, mas não tem certeza se era o 1º Arguido”.
10. Facto este que não é o suficiente para condenar o 1º e 2º Arguidos, uma vez que as decisões judiciais devem emanar de certezas provindas de provas concretas que sustentam a confirmação de uma qualquer actuação ou omissão por parte do seu agente.
11. Naturalmente, que em processo penal a distancia dos factos à decisão de absolvição ou de condenação é determinada pela comprovação, ou não, de elementos susceptíveis de atingir uma inegável certeza.
12. Na falta de tais certezas uma qualquer decisão de condenação do 1º e 2º Arguidos, revelar-se-ia infundada e por isso injusta.
13. O pretendido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com o recurso por si interposto é que aos factos que resultaram da prova produzida seja dada uma interpretação que naturalmente assenta em meras suspeições/presunções sem qualquer suporte legal. Tanto assim é, que o próprio recurso do Ministério Publico foi sustentado em questões por este levantadas mas que continuam sem resposta.
14. Conforme tem vindo a ser enteidido pel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as probabilidades ou duvidas que sejam levantadas por uma determinada pessoa no âmbito do processo não são susceptíveis de enquadrar 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15. O direito à opinião é universal e todos têm direito a ela, mas não é com meras opiniões que se sustentam as decisões judiciais, dai que, deverá improceder o recurso com base no alega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16. No que diz respeito à alegada existência de uma errada interpretação de direito na decisão recorrida, vem, mais uma vez 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numa vertente de “dê por onde der” completamente desprovida de sustentação legal, apelar pela consideração de V. Exas. usando para tanto mais um argumento que, salvo devido respeito, se revela completamente violador dos direitos processuais dos Arguidos. Mais propriamente, violador do direito ao silêncio que de acordo com a alínea c) do n.º 1 o art. 5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assiste todos os arguidos.
17. Isto porque, vem 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ublico defender a mirabolante tese de que o agente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que ouviu os Arguidos em fase de inquérito - e que optaram por ficar em silêncio na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 deveria poder ter o direito de explicar ao Tribunal, tendo por base as declarações destes, por que razão se deveria entender que os Arguidos teriam praticado os crimes pelos quais vinham acusados.
18. Só que esta arqumentação é completamente Violadora das disposições legais vertidas na alínea c) do n.º do art. 47º, nº 7 do art. 337º e art. 338º todos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19. Isto porque não obstante pretender 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ceifar os direitos processuais dos Arguidos que estão legalmente consagrados, pretende ainda de forma arbitrária fazer uso de uma alegada “prova” que legalmente é classificada como proibida e que por isso é ilegal
20. Porque tendo ambos os Arguidos no presente caso se remitido ao silêncio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e não se encontrando verificada nenhuma das situações previstas no art. 338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para que possível fosse a leitura das declarações dos Arguidos, não poderia de modo algum vir o testemunho do agente da polícia que lhes tomou declarações na fase de inquérito, substituir-se na voz dos Arguidos repetindo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factos que lhe teriam sido alegadamente relatados em sede de inquérito.
21. Donde que evidente parece ser que a prova qu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pretende ver reconhecida ao invocar a errada interpretação de direito, é nada mais nada menos, do que prova proibida e por isso legalmente inadmissível.
22. E, nem tão pouco se alegue que 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em fase de inquérito pelo 2º Arguido consubstanciam uma alegada confissão do crime de favorecimento pessoal de que vinha acusado, porquanto, para além do regime da confissão exigir que a mesma se faça de forma pessoal e em sede de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tal confissão teria ainda que revestir todos os requisitos formais previstos no art. 325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oisa que nunca aconteceu nos presentes autos.
23. Por todo exposto, razões mais do que legais existem para fazer desfalecer mais este argumento - o da errada interpretação de direito - apresentado pelo Ministério Publico na tentativa desesperada de imputar à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a quo um qualquer vício que determine a revogação da decisão absolutória que, como se demonstrou na presente resposta, está mais do que bem fundamenta e por isso imaculada de qualquer vicio.
Assim se fazendo a costumada JUSTIÇA!
2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acordão recorrido não enferma de qualquer erro na atribuição do montante de MOP$11.000,00 a título de compensação à recorrente das despesas futuras para eliminação da cicatriz e despesas médicas já realizadas para esse efeito.
2. O montante indemnizitório atribuido a título de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não deverea ser aumentado e se peca, é por ser excessivo, pois não existe qualquer razão justificativa para o montante atríbuido, face às lesõe sofridas pela recorrente e ao tempo que estas demoraram para se recuperar.
Nestes termos, nos melhores de Direi to e sempre com o Mui Douto suprimento de V. Excelências, deve, pelas apontadas razões, ser mantido, na íntegra, o acordão recorrido, assim se fazendo a esperada e sã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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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2015 p.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