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理由、自由裁量權、適度原則、最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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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編號: 340/2017
日期: 2019年06月06日
關鍵詞：說明理由、自由裁量權、適度原則、最後陳述

摘要：
- “考慮”一詞是否代表同意報告書內容方面，我們不應作出單獨解讀，而應從整個被訴行為的內容作出理解。
- 倘被訴行為本身行文內容足以讓司法上訴人清楚明白為何被禁止入境，被訴行為並不存在沒有說明理由的瑕疵。
- 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只有在權力偏差、明顯的錯誤或絶對不合理的情況下才受司法監督審查。
- 倘涉嫌觸犯的違法行為對澳門經濟體系有嚴重的影響，被訴實體行使有關自由裁量權對司法上訴人作出禁止入境5年之決定不存有權力偏差、明顯的錯誤或絶對不合理的情況。
- 最後陳述階段過後，司法上訴人不可再增加或減少其請求的依據。
裁判書製作人

何偉寧

司法上訴裁判書

卷宗編號: 340/2017
日期: 2019年06月06日
司法上訴人: A
被訴實體: 澳門保安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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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司法上訴人A，詳細身份資料載於卷宗內，不服澳門保安司司長於2017年01月12日維持對其作出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5年的決定，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詳載於卷宗第2至8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1。
被訴實體就上述上訴作出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25至29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檢察院認為應判處司法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不成立，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37及39背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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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訴訟前提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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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實
根據卷宗及附隨之行政卷宗的資料，本院認定以下事實：
1. 司法上訴人持有中國人民共和國護照編號E72******。
2. 於2016年08月31日，澳門治安警察局局長作出批示(見附卷第7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因有強烈跡象顯示司法上訴人與他人共同觸犯了電腦詐騙罪，著令禁止司法上訴人在5年內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3. 司法上訴人不服有關決定，向澳門保安司司長提起必要訴願。
4. 澳門保安司司長於2017年01月12日作出批示，維持有關禁止入境的決定，內容如下：
　　“…
利害關係人就治安警察局局長禁止其入境澳門為期五年的決定提起必要訴願。
經考慮治安警察局局長2016年12月6日報告書所作之分析以及司法警察局第25471/S/2016號公函內容，鑑於存在強烈跡象(特別是，現場所搜出的刷卡機經改裝，以及有多名職員承認公司主要業務係為客人刷卡套現)顯示利害關係人與他人共同作出電腦詐騙罪，危害公共治安及秩序，因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61條1款規定，決定維持禁止原禁止入境的決定….”。
6. 司法上訴人於2017年04月13日向本院提起本司法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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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理由陳述
司法上訴人認為被訴行為沒有遵守《行政程序法典》第114條所規定的說明理由義務，原因在於：
1. 被訴行為所指的“治安警察局局長2016年12月06日報告書”並不存在，相關報告書是由副局長所簽署，而非局長。
2. 被訴行為僅是表示“考慮”相關報告書的分析，沒有明確表示同意，故該報告書不能成為被訴行為的組成部分。
此外，亦認為被訴行為禁止其入境5年是明顯過重，違反適度原則。
現就有關問題作出理。
一、就沒有說明理由方面：
就關於沒有說明理由方面，首先需指出的是相關報告書是由治安警察局副局長以代局長身份所簽署，故被訴行為在援引該報告書時的用詞(治安警察局局長)雖然不精確(應為治安警察局代局長)，但並無損有關報告書的內容及簽署者的身份和權限。
申言之，相關的報告書並不因上述的用詞不精確而變得不存在或失去其效力。
至於使用“考慮”一詞是否代表同意報告書內容方面，我們不應作出單獨解讀，而應從整個被訴行為的內容作出理解。
被訴行為內容如下：
“…
　　利害關係人就治安警察局局長禁止其入境澳門為期五年的決定提起必要訴願。
　　經考慮治安警察局局長2016年12月6日報告書所作之分析以及司法警察局第25471/S/2016號公函內容，鑑於存在強烈跡象(特別是，現場所搜出的刷卡機經改裝，以及有多名職員承認公司主要業務係為客人刷卡套現)顯示利害關係人與他人共同作出電腦詐騙罪，危害公共治安及秩序，因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61條1款規定，決定維持禁止原禁止入境的決定….”。
從上述轉錄的行文中，相信任何一個正常人均可得出被訴行為使用“考慮”一詞的意思就是“同意”報告書分析結果的結論，因為它完全維持了原禁止入境的決定。
即使認為治安警察局代局長的報告書不構成被訴行為的組成部分，被訴行為本身行文也足以讓司法上訴人清楚明白為何被禁止入境，就是有強烈跡象(現場所搜出經改裝的刷卡機，以及有多名職員承認公司主要業務係為客人刷卡套現)顯示司法上訴人與他人共同作出電腦詐騙罪，危害公共治安及秩序。
綜上所述，被訴行為並不存在沒有說明理由的瑕疵。
二、就違反適度原則方面：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第2款之規定：“行政當局之決定與私人之權利或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有衝突時，僅得在對所擬達致之目的屬適當及適度下，損害該等權利或利益。”
上述原則的出現是為了避免行政當局濫權，不當及過度地損害巿民的合法權益。
第6/2004號法律第12條規定如下：
一、被命令驅逐出境的人士，在被驅逐出境後，禁止於驅逐令中所定的期間內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二、在下列情況下亦可禁止入境：
(一) 如根據第4/2003號法律第四條第二款（一）至（三）項的規定，拒絕入境的理由證明須延長拒絕入境措施的時間的，可作出預防性或連續性的禁止入境；
(二) 按上條第一款的規定，逗留許可被廢止者。
三、以第4/2003號法律第四條第二款（二）及（三）項所載理由，作出禁止入境的決定，必須以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確實構成危險為依據。
四、禁止入境的期間須與引致禁止入境行為的嚴重性、危險性或可譴責性成比例。
　　而第4/2003號法律第4條規定如下：
一、非本地居民因下列理由被拒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一) 曾依法被驅逐出境；
(二) 根據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際法文書的規定而被禁止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逗留或過境；
(三) 按照法律規定被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二、非本地居民因下列理由可被拒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一) 試圖規避逗留及居留的規定而經常短暫進出澳門特別行政區且未能適當說明理由；
(二) 曾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在外地被判處剝奪自由的刑罰；
(三) 存有強烈跡象，顯示曾實施或預備實施任何犯罪；
(四) 不能保證返回所來自的地方或有充分理由懷疑其旅行證件的真確性，或者不擁有在預定的逗留期間所需的維生資源，或無返回來自的地方所需的運輸憑證。
三、拒絕入境的權限屬行政長官，而該權限可授予他人。
行政當局在處理有關問題上享有自由裁量權，而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只有在權力偏差、明顯的錯誤或絶對不合理的情況下才受司法監督審查。
就同一法律觀點，終審法院及本院均在不同的卷宗中已多次強調3。
在本個案中，考慮到相關違法行為的嚴重性及對澳門經濟體系的影響，我們不認為被訴實體在行使有關自由裁量權而作出禁止司法上訴人入境5年之決定存有權力偏差、明顯的錯誤或絶對不合理的情況。
基於此，這一上訴理由同樣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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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司法上訴人在最後的任意陳述後提交了初級法院已確定生效的無罪判決，並要求本院考慮該嗣後事實，作出適當決定。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68條第3款之規定，在最後任意陳述中，司法上訴人得就其請求陳述嗣後知悉之有關其請求之新依據，或明確縮減有關其請求之依據。
從上述法規可見，最後陳述階段過後，司法上訴人不可再增加或減少其請求的依據。
基於此，本院對有關判決結果不予以考慮。
即使不認同上述觀點，有關判決結果也不影響本案的決定方向，理由如下：
雖然司法上訴人被判處罪名不成立，但有關無罪判決是基於證據不足存疑無罪的原則下作出，並非證實了司法上訴人沒有作出被指控的行為而被判無罪。
證據不足不等同於沒有強烈跡象顯示司法上訴人作出了相關的違法行為，兩者是不同的法律概念。
就“強烈跡象”這一法律概念，終審法院在卷宗編號28/2014內作出以下司法見解:
　　“...眾所周知，強烈迹象作為一不確定的法律概念，被理解為“發生某一特定事實的迹象，從中可合理地推斷出嫌疑人可能實施了該行為。這種合理的可能性須是肯定大於否定，或者說，面對收集到的證據可以形成嫌疑人更有可能實施了該行為、而不是沒有實施該行為的心證。這裡並不要求刑事裁判中的肯定性或真確性”。
　　 “一直以來都認為，當根據有關迹象應當認為被告極可能被判有罪時，則存在實施犯罪的強烈迹象，因為刑事訴訟的初步階段並非要查清事實真相，而只是搜集迹象”。
　　簡單來說，強烈迹象所顯示的只是作出某一特定事實的合理的可能性，而非作出事實的肯定性或真確性，該肯定性或真確性只有在作出審判以及有罪判決轉為確定後才可得到確認。
　　由此可見，基於禁止入境的前提是存在實施犯罪的“強烈迹象”的規定，不能適用特別在審判階段適用的無罪推定原則及疑點利益歸被告原則，因為只需存在強烈迹象的法定要求在邏輯上與證明實施不法事實的觀點相對立。
　　重要的是為使一非澳門居民被禁止進入澳門特別行政區，法律並沒有要求通過確定的司法裁判來證實其實施犯罪，只要存在顯示其曾實施犯罪的強烈迹象即可。
　　另一方面，關於“強烈迹象”的規定與禁止入境措施的性質有關聯。
　　事實上，這不是在刑事程序中科處的任何刑罰或保安處分，也不是行政紀律程序中的紀律處分，禁止進入澳門特別行政區被視為是“一項在分析非特區居民個人品格及狀況後作出的預防性警務措施”，為適用該措施，應優先考慮特區社會的公共利益。
　　作為預防措施，禁止入境的前提並非必然是作出不法事實，只要存在犯罪的強烈迹象即可。
　　簡而言之，在因存在實施犯罪的強烈迹象而禁止入境的問題上，不能適用無罪推定原則及疑點利益歸被告原則，因此上訴人提出違反了該等原則是沒有道理的。…”。
在本個案中，案發現場有經改裝的刷卡機及有涉案人員承認公司主要業務是為客人刷卡套現，足以構成“強烈跡象”顯示司法上訴人參與從事非法刷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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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決定
綜上所述，裁判本司法上訴不成立，維持被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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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司法上訴人承擔，司法費定為8UC。
作出適當通知及採取適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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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6月06日

(裁判書製作人) 何偉寧

(第一助審法官) 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馮文莊

米萬英
1 司法上訴人的上訴結論如下:
1. 於2016年09月13日，司法上訴人接收到由治安警察局局長作出之批示，內容為決定對司法上訴人實施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措施，為期五年。
2. 司法上訴人對上述局長之決定不服，並於2016年10月20日透過委託之律師向治安警察局局長之上級保安司司長適時提交了必要訴願，請求撤銷(廢止)上述局長之決定。
3. 及後，於2017年02月16日，司法上訴人的受託律師收到治安警察局之通知書，該通知內容顯示司法上訴人的訴願被駁回。(請參閱附件1)
4. 上述通知附有保安司司長批示及報告書。
5. 上述批示中，保安司司長指出:
經考慮治安警察局局長2016年12月6日報告書所作之分析，以及司法警察局第25471/S/2016號公函內容，鑑於存在強烈跡象(特別是，現場所搜出的刷卡機經改裝，以及有多名職員承認公司主要業務係客人刷卡套現)顯示利害關係人與他人共同作出電腦詐騙罪，危害公共治安秩序，因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61條l款規定，決定維持禁止原禁止入境的決定。
6. 附於上述通知的報告書，按報告書上的簽名，可以得知有關的報告書是副局長/副警務總監XXX親自作出。
形式瑕疵 - 欠缺說明理由
7. 司法上訴人現正面對的是一個由行政機關對其作出禁止入境5年的行政決定。
8. 禁止入境無疑屬在一段時間內限制司法上訴人自由進入澳門特區的權利。
9. 因此，當行政機關作出這樣的決定時，負有說明理由的義務。
10. 首先，第一點應該要指出，附於通知中的報告書並非由治安警察局局長作出，而是由副局長/副警務總監作出的。
11. 批示中提及由治安警察局局長作出的報告書實質是不存在的。
12. 另一方面，司法警察局第25471/S/2016號公函本質上不屬於意見書，也不屬於報告或建議書。
13. 保安司司長提及的治安警察局局長的報告書根本不存在於卷宗內，而且司法警察局第25471/S/2016號公函其本質也不能替代說明理由或成為說明理由的組成部分。
14. 保安司司長在作出維持禁止入境5年的決定時，有關的報告書及公函不能組成說明理由的部分，餘下能夠利用的部分(鑑於存在強烈跡象(特別是，現場所搜出的刷卡機經改裝，以及有多名職員承認公司主要業務係客人刷卡套現)顯示利害關係人與他人共同作出電腦詐騙罪，危害公共治安秩序，因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61條1款規定，決定維持禁止原禁止入境的決定。)便不能滿足說明理由的法定要求。
15. 單純闡述「強烈跡象(現場所搜出的刷卡機經改裝，以及有多名職員承認公司主要業務係客人刷卡套現)顯示利害關係人與他人共同作出電腦詐騙罪，危害公共治安秩序」作為理據，這樣難以令人理解到司法上訴人如何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確實構成危險。
16. 確實構成危險是一種結論或判斷，因此保安司司長上述的說明理由不能稱得上充分，尤其亦明顯欠缺指出禁止入境的法律依據。
17.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15條第2款規定，在上述的情況之下，保安司司長的說明理由便欠缺明示指示有關決定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又或者，其說明不充分，後果等同於欠缺說明理由。
18.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4條的規定，被訴批示違反說明理由義務屬形式瑕疵，因而具可撤銷性，應撤銷被訴批示。
即使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見解，退一步而言，亦有以下理由:
19. 說明理由應以明示方式作出，即不能用默示或沉默方式，甚至也不能透過推定。
20. 倘以先前的意見書、報告或建議組成說明理由內容應透過表示贊同的方式作出。
21. 表示贊同意味著行政機關對意見書、報告或建議的內容抱肯定的態度，行政機關在表示贊同時，可以用同意，贊成，支持，認同，認可，確認等近義詞來表示肯定的態度。
22. 但保安司司長在其批示中，沒有採用上述任一詞語來表示贊同，而僅僅是表示經考慮.....。
23. 考慮一詞絕對不能反映對意見書、報告或建議的內容抱肯定的態度，考慮一詞的含義為對問題或方案進行思索，以便日後作出決定。
24. 法律規定須表示贊同，如行政機關欠缺贊同的表示或立場不明確，即使其中有提及意見書、報告或建議，也不應該可以視為該等意見書、報告或建議成為說明理由的組成部分。
25.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15條第2款規定，保安司司長的理由說明便欠缺明示指出有關決定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又或者，其說明不充分，後果等同於欠缺說明理由，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4條的規定應撤銷被訴批示。
違反行政法一般原則 - 適度原則
26. 在被訴批示中，保安司司長指「強烈跡象(特別是，現場所搜出的刷卡機經改裝，以及有多名職員承認公司主要業務係客人刷卡套現)顯示利害關係人與他人共同作出電腦詐騙罪，危害公共治安秩序」。
27. 保安司司長對司法上訴人作出維持禁止入境5年決定所依據的犯罪事實是基於司法上訴人涉嫌觸犯電腦詐騙罪。
28. 儘管依據司法警察局第25471/S/2016號公函的回覆，也僅僅顯示司法上訴人被指稱的犯罪所涉嫌的損失金額約值澳門幣叁萬肆仟捌佰捌拾陸圓(MOP$34,886.00)。
29. 既然保安司司長對司法上訴人作出維持禁止入境5年決定的基礎事實為司法上訴人涉嫌觸犯電腦詐騙罪，即使司法上訴人其被指稱的電腦詐騙罪成立，抽象刑幅的上限也僅是五年徒刑。
30. 行政措施對私人的損害或限制不應比刑法的制裁嚴厲或同等嚴厲，否則私人的權利在未獲得公正的審判前，就會預先被行政當局嚴重地損害。
31. 司法上訴人難以想像保安司司長是依據何等理據去決定對其採取禁止入境5年這樣長期限的措施，尤其保安司司長沒有陳述有關事實的嚴重程度、司法上訴人對公共安全構成危險的程度，以及司法上訴人罪過的程度。
32. 保安司司長對司法上訴人作出維持禁止入境5年決定因絕對不合理而非有效。
33.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第2款及第6/2004號法律第12條第 4款的規定，被訴批示違反適度原則，具可撤銷性，應撤銷被訴批示。
34. 綜上所述，被訴批示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124條規定的說明理由義務，構成行政行為形式上的瑕疵，因而具可撤銷性，應撤銷被訴批示;及
35. 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第2款及第6/2004號法律第12條第4款規定的適度原則，具可撤銷性，應撤銷被訴批示。

2 檢察院之意見如下:
Na petição inicial, a recorrente solicitou a anulação do despacho em escrutínio (cfr. fls.50 do P.A.), assacando-lhe 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e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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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 arguição d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No despacho in questio, o Exmo. Sr. Secretário para a Segurança declarou expressamente: «經考慮治安警察局局長2016年12月6日報告書所作之分析，以及司法警察局第25471/S/2016號公函內容，鑑於存在強烈跡象(特別是，現場所搜出的刷卡機經改裝，以及有多名職員承認公司主要業務係客人刷卡套現)顯示利害關係人與他人共同作出電腦詐騙罪，危害公共治安秩序，因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61條1款規定，決定維持禁止原禁止入境的決定。»
1.1- Em sede de sustentar a invocad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a recorrente argumentou: «10. 首先，第一點應該要指出，附於通知中的報告書並非由治安警察局局長作出，而是由副局長/副警務總監作出的。11. 批示中提及由治安警察局局長作出的報告書實質是不存在的。12. 另一方面，司法警察局第25471/S/2016號公函本質上不屬於意見書，也不屬於報告或建議書。13. 保安司司長提及的治安警察局局長的報告書根本不存在於卷宗內，而且司法警察局第25471/S/2016號公函其本質也不能替代說明理由或成為說明理由的組成部分。»
Além disso, arguiu ainda: «22. 但保安司司長在其批示中，沒有採用上述任一詞語來表示贊同，而僅僅是表示經考慮……。23. 考慮一詞絕對不能反映對意見書﹑報告或建議的內容抱肯定的態度，考慮一詞的含義為對問題或方案進行思考，以便日後做出決定。24. 法律規定須表示贊同，如行政機關欠缺贊同的表示或立場不明確，即使其中有提及意見書﹑報告或建議，也不應該可以視為該等意見書﹑報告或建議成為說明理由的組成部分。»
1.2- Repare-se que a brilhante doutrina nos adverte (Lino Ribeiro, José Cândido de Pinh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de Macau Anotado e Comentado, pp.312 a 313): o conteúdo funcional dos poderes do substituto é exactamente igual àquele que o substituto dispunha antes da substituição, nem mais nem menos, e a única modificação que a substituição traz é apenas a da pessoa física que vai passar a exercer as funções.
Em esteira, podemos extrair que o Comandante e o correspondente Comandante substituto do CPSP são do mesmo órgão administrativo, ou seja, a identidade orgânica do Comandante substituto se equivale,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à do próprio o Comandante, embora seja aconselhável e mais perfeita que se esclarece explicitamente a qualidade do substituto.
Nestes termos, adquirimos que o mero lapso ou inexactidão na expressão «經考慮治安警察局局長2016年12月6日報告書所作之分析» nunca pode produzir o efeito pretendido pela recorrente que arrogou «11. 批示中提及由治安警察局局長作出的報告書實質是不存在的。» Pois, quem prestar a normal diligência para analisar o procedimento conducente ao despacho recorrido percebe indubitavelmente que tal despacho referiu e acolheu a Informação de fls.46 a 49 do P.A. apenso.
Apesar de que o ofício n.º25471/S/2016 da P.J. não tenha o feitio de informação, parecer ou proposta, nada impede que o mesmo seja tido em consideração e acolhido pelo Exmo. Sr. Secretário para a Segurança a propósito de fundamentar o despacho atacado nestes autos.
Ressalvad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afigura-se-nos que a interpretação da locução «經考慮» pela recorrente é paradoxal e demais sofisticada. Literalmente, tal locução equivale a dizer «tendo tomado em consideração» ou «depois da consideração/ponderação».
Em sentido ordinário, regular e quotidiano, esta locução significa sempre a positiva consideração, valoração e acolhimento duma concreta opinião, sugestão, conselho, advertência ou proposta. Daqui resulta que com a apontada locução, a Informação e o ofício supra aludidos foram acolhidos pelo Exmo. Senhor Secretário para a Segurança
Sendo assim, temos por indiscutível que as sobreditas Informação e ofício são componentes e fazem parte integrante do despacho em sindicância, e nesta exacta medida, devem ser tidos com ponderação para se aferir a plenitude da fundamentação do mesmo despacho.
1.3- Ora, a jurisprudência autorizada ensina (Acórdão do STA no Processo n.º44302): A fundamentação é um conceito relativo que depende do tipo legal do acto, dos seus termos e das circunstâncias em que foi proferido, devendo dar a conhecer ao seu destinatário as razões de facto e de direito em que se baseou o seu autor para decidir nesse sentido e não noutro, não se podendo abstrair da situação específica daquele e da sua possibilidade, face às circunstâncias pessoais concretas, de se aperceber ou de apreender as referidas razões, mormente que intervém n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impulsionando o itinerário cognoscitivo da autoridade decidente.
Sufragamos ainda a sensata jurisprudência que inculca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288/2015): O acto administrativo considera-se fundamentado quando o administrado, colocado na posição de um destinatário normal – o bonus pater familiae de que fala o artº 480º/2 do Código Civil – possa ficar a conhecer as razões factuais e jurídicas que estão na sua génese, de modo a permitir-lhe optar, de forma esclarecida, entre a aceitação do acto ou o accionamento dos meios legais de reacção, e de molde a que, nesta última circunstância, o tribunal possa também exercer o efectivo controle da legalidade do acto, aferindo o seu acerto jurídico em face da sua fundamentação contextual.
Em esteira destas iluminativas orientações jurisprudenciais, e tendo em conta o teor do recurso hierárquico (vide fls.39 a 42 do P.A.),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cluir que mesmo na hipótese de os referidos Informação e ofício serem irrelevantes para se aferir a fundamentação do despacho em causa, este se mostra concisamente fundamentado em virtude de dar-se suficientemente a conhecer o itinerário cognoscitivo do órgão decisor.
*
2. Quanto à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No despacho objecto da impugnação graciosa (vide. fls.7 do P.A., que se dá aqui por reproduzido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o Exmo. Senhor Comandante referiu com clareza: «經司法警員調查後，有強烈跡象顯示A實施了澳門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犯罪集團罪結合第11/2009號法律第11條第1款第1項及第3款第2項電腦詐騙罪之犯罪行為，案件被移送檢察院處理。»
Com base nos fortes indícios aí mencionados, extraiu proficientemente que «鑑於上述客觀事實及其他犯罪情節，倘其踏足本地區，將對本特區的公共秩序及治安構成危險。為了維護本地區的公共利益以及履行治安警察局的特定職責，本人行使保安司司長轉授予的權限，根據第4/2003號法律第4條第2款第3項併合第6/2004號法律第12條第2款第1項、第3及4款之規定，著令禁止上述人士在5年內（由2016年2月24日計）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Tudo isto torna patente e concludente que à recorrente foi aplicada a interdição de entrada por período de cinco anos ao abrigo das disposições legais nas alíneas 3) do n.º2 do art.4º da Lei n.º4/2003 e 1) do n.º2 do art.12º da Lei n.º6/2004, a fim de garantir a segurança e ordem públicas.
Sem necessidade de citação específica dos arestos, o que é certo é que a jurisprudência sedimentada pelos Venerandos TUI e TSI e consolidada n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ensina que o n.º2 do art.4º da Lei n.º4/2003 bem como o n.º2 do art.12º da Lei n.º6/2004 conferem real poder discricionário à Administração, cujo exercício é judicialmente insindicável, salvo se padeçam de erro manifesto ou total desrazoabilidade.
Convém frisar que o Alto TUI asseverou incansavelmente que «Ao Tribunal não compete dizer se o período de interdição de entrada fixado aa recorrente foi ou não proporcional à gravidade, perigosidade ou censurabilidade dos actos que a determinam, se tal período foi o que o Tribunal teria aplicado se a lei lhe cometesse tal atribuição. Essa é uma avaliação que cabe exclusivamente à Administração; e o papel do Tribunal é o de concluir se houve erro manifesto ou total desrazoabilidade no exercício de poderes discricionários, por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ou outro.» (a título exemplificativo, Acórdãos nos Processos n.º13/2012 e n.º112/2014)
Em harmonia destas sensatas jurisprudências, colhemos que o despacho recorrido não infringe 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
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propendemos pela im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3 見終審法院分別於2012年07月31日、2012年05月09日、2000年04月27日及2000年05月03日在卷宗編號38/2012、13/2012、6/2000及9/2000作出之裁判書，以及中級法院分別於2012年07月05日、2011年12月07日及2011年06月23日在卷宗編號654/2011、346/2010及594/2009作出之裁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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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