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478/2018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19年7月25日
主要法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 盜竊罪與信用之濫用罪
摘 要
1.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2. 而由於有關金錢並非被害公司以不轉移所有權方式支付予上訴人的，所以其行為亦不符合信任之濫用罪的罪狀構成要素。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478/2018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19年7月25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8年3月16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16-0335-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三項《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a)項結合第197條和第196條b)項所規定和處罰的加重盜竊罪，每項被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及一項《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的盜竊罪，被判處三個月徒刑；四罪競合，合共被判處三年四個月實際徒刑。
另外，嫌犯被判處須向「XX海鮮舫有限公司」賠償澳門幣901,100元及港幣390,000元；上述賠償須附加自本判決日起計至完全繳付有關賠償時的法定利息。
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1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對原審法院判決不服，並認為裁判中的主要理由說明與卷宗所載之書證不符、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故請求上級法院開釋上述犯罪。
2. 上訴人還認為，即使認定那些支票與“XX海鮮舫有限公司”的業務無關，有關行為亦僅構成「信任之濫用罪」，而非「盜竊罪」，故有關裁判同樣出現《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之「錯誤適用法律」。
3. 此外，上訴人又認為倘最終要對其作出判刑，以其個人和職業狀況，亦應作出有條件的暫緩執行刑罰。
4. 對此，本院未能予以認同。
5. 上訴人辯稱，根據“XX海鮮舫有限公司”章程第6條e項之規定，行政管理機關(即A組和B組各一位成員)負責「簽署、接受、支付和轉讓匯票和本票、支票和其他任何債權證券」。上訴人僅以行政管理機關A組成員的身份簽署有關支票，而該等支票在其簽署前已經由會計C填妥日期、金額及祈付人等資料，並已經載有行政管理機關B組的一名成員(D或E)的簽名，故上訴人認為其只是在公司章程所授予的權力範圍內，共同簽署她沒有填寫的支票來支付公司的一筆債務。
6. 檢察院不同意上訴人所提出的以上主張及理由。根據“XX海鮮舫有限公司”章程規定，該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分為A、B兩組，上訴人任A組董事，而包括D和E在內的其餘8名人士為B組董事，公司簽名方式是一名A組董事(即上訴人)與任何一名B組董事共同簽署。由於D及E較少打理公司業務，該兩名B組董事預先簽署了一批“XX海鮮舫有限公司”的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的港元和澳門元支票，以便公司有需要時再由上訴人加簽出具，也就是說，被B組董事預先簽名的支票僅作應緊之用，以滿足支票的形式要件，但實際上，上訴人在加簽前仍需取得簽署人(D或E)的同意，否則該加簽行為欠缺合法性。
7. 此外，上訴人還認為原審法院忽略了主要的書證以找出事實的真相，即“XX海鮮舫有限公司”在2013年8月20日的財務報告中確實載有該公司在大約於2011年和2012年期間對上訴人父親B負有一項債務的記錄。上訴人同時認為原審法院着眼於卷宗內隨後附上的由該公司會計人員製作的報表，因為上訴人(或其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沒有將公司已向上訴人父親支付債務的事件通知會計人員，則會計人員可能沒有收到資料，導致財務報表沒有註明該變更狀況。
8. 檢察院完全不同意這種辯解。在此必須指出上訴人在加簽涉案的八張支票前，是透過會計C填寫日期、金額、及祈付人等資料，假如有關支票真的是用作償還上訴人父親B的債務，會計豈會不知，與B有關的借貸記錄亦不可能依然在翌年的財務報告中存在而沒有分毫減少。
9. 再者，會計C亦在庭審中指出於事發後召開的股東會上，其聽到上訴人親口承認相關支票的發出與“XX海鮮舫有限公司”的債務無關，並承諾會將有關款項歸還予公司，足以說明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純屬砌詞狡辯，根本缺乏證據支持。
10. 事實上，上訴人除了是“XX海鮮舫有限公司”的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外，還是“十六浦超級禮品坊有限公司”的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但後述公司從未向前述公司提供任何服務，故上訴人於2013年1月11日簽發一張“XX海鮮舫有限公司”的支票，成功將澳門幣412,000元轉移予“十六浦超級禮品坊有限公司”；於2013年2月8日，上訴人簽發三張“XX海鮮舫有限公司”的支票，成功將合共港幣375,000元(180,000元+180,000元+15,000元)轉移予“十六浦超級禮品坊有限公司”；於2013年3月4日，上訴人簽發一張“XX海鮮舫有限公司”的支票，成功將合共港幣15,000元轉移予“十六浦超級禮品坊有限公司”；於2013年1月25日，上訴人簽發三張“XX海鮮舫有限公司”的支票用於支付“十六浦超級禮品坊有限公司”所經營的“名酒匯”的工程費用，合共澳門幣489,100元(250,000元+141,000元+98,100元)。
11. 由此可見，上訴人不是直接將“XX海鮮舫有限公司”的款項轉移予“十六浦超級禮品坊有限公司”，就是以“XX海鮮舫有限公司”的款項支付“十六浦超級禮品坊有限公司”的開支，存有將他人(“XX海鮮舫有限公司”)的動產轉歸第三人(“十六浦超級禮品坊有限公司”)的不正當意圖，且已實際取去了有關款項，完全符合《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a項結合第197條第1款和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加重盜竊罪，以及《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盜竊罪的構成要件。
12. 因此，上訴人所提出的以上理由完全沒有事實及證據予以支持，原審判決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13. 上訴人還認為，倘若其在本案中的行為構成了犯罪，其所犯的並不是“盜竊”罪，而是“信任之濫用”罪。
14. 檢察院不同意上述主張。澳門《刑法典》第199條所規定的信任之濫用罪的構成要件重點在於“行為人將他人以不移轉所有權而交付予自己的動產不正當據為已有”；而相同法典第197條所規定的盜竊罪的構成要件不僅包括取去他人動產而據為己有，亦包括取去他人動產轉歸另一人所有的行為。
15. 本案中，“XX海鮮舫有限公司”兩名B組董事D及E將預先簽署的一批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的港元和澳門元支票交予上訴人或會計C，有關支票尚未填寫出票日期、金額及祈付人資料，上訴人並不是將該批不能兌現的支票據為己有，而是透過加簽行為實現把該等支票所承載的財產利益從“XX海鮮舫有限公司，不法轉歸另一人(“十六浦超級禮品坊有限公司”、“天匯工程”、“永興雪櫃”等等)。顯然，上述行為符合《刑法典》第197條所規定的“取去他人動產而轉歸另一人所有”的「盜竊罪」的構成要件，而不符合第199條所規定的“將他人交付予自己的動產(直接)不正當據為己有”的「信任之濫用罪」的構成要件。
16. 上訴人又認為她是澳門的企業家、是一名工商管理學士、其社會地位及知識水平在其居住地香港屬於中上，而且對上訴人判處徒刑，亦不是受害人追究嫌犯的目的。因此，上訴人認為其被判處的刑罰不應多於2年4個月徒刑及應給予緩刑，同時附條件為上訴人須“歸還有關款項”。
17. 檢察院亦不同意以上主張及理由。首先，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觸犯的三項加重盜竊罪，每項判處2年6個月徒刑；並對其所觸犯的一項盜竊罪判處3個月徒刑，四罪競合，合共判處3年4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有關刑罰已超逾三年，不符合澳門《刑法典》第48條第1款所規定的給予緩刑的形式要件前提。然而，即使中級法院對上訴人的刑罰重新量刑，並判處其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檢察院仍認為上訴人未能符合法律規定給予緩刑的實質要件。
18. 除了考慮對上訴人的特別預防外，還需要考慮一般預防之重要性。一般預防的目的除了保護法益之外，也為了透過刑罰在具體個案的執行方面，向全社會傳達強烈的訊息，喚醒人們的法律意識，彰顯法律的嚴謹性、嚴肅性及權威性，以此保障法律本身的效力，並重建社會對已被違反的法律效力及法律秩序所抱持的信心。
19. 從一般預防的角度考慮，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應維護所屬公司的利益，不法轉移及挪用公司資金的行為不僅損害其他股東、僱員及債權人之利益，亦對本地區的經濟利益造成一定破壞，實有必要加強打擊以強化一般預防，倘若不對行為人判處一個較為嚴厲的刑罰，將無法重建人們對被違反的法律規定及正常法律秩序的信任和尊重。
20. 從特別預防的角度考慮，唯一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是其為初犯，但是單憑這點難以推翻一般預防的強烈訴求。此外，案發至今，上訴人從未向有關公司作出任何賠償，從上訴人的犯案具體情節來看，顯示其完全漠視法律，守法意識非常薄弱，可見僅僅以監禁作為威嚇根本不足以達到刑罰的目的，故此，上訴人不宜獲得緩刑。
21. 綜上所述，檢察院認為原審判決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亦不存在錯誤適用法律的問題，同時上訴人亦不符合給予緩刑的形式及實質要件，應駁回上訴。
請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依法公正裁定！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所有上訴理由均不成立，上訴應予以駁回及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案發期間，「XX海鮮舫有限公司」（下稱「XX」）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分為A、B兩組，上訴人A任A組董事，而包括D、F和E在內的8名人士為B組董事。章程內規定公司簽名方式是由任何一名A組董事與任何一名B組董事共同簽署（見第18至19頁）。
2. 由於較少打理公司業務，D和E預先簽署了一批「XX」的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的港元和澳門元支票（下稱支票），以便公司有需要時再由上訴人加簽出具。
3. 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間，上訴人先後簽發了三張由D或E預先簽署的支票，祈付人均為「G」，支付金額均為澳門幣五千元（見第254頁），作為支付G自2012年12月到2013年2月，合共三個月的薪酬，當中：
月 2012年12月10日，出具了編號為41741277的支票；
的 2013年1月11日，出具了編號為41661286的支票；
的 2013年2月18日，出具了編號為41802398的支票。
4. 事實上，上訴人是「十六浦」的其中一名股東和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見第29頁至34頁）。
5. 2013年1月11日，上訴人簽發了一張由E預先簽署的支票，編號為41661284，祈付人為「十六浦」，金額為澳門幣四十一萬二千元（見第41頁）。
6. 然而，「XX」並沒有任何原因需要負擔這筆支出。
7. 另外，上訴人還先後向「十六浦」簽發了四張由D預先簽署的支票，作為支付「十六浦」自2011年1月到2013年2月期間對「XX」提供的服務費用，合共港幣三十九萬元（見第43、45及47頁），當中包括：
頁 2013年2月8日，發出編號為40607683的支票，金額為港幣十八萬元（見第42頁）；
頁 2013年2月8日，發出編號為40607684的支票，金額為港幣十八萬元（見第44頁）；
頁 2013年2月8日，發出金額為港幣一萬五千元的現金支票（見第46頁）；
頁 2013年3月4日，發出編號為40607698的支票，金額為港幣一萬五千元（見第48頁）。
8. 事實上，在上述支票簽發前，「十六浦」並沒有向「XX」提供任何實質服務或其他原因需要向後者收取相應款項。
9. 2013年1月25日，上訴人簽發了三張由D預先簽署的支票，當中包括：
預 編號為41741439的支票，祈付人為「XX工程有限公司」，金額為澳門幣二十五萬元，支付名義為防漏及冷氣通風工程費用（見第216頁）；
頁 編號為41741440的支票，祈付人為「XX工程有限公司」，金額為澳門幣十四萬一千元，支付名義為防漏及冷氣通風工程費用（見第216頁）；
頁 編號為41741442的支票，祈付人為「XX冷氣」，即「XX雪櫃冷氣工程有限公司」，金額為澳門幣九萬八千一百元，支付名義為漁池工程費用（見第51頁）。
10. 事實上，「XX」在上述支票簽發日期前，均沒有因進行過上述工程或其他原因而需要支付相應款項。上述三張支票，實際是用作支付「十六浦」所經營的一所位於美高梅金殿內的店鋪「XXX」（見第236、238至248頁）的工程費用（見第203至217頁，第194頁）。
11. 上訴人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利用職務之便，未經「XX」同意而作出上述行為，意圖並實際地轉移「XX」的資金予上述各支票收款者所有，從而達到為「十六浦」提供資金或替其找付相關裝修工程費用之目的。
12. 上訴人清楚知道其行為犯法，會受法律制裁。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13.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上訴人為初犯。
14. 上訴人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如下：
上訴人為商人，月入平均港幣30,000元。
需供養父母親。
學歷為大學畢業。
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控訴書內之其他重要事實，尤其：
1. F預先簽署了一批「XX」的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的港元和澳門元支票。
2. 然而，G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間並非「XX」的員工，而是受聘於「十六浦超級禮品坊有限公司」（下稱「十六浦」）從事會計工作，但上訴人卻在「XX」沒有任何原因需要負擔這筆支出的情況下，利用這種方式替「十六浦」支薪予G。
3. 事實上，編號為41661284的支票是用作為「十六浦」向一名欲退股之股東B支付退股款項提供資金。
三、 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 盜竊罪與信用之濫用罪
- 量刑過重/緩刑
1. 上訴人認為，有關支票內的其他資料，包括日期、金額及祈付人等，都是由被害公司的會計人員所填寫，上訴人只是根據“XXX海鮮舫有限公司”(以下稱被害公司)之章程規定而簽署有關支票。因此，當原審法院認定由上訴人挪用了相關支票的說法錯誤。另外，原審法院雖然認定被害公司的確欠下上訴人父親的債務，但卻不認定上訴人簽發有關支票是用作支付相關欠債。故此，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實施盜竊行爲的裁判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嫌犯在審判聽證中就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及其個人及家庭狀況作出了聲明，其否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
輔助人F在審判聽證中就其所知作出了聲明。
輔助人H及D在彼等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中就彼等所知作出了聲明。
證人C、I、J、G、B及K在審判聽證中就彼等所知作出了聲明。
證人L在審判聽證中講述了案件調查的經過。
-
案中涉及嫌犯以「XX」名義簽發的11張支票，當中針對祈付人為G的三張支票，經過聽取嫌犯及G的聲明後，法庭相信G曾於「XX」兼職，負責入貨及文書方面的工作，相關支票是用於支付其於「XX」兼職的薪酬，因此，不存在嫌犯不法挪用「XX」資金的情況。
面對其他指控的事實，雖然嫌犯承認簽發支票的原因與B退股、「十六浦」對「XX」提供的服務及「XX」的工程項目無關，但嫌犯卻辯解相關支票是用作支付「XX」對其父親B的欠債，然而，經分析F、H、D及C的證言及K所提交的「XX」的財務報表(見第919頁)，法庭認為嫌犯的說法並不屬實，理由是嫌犯在簽發相關支票前根本沒有經公司股東會的同意，其應該清楚沒有股東會的同意，其行為是欠缺合法性的，同時，根據「XX」的財務報表，直至2013年12月31日為止「XX」對B的欠債並沒有因上述支票的兌現而減少，而C於庭上亦指出於事發後召開的股東會上，其聽到嫌犯親口承認相關支票的發出與「XX」的債務無關並承諾會將相關款項歸還予「XX」，由此可見，嫌犯純粹砌詞狡辯，試圖掩飾其為著「十六浦」的利益而挪用「XX」資金的不法事實。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嫌犯及各輔助人所作的聲明以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後，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上訴人在上訴狀中似乎想把簽發及填寫支票的責任推向證人即被害人公司會計，然而，考慮到上訴人是公司股東，若果確實是公司員工的會計填寫支票，亦會根據上訴人的指示而作出的。
另一方面，關於上訴人質疑原審法院為何不採納關於涉案的，由兌現支票所得之款項已用作償還受害公司欠債的辯解，認為原審法院沒有準確認定卷宗內的文件書證及嫌犯之聲明。
對於這點，原審法院在判決中已作出了清楚詳細的解釋。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她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又提出，根據已證事實，其犯罪行為適用之處罰條文應為信任之濫用罪而非盜竊罪。
《刑法典》第197條規定：
“一、存有將他人之動產據為己有或轉歸另一人所有之不正當意圖，而取去此動產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犯罪未遂，處罰之。
三、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
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是：
- 取去；
- 他人之動產；
- 據為己有之不正當意圖。
《刑法典》第199條規定：
一、將以不移轉所有權之方式交付予自己之動產，不正當據為己有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犯罪未遂，處罰之。
三、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
四、如第一款所指之物：
a)屬巨額者，行為人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b)屬相當巨額者，行為人處一年至八年徒刑。
五、如行為人因工作、受僱或職業之緣故，又或以監護人、保佐人或司法受寄人之身分，接收法律規定須予寄託之物，而將之據為己有者，處一年至八年徒刑。
信任之濫用罪的組成客觀要素為行為人將以不轉移所有權方式交付予其的動產不正當據為己有。而主觀要素則容許任一故意的種類。2
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為使「十六浦」不當得利，在未經被害公司「XX」同意及明知「XX」沒有支付義務的情況下，透過相關支票將「XX」的金錢轉移予「十六浦」。
首先，需要清晰一點，涉及盜竊罪的客體並非為“支票”本身而是有關支票背後所涉及的實際金額。
而由於上述金錢並非被害公司以不轉移所有權方式支付予上訴人的，所以其行為亦不符合信任之濫用罪的罪狀構成要素。
因此，原審法院法律定性正確，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3. 最後，上訴人因提出有關法律定性改變的問題，更進一步主張應改判上訴人一個不高於2年4個月之徒刑，並應給予暫緩執行及設定行為規則及遵守義務。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上訴人所觸犯的三項《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a)項結合第197條和第196條b)項所規定和處罰的加重盜竊罪，每項可被判處二年至十年徒刑；一項《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可被判處一個月至三年徒刑或科罰金之刑罰。
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是其為初犯。
另一方面，在考慮保護法益及公眾期望的要求時需知道，加重盜竊行為屬當今社會常見的犯罪類型，該類犯罪活動在本澳非常活躍，有關犯罪行為亦直接侵犯被害公司對動產的所有權，由此更加突顯預防此類犯罪的迫切性。
經分析有關事實及所有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的情節，本案中，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觸犯三項《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a)項結合第197條和第196條b)項所規定和處罰的加重盜竊罪，每項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及一項《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的盜竊罪，判處三個月徒刑；上述量刑只較最低刑幅略高，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的基本要求。
在犯罪競合方面，原審法院對上訴人合共判處三年四個月徒刑，符合《刑法典》第71條的相關規定。
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後，認定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得將所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由於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因此，上訴人被判處的徒刑仍超過三年，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上訴人並不具備條件暫緩執行被判處的徒刑。
基於上述原因，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9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19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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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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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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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Vem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o acórdão supra referido que condenou a arguida recorrente, A, pela prática de 4 (quatro) crimes de furto, p. e p. pelo art.º 197º n.º 1 do C.P., na pena de 3 (três) meses de prisão, por cada um dos crimes; e pela prática de 3 (três) crimes de furto qualificado, p. e p. pelo art.º 198° n.º 2 do C.P., na pena de 2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por cada um dos crimes.
Efectuado o respectivo cúmulo jurídico, foi aplicada à arguida recorrente a pena de prisão de 3 anos e 4 meses e no pagamento da indemnização à ofendida das quantias de MOP$901,100.00 e HKD$390,000.00, acrescidas de juros à taxa legal.
2. Basicamente, considerou o Tribunal “a quo” que os demais cheques assinados pela arguida, A, ora recorrente, não tinham relação com a actividade da sociedade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pelo que a assinatura dos mesmos, por parte da arguida, constituíu a prática dos referidos crimes de “furto”.
3. Não se conforma a recorrente com a pena que lhe foi aplicada, porquanto a fundamentação essencial da decisão não corresponde ao que consta da prova documental dos autos - o que constitui, com o devido respeit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rt.º 400º n.º 2 c) do C.P.P.) -; também, porque, mesmo admitindo, sem conceder, que tais cheques não tinham relação com a actividade d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mesmo assim, não se tratou de crimes de “furto”, mas sim de crimes de “abuso de confiança” - o que, também com devido respeito, é “erro de direito” (art.º 400º n.º 1 do C.P.P.); e, finalmente, a situação pessoal e profissional da arguida, justificaria, na eventualidade de uma condenação,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sujeita a condições.
Vejamos, então,
4. Basicamente, entendeu o Tribunal “a quo”:
• Que a arguida emitiu e assinou 11 cheques em nome d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 Que, do relatório financeiro d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constava uma dívida a B;
• Mas que o alegado pagamento da dívida não passou a constar dos relatórios subsequentes;
• Que faltou a autoriz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a sociedade para a emissão dos cheques dos autos; e
• Que a emissão dos cheques se tratou de um “abuso de confiança” dos capitais d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5. Deixando para depois a questão da errad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s factos alegadamente praticados pela arguida, dir-se-á que o Tribunal “a quo”, com o devido respeito, apreciou erradamente as provas que enunciou como sendo aquelas que inculpavam a arguida.
6. Na verdade, não foi a arguida quem emitiu e assinou os cheques nos autos.
Ela limitou-se a assinar os mesmos, apondo a sua assinatura - como membro do grupo A da administração - os quais já tinham sido prévia e totalmente preenchidos pela contabilista d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C e assinados, também previamente, por um outro administrador do grupo B da administração.
7. Os cheques estavam declaradamente na posse da C, (v. declarações desta nos autos), previamente assinados pelo D ou E; a arguida solicitava-os à C; e simplemenete assinava-os para efectuar pagamentos d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8. Conclui-se, por isso, ao contrário do que concluiu o Tribunal “a quo” que não foi a arguida quem se apoderou ilicitamente dos cheques d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emitindo-os e assinando-os; mas sim que se limitou a assinar cheques, previamente preenchidos e parcialmente assinados.
9. Da leitura do acórdão recorrido ficará a ideia de que a arguida se “apropriou” dos cheques e que os preencheu e assinou quando, na verdade, os cheques estavam na posse da contabilista da sociedade - a C - previamente assinados por um outro administrador, em representação do outro grupo da administração e que foi a C, “fiel depositária” dos mesmos, quem abriu mão dos cheques, depois de os ter preenchido (data, local de emissão e destinatário).
10. Por outro lado, refere também o acórdão recorrido que a arguida preencheu e assinou os cheques, sem o consentimento da assembleia geral da sociedade emitente, 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11. Ora, consta dos autos certidão do registo comercial desta sociedade - pessoa colectiva matriculada sob o nº 34758 - de onde resulta que, nos termos da alínea e) do art.º 6º dos respectivos estatutos, à administração (leia-se, um membro do grupo A e um membro do grupo B) compete “assinar, aceitar, sacar e endossar letras e livranças, cheques e outros quaisquer títulos de crédito”.
12. Logo, ao contrário do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concluíu, preenchido um cheque e assinado por um membro do grupo B da administração, a arguida, membro do grupo A da administração, não carecia de qualquer autoriz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a sociedade para apôr a sua assinatura naqueles cheques.
13. Finalmente, como supra se referiu, fundamentou também o Tribunal “a quo” a sua decisão no facto de o relatório financeiro d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elaborado em 20/08/2013, referir efectivamente uma dívida desta sociedade ao pai da arguida, B, pelo menos nos autos de 2011 e 2012; mas que, uma vez paga a dívida, como alegou a arguida, através dos cheques dos autos, no relatório financeiro elaborado, pelo menos, no ano seguinte, tal dívida ter persistido neste relatório.
Isto é, na óptica do Tribunal “a quo”, a versão da arguida “não é verdadeira” porque, se o fosse, uma vez paga a dívida ao seu pai, então, o relatório financeiro subsequente deveria “acusar” aquela alteração.
14. O Tribunal “a quo” não nega dívida d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ao pai da arguida.
Aliás, tal dívida foi aprovada em assembleia geral de sócios em 26/07/2013 (v. doe. nº 6, junta aos autos em requerimento datado de 30/11/2017).
15. Afigura-se, pois, à arguida, ora recorrente, 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valorou a dívida ao B - que, reitera-se, existia - mas valorou um relatório elaborado pelo contabilista d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subsequente ao que consta dos autos, o qual poderia eventualmente não estar informado do “pagamento da dívida efectuada”; tanto bastando para o facto que a arguida (ou os demais membros da administração) não o tivessem informado.
16. Pretende, por isso, a arguida, em face dos documentos juntos aos autos e das suas declarações “atacar” O sentido decisório do Tribunal “a quo” que preteriu prova documental essencial à descoberta da verdade, no sentido de que a dívida d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existia e poderia ter sido paga, pela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sem recurso à aprovação em assembleia geral.
17. Aqui chegados, entende a arguida que a prova documental constante dos autos é aquela mais condicente com as suas declarações em audiência.
Na verdade, a arguida não se apoderou de cheques na posse de outrém e não usou o valor que os mesmos titulavam em proveito próprio ou de terceiro.
Limitou-se, no âmbito dos poderes que lhe eram estatutariamente concedidos, a pagar uma dívida da sociedade, co-assinando cheques que ela não preencheu.
18. Deveria, pois, ter sido absolvida dos crimes de “furto” por que veio a ser condenada pelo Tribunal “a quo”.
Quando assim se não entenda, o que se admite sem conceder
19. A arguida, como resulta das declarações de quem detinha os cheques dos autos, a C - contabilista da empresa e “fiel depositária” dos mesmos, pré-assinados pelo D ou pela E - e também do que consta do libelo acusatório, não desapropriou a sociedade dos cheques que estavam na posse da C.
20. Os cheques foram-lhe entregues voluntariamente pela C, depois de assinados por um outro administrador que os havia depositado na mão daquela.
21. Se, como diz a decisão recorrida - mas que a recorrente nesta motivação previamente impugnou - os cheques foram utilizados pela arguida para um fim diverso do objecto social da “XX Restaurante de Marisco Limitada” (XX海鮮舫有限公司), então, afigura-se à recorrente óbvio de que ela não desapropriou, por uma acção sua, os cheques propriedade da sociedade.
22. Outrossim, os cheques foram-lhe voluntariamente entregues e ela, na óptica da decisão recorrida, utilizou-os para um fim diverso ao que era suposto.
23. Nos dois crimes em cotejo, o de “furto” e o de “abuso de confiança”, o bem protegido é a propriedade de uma coisa móvel.
Em ambos os crimes, há a mudança de um bem de uma esfera patrimonial para outra.
Mas enquanto que, no “furto”, há uma desapropriação por acção do agente; no “abuso de confiança” o bem é colocado à disposição do agente que o usa para um fim diverso do previsto
24. A arguida recebeu da C os cheques dos autos, já preenchidos e assinados, à excepçào da necessária assinatura da arguida, e usou-os, na óptica do Tribunal “a quo”, para um fim diverso daquele que era suposto.
Teria, assim, a arguida praticado, não crimes de “furto”, mas crimes de “abuso de confiança”.
25. Aqui chegados, há, no mínimo, de adaptar a conduta da arguida, não à sua condenação pelos crimes de “furto”, mas sim à sua eventual condenação, o que se admite sem conceder, pelos crimes de “abuso de confiança”. Também simples ou qualificados.
26. De facto, as molduras penais de ambos os crimes, simples ou qualificados, são bem diferentes, em manifesto benefício da arguida.
Entende, por isso, a arguida, repete-se, sem conceder, que a pena de prisão em cúmulo que então se adaptaria à sua conduta deveria ser aquela que não ultrapassaria os 2 anos e 4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como a seguir se dirá.
27. Face ao imediatamente acima exposto, na eventualidade de uma condenação substancialmente menos grave a aplicar à arguida (mas sempre inferior a 3 anos de prisão ... ), entende a recorrente que esta pena poderia e deveria ter sido suspensa na respectiva execução.
28. Com o devido respeito, o Tribunal “a quo” olvidou situações de relevo, como seja, tratar-se a arguida de uma empresária em Macau, ser licenciada em administração de empresas, ter um nível social e intelectual, em Hong Kong, onde reside, acima da média e ao facto de a sua eventual prisão não corresponder obviamente aos interesses daqueles que participaram criminalmente contra ela.
29. Isto é, mesmo que estivéssemos na presença de uma apropriação indevida de capitais por parte da arguida, afigura-se-lhe que o Tribunal “a quo”, deveria ter ponderado uma pena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sujeita a condições, nomeadamente, à “devolução do capital apropriado”.
30. A privação de liberdade, sobretudo, a uma mulher social e familiarmente inserida, é a “útlima ratio” da política criminal.
Julga-se, pois, ao contrário mas com todo o respeito pelo Tribunal “a quo”, que a ameaça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cumpriria plenamente o escopo de prevenção geral e especial, permitindo ainda salvaguardar a recorrente e a sua família dos nefastos efeitos aliados ao cumprimento de uma pena de prisão de ainda curta duração.
31. Razão pela qual,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aplicada cumpriria plenamente o fim da prevenção geral e especial, eventualmente acompanhada de deveres e regras de conduta, nos termos dos artºs 49º e 50º do C.P., nomeadamente, a devolução do capital alegadamente utilizado de forma indevida pela arguida.
Termos em que, como se peticiona,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Assim se fazendo JUSTIÇA.
2 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 《Comentáno de Codígo Penel》Universidade Católica Editora, pág. 566 e 568, nos 4 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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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2018 p.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