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692/2018號
日期：2019年7月25日
主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 自由心證的理由說明
- 生活的特殊性和一般經驗法則
摘 要
1.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2. 事實審理的自由心證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而作為一個平常的人、一個主觀的人的法官，在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審理證據的自由的武器時，需要遵循法律對此自由附加的證據原則和客觀標準，遵守一般的生活經驗法則的義務。法律也不期望上訴法院以其心證代替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更不容許上訴人以己心證去質疑法律所保護的自由心證，但要求法院在審理證據的時候必須對證據作出衡量和分析，尤其是指出作為心證所依據的證據。只有這樣，上訴法院才可能對是否存在事實審理的無效情況作出審理。
3. 受害人已經死了以及嫌犯沒有到庭並不是不能查清事實真相的藉口，關鍵在於原審法院必須在透過已證實事所顯示的具有非常特殊性的案件中的特殊點，解釋為什麼仍然存在我們所見過的其他這類案件的一般共性，否則其心證將因所得出的結論使人難以接受而陷入審理證據的明顯錯誤之中。
4. 如果法院在認定已證事實時候，由於未能證實關鍵的事實，卻不能就解釋清楚那些不符合我們一貫形成的一般經驗法則所理解的事實情節，以致於事實情節被割裂得支離破碎，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整體就因得出一般人無法接受的結論而陷入上述事實瑕疵之中。
裁判書製作人
蔡武彬
上訴案第692/2018號
上訴人：E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嫌犯：
第一、二嫌犯A、B為直接正犯（共犯），其既遂行為以競合方式觸犯：
- 第8/96/M號法律第13條並配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一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及
- 澳門《刑法典》第152條第2款e)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第三、四嫌犯C、D為直接正犯（共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第8/96/M號法律第13條並配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一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
提請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1-17-0170-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第三嫌犯C及第四嫌犯D，被控觸犯第8/96/M號法律第13條並配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均獲判處無罪。
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被控觸犯《刑法典》第152條第2款e)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均獲判處無罪。
輔助人E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了上訴，其內容載於卷宗第901-918頁的上訴狀中。1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答覆：
1. 針對四名嫌犯被開釋第8/96/M號法律第13條並配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輔助人認為原審法院的裁判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瑕疵。
2. 輔助人的理由是第三嫌犯C透過貴賓會編號...之賭博帳戶（戶主為F）提取了50萬港幣泥碼並交予死者進行賭博，而第四嫌犯D在賭博期間協助第三嫌犯寄存籌碼於該戶口內，故此，輔助人認為第三及第四嫌犯對被害人實施了「為賭博的高利貸罪」。
3. 換言之，輔助人所針對的是「已證事實」第六、九、十及十一項，其證據源於第236頁之「X存卡報表（所有）」。
4. 根據圖157至162（見第157-158頁），第四嫌犯D（即男子G，身穿紫色短袖上衣）於2016年7月27日下午6時35分到達X賭廳，並與第三嫌犯C（男子D，身穿白色短袖上衣，黑色長褲）交談後走向帳戶櫃台，第四嫌犯與第三嫌犯及第二嫌犯B（即男子B，黑色短髮、灰色短袖上衣）不久又交談，而第四嫌犯最終在同日下午6時39分又回到帳戶櫃台，直到下午6時42分離開賭廳，之後再出現。
5. 也就是說，在整個賭博過程中，第四嫌犯未曾與被害人有過任何接觸，亦未有接近被害人賭博的賭枱，故此，僅憑第四嫌犯與其他嫌犯有所交談，即使第四嫌犯在帳戶櫃台替第三嫌犯寄存籌碼，亦難以認定第四嫌犯知悉第三嫌犯與被害人之間的賭博關係/倘有的條件。
6. 故此，根據一般經驗法則，第四嫌犯僅出現在現場約10分鐘，案中證據難以證實第四嫌犯有參與另外三名嫌犯與被害人的賭博關係，更遑論知悉其中是否涉及犯罪的高利貸行為。
7. 至於第三嫌犯C部份，原審法院裁判中「事實之判斷」-「針對為賭博的高利貸罪，考慮到第一、二、三嫌犯均沒有到庭受審，而第四嫌犯否認被拘控的犯罪事實，又考慮到雖然卷宗內的錄像片段顯示第一、二、三嫌犯曾陪伴被害人於賭場內進行賭博及彼等曾接觸被害人的籌碼，但既沒有任何人證及物證能證實被害人的賭資是被害人四名嫌犯借來的，亦沒有證據能讓法庭肯定第一、二、三嫌犯曾在被害人的籌碼中抽取借貸利息，因此，本院無法認定相關犯罪事實。」（見第851頁第三段）。的確，第一、二、三嫌犯的行為非常有嫌疑，然而，根據「已證事實」第六項，被害人所簽署的泥碼收條是源自於戶主F，而非案中任何一名嫌犯，加上被害人事後在酒店房中以電郵／短訊通知其丈夫及弟弟的內容中又沒有交待賭博的情況（例如陪同其賭博的三名嫌犯是否有抽取利息、該三名嫌犯是否透過戶主F而向被害人借出賭資等等），故此，難以質疑原審法院按法官自由心證原則下形成的心證。
8. 針對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被開釋《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輔助人認為原審法院的裁判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及c)項之瑕疵。
9. 輔助人的理由是被害人正被第一及第二嫌犯監視，故此不能向家人詳細地講述案發經過及真實情況；而且被害人死後，四名嫌犯也沒有報警，而是離開澳門逃往大陸，故此，按一般經驗法則，被害人是被禁錮在酒店房內及因此而自殺。
10. 根據原審法院的「事實之判斷」（見第851頁第四段）-「針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透過庭審，證人E表示事發前曾收到被害人發來一個訊息，而訊息中沒有提到涉案的事宜（見第356頁），以及證人G亦表示事發前其曾接過被害人的電話，但被害人也沒有向其提出借錢還債之事宜；根據E及G的證言，被害人於自縊前在訊息中或電話中既沒有提及向別人借了高利貸，亦沒有要求家人籌錢為其還債；而且，法庭無法查明第一、二嫌犯與被害人之間的關係及在涉案酒店房間內曾發生何事；因此，本院認為欠缺有力的證據以證實相關的犯罪事實。」
11. 根據視像內容，被害人與第一、二嫌犯於7月27日晚上11時43分進入酒店房期間（第204頁背頁、圖347），之後，被害人從未離開過房間，而第二嫌犯（即男子B）及第一嫌犯（男子A）曾前後多次返還酒店房（第208頁背頁至第210頁，圖364至369），直至7月29日中午1時30分，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急忙地從房間走出（第201頁，圖370），由此可見，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應是7月27日中午1時30分左右發現被害人上吊自殺後立即離開現場。
12. 根據第356頁之電郵/短訊，有關的發送時間是2016年7月28日零時30分，換言之，是被害人與兩名嫌犯進行酒店房後約一小時後所發出，考慮到電郵的內容頗多，且涉及很多帳戶數字及密碼，相信被害人亦是需要較長時間去撰寫；換言之，當被害人在撰寫短訊時，一個可能性是兩名嫌犯所容許，另一個可能性是兩名嫌犯毫不知情。
13. 而且，該短訊的主題是「對不起…欠你的來生還」，由此可見，被害人此時已有輕生之念，而且其亦如交待後事般將所有涉及金錢的內容一一列出，唯獨是沒有提及本次到澳賭博的事宜。如果兩名嫌犯不知道被害人的短訊，則為何被害人不向其丈夫提及呢？
14. 如果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真的在房內強迫其還款，則被害人在感受到壓力下為何不透過短訊其丈夫求救?即使不能說出被禁錮的事實，至少也應交待在澳門欠下多少賭款。
15. 而且，根據被害人丈夫E及弟弟G在庭上的證言，他們曾多次致電被害人，但被害人沒有接聽電話，亦沒有再傳短訊給他們了，被害人的做法又與一般禁錮人士不斷向親友求助還錢的情況大為不同。
16. 另一方面，透過視像筆錄，第一嫌犯於7月28日下午5時18分返回房間（第210頁，圖369），可見當時被害人仍未自殺，而被害人最終在套房內的廁所上吊，事後的DNA報告亦未能揭示案發經過，則難以證實被害人的自殺是否與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有關。
17. 另外，在欠下賭款而被禁錮的案件中，最重要的判別標準是被害人是否被實際地剝奪了行動自由，例如被害人曾要求離開房間而不被允許、被害人不被允許使用電話、又或使用電話時會被人監聽、被害人的證件被人扣押、被害人被命令留在距離酒店房間門口較遠的位置等。
18. 遺憾的是，在本案中被害人已死，她亦無向任何人透過其在酒店房內的情況，亦沒有留下遺書，令人無法知悉其在酒店房內36小時內發生了什麼事情。究竟真是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禁錮了被害人？被害人自殺的真正原因是被禁錮失去自由?抑或本身被害人已有自殺的傾向，藉此時了結生命，而第一及第二嫌犯因要求被害人還款而一直留在現場？
19. 基於疑罪從無原則，在沒有更多的證據可以證實被害人自殺的原因下，原審法院開釋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的決定並沒有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及c)項的瑕疵。
綜上所述，本檢察院認為輔助人的理由不成立。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認為應裁定上訴人E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 2011年開始，中國內地居民H(被害人)不時獨自前來澳門賭博，期間多次欠債約人民幣數拾萬至數佰萬元不等，最終均由其在中國內地的家屬替其償還款項。
- 2016年7月22日晚上約8時41分，被害人乘搭飛機從越南進入澳門後，隨即到澳門娛樂場賭博。
- 2016年7月24日下午約2時，被害人登記入住X酒店1507號房間。
- 2016年7月27日上午約10時43分，被害人辦理退房手續。之後獨自前往X貴賓廳。
- 當日上午約11時12分，被害人在X貴賓廳門外走廊遇上B（第二嫌犯）及一不知名男子。
- 被害人與第二及第三嫌犯一起步行至賭廳賬房，第三嫌犯將兩本分別屬其本人及被害人的中國護照及一疊現金交予櫃台職員，然後與被害人一起在一張提取50萬港幣泥碼的收條上簽名。之後，櫃台職員將一疊籌碼交予第三嫌犯。其時，A（第一嫌犯）來到賭廳。
- 其時，被害人透過電話要求“X會”職員辦理以賭場積分咭預訂上述酒店925號房間。
- 當日中午約12時25分至下午約6時22分期間，被害人在X賭廳內自行投注百家樂，三名嫌犯則在賭枱旁。
- 當日下午約6時35分，D(第四嫌犯)到達X賭廳。
- 當日下午約6時39分，被害人停止賭博，並將餘下籌碼交給第三嫌犯保管。
- 當日下午約6時41分，被害人及第一嫌犯先離開賭廳。第三嫌犯則將餘下籌碼帶往賬房存入賬戶內。之後，第一、第二及第三嫌犯與被害人一同離開及乘搭電梯往X酒店。
- 同日下午約7時20分，第一、第二及第三嫌犯與被害人一同前往X中心娛樂場X貴賓會。第三嫌犯帶同被害人前往賬房並將屬被害人所有的中國護照交予櫃台職員，然後著被害人一同在一張提取28萬港幣泥碼的收條上簽名。之後，櫃台職員將一疊籌碼交予第三嫌犯。被害人與嫌犯等人就一同前往X貴賓會賭枱賭博百家樂。
- 當晚7時47分開始，被害人自行投注，三名嫌犯則在賭枱旁。
- 當晚10時24分，被害人曾到該娛樂場內餐廳進食，但嫌犯等人一直留被害人身旁陪伴。用餐完畢，被害人與嫌犯等人又一起返回上述賭廳繼續賭博。
- 當晚11時26分，被害人與第一、第二嫌犯一同離開上述賭廳，打算與被害人辦理登記入住X酒店房間的手續，第三嫌犯則留在賭廳存放籌碼沒有離開。
- 當晚約11時39分，第一、第二嫌犯與被害人一起到達X酒店前台辦理入住手續，期間被害人及第一嫌犯分別出示其本人的中國護照進行登記，第二嫌犯亦取出數張鈔票交酒店職員作支付住宿費之用。
- 當晚約11時44分，第一、第二嫌犯與被害人來到X酒店925號房間。
- 2016年7月29日凌晨時份，被害人在該酒店房的洗手間內倒轉一個垃圾桶，並踏上該垃圾桶及利用其隨身攜帶的一條黑黃色披肩打上死結，一頭掛在洗手間門上的鐵勾，另一頭則套牢在自己的頸項，然後自縊。
- 直至當日中午約1時20分，第一、第二嫌犯發現被害人吊頸身亡，隨即逃離房間及離開酒店。
- 當日下午約4時15分，酒店房務部員工進入上述酒店房的睡房清潔打掃時發現被害人縣掛在洗手間門上，隨即通知上級報警。
- 當日下午約4時59分，司警人員到達路氹X中心X酒店9樓925號房間洗手間，確認被害人已身亡。
- 當日中午約1時47分，第一及第二嫌犯經關閘口岸離開澳門。
- 當日下午約2時31分，第三嫌犯經路氹蓮花口岸離開澳門。
- 2016年7月30日早上約11時20分，第四嫌犯經關閘口岸離開澳門。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四名嫌犯均無刑事紀錄。
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控訴書內的其他事實，尤其：
- 被害人被第二嫌犯及一不知名男子詢問是否需要借錢賭博，被害人因帶來的賭本已輸光遂同意借款。
- 第二嫌犯及該名詢問被害人要否借款的男子便帶同被害人一起進入上述賭廳餐飲部內與另一不知名男子會面商定借款條件。
- 當日中午約12時06分，C（第三嫌犯）前來上述賭廳餐飲部會合。
- 其時，在該名商定借款條件的男子要求下，被害人隨即向第三嫌犯交出其本人的中國護照及中國居民身份證。第三嫌犯將被害人的上述證明文件拿到賭廳櫃台進行複印。之後，第二、第三嫌犯、詢問被害人要否借款的男子及商定借款條件的男子四人留在該賭廳餐飲部外走廊傾談。
- 當日中午約12時09分，被害人將其本人的隨身背包交予該名詢問被害人要否借款的男子保管，然後跟隨第三嫌犯進入X賭廳內。詢問被害人要否借款的該男子及商定借款條件的另一名男子離去。
- 之後，詢問被害人要否借款的該男子返回賭廳會合。
- 第一、二、三嫌犯輪流負責抽取籌碼作利息，其餘人士則在旁進行監視。
- 當日中午約6時41分，詢問被害人要否借款的該男子先離開賭廳。之後，該男子帶著被害人一同往X酒店。
- 同日下午約7時20分，詢問被害人要否借款的該男子帶著被害人一同前往X中心娛樂場X貴賓會。
- 第一、第二嫌犯將被害人帶到涉案房間進行看守。
- 看守期間，第一、第二嫌犯在房間內對被害人聲稱必須還款，才會讓其離開。其時，第一、第二嫌犯安排被害人在距離房間門口最遠的套房內休息。
- 2016年7月28日，被害人多次透過電郵傳送訊息予其在中國內地的家人，但無法籌款償還債務。
- 四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情況下，故意實施上述行為。
- 四名嫌犯與他人以共同協議和分工合作，故意向被害人提供用於賭博的借款，意圖為自己及他人獲得不當金錢利益。
- 第一及第二嫌犯還將被害人關押在一間酒店房間內，剝奪其行動自由，事件最後導致被害人自縊身亡。
- 四名嫌犯知悉其行為是澳門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三、法律部份
本程序為輔助人對原審法院的開釋判決所提起的上訴。其上訴理由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 上訴人E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第三嫌犯C透過貴賓會編號...之賭博帳戶提取了50萬港幣泥碼並交予被害人H（死者）進行賭博，而第四嫌犯D在賭博期間協助第三嫌犯C寄存籌碼於上述戶口，原審法院，面對可以證明嫌犯與受害人的借貸關係的足以排除法院的自由心證的文件證據，而作出開釋判決，原審法院陷入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應判處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第三嫌犯C及第四嫌犯D觸犯1項「為賭博之高利貸罪」罪名成立。
第二部分， 輔助人E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由於被害人H（死者）被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監視失去行動自由，從而不能透過信息向家人清楚交代案發經過及真實情況，又認為四名嫌犯在被害人H(死者)死後沒有報警而是離開澳門逃往大陸，按一般經驗法則，被害人H（死者）是被禁錮在酒店內及因此而自殺的，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決沾有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及c項規定之“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及“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應判處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觸犯1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罪名成立。
我們看看。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2
出於相同理由，《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亦明確規定，上訴得以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祇要這涉及事實審的瑕疵“係單純出自卷宗所載之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再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同樣我們一貫堅持，事實審理的自由心證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而作為一個平常的人、一個主觀的人的法官，在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審理證據的自由的武器時，需要遵循法律對此自由附加的證據原則和客觀標準，遵守一般的生活經驗法則的義務。法律也不期望上訴法院以其心證代替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更不容許上訴人以己心證去質疑法律所保護的自由心證，但要求法院在審理證據的時候必須對證據作出衡量和分析，尤其是指出作為心證所依據的證據。只有這樣，上訴法院才可能對是否存在事實審理的無效情況作出審理。只要不存在違反一般生活常理，所得出的結論完全是法官的自由心證的範圍，不能成為上訴的標的。如果僅僅不同意原審法院的審理而以此質疑法院的自由心證，則是明顯不能成立的上訴理由。
在本案中，雖然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對所有關的證據作出了審查，並形成了心證的，法律也保障原審法院接納或不接納哪些證據並賴以形成其心證並認定事實的自由，並且在一般情況下這種心證不能受到質疑，但是，基於本案的特殊性，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理沒有做到應該可以做的更多的事情。
我們先看看原審法院在形成心證的時所作的理由說明：
“針對為賭博的高利貸罪，考慮到第一、二、三嫌犯均沒有到庭受審，而第四嫌犯否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又考慮到雖然卷宗內的錄像片段顯示第一、二、三嫌犯曾陪伴被害人於賭場內進行賭博及彼等曾接觸被害人的籌碼，但既沒有任何人證及物證能證實被害人的賭資是被害人四名嫌犯借來的，亦沒有證據能讓法庭肯定第一、二、三嫌犯曾在被害人的籌碼中抽取借貸利息，因此，本院無法認定相關犯罪事實。」（見第851頁第三段）。
針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透過庭審，證人E表示事發前曾收到被害人發來一個訊息，而訊息中沒有提到涉案的事宜（見第356頁），以及證人G亦表示事發前其曾接過被害人的電話，但被害人也沒有向其提出借錢還債之事宜；根據E及G的證言，被害人於自縊前在訊息中或電話中既沒有提及向別人借了高利貸，亦沒有要求家人籌錢為其還債；而且，法庭無法查明第一、二嫌犯與被害人之間的關係及在涉案酒店房間內曾發生何事；因此，本院認為欠缺有力的證據以證實相關的犯罪事實。
在客觀綜合分析了第四嫌犯所作之聲明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的確，正如尊敬的檢察官在其上訴答覆中所述，一方面，雖然第一、二、三嫌犯的行為非常可疑，但是，根據「已證事實」第六項，被害人所簽署的泥碼收條是源自於戶主F，而非案中任何一名嫌犯，未能證實被害人的賭資是被害人向四名嫌犯借來的以及肯定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第三嫌犯C曾合伙參與在被害人的籌碼中抽取借貸利息的活動，另一方面，被害人事後在酒店房中以電郵／短訊通知其丈夫及弟弟的內容中又沒有交待賭博的情況（例如陪同其賭博的三名嫌犯是否有抽取利息、該三名嫌犯是否透過戶主F而向被害人借出賭資等等），而且，根據被害人H（死者）的丈夫即上訴人E及死者的弟弟G在庭上的證言，他們均曾多次致電被害人H（死者），但被害人H（死者）沒有接聽電話，在發了主題為「對不起…欠你的來生還」的信息後就再沒有傳短訊給他們，而短訊內亦沒有交代是次在澳門欠下賭款一事，做法確實與一般被禁錮人士不斷向親友求助還款的情況大為不同，似乎應該肯定本案不存在本案嫌犯放高利貸和陪伴被害人於賭場內進行賭博並收取貸款利息以及死者生前遭到禁錮以迫使死者還債的事實，難以在原審法院沒有認定任何相關事實的情況下質疑法官按自由審理證據的原則下形成的心證。
然而，本案的特殊之處在於：本案的事實既有受害人（死者，在此暫稱其為受害人）前往賭場途中“被嫌犯搭訕”、兌換泥碼用於賭博、嫌犯陪伴賭博中的受害人周圍、收取賭博中受害人給與的籌碼、輸錢之後與嫌犯一起進入房間，受害人一直沒有出來以及嫌犯中的一人除外買外賣等的平時我們經常在這類案件中的一般情節，也有無法證明受害人所賭注的資金來自嫌犯以及受害人有向家人要求存錢用於還債的情節。
受害人已經死了以及嫌犯沒有到庭並不是不能查清事實真相的藉口，關鍵在於原審法院必須在透過已證實事所顯示的具有非常特殊性的案件中的特殊點，解釋為什麼仍然存在我們所見過的其他這類案件的一般共性，否則其心證將因所得出的結論使人難以接受而陷入審理證據的明顯錯誤之中，至少原審法院必須解釋清楚以下幾點：
第一，F的身份以及與嫌犯或者受害人的關係
根據「已證事實」第六項，被害人所簽署的泥碼收條是源自於戶主F，而非案中任何一名嫌犯，未能證實被害人的賭資是被害人向四名嫌犯借來的。
而卷宗資料顯示，F為內地人士，曾經被判處在賭場為高利貸罪名，並被禁止進入澳門。對此事實，原審法院沒有盡力調查，或者至少交代無法查明此事實的理由。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為什麼受害人會使用其戶口換取泥碼，他與嫌犯有沒有關係，這些都是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必須交代的環節，因為它對查明是否存在嫌犯們實施賭場借貸的行為的事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這個實施沒有得到合適的交代，使得我們一貫形成的一般經驗法則所理解的事實情節被割裂得支離破碎（見下文）。
第二，受害人（死者）是否認識嫌犯？
這個事實也非常重要，如果無法查清楚，法院有義務解釋清楚無法查清的原因和理由，以及因此應該對其他一系列的事實的不同解讀：
如果不認識，為什麼會在沒有借貸的情況下，需要嫌犯一直陪伴左右，甚至陪至房間？
如果認識，為什麼會在受害人一直被嫌犯“陪伴” 至房間連續兩天之後，當發現受害人“自殺”之後，立即逃離現場並返回內地，而沒有報警？
雖然，這個案件有其特殊性，特殊在無法證明存在賭場借貸以及在受害人賭輸所有現金之後遭禁錮以等待家人還錢，但是，卻讓我們在此類案件所形成的一般經驗法則可以說明的事實被肢解：沒有借貸卻有似乎監視的陪伴賭博以及輸錢之後的似乎禁錮的在酒店房間的陪伴？
雖然，我們也不能說原審法院只是沒有證實存在借貸，而並非真的沒有借貸，或者只是沒有證實存在禁錮而並非真的沒有禁錮，但是，這些未證事實卻無法用一般的經驗法則去解釋清楚。
第三，受害人自殺的原因
這個事實的重要在於決定如果存在禁錮，那麼就有禁錮致死的加重情節的考慮。然而，不幸的是由於沒有證實存在禁錮而使得這個事實在一般經驗法則所理解的完整故事情節的事實被無情地肢解了，法院也就順理成章地忽視這個事實的重要性了。
上訴人堅持認為死者不可能輕生，而且受害人自殺現場的酒店房間的遺物佈置方式顯示死者沒有自殺的跡象，並且肯定是因為收到禁錮而陷入絕望才訴諸輕生的。
是否自殺，這已經不是我們需要探討的事實了，現在所分析的一切也只能在存在“自殺”這個前提下進行了。
為什麼自殺，因為輸錢，還是因為禁錮而感到絕望？原審法院在不能證實這個事實之後卻沒有注意解釋清楚我們依照一般生活經驗法則所形成的其他故事情節的合理性。
死者真的沒有因借貸而欠債？
原審法院沒有重視也沒有十分留意死者的寄給其丈夫的近乎“遺書”的電子郵件中的一點：死者寫道：“我欠的債你或許可以隨我的不在而不支付”（第356頁）。
從上訴人以及死者的胞弟在卷宗中留下的聲明可見，死者嗜賭成性，經常來澳門賭博，也曾經輸掉上千萬其公司的資金，也曾因簽下高利貸30萬而被禁錮，後由其胞弟還債後才得到自由。當月11日也剛將自己的汽車做抵押得到17萬現金。
她應該很清楚，在澳門賭場借高利貸者做借貸存在的風險，就是受害人報警，或者自殺，所欠債務就無需返還。如果其他的安排可以理解為一般“遺書”所作的安排後事的話，面對不能證實的賭場借債以及禁錮的事實，我們也就難以解釋上述這點。因為，這裡所指的死者的欠債應該不是一般的債務，不然她就無需在該郵件的第14點專門交代“我欠X的”
所以，這點事實的揭示將揭示是否存在賭場借貸以及輸錢後遭禁錮的事實真相。而原審法院在不能認定這點事實為已證事實的情況下，對應該符合一般經驗法則的故事情節作出合理的解釋，否則，也就因這些符合一般經驗法則的事實情節被不合理的割裂得出一個人們明顯無法接受的結論。
也就是說，死者的自殺的事實無形中成為一個空中樓閣，與任何其他已證事實的故事情節橫插著一條斷裂層，難以自圓其說，這也就是以一般經驗法則無法予以理解的結論。這就成就了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理陷入了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之中的結果。
因此，基於被上訴判決“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由於中級法院無條件對整個訴訟標的進行重審，將卷宗發回原審法院，由沒有介入的法官組成的合議庭重新對整個訴訟標的進行審理，然後作出決定。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宣告被上訴判決及其審判無效，將卷宗發回原審法院，由沒有介入的法官組成的合議庭重新對整個訴訟標的進行審理，然後作出決定。
本程序訴訟費用由嫌犯共同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9年7月25日
蔡武彬
司徒民正
陳廣勝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Vem o presente recurso penal interposto do acórdão proferido em 25/5/2018 que absolveu os 4 arguidos dos crimes de que vinham acusados respectivamente, mormente, do crime de usura para jogo imputados aos 4 arguidos, e o crime de sequestro imputado aos 1º e 2º arguidos.
2. Contrariamente ao decidido pelo acórdão recorrido, entende o recorrente que a prova carreada aos autos e aquela que fôra produzida em julgamento, impõem um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aos 4 arguidos.
I – Relativamente ao crime de usura para jogo
3. Através dos registos da conta fornecidos pela X, apurou-se que o 3º arguido C levantou da conta de apostas Nº ... (registado em nome de F) fichas de jogo e que as entregou à ofendida/falecida para fazer apostas.
4. Durante o tempo em que a ofendida/falecida esteve a jogar, o 4º arguido D fez depósito de dinheiro naquela mesma conta.
5. Uma vez que ambas as pessoas (3º e 4º arguidos) utilizam a mesma conta de apostas, e ambas as pessoas conversaram no interior da Sala VIP, é patentemente conclusivo que ambos os arguidos se conhecem mutuamente e trabalham por conta da pessoa por detrás daquela conta.
6. A investigação apurou – por recurso a prova documental consubstanciada em registos fornecidos pela empresa X e constante dos autos – que o 4º arguido D depositou dinheiro na conta de apostas Nº ... (registado em nome de F).
7. E apurou-se que foi desta conta que o 3º arguido C levantou dinheiro/fichas para a ofendida jogar.
8. Está aí demonstrado o elo de ligação entre os 3º e 4° arguidos e a ofendida, e a conta por onde foram levantados fundos financeiros (em fichas de jogo) para a ofendida jogar.
9. Isto tanto basta para concluir pelo cometimento do crime de usura para jogo e condenar os 3º e 4º arguidos pelo imputado crime de que vinham acusados.
10. Porém, assim no fez nem entendeu o Tribunal “a quo”. Aí, fez erróne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ova documental/visual essas que estão nos autos e que, assim, escapam, nesta parte, à total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r parte do julgador.
11. O que faz inquinar 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sa parte que absolveu os 4 arguidos pelo imputado crime de usura para jogo, n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c)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II – Relativamente ao crime de sequestro
12. Os 1º e 2º arguidos foram ainda absolvidos do crime de sequestro.
13. Para justificar a absolvição, o Tribunal “a quo” construiu a sua tese argumentando, por um lado, que nos contactos familiares antes da morte, a ofendida nunca referiu nem pediu auxílio financeiro familiar para saldar a dívida de jogo; e, por outro lado, o tribunal não consegue apurar qual o tipo de relacionamento existente entre a ofendida e os 1º e 2º arguidos, e o que terá acontecido no interior do quarto 925 do Hotel X.
14. Essas argumentos não procedem.
15. A primeira argumentação é falaciosa. Não se pode esquecer que os movimentos e as comunicações da ofendida estavam sob controlo/supervisão dos arguidos presentes no quarto do hotel. Eles nunca permitiriam que na mensagem se falasse dos crimes em curso claramente.
16. No que diz respeito à argument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não sabe/não tem a certeza/não pode excluir que tipo de relacionamento existe entre os 1º e 2º arguidos e a ofendida e o que terá acontecido no interior do quarto 925 durante aquelas longas horas, tal é manifestamente incompreensível e inválida.
17. O cenário é uno e único: uma forasteira desconhecida contrai perante 4 desconhecidos dinheiro para o jogo no casino. Perde-o todo. Ela é encaminhada para um quarto de hotel. Eles aí permanecem. Durante a estadia no quarto pelo menos 2 arguidos mantinham presença permanente. A ofendida nunca é deixada sozinha. E ela morre depois.
18. O que terá acontecido durante longas horas no interior do quarto?
19. Em cenários semelhantes, já tantas vezes repetidas e julgadas em Tribunais, tais factos consubstanciam fortíssimos indícios de cometimento do crime de sequestro para obtenção de pagamento de dívida de jogo contraída.
20. Mal se compreende nem se concebe a razão de ser da dúvida suscitada pelo Tribunal “a quo”: a de tipo de relacionamento entre a ofendida e os 1º e 2º arguidos. Só pode ser de um tipo de relacionamento: o de relação entre criminosos e ofendida.
21. Se há algum caso em que se compreende a razão de ser e da plausibilidade do comando legal estatuído no artigo 114º do CPPM é este que é colocado à nossa frente nestes autos, o de que a prova é apreciada segundo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22. A experiência resultante das regras da vida societária, a similitude com casos idênticos ou semelhantes, ensina-nos olhar e ler a prova e concluir que entre os 1º e 2º arguidos e a ofendida não há qualquer outro relacionamento obscuro ou emocional, senão e apenas uma relação entre criminoso/ofendida resultante de um empréstimo ilícito para jogo, em que os arguidos estavam a tudo fazer para conseguirem reahaver o dinheiro emprestado.
23. O facto de logo após a morte os 4º arguidos não terem chamado à polícia, e terem atravessado logo a fronteira fugindo de Macua com destino ao interior da RPC.
24. E o facto das mentiras escandalosas do 4º arguidoD(D) quando foi interrogado pela PJ e no MP.
25. Tudo isto faz construir e alicerçar um cenário próprio do cometimento dos crimes de usura para jogo seguido do crime de sequestro para cobrança de dívida.
26. A prova existente nos autos demonstram que os 1º e 2º arguidos cometeram o crime de sequestro de que vinham acusados. Deviam ter sido condenados. Não o foram, não obstante.
27. Absolvendo os 1º e 2º arguidos do crime de sequestro, 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sa parte, está ferido dos vícios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stantes nas alíneas b) e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M.
Nestes termos, nos melhores de Direito, com o sempre mui douto suprimento de V. Excia.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admitido, e a final ser julgado procedente por provado, e em consequência, pela efectiva verificação dos vícios supra apontados:
a) Ser revogado o acórdão recorrido na parte que absolveu os 4 arguidos do crime de usura para jogo, proferindo outro que condene os 4 arguidos pela prática em co-autoria material e sob a forma consumada, cada um, de um crime de usura para jogo;
b) Ser revogado o acórdão recorrido na parte que absolveu os 2 arguidos do crime de sequestro, proferindo outro que condene os 2 arguidos pela prática em co-autoria material e sob a forma consumada, cada um, de um crime de sequestro.
c) Ou, se assim não for entendido, pela existência dos vícios apontados, ser ordenado o reenvio dos autos para novo julgamento, com um Tribunal Colectivo distinto.
2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4月3日在第602/2011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
------------------------------------------------------------
---------------
------------------------------------------------------------
1
TSI-692/2018 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