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 上訴案第782/2019號
上訴人：A（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於2005年4月8日在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3-04-0117-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因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28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殺人罪」，被判處18年徒刑；以及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及第77/99/M號法令第1款b項及第一款e項所規定及處罰的「持有及使用禁用武器罪」，被判處3年徒刑；收罪並罰，合共被判處19年6個月實際徒刑，以及以連帶責任的方式向被害人的合法繼承人支付澳門幣700,000元的損害賠償(見徒刑執行卷宗第4頁至第8頁)。被判刑人不服判決上訴至中級法院，中級法院於2005年7月28日裁定上訴部分勝訴，改判被判刑人觸犯殺人罪的部分刑罰降為17年徒刑，並因此重新將數罪並罰的刑罰定為18年6個月實際徒刑（見徒刑執行卷宗第9頁至第22頁背頁）。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8月10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6年6月10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094-05-2-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19年6月6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對此，上訴人A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
1. 上訴人對原審法院否決給予上訴人假釋之決定表示應有的尊重，但不能予以認同。
2. 上訴人對上指批示表示應有的尊重，但不能予以認同，故提起本上訴。
3. 正如被上訴批示所指，上訴人的情況已符合給予假釋的形式要件，即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
4. 關於實質前提，正如被上訴批示所指出，上訴人在獄中屬信任類，其的行為總評價為“良”，即使經過了約15年4個月的牢獄生活在獄中亦沒有出現違規行為，書面聲明表示已對自己所犯之過錯作出反省以外，其已完成支付訴訟費用及負擔，並經與被害人的家人接納賠償計劃後，上訴人亦一直持續地支付賠償金，有關行為亦已反映出其彌補被害人的決心，這種正面的態度確實值得肯定，可見其人格已經出現了一個非常巨大的轉變。
5. 上訴人由剛入獄時自我封鎖到現在逐漸開放自己，及後接受洗禮加入基督教，現時其態度樂觀正面，亦會以生命帶動生命，分享自身經歷及想法，不斷鼓勵其他囚犯，即使自2016年起已先後三次被駁回其假釋聲請，但上訴人並沒有因而感到氣餒，反之更一直保持著良好的行為。
6. 上訴人於2007年曾報讀小學回歸課程，於2006年起參與工藝雕刻、麵包房的職業培訓、同時由於表現良好獲提升職級圖書館管理初階培訓課程、雜誌編輯訓練班及西式麵點師研習班，並成功考取西式初級及中級麵點師職業資格，學習態度良好積極，其亦自2008年起，每年都協助監獄舉辦春節聯歡會演出及外出義工演出上訴人一直積極地參與的學習活動和培訓，為其日後重返社會打好一個有利的基礎。
7. 上訴人之父母以及哥哥均定期前來監獄探望上訴人，並且獲得他們的寬恕以及支持，更多次身體力行為上訴人撰寫求情信，可見家人之間的關係非常良好，而且雖然上訴人剩下三年的徒刑，然而對於自己未能夠一盡孝道，在現時已日漸年老並且患有膽囊結石的父親及身體日漸退化的母親身邊支持以及陪伴其走過人生艱苦的一段道路感到十分悲哀非常自責。
8. 上訴人一旦獲假釋，亦會與日漸年長的父母一同生活以便對其進行妥善的照顧以報答其不計前事的原諒以及養育之恩，更會任職於X旅遊公司擔任經理助理，讓其一展所長，並透過賺取金錢而盡快向被害人之家屬賠償以彌補其所造成的惡害，這對上訴人重返社會亦有著積極正面的作用。
9. 在上訴人服刑期間，與上訴人最有密切接觸，且最能夠觀察上訴人人格演變的懲教管理局路環監獄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技術員在其為上訴人製作的報告中亦建議給予上訴人假釋機會。
10. 因此，除非有更好的見解，否則上訴人認為在被上訴批示內未有提及已掌握的具體實際情況，並不存在特別預防方面的不穩定因素，亦可預見其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
11. 倘上訴人繼續在監獄中服刑而未能獲得假釋，其亦會未能任職上述旅遊公司而賺取金錢彌補其所造成的惡害，導致需要更長時間方能夠向被害人的家屬賠償，這對於上訴人人格之積極演變及被害人家屬作出之彌補均未必有利。
12. 在一般預防方面，雖然上訴人所觸犯的「殺人罪」及「使用禁用武器罪」惡害相當嚴重以及對社會帶來嚴重的負面衝擊，且犯罪行為導致了無法挽回的嚴重後果，然而根據本澳過去之司法判決，即使觸犯比本案相約姜至更嚴重的犯罪而可獲得假釋的機會，意味著提早釋放亦不會對維護法律秩序以及影響社會安寧造成威脅而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13. 正如上訴人之懺悔書所指出，其曾經接觸被害人之家屬並且獲他們之諒解並接納上訴人提出的賠償計劃，上訴人亦沒有珍惜他們給予之贖罪機會並一直積極在履行承諾當中，可見上訴人已經得到死者家屬的原諒，這反而讓法庭相信假若提早釋放，不會對維護法律秩序和影響社會安寧造成威脅而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14. 尊敬的中級法院在過去之司法見解亦認為在考慮假釋的決定時候，亦不能過分強調一般預防的重要性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同等重要性，更不能走到讓人感到嚴重罪行沒有假釋的可能的印象的極端。否則，我們將徹底否定了假釋的立法精神。
15. 在本案中，可得知上訴人的人格已經得到了非常積極的演變，並可推測其不會再犯罪，再者上訴人已經再者上訴人已經服了長達十五年五個月的徒刑，其已經受到應有的懲罰並且為其行為負上沉重代價，因此現階段提前約三年釋放上訴人並不會向不法分子發出錯誤信息，促使潛在的不法份子以身試法，亦已經抵銷一般預防所作之消極作用。
16. 至此，上訴人之狀況已滿足《刑法典》第56條第1款規定之所有要件，故尊敬的法院依法應給予上訴人假釋。
17. 尊敬的檢察院在上訴人第三次申請假釋時亦建議給予上訴人假釋機會，並表示上訴人在服刑過程中保持良好行為，守法意識已得到增強，顯示刑罰之目的已經達到，具備了重返社會的條件，因此尊敬的檢察院亦認為上訴人已經符合《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並要求之所有要件，當中包括一般預防之要件，因而同意給予上訴人假釋。上訴人認為兩次申請假釋之一般預防前提並沒有任何改變，因此上述意見亦可適用於本次假釋申請當中因而給予上訴人假釋。
18. 《刑法典》第56條第1款規定之要件只要求“期待”、“顯示”，並不是要求證實，在作出是否給予囚犯假釋決定時，法律只要求一種有依據、肯定多於否定之跡象、評估與判斷，這是基於假釋制度的設置是考慮刑事政策之需要，在刑罰執行的需要性與有利囚犯重返社會之間起緩衝、權衡的作用。
19. 另外，假釋制度本身是立法者專為囚犯而設的一種鼓勵性制度，其首要目的是有利囚犯重返社會，次之及其最後目的才是保護社會。因此，法院在作出是否給予囚犯假釋決定時，應從有利囚犯重返社會之角度出發，從寬處理。
20. 上訴人認為根據卷宗所載之資料顯示，上訴人之狀況滿足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規定之所有要件，被上訴之批示以乎超逾了法律規定關於給予上訴人假釋之要求，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之規定。因此，被上訴批示應予廢止。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各位法官 閣下接納本上訴，並裁定所主張之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審法庭於2019年6月6日作出且載於卷宗第377至380頁之否決上訴人假釋申請之批示，並最終裁定給予上訴人假釋。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綜合分析本案所有的資料，考慮到上訴人以往的生活及人格，其犯案性質、犯罪情節的嚴重性、罪過程度、其服刑過程中的演變以及所犯罪行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檢察院認為被上訴法庭作出否認假釋的決定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並不存在上訴書中所指瑕疵。故此，請求判處上訴不成立，維持被上訴的決定。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於2005年4月8日在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3-04-0117-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因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28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殺人罪」，被判處18年徒刑；以及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及第77/99/M號法令第1款b項及第一款e項所規定及處罰的「持有及使用禁用武器罪」，被判處3年徒刑；收罪並罰，合共被判處19年6個月實際徒刑，以及以連帶責任的方式向被害人的合法繼承人支付澳門幣700,000元的損害賠償(見徒刑執行卷宗第4頁至第8頁)。被判刑人不服判決上訴至中級法院，中級法院於2005年7月28日裁定上訴部分勝訴，改判被判刑人觸犯殺人罪的部分刑罰降為17年徒刑，並因此重新將數罪並罰的刑罰定為18年6個月實際徒刑（見徒刑執行卷宗第9頁至第22頁背頁）。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8月10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6年6月10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19年5月2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上訴人A第四次申請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19年6月6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正因為如此，法院在衡量可資決定假釋的條件的事實因素的時候完全取決於法院對這些事實，包括監獄的假釋報告所顯示的事實的解釋，然後得出的對有關囚犯的個人人格的總體評價的結論，這是對事實的解釋的問題，完全是一個法律層面的問題，包括如上訴人所主張的上訴理由“上訴人所服刑期已經達到刑法典56條所規定的給予假釋的時間，即已經滿足可給予假釋的形式方面的要件，被上訴批示中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規定的瑕疵，包括：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所質疑其實也是法院的決定基於審查假釋的條件方面的適用法律的錯誤的問題，跟其所引用的事實瑕疵沒有關係。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上訴人在獄中，於2007年曾報讀小學回歸課程，後來他選擇接受職訓而停學。於2006年開始，曾接受手工藝的職訓學習、麵包房職訓及雕刻的職訓學習至今。經過職業培訓，上訴人成功考取西式初級及中級麵點師職業資格證書。空閒時上訴人喜歡做運動和閱讀書籍，除此外，他還報讀了圖書館管理課程、雜誌編輯訓練班、健康生活講座等。上訴人在獄中沒有違反紀律，其行為總評價為“良”，屬“信任類”。基於此，監獄長對上訴人的提前釋放作出了肯定的意見。
上訴人的表現一直良好，沒有任何違規紀錄，並且上訴人在獄中的行為被評定為“良”。獄方的社工、保安處以及監獄長自第一次假釋程序開啟以來一直都對上訴人的假釋提出肯定的意見。而根據假釋報告提供的資料，可以看到上訴人對所犯罪行為感到後悔，真誠希望重返社會與家人共同生活同時承擔起對家庭的責任，並承諾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上訴人認真參加獄方舉辦的多個學習課程以及職業培訓，表現勤奮，學習態度良好積極，並獲得職業資格證書。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客觀地顯示他有積極的重返社會的強烈意願，為重返社會做出了積極的準備的事實。這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顯示出他在人格方面的演變已向良好的方向發展。
也就是說，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可以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對此原審法院也在這方面得出了有利的結論。
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尤其是對於上訴人這類已經受過近十幾年牢獄之苦的囚犯來說，往往比讓其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利。
我們不否認其犯下的罪行的罪過程度很高，但是，這些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在考慮假釋的決定時候，我們不能過分強調一般預防的重要性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同等重要性，更不能走到讓人感到嚴重罪行沒有假釋的可能的印象的極端。否則，我們將徹底否定了假釋的立法精神。其實更重要的是，上訴人在獄中的表現良好，人格演變有很大的進步，尤其是上訴人自入獄以來從來沒有任何違紀的良好行為的維持和進步，這反而讓我們相信，假若提早釋放，不會對維護法律秩序和影響社會安寧造成威脅而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綜合各種因素，上訴人具備了假釋的條件，應該裁定其上訴理由成立，而撤銷否決假釋的決定，給予假釋。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A的上訴理由成立，撤銷否決假釋的決定，並決定給予假釋。
立即出具釋放令，並告知上訴人，其必須保持良好的行為，在假釋期間不得返回澳門。
作出必要的通報，尤其是安排驅逐出境的程序。
無需決定本案訴訟費用的支付。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3000澳門元，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9年7月30日
蔡武彬
陳廣勝
譚曉華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Inconformado com a decisão do indeferiment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xarado pela Mtm. J.I.C., datado de 06/06/2019, o recluso A vem recorrer para o Tribunal da 2ª. Instância, invocando a violação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se vislumbrar violação da norma ora invocada.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de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Permitimo-nos mencionar desde já a condição da concessão de liberdade condicional interpretada pelo ilustre Tribunal Colectivo do T.S.I., encontrando-se recentemente nos Proc.s nºs 418/2013 e 399/2013, ambos de 11/07/2013;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é de conceder caso a caso, dependendo da análise da personalidade do recluso e d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ortemente indiciador de que o mesmo vai reinserir-se na sociedade e ter uma vida em sintonia com as regras de convivência normal, devendo também constituir matéria de ponderação, 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Em relação de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o Prof.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ensinou-nos assim:
“…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s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ssa medida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º. Reimpressão,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850).
Além do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o Prof. não deixou de afirmar a obrigação de respeitar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positiva, pois pode “… o reingresso do condenado no seu meio perturbar gravemente a paz social e pôr assim em causa as expectativas comunitárias na validade da norma violada. Por outro lado, da aceitação do reingresso pela comunidade jurídica dependerá, justamente, a suportabilidade comunitária da assunção do risco da libertação que, como dissemos, é o critério que deve dar a medida exigida de probabilidade de comportamento futuro sem reincidência.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852).
In casu, formulou um parecer o Sr. Director do Estabelecimento Prisional de prognose social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No entanto, parecer este, não tem a concordância do Tribunal recorrido (cfr. fls. 377 a 380).
A ressocialização do condenado não é o único pressuposto material a ter em consideração para efeitos de aplicação do instituto ora em causa.
Pesem n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e as perspectivas favoráveis de reinserção social, por razões de prevenção geral,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gravidade dos crimes de homicídio, e de detenção e uso arma proibida, cometidos pelo recorrente e a sua personalidade, pesando ainda, a análise de todos os elementos do caso concreto e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concluímos que até ao momento existem razões para crer que 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irá por em causa a confiança da comunidade no sistema jurídica e, consequentemente, provocar impacto social negativo.
Tudo ponderado, é de considerar não estar verificado o requisito previsto n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º 56º, do C.P.M., não devendo conceder-se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Termos em que deve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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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782/2019 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