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132/2019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19年9月19日
主要法律問題：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摘 要
上訴人稱其本人給予被害人價值三十萬元港幣的籌碼的原因，是雙方所建立起的一個“汽車買賣”關係，甚至事後其本人更成為本案受害人向其實施詐騙行為的被害者。
但是，在CR4-14-0130-PCC中所證明的犯罪事實，尤其是本案被害人(該案嫌犯)所使用的詭計，可以清楚發現雙方根本是把汽車視作抵押有關在本案所發生的不法借貸行為的一種擔保，並非如上訴人在上訴狀中所述的“買賣合同”。
因此，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132/2019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19年9月19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8年11月27日，第二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4-18-0257-PCS號卷宗內裁定以直接正犯(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8/96/M號法律(不法賭博)第13條結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為賭博的高利貸罪，被判處一年徒刑，並給予緩刑為期兩年六個月。
另外，第二嫌犯被判處禁止進入賭博場地的附加刑，為期三年，自判決確定日起計。
第二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1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關於：“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中級法院過往的見解是：“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2. 在上訴中，上訴人主要指，就本案之事實，本案“被害人”B在第CR4-14-0130-PCC案中被判處詐騙罪成立，因此，原審法庭不應認定上訴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非法借貸關係。
3. 對此，本院認為，儘管本案“被害人”在第CR4-14-0130-PCC案中被判處詐騙罪成立，也不能當然地否定本案嫌犯(包括上訴人)向“被害人”借出過賭資。
4. 事實上，本案兩名嫌犯(庭審時已依法宣讀彼等之聲明)均不同程度承認有向B借出賭資。
5. 因此，上訴人以另案之判決來否定本案兩名嫌犯曾向B借出賭資的事實的理據不能成立。
6. 然而，我們注意到，原審判決認定查明的事實中包括以下事實：“兩名嫌犯借出港幣叁拾萬元(HK$300,000.00)予B賭博，條件為先扣起港幣叁萬元(HK$30,000. 00)作為利息，每當勝出賭局，須被抽取投注額百分之二十(20%)作利息，......。”(底線由本院所劃)
7. 根據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第1款規定：“凡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財產利益，向人提供用於賭博的款項或任何其他資源者，處相當於高利人貸的刑罰。”
8. 就罪狀而言，非法借貸罪的行為人需“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財產利益”。
9. 具體到本案，上述“條件為先扣起港幣叁萬元(HK$30,000.00)作為利息，每當勝出賭局，須被抽取投注額百分之二十(20%)作利息，”的事實倘獲得證實，本案便足以認定上訴人實施了原判認定的非法借貸罪。
10. 然而，在尊重原判見解的前提下，本院認為，聽審中並無證據證明原判所認定的這一事實。
11. 從聽證記錄及原判內容中可以看到，本案兩名嫌犯及關鍵證人B均未出席審判聽證，聽證中只是依法宣讀了該兩名嫌犯的聲明，關鍵證人B並無作出可在審判聽證時宣讀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原審判決中提及的聽證中出示的各類證據沒有一項提及兩名嫌犯向B借出賭資時，“條件為先扣起港幣叁萬元(HK$30,000.00)作為利息，每當勝出賭局，須被抽取投注額百分之二十(20%)作利息。”
12. 因此，原審判決所認定的兩名嫌犯向B借出賭資的“條件為先扣起港幣叁萬元(HK$30,000. 00)作為利息，每當勝出賭局，須被抽取技注額百分之二十(20%)作利息，”，應視為未獲證實。原審判決視其為獲證實在邏輯上不可接受，從而構成了“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13. 應指出，在嫌犯(出貸人)否認因借貸而獲取不正當利益時，受貸人(B)的聲明便顯的尤為重要。
14. 問題在於，本案受貸人/證人B並未出庭作證，亦未有可供聽證時宣讀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這導致控訴書中提及的兩名嫌犯向B借出賭資的“條件為先扣起港幣叁萬元(HK$30,000.00)作為利息，每當勝出賭局，須被抽取投注額百分之二十(20%)作利息，”這一事實因欠缺證據支持而無從證明。而該事實獲得證實是認定兩名嫌犯非法借貸罪名成立所必不可少的。
15. 基於以上分析，本院雖不完全認同上訴人的理據，但認為，被上訴之判決確實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16. 質言之，本案應對上訴人作開釋處理。
基於維護合法性及客觀原則的要求，茲提請中級法院，判定原判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並開釋上訴人，或將本案發回重審。
請求依法作出公正裁判！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完全不成立，應駁回上訴及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14年1月9日凌晨，一名叫“四眼劉”的男子在X娛樂場遊說B借錢賭博。
2. “四眼劉”召來嫌犯C與B在X娛樂場內商談借款條件。
3. 為達成借款協議，嫌犯C找來嫌犯A並由嫌犯A負責出資。
4. 2014年1月9日早上，嫌犯C、嫌犯A及B達成如下賭博借貸協議：
兩名嫌犯借出港幣叁拾萬元(HK$300,000.00)予B賭博，條件為先扣起港幣叁萬元(HK$30,000.00)作為利息，每當勝出賭局，須被抽取投注額百分之二十(20%)作利息，以及B將停泊在拱北粵海酒店停車場內的一輛啡色寶馬汽車(車牌編號：...，型號：BMW7250LDCMW325i)作為抵押。
5. 嫌犯A向B核實借款條件後，將港幣貳拾柒萬元(HK$270,000.00)籌碼交予被害人。
6. B收取上述籌碼後，藉詞身體不適進入洗手間，並要求前往醫院治療，嫌犯C見狀要求B返還上述籌碼，但B拒絕交還，並隨即逃離上述娛樂場，嫌犯C緊追其後，雙方在娛樂場門外發生爭執，最後警方介入處理。
7. 調查期間，司警人員在嫌犯A身上搜出一部黑色手提電話﹝牌子：SAMSUNG，型號：SCH-W999，機身編號：…﹞(參閱卷宗第37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8. 司警人員在嫌犯C身上搜出一部白色手提電話﹝牌子：SAMSUNG，型號：SCH-I869，機身編號：…﹞(參閱卷宗第54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9. 上述手提電話是兩名嫌犯從事非法借貸活動時所使用通訊工具。
10. 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意圖為自己及他人獲得不法的財產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故意向他人提供籌碼作賭博之用。
11. 兩名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且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同時證實：
12. 兩名嫌犯沒有博彩中介人資格。
13. 除本案外，本案兩名嫌犯未有其他刑事紀錄。
14. 第一嫌犯聲稱具初中三年級教育程度，內地經營棋牌生意，每月收入約人民幣15,000元，需要供養妻子及一名未成年女兒。
15. 第二嫌犯聲稱具小學畢業學歷，每月收入約人民幣10,000元，需供養妻子及未成年兒子。
未獲證明事實：與已證事實不符的事實視為未證事實。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沒有認定其本人只出於希望與被害人締結一個關於汽車的買賣合同，才把在本案被認定為“賭資”的款項交付被害人，並強調雙方之間沒有建立不法借貸的關係。因此，原審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原審法院在事實之判斷作出如下說明：
“在認定事實及形成心證的過程中，本法庭考慮了卷宗內所有合法證據。本法庭對事實之判斷，當中尤其包括以下證據：
1)第一嫌犯在司法警察局及檢察院所作之部份聲明內容(卷宗第43、44及77頁)；
2)第二嫌犯在司法警察局所作之部份聲明內容(卷宗第28、29及78頁)；
3)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X的證言；
4)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X的證言；
5)卷宗第63頁至66頁的文件。
6)卷宗內的錄影光碟。
心證過程：
重要證據列舉如下：
依法宣讀第一嫌犯在司法警察局及檢察院所作之聲明內容，內容概括如下：
第一嫌稱約在半年前於本澳娛樂場內從事扒仔活動，認識了一名同樣在場內從事扒仔活動的男子四眼劉，當時四眼劉向嫌犯聲稱若在娛樂場內找到需要借錢的客人時，可以介紹予第一嫌犯認識，故第一嫌犯便與四眼劉互相交換了聯絡電話。
第一嫌犯表示不確定四眼劉的姓氏是否姓劉，因為其並沒有看過四眼劉的證件，故不能確定四眼劉中的劉字是姓氏還是名字的稱呼。
第一嫌犯另外聲稱約一年前，在本澳娛樂場認識了一名從事兌碼的男子A(第二嫌犯)，當時第二嫌犯向第一嫌犯稱若找到需要借錢的客人可以介紹予第二嫌犯認識，屆時第二嫌犯會給予第一嫌犯報酬，但相關報酬第二嫌犯沒有說明清楚。
第一嫌犯稱，於2014年1月9日01時左右第一嫌犯接獲四眼劉來電，通話中四眼劉向第一嫌犯聲稱找到一名需要借款的女子(被害人)，並相約第一嫌犯到X娛樂場中場角子機區會面，稍後第一嫌犯到達上述角子機與四眼劉及被害人會面，當時被害人向第一嫌犯要求借款叁拾萬港元(HKD 300,000)賭博，但由於第一嫌犯並沒有金錢借予被害人，故第一嫌犯便致電第二嫌犯，通話中第二嫌犯表示有意借款予被害人，且第二嫌犯相約第一嫌犯及被害人於數個小時後在X娛樂場X貴賓會內傾談借款事宜。故第一嫌犯便與四眼劉及被害人先行各自離開。
直至同日早上約06時許，第一嫌犯再次接獲四眼劉來電，通話中四眼劉表示被害人將自行在上述角子機區與第一嫌犯會面，及後掛線。故第一嫌犯便前往上述娛樂場角子機區會合被害人，二人會合後，第一嫌犯便帶被害人到上述娛樂場X貴賓會門外的休息梳化上等候第二嫌犯。約同日07時許，第二嫌犯到達，故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及被害人三人一同上述休息梳化區傾談借款事宜。當時被害人向第二嫌犯要求叁拾萬港元(HKD 300,000)賭博，且被害人向第二嫌犯表示可以將一部停泊於珠海的灰色汽車(車牌：...，牌子為寶馬)給第二嫌犯作借款之抵押，故被害人便向第一嫌犯出示一條上述汽車的車匙、上述汽車之機動車行駛證，以及一本姓名為D的中國護照及入境申報表予嫌犯查看，而第二嫌犯查看後，認為被害人上述汽車價值可達叁拾萬港元(HKD 300,000)，故第二嫌犯先要求被害人簽署一張汽車轉讓合同。被害人同意並簽署後，被害人便將合同、上述汽車的車匙、上述汽車之機動車行車證、一本姓名為D的中國護照及入境申報表交予第二嫌犯保管。
第一嫌犯稱完成上述借貸手續後，第二嫌犯便進入X貴賓會帳房取出叁拾萬港元(HKD 300,000)籌碼並交予被害人後，第二嫌犯向第一嫌犯表示先行離開，故當時只留下第一嫌犯及被害人二人在貴賓會內，不久，被害人向第一嫌犯表示肚痛欲前往洗手間，但當時被害人尚未開始賭博且手持著第二嫌犯所給予的上述叁拾萬港元(HKD 300,000)籌碼，而被害人如廁後，被害人突然往貴賓會門外逃去。第一嫌犯見狀，便立即上前追被害人，當追到娛樂場門外時，第一嫌犯看見害人登上一部救護車，當時被害人只向第一嫌犯聲稱由於身體不適需前往醫院，故第一嫌犯便立即要求被害人交還上述賭廳籌碼，被害人拒絕。第一嫌犯見被害人乘救護車離開，故第一嫌犯使立即致電第二嫌犯回來。不久，第二嫌犯回來會合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向第一嫌犯聲稱經朋友查證後，發現D的上述汽車根本不存在，懷疑被騙，故第二嫌犯及第一嫌犯便找娛樂場保安員報案求助。
第一嫌犯表示自己沒有博彩中介人牌照。
問第一嫌犯借款條件是第二嫌犯安排我替被害人在賭博過程中兌碼以賺取碼佣，但由於被害人尚未開始賭博便逃去，故我仍未開始與被害人兌碼。
第一嫌犯表示，透過被害人所交出的中國護照才知道被害人姓名為D，至於被害人是否真叫D、被害人上述汽車車匙、上述汽車之機動車行駛證、以及一本D的中國護照及入境申報表是否真實，並不知道。
第一嫌犯表示由於被害人尚未開始賭博，故暫未有收取任何報酬。第一嫌犯表示四眼劉介紹被害人D給其本人時，是四眼劉陪同被害人一同前往娛樂場的。
依法宣讀第二嫌犯在司法警察局及檢察院所作聲明：
第二嫌犯在司法警察局的聲明載有以下內容：
第二嫌犯稱，於2013年開始於澳門各娛樂場從事兌碼工作，而第二嫌犯亦於澳門各娛樂場之X貴賓會開設了兌碼戶口，編號…，但第二嫌犯並沒有申請博彩中介人牌照。認識到從事扒仔之第一嫌犯，當時第二嫌犯要求第一嫌犯如在娛樂場找到需要借款之賭客，可轉介予嫌犯，並答應每次介紹賭客後會給予報酬予第一嫌犯，但沒有說明金額。
第二嫌犯稱，於2014年01月09日凌晨約02時，接到第一嫌犯來電表示有一名賭客要求借款賭博，但由於當時已深夜，故便相約各人於約06时在X娛樂場X貴賓會見面。
第二嫌犯稱，於上述時間在貴賓會休息區經第一嫌犯介紹認識一名自稱D(被害人)之女子，當時被害人要求借款叁拾萬港元(HKD 300,000)賭博，並表示可將一輛在中國珠海價值貳拾肆萬元人民幣(RMB 240,000)、牌子寶馬、車牌號碼為...之汽車作為借款抵押，最終雙方同意有關借款條件。
第二嫌犯稱，隨後要求被害人簽署一張由第二嫌犯預先準備之汽車轉讓合同(由第二嫌犯保管)，而被害人亦出示一本持證人為D編號為...之中國護照，並將一條抵押汽車之車匙、一張持證人為D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機動車行駛證及上述護照交予第二嫌犯作為借款抵押。
第二嫌犯稱，其後便到貴賓會賬房並從名下之兌碼戶口提取叁拾萬港元(HKD 300,000)賭廳碼，並將等額之賭廳籌碼交予被害人，共要求第一嫌犯陪伴被害人賭博及在賭博過程中兌碼，及後第二嫌犯便先行離開及欲查證被害人之汽車之真偽。第二嫌犯稱，於09日約09時15分接到第一嫌犯來電，表示被害人在沒有進行任何賭博便帶著上述籌碼離開並已乘坐救護車離開，於是第二嫌犯隨即返回娛樂場與第一嫌犯接觸，經細想後向保安員要求報案。
第二嫌犯稱，第二嫌犯已透過在中國內地之朋友確認得知被害人用作抵押借款之汽車根本並不存在，而第二嫌犯亦只是從被害人出示之中國護照及中國行車證知道被害人之姓名，但第二嫌犯仍未證實有關姓名及證件之真偽。第二嫌犯稱，事件中除接觸了被害人及第一嫌犯外，並沒有接觸過其他人。
隨後，第二嫌犯在檢察院針對司法警察局的聲明作出了如下更正：
第二嫌犯不承認指示第一嫌犯陪伴被害人賭博及進行兌碼。第二嫌犯表示雖然將叁拾萬元交給了被害人，但第二嫌犯堅稱這不是借款抵押，而是被害人將有關車輛賣給第二嫌犯，而第二嫌犯將現金交給被害人賭博，是一種買賣行為。
第二嫌犯表示收了有關被害人之護照、行駛證及車匙，立即返回珠海檢查有關車輛，但發現該車輛並不存在，故立即致電第一嫌犯，告知其立即取回叁拾萬港元，立即回去X娛樂場叫保安報警。第二嫌犯表示拿取被害人之護照、行駛證之目的是檢查合同之真偽，並非為抵押所需。
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X在庭上作證，概括如下：
證人表示其負責扣押(案中手提電話)之工作。
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X在庭上作證，概括如下：
證人負責翻看監控錄像之工作，指看到被看人與兩名嫌犯一同出現於娛樂場，然高姓嫌犯從帳房拿出叁拾萬現金並兌換為籌碼，約二十分鐘後被害人離開，而另一嫌犯跟隨出去並發生爭執，及稱被害人並未進行賭博。又確認第一嫌犯只出現於開始及結尾部份，而在換錢或兌換籌碼之過程並沒參與。
證人確認了卷宗第108頁至第111頁翻閱錄影光碟筆錄由證人所制作且內容正確。
卷宗內的錄影光碟：
所拍攝到的內容與卷宗第108頁至第111頁翻閱錄影光碟筆錄內容相符。
分析過程如下：
本案第一嫌犯承認作出本案所的指博彩高利貸犯罪行為，第一嫌犯表示其經四眼劉介紹下認識B，及後找來第二嫌犯負責出資並一同達成案中所指的借貸協議。並表示B以案中所指的汽車作為借貸的抵押。又講述了B在沒有賭博的情況下，便拿着由第二嫌犯所給予的賭資離場的經過。
第二嫌犯不承認犯案。第二嫌犯表示雖然將叁拾萬元交給了被害人，但第二嫌犯堅稱這不是借款，而是被害人將有關車輛賣給第二嫌犯的價金，而第二嫌犯將現金交給被害人賭博，是一種買賣行為。第二嫌犯表示收了有關被害人之護照、行駛證及車匙，立即返回珠海檢查有關車輛，但發現該車輛並不存在，故立即致電第一嫌犯，告知其立即取回叁拾萬港元，立即回去X娛樂場叫保安報警。第二嫌犯表示拿取被害人之護照、行駛證之目的是檢查合同之真偽，並非為抵押所需。
根據卷宗第63頁至66頁的文件，可以知道第二嫌犯在案發日曾在貴賓會的帳戶內提取了港幣300,000元正。而卷宗內的錄影光碟所拍攝到的影像與第一嫌犯所講述的事實版本基本相符，包括第二嫌犯提取款項予B，以及B離開賭場的過程。結合兩名嫌犯的陳述，基本上可以確定第二嫌犯曾將案中所指的款項交予B。
本案需分析的是，第二嫌犯與B是否僅存在一汽車買賣關係?
需要指出，第二嫌犯的解釋是沒有合理性可言的。首先，按照經驗法則，可以知道，車輛買賣一般不會在賭場內進行的。第二，根據兩名嫌犯的陳述，案中汽車位於內地，在本澳賭場達成一輛位於珠海的汽車的交易十分反常。第三，第二嫌犯自己亦承認，其在將款項交予B後便到珠海檢查汽車，發現汽車並不存在。要指出，正常的汽車買賣，當事人不可能在沒有確認車輛的存在下，或見過相關汽車的情況下便達成交易，故此，嫌犯所講的其與B達成一汽車買賣交易這一說法並沒有任何合理性可言。
因此，法庭採納第一嫌犯所陳述的事實版本，認定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作出了本案所指的博彩高利貸行為。而案發的經過，法庭採納第一嫌犯所陳述的版本，因此，最終認定的案發經過與控訴書所描述的案發經過有少許差異。
綜上所述分析，根據第一嫌犯陳述、證人證言、案中書證、錄像光碟等證，再結合經驗法則，本庭認定所控訴的事實獲得證實。除此以外，根據卷宗內的刑事記錄證明，亦認定兩名嫌犯過去的犯罪記錄。”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在審判聽證中宣讀了兩名嫌犯的聲明，聽取了相關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上訴人稱其本人給予被害人價值三十萬元港幣的籌碼的原因，是雙方所建立起的一個“汽車買賣”關係，甚至事後其本人更成為本案受害人向其實施詐騙行為的被害者。
但是，在CR4-14-0130-PCC中所證明的犯罪事實，尤其是本案被害人(該案嫌犯)所使用的詭計，可以清楚發現雙方根本是把汽車視作抵押有關在本案所發生的不法借貸行為的一種擔保，並非如上訴人在上訴狀中所述的“買賣合同”。
因此，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4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19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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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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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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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Vem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a sentença supra referida que condenou o arguido, ora recorrente, A, na pena de 1 ano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or 2 anos e 6 meses, pela prática como autor do crime de usura para jogo, p. e p. pelo art.º 13 da Lei n.º 8/961M; e na pena acessória de inibição de entrada em casino por 3 anos.
2. Não se conforma o arguido recorrente com 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porquanto, com o devido respeito, a decisão padece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uma vez que não considerou factos objectivamente dados como assentes e constantes dos autos - a condenação da “ofendida” pelo crime de burla e a obrigatoriedade de pagar ao arguido, então ofendido, a quantia de MOP$309,000.00, bem como fundamenou a decisão noutros factos que, também com o devido respeito, são parcos no que foi considerado como a existência do crime por que o arguido foi condenado.
3.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ão estiveram presentes, nem a “ofendida” nem os arguidos.
Apenas depuseram dois elementos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um, apreendeu os telemóveis dos arguidos; o outro, visionou as gravações video feitas no sistema CCTV do interior do Casino.
O arguido recorrente sempre negou os factos por que vinha acusado, tendo referido que se limitou a comprar um veículo à "ofendida", pelo valor de HKD$300,000.00.
4. A questão em apreço é simples: o arguido recorrente pretendia comprar um veículo; ou o arguido recorrente apenas pretendia garantir um empréstimo para jogo à “ofendida”, através de um contrato de compra e venda de um veículo.
5. O veículo que a “ofendida” - sob documento de viagem e licença de circulação falsos – “vendeu” ao arguido era inexistente.
Daí a condenação da “ofendida” pelos crimes de “burla qualificada” 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e especial valor” por que esta veio a ser condenada, por decisão já transitada, do T.S.I. (Proc n.° 549/2014, de 16.10.2014), que consta dos autos.
6. O Tribunal a quo, pura e simplesmente, ignorou esta condenação, ou melhor, não a valorou devidamente.
Na verdade, se se tratasse de uma “garantia” encapotada por uma “compra e venda”, então, tratar-se-ia de um empréstimo ilícito cuja consequência é a perda do dinheiro mutuado a favor da RAEM (art.° 18° da Lei n.º 8/96/M).
7. Por outro lado, entendeu o Tribunal a quo que não é comum proceder-se à compra e venda de veículos, nos Casinos de Macau, muito menos, um veículo licenciado em Zhuhai ; e que, normalmente, só se paga o preço do veículo, depois de se verificar o mesmo.
Tudo bem.
Isso é o que normalmente ocorre.
Mas também é verdade que o arguido “adquiriu” um veículo, efectuando uma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por meio de engano provocado pela “ofendida”.
E que, eventualmente motivado por aquilo que consideraria uma bom negócio, pagou o preço do veículo antecipadamente.
E dos autos consta o respectivo contrato que formalizou aquela venda.
8. Não interessa, com o devido respeito, se o preço foi pago dentro ou fora dos Casinos, para jogo ou para qualquer outro fim,
A “ofendida” (ou qualquer outra pessoa), pode dispôr de um bem (que alegadamente lhe pertence) dentro de um Casino, destinando o preço que acabou de receber ao jogo,
Tal não constitui crime algum.
9. Finalmente, um facto que não deveria ter passado despercebido ao Tribunal a quo.
O arguido recorrente levantou “dinheiro vivo” - HKD$300,000.00 - de uma conta sua no Casino.
Tal foi visionado através do sistema de CCTV e confirmado em audiência por uma das testemunhas.
Só depois é que trocou este valor por fichas.
10. Contudo, se, como se diz na sentença recorrida, apenas deu à ofendida a quantia, em fichas de HKD$270,000.00 - cobrando à cabeça 20% de - juros - então, por um lado, não teria de levantar numerário em quantia superior; e, por outro lado, teria procedido imediatamente ao levantamento daquele valor em fichas.
11. Ao que acresce o facto de não existir uma única gravação video do sistema CCTV, documentando o momento em que, alegadamente, o 1º ou o 2º arguido cobraram, em jogo, a quantia de 20% de todas as apostas ganhas pela “ofendida”.
12. O que se provou, isso sim, é que o arguido dispôs da uma quantia sua, para adquirir um veículo automóvel que pensava existir; que foi enganado pela “ofendida” neste negócio; e que, por via do mesmo, a ofendida foi condenada pelos crimes que então lhe foram imputados.
Tudo o mais, com o devido respeito, não se provou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pelo que o arguido deveria ter sido absolvido do crime por que vem acusado.
E nem se diga que, com tal afirmação, se atenta contra o princípio da livr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Termos em que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Assim de fazendo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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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019 p.17/17